日本人怎麼看目標

㈠ 日本人的野心有多大

日本人受困於國內自然環境的惡劣（太平洋中的小島，常年遭遇地震台風等自然災害，資源缺乏，難以發展），同時因為國土狹窄容易遭遇軍事打擊的滅頂之災，所以日本人一直以來都有很濃的危機感，這份危機感直接造成他們對於東亞具有強烈征服慾望，這和日本人的生存慾望息息相關。所以這一百多年來，日本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前後發起了中日甲午戰爭，抗日戰爭等，不但是中國，日本還和俄羅斯打過，不過重點目標是侵佔中國獲取資源和生存環境。與其說日本人的野心，倒不如這是日本人強烈的求生慾望

㈡ 請了解一些日本的朋友 介紹下日本人基本的人生觀，價值觀。

這個問題實在太難了，可能沒幾個日本人能回答清楚這種命題吧。
首先現代日本人沒太興趣外邊的世界，結果往往沒知覺到日本人的特徵。這種情況應起了日本人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觀多麼的和其他人們不一樣。
但是從外邊來看的話,能看到一個關鍵詞"世間（seken）"這詞如果翻譯的話社會吧。
日本人特別的怕"世間（seken）"重視"世間（seken）"好多人的人生目標是不給"世間"添麻煩。
也有人犯罪的理由是想給"世間"吃驚。
有的公司總裁倒閉了自己的公司後說『對"世間"騷擾不好意思』之類的話。
你可能還不好明白"世間"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但也沒關系，這種命題不是想知道就能知道的。只要你去日本後、注意對日本人的"世間"是什麼東西就行

㈢ 日本經濟擴張精神和發展目標是什麼

本文摘自《日本學刊》2000年第1期，作者：胡令遠
系復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原題：《戰後日本經濟發展與其精神指歸》

日本在二戰中敗北之時，它所面對的是瘡痍滿目的餓殍焦土和虛脫般的精神家園。在新舊世紀之交的今天，回首日本民族悲劇高潮的那一幕，仍不乏作為中國人的諸多感慨。其中，從積極的一面來看，那時的日本，不也正處於中國古老哲學所謂「否極泰來」的轉機之中么！造化的玄機，有時就是這么微妙。

如所周知，戰後以來，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比日本更專念於經濟的發展，且取得了令世人驚嘆的成就。與此相對應，日本人的精神年齡——麥克阿瑟曾揶揄為政治成熟度尚屬幼稚期的12歲——這當然是以西方精神年輪為參照和尺度的——又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呢？從戰後日本人的精神史可知，他們是一直致力於此一方面的建設的。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在兩方面同時陷入困境：經濟的低迷、精神的迷惘，似揮之不去的陰影，給20世紀的日本劃上了沉重的句號的同時，還加上大大的問號和驚嘆號。而新世紀的到來，能否成為日本再次走上「否極泰來」新輪回的轉機，人們有理由寄予熱切的關注。作為這種判斷基礎之一的，恰恰正是因為呈峰谷狀變化的日本更凸顯了其戰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利弊得失，而人們得以更透徹地了解它。

作為發達的工業國家之一，日本在政治、經濟上的西方意義已為人們所認定。所以，陷於困境中的日本的教訓，西方國家是沒有理由不引以為警戒的。而日本的近鄰國家，則由於日本在經濟上的崛起，使本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水平窘相立現。又由地緣和文化關系的因素，這些國家的政府承受了更大的對比壓力。而一般國民則對經濟快速發展的要求和對富裕生活的嚮往也因日本的刺激而增強。不可否認，日本經濟發展的成果和道路，雖多少強弱不同，但確實是對周邊國家、地區是起到了某種例示和目標作用的，有的國家至今還在日本所走過的道路上前行。因此，要避開日本的失誤之處，研究日本的教訓也成為必然的要求。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後，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將更加細密、連帶感將進一步增強。考慮到人類面臨的諸多問題早已在日本的經驗教訓中露出端倪，重新認識、評判日本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本文所擇完的題目，或非一篇論文的容量所能涵括。這里，只是從分析肌體中採取幾枚切片，聊為散論。能否有一得之見，還待方家法眼。

日本留給20世紀的重要遺產是一份沉重的思考。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在20世紀，日本改變了哥倫布以來長達500年之久的世界秩序——當然這主要是從政治地理的角度。日本人曾常常引以為榮的是自己的國家是最早、且惟一真正實現了現代化的東方國家。因之，有關日本的特殊性的認識、日本是一個特殊國家的認識，在多種意義上不斷地被強調。這種所謂的「特殊性」，除了地理、民族構成等要素外，精神層面的東西則構成其核心部分。在不斷地人為操作過程中所形成的日本之精神領域的諸如神國、天皇觀念等，無論在日本社會的發展變化中產生過重要作用——無論它給日本帶來的是民族、國家的無限榮光，還是奇恥大辱。如一般常識所告訴我們的，每一個民族、國家，無論或隱或顯、或大或小，皆是一個獨特存在，即皆有自己的特殊性。而日本因較多的成功，其所謂特殊性才在內外被特別強調罷了。而與這種特殊性相關聯的精神領域的東西外化後，集中構成所謂的「日本模式」、「日本文明」之核心和基底的部分。這包括除了一般東方國家所具有的集體主義、權威主義等外，日本還另蒙有一層神秘主義的面紗。

西方文明是一種特殊文明，而非普遍文明或普世文明，這已為包括西方的學者們所指出。①近代日本的政治精英和精神先驅們經過遍歷歐美的考察，得出了「西方船堅炮利的技術文明不過是西方精神文明的物質表現罷了」的結論。西方的基本價值觀、價值體系及在此基礎形成的社會意識、政治制度、經濟倫理等，才是西方物質文明產生和不斷發展的源泉。而西方的財富和支配世界的權力等，都與此密切相關。當日本決意學習西方、在歷經成功和失敗，終於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經濟成功的頂峰之時，不少日本學者將此成功的根本原因歸之於日本文化，尤其是所謂日本的「特殊性」。對此，即便不少人發出「誠哉斯言」的贊同聲，但同時對此心存疑惑和遺憾者也不乏其人。西方在顯示了強大的物質文明的同時，其精神文明的表達不僅是清晰的，也給幾個世紀特別是18、19世紀的東方和世界帶來廣泛影響。日本除了向世人顯示了其經濟上的驚人發展能量、在物質文明的創造上絲毫不遜色於西方外，在精神層面上向世界又展現了什麼呢？

為了探索日本經濟巨大成功背後的精神因素，有關「日本模式」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也曾成為一時的顯學。雖未有、也不可能有什麼一致的結論，但大家在日本經濟的成功與其文化有本質的聯系這一點上的認識是沒有多少分歧的。問題是：「日本模式」的世界意義如何？即便在日本經濟最出風頭的時代，此一問題的答案仍是曖昧的。

人們所熟知的、由日本政府的腦庫——日本綜合開發研究機構（NI-RA）自1985年始歷時3年、由200多名學者合作完成的大型研究報告《90年代日本的課題》，是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日本一些主要研究機關的部分學者對於90年代的世界形勢，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的發展前景的看法」。②該報告無論是在擔綱契領的「序論」中，還是在其他相關的章節中，關於世界經濟的發展前景及日本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者的意見是統一，即：在20世紀90年代，存在著兩種引發世界恐慌的可能性——其原因源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和美國債務國化這樣兩個危機。美國已經衰退，而世界經濟的主導權必然歸於日本。對此，「序論」中明確記有：「首先，第一個課題是日本經濟在國際社會中如何掌舵」。而報告第五章——「國際社會中的日本經濟」，是由著名的「野村綜合研究所」的中堅分子完成的。其中論述道：「當今，世界經濟在戰後以來的長期波動中，面臨著危機的局面。面對這一危機挺身而出、靠一國的力量就可以扭轉乾坤的超級大國，現在是不存在的。從規模上看，美國仍然算是世界的超級大國，但其實力已經下降，畢竟其經濟本身也自身難保。在這種狀況下，為避免世界經濟危機，一個國家的力量是不夠的，發達國家必須共同努力謀求改善事態。在這種形勢下，發達國家中最擁有解決問題的餘力的是日本。……日本此刻所處的立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代替英國成為世界最大資本輸出國及債權大國的美國很有共同點。當時美國處在必須取代英國領導世界經濟的立場，而美國沒有那麼做，結果導致3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現在，為拯救世界經濟危機而必須掌握領導權的日本不可重蹈覆轍」。③取美國而代之，在20世紀90年代擔負起避免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責任並主導世界經濟的發展，是日本的歷史使命——這在當時是日本人的普遍看法並使他們引以為驕傲。與此相印證，在由著名學者、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館長梅棹忠夫擔綱的該報告第一章的「日本的任務」一節中，記有如下的觀點：「人們認為日本是當今世界第一富國，日元日益抬高自己的聲譽，日本處在財富勢所必然地滾滾而來的狀態，彷彿是處在英國和美國曾經所處的那一位置上。這種現象在每一國家的悠久歷史中，是絕無僅有的機會。今天日本幸遇這一機會，日本未來的命運將取決於如何利用這一機會。」④
於此，並非要刻意去驗證史實與預言的相契與否，而事實也已告訴了人們結論如何。令人感慨的是日本人津津樂道於「財富勢所必然地滾滾而來」，以世界第一富國睥睨當世，至於精神、文化層面建設的東西，除了在論述國際化的相關章節中有所觸及外，並不見其有多少關注，雖然這是一部「政策研究」性質的東西。西方給人們留下了憑借經濟優勢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的強烈印象，而日本在經濟之外的精神領域的表達與發散，則始終是曖昧的、無所作為的。這也或者可以說是與塞繆爾·亨廷頓所指出的日本文化中「沒有包含一種可以輸出到其他社會、並因此與其他社會的人民建立文化聯系的潛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或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有關。⑤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這是日本的一種宿命。但精神領域的東西也是在發展變化著的，所以這並不意味著日本前述狀態的正常性，而其也就難免「經濟動物」之譏諷。而且，這也並非僅具精神象徵的意義，它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實踐皆有著至關重要的現實意義。

20世紀的最後10年，並沒有像《90年代的課題》所預測的那樣賜給日本一個不可多得的良機。而「彼可取而代也」的對象——原不被處於沾沾自喜、躊躇滿志乃至亢奮虛幻狀態中的日本人看好的美國經濟卻在這一時期走出低谷，呈現出強勁的發展態勢。而此時的日本則在碩大的七彩泡沫嘭然鼓裂之後，發現自己陷入經濟持續低迷的狀態中而不易自拔。且不要說挺身而出擔當拯救預想可能出現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最主要角色了，即使在未嘗預料到的、與日本密切相關的地區性——亞洲危機中，日本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人們將此風暴廣泛解釋為「日本模式」的失敗，並表示將與其訣別。

如前已雲，日本不惟經濟陷於泥淖難以自拔，政治、社會、精神諸領域也處於混亂迷惘狀態。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不言而喻是多方面的。其中，日本的經濟發展的精神指歸的嚴重扭曲也不能不說是致命的一環。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精神指歸的嚴重扭曲，在其國內主要表現在：即經濟增長至上主義造成的對不可重置的自然和普通勞動者的過度剝奪，使經濟增長在倫理上、實踐上部分地失去了其應有的意義，並且帶來政治上的腐敗、社會道德的淪喪，以至與此深有關聯的泡沫經濟的形成及其破滅，從而將日本帶進90年代的困境之中。

澳大利亞歷史學者加文·麥考馬克教授指出，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日本高速增長以來，日本列島的開發速度用英語來形容的話，即使不是breakneck（折斷脖子般的驚險），也是breathtading（喘不過氣似的驚心）。結果是，經過30年的發展，出現了一種令人暈眩或酩酊的狀況。人們很難去考慮和反省為什麼要如此發展，以及這種發展會走到什麼地步的問題。他進一步指出：「60年代的社會中，人們一致認為勞動、儲蓄、投資、開發和增長是為了實現體面、幸福、充實、有創造性的生活的手段。90年代問題的微妙之處，是增長和開發已不是達到目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了。」⑥特別是盡管90年代前半期受到經濟不景氣的打擊，但改造都市的龐大計劃仍繼續堆積在大型建設公司的制圖台上，且准備加以實施。結果首先加深了人與自然的矛盾，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僅以大阪灣為例，在至90年代為止的40年中，共填海造地5600公頃，其中包括佔有全海灣1.8的生態上極其珍貴的淺海域。如今，3.4的淺海域已消失。海灣東西兩端只剩2%尚未被用於填海造地，因而還略帶自然狀態。而東京，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自然的海岸線了。曾經是海洋和水棲生物寶庫的東京灣，現在有瀕於滅絕的危機，其水域可能會成為處理工業文明的廢棄物的巨大水下垃圾箱。由於無休止的開發和人口激增，東京形成了所謂熱島現象。加上汽車、空調散發的熱氣，鋼筋水泥所保持的熱氣以及二氧化氮所造成的溫室效應等綜合影響，東京的氣溫以超過世界平均水平10倍的速度在升高。8月的熱帶夜（夜間溫度不低於25℃的現象），在20年代平均為2.6天，80年代則增至13.6天。東京中心地區的氣溫比工業現代化以前平均上升了約4度，造成了強烈的熱氣公害。這僅僅是東京、大阪兩地的情形。田中角榮曾提出「列島改造論」，松下幸之助也曾提出削去日本部分山丘，建造一個相當於四國面積的第五大島，果如此，日本環境的破壞將達到何種程度：幾十年來這樣做的結果，固然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果，但也使人力和財力瀕臨枯竭。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都留重人不只一次談到瀨戶內海的開發及、其產業狀況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他指出：「在那裡，為了發展工業，填海造地持續了10年甚至10年以上……。這個內海的沿岸還有被日本的三個主要島嶼所包圍，通過三個海峽與太平洋及東海相聯結的2.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那裡集中了日本煉鋼能力的53%、煉油能力的40%、石油化學能力的35%、煉銅能力的63%以及煉鋁能力的76%……這個地區的工業能力比英國同類工業能力的總和還要大。其500公里以上的海岸線現在都變成了混凝土的人工牆壁。」⑦昔日「不僅是在日本，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秀麗無比的風景勝地，同時也是國民的重要漁業資源寶庫」的瀨戶內海，其「赤潮」出現的頻度依次為：1950年4次，1970年79次，1974年則達到298次。含氮濃度由1953年的100萬分之1.5提高到1972年的100萬分之3.6，同一時期的含磷酸濃度由100萬分之0.33提高到100萬分之0.54。平均透明度則由9.3米降至6.3米。都留教授憤慨地指出，這種情況，「是幾乎不顧保護環境的舒適而盲目追求高速增長的一種動物性精神的典型做法」，也可以說是一種道德精神的墮落。

由此聯想到曾在中國一度興起的開發熱中出現的對山林礦產狂伐亂采、竭澤而漁的情形。近年頻發的大水災已向我們敲響了破壞環境必然造成惡果的警鍾。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加溫，地方首腦為了政績而不顧實際的急功近利思想有可能造成對環境的不必要的人為破壞，貽害後人。日本的教訓，我們是應該牢牢記取的。或者有人說，中國文化中有「天人合一」，即講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的傳統。但現實地看，這恐怕難與毛澤東所倡導的戰天斗地、其樂無窮、人定勝天的思想影響相比肩，更何況有現實利益的強烈驅動呢。

對於作為表示經濟增長幅度的標志之一的「GNP」，都留先生則認為它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國家都可以用來作為表示「國民總污染」（grossnationalpollution）的代名詞，並指出：「不容置疑，20年的極高增長率，是以犧牲各種各樣不能交易的舒適環境為代價的，並且是使廣大民眾承受非貨幣損失的原因。盡管其他國家經常把優美的環境作為只有當收入達到相當高水平後才可以享受到的一種奢侈品，然而在日本，環境污染地區的特點總是由這些地區的窮人承受其惡果。」⑧由一味片面追求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的道德精神之本質，在這里得到了清晰的表達。

與GNP和環境破壞、污染相關聯，都留先生關於GNP指數中福利內涵的思考也是卓有見地和富於啟發性的。他認為，在通常概念中，是把GNP的增長等同於經濟福利的增長的。但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的日本經濟以罕見的高速度增長的20年中，這個概念受到了極大的懷疑。這是因為事實告訴人們，GNP的快速增長帶來了諸多的負效應。其中，由環境的破壞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後果即為其突出例子。並且，這些後果總是使得社會中最脆弱的一環受害最深。GNP的計算方法只是充分考慮建設的一面而忽視被犧牲一面的不良後果的，而當糾正措施出現在市場上時，也會以正值計入。福利內容在本質上是具體的，當所有的商品和勞務匯總到GNP或國民收入中時，都只有單一的內涵，即其市場價值，從而所得出的這種數量上的記錄並不一定能與具體的福利內容相聯系。GNP的福利內涵還與社會財富的耗竭有關，生產過程中的某些資源是無法重置的，如地球的礦藏就是如此。竭澤而漁對於GNP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為人們提供的是一個「犧牲花園擴大廚房」的例證。
當有關環境公害的訴訟日多、環境保護的呼聲日高、環境問題日漸在全球范圍內已不是什麼計算費用和利益問題、而是作為人權的一部分被重視時，日本一方面加強了環保的力度，並允諾為全球的環境做出貢獻。與此同時，卻為了保護本國的環境而從他國大量進口木材作為工業材料，由此所表現出來的道德精神不免引起人們的質疑，將其視為長期以來施行的國內政策的國際延伸亦無什麼不妥。

都留教授似也贊成對「第三世界的國家來說，以GNP衡量的經濟增長，也許是意味著經濟福利的進步」。⑨但我國在追求GNP增長速度時，還是應充分考慮其「福利內涵」的。近年我國政府所強調的可持續發展，即其內容之一。日本的前車之鑒，堪可記取。

對於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其經濟、精神之所以陷入困境的原因，芝加哥大學教授諾馬爾·菲爾德認為，這並非源於昔日所謂引導日本走向成功而今走向反面的「日本特殊性」，而是來自其具體的政策決定過程和全球規模的壓力。⑩譬如，日本那些嚴重破壞環境的削山填海的巨大工程及其他公共事業為什麼會得以無休止地進行呢？即使已在90年代經濟低迷的泥潭中掙扎之時。其中的奧妙，就在於這種大規模的自然改造同蔓延於日本的政治腐敗之間的結構性關聯上。這即是加文教授在其所著《虛幻的樂園》中稱之為「土木建築國家的病理」中的關鍵性的一個病灶。

他指出：「戰後的日本，……利用建設公共事業謀求私利的大型貪污體系已形成……這個體系的本質是權力再生產和利益分配，建築只不過是附屬行為而已。」？他進一步揭示了這一體系的具體運作方式，即「政府建設省向建築公司提供建設工程的機會，這些建築公司經常得到業務來源，無參加競爭的必要。建設項目的預算中被大攙水分，即使抽走3%以上繳政府的繳納金後，仍留下充足的利潤。……政府建設者的官員退休後，便坐上建築公司准備好的待遇優厚的名譽位置。如政府官員想參加競選，建築公司便出錢支援。這樣，建築業、政府官僚、政治家三者利益分享的魔環形成了。」由始於70年代、至90年代這一結構性共謀體系被曝光，人們從而得知20億至30億日元的契約金額的1%和超過100億日元的契約金額的0.5%被作為禮物送給政治家。而從公共事業的預算規模看，每年有超過3000億日元的資金從公共事業上流入政治組織或政治家個人的腰包。這樣一個政界、官僚、財界相結合的共謀之環帶來了多方面的嚴重後果。它不僅是泡沫經濟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最令人注目的是直接造成了90年代初的日本的政治危機。人們由此加深了對政治的不信任乃至憎惡，給政府形象、公共道德都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某種社會危機，如奧姆真理教的活躍也不能說與此沒有關聯。公共事業是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領域，它卻是長期沿著這樣一個魔環在運轉。而在利益驅使的互動中，經濟的「增長」和魔環的轉速都在不斷加快。本應是與公眾切身利益有直接關系的公共事業，竟成為某些人大肆分食鯨吞公眾血汗的骯臟交易的淵藪。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伊東光晴也指出：「綜觀戰後政治，其腐敗在於土木建築業界和政治家的關系之中。如果不能改變這種關系，日本政治是不可能改革的。」？日本的資源狀況使其將貿易立國作為國策，而迫於貿易摩擦加劇的壓力，作為擴大內需的施策，或作為蕭條對策的擴大公共投資，所謂「列島改造論」、「綜合開發論」，一浪高過一浪，達到了為追求增長而增長的狂迷程度，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另外，日本出於維持增長的需要，對效率和生產率的追求已達到近乎病態的地步，這就把普通勞動者逼入成為俎上之肉的窘境。他們成了公司的終生奴隸——盡管當時他們並不是這樣意識著的。「過勞死」可以說是對公司的忠誠心超過了生理極限的一種發人深思的現象。而「工蜂」、「兔子窩」等詞彙所象徵的工作狀況及生活基本條件並未隨經濟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改變。戰後以勤奮、好儲蓄、無條件服從和幾乎是禁慾式的一代公司職員——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日本的經濟奇跡是由他們創造的，而他們所付出的與得到的，其比例又是怎樣的呢？經濟效率至主義上的精神指歸，恰恰是本末倒置的東西。自然，普通勞動者成了這種超越現實需要的經濟增長主義的奴隸和犧牲品。加文·麥考馬克指出，日本是世界上少有的經濟至上主義主宰一切的國家，而像日本那樣深感富裕之虛幻的國家也極少。當現代化的玫瑰色的夢實現時，人們對現代化的信奉反而減弱了。其原因之一，是因為日本經濟增長模式的中心要素之一，是忽視社會和個人的目標，一味追求企業的目標，把擴大市場佔有率作為最有價值的工作，浪費物資，將人的生活極端程式化。諾爾馬·菲爾德也指出：「戰後日本是為經濟增長而增長的典型社會。即使不是故意的，這樣的社會必然導致無視國民的福利，而且根本地阻礙了認真理解和討論生活條件的可能性。」他還進一步指出：「當一個國家的國民長期極度地忙於生產時，並且當娛樂被狂亂地追求時，怎能期待這個社會會採取應有的措施來賠償日本在戰爭中製造出的外國受害者，如從軍慰安婦和被強制勞動的礦山工人呢？」

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經濟增長的努力的精神指歸，無疑應該是為了建設一個富裕、合理和充滿人性的社會。而離開人們真正需求的資本擴大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病因。針對日本經濟增長中所出現的與此種精神指歸相乖離的情況，不少學者認為，今後，日本經濟較理想的發展狀況是將增長保持在零增長的水平。——都留教授特別提起許多日本人久已忘懷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名言：「沒有必要指出，資本與生產的靜止狀態並不意味著人類進步也處於靜止狀態。各種精神文化、道德和社會進步仍可以和以前那樣大有發展餘地，當人們不再被只求生存下去的思想所主宰時，提高藝術生活（極大可能會得到提高）也就大有可為。」？而日本人更應注重與自然的和諧，把勞動人性化、生活藝術化和餘暇享受化三要素綜合起來，將日本的能源轉向有利於自我創造和社會生活之上，從而使脫離經濟增長的社會制度獲得智慧和成熟。「每個人都富有的那一天或許並不那麼遙遠。——到那時候，我們就能去掉那些困擾了我們兩百年之久的偽道德原則，根據這些原則，我們曾將一些最討厭的人類品質稱頌為最高的價值標准。——到那時我們將能再一次珍視目的甚於手段，珍視美善甚於實用。」？——這也許就是我們對21世紀的期待。
自己從中間總結吧，我估計你是在做論文，你的題目太大了，做論文要小而有針對性，你的這個題目連中國經濟研究所的所有智囊都回答不了，呵呵，望採納，請給滿意答案。謝謝！！！

㈣ 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老實說

我覺得日本人會不以為然....

因為首先我就是個中國人，我對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真的不覺得驚訝，這只是一個小小的進步

中國人口是日本的十多倍，GDP總量現在才超過日本，而人均GDP是日本的1/10，這就是差距

中國面對日本這個對手仍然需要努力啊...

㈤ 日本的野心有多大呢

日本人一直不甘心蝸居東瀛諸島，他們的野心很大，大到欲征服全世界。這一點早在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所呈的《田中奏摺》中就有明確表述。田中義一認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而要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朝鮮。

所以，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主要國家，有義務有責任繼續對日本施加強有力的限制，嚴防日本右翼勢力做大做強。這既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也是為自身安全負責。

㈥ 日本人的人生終極目標

哎。。。行了吧。就算氣憤在心裡念叨念叨就可以了。
何必呢？ 你覺得日本人能來你的帖子轉一圈 仔細看完你的問題 然後給你做個誠懇的回答么？
你在罵人家的同時 人家也在罵你。

㈦ 今天一個日本人跟我聊了4個小時，說了他的規劃，方針，設想…都是他的夢，最後我問他，為了達成這些目標

那就是目標還不清晰，制定目標前，先要認識自己，審視長短，然後再來確定想去哪裡，明確方向後，就要規劃如何去，前面的事情不清楚，後面的具體怎麼做的計劃肯定就沒有了，也不可能清晰

㈧ 能否介紹一下日本人的價值觀、意識形態等關於日本人的思想

因為自己也感興趣，於是就幫你查了查，你看看吧90年代以來，日本人的價值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非常引人注目。那麼，這種變化的「原型」是怎樣的，變化的深度和廣度如何，未來會向什麼方向演變？本文試對其加以探討。一、戰後價值觀的確立及其內涵 (一)戰後價值觀的確立所謂價值觀，是人們在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環境之下形成的對社會行為進行是非、善惡等意義判斷的總和。筆者認為，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對國家、社會的認知和態度；對家庭的認知和態度；對自身精神和物質追求的認知和態度。盡管由於社會階級、階層、社會地位及生活水平等的影響，在不同的人群中間會出現不同的價值觀，但一個社會特別是在穩定時期的社會，必然有一種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不然社會就難以保持統一、穩定和發展。而且，在不同的階級、階層之間，也存在價值觀的交叉和共有的可能性。 在戰前的日本，絕對效忠天皇、國家，為了天皇和國家而奉公滅私甚至獻身的觀念一直占據日本人價值觀的中心。與這種觀念相互關聯、並從基礎上支撐之的是傳統的家族觀念和個人生活中的禁慾主義。但是，戰敗的事實證明國家執行了一條錯誤的與世界為敵的路線；而且，作為獻身目標的天皇，也於1946年元旦發表人間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自己剝下了罩在身上的神秘面紗。這使當時的日本人一時失去了效忠的對象。另外，由於日本處於被佔領之下，失去了主權。由盟軍總部民政局對教科書實行檢定製度，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就被刪去或被塗抹。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強調個人價值的價值觀通過各種途徑被介紹和灌輸進來。社會的劇烈變動和新舊價值觀的激烈沖突與交替，再加上當時人們由於缺吃少穿，為了生存不得不採取各種手段，使戰後初期的日本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價值混亂。然而，進入50年代，日本已度過了戰後初期的艱難階段，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漸漸步入正常軌道。這時，社會的發展開始向人們提出新的要求，即建立與社會的安定與發展相適應的價值觀。從這一時期開始，日本統治階級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相繼制定了勞動關聯法案、罷工規製法等，對工人運動和罷工加以限制，使用國家機器這個手段來致力於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方面也認識到，為了使企業獲得長遠利益和持續發展，必須保證工人對公司的忠誠，不能輕易解僱工人，從而開始實行終身僱用制。這使公司與工人的關系為之一變。由於企業與職工關系的相對固定化，再加上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職工可以從企業等工作場所得到自己預期的東西，這大大密切了職工和企業等的關系，使過去人們對國家的忠誠轉變為對工作場所等共同體的忠誠。對職工來講，企業等工作場所已不僅是勞動的場所、獲得經濟來源的場所，還成為充實人生和實現人生意義的場所。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紛紛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再加上戰後新憲法、民法所規定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原則的貫徹，以及西方文化的持續影響，導致了傳統家族共同體的解體。同時，經濟的發展和生活的提高，也帶來了出生率不斷下降，家庭規模日漸縮小，「核家族」化迅速進展。家庭共同體的變質，促成了新型家庭觀念的確立。另外，物質生活的充實、生活安定化，為人們追求和實現自身的自然慾望提供了物質條件。在西方文化、價值觀的狂濤巨浪的盪滌下，個人生活方面的禁慾主義已徹底成為過去，取代之的是對個人物質慾望的肯定和性意識的解放。 總之，經濟的恢復和高速增長、物質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和提高、新憲法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持續作用和影響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重合，促成了戰後日本社會價值觀的形成和確立。(二)戰後價值觀的內涵 這樣，到高速經濟增長期，新型的戰後價值觀確立起來。概而言之，國民的價值取向從國家、天皇轉向了企業等工作場所，從傳統家族共同體走向了現代家庭，從禁慾主義走向了肯定物質慾望和性意識的解放。第一，「工作場所至上」。從國家共同體、天皇走向了企業等共同體，這是戰後價值觀最重要的變化，也是其核心內容。例如，在70、80年代關於天皇的輿論調查中，對天皇「無感情」的國民一直保持在40%以上，為各調查項目的首位，而對天皇抱有「好感」和「尊敬」的國民所佔比率也不過50%左右；而且，年齡越小「無感情」的比率越大。①這說明，作為日本國家象徵的天皇的權威已大大失墜。但是，必須承認，戰後日本仍是一個社會、集團志向很強的社會。調查表明，日本人的「社會志向」一直保持了較高的水準，「社會貢獻意識」也較強。②然而，具體到「社會志向」的內容，卻不是志向「社會正義」等與自己相距遙遠的「公」的層次，而是指向自己的身邊，如企業、學校、官廳等「中間」層次。③也就是說，工作場所共同體占據了社會價值的中心。工作場所將人生價值、傳統社會取向和個人利益有機結合起來，在日本人的社會價值取向中占據了最重要的位置。第二，「男主外，女主內」。在戰前的日本，家的意識、家業延續、重視縱式的親子關系是家族觀念的基本內容。戰後，由於制定了新憲法和民法，「個人的尊嚴和兩性的本質的平等」的原則日益深入人心，再加上現代化的迅速進展，帶來了家庭和家庭觀念的重大變化。隨著社會的變化，戰後日本的家庭也發生了如下幾點變化。首先，家庭規模縮小，新式小家庭取代了傳統的家。從祖父母到孫子同居的多世代同居的家庭，到高速經濟增長期變成了夫婦與孩子的單世代同居型家庭（核家族）。據統計，1965年核家族的比率為68.2%，1975年已達到74.1%。④其次，婦女地位相對提高。男女平等的原則得到逐步貫徹，法律保護婦女的結婚、離婚自由和財產繼承權。再次，家庭功能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家族制度被廢除，家庭的政治社會功能和敬神崇祖的功能大大減弱，生產功能被社會化大生產取代，只具有生活消費功能和部分教育功能。於是誕生了丈夫工作、妻子在家裡專心家務和養育子女的性別功能分擔型家庭。也就是說，雖然戰後男女平等和核家族化有很大進展，但由於受傳統家庭觀念的影響，在日本的家庭中存在著明顯的家庭分工。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內持家，一直是戰後日本人認可的帶有普遍性的價值觀念。據NHK廣播文化研究所1973年對「理想的家庭」所做的輿論調查，「性別功能分擔」居首位（39%），以下依次為「夫唱婦隨」（22%）、「家庭內合作」（21%）、「夫婦自立」（15%），說明日本人中「男主女從」的意識依然很濃。⑤另外，據日本總理府1987年所做的「關於婦女的輿論調查」，同意「男人工作、女人持家」這種意見的男性為51.7%，女姓為36.6%；不同意這種意見的男性為20.2%，女性為31.9%，對上述觀點首肯的仍佔多數。而且，這樣的夫妻分工的家庭結構，也並沒有給日本人的夫妻關系帶來深刻的影響。總理府1982年對全國20—59歲的女性進行「關於婦女問題的國際比較調查」時，對夫妻關系感到滿意的高達82.5%。⑥第三，從禁慾主義到物質慾望的肯定。在戰時的日本，不僅人們的物質慾望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性風俗也受到嚴格取締。但是，隨著戰後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物質慾望得到積極肯定和極大滿足，特別是性風俗的變化，令人吃驚。首先，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帶來了物質的不斷豐富，大眾消費社會的到來極大地刺激和擴充了日本人的物質慾望。從60年代的「三種神器」（電視、冰箱、洗衣機）到70年代的「3C」（彩電、空調、私家車），從「廚房革命」到美國消費文化的登陸，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斷發生革命，對物質慾望的追求也不斷在滿足中攀高。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許多人所指出的對精神、心靈的追求不斷降低和喪失的問題。另外，對性自由、性解放的肯定也在一步步擴展著。50—60年代，日本社會圍繞著性道德、性描寫、性生活發生了很大動搖。關於性表現的自由，象徵性地表現了新憲法下權利意識增強的是「查太萊審判」。1959年，因翻譯出版英國作家D.H·勞倫斯的小說《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翻譯人和出版社遭到控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後翻譯者和出版社社長被判有罪。但圍繞這個問題，全社會爆發了如此量刑是否侵害憲法的基本精神的爭論，結果成為圍繞性問題的文化和價值觀的沖突。</SUP>1960年，《性生活的智慧》出版，立即成為暢銷書，到1966年賣出了152萬部，引起很大社會反響。但是，價值觀的變遷，也並不是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會在一朝一夕之間發生突變。據NHK廣播文化研究所的調查，在1973年，對婚前性關系認為「不可」的仍為58%，認為「訂婚後可以」、「有愛情可以」和「無條件可以」的分別為15%、19%和3%。1988年上述各項的結果則分別為39%、23%、31%和4%。⑦由此可見，就是到70、80年代，日本人的性解放意識雖有上升，也並沒有達到泛濫的地步。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謂戰後價值觀的基本內容和特徵，也只是相對而言。實際上，戰後價值觀在形成和確立之後的幾十年間，也在隨著戰後社會的發展和美國文化之風的侵蝕，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這無疑為90年代後的深刻變動打下了基礎。

㈨ 日本人為什麼團結

之一: 二戰之後經濟上的衰敗與自然地理環境,而最重要是生存環境導致日本人必須學會團結一致

日本人具有如此強大的凝聚力，並不是天生的，而是其生存環境造成的。日本人生活在一個四周環海、面積不大、多山的狹長島國里，可耕地面積只佔國土面積的15%左右，礦產資源貧乏，而且地處亞歐大陸板塊與太平洋板塊交接處，飽受台風、地震、火山、海嘯等自然災害的侵襲。

為了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下來，日本人只有團結起來，藉助群體的力量，共同抵抗天災，正所謂「人心齊，泰山移」。日本人的房子緊密相連、彼此支撐，就是為了抵禦風災。面對大海和貧乏的自然資源，古時候的日本人多依靠出海捕魚為生，而這種工作靠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完成的，必須憑借團體的智慧和力量。他們團結協作，同甘共苦，休戚與共。因此正是不利的自然環境造就了日本人勇於奉獻、勇於犧牲的團隊精神。

之二:社會約束要求日本人絕對服從集體

自然環境的不利因素對日本人的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久而久之，日本社會形成各種行為准則，用以約束人們的行為。這些准則都是自發形成的，人們遵守的程度非常高，約束力也非常強。一旦某人違反了這些准則，就會受到周圍人的一致指責和唾棄，甚至連自己的親人也不例外。在日本的鄉村，到了傍晚，大家都回家後，一旦發現某個人沒有回來，全村的男人都會提著燈籠去找。這樣的情形在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由此可見，日本人多麼重視團隊。

而在日本機場的特殊風景之中便是最好的體現:

日本的機場有四個特色。第一是夏天溫度最高。機場是一個國家的大門，代表國家的形象。機場的設施如何，影響著人們對整個國家狀況的判斷。如果一個機場設備先進，秩序井然，基本上可以判斷這個國家安定、繁榮；相反，如果一個機場又臟又亂，那麼這個國家就會給人以貧窮、落後的印象。因此，每個國家都會盡量讓自己的機場保持最佳的環境。比如，一到夏天，世界各國的機場一般都會把溫度調得很低，以便讓人們感到涼爽，但是日本的機場是個例外。夏天日本機場的室內溫度是相當高的，為什麼？因為日本提倡節約能源。在日本人看來，節約能源是個正確的觀念，全國上下都在執行，機場又怎麼能浪費呢？對日本人來說，只要確定目標，不管有沒有硬性規定，都會全面地、一致地實現目標。

日本機場的第二個特色是准備登機的日本人神態奇特。很多國家的人都有登機的經歷，唯獨日本人最緊張。在飛機場准備登機的日本人全神貫注，如臨大敵一般。不僅在飛機場如此，在火車站也是一樣。列車進站時，工作人員都是立定站好的，沒有人敢亂動，彷彿正經歷庄嚴神聖的時刻。

第三個特色是日本人的服務態度世界一流。如果你要向他們咨詢事情，他們在回答之前就會先給你鞠好幾次躬；講話的過程中他們也會鞠躬；講話結束後，他們還會向你鞠躬送別。鞠躬好像已經變成日本人的習慣性動作了，有人甚至說，日本人之所以腰很細，就是因為他們一天到晚做腹部運動。

日本機場的第四個特色是航班准時。我們中國人所謂的准時多數情況下是指時間差不多，比如說，火車12：00到達，實際上經常會晚一兩分鍾。很多人時間觀念不強，說是准時到達，卻常常遲到，而且會找出上千個理由。而日本人則不同，說是幾點幾分，就是幾點幾分。在日本，如果預約 計程車，計程車一定準時報到，不會差一分鍾。

之三:日本社會高度的一致性造就日本人工作習慣

正因為日本社會的這種高度一致性使得日本企業的員工都不敢跳槽。跳槽在美國是平常事。美國的年輕人進入某公司後，兩年得不到升遷，他就會跳槽，因為他知道在這里沒有希望。但是，日本企業實行的是終身僱傭制，員工一進入公司，就會一直工作到退休。

每一個民族都有高度的約束力。中國人的高度約束力是什麼？那就是中國人很現實，重功利(是現在社會經濟之下形成的觀念)。美國人不同，美國的學生並不喜歡讀書，因為他們考大學很容易，當然哈佛、耶魯等名牌大學除外。美國人大學畢業後，隨便找個工作就可以輕松地生活。他們認為職業沒有貴賤，所以不必辛辛苦苦爭取高薪工作。

中國人雖然自古以來也常說職業沒有貴賤，但是心裡還是有貴賤之分。所以中國的孩子從小就被教育要讀名牌大學，以便將來找個「好工作」。在美國，問一個婦女，她的丈夫是做什麼的，她會誠實地告訴你。而中國人就不一樣了，中國的婦女在談到自己丈夫的時候，如果她丈夫所從事的工作不能使其面上增光，她就會含含糊糊地說：他有他的事業……

中國人還有一點勢利眼(這就是中國最愛面子的民族的習性之一)。美國人看到一個小孩子，只會問：「你叫什麼名字?」而中國人卻常問：「你爸爸是誰？」有個窮爸爸還是有個富爸爸，境遇截然不同。這種差別使得中國人從小就很爭氣，一定要出人頭地，不然一輩子讓人家看不起(正如我們在上學時候寫學習檔案總要填寫父母身份資料,也許大家都記得)。

之四:基礎教育培養日本人注重團隊意識

日本人為了保持這種社會約束力，在教育方面花了很多的工夫。日本人從小就被教育服從集體。日本大多數時候天氣都很冷，但是，日本的小學生都穿短褲。在大街上隨處可見這樣的景象：一隊小學生來到十字路口的時候，如果紅燈亮了，就排隊等著，凍得實在受不了，就蹲下。等綠燈一亮，又都站起來，動作非常整齊，根本不需要有人發號施令，很自然地就產生了一致性的行為。

可見，日本人的高度團結，是經過長期的培養所形成的，並非天生如此。日本人的民族認同感、民族歸屬感是世界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