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多少漢學家

Ⅰ 求外國較著名的史學家。

古希臘，希羅多德（Herodotus）（前484年?—前425年?），《歷史》，歷史之父

古希臘，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年?—前400年?），《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古羅馬，尤利烏斯·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年—前44年），《高盧戰記》和《內戰記》

羅馬，李維（Livy）（前59年—17年），《羅馬史》

古希臘，普魯塔克（Plutarch）（46年?—120年?），《希臘羅馬名人傳》

羅馬，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年?—117年?），《編年史》

英國，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1794年），《羅馬帝國衰亡史》

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886年）

德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德國，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年—1929年），《戰爭藝術史》

英國，丘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年—1965年），《英語民族史》

法國，費夫爾（Lucien Febvre）（1878年—1956年），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

法國，布洛赫（Marc Bloch）（1886年—1944年），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
英國，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歷史研究》

法國，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年鑒學派第二代學者，《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美國，費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年—1991年）

德國，戈洛·曼（Golo Mann）（1909年—1994年）

美國，L·S·斯塔夫里阿諾斯（L.S. Stavrianos）（1913年—2004年），《全球通史》

日本歷史學家
日本, 白鳥庫吉(Shiratori Kurakichi，しらとり くらきち）,(1865～1942), 岩波書店出版10卷本《白鳥庫吉全集》

日本，內藤湖南（1866—1934）

日本，桑原隲藏(1870-1931),《宋末提舉市舶船西域寬葉香蒲壽庚的事跡》、《東洋史要》、《東洋史說苑》

日本, 津田左右吉（1873～1961)，《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研究》、《神話時代史的研究》、《日本上古史的研究》、《上古日本的社會及思想》

日本，辻善之助（1877-1955)《日本佛教史的研究》、《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日本文化史》七卷、《日本佛教史》十卷。

日本，池內宏（1878～1952）《滿鮮史研究》全5巻、《元寇的新研究》、《鮮初東北境和女真的關系》

日本，加藤繁(1880～1946），《中國社會經濟史概說》、《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和田清博士序）

日本，後藤朝太郎,（1881-1945）日本著名漢學家。

日本，有高岩（1884—1968）《東洋中世史》、《元代農民之生活》

日本，中村孝也（1885～1970)《德川家康文書的研究》、《 家康的臣僚 武將篇 》、《 國史學 》

Ⅱ 日本漢學家Tsumei Michiaki(1822-1906)中文名字如何翻譯

津(tsu)明(mei) 道(michi)秋(aki)
自己亂翻譯的，覺得這個還可以

Ⅲ 日本漢學家關於「武王伐紂」鬧了什麼笑話，有什麼誤導

日本

所以，日本漢學家在《逸周書·卷四·世俘解》中關於數字的解釋就成了一個笑話，一個誤導很多人的笑話。當然，這個小毛病掩蓋不了這位日本漢學家的成就，我們應該多聽聽他們的聲音。

Ⅳ 日本漢學家丸山升和伊藤虎丸的主要研究成就，及其論著。

伊藤虎丸，1927年生於東京。1944年到中國，進旅順工科大學預科，1947年回國，1953年考入東京教育大學東洋文學科，同年接受基督教洗禮，1957年起先後在東京教育大學和東京大學攻讀中國文學碩士課程，1963年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中退以後，歷任廣島大學等校講師．副教授、教授，學校法人和平學院院長、理事長。2003年1月病逝。主要著作有《魯迅與終末論》（龍溪書舍，1975年），《創造社研究》（亞細亞出版社，1979年）、《魯迅與日本人》（朝日出版社，1983年）等。日文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委員．譯者。

《辛亥革命與其挫折》丸山升
此文試圖處理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後兩年間的經歷。丸山升一反竹內好的判斷，不認為魯迅在北京抄古碑時期是魯迅回心的關鍵，而是認為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後遭遇的挫折，才是魯迅成為魯迅的轉捩點。與竹內好認為啟蒙者魯迅（政治）包圍著文學者魯迅不同，丸山升認為革命問題（政治）才是貫穿魯迅的核心。而對魯迅來說，人的精神解救等魯迅的主題其實和政治問題一開始就糾纏在一起。不可分開

《革命文學論戰中的魯迅》
從題目來看，此文應該是論述魯迅在革命文學論戰期間的行動及思想。但丸山升的著眼點卻在魯迅如何以主體的姿態接受馬克思主義，在接受理論的同時，始終不忘記承擔中國的現實。第一、二部分，即以此立論，並與日本學界對話。第三部分強調魯迅始終認為革命必須帶著現存的民眾（雖然愚昧）前進。第四部分則強調魯迅重視平凡的現實，而拒絕空談。第四部分最精彩，反對在政治與文學的框架中闡釋魯迅（竹內好），而在思想與行動；理論與現實的框架中把握魯迅。亦即強調魯迅不斷紮根在現實中。很明顯此文針對日本學界風氣發言，但中國讀者來說，也有振聾發聵之效。理論固然精彩，但如果不結合中國現實，則理論的精彩也永遠只是理論上的，既不能改造現實也不能解釋現實。

有關兩個口號問題的三篇論文
作為日本學者，在文革正在進行的時刻，以有限的資料對兩個口號論爭做出自己的判斷，並反過來批駁文革中的中國學者的言論，這無疑讓人感佩！而我也正是在這些文章中，意識到丸山升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作為今天的讀者來說，丸山升花那麼大的精力批駁文革言論，咋看上去會覺得他有些大題小做，因為文革在今天似乎已經無需批駁，它本身就被妖魔化，成為罪惡的淵藪。不過丸山升卻從對文革的批判中，意識到在面對歷史問題的時候，不能用某種理念來套在歷史事實上，而是應該還原到當時的現實，在更為復雜的關系中處理歷史。而他對毛澤東的態度，即把毛澤東思想視為在與同時代人共同切磋、磨礪中產生，而不是有個固定的永遠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與其他異端思想作戰（所謂兩條路線）。這一觀點今天看來並不新鮮，但丸山升能在文革初期就能加以提煉，還是讓人欽佩。

《作為問題的1930年代》丸山升
丸山升的論文給人感覺都像是資料考證，但內部則有鮮明的問題意識。他的對話對象是文革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破的方面來說，他反對用某種路線來解釋30年代的文學現象，把一切文學現象闡釋為兩條路線的斗爭。從立的方面來說，則是要求研究者回到歷史之中，在復雜的關系中判斷當時的人、事以及關系。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可能是老生常談。但研究界顯然還不時掉入丸山升批判的邏輯中而不自知。尤其是丸山升拒絕以個人的品性或權力欲來解釋事件的唯物主義態度（今天我們不斷看到有類似傾向的論文），是我們要特別加以學習的。

《由〈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手稿引發的思考》丸山升
以大部分篇幅進行資料考證，但立論的核心仍是以唯物主義的態度，歷史的處理文學史上的人、事，拒絕任何先驗的判斷和理論。並由此「思考歷史所具有的多種可能性和現實的歷史發展道路的意義」。

繼續對丸山升的文章做筆記顯得有些繁瑣。在其扎實考證的下面，我發現了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實事求是的操守。值得中國知識界重視的恐怕不是丸山升所考證的事實，而是他對待研究的態度。在文革最酷烈的時候，丸山升拒絕認同極左言論，堅持歷史的態度看待魯迅。而當文革結束，中國人開始以拒絕反思的態度開始反思，以相反的話語再次重復文革邏輯的時候，丸山升則指出「在現存社會主義的不少、而且是嚴重的弱點被暴露出來，對其批評甚至已成為流行的今天，這樣做究竟有多大意義」（285頁）。丸山升的態度無疑需要我們深思

Ⅳ 富岡鉄齋，史學家、漢學家、書法家、畫家

富岡鐵齋，字無倦，日本文人畫畫家。1837年出生在一個崇尚儒學的家庭，家學的淵源使他從小就受到儒家學說的熏染。在鐵齋弱冠時，常潛心於王陽明的心學，同時開始研習繪畫。他信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為文人畫家必備的修養。

26歲時長崎游歷，使鐵齋大開了眼界。長崎是日本接受外來信息的一個港口，長崎是中國的畫家和作品流入日本的落腳地。鐵齋在長崎觀摩了大量的明清文人畫真跡，中國文人畫精妙的意境和深厚的文化內涵深深吸引了這個日本青年。他研究董其昌，鑽研徐渭，同時還翻譯校訂多部漢學著作，而立之年「學者聲名漸起」。學者的聲名先於畫家的聲名，使他後來的畫家身份聲譽日隆。鐵齋一生以學人標准要求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一名學者。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鐵齋信奉的座右銘。為尋訪史跡、地誌、風俗及高士行藏，從北海道到九州，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博學多識，好收藏奇書異畫，不僅是畫家，還是一位漢學者。1866年鐵齋31歲時，校訂刊行了《孫子吳子約說》二卷，此書收有明末人何言《登壇正鴿》一書中的二篇，還有武侯心書、將傳、軍器圖、陣式圖、將略等有關軍事的內容。32歲時出版了《鐵齋茶譜》。此外，鐵齋在33歲時校訂了《草茅危言》(中井竹山著)、34歲時出版了著作《稱呼私井》以及《山陽詩注》。1901至1905年期間，鐵齋還出版了《人物畫十八描法說》、《牧溪的事》、《十六羅漢談》、《畫論》等著述。鐵齋的足跡雖未到過中國，但他的一生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的藝術能取得巨大成就，更是與學習、汲取中國繪畫的精華分不開的。1861年，他26歲時在長崎逗留數月，除了與長崎派畫家交往，他還接觸了長崎的中國人，見到不少明清時期的中國文人畫作品。青年時期曾一度與尊攘派志士交往，奔走國事。中年後少問政治，以繪畫為終生追求目標。明治維新之後，開始專注研習中國文人畫。其畫風融日本水皿畫與中國文人畫為一體，形成了鮮明而獨特的面貌。1881年以後，他在京都過著學者兼畫家的生活並加入日本南畫協會。1917年，他被任命為帝室技藝員。1919年，成為帝國美術院會員。

鐵齋是個文人畫家，聲譽日隆。然而，鐵齋不管世人對他的繪畫評價如何之高，他總是只認為自己僅是儒者而已，並堅定地站在一個儒者的立場上去對待一切。鐵齋繪畫在無法中有法，也主要是由於他以儒者立場對待繪畫，他需要的主要不是表現形式，因而他在技法上的追求是自由的，使用的手段是放任的。繪畫是鐵齋的幼學，並堅持了一生，由於他的成就，作為畫家的鐵齋在當時日本早已名聞遐邇。與蘇東坡之緣鐵齋尤其鍾情於蘇東坡，他和東坡兩人雖相距800年，但卻是同日生，這在鐵齋頗為得意，為此和鐵齋同時代的吳昌碩特製印「東坡同日生」相贈從未晤面的鐵齋。蘇東坡不僅詩文、書畫為後繼者稱道，他的藝術理論更深深地影響著後世，鐵齋也為蘇軾的人品、學問、才情所傾倒。

出於對蘇軾的仰慕，鐵齋還創作了大量以東坡為主題的作品。蘇東坡是鐵齋常畫不厭的題材，從蘇軾的逸聞趣事朋輩雅集，到蘇東坡的詩意畫，還有明清文人畫家常畫的赤壁賦圖，在鐵齋的筆下都有表現。鐵齋存有兩枚「東坡癖」和「東坡同日生」印章，以表示對蘇子的欽慕喜愛之情。鐵齋對於畫蘇東坡這樣的人物，往往把人物置於畫面的中心位置，人物不再是點綴而是主體，在山水環境中安排生動的人物活動情節，是鐵齋山水畫的一大特色。拿《東坡煎茶圖》為例，蘇東坡坐在濃墨塗抹的山崖下悠閑地品飲，一童子正忙於煎茶，童子的頭頂上方好似從天上瀉下的瀑布，在腳下形成湍急的溪流，人物居於中境偏下，東坡鳳眼美髯，呼之欲出。另一幅也是取材於東坡軼事的《蘇子談癖圖》，人物活動空間佔去畫面的一半，畫中的人物被蘇東坡的詼諧逗引得前仰後合，好似一幅妙趣橫生的風俗畫。鐵齋總是在畫面上的自然景物中加入人事活動，並將其放大，這種加強近景的表現，省卻遠景鋪述的敘述方法，在減弱傳統文人畫追求的空寂迷茫的氣氛的同時，賦予直觀的親切感。1922年，87歲的鐵齋在大阪舉行「東坡百圖展」，出版了《東坡百圖》畫冊。1924年89歲逝世前，他還手書了蘇東坡的《前赤壁賦》。同時他廣收蘇東坡有關資料，建「聚蘇書寮」齋。他對蘇軾研究頗深。

就現在我們能見到的鐵齋以東坡居士為畫題的作品，大抵都是七十多歲以後的作品。特別是晚年八十多歲以後，似乎對這類作品的創作的興味愈來愈濃。最為鐵齋傾力的是《蘇東坡像》、《東坡歸院圖》、《前後赤壁圖》等作品，另外還畫有《東坡墨戲圖》、《東坡謁佛印象圖》、《東坡三養圖》、《東坡安蔬圖》、《東坡閑居圖》等，把蘇氏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囊括其中。堅持以儒家學養、文人氣息貫通繪畫，以書入畫是鐵齋一貫的繪畫理念。在這些作品中，鐵齋後期的書體和他晚年的繪畫一樣進入了「得於心、形於手」，心手相應而粲然成像的自由境界。畫中的題詩有的汪洋恣肆達數百字，占據很大的畫面，有意識地利用書法加大畫面氣勢，使書法成為整個構圖的一部分，以收到書畫彼此呼應的畫面效果，更重要的是通過文字明確表達，來加重畫面的文學趣味和詩情畫意。

此外，更有以東坡逸事軼聞為畫題的一件冊頁，共收集東坡話題小品畫十四件。同時，他還和吳昌碩交往密切，吳昌碩在80歲時曾為鐵齋書寫「曼陀羅窟」匾額。鐵齋對吳昌碩非常尊敬，他常說：「余愛昌書，尤喜吳畫，然所最愛者在其篆刻也」。這兩位同代大畫家雖交往密切，但沒有見過面，彼此敬慕之情可見一斑。總的說來，鐵齋早年的作品嚴守法度，樸拙中透出一種秀逸之氣。其早年的作品，無論是書法、繪畫都法度嚴謹，人物畫得雅拙、意趣。他早年曾經模仿過日本大津繪作的《藤娘圖》，學習過中國晚清畫家高其佩指畫技法創作的《層巒雨霽圖》。從他創作的《花卉》可以看出，盡管筆觸略顯文弱，但已看出後期粗獷的氣勢，同時設色清新，不失一幅耐看的花鳥作品。《天保九如皋圖》筆力雖果敢，卻沒有擺脫模仿和拼湊的痕跡。通過對鐵齋早期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對水墨畫意境的探索和對勾勒、皴擦、點染等各種技法的悉心嘗試。中年以後，藝術審美的追求逐漸明確，繪畫語言也愈加醇厚，藝術手法更為老到。如《武陵桃源圖》等，講究構圖，章法嚴謹。另外如七十歲左右創作的《古石長椿圖》，畫風秀美，用墨清潤，調子很統一，表現出作者對於筆墨的精湛功力。他還有一些作品是直接師法米氏雲山的。《武陵桃源圖》大概從鐵齋五十歲後就成了他反復來用的題材，《贏洲仙境圖》則稍晚一點。後來他常常把這兩個畫題畫成乙對軸，成為一生中的重要巨制，現藏於京都國立博物館的《蓬萊仙境圖·武陵桃源圖》和宮內廳的《武陵桃源圖·贏洲神境圖》分別是幅面巨大的屏風和拴軸。前者是鐵齋六十多歲時繪制的，這個時候鐵齋藝術已日臻成熟。蓬萊仙境自然是仙山樓閣、贏氯縹緲；而武陵桃源的野瀑清溪、桃柳成行、阡陌相連、湖光山色、漁農勞作，一派地道的江南景色。畫家對一山一石、一樹一波，都盡心使用了各種皴法和描繪。布局得體、設色自然，這是這一時期鐵齋山水畫的特點。晚年則進入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尤其是鐵齋80歲以後的作品更是奇倔生辣，蒼秀並舉，筆墨縱態而又諧趣橫生。如《明州望月圖》可以看出晚年的筆墨瀟灑奔放又不失嚴謹，題詩的書法明顯受到金農的影響。90歲時是鐵齋心境變化巨大的幾年，也是畫境變化明顯的幾年，更是畫藝突進的幾年。此階段繪畫有石濤的野逸，賓虹的自由，虛谷的清爽。同時他又臨摹趙孟頫的作品，如《赤壁圖》。鐵齋亦尋找到了自身不加修飾的率真、直接，他是在情感的波動與閑游中，在內心「隱逸」的生命過程中顯現自我。《溪居清適圖》（86歲）自贊道：「耳聵眼花，腕有神，揮毫猶掃硯田塵」，是來自內心深層的自信，是墨與心的共融，正如石濤雲「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其筆勢迴旋往復，整個畫面有一氣呵成之感，其筆或卧或立，或平或轉，或快或慢，自然而有力量，畫境稍有荒漠與蒼涼之感，似心中有不平。

應該說真正代表鐵齋風格與境界的作品應是其在90歲時的作品。《水墨清趣圖》（89歲）、《扶桑神境圖》（90 歲），由強烈、躁動轉向了自然平暢、悠然平和的自然之境，其經營不險、不怪、不倚，峻峰、溪澗、亭屋、松樹、點景、人物、構圖極其尋常，但卻令人感受到了一個清新、靜謐的自然仙境，正如其贊雲，「靜所乾坤大，閑中日月長」。這里沒有在漫長生活中持續追求的異國仙境，這里是若有若無的自然之境。這時的畫是用鐵的意志幾十年的磨礪，是心齋的極致。即便是神話傳說，在鐵齋的筆下也被描繪得人情味十足，如《嫦娥奔月圖》，放大的月宮嫦娥看著地界上的後羿，後羿酒醉而眠，兩廂寂寞愁苦，使人想起李商隱「嫦娥應悔偷靈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詩句。鐵齋的山水畫構圖置景並無太大的變化，多變的是畫中的人物故事，不同故事中的人物才是他傾心描繪的對象。鐵齋的人物畫創作取材很廣，舉凡神佛道家、文人逸士、農夫舟子，中國的、日本的，出現於其筆下時，總帶有幾分耐人尋味的諧趣，甚至是漫畫色彩，這諧趣，是鐵齋賦予這些人物的特殊的感情色彩，又是自日本民族藝術的沃壤中生發出來的，如看他的《盆踴圖》，更會自然地令人聯想起他說的一段話：「顧愷之的阿堵傳神，雖教著人物畫要訣，可大津繪的元祖土佐又平的土俗畫也是吾師。」從早期的《滕娘圖》已看出人物畫的功底。鐵齋人物絕大部分取材於儒、佛、神三教經典教義、中國時代的風雅文人，以及日本各種民俗和勞作。因而神仙、佛祖、高士、哲人等和中國文化、歷史有關的各種形象幾乎都出現在他的畫幅中，鐵齋人物畫創作始於25歲。所作《壽星老人像》一畫，極似雪鷹筆法。藏子辰馬考古資料館的《白衣大士像》，可能是鐵齋人物畫的起點。線描雖不老到，但至少工整嚴謹。人物造型和章法結構有明顯地學習中國人物畫的痕跡，這是他從長崎等地游學歸來，畫業迅速長進時期的作品。不久，鐵齋的人物畫，由於修養的不斷提高，畫題不斷開拓，漸漸跳出固有的常見形象的拘束，朝著自由大膽想像的方向發展，漸漸顯示出鐵齋畫風的個性特點。另外，鐵齋40幾歲時所作《司馬光破瓮一圖》。筆墨上已開始顯示無所拘束、信筆而為的作風，伺時色彩使用亦較強烈。這張畫兩個兒童的動作和顏面都可以說是逸筆草草而成，但上下呼應，生動的神態和眼神已躍然紙上。後來的作品《四暢圖》、《湘君像》、《泥壺創始圖》等有著不斷的變化。到70歲以後的作品漸漸圓熟，這時鐵齋人物畫縱筆悠肆，或色或墨，濃妝淡抹，隨心而行。這以後的《鍾馗圖》、《老狸沽酒圖》、《東方朔捧桃圖》、《三酸吸醋》、《羅漢圖》等優秀作品，把鐵齋人物畫推向了他的頂峰，成為其畫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鐵齋一生之中人物畫的題材雖然廣泛，但與他的山水畫一樣，自有其喜愛的題材。應著重指出的是，鐵齋繪畫的品格與他在書法上追求豪放、古拙的意趣有很大的關系。他的書法筆力強勁，力透紙背，字里行間既有帖學一路的飄逸遒勁，又飽含金石碑版的雄渾樸拙。筆畫中內斂與暢達並舉，充滿著一種堅忍樸拙而又自然天真的力量，透射出人格上的獨特魅力，細品之下令人難以忘懷。另外，從他收藏和臨摹的作品來看，他對中國書畫的涉獵是廣泛的，從出版物和展覽上可以看到，董其昌、徐渭、金冬心、鄭板橋的書風，黃公望、錢選、顏輝、石濤、羅聘、高其佩等畫家的繪畫藝術，他都認真學習過。因此，鐵齋的繪畫帶有鮮明的明清文人畫特徵。鐵齋一生作畫勤奮，作品逾萬。其繪畫形式多樣，題材廣泛，山水、花鳥、人物都有涉獵。他的繪畫一方面取材傳統的日本畫題材以及日本本土的山川風物，另一方面取材於中國傳統繪畫的形式內容，多描繪山水樓閣、聖賢仙佛、武士美人、樵子漁夫，還有梅花、水仙、牡丹、竹、荷以及果蔬等。鐵齋藝術上的創造和發展，是站在東方文化立場上的創新和進步。不過令人吃驚的卻是，西方現代藝術與他有著許多極其相似之點。歐美的評論家之所以曾將鐵齋藝術提到與梵高、塞尚等比肩的位置，也就是指這種藝術作品中自我精神的現代感。這種現代感，不管是東方式還是西方式的，在精神實質上都可以相互理解和相互溝通。

鐵齋把繪畫當成一種生命的過程，心無掛礙，自然而然的流淌過程，在《守愚補拙圖》中自贊道：「學得一分痴呆，多一分快活，余之於畫，常學此意。」鐵齋畫面往往有「痴、奇、拙、丑」的真性。那便是「信筆無所擇」，「唯隨心所欲」，也即是心跡的潑灑，靈魂的表白。其畫多為縱長畫軸，作畫時在長長的紙上橫著架起一塊帶立腳的木板，自己坐在木板上自上而下地按順序行筆，邊畫邊卷，直到畫完卷沒。理解鐵齋的畫，對於日本人來說非專家莫能，而對於中國的讀者，看起來卻倍感親切，理解上無大阻礙。如果說鐵齋早期作品是小心的模仿，晚年的橫塗豎抹則是進入無法至法的自由之境了。他是畫人兼學者，身後留下大量學術和繪畫著作，如今對他的研究，也已成為專學。鐵齋藝術所呈現的鮮明個性、創造精神，也是中國、日本，以至世界上許多富於開拓精神的藝術大師共同具備的優良素質。他以自己的藝術實踐啟迪著日本繪畫的發展，也以東方藝術特有的魅力，影響了西方的繪畫。所以無怪論者指出：富岡鐵齋的藝術不僅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

鐵齋這位讓世界矚目的藝術家、文人畫巨匠，那是在西方文化為主流的時代，是文人畫衰退的時代，他獨自遠離流行與喧囂，潛心於東方文化研究，在神、佛、儒、道的熏陶下，在對傳統的繼承、發展到晚年的突破，完成了率直、多彩的筆墨語言建構，被稱為日本近代文人畫「最後的巨匠」，他是日本的，亦屬中國的，更是世界的。

Ⅵ 國外著名的漢學家有哪些呢

姓名 中文譯名 國籍 生卒年月 研究領域
Ferdinand Verbiest 南懷仁，字敦伯，又字勛卿 比利時 1623-1688 西學東漸(天文歷法、鑄炮等)
Philippe Couplet 柏應理 比利時 1623-1693 中國經典思想譯介
Michel Boym 卜彌格 波蘭 1612—1659 中國動植物學、醫葯學、地圖學等
Herbert Franke 福赫伯 德國 1914－ 中國古代史，重點是宋元史和蒙古史,兼及中國文學史、文化史和邊疆民族史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湯若望，字道未 德國 1592-1666 西學東漸——天文歷算
Otto Franke 奧托·福蘭閣 德國 1863-1946 主要研究中國歷史，出版了巨著《中國通史》。
Richard Wilhelm 衛禮賢 德國 1873—1930 翻譯中國古典經籍；研究中國傳統文化
Wilhelm Grube 顧路柏(又譯顧威廉) 德國 1855-1908 中國文化與文學
Wolfgang Bauer 鮑吾剛 德國 1930.2.23－1997.1.14 中國哲學史、思想史
Wolfgang Franke 傅吾康 德國 1912— 明清史；中國近代史；近代東南亞華人碑刻史籍
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Леонтиев 阿列克謝·列昂季耶維奇·列昂季耶夫 俄國 1716-1786 漢語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巴甫洛維奇·瓦西里耶夫(王西里，魏西里夫) 俄國 1818.2-1900.4 佛教，中國歷史、地理、語言、文學
Илларион Калинович Разсохин (Россохин，Рассохин) 伊拉里昂·卡利諾維奇·羅索欣 俄國 1707-1761 漢語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ио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康斯坦丁·安德列亞諾維奇·斯卡奇科夫（孫琪庭，孔氣，孔琪） 俄國 1821-1883 收藏，天文、氣象，農業、手工業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Пичуринский) 尼基塔·雅科夫列維奇·比丘林（法號雅金夫，亞金甫） 俄國 1777.8-1853.5 漢語、中國邊疆民族史地、中國傳統文化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 巴維爾·伊萬諾維奇·卡緬斯基 俄國 1765-1845 滿學，漢語
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пов(Мао Линь) 巴維爾·斯捷巴諾維奇·波波夫（柏百福，茂陵） 俄國 1842.8-1913.12 漢語、中國政治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ф 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法號鮑乃迪，巴拉第） 俄國 1817.9-1878.12 宗教、漢語、中國邊疆史地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格奧爾基耶夫斯基 俄國 1851.10-1893.7 漢語，中國古代史
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 鮑利斯·李沃維奇·里弗京（李福清） 俄羅斯 1932.9- 中國文學
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Мясников 弗拉基米爾·斯捷潘諾維奇·米亞斯尼科夫 俄羅斯 1931.5- 俄羅斯漢學史，俄中關系史
Владислав Федо ович Сорокин 弗拉季斯拉夫·費德羅維奇·索羅金 俄羅斯 1927- 中國文學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緬希科夫（孟列夫） 俄羅斯 1926.2-2005.10 中國古典文學，敦煌寫本
Леонард Сергеевич Переломов 列奧納德·謝爾蓋耶維奇·貝列羅莫夫（嵇遼拉） 俄羅斯 1928.12- 中國古代政治史，儒學
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 米哈伊爾·列昂季耶維奇·季塔連科 俄羅斯 1934.4- 中國哲學、中國政治
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 尼古拉·特拉菲莫維奇·費德林 俄羅斯 1912.10-2000.10 中國文學
Рудольф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Вяткин 魯道夫·弗謝沃洛多維奇·維亞特金 俄羅斯 1910.3-1998.9 中國歷史
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Тихвинский 謝爾蓋·列奧尼多維奇·齊赫文斯基（齊赫文） 俄羅斯 1918.9- 中國近代現代史、俄中關系、蘇中關系、日本近現代史
Donald Holzman 侯思孟 法國 1926- 涉及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古代思想等許多方面，文學方面尤其以中國魏晉南北朝詩與樂府最為突出，同時對於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觀念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Edouard Chavannes 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 法國 1865-1918 沙畹一生治學謹嚴，涉獵廣泛，研究中國佛教，考察文物、碑帖，鑽研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中國地理、道教、中外關系史等諸多方面。
Grosier 格魯賢 法國
中國的歷史、美術和文學。
Henri Maspero 馬伯樂 法國 1883—1945 中國古代史、中國佛教史、道教史、安南語、安南史。
Jacques Gernet 謝和耐 法國 1921- 中國社會和文化史研究
Jean Francoise Foucquet 讓·弗朗索瓦·富凱 法國 1665-1741 傅聖澤在中國22—1721),可謂博覽群籍,儒、道、諸子,古代經典,近人註疏,都有研究,尤其是協助白晉對《易經》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研究。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雷慕沙 法國 1788—1832 對古代中國的哲學理論、漢語語言、中國古代文學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尤其是中國古代小說領域，成就更為突出。
Joachim Bouvet 白晉 法國 1656-1730 白晉是一位對於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貢獻的人物，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對中國《易經》的系統研究。
Joseph de Premare 馬若瑟 法國 1666-1736 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學。
Joseph-Francois –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馮秉正 法國 1669-1748 精通滿、漢語言，主要研究中國歷史、文學，《中國通史》就是其在歷史研究方面的成果。
Marcel Granet 葛蘭言 法國 1884-1940 葛蘭言運用社會學理論及分析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宗教和禮俗，而且主要致力於中國古宗教的研究。
Nicolas Trigault 金尼閣 法國 1577-1629 涉及中國政治、歷史、教育、宗教、漢語語音等方面。
Paul Demiéville 戴密微 法國 1894—1979 戴密微學識淵博，治學嚴謹，興趣廣泛，在佛教、道教、敦煌學、語言學、中國古典文學等方面都有傑出成就。他從研究敦煌經卷始，繼之及於禪宗、禪意詩、文人詩。尤其是評介中國古典詩歌深入細致，推動了法國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

Paul Pelliot 保羅·伯希和 法國 1878—1945 伯希和精通漢、滿、蒙、藏、阿拉伯、伊朗語和其他東方語言，主要研究方面為中亞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尤其是明末清初西洋文化東漸史等方面。
René Etiemble 艾田蒲 法國 1909－ 中西文化交流與比較研究
Rolf Alfred Stein 石泰安 法國 1911-1999 不僅包括西藏學，而且還包括漢學與東方學各個方面。他在西藏學研究領域中的研究涉及民間文學、宗教、語言、歷史、文化、地理、民族、社會、藝術、建築、神話和風俗等。
Stanislas Julien 儒蓮(茹理安) 法國 1797-1873 研究范圍很廣泛，他還介紹了有關中國農業、蠶桑、陶瓷方面的漢學書籍，並把一些中國小說、戲曲等譯成了法文。
車柱環 車柱環 韓國 1920- 中國古典文學及道教
Robert Hans VAN GULIK 高羅佩 荷蘭 1910－1967 中國古代偵探小說創作；中國琴藝與書法；文物收藏與鑒賞
Jaroslav Prusek 雅羅斯拉夫·普實克 捷克斯洛伐克伐克 1906-1980 普實克對漢學的研究涉獵很廣，他從一般地對文學材料和文學史的研究，到對一些問題的歸納與提出，涉及到了文學最本質的東西；他能夠從亞洲的主流甚至世界的主流看中國文學；他對現代文學的主體性和個性問題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他對傳統的敘事性文學的藝術性與讀者的關系問題
Benjamin I. Schwartz 史華茲 美國 1916－1999 中國近現代史；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先秦思想史
Ezra Vogel 傅高義 美國 1930- 當代中國、日本
John King Fairbank 費正清 美國 1907—1991 近現代中國問題研究，涉及中國政治制度、中國外交史及美國的對華政策等
Lawrence J. Lau 劉遵義 美國 1944- 經濟學
Patrick Hanan 韓南 美國 1927- 中國古代文學
Paul A. Cohen 柯文 美國 1934- 中國近代史
Philip Alden Kuhn 孔飛力 美國 1933- 晚清中國近代史、海外華人移民史
Robert G. Henricks 韓祿伯 美國 1943- 中國宗教與思想文化
Samuel Wells Williams 衛三畏 美國 1812—1884 中國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宗教、經濟、文學、文字等諸多領域）
Sarah Allan 艾蘭 美國 1945- 中國神話，思想史及考古文化
TuWeiming 杜維明 美國 1940- 中國歷史、哲學與儒家研究
波多野太郎 波多野太郎 日本 1912- 中國哲學、語言、文學、戲曲。
倉石武四郎 倉石武四郎 日本 1897-1975 漢語研究、漢語教育及辭典編纂
赤冢忠 赤冢忠 日本 1913- 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代哲學
渡辺欣 渡邊欣雄 日本 1947- 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風水學
福井康順 福井康順 日本 1898-1991 中國哲學思想史
荒川清秀 荒川清秀 日本 1949－ 漢語言學
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郎 日本 1904-1980 中國文學、歷史
井上靖 井上靖 日本 1907-1991 中國古代史、中國歷史題材小說創作
鹿地亘 鹿地亘 日本 1903-1982 中國近現代政治、魯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翻譯。
內藤湖南 內藤湖南 日本 1866-1934 內藤湖南在中國學方面，研究范圍十分廣泛：從對中國稀見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證、編輯、出版，到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時代劃分，對中國文化發展趨勢的論證，對中國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評論，以及在中國史學史、美術史、目錄學史、敦煌學、滿蒙史地等領域，也都卓有建樹。
青木正兒 青木正兒 日本 1887-1964 中國文學、中國戲曲、中國風俗
狩野直喜 狩野直喜 日本 1868-1947 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戲曲
松枝茂夫 松枝茂夫 日本 1905-1995 中國文學研究、《紅樓夢》研究、中國文學翻譯
藤堂明保 藤堂明保 日本 1915- 中國語學研究、漢語教育
田中謙二 田中謙二 日本 1911- 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典戲曲
武內義雄 武內義雄 日本 1886—1966 中國古代哲學
新島淳良 新島淳良 日本 1928- 中國現代史
鹽谷溫 鹽谷溫 日本 1878-1962 中國文學、中國戲曲。
伊藤漱平 伊藤漱平 日本 1925- 中國古典文學、《紅樓夢》翻譯與研究
竹內好 竹內好 日本 1908—1977 中國現代文學、魯迅研究
Goran Malmqvist 馬悅然 瑞典 1924- 馬悅然在中國學研究領域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從古漢語語法和音韻分析到四川方言調查，從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到當代朦朧詩的譯介，他的學術研究涉獵了中國語言學與中國文學的眾多領域。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高本漢 瑞典 1889—1978 漢語音韻學；方言學；詞典學；文獻學；考古學
Torbjorn Loden 羅多弼 瑞典 1947- 側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中國歷史文化。在此基礎上，他又專攻朱熹和戴震哲學。
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Рогачев 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羅加喬夫（羅高壽） 蘇聯 1900.1-1981.4 中國古代文學史，漢語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 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阿理克） 蘇聯 1881.1-1951.5 中國文學（文學翻譯和文學史），中國民間文化（書法、年畫、古幣、民俗等），漢語（研究與教學）
Francois Xavier 方濟各·沙勿略 西班牙 1506-1552 沙勿略作為「教皇特使」前往東方傳教，其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在東方的宣教活動能使「適應」策略系統化並突出其可實施性。而沙勿略的歷史功績也就在於為「適應」策略確立了一系列的原則。
Mendoza Juan Gonzalez De 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 西班牙 1545-1618 中國文化史
Harold Zvi-Schifferin 哈羅德·史扶鄰 以色列 1922- 史扶鄰教授的專業興趣始終是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他主要通過研究孫中山來研究中國的政治、民主制度發展之路和治國的經驗。
Giuseppe Castiglione 郎世寧 義大利 1688-1766 西洋繪畫
Martino Martini 衛匡國 義大利 1614—1661 中國歷史、地理和文化
Matteo Ricci 利瑪竇 義大利 1552—1610 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涉及數學、地理學、天文學、語言學等
Michele Ruggleri 羅明堅 義大利 1543-1607 傳教士漢學
Paolo Santangelo 史華羅 義大利 1943- 史華羅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明清史的研究，他從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進入明清文學史領域，但並不僅僅從經濟基礎研究中國，而是從「情感」變化研究入手，進入上層建築的核心「文化」意識，力求論證明清時期中國社會意識的變化及其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意義。
Alexander Wylie 偉烈亞力 英國 1815-1887 向西方介紹中國歷史、文化與科技；將西方近代高等數學等科學知識傳入中國。
Arthur David Waley 阿瑟·戴維·韋利 英國 1889-1966 中國歷史文化翻譯與研究
David Hawkes 戴維·霍克思 英國 1923- 中國古典文學譯介
David N. Keightley 吉德煒 英國 1932- 中國古代史研究
Herbert Allen Giles 翟理思 英國 1845-1935 中國語言、文化、文學研究及翻譯
James Legge 理雅格 英國 1815－1897 中國歷史與文化，特別是對中國古代經典著作的翻譯
Joseph Needham 李約瑟 英國 1900—1995 中國科學文化史
Robert Morrison 馬禮遜 英國 1782—1834 漢語研究及辭書編纂

Ⅶ 關於魯迅和日本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便迅速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葯方到葯店去取葯，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里包含著親切，眼光里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態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多年之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劃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系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系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通過科舉考試，可以陞官，可以發財，個人身價百倍，家庭也隨之受到世人的羨慕。這被認為是讀書人的「正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僚」，為這個官僚出謀劃策，奔走效力，接受這個官僚的饋贈。借著這個官僚的權勢，自己也有了權勢。這是當時讀書人常走的第二條道路。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雖然這被當時的官僚所不齒，但到底可以發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損害的社會底層。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抱著到「異地」去尋「別一類」的「人們」的目的，離開了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當時的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這是在中國傳統的教育中所從來沒有過的。在課余，魯迅還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這大大開拓了他的文化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的生平和創作魯迅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人，在南京路礦學堂求學期間，他的學習成績一向優異，這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日本就是通過西方的醫學認識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價值和意義的，魯迅也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當時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強大起來，但日本軍國主義的勢力也在同時發展著。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歧視。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強國林立的現代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志，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在當時，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譯了兩冊《域外小說集》，他個人單獨發表了《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並熱情地呼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精神界之戰士」。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對當代世界文化的發展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有了更切實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獨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響應。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志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歷史丑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現實狀況和被西方帝國主義所欺侮的歷史命運。社會的昏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在這時，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裡，苦在心裡，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為如此，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後，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一同遷居北京。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標志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么?」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說，魯迅的《狂人日記》是討伐傳統封建專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喚重建中國現代新文化的宣言書。它帶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華民族的凄厲的聲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記》之後，魯迅一發而不可收，連續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魯迅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中國的小說，只有到了魯迅那裡，才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這個更廣大的題材領域，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這是與魯迅的創作目的分不開的。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的創作目的，使他描寫的主要是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陳士成、祥林嫂、愛姑這樣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劇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最需要周圍人的同情和憐憫、關心和愛護，但在缺乏真誠愛心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給予他們的卻是侮辱和歧視，冷漠和冷酷。這樣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這樣的人際關系難道是合理的人際關系嗎?最令我們痛心的是，他們生活在無愛的人間，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真誠的同情，對自己同類的悲劇命運採取的是一種冷漠旁觀甚至欣賞的態度，並通過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來宣洩自己受壓迫、受欺侮時郁積的怨憤之氣。在《孔乙己》里，有惡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顧客；在《阿Q正傳》中，別人欺侮阿Q，阿Q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魯鎮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劇當作有趣的故事來欣賞……所有這一切，讓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這是一個多麼冷酷無情的世界!這是怎樣一種扭曲的人生!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愛他們，但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挺起腰桿來做人，爭取自己幸福的未來。

除了社會底層的人物形象之外，魯迅還塑造了一些剛剛覺醒的知識分子形象。這些知識分子有進步的要求，有改善社會的良好願望，有對人、對己的真誠的感情，真誠的愛，但當時的社會卻不能容忍他們。「狂人」詛咒人吃人的現象，希望人人都能成為「不吃人的人」，成為「真的人」，周圍的人就把他當成瘋子，必欲除之而後快(《狂人日記》)；夏瑜為社會而犧牲，茶客們說他「瘋了」，華老栓則用他的血來治自己兒子的病(《葯》)；魏連殳關心中國社會，社會卻來迫害他，到他不再關心中國社會時，周圍的人卻來巴結他(《孤獨者》)。《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傷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為社會，為自己，追求過，奮斗過，但在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經歷的都是悲劇的命運。魯迅同情這些知識分子，就是同情中國社會，關心中華民族的命運，因為在當時的社會，只有這些知識分子還在為社會的進步而掙扎、奮斗。

魯迅對社會上的兩類人是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的，那就是那些權勢者和偽君子。《孔乙己》中的丁舉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這樣一些權勢者的形象。他們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有權有勢，但對他人的命運卻沒有真誠的關心，對社會的進步沒有絲毫的熱情，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自私、虛偽、冷酷，阻礙著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則是一些假道學、偽君子，他們口口聲聲說是關心社會的道德，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是毫無道德心的人。

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他對人、對生活的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對人的內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畫帶來的。這需要高超的藝術功力。讀魯迅的小說，時時有一種「發現的喜悅」。畫面是普通的畫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們卻在這么普通的畫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隨時都能注意到我們平時注意不到的特徵，覺察到我們平時覺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動。正是由於這種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使魯迅小說的藝術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徵。在青年時期，我們涉世不深，對人生還沒有更多的親身體驗，魯迅小說是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我們的感覺世界的，但在我們感覺到的人物和畫面中到底潛藏著多麼豐富的內涵，我們還不可能盡數感覺到，隨著我們社會經驗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深化，這些人物和畫面的內涵就會不斷從中生發出來。為了揭示不同生活畫面和不同人物命運的不同的意義，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樣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麼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麼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是小說，也是詩，意境幽深，外冷內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集《野草》。前者出版於1928年，後者出版於1927年。如果說《吶喊》《彷徨》中的小說是魯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冷峻的刻畫，意在警醒沉睡的國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則是魯迅溫馨的回憶，是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給予過他真誠的關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羈的老友范愛農，給過他無限樂趣的「百草園」，吸引著他的好奇心的民間戲劇和民間娛樂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這個險惡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們，滋養了魯迅的生命。這些散文，把抒情、敘述、議論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態，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凈細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詩則呈現出迷離恍惚、奇詭幻美的意境，它們像一團團情緒的雲氣，在空中旋轉飄盪，變幻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魯迅內在的苦悶，化為了夢，化為了超世間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朵奇葩。魯迅曾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里。」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過這種奇特的藝術手段傳達出來。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

最充分體現魯迅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在外國散文中也能找到類似的例證，但只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這種文體才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斗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國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紀處在一種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統治之下，只要掙脫了這種宗教文化的束縛和禁錮，西方的近現代文化就有了發展的力量。中國古代文化則是由各種不同的文化共同構成的，在幾千年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各種文化都摻雜在了一起，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要創造適應於中國現代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時，遇到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誣蔑和攻擊。魯迅的雜文就是在這種沒有固定不變的戰線、沒有固定不變的論敵的思想文化斗爭中自然形成的。從五四起，魯迅就開始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斗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魯迅一生寫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在這15部雜文集中，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致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吶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贊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它徹底打破了中國古代散文「溫柔敦厚」美學風格的束縛，更自由、大膽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魯迅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魯迅晚年還完成了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出版)。這部小說集取材於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事實，但它沒有拘泥於原有的故事，而是加進了魯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還採取了古今交融的寫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現代人發生直接的對話。魯迅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我們能夠通過對現實人物的感受和理解，還古代人物一個鮮活真實的面貌，也通過對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現實人物的真實面目。通過《故事新編》中的小說，魯迅實際重構了中國的文化史，揭示了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根據，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國封建文人聖化了的歷史人物的形象。《補天》可以被認為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創世紀」， 在魯迅的觀念中，真正體現中華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聖先賢和帝王將相，而是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女媧，她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徵；《奔月》寫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劇，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類，但那些自私狹隘的世人並不想繼承、發揚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實現自己自私狹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學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拋棄；《鑄劍》表現的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復仇的主題；《理水》《非攻》歌頌了中國古代那些身體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式的人物。孔子、老子、莊子、伯夷、叔齊這些歷史人物也在魯迅的筆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愛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魯迅的《故事新編》以荒誕的手法表現嚴肅的主題，創立了一種完全新型的歷史小說的寫法。

魯迅的思想和藝術的創造力是驚人的，他在短篇小說、散文、散文詩、歷史小說、雜文各種類型的創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創造。這使他成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也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學大師。他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掙扎奮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堅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熱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正義斗爭，揭露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製造「三一八」慘案的罪惡行徑，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後期，他反對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的血腥鎮壓，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等一系列充滿義勇正氣的文章。「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

Ⅷ 著名漢學家有哪些

林語堂
錢德明
前蘇聯著名漢學家H·T·費德林
馮秉正，
宋君榮
美國漢學家詹姆土·R·海陶瑋、勞倫斯·A·施奈德
英國漢學家戴維·霍克思
法國漢學家戴密微
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德國漢學家顧路柏（顧威廉，Wilhelm Grube）
日本漢學家羽田亨博土
法國漢學家伯希
日本漢學家 木村英雄
日本漢學家 倉石武四郎
日本漢學家清水安三
日本漢學家石井勛
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
日本漢學家小川環樹
日本漢學家近藤西涯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先生
瑞典漢學家馬悅然
德國漢學家何可思（Eard Erkes）
德國漢學家衛德明
德國 漢學家弗·庫恩根
德國漢學家威爾翰(Richard Wilhelm)
德國漢學家郭實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