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為什麼去日本

1. 國學大師辜鴻銘介紹

辜鴻銘(1857.7.18-1928.4.30)，字湯生，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以下是我整理的國學大師辜鴻銘介紹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國學大師辜鴻銘介紹
辜鴻銘(1857.7.18-1928.4.30)，字湯生，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生於南洋英 屬馬 來西亞檳榔嶼。學博中西，號稱"清末怪傑"，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是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

他翻譯了中國"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創獲甚巨;並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英文書，熱衷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 文化 和精神，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國學大師辜鴻銘人物生平
1857年7月18日，辜鴻銘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泉州府惠安縣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 記憶力 。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1870年，14歲的辜鴻銘被送往德國學習科學。後回到英國，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

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此時，辜鴻銘獲文、哲、理、神等十三個博士學位，會操九種語言。他在德國人舉辦紀念俾斯麥百年誕辰會上所作的即席演講，博得一片喝彩。他還會用拉丁文作詩。民初上海愚園路廊壁上鑲嵌的拉丁文的詩，系辜鴻銘手筆。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在林語堂的《京華煙雲》一書中曾提及辜鴻銘。14年的 留學 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1880年，辜鴻銘結束自己14年的求學歷程返回故鄉檳城。

1881年，遇到馬建忠並於其傾談三日，思想發生重大改變，隨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學習中國文化。

1883年，開始在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 文章 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

1885年，辜鴻銘前往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即外文秘書)。張之洞實施新政、編練新軍，也很重視高等 教育 。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1891年，俄皇儲來華，贈其鏤皇冠金錶。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鴻銘鼎力謀劃並擬稿，再呈張之洞審定，於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設立自強學堂片》上奏光緒皇帝，籌建由國人自力建設、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得到欽准。自強學堂正式成立後，蔡錫勇受命擔任總辦(校長)，辜鴻銘任方言教習，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訪。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學專門」名譽賜他為「文科進士」。

1905年，辜鴻銘任上海黃浦浚治局督辦。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

1906年，與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書信往來。

1908年，宣統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

1910年，他辭去外交部職務，赴上海任南洋公學監督。

1911年，辛亥革命後，辜辭去公職。

1913年，和泰戈爾一起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1915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授，主講英國文學。《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大時，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用人主張，創中國大學曇花一現的鼎盛時代。辜鴻銘被邀請教授英國文學。

1920年，英國作家毛姆來訪。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來訪。

1923年，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職務，辜鴻銘也緊隨辭職。不久，經人推薦到一家日人辦的英文報館當總編。

1924年，辜鴻銘赴日本講學三年，其間曾赴台灣講學，由台灣遠親鹿港辜家的創始人辜顯榮招待。4月23日，印度詩哲泰戈爾訪華，辜鴻銘與梁啟超、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熊希齡、蔣夢麟等前往北京前門車站迎接。同年，見溥儀。

1927年，辜鴻銘從日本回到故國。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薦他做新組建的「安國軍政府」大帥張作霖的顧問。張作霖對這位穿前清服飾，留小辮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當地問：「你能做什麼事?」辜鴻銘怔怔地看著這位大帥，絲毫也找不到當年張之洞總督那待人如賓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軍閥張宗昌內定辜鴻銘為山東大學校長，辜鴻銘也有意前往執掌。但染了感冒，請了法國醫生來看，不見好轉。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國學大師辜鴻銘主要成就
個人著述

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談，他一生 事跡 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於溝通中西文化並訴諸於翻譯事業。為了讓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於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其目的即在於使西方人了解，並通過了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

英文專著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封面上有趙鳳昌親筆手書的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於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續發表於《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文章結集而成的合集。該書出版後，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閱，當時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史稿》本傳中說：「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發表，1906年結集於上海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並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

3.(《中國牛津運動 故事 》)，是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Newman)，把張之洞領導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現代歐洲高度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傳中國 傳統文化 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的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鼓吹中國文化救西論。全書分為緒言、導論、正文和附錄四個部分。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字林西報》(又名《華北日報》，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郵報》(JapanWeeklyMail)、《北京日報》(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遠東評論》(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華北正報》(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報》(TheTimes)等英文報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闡揚「周孔之道」的陣地。

辜鴻銘的文章發表之後，西方人既驚訝又非常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國人了解這位東方聖哲的思想和學說，他們把辜鴻銘的文章分別譯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論文集Vox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訴之音》)。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Wilhelm)則編譯了辜鴻銘文集《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論文集》，該書主體為《中國牛津運動》。辜鴻銘在日本講演的論文由日本大東文化協會集結成《辜鴻銘講演集》於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薩摩雄次在日本編譯出版了《辜鴻銘論集》，主要篇目是從《辜鴻銘講演集》和《中國人的精神》中選譯出來的。作為翻譯家，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中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

中國四書五經的翻譯最早始於明末清初。當時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和漢學家把《詩經》、《易經》、《論語》、《老子》等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移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歐美，有拉丁文、英文、義大利文、法文等譯本。要把中國古代經籍譯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時精通對譯的兩種語言，能夠透徹理會兩國文化，並非一般人所能擔任。而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大多數只是粗通漢語，因此翻譯出來的作品中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的甚至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根本無法從整體上體現中國文化的精奧之處。

到了近代，翻譯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屬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個有名的漢學家，漢語造詣很高。在王韜的協助下，他把中國「十三經」中的十部經書譯成英文，統稱為《中國經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聲譽，至今被許多西方人視為標准譯本。但由於英漢兩國語言、文化、 思維方式 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理雅各的翻譯雖較之以前的譯著相對准確，仍不免有誤解曲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的現象。

辜鴻銘早在1884年發表的《中國學》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不過是應時之需，雖然數量驚人，但並不都令人滿意。辜鴻銘認為正是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歪曲了儒家經典的原義，糟蹋了中國文化，並導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產生種種偏見。為了消除這些偏見，他決定自己翻譯儒家經典。1898年辜鴻銘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譯著《論語》(：ANewSpecialTranslation，)，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譯著《中庸》()，後來他又翻譯了《大學》(HigherEcation)，但是沒有正式出版發行。他在《論語》譯序中聲稱：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願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後，能夠 反思 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並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於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態度。

辜鴻銘翻譯儒經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意譯法，即採用「動態對等」的 方法 ，使譯文在表達思想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字櫛句比的機械性轉換。在《論語》譯序中，他就明確指出他的翻譯目的是「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給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冊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談話方式，就像有教養的英國人在表達與這些中國俊傑同樣的思想時一樣。」在《中庸》譯序中，他進一步闡明他的翻譯觀點：「徹底掌握其中之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原作的風格。」辜鴻銘在具體的翻譯工作中，確實努力實踐著這一翻譯宗旨。

辜鴻銘再現原作風格的努力還體現在以詩譯詩，即把《論語》、《中庸》等中出現的詩歌片段同樣用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由於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譯得頗為成功。

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鴻銘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近代中國於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著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注釋法對於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還在注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聖·約翰，子路比作聖·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於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鴻銘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於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於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於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典的內容。

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譯本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是儒經西譯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由於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性，他的譯作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

辜鴻銘譯經最大的缺點在於過分意譯。其表現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隨意增添許多原文沒有的內容。對於辜鴻銘英譯儒經，曾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贊美推崇，一種是否定批評。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林語堂為代表。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__徒》一書中這樣評價道：「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只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瞭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與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於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態度的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曾認真研讀過辜氏翻譯的《中庸》，並著書《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指陳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條，認為辜鴻銘的翻譯嘗試乃一大失敗。

不管人們對辜鴻銘譯經活動的評價如何，但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功不可沒。他所譯的《論語》，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辜鴻銘也因此在西方聲名大噪。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造性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學貫中西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後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著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泄」。有一次，他在椿樹胡同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局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於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推崇國學

精通西學的辜鴻銘，在潛心精研國學後，有了一個比較，就此產生了一個持守終生的定見。他以為儒家學說之仁義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強食競爭中出現的冷酷與毀滅;他相信，正被國人摒棄的傳統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學即是這個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僅自己頂禮膜拜，更不遺餘力推向世界，以為肩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重任。他以英文發表的《中國學》，幾乎就是一篇國學宣言。此後他所著述的《中國札記》、《中國的牛津運動》、《春秋大義》(即《中國人的精神》)等，所翻譯的「四書」中的三書《論語》、《中庸》、《大學》等中國傳統典籍，賣力向世界傳播儒家學說，鼓吹東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極大反響。應該說在此之前，還沒誰更系統、完整、准確地向域外有意識地傳輸國學典籍。

春秋大義

辜鴻銘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一。

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一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十幾年的「辜鴻銘熱」。《中國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系由作者1914年發表於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論文結集而成。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凌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朴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朴(deep，broadand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gentle，溫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

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種心靈的生活」，因此，「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不如說它是一個永不衰老的民族」，一個「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這個「像孩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民族，對於抽象的、刻板的科學技術當然是沒有興趣的。辜鴻銘以此回應和解釋西方人關於中國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套話：「中國人缺乏精確性」。他形象地說：「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在辜鴻銘看來，不屑於精確的中國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機地融為一體，達到了「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這就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國味道的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長詩《丁登寺》，展現出中國人心靈與理智完美結合而產生的那種「安詳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這種心靈狀態和精神境界，賦予了中國人那種「難以言狀的溫良」。

「真正的中國人」的溫良，在「真正的中國婦女」或「理想婦女」身上得到了尤為充分、完滿的體現。中國男人的「溫文爾雅」，在中國婦女那兒變成了「神聖的、奇特的溫柔」。辜鴻銘承認，在 其它 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婦女身上也存在著這種溫柔，比如__的聖母馬利亞，但是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相比，中國的理想女性要在「輕鬆快活而又殷勤有禮」方面更勝一籌。他認為《詩經》中的《關雎》一詩描繪出了中國理想女性的三個本質特徵，即「悠閑恬靜之愛，羞澀或靦腆以及‘debonair’一詞所表達的那種無法言狀的優雅和嫵媚，最後是純潔或貞潔」。談及中國女性，中國人納妾的問題自然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辜鴻銘將這種現象的「合理存在」歸因於中國婦女的「無我教」，或曰「淑女或賢妻之道」：「正是中國婦女的那種無私無我，使得納妾在中國不僅成為可能，而且並非不道德。」這顯然是一種狡辯，不過這種狡辯也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中國婦女幽美而賢淑的理想形象。

中國男人和女人為什麼會具有上述精神特徵?辜鴻銘認為，這是中國的「良民宗教」長期教化的結果。所謂「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華」是義與禮，「特別是禮，更為中國文明的精髓」。辜鴻銘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宗教教義之不同：「歐洲宗教要人們‘做一個好人’，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做一個識禮的好人’;__叫人‘愛人’，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他自然而然地聯繫到當時歐洲陷於「一戰」炮火的殘酷現實，指出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正在於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因此，他要把中國人禮義並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給歐洲，以制止這場世界大戰，「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並為戰後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鑰匙」。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這正是《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所標舉的「春秋大義」之所在。

歷史的發展證明，辜鴻銘的「春秋大義」並沒有產生「亂臣賊子懼」的實際效果，他對中國「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顯然是過於自信了。不過，在「一戰」前後的歐洲，特別是德國，由於人們身受戰爭苦難，對於自身文明的價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絕望，而對和平安寧的東方產生了某種朦朧的欣羨，辜鴻銘其人其書就成了他們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僅大學里有人組織「辜鴻銘研究會」，成立「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還廣泛流傳於普通民眾之口。在這股「辜鴻銘熱」的推動下，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鴻銘筆下遵奉良民宗教、社會有條不紊的中國與溫文爾雅的中國男人、幽美賢淑的中國女人的形象也廣為人們所熟知，乃至成為身陷戰亂之中的歐洲人心嚮往之的一個烏托邦。真實與否姑且不論，辜鴻銘所闡發的「中國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義」，在中國人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歷程中，無疑寫下了獨特而醒目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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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辜鴻銘：愛國、保皇、親日，罵遍民國無敵手，「文化輸出」第一人

辜鴻銘是個奇才，是個怪傑。

他是傳統文化的衛道士，贊成男人納妾、女子纏足，連腦後的辮子也始終不肯剪去。

因此，他成了「頑固派」最生動的代名詞，而淹沒了他作為「文化輸出」第一人，為傳播中國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他是不折不扣的保皇黨，罵維新變法，罵辛亥革命，罵新文化運動。

因此，他被風起雲涌的時代潮流拍死在沙灘上，而淹沒了他「控訴西方列強，為中國求正義」的火熱愛國情懷。

在國內，他備受冷眼，被視為「怪物」；在國外，他卻頗享盛名，被尊為大師。

1913年，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不說泰戈爾、毛姆等文豪，連芥川龍之介都聽說 「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

他自稱「東西南北人」，因為「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

總之，滿腔熱血，一張利嘴；眼界開闊，思想守舊；處處反潮流，與社會對著干。一代文化怪傑辜鴻銘，實在是很有意思。

1857年，辜鴻銘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的一個華僑之家。

當時的馬來西亞，是英國的海外殖民地，華僑在這里地位很低，是 「二等公民」 。但是，辜鴻銘的曾祖父辜禮歡，在1786年英國人佔領檳榔嶼時，就被委任為當地的華人「甲必丹」（一種民族的首領和頭目，協助英殖民政府處理當地華人事宜），算是躋身當地的上流社會。

到辜鴻銘時，已是這個「貴族」之家的第四代，他的生活條件自然是優裕的。

那時候東南亞的華僑，不管是農民還是商人，都有著濃濃的家國情懷。他們在南洋大多沒有落地生根的打算，與內地常保持密切的聯系，籍貫也往往寫的是大陸祖籍。

像辜鴻銘的一個伯祖父辜安平，從小就被辜禮歡送回國內求學，後來還進士及第，曾為林則徐的部屬。

辜鴻銘幼時，從他父祖輩口中聽到過一些，有關中國人到馬來西亞的古老而神奇的傳說，也常常隨父親辜紫雲往返於中國與南洋之間，在大陸和台灣不少地方小住過。

可以說，辜鴻銘從小，內心就被潛移默化地種下了祖國情結。

辜鴻銘的母親是西洋人，因此他也遺傳了西洋人的某些特徵，大眼睛、高鼻子、深眼窩，個頭雖不高，但聰明伶俐，他父親的上司加朋友布朗夫婦，很是喜愛這個小孩，把他收為養子。

1867年，布朗夫婦離開馬來西亞，把年僅十歲的辜鴻銘也一起帶到了蘇格蘭，從此他開始了在歐洲十一年的游學生涯。

布朗是一位很有教養的牧師，也是一位大富翁。作為其養子，辜鴻銘的生活條件，以及受到的教育都很優越，與當時的英國貴族一模一樣，他以此自稱「假洋人」。

但這些優越的地方，並不能改變他作為黃種人，而被一些歐洲人瞧不起的事實。

剛到英國時，他遵照父親的囑咐穿長衫，留辮子，頗以作為中國人而自豪。但是很多洋人看到他的打扮，都掩飾不住驚訝和嘲笑。

有一次在飯店，他想進男廁所，卻被服務員當成小姑娘，抓進女廁所方便。後來，辜鴻銘在這個女服務員的勸說下，才把辮子剪下送給了她。

生活優越又備受歧視，養成了辜鴻銘孤傲的性格，他也因而常常思念故國。

據說他在英國時，每屆陰歷冬至，必在房內備下酒饌，遙祭祖先。房東太太問他：「你的祖先什麼時候來吃這些酒與菜？」他一本正經地回答：「就在你們的祖先嗅到你們所獻鮮花花香味的時候。」

在歐洲十一年間，辜鴻銘接受的是一套正統、全面的歐洲式教育。

小時候在蘇格蘭公學接受啟蒙教育，後考入愛丁堡文法學校，學習初等課程。這個學校對於拉丁文、希臘文以及英國古典文學的教授，都十分認真而徹底，對學生要求相當嚴格，這也為辜鴻銘以後精通多種西方語言打下了基礎。

後來，辜鴻銘又先後進入德國的柏林大學，萊比錫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等世界知名學府學習，拿下了十三個學位，涉及文、理、工、哲等各個學科。

不過，也有人提出質疑，說他的十三個學位存在誇張之嫌，但這些，咱們也無從考證。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位學霸中的學霸。

據說在愛丁堡時，每個星期日，辜鴻銘都到藏書樓讀書，凡遇到外間看不到的孤本秘笈，便用鉛筆抄錄，數年之間，竟抄書數十種。因此有時候，身邊人都害怕跟他談話，因為他說的很多書，別人聽都沒聽過。

而且，辜鴻銘還是個語言天才，竟然學會了九種語言，其中還不包括中文、馬來語及閩南話。他可以用德文背下來大部頭《浮士德》，英文更是說得跟母語似的。

辜鴻銘曾說：

1878年前後，21歲的辜鴻銘返回馬來西亞，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職。也是機緣巧合，他遇到正途經新加坡回國的 馬建忠 。

馬建忠生於江南文風興盛之地，飽受傳統文化浸潤熏陶，後來拋棄科舉之路，專門研究西學，也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

辜鴻銘與馬建忠一見如故，長談三日。

辜對西洋文學旁徵博引，但中國文學的知識幾近於零，真正讀過的，只有翟理斯博士翻譯的《聊齋志異》。

馬建忠告訴他，《聊齋》只是純粹的文學故事，並不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建議他讀讀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並特別推薦唐代陸贄的文集給他讀。

馬氏的介紹，激發了辜鴻銘了解中國文化的強大興趣，兩人會晤後的第三日，他向新加坡輔政司提出辭職，然後不等答復，就乘輪船返回檳榔嶼，棄西裝革履，開始留發結辮，並閉門攻讀中國書籍。

辜鴻銘說：

之後，辜鴻銘回到國內，並於1884年被招攬進張之洞的幕府，從此賓主際遇，開始他長達20餘年的 文襄幕府生涯 。

張之洞，慈禧太後欽點的探花，是清末洋務大臣里比較有學問的，而且為官也比較清廉，人稱「香帥」，死後謚號文襄。

當時，張之洞已是名滿天下的封疆大吏，但辜鴻銘在他面前極其自然瀟灑，不卑不亢，對張激昂慷慨地高談闊論，顯示出才子名士的風度。

張之洞也比較有雅量，對他孤傲狷介的性格很寬容。兩個人在二十餘年的合作中，觀點上既各有己見，又互相影響，整體上是比較融洽的。

在張之洞的幕府，辜鴻銘被委以洋文案及禮賓諸務，職責主要是張之洞的外事顧問秘書、翻譯以及對外交涉等事務。

辜鴻銘外語好，學問大，見識廣，而且 極擅雄辯 ，也為張之洞解決了不少棘手的涉外事務。

張之洞在兩廣操練新軍時，用的是德軍操練法，聘請了不少德國教官。張按照中外官銜，賜四、五、六品武官銜，並讓他們用中國頂戴、軍服，行跪拜、半跪拜等中國禮儀。

德國教官本來覺得有失體面和身份，不大願意。結果辜鴻銘就用德文旁徵博引一番，歪理正說，把幾個德國人給說得服服帖帖。

以至於後來清朝遺老們撰「國史」時，欣然贊曰： 客卿改章服禮節，此為創見。

1891年，沙俄的皇儲到中國游歷，同行的還有其內戚希臘世子等十餘人，泊船漢口，張之洞以地主之禮接待。

晴川閣宴會上，辜鴻銘以法語通譯。

席間，沙俄皇儲和希臘世子用俄語小聲談話說：今晚另有他約，宜節食。沒想到，辜鴻銘馬上用俄語說：此餐頗合健康標准。客人大驚！

後來，張之洞煙癮上來吸鼻煙，希臘世子沒見過，很驚奇，用希臘語問皇儲：主人鼻吸何物？辜鴻銘聽到後就跟張之洞耳語，張立即把鼻煙遞給希臘世子觀摩，兩位客人更是驚駭。

由於辜鴻銘的翻譯，宴會大為生色。臨別前，沙俄皇儲鄭重地與辜鴻銘握手，約如至俄國，定當敬待，贈給辜一塊鏤刻皇冠的金錶。並對張之洞稱贊說：「 各國皆無此異才。 」

而就在與沙俄皇儲談笑風生的同一年，辜鴻銘還做了一件大事。這要從19世紀下半葉的 「反洋教斗爭」 說起。

19世紀下半葉，西方列強用洋槍洋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他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以傳教為名，實行間接地掠奪與統治。

這些傳教士目無中國法紀，胡作非為，強占民房、霸佔土地，侮辱中國官員，毀壞中國廟宇，甚至有的借辦育嬰堂、孤兒院拐賣兒童……種種行為，終於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義憤，起而自衛，由此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特有的「教案」。

1891年，長江流域發生了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爭。

4月，揚州人民包圍教堂；5月，蕪湖人民焚毀教堂，包圍英國領事館；6月，武穴教案；9月，宜昌教案……迫於列強的壓力，清政府派兵鎮壓，並最終以賠款了結。

這讓辜鴻銘義憤填膺。他用英文撰寫專論，分析傳教士在中國各地種種為所欲為的行動，逐項加以指責，立論公允，事實確鑿，義正辭嚴。

要知道當時，國際輿論控制在西方列強手中，他們以強盜邏輯，歪曲教案事實，鼓動西方人民仇華情緒。

這時，一位中國人敢於站出來仗義執言，向世界揭示真相，呼籲公平和正義，這立即引起了廣泛的國際反響。許多西方人士直接投書，公開表示同情中國人民，辜鴻銘的名字也在西方引起關注。

後來1900年前後的義和團運動，更是中國人民反洋教運動的高潮。

清政府方面，先是利用義和團義民的愛國熱情，向洋人開戰，之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他們又勾結帝國主義痛剿義民，並將廣大義民誣蔑為「拳匪」、「亂民」。

辜鴻銘在這期間用英語寫了大量的政論時評，送刊橫濱《日本郵報》和西文報刊上。

這些文章中，他全面分析義和團運動發生的原因，向世界輿論說明真相，並強烈譴責列強對中國政治的干預，和出兵入侵中國的暴行，呼籲和平解決事端。

雖然他部分觀點也有失公允，比方說他的《尊王篇》裡面，為慈禧太後辯護，把責任推到康有為身上。

但是，在當時的學者中，可以說只有辜鴻銘，專力用英文向世界輿論尋求正義，他火熱的愛國熱情是不可否認的。

1909年，張之洞因病去世。

這對辜鴻銘是一個不小的打擊。畢竟，像他這樣一個孤傲狷介，隨便臧否人物的狂生，也就文襄大度能容，處處愛護，還褒揚有加。

之後，他辭去外務部職，任職於南洋公學。而這幾年間，中國的形勢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各地紛紛響應，革命浪潮席捲全國。辜鴻銘卻公然跳出來大罵革命黨，並寫信給上海《字林西報》，告誡西方報紙不要登排滿文章，鼓動革命。

幾年後，他任北京大學教授，又因反對學生運動而引起學生的不滿，又憤而辭去北京大學教職。

總之，從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運動，不管世界怎樣變化，辜鴻銘始終堅定不移地「保皇」和「守舊」，一路與時代相對抗。

但他又與一般的「腐儒」、「老頑固」們不一樣。辜鴻銘反對西學、新政，是建立在他對西方國家和中國文化都透徹了解的基礎之上。

辜鴻銘進張之洞幕府之初，漢文水平還很低，張之洞有空便親自指導他。他也憑著對語言文字的特別稟賦，努力自修，學問大進。

據辜氏自述，有一件事，對他有很大刺激，促使他發憤讀中國典籍二十年。

他入文襄幕府之初，恰逢張之洞壽辰，許多名流前來祝壽，大儒沈曾植也來了。張之洞介紹辜鴻銘與沈曾植見面，要辜鴻銘多向沈學習。

起初，辜鴻銘向沈曾植高談闊論西學西法，但很久沈卻一言不發。辜問沈為何不說話，沈曾植十分嚴肅地說：「你說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

辜鴻銘大受刺激，自此，他「窮四書、五經之奧，兼涉群籍」。經過二十年刻苦學習，對中國文化終於融會貫通了。

而且，系統學習中國傳統的經籍後，他從儒家的學說中，找到了足以彌補現代歐洲文明不足的東西，那就是傳統的倫理道德力量。

在認定了中國文化及其價值之後，辜鴻銘便矢志不移地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維護中國傳統文化，並向世界推銷之。

在辜鴻銘以前，把《四書》等經籍翻譯成外文，介紹到西方的，基本都是傳教士。他們雖然西文好，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不深入，無法翻譯出精髓。

中國人中懂得西文的，常常熱心西化，對這種「不識時務」的工作不甚關心。

只有辜鴻銘，具備了兩方面的條件，而且擔當起了中國文化向西傳播的重任。

1898年，就在康有為、梁啟超紅紅火火搞「維新變法」的時候，辜鴻銘英譯的《論語》正式刊行，之後幾年，他又陸續譯了《中庸》、《大學》等儒家典籍。

為了使西方人易於理解，他創造性地加以述譯。因此他的譯本，受到國內外讀者的歡迎，在國內學界及國外漢學界也享有較高的聲譽。

日本學人清水安三就認為：讀辜氏譯本，比讀以漢語寫成的原著，更易於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

而且，辜氏以其對西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多年積學，在《清流傳》、《春秋大義》等著作中，對中西文化展開全面的比較研究，這在當時以傳統的方法研究國學的學術氛圍中，無疑是開拓了新的境界。

可以說，辜鴻銘作為國學家的貢獻，遠較他作為政治活動家大。

在把儒家重要經典翻譯到西方、向西方宣揚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對西方中國學的批評這三方面所作的貢獻，近代沒有一個人能同辜氏比肩。

1924年，日本「大東文化協會」盛情邀請辜鴻銘赴日本講學，辜鴻銘欣然應允。

此事在國內引起喧嘩，天津《益世報》署名鎮漢的文章，把辜鴻銘比作「第二張勛」，說他「大捧日本人的臭腳」。

當然，以辜鴻銘的性格，自是不會理會別人怎樣說的。事實上，他倒也不是刻意討好日本人，而是他對日本的態度，一向比較「親近」。

原因當然不是因為他娶了一個美麗賢惠的日本小妾，而是因為，他認為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同根同源。

1904年，日本和俄國兩個強盜，為搶奪我東三省的利益，展開日俄戰爭。辜鴻銘寫了一系列文章，把俄國罵得一塌糊塗，對日本卻出奇地寬容。

他不但不談日本對中國國土的踐踏和瓜分，甚至還從維護東方文化的角度，肯定日本的勝利是東方文化的「勝利」，是贏得西方對東方文化尊重的「聖戰」。

辜鴻銘的名字在日本廣為流傳，很多人把他引為知己，認為他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也是東方文化的代言人，是使東方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哲人。

即使在「五四」前後，排日情緒在中國高漲時，他也固執迂腐地反對學生的排日舉動。

隨著中國社會新思潮的風起雲涌，傳統文化的逐漸沒落，他更是覺得，東方文化還有一絲恢復的希望，那麼這個希望不在中國，而在日本。

1924年10月，辜鴻銘正式到達日本，開始在東京、大阪、神戶等地，接連不斷地巡迴演講，圍繞的基本都是「弘揚東方文化」，「對西化的批判」，「對日本振興東方文化寄予厚望」等，在日本掀起不大不小的「辜鴻銘熱」。

在日本講學三年，辜鴻銘大力向日本人鼓吹東方文化，並對日本越來越明顯的全盤西化，日本政府越來越嚴重的軍國主義給予批判。

1927年，隨著中日關系的逐漸惡化，辜鴻銘的聽眾越來越少，逐漸遭到白眼和冷落，他復興東方文化的最後希望也落了空，終於孤零零地踏上歸船，回到故土。

十三年後的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又把辜鴻銘捧了出來，他的言論被編成《辜鴻銘論集》四處流布，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以所謂的「大東亞文化建設」為幌子，而進行侵略戰爭的「有力根據」之一。

這恐怕是當初的辜鴻銘始料未及的。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的生命終於要走到盡頭，他猶據病榻講儒學，數小時後，帶著未講完的內容離開了人世。

回顧他這一生，有學貫中西的大學者的氣度，又脫不掉文人的幼稚；雖不合時宜的「保皇」、「守舊」，但不改其「愛國情懷」，特別是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所做的貢獻，可稱之為 「文化輸出」第一人 。

今天，我們穿越歷史的風雨起伏，拋開功過是非，來評價辜鴻銘，或許可借用李大釗那句：「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中，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

3. 近代中國名人為何偏愛娶日本妻子

這是從哪下的定論，你做過調查嗎，近代中國名人太多了，怎麼可能是偏愛日本妻子，中國的女子也大都有才華，又賢惠，不知道從哪裡找來這么一句話

4. 在日本演講時，辜鴻銘為何會說，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20世紀初斐聲海外的辜鴻銘，堪稱名副其實的民國奇人。當時世界上的一些重量級人物，都曾與他有過一定的瓜葛，列夫·托爾斯泰曾經給他寫過信；泰戈爾曾經與他在思想上碰撞出火花；就連印度聖雄甘地，都贊美他是一位“可敬的中國人”。

而在國人的口中，辜鴻銘的評價變得兩極分化，贊美他的人會認為他是“怪傑”，貶低他的人則認為他是“怪物”。辜鴻銘曾經在日本做演講時，脫口而出“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的話，引起了軒然大波。作為中國人的辜鴻銘，為何會說出這樣的話呢？

辜鴻銘老年

令人驚訝的是，過了13年以後，辜鴻銘此行的所有演講內容，竟然被日本帝國拿出來斷章取義，這些侵略者只摘取了對日本有利的言論中片言之語，他們打著“辜鴻銘熱”的旗號，抹黑這位文化怪傑，並藉此掩蓋他們的侵略罪行，最終導致辜鴻銘的許多言論被世人所誤解。

5. 為啥清末怪傑辜鴻銘說：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辜鴻銘於1924年在日本東京大學做了題為《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的演講，而這句“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正是出自於這次演講。如果將這句話單獨列出來，顯然令人憤慨，讓人覺得狗屁不通，但要將其放回原文再看，則不得不承認，辜鴻銘先生說的卻有幾分道理。

6. 辜鴻銘為何選擇在日本人辦的報紙上譴責五四青年學生

巴黎和會談判失敗，是個人可以左右的嗎？ 學生藉此介面，暴力沖擊國家官員，違法亂紀，犯罪當以法律為准繩，不可用私法，這不是暴民嗎？這是民族主義，這就是赤裸裸的暴力，文革中也是這樣，給國家帶來巨大的損失。學生不過是被利用了而已。

7. 辜鴻銘是誰啊

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９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 最尊貴的中國人 」。 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湯生。1857年７月18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准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在林語堂的《京華煙雲》一書中曾提及辜鴻銘。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朴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朴，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朴，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朴，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朴；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朴，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後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 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辜鴻銘生平喜歡痛罵西方人，反以此而見重於西方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裡，並總能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幾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辜鴻銘在西方人面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於他的機智與幽默。某天，辜鴻銘在他位於北京椿樹胡同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鴻銘辯才無雙。中日甲午海戰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一些接觸。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作為見面禮，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 在北大，受蔡元培、黃侃、洋教授的青睞，但卻是西化分子的死對頭。對於胡適等人的白話文運動給國人帶來傳統文化斷層上的災難，曾經早有預見，但最終，民國政府還是在小學課本廢除了文言文，給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辜鴻銘，作為一個出生在馬來西亞的華僑，用自己的努力捍衛著中華民族的尊嚴，是他，促使世界第一個孔子學院的誕生，近代中國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國學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國中國，卻屢屢被自己的同胞和學生嘲笑唾罵誤解著，我們不能不遺憾那樣的時代里，我們的大多數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8. 辜鴻銘為什麼在日本人的報紙上罵中國學生

因為當時國內報紙大多被學生們的後台……用金錢收買了，不肯登載辜先生的理性文章。
即使國內有一些報社能夠理解辜先生的良苦用心，但由於懼怕學匹暴徒前來算賬，也不得不婉言謝絕了辜先生的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