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人寫日本論
1. 日本論的讀戴季陶《日本論》
日本與我們一衣帶水。但是,對於這個近鄰,對於日本人與日本文化到底有多少了解?相反,自古至今,日本人對於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研究從來沒有鬆懈過。有時,與日本的朋友在一起談論中國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我們倒常常為自己的眼界狹窄與見識短淺而羞愧,而感到可恥!正如戴季陶所說的那樣,「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實驗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所以他們對於中國有如此真切的認識。中國人對於自己的認識尚且如此之不足,更遑論對於日本了。戴季陶曾說過,中國人對於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的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不願意見——中國人長期形成的意識慣性並沒有根本改變,對於日本的研究更談不上充分,這真叫做「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
為了改變國人當時對於日本研究的這種意識慣性,戴季陶勸中國人「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他們的性格怎麼樣?他們的思想怎麼樣?他們的風俗習慣怎麼樣?他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在哪裡?他們的生活根據在哪裡?都要切實做過研究的工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曉得他的現在是從哪裡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所以,這部1928年寫成的《日本論》實在是戴季陶十多年研究日本的心得。
同時,戴季陶指出,「我們如果要讀一代的歷史,千萬不可被事實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論迷住。我們要看透全部的歷史,然後讀書才是有用的」。更深一層,戴季陶指出研究日本的正確態度,他說:
我們立腳在理論和歷史兩個重要的問題上面的人,我們一切的批評,只有事事根據事實,事事根據理論,我們不曉得有恩怨,不曉得有私交,不曉得有客氣。我在日本有不少的至友,不少的先輩,或者可以說,我之社會生活,在日本還多過在中國罷。但是我們到得立腳在評論國事的時候,我們不能管那些,我們只有說明事實、闡發主義。
由於研究歷史的關系,我讀過不少有關日本歷史的書。但是,沒有一部書能像戴季陶的《日本論》這樣既有骨架又有血肉的,這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著作。對於普通國人來說,她深入淺出,言簡意賅,是一部了解日本的最好的著作;對於研究者來講,她是一本認識日本的入門書,而且是一本不可跨越的入門書。這就是這本書所具有的恆久價值所在。
一
如果從日本的史籍裡面,把中國的、印度的、歐美的文化,通通取了出來,赤裸裸地留下一個日本固有的本質,他和南洋土藩差不多。讀戴季陶的《日本論》,我們首先感興趣的就是日本的本土文化神道及其與外來文化的關系。
戴季陶指出,觀察日本,應當十分注意的一點,是日本接受外來文明的方式。因為,像日本這樣一個處於封閉狀態的島國,絕不容易創造世界的特殊文明,其思想的變動,當然離不了外來的感化,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卻是島國的特長。然而,每當日本藉助外來文明發展起來以後,日本本土的神道總會沉渣泛起。戴季陶指出,文明是人類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認定一個人類,認定一個世界,在世界人類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結果一定要落到神權迷信上去。如中古時期,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佔了優勢,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國文明的力量增加了,把中國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種日本自己的文明,形成自己統一的民族文化。同時,日本文化要求獨立的思想也增加了,於是神權學說又重新興起。
日本文明起源較晚,現在仍然殘存的神道就是日本文明的早期形式,它具有濃厚的宗法家族色彩。德川時代漢學發達,在思想上,在統一的制度文物上,確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礎。就是日本的神權主義者,在思想的組織方面,也完全是從漢學裡面學來的。從制度上看來,由日本社會進化自然程序發生出來的種種階級制度,統治者階級的性格,可以證明日本在部落斗爭的時代,最大的缺點是「仁愛觀念」和「天下觀念」的薄弱。德川時代的日本,達到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實在是得益於儒家「仁愛觀念」、「天下觀念」和佛教眾生平等思想的影響所產生的一種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論的結果,日本文明的進步恰恰和「仁愛觀念」的進步成正比。近代亦然,民權思想和歐化主義,就是維新後的特產。這一種新的民權思想,自由博愛的思想,可以說是日本後期的「世界人類同胞觀念」。
但是,日本在接受外來文明到某個階段之後,總會產生一種本能的反彈,本土的神道觀念總會出來發生作用,這也使日本接下來的發展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在武家時代,日本民族優越的統治思想壓服了儒家與佛教思想,王道的政治理論勝不過霸道的武力。同樣,我們也會看到,明治維新以後,在國家觀念上,日本的神權思想仍然占據主流地位,西方的民權思想並沒有在政治層面取得徹底的勝利。同時,戴季陶認為:
如果一個民族,沒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進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沒有一種自己保存,自己發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在這種地方,我們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優越處來。……然而他們以赤條條一無所有的民族,居然能夠滋生發展,平定土藩,造成一個強大的部落,支配許多土著和外來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們。更從高麗、中國、印度輸入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夠通同消化起來,適應於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種特質,完成他的國家組織。更把這個力量來做基礎,迎著歐力東侵的時代趨向,接受由西方傳來的科學文明,造成現代的勢力。民族的數量,現在居然足以與德法相比。在東方的民族中,取得一個先進的地位。這些都證明他的優點。我們看見日本人許多小氣的地方,覺得總脫不了島國的狹隘性。……可是我們在客觀的地位,細細研究,實在日本這一個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
所以,戴季陶說,「日本的固有思想,不能不說是幼稚」,但是,「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恥辱。並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進取精神發展餘地的地方」,絕沒有一些衰老頹廢的氣象。當然,對此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戴季陶認為,日本回歸本民族傳統的這種自尊心,推而廣之,明治維新時期,如果沒有與「開國」並行的「攘夷」這種義和團精神,決不能造成日本獨立的文化。
佛教本來是一種極消極避世的宗教,但是到了日本以後,佛教卻順著封建時代的人心,變成了一個「強性的宗教」:「或者是為宗派打仗,或者是為擁護一派的護法大名打仗」——「佛教愛人愛物無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時代,一變而為犧牲的爭斗精神」。這也體現了當時日本民族的進取心,因為,「一個宗教的制度思想的變遷,完全適應社會生活的要求,同是一個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階級不同,他那一個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著變異的」。
戴季陶的《日本論》確實寫得很平和,讓讀它的人不會血脈賁張。但是,透過這本書,我們看到了一個朝氣蓬勃的日本,同時也看到了一個咄咄逼人的日本。
二
一個蓬蓬勃勃的民族是不會產生「思想上閉關自守」與「智識上的義和團」的。但是,任何的封閉與開放都是相對的,日本也不例外。近代以來,日本神道合一的政體具有很大的危險性,並且他也最終會走向一個死胡同,這就直接導致了日本走向現代國家過程的艱難曲折。
戴季陶指出,從表面上看來,日本最盛行的是佛教,其實日本統治階級的宗教,卻是神道。神道對於日本人的國家觀念的影響至深且巨!日本人迷信他們的國家是世界無比的國家,他們的皇室是世界無比的統治者,他們的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神選民族」,這種思想,都是從神道的信仰里產生出來的。並且,這種神秘思想,「成為日本人上古時代國家觀念的起源」,「日本人的國體觀念,大都由這一種神權的氏族思想而來」,「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神權思想的時代化」。並且,這種觀念,深入普通日本國民的心靈,他們對此深信不疑。戴季陶引用筧克彥博士的話對此作進一步地說明:
日本的國體,是萬邦無比的模範國體,無論到什麼時候,決不會有人來破壞國體的。日本國體的精華,就是古來的神道日本國家的權力,就是神道惟一信仰的表現。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現。愛神、敬神、皈依於神,以神表現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權。
當然,在這里,戴季陶並不是為日本的這種神權的國家觀辯護,而只是說明神道之於日本國體的重要性這一歷史事實。同時,戴季陶指出了基於神道國體的危險性:「這一個神權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統治者階級」,「不過當此刻這樣一個時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權,還脫不了這一種人的手,不能不說是危險萬狀了。」
近代日本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是片面的,他有選擇地汲取了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卻沒有充分吸收西方的制度文化,表現為社會的發展與制度建設的不平衡。對此,戴季陶有清楚的說明:「荷蘭學問的輸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數學、築城、造兵、醫葯等智識而外,在精神科學方面,簡直看不出什麼進步。」
戴季陶進而指出:「明治維新,一面是反對幕府政治的王政統一運動,一面是民間要求人權平等自由的運動。倡尊王討幕的人,和倡民權自由的人,雖說都出自『公卿』和『武士』兩階級,但是這民權運動,純是一個思想上的革命,是人類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發展,而歐洲自由思想做了討幕的模範。」「近來日本的文化制度,雖然大半由德國學來,卻是喚起日本人『同胞觀念』,使日本人能夠從封建時代的階級統治觀念里覺醒起來,打破階級專橫的宗法制度,法國民權思想的功績真是不少。」但是,日本並沒有因此有效地建立現代政黨政治,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而是走向了軍國主義的道路。
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由於多數人的權利並不是自己要求的,而是由少數人自己讓出來給他們的,而且,自古以來,幾百年遺傳下來的奴性,決不能在短時間內能夠消除得了,這樣就為少數政客提供了政治投機的機會。所以,日本初期的政黨就是「介居軍閥官僚財閥之間的大掮客」,並且「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政治」也一樣相互關聯,互相維持,沒有資本主義不維持軍國主義的,也沒有軍國主義能永遠避免官僚主義的發生的。因此,日本的政黨並不具備現代民主政黨的自由主義與普遍代表性質。
當然,當時的日本不是沒有進行過向現代政黨政治過渡的努力,板垣退助就是進行這方面努力的代表人物。早在明治維新之前,主張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就要聯合後藤、副島、江藤倡設民選議院,發起愛國公黨。後來,武士在舉兵屢敗的情況下,受板垣退助的影響,組織了各種各樣的社團,促進了日本社會的進步。但是,日本當時的政黨在民權的基礎尚未確立,立憲政治的體用均不完備的情況下,不能夠真正獨立,也沒有執掌政權的能力,而只是依靠政權與財權討生活,為日本的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所左右。日本政黨的轉換,從議會開設以後,一步一步和政權接近,一步一步被軍閥同化。反乎這一趨勢的人,不是被壓迫而倒,就是自己知難而退。因此,導致英美式的兩黨對立的現象固然不見於日本,法國多黨分立的現象亦復不見於日本。陸軍大將桂太郎雖然舍棄軍事地位也做過政黨政治的努力,但是卻也以失敗告終。
沒有現代政黨政治,君主立憲下的議會民主制始終不能走上軌道。
三
長時間以來,我都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注重本體的探求,這應該有利於與現代西方主流的經驗主義與實用主義接軌。但是,看了戴季陶的《日本論》,我的這一看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戴季陶指出,一個人的生活,是不能單靠理智的,單靠理智的生活,人生會變成解剖室里的死屍,失卻生存的意義。尤其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活,是絕不能單靠理智的、民族的結合,是靠一種意識的力量。種種客觀事實的觀察和判斷,不變成一種主觀的意識時,絕不發生動力。
思想不是紙上的空談,不是兒戲,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變成信仰時,不生力量,不到與生命合為一致時,不成信仰。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藝術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會制度的革命而起,後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及至完成時,又是變化將起的時代了。這樣遞換不已,就成社會的進化。
日本的國民,是一個信仰最熱烈而真切的國民。日本人有一種把自己的身體無條件地奉給神的決心,有一種「絕對的」觀念,對於宇宙和人生,有一種「永久」和「一切」的觀念。他們能夠把自我擴大,造成一種「大我的生活」,他們「物質的無常觀」是立在一個很積極的「精神的常住觀」的上面。並且,這些觀念,不是從和尚的念經、神官的祝禱、牧師的說教里看到的,而是從社會生活的種種「相」上得來的。
「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們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時,便曉得信仰是生活當中最不可少的條件。「自強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載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夠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夠合眾。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就是歸因於「日本民族統一的發展能力已經具備」這一點,「民族的統一思想,統一信仰,統一力量」,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戴季陶屢次提到「力量」、「動力」、「能力」和「信力」等這類與「力」有關的名詞,這顯然與他探討問題的出發點有關。在該書的開篇,戴季陶就明確地說,他十多年來,總抱著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他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地裝置起來。
在「日本人與日本文明」部分,戴季陶指出了「外力」與「內力」的關系問題。他說:「一個時代的革命,種種破壞和建設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民族的社會生活之外。倘若哪一個社會裡面,沒有預備起改造的材料,沒有養成一種改造的能力,單靠少數人的運動,決計不會成功。即使四圍的環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間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說,歐洲和美國勢力的壓迫,只是成為日本動搖的原因,成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間內成功,則完全是歷史所養成的種種能力的表現,而決不是從外面輸入去的。」日本何以能強,何以能統一,何以能吸收歐洲的文化,把他組織起來,變成日本統一的民族文化,這完全由於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礎,「信力」是活動的骨幹。
但是,即便如此,「內力」的養成與作用也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常常是錯綜復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戴季陶又指出:
一個時代的創造,有很多歷史的因緣,決不是靠一兩個人的力量創得起來,不過領袖的人格和本領,也是創造時代的一個最大要素。創造時代的領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倫;有的是以智識覺醒民眾;有的是靠他優美的道德性,給民眾作一個信仰依賴的目標;有的是靠他堅強的意志,一面威壓著民眾,同時作民眾努力奮斗的統帥者。至於智仁勇兼備的聖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犧牲,再供後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與成功之盛。
一代歷史的創造,不是簡單的東西,成功失敗,不是絕對的問題,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表示可以做絕對的憑據。在全時代的歷史當中,一代革命的成敗,民族勢力的興衰,文化的隆污,是整個的東西。個人事功上失敗的,倒往往是時代成功的原動力,而個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敗者的福。
沒有對於本體的追求,就是沒有信仰;沒有信仰,就沒有基本的價值判斷,只能盲目地摸索。戴季陶認為,在信仰的熱切與真實方面,中國人是應當切實反省努力自新的。反觀自己,中國人只有「打算」,沒有真正的信仰,信仰是無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個民族,在生存競爭劇烈的當中,如果人人這樣打算著,絕沒有人拼著必死的決心炸沉自己的船去封鎖敵人的軍港;絕沒有拋卻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沒有任何效力的純正學問,絕沒有人舍了自己的財產去救濟社會國家的危難!
戴季陶受日本文化的影響甚深,為了自己的理想與信仰,他最後也是自殺身亡的。這與其說是他個人的悲劇,毋寧說是我們民族的悲劇!
------ 作者: 李建軍
2. 日本論的介紹
《日本論》一書初版於1928年,曾被學界視為研究日本的一本重要參考著作。即使在其成書70多年後的今天,該書對於中國讀者了解日本的國情、民族性格及其風俗習慣仍有一定的幫助。
3. 怎樣從文化角度看待日本的民族性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由於歷史風土、社會條件和文化宗教的不同,使得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國民性格、民族精神以及獨特的文明形態。就日本民族而言,其性格、精神的形成同樣也離不開其特有的歷史風土等諸多因素。如果我們沿著歷史和現實的民族性運行軌跡溯源追尋,就會發現日本這一民族的凝聚力建成的使然。
正如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一項偉大事業的背後,都必然存有一種無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精神力量一定會與該項事業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密切淵源。不言而喻,日本的崛起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其背後無疑存有這種精神力量。
危機意識與進取
長期以來,一種生存危機和前途渺茫的不安感時常困擾日本人的心靈,使得他們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究其原因,客觀上是因為日本國土面積狹小、資源貧瘠匱乏,自然災害頻發,主觀上是由於日本一直處於中、印、俄三大文明古國邊緣,以自身古代文明與三大文明古國比試,造成日本國民心理緊張,時常伴隨一種危機意識。①早在日本文化形成期,在與發達文明交往過程中,日本人多因這種不安而產生自卑心理。
日本進步史學家井上清就此指出:「從《海國兵談》②起,已經萌生了所有的日本人,無論貴賤上下都應當防衛日本的思想。這種全民族『防衛日本的思想』和至日本明治維新前一切對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思想,以及以這種思想為出發點的排外、攘夷行動③,其所表現的民族意識都是前近代民族意識,是一種自然屬性居多的民族意識。這種民族意識的重要性是保持原來的自我,維持民族的生存和發展。」
日本民族擁有止於至善的特有精神和善於將「危機」轉化為「機遇」的內質心理,這促使他們不斷積極進取,積極學習外部先進文化。在日本民族文化發展中,他們不忌諱承認自己的文化曾經落後,更不嫌棄自己的歷史貧乏,先拜中國為師,後結歐美為友,主動走出去,虛心請回來,如飢似渴地汲取異國疆域的優秀文化,修補自身文明的鄙陋。岩倉使節團④「任務書」這樣寫道:「東洋各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產,無不超絕東洋,將此開明之風俗移往我國,以使我國迅速進步至同等化域。」木戶孝允⑤通過對歐美各國的考察得到的結論是:日本人「與今日美歐諸州之人決無不同,只在於學與不學而已」,因此提出抓民智,「其為急務者,莫先於學校。」田中角榮《日本列島改造論》更為論言:「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其國民性的活動半徑,日本要按做『世界公民』的要求來培養國民,教育後代。」日本引進先進文化,常常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這種精神是促使日本成功的力量源泉。
危機意識對於一個民族既是一種生命力,又是一種巨大的精神財富。對於戰後日本的崛起,日本作家戶川豬佐武認為:「美國所帶來的所有物質文明,都使他們(日本人)一味驚異,善於思考問題的人們痛感大大落後了的日本與相當先進的美國文明之間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種要超趕美國的熱情和使命感。」日本在有強大壓力的情由下,常把壓力變成為一種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積極進取並超越危機,他們敢於同舟共濟,身居列島而放眼世界,哪裡有他們的利益,哪裡也就變成了他們的「國土」。
日本對外咄咄逼人,以其進攻獲取安全。但一旦越「界」,日本獨特的危機意識便使得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就會走向其相反的路途。以鄰為壑,這樣的危機意識至今仍在促使日本對鄰國的快速發展而憂心忡忡。特別是對於正在崛起的中國,日本不斷渲染「中國威脅」、構築「對華包圍圈」,嚴重影響了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
集團意識與和諧
日本人對群體、對集團具有一種強烈的的歸屬感,他們都有自己的「集團」。只有置身於這樣一個集團或潮流中,將自己全部融入到集團里,日本人才會覺得找到了自我位置與價值,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
日本集團意識的形成與其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由於生活條件惡劣、可耕面積稀少,地震災害頻發,日本人不得不依靠團隊的力量來對抗惡劣的環境;而以種水稻為主的稻作文化圈更需要人與人之間的協調,日本以家庭為單位橫向結合的村落共同生活,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合作的觀念。
日本著名學者森島通夫指出:日本所處的社會觀點認為,社會並非個人競爭的場所,而是一個隊與另一個隊競爭的集體競爭的地方。公司雇員之間的和諧,以及他們對公司的獻身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而員工之間的競爭則不被看重。這些組成了日本工業的「國家隊」的公司雇員們是作為一個單一的、團結的整體去與他們的外國同行競爭。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社會是一個激烈競爭的社會,但它並不產生個人之間的競爭,個人要在集團競爭的戰場上冒著生命危險工作。日本人對集團的獻身精神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工作熱情高漲乃至達到狂熱的程度,是當代集團意識最明顯的表現。
日本也崇尚極強的個性,信守「個人發達」,但這種個性往往需要與集體聯系在一起,建立在集體觀念之上。美國著名日本問題研究專家賴肖爾曾指出:「日本人與美國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別莫過於日本人那種以犧牲個人為代價強調集體的傾向。」在日本,為了進一步強化集體意識、團隊精神,日本企業內部強調「和親一致、以和為貴、讓而不爭」的和諧理念,提倡奮斗,把集體作為自己的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盡量融合感情,減少摩擦,避免內耗,協作共奮,做到「使整體力量大於部分力量之和」。日本企業提倡在內部「讓而不爭」是為了形成一個戰斗集體,但在外邊則是「爭而不讓,爭而必勝」。中根千枝認為: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工業革命和軍事革命中後來居上,其內在原因在於國民的服從性極強,這種意識的根源就是來自集體主義。
集團主義是日本民族牢不可破的文化心理模式,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財富,其深深地影響著日本人的思想和行為,贏得日本崛起。但日本集團主義的群體文化的負面影響也加劇了島國日本的封閉性與排外性,導致了日本國家主義走向極端化,對於日本與國際間的正常友好交往十分不利。
等級文化與忠誠
日本社會為縱向社會結構,等級制度相當嚴密。由於等級文化對權威和秩序的尊重,造成等級制度下日本國民基本安分守己。在日本的家庭及人際關系中,年齡、輩分、性別、階級決定著適當的行為。在政治、宗教、軍隊、產業等領域,也都有十分嚴格的等級劃分。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一旦逾越其特權范圍,必將受懲罰。中根千枝強調日本等級文化具有兩個基本的特徵:一是「縱式結構」,人們在集團中要依據一定的標准排出序列;二是在這種制度下對權威的服從。
只有嚴格遵守和維護等級制度,日本人才會感到安全,有了這種安全感日本人就會埋頭於工作事業。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認為:「日本人在生活中的一個傳統是尋求某個富有而有影響的庇護者的指導、幫助和支持。日本人渴望某個強大國家的有意義的保證,正如人們渴望僱主、政治上的良師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樣。」從中不難看出日本一直在尋求與美國這樣的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為盟的這一等級文化思想。正如同吉田茂所說:「日本從明治維新到大正年間國運隆盛,主要採取了日英同盟和對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針必須放在對美親善這個大原則上,今後也不會改變,而且也不應改變。因為這不單是戰爭結束後的暫時的惰性,也是遵循明治以來的日本外交的正確路線。」
在日本的社會組織中,日本民族國家觀念極強,人際關系強調「和諧」。近代以來,日本形成了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穩定的等級體系,並將它演繹成為一種對忠誠的信仰。日本人會不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等級,同時按照等級來區別對待事物與他人。
戰後,盡管日本人的權威意識與等級文化發生了一些變化,天皇也只是作為一種象徵而存在,但傳統的等級文化依然深深地影響著日本。在日本人看來,等級文化得惠於恩情倫理觀念維持,一旦受恩於人就應對其人負有「債務」,而且必須償還。日本人報答天皇之恩稱為「忠」,報答父母之恩稱為「孝」,當「忠孝」不能兩全之時,以往的日本人會先對天皇盡忠,而後殺身盡孝,在他們看來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在日本,「恩」與「忠」緊密相連,日本人將忠誠、孝順和對長者的義務相結合,塑造了日本人三位一體的價值觀,並以此來調節權威、血緣紐帶和各年齡為基礎的等級關系。日本人認為,溝通好感情,協調好人脈,也就彌合了社會之間的空隙,便可激發人們獻身集體,報效國家的感情。
忠於公司、獻身事業、與自己所在的集體共患難、忠誠報國,這已成為日本企業精神的重要內容。這種力量引導日本重建家園,振興經濟,變精神力量為物質力量,使日本在短期內創造了經濟奇跡。然而,由於等級文化的影響,也使日本養成了常以國家位置和等級的眼光處理國際關系,常常助長國際秩序的不公正與不公平,進一步導致了國際秩序的不穩定。
大國思想與奮起
日本國際政治學泰斗高坂正堯在其《吉田茂》一書中有論:戰後造就日本經濟崛起的吉田茂路線只是日本實現「強國目標」的一個手段,不是不要軍事,而是在特殊狀況下的「韓信胯下之辱」,二戰後日本國家發展戰略的唯一目標,就是讓日本重新成為世界的「一等國家」。
日本在各方面對其大國地位積極主動的追求是與其大國思想的戰略密不可分的。例如日本曾在美國黑船脅迫下簽訂不平等條約,不得不開放門戶,後到打贏日俄戰爭實現崛起,提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先後侵入朝鮮和中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的戰火。又如日本從二戰落敗後被美軍佔領,後又到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創造出令世界驚嘆的經濟奇跡。
對於日本的兩度失敗而又兩度崛起,美國華盛頓大學著名日本問題專家肯尼思·派爾認為: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關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奮刻苦和善於模仿等因素外,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具有一種強烈的大國思想,為實現該目的而在不斷調整和變革自己,以求能達到最大程度地利用當時的國際秩序與國際機制的文化。福澤諭吉在其名著《文明論概略》⑥中對此亦有所描述:「我國人民驟然接觸到這種迥然不同(西方)的新鮮事物,這好比烈火突然接觸到冷水一般,不僅在人們的精神上掀起波瀾,而且還必須要滲透到人們的內心深處,引起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騷亂,這種騷亂是全國人民進軍的奮發精神,是人民不滿足於我國固有的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熱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國的文明趕上或超越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日本的大國思想與日本傳統的神道文化密切相連。撰寫於14世紀的《神皇正統記》最早匯總了流傳已久的「神國」思想。據戴季陶《日本論》所寫:「日本人迷信他們的國家,是世界無比的國家,他們的皇室,是世界無比的統治者,他們的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神選民族』。」日本這種國體論又通過神化「萬世一系」http://www.zhao-kao.com/zk的天皇來達到表述至上的觀念,使「日本人將對於種族、文化、國家的感情融為一體,對於本國及其傳統文化懷有強烈的優越意識」。日本的神國思想為日本近代的崛起史提供了獨特的巨大的精神儲備。
近代,日本大國思想越發強烈,極力宣傳擴張有理,他們宣稱「皇大御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各國之根本」⑦、「並八紘為一宇」⑧、「世上無人類,唯有國民」,認為日本國民作為擴張之國民,最具有恰當之資格,從而畸變為一種狹隘的民族意識。日本的這種民族主義常與一些邪惡信念緊密結合,一旦產生盲動,就會鬼使神差地爆發出可怕的野蠻行為,這種力量足以把一個民族甚至一個國家推向滅頂深淵。戰後,日本為滿足大國的面子,一再固守其恥感文化,迴避正視二戰中的歷史問題,這不僅影響了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還影響到日本的對外關系以及其戰後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