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什麼時候去了日本

⑴ 梁啟超為什麼要逃去日本

梁啟超逃去日本，因為戊戌變法失敗以後，當時的變法者都被慈禧太後進行抓捕，然後梁啟超是被孫中山的朋友營救，然後逃到了日本去。

⑵ 梁啟超的生平事跡有些什麼啊

1、公車上書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正在北平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白銀二億兩的消息突然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

梁啟超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4月22日，康有為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

公車上書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志，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2、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是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戊戌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其主要內容有：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

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同時規定，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但因變法損害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而遭到強烈抵制與反對。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戊戌變法是一次具有愛國救亡意義的變法維新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3、創辦《時務報》

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創刊。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創辦。旬刊，連史紙、石印。梁啟超主筆，汪康年總經理，是中國人辦的第一個雜志。翌年，梁啟超去湖南，仍遙領該刊。

由於張之洞橫加干預，汪康年總理管起主筆，汪梁之間矛盾激化，梁啟超憤而辭職，自第55期後再無梁文，排式也與前不同。

1898年7月底，光緒帝詔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拒不遵命，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同年8月17日汪康年將報名改為《昌言報》出版。

4、詩界革命

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間，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等開始試作「新詩」。譚嗣同等人力圖開辟詩歌語言的新源泉，表現資產階級新思想，有其積極可取的一面。

但是，他們實際上使詩歌的語言源泉更為狹窄，寫出來的作品又完全不顧詩歌的藝術要求，既脫離傳統，又脫離群眾，很快就喪失了生命力。

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國外，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宣傳,推進文學改良,「詩界革命」成為其中一個重要方面。

他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刊物上開辟專欄，發表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黃遵憲、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飲冰室詩話》，闡發理論觀點，大力表揚黃遵憲等新派詩人，詩界革命於是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聲勢。

詩界革命沖擊了長期統治詩壇的擬古主義、形式主義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時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體詩語言趨於通俗，不受舊體格律束縛，這些在當時都起了解放詩歌表現力的作用。

但是，梁啟超等強調保持舊風格，這就又束縛了手腳，使得它只是舊瓶裝新酒，在中國古典詩歌的改革上雖有前進，卻前進不大。

5、創辦強學會

1895年8月，在帝黨官僚首領翁同龢的支持下，由康有為發起、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面組織的強學會在北京成立。陳熾為會長，梁啟超任書記員。丁立鈞、張孝謙、沈曾植等分任正董，主持其會務。

楊銳、沈曾桐、徐世昌、袁世凱、張之洞、聶士成、汪大燮、孫家鼐、李提摩太、李佳白等數十人為會員。

1月，上海強學會成立，擬定章程，說明「專為中國自強而立」，以通聲氣、聚圖書、講專門、成人才、成「聖教」。

1896年1月20日﹐後黨御史楊崇伊上疏彈劾強學會，請飭嚴禁。該會遂被改為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准議論時政，不準臧否人物，分學務，選書，局務，報務四門。「專為中國自強而立」的強學會便違失原旨。北京強學會遭封禁，上海強學會也隨之解散。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梁啟超

⑶ 梁啟超逃去日本乘坐的船

1898年9月25日， 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陪同梁啟超在塘沽登上日本軍艦「大島號」，梁啟超就此乘船東渡流亡日本，10月10日抵達東京。

⑷ 梁啟超簡介

梁啟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一。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等。廣東新會人。

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

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9月，政變發生，梁啟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並，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啟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

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斗爭。袁世凱死後，梁啟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7年，離開清華研究院。1929年病逝。

學術成就
梁啟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歐游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范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 「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稱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
梁啟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梁啟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梁啟超寫於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漿噴涌:「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後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於戲，俄羅斯革命！於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於大革命！」然後，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動機及其方針」、「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響」為題分而析之，絲絲入扣。難怪胡適說:「梁先生的文章…… 使讀者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啟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後從學於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著作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新民說
飲冰室主人自說
中國文化史

梁啟超賦稅思想
梁啟超是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我國19、20世紀之交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著名宣傳鼓動家。他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雲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

秩事
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信徒、助手，但他們還是分道揚鑣了；梁啟超與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袁世凱。對此，梁啟超說:「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1925年陰歷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啟超出席證婚。梁啟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梁啟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樑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梁啟超真誠的寬容。1926年3月8日，梁啟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啟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復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嘩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啟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梁啟超真誠的有趣。黃苗子著《世說新篇》，其中有《梁啟超寫序》，文曰:「蔣百里先生為著名軍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極有貢獻。他留德歸國後，曾寫了洋洋五萬言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梁啟超閱後大為贊賞，蔣便請梁為此書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湧，序成也是五萬字，覺得不好意思，便加寫一短序，而把長序改為著作出版，反過來請蔣百里作序。」

年譜
一歲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歷二月二十三日）生於新會茶坑村。
五歲 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親教讀四書五經。
十二歲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 甲申 應廣州童子試 中秀才。
十六歲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 戊子 廣州學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粵秀、粵華書院外生。
十八歲 一八九0年光緒十六年 卯寅 經陳千秋介紹，就學於康有為。
十九歲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 辛卯 入京與李蕙仙完婚。
二十歲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鄉居年余。
二十三歲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隨康有為入京會試，落第。參與組織「公車上書」。助康創建強學會。
二十四歲 一八九六年光緒廿二年 丙申 籌辦《時務報》，任總編述，發表《變法通議》等文章，名聲噪起。
二十五歲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為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參與創設不纏足會和女學堂。
二十六歲 一八九八年光緒廿四年 戊戌 參與「百日維新」，光緒帝賞六品銜，奉旨辦譯書局。八月政變起，逃往日本，與陳少白往還，協商與興中會合作事宜，因康有為阻撓未果。在橫濱主編《清議報》。
二十七歲 一八九九年光緒廿五年 己亥 七月創粉高等大同學校於日本東京。
二十八歲 一九00年光緒廿六年 庚子 與康有為、康才常等發動「勤王運動」事敗。
三十歲 一九0二年光緒廿八年 壬寅 《清議報》停刊，創《新民叢報》、《新小說報》，倡「小說界革命」。
三十五歲 一九0七年光緒卅三年 丁未 《新民叢報》停刊、成立政聞社。
四十歲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國，創《庸言報》。
四十一歲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 癸丑 參與共和黨。熊希齡內閣成立。任司法總長。
四十三歲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 乙卯 創《大中華》月刊。辭幣制局總裁。四月回鄉省親。六月寫《導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斥袁稱帝，南下從事倒袁運動。
四十四歲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動反袁。三月抵廣西，發動廣西宣布獨立。在肇戾成立護國軍兩廣者司令部任參謀。後成立軍務院，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
四十五歲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 丁已 七月，參與段祺瑞反對張勛復辟。任段祺瑞 內閣財政總長，十一月辭退。
四十七歲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已未 到歐洲各國考察。
五十歲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 壬戌 先後到北京、濟南、蘇州、上海等地講學。
五十三歲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 乙丑 在清華研究院講學，出任京師圖書館館長。
五十七歲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 己已 因腎病動手術失敗（實際上是一起醫療事故），於一月十九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京滬開追悼會，參加者甚眾。

家庭

梁啟超一生有過兩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緒十五年）年僅十七歲的梁啟超考中了舉人，與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訂婚，1891年（光緒十七年）梁啟超十九歲時入京與與長他四歲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與梁啟超結婚時，帶了兩位丫環，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室。1924年 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啟超為此寫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死在在一間陰暗的小屋裡。

梁啟超共有有9個子女：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庄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梁思順（令嫻）（1893年－1966年），長女。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長子，著名建築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其妻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因病早殤。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圖書館學家。
梁思達（1912年－），四子，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從事社會活動。
梁思寧（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軍參加中國革命。現已離休，住在山東濟南。
梁思禮（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⑸ 梁啟超是什麼時候剪去辮子的百日維新時還是前還是流亡日本時具體到年份

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梁啟超，一生經歷了兩次驚險的逃難：一次是「百日維新」失敗，追隨康有為亡命海外；一次是潛赴廣西組織軍務院，領導護國戰爭，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耐人尋味的是，這兩次逃難都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協助。1898年9月21日凌晨，不知已被出賣的梁啟超，正和譚嗣同對坐床上，高談闊論待袁世凱誅殺榮祿、光緒皇帝大權獨攬後如何大展鴻圖。不料忽然傳來了清兵查抄南海會館和康廣仁已經被捕(康有為已於9月20日出逃)的消息，接著又有人告訴他們火車停開，城裡偵探密布。他們知道大勢不好，梁啟超在力勸譚嗣同一起逃走不成後，隻身逃入日本使館。由於梁不諳日語，所以只能和當時的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筆談。林權助後來寫了過一本《我的七十年》，詳細描述了當時的一幕：「梁馬上自己寫出下面文字：『仆三日內即須赴市曹就死，願有兩事奉托。若君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我決斷地說：『可以，君說的二事，我的確承擔。』我又說：『你為什麼要去死呢？試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變，什麼時候都好到我的地方來。我救你啊！』」「梁聽了我的話，暗暗落淚，同時倉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館門口騷鬧著。我正在奇怪的一剎那，梁飛快地跑了進來，那麼這個問題便擱在我們身上了。我無論如何，把梁放進一個屋子裡。」接下來的幾天更為驚險。這時的北京街頭，一片混亂，捕人的叫喊聲令人毛骨悚然。日本大使館周圍更是人聲嘈雜，梁啟超心驚肉跳，不知何時才能逃出虎口。9月22日晚，梁啟超剪掉辮子，換上西服，在林權助的幫助下，逃到了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隱藏起來。天津是慈禧的親信、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的地盤，戒備森嚴。一連幾天，領事館門都有暗探監視，梁無法脫身。9月25日晚，梁啟超等四人乘著夜暗，偷偷潛出領事館上了海河上的一條日本船。不料卻被清廷巡警趕上，不讓該船行進。船上的日本人強行開航，26日早晨抵達塘沽，梁一行人上了一艘日本軍艦。沿著河岸騎馬追擊的巡警因為不敢和日本軍艦發生沖突，另外也沒有接到上司的命令，只好眼睜睜地看著梁逃之夭夭。上午九點多，直隸提督聶士成趕到，得知逃犯(當時聶誤把梁啟超當成康有為)已經躲入軍艦，頓時暴跳如雷，一定要登艦抓人，被部下苦苦勸住。不久榮祿又派人交涉，要求放人，被日本艦長一口拒絕。下午軍艦啟航駛返日本，梁啟超才算放下心來。梁啟超的第二次逃難已經是十八年後的1916年的早春時節了。當時他的學生蔡鍔已經率護國軍出師討袁，戰斗在四川呈膠著狀態。坐鎮上海的梁啟超焦灼萬分，憂心不已。他決定前往廣西策動廣西將軍陸榮廷響應雲南，宣布起義。日本人的耳報神真快。3月1日，日本駐滬武官青木中將就去拜訪梁啟超。在他的安排下，3月4日，梁啟超等一行七人，乘日本郵船會社的橫濱丸郵船離滬南下。為了防範袁世凱密探的偵察，梁啟超日夜蟄伏在艙底鍋爐旁一間貯存郵件的小房內。船外大雪紛飛，艙底小屋中的梁啟超卻揮汗如雨。只是到了深夜，「群動盡息」，他才能「竊躡舷欄，一晌憑眺」，到甲板上透一口氣。3月7日，船到香港。港英當局受袁政府的委託，立即派巡捕登船嚴加搜查，梁啟超在船底僥幸躲過。此後兩天，日本駐粵武官、駐港領事、郵船會社和三井洋行的負責人都跑到艙下探望梁，態度親切而又周到。3月12日，化裝為日本人的梁啟超通過一條小火輪偷渡妙義山丸上。梁一到達，妙義山丸就鼓動機輪立刻開走，一刻也不耽擱。在這條破舊骯臟的運煤船上，日本人早已為梁布置了一間干凈舒適的精室，飲食供應特別豐美。3月15日，船抵達越南海防附近的產煤地洪崖，為了躲避法國殖民當局的搜捕，早有一位日本商人攜帶兩名日本婦女在此等候，乘著天黑夜雨的機會，掩護梁啟超偷偷上了他的遊艇。然後他們裝作游覽的樣子，在海上迂迴曲折地漂泊了一天一夜，終於在16日夜間到達海防。橫山把梁啟超隱藏在自己的牧場里。在這里，梁啟超又患上了一種極危險的熱病，如果不是橫山及時用草葯救治，梁啟超可能就要客死異鄉了。十天之後，梁啟超通過鎮南關進入廣西。梁啟超的廣西之行，歷盡千辛萬苦，用他自己的話說，真好比「小小一部冒險小說」。但日本人如此關心中國的事情，布置得如此細密周到，也讓他感到了極大的震驚。尤其是在不到一年之前，他因為反對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剛剛和日本政府撕破臉皮。日本政府通過其報紙污衊梁啟超接受了德國的賄賂，還指責他「忘恩負義」。梁啟超則反駁說，難道日本人要讓我「日思引外人以擾亂祖國而始為報恩」嗎？他還正告日本：「凡以正義待我者，無論何國，吾皆友之；凡以無禮加我者，無論何國，吾皆敵之。」日本人這么快就捐棄前嫌，這讓梁啟超深深地體會到日本的心機之重。因為梁啟超知道，幫助他的都是外交官，沒有東京的同意，他們不可能單純出於個人的同情伸出援助之手的。其實，只要從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一貫政策來看，就不難理解了日本人的行為了。日本一直把侵略中國作為自己繁榮富強的不二法門，甚至夢想「遷都北京」。所以從日本的角度來看，無論何人、何事、何因，只要客觀上能使中國陷入分裂和混亂，它都願意支持。在護國戰爭中也是這樣，日本政府一方面支持袁世凱，另一方面也支持護國軍，目的就是想使中國的內戰和分裂長期化。英國政治學家米訥格在其《民族主義》一書中曾經給民族主義下了一個定義：民族主義就是致力於實現自己的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從日本人兩次幫助梁啟超逃難的過程來看，日本人在實現自己的「理想目標」方面，確實作到了腳踏實地，不尚空談，深謀遠慮！中國時下以「民族主義者」自詡的「憤青」們，在「實現自己的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方面，和日本人一絲不苟的功夫比起來的確差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