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魂有哪些

A. 日本軍國主義是怎樣形成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西南盧溝橋畔挑起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之後，日本按照蓄謀已久的計劃，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7月29日侵佔北平；7月30日侵佔天津；8月13日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變」，11月侵佔上海；12月13日侵佔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日軍攻城掠地，鐵蹄踐踏了我國半壁河山，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累累罪行。在整個侵華戰爭期間，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無比巨大的損失：傷亡3500萬人，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日本侵略者的罪惡暴行，是人類史上所罕見的。這段中華民族悲慘苦難的歷史，是不會因歲月流逝而被淡忘的。

然而，在戰後50多年間，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及右翼勢力，一天也沒有停止其為軍國主義及侵略歷史進行翻案的活動。以1963年9月日本《中央公論》開始連載右翼作家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為標志，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及右翼勢力更不斷掀起陣陣濁浪，肆意歪曲歷史，矢口否認戰爭罪行，公然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妄圖為日本軍國主義全面翻案。為紀念「七·七事變」63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5周年，為駁斥日本右翼勢力公然篡改歷史、美化軍國主義的倒行逆施，本文擬從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精神淵源、核心思想及理論基礎三個方面進行概述和剖析，揭示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加深我們的認識。

武士道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精神淵源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淵源於日本封建軍國主義，它對內實行極權統治和統制經濟，對外實行武力擴張，力圖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一句話，軍國主義是以「軍事立國」並進行統治的反動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則是日本武士道。

日本武士產生於八、九世紀，從11世紀起，日本武士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鐮倉幕府建立為標志，武士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鐮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武士政權，從此，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日本武士階級以攻戰殺伐為職業，是自古代中世紀已出現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是軍國主義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體力行者。在日本歷史上，幕府時代長達676年之久，武士階級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逐漸形成武士道，它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從而使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思想文化傳統。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范及行為准則。導源於神道教、佛教、儒學及皇國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即江戶時代以前的舊型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及國民精神的武士道。

舊型武士道只是較為粗陋的「武者之習」、「兵之道」和「實踐之道」，是作戰爭斗者的倫理規范，它崇尚和重視主從關系，強調和講究復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導為主君獻身。舊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宮本武藏是著名劍道家，他的一生表現了日本武士傳統的好勇鬥狠和極端殘忍性，動輒下毒手，致人死命。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經常鼓吹、宣揚宮本的做法及精神，為侵略戰爭服務。

江戶時代對武士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學思想為理論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這種新的「士道」論者以山鹿素行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將畢生精力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論體繫上，他的文集被稱為日本「國民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山鹿素行把「安天命」、「盡忠孝，講仁義」等作為武士修養的內容，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的本份，向武士灌輸「忠於主君」、「不顧身家」的思想，還要有「報恩、克己、面對死亡而不動搖的勇氣」。並規定了一套繁雜的道德規范、規矩和禮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論，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他們以「武士道」精神、「征戰光榮」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跡，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使其充當征服世界的侵略戰爭的炮灰。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山鹿素行的這些神道教、儒學及皇國史觀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對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亦有深遠的惡劣影響。

到江戶時代後期，日本陽明派學者、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陰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規七則」和「忠魂不滅」說。他認為一般人死則魂滅，而忠魂不同，將永久不滅。這一「理論」及其實踐，對明治維新後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響極為深遠，對軍國主義鼓吹為天皇效死，欺騙日本人民盲目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發揮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及行動准則的武士道，更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其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將以前分別效忠各自主君舍棄，轉而強調全體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個人，即將效忠對象由多元轉化為一元。手握神權並總攬國家大權的天皇，君臨萬民之上，構築了「一君萬民」的體制。同時，明治時代的國體論宣揚神造日本，天皇為「現人神」，有權依據「神敕」統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國憲法》這一國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權論」，憲法規定日本「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統帥陸海軍」。故報效國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報效國家來體現。二是打破重義輕利的武士道傳統觀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針。「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愛國」觀念；「商才」，即經商之才。三是將江戶時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聖人之道全部抹煞舍棄，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蠻的獸性、惡性發展到極端，崇拜殘忍，歌頌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確定了日本「與萬國對峙」的目標以後，以發布《教育敕語》為標志，將原來適用對象僅為武士的武士道，擴大為適用於全體日本國民。在擴張國權、宣揚國威的喧囂聲中，武士道被納入近代軍國主義軌道，成為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為軍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武士道，對內作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國民的思想；對外則鼓舞日本國民踏上了侵略亞洲各國的道路。由此拉開了日本近現代史上武士道倡導窮兵黷武、為戰爭服務的罪惡帷幕。日本軍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佔領台灣，吞並琉球、朝鮮，侵略中國大陸、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國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對外侵略戰爭看作是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自願做「神風」隊員、「特攻」隊員，把自己當作肉彈進行自殺性進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戰爭災難，吞噬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日本青年，並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更為巨大和深重的災難。日本侵略軍的暴行令人發指，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也是罕見的。武士道一詞也因與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日軍的侵略暴行聯系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惡乃至仇恨。

侵略擴張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擴張思想。從日本歷史來看，它經過了兩個階段，一是日本封建時代開疆拓土的侵略擴張思想，二是近代以來受西方列強殖民主義思想影響的侵略擴張思想。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思想由來已久，從傳說中的首代神武天皇發布「詔敕」中，就有「八�一宇」（將五洲四海置於天皇一人統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語。更有這一帝國理想的實踐者，即關於神功皇後征討新羅（朝鮮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獲全勝的神話傳說。後來歷代統治者均宣場神功皇後開疆拓土的戰功，對她推崇有加。

16世紀末，豐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討朝鮮、進佔中國、印度，稱霸亞洲的狂妄計劃，他的擴張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達到了空前高峰，集日本封建統治者擴張思想、對外侵略行動之大成。豐臣之後，日本不少思想家及統治者都不斷鼓吹其計劃，宣揚其思想，致使日本對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間延綿不絕且日益猖獗。

豐臣秀吉1585年出任「關白」（攝政），總攝日本國政，1586年又任太政大臣，掌握了日本政權，為解決統一後的日本社會矛盾，同時也因為個人野心不斷膨脹及霸權思想作祟，他提出並實施了對外擴張的計劃和政策。據史書所載，豐臣秀吉在1578年奉織田信長之命征伐播磨國（今兵庫縣）時，就對織田信長說：臣「必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宿志」。1585年，豐臣首次明確提出「征討中華」，並為此積極准備。1590年5月，豐臣致書朝鮮國王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中國明朝），使其四百洲盡入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當他得知1592年第一次侵朝戰爭初期順利進軍消息時，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但是，正當豐臣做黃粱美夢時，傳來了日軍在中朝聯軍打擊下節節敗退的消息，日本被迫議和撤軍。1596年豐臣又撕毀停戰和約，於1597年再次出兵侵朝，亦很快陷入困境。豐臣亦憂忿成疾，嗚呼離世。豐臣死後，德川家康通過1600年的關原之戰，確立了統治全國的地位，並於1603年建立了江戶幕府，成為合法的全國統治者。和豐臣秀吉一樣，德川家康依然企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封建主義國際秩序。

江戶幕府晚期，西方近代殖民主義勢力東漸，幕藩體制陷於困境，尊皇思想及攘夷論開始出現，此時涌現出了一批思想家，他們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封建主義的擴張思想，不僅將其體系化、具體化，而且為其尋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並打出了更富有欺騙性的招牌。

日本國學集大成者本居宣長把日本說成是天照大神創造的神國，提高日本和天皇的地位。他還宣揚「八�一宇」的對外侵略擴張思想，夢想征服世界，將世界各國置於日本支配之下。他的這些思想，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變為「大和民族優越論」，「國粹主義」，成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輿論工具。

從18世紀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的經世學派和維新運動的先驅者們看到了歐洲殖民者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奴役當地人民，攫取大量財富，深為所動，因此提出了許多從日本立場出發的對外擴張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島津齊彬等。

林子平在1785年所著的《三國通覽圖說》中，全面介紹朝鮮、琉球和蝦夷地（北海道）的歷史沿革、文物制度、風俗習慣、地理物產等情況，便於日本人加強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了解。1786年他又著《海國兵談》，縱論五大洲形勢，提醒國人勿忘「江戶（今東京）日本橋下水，直通中國與荷蘭」，勿忘日本是四周為海洋環繞，與世界聯在一起的「海國」，啟迪世人站在日本橋上，放眼世界風雲。一部《海國兵談》，實為海國日本武備的網路全書，論述了日本海防必做到攻守兼備，又具體提出了各項防衛措施。在經世學派中，最早論述海防論者也是林子平。海防論的總體構思為日本近代對外侵略擴張的戰略奠定了基礎。他還在《海國兵談》中露骨地表露了霸權主義思想，他希望日本能出現如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那樣的「君主」，以「一統五洲」。而在推行其世界戰略的基本手段方面，則主張武力對外擴張。

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經世秘策》一書中，主張確定世界戰略的終極目標，即征服世界，使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強國。本多利明要求日本實行殖民「開拓制度」。他指出，「歐洲各強盛國家其本國雖小，但多有屬國，亦堪稱大國」，強調「即使侵犯他國，也應由此而增強本國，是乃國務」。他還劃定日本北攻、西侵方向，其主攻方向為堪察加、滿洲（中國東北）、「山丹」（現俄國濱海疆區）和「西唐太島」（庫頁島）。他還在1801年所著的《貿易論》中宣稱：「發動戰爭，謀取國家利益乃是為君之道的秘密」，並進而將「貿易之道」概括為「戰爭之道」，鼓吹伺機「進攻外國並佔領之」。

將經世學派思想主張充分展開、發揮的集大成者是佐藤信淵。他在1823年的《宇內混同秘策》首句中即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乃世界萬國之本」。他所追求的目標是將全世界「混同」為日本郡縣，使「全世界悉為皇國（日本）之郡縣，萬國君主皆為臣僕」，「皇化」全球，主宰世界。他提出「皇國」駕馭世界之策的外征論，更把武力擴張作為「皇化」世界的基本手段，將出兵海外的侵略行為美化為「奉天意，正萬國之無道」，是「實行天懲」。他的這些思想和口號，被日本軍國主義不斷重變和鼓吹。佐藤信淵還提出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綱領性藍圖和路線，這就是從侵略中國東北入手，進而入關全面侵華，征服中國，然後征服亞洲的西侵與南進並行的路線。這與105年後1927年日本東方會議上制定的《對華政策綱領》是一脈相通的。佐藤信淵的思想著述，在其生前影響並不太大。而在明治維新後，卻倍受重視，「維新三傑」之一的明治政府早期實權派人物大久保利通發現並特別重視和提倡佐藤信淵的思想主張，從1871年（明治4年）起，連續出版了信淵的各種著述。信淵的思想體系和主張，成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內外政策的思想和理論的基礎。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吉田松陰提出將失之於歐美的「交易之處」，「償還於鮮（朝鮮）、滿（中國東北）之土地」。這種失之於西方者，補償於鮮滿的主張後來成為明治政府的一大戰略。而因為倒幕維新及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如高杉晉作、久坂玄瑞、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誠、山縣有朋等，皆系松陰門人，所以他的對外擴張思想直接影響了明治維新的領導者及近代日本的建設者。此外，松陰亦提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擴張路線，目標直指中國與東南亞，甚至是印度。

其實，松陰這種「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力圖將西方殖民勢力的壓迫強加在鄰近國家的思想主張，帶有相當的普遍性。當中國鴉片戰爭失敗之時，日本開明藩主薩摩藩主島津齊彬便主張侵略中國。後來「維新三傑」中之二人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正是由島津齊彬一手提拔起來的，他們都成為明治新政府的實權派，又都深受齊彬思想主張的影響。幕政改革派維新志士橋本左內甚至公然認為，如果不兼並中國、朝鮮等國領土，「日本就難以獨立」。故「略取附近之國家，乃第一要緊之事」。

幕末經世學派代表人物是當時日本的先覺者，他們的對外侵略擴張思想表露得如此清晰，如此狂妄，實在令人吃驚。其實，這種思想是日本的領土野心、武士道的「征戰光榮」主張的必然產物，更是在幕末特定的國際國內時代條件下，受列強西力東漸危機的沖擊的結果，二者相結合，遂產生並形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系統的對外侵略思想體系。他們企圖通過模仿西方殖民者對外擴張的行徑，侵略和掠奪弱小國家以臻富強，進而達到參與歐美列強的殖民角逐的目的。應該說，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擴張行徑，無疑正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思想的繼承、發展和貫徹實施。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就提出「大陸政策」，開始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在20世紀初，日本已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完成了軍國主義化。它導致日本國民經濟被納入軍事、戰爭軌道，成為一個惡性循環：戰爭——經濟軍事化——更大的戰爭——經濟更加軍事化……。這部戰爭機器不停地運轉，只有到徹底敗亡才被迫停止下來，經濟亦終將崩潰。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化的理論基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軍國主義已開始製造法西斯輿論。1919年8月，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的肇始者和理論家北一輝在中國上海寫出《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1923年出版時改名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該大綱鼓吹動用天皇大權、依靠軍事力量實現國家的「改造」和「積極對外開戰」，奪取殖民地，稱霸亞洲和世界，成為頗受帝國主義分子贊揚的法西斯綱領。同年，北一輝與另一個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等在日本組織起早期法西斯主義團體「猶存社」。此後大量形形色色的軍隊和民間法西斯團體紛紛出籠。從廣田內閣開始，軍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確立和「軍財抱合」（軍閥與財閥的緊密勾結）局面的形成，標志著日本建立起軍國主義法西斯獨裁統治。

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確立後，更極力鼓吹侵略「合理」，反侵略「有罪」，竭力宣揚「忠君愛國」、「天皇至上」，大肆掀起侵略戰爭狂潮。在政治軍事方面，日本政府修改《國防方針》，制定《國策大綱》，加緊擴軍備戰。《國策大綱》聲稱：日本的「根本國策在於國防與外交相配合，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的同時，向南方海洋方面發展」，實際上提出了吞並東亞太平洋區域的大規模擴張方針。接著於1936年6月，為適應擴張方針的需要，修改了《國防方針》，提出了昭和新軍制計劃和大肆擴軍、增加軍費的龐大計劃，將國民經濟亦逐漸納入戰爭軌道。1933年3月，日本悍然宣布退出國聯。當德國、義大利逐步建立法西斯統治並成為新的世界大戰策源地之時，日本法西斯亦加速確立統治體制，並很快發展為東方戰場的戰爭策源地。於是，日本、德國、義大利三個法西斯夥伴，在反共產國際的煙幕和幌子下勾結起來，1936年11月，日德簽訂《反對共產國際協定》，翌年11月，義大利加入，德、意、日法西斯軸心開始形成。三國相互勾結、相互利用，走上了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道路。在思想方面，則對廣大青年，特別是士兵和學生強化軍國主義思想教育，極力鼓吹「戰爭是創造的動力，文化之母」，軍人是「國家之花」，大力灌輸「八�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化的過程中，從西方思想武庫中揀來的一些糟粕，特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它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偉大的生物學家達爾文寫下的《物種起源》，是人類對生物界、動物界認識深化的里程碑，而西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古姆普洛維奇、沃爾特曼等人用庸俗進化論來解釋社會現象，將人類社會比擬為動物界，宣揚「各種族爭取生存的斗爭」、「弱肉強食」及「優勝劣敗」，劃分民族優劣的種族主義思想。

在明治維新前後，就有曾留學西歐的一些日本啟蒙思想家攝取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並將它傳入了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日本最早的德國思想研究者，也是最早在日本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官僚學者。1882年，加藤在《人權新說》中就以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對天賦人權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他鼓吹「優勝劣汰」原理，胡說什麼「人類絕不是生而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一的權利，人的權利只有在掌握專制大權的統治者即最大優者的保護下方能實現」。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需要，亦由於加藤的巨大影響力及其大肆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日本風靡一時，影響極大且十分深遠。開始還是平民主義代表人物，後來變成露骨軍國主義者的德富蘇峰亦主張日本應做「世界性國家」。在甲午戰爭前後，他極力宣揚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合理性，在許多文章中都貫徹其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他認為甲午戰爭的國際意義正在於：「予世界上的頑迷主義者一大打擊，並將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蠻社會」。原來亦是平民主義者的著名史論家、評論家山路愛山在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後放棄了平民主義，公開聲明「願做帝國主義的信徒」，極力宣揚世界已進入「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時代，日本走向帝國主義正是歷史的必然，「是適者的生存，是天賜的榮耀，是社會進化所生的淘汰」。連一直主張立憲主義的浮田和民也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轉變成狂熱的帝國主義者。他認為，軍國主義侵略只是「民族生存競爭」的具體表現，「人類社會的進步是生存競爭的結果」，「征服半野蠻民族或吞並自己不能獨立的國家，不應視為不仁不義」。他甚至露骨地主張「只要世界上還有半開化的野蠻民族存在，就不能不予以消滅」。

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自己的思想理論基礎，將日本軍國主義傳統文化中的形形色色貨色進行改造和包裝後，一古腦地塞入其龐雜的思想體系，製造和宣揚「日本民族優越論」、「生存發展論」和「生存自衛論」，鼓吹人種差異，自欺欺人地打出「種族戰爭論」（太平洋戰爭是「黃種人與白種人的戰爭」）、「民族解放論」（太平洋戰爭是「解放亞洲各民族」的戰爭）的蠱惑性招牌，妄圖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做為侵略奴役亞洲人民的思想武器，實現其「皇化亞洲」、「皇化全球」的迷夢。

綜上所述，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是一個龐雜的思想體系，其來源之一是武士道精神，來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學中的封建糟粕，來源之三是皇國、神國史觀，進入近現代以後，又加上了從西方引進的一些所謂理論體系，因此，是十足的封建主義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腐朽、反動思想糟粕的大拚盤，其拚湊的內容和混亂的表述往往使人難以分類和把握其邏輯層次。但是，正是這一龐雜的精神糟粕，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所利用，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這一切，都值得我們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予以深刻的反思。

B. 請列舉日本歷史上著名武士

日本著名武士錄真田信繁：1615年5月7日（49歲）
沖田總司：1868年5月30日（26歲）
河上彥齋：1871年（38歲）
岡田以藏：1865年5月11日（28歲）
中村半次郎：1877年9月24日（40歲）
土方歲三：1869年5月11日（35歲）
田中新兵衛：1863年5月20日（23歲）
近藤勇：1868年4月25日（34歲）
桂 小五郎：1877年5月26日（45歲）
1、真田幸村（又名真田信繁、豐臣信繁）
（1567~1615），死於1615年5月7日，終年49歲
身世：信濃豪族真田家的次男，永祿十年（1567）生於甲府，是武藤喜兵衛（即真田昌幸，其時21歲）的次子。幼名御弁丸，後改稱源二郎。他的長兄是源三郎，後來的松代藩藩祖真田信幸。
生平：上田城攻防戰後，信繁被從上杉家召回，作為豐臣家的人質到了大坂城。豐臣秀吉也很器重信繁的才能，授予從五位左衛門佐的官位，並賜豐臣姓，並且讓他擔任近侍。信繁後娶了五奉行之一的大谷吉繼的女兒。慶長五年，昌幸、信繁父子則越過赤城山麓返回上田城籠城，不久後即發生關原之戰，當時的信繁年僅三十四歲。當年十二月真田父子被流放到紀州居住在蓮華定院，也就是世人傳說的高野山麓九度山村。慶長十九年（1614）十月，豐臣向信繁送去黃金二百枚，銀三十貫以及土產等物品，懇請幸村進入大坂城。此時的真田信繁，四十八歲。十月十日，信繁入大坂城並對豐臣家給自己這樣一個表現的機會感激不已。慶長十九年十二月四日，冬之陣以真田勢全面勝利而告終。
辭世：元和元年（1615）五月五日，大坂夏之陣爆發。五月七日，大坂方挑起了最後的決戰。但是由於兵力上的差距實在太大，信繁兵盡，在茶臼山北部的安居天神附近討死。享年四十九歲。
2、沖田總司
死於1868年5月30日，終年26歲
派別：天然理心流
身世：天保十三年，白河藩阿部正備的家臣沖田勝次郎之子沖田總司出生於江戶，幼名沖田宗次郎。
生平：十歲時，跟近藤周助學習天然理心流劍術，最早獲得了天然理心流的真傳，後來可以說是新撰組第一高手。跟齋藤一一樣，總司的劍法偏重於刺突。他的絕招名為「無明劍」。新撰組成立後任劍術教練，並兼任一番隊隊長
辭世：1864年6月5日，池田屋事件爆發。當新撰組正准備凱旋迴邸時，總司突然吐血昏倒。慶應四年（1868年）五月二十九日夜，總司夢到一隻黑貓，並在夢中將此一黑貓斬殺。次日，總司便撒手人寰，去世時只得二十六歲。
3、河上彥齋
著名漫畫《浪客劍心》主角緋村劍心原型，（1834—1871，終年38歲）
派別：未知，據說與飛天御劍流相似
身世：熊本藩士，積極鼓吹尊王攘夷，堅決反對「開國論」，認為日本應該繼續維持閉關鎖國政策。
生平：元治元年（1864），刺殺著名的大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河上彥齋威名大振。河上彥齋因此被捕，大赦出獄後加入了長州軍，並參與了著名的「禁門之變」：1864年7月19日長州真木和泉以勤王為名率兵進京，在皇宮西門被時任幕府京都守護的松平容保率部擊退。而在一個月前因「池田屋事件」名揚天下的「壬生狼」新撰組也參與其中。「禁門之變」後，河上彥齋逃回長州，參加了戊辰戰爭。
辭世：維新之後，河上彥齋由於對開國政策不滿而發表了一些反對新政府體制的言論，因而被控謀反，於明治四年（1871）被處決，享年38歲。
4、岡田以藏
（1838-1865（天保九年——慶應元年）終年二十八歲）
派別： 一刀流、鏡心明智流
身世：土佐藩士。天保九年（1835）出生於土佐國土佐郡城北江之口洞帶村。
生平：少年時於武市半平太道場修習一刀流劍術。安政三年（1856）九月出土佐到江戶，並於桃井春藏門下學習鏡心明智流劍法。以後隨武市半平太遍歷四國、中國、九州進行劍術修行。
岡田以藏主要「天誅」行動摘要：
文久二年八月二日，於大坂道頓堀刺殺土佐藩下橫目井上佐一郎，協同者四人。
文久二年閏八月二十日，於京都三條木屋町刺殺本間精一郎。協同者田中新兵衛等數人。
同日，於京都河原町通丸太町刺殺前關白九條尚忠部下宇鄉玄蕃頭，協同者肥後藩堤松左衛門等四人。
文久二年閏八月三十日，於京都三條河源刺殺島田左近手下猿之文吉，協同者清岡治之助、阿部多司馬。
文久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於江州逗顫乎石部山悉宿刺殺京都町奉行渡邊金三郎、大河原重三、森孫六、上田助之丞四人。協同者田中新兵衛、久坂玄瑞、寺島忠三郎、山本喜三之進等薩摩、長州、土佐、久留米四藩藩士三十餘人。
文久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於大坂難波橋附近刺殺池內大學，協同者無。
辭世：文久三年（1863）九月二十一日，黨首武市半平太被捕。隨之，岡田以藏自然也難逃被逮捕的命運。武市半平太怕以藏受不了酷刑而招供，於是准備用毒葯殺他滅口。不料毒殺未遂，反而使得以藏對武市半平太感到十分灰心，便索性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知道的都招了出來。慶應元年（1865）閏五月十一日，武市半平太被命切腹自盡，而以藏等九人則被處以斬刑。在被處斬前，以藏留下一首辭世之句：
君が為め盡くす心は水の泡，消えにし後は澄みわたる空
（大概的意思就是，為你竭盡一生，卻如水泡一樣，消失在晴朗的天空中。。。¦¦¦¦¦以藏果然是文盲。。。。）
5、中村半次郎
（1838-1877（天保九年——明治十年）終年40歲）
派別： 野太刀自顯流、薩摩示現流
身世：出身於薩摩鹿兒島郊外吉野村一家下級藩士之家，年少時於西田町江夏仲左衛門道場修習野太刀自顯流劍術
生平：文久二年（1862），半次郎跟隨島津久光上京，並擔任中川宮朝彥親王的護衛。維新後，中村半次郎改名為桐野利秋，並踏上仕途。歷任鹿兒島常備軍大隊長、近衛大隊長、熊本鎮台司令長官乃至陸軍裁判所長，軍銜至陸軍少將。
辭世：明治十年（1877），西南戰爭爆發。中村半次郎（桐野利秋）作為指揮官出陣，並於九月二十四日在城山決戰中與西鄉隆盛一同戰死，享年四十歲。
6、土方歲三
天保六年——明治二年（1835-1869），終年35歲
派別： 天然理心流
身世：天保六年五月五日，土方歲三出生於武州多摩郡石田村。父親在歲三出生前就已去世。歲三五歲時，母親亡故。歲三的姐姐嫁給了佐藤彥五郎後，便把歲三接過去一起生活。
生平：文久三年（1863年），試衛館一派以擾亂法度為名，迫使新撰組副長新見錦切腹，並斬殺局長芹澤鴨。並由近藤勇出任局長，歲三出任副長。慶應四年（1868年）一月，戊辰戰爭爆發。在下總國流山一戰中，幕府軍再次敗走。近藤勇決意投降以掩護其它新撰組隊員撤退。與近藤訣別後，歲三率新撰組殘部與幕臣大鳥圭介合流，參與了宇都宮、會津等地的戰役及參為抵抗維新政府而成立的奧羽越列藩同盟，但均以失敗告終。只好向蝦夷（即北海道）繼續逃奔。
辭世：明治二年（1869年），政府軍攻打北海道，五月十一日，歲三單騎沖入敵陣，被步槍子彈貫穿胸部，戰死，時年三十五歲。留下作品集《豐玉發句集》。歲三的辭世之句：
たとひ身は蝦夷の島根に朽ちるとも，魂は東の君やまもらん
（看不懂¦¦¦¦¦。。。按字面意思猜吧。。。）
7、田中新兵衛
（1841-1863）（天保十二年——文久三年），終年23歲
派別：野太刀示現流
身世：薩摩藩士，全名田中新兵衛雄平，鹿兒島城下葯商之子，後來成為島津織部的侍從。
生平：文久二年（1862）七月二十日暗殺前關白九條尚忠家臣、安政大獄實行者島田左近。一個月後，新兵衛結識了土佐藩士武市半平太並與之結為義兄弟。此後，新兵衛便與岡田以藏等一起，作為「人斬」活躍於維新的背後：
文久二年閏八月二十日，於京都三條木屋町刺殺本間精一郎。協同者岡田以藏等數人。
文久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於江州石部宿刺殺京都町奉行渡邊金三郎、大河原重三、森孫六、上田助之丞四人。協同者岡田以藏、久坂玄瑞、寺島忠三郎、山本喜三之進等薩摩、長州、土佐、久留米四藩藩士三十餘人。
文久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於京都下立売千本東刺殺千種家家臣賀川肇。協同者無。
……
辭世：文久三年（1863）五月二十日，失落多時的刀鞘被人發現在兇案的現場，新兵衛切腹自盡以負其則。
8、近藤勇
天保五年——慶應四年（1834-1868），終年34歲
派別： 天然理心流
身世：天保五年十月四日，近藤勇出生於武州多摩郡上石原豪農宮川家。幼名勝五郎，後改稱勝太。十六歲時成為天然理心流三代目近藤周助的養子，改名為近藤勇。
生平：文久元年八月二十七日，二十七歲的近藤勇繼承天然理心流宗家，成為該流派四代目。 文久三年（1863年），率試衛館天然理心流門人加盟進京浪士組。浪士組解散後殘留京都，成為京都守護松平容保下屬，並與芹澤鴨一派共同成立「新撰組」。肅正芹澤鴨與新見錦一派後，近藤勇出任新撰組局長一職。
辭世：下總國流山一戰中，為掩護其他新撰組隊員及同志撤離，近藤勇向維新政府軍投降，當局不許近藤勇以武士身份切腹自盡，而判其斬首。慶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板橋平尾一里冢，近藤勇被斬於自己的愛刀「虎徹」之下，時年三十四歲。
近藤所作以贈友人的一首漢詩：
富貴利名
豈羨む可けんや
悠悠として
官路は浮沈に任す
此身更に
苦辛在るに有り
飽食暖衣は
我心に非ず
9、桂 小五郎（其實這人不算武士，看在神道無念流的份上算他一個¦¦¦¦¦¦¦）
（1833～1877），終年45歲
派別： 神道無念流
身世：天保四年（1833）六月二十六日，生於長門國萩吳服街江戶屋橫丁。父親是藩醫和田昌景，當時五十四歲，母親清子是續弦，前妻的女兒已經招贅了女婿繼承和田家的家業。小五郎被鄰居——領一百五十石俸祿的藩士桂九郎收作養子。初名小五郎，後受藩主毛利敬親賜名木戶貫治，後來又更名准一郎。諱孝允。
生平：十七歲時，小五郎拜在吉田松陰門下學兵法，這里他邁出了開眼看世界的第一步嘉永五年，又到江戶游學。在齋藤彌九郎的道場學習神道無念流，劍術高超，成為塾頭。安政年間成名劍手，卻一生從未出劍殺人，一生為維新奔走。
辭世：明治九年，因病辭去參議職務。十年，西南戰爭時，卧在病榻上的小五郎還想抱病參加征討軍，但被挽留。五月二十六日在意識混沌中死去，享年四十五歲。

C. 什麼是日本武士道

一、武士道——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淵源於古代、中世紀的日本武士、武士治國及武士道。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
日本武士產生於八九世紀，是日本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和階級關系變化的產物。武士一詞，初見於721年（養老五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詔書。這份詔書正式承認武士的存在，提到武士、武藝，並提倡和鼓勵尚武精神。在平安時代（794-1191年）初期，開始出現封建庄園。發展到10世紀時，已形成和確立起庄園制。封建庄園的出現和發展，進一步促使大化改新（646年）以後實行的律令制度和班田收授制度由松馳、破壞走向崩潰、瓦解，社會動盪不安。庄園的發展，更導致武士的出現和登上政治舞台。
從11世紀起，日本武士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源賴朝被大權旁落的天皇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建立鐮倉幕府為標志，武士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鐮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武士政權，從此，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足利尊氏於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為第二個武家政權，而德川家康於1603年建立的江戶幕府則是第三個武家政權。日本武士階級以攻戰殺伐為職業，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紀已出現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是軍國主義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而日本武士階級掌握中央及地方實權的幕府時代長達676年之久，出於政治和社會生亂顫活的需要，逐漸形成了武士道。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忠勇義烈和絕對服從等講究「信義」、「廉恥」等封建道德規范及行為准則。導源於神道、佛教、儒學及神權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即江戶時代前的舊型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的武士道。
舊型武士道只是較為粗陋的「武者之習」、「兵之道」和「實踐之道」，是作戰爭斗者的倫理規范，崇尚和重視主從關系，強調和講究復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導為主君獻身的武士道。舊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宮本武藏是著名劍道家，他受傳統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現了日本武士階層傳統的好勇鬥狠和極端殘忍性，動輒下毒手，致人死命。這些在日本古典戲曲中都得到長期表演，他的傳奇故事廣泛流傳，戰前還出版了關於他的長篇小說《宮本武藏》，成為暢銷書。宮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條》，將自己平生練功、驚險決斗體會及劍道新派別的要領、兵法奧妙均詳細寫明。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經常鼓吹、宣揚宮本的做法及精神，為侵略戰爭服務。
在江戶時代，對武橡陪殲士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為理論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這種新的「士道」論者以山鹿素行為主要代表，與舊型武士道論既相聯系又相對立。
日本古學派的先驅者山鹿素行將畢生精力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論體繫上，他的全集被稱為日本「國民梁沖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他以儒家思想論述「武士道」，有《武教全書》、《武家事記》、《兵法問答》等大量著作，至少有600多卷。他聚眾講學，亦是著名的兵學家，有弟子4000餘人。其子的門生中有一位是後來明治維新先驅者吉田松陰的祖輩，故吉田松陰稱山鹿素行為「先師」，並在松下村塾講授素行的兵學，明治維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響。山鹿素行從傳到日本的朱子學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論根據」；提倡遵「忠節」、「武勇」、「義理」等儒家倫理道德，表現出了「盡忠死難」的所謂「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盡忠孝，講仁義」等作為武士修養的內容，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的本份，向武士灌輸「忠於主君」、「不顧身家」的思想，還要有「報恩、克己、面對死亡而不動搖的勇氣」。並規定了一套繁雜的道德規范、規矩和禮法。武士道一直被作為日本社會倫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揚。素行的「武士道」理論，後來更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經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戰光榮」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跡，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使其充當征服世界的侵略戰爭的炮灰。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這些對後世亦有深遠的惡劣影響。
到江戶時代後期，日本陽明派學者、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蔭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規七則」和「忠魂不滅」說。
吉田松陰的「忠魂不滅」說，宣揚楠公（楠木正成）七生報國，永生不死，楠公之後，復生楠公，非止七度。七生原為佛教用語，指可轉生七次，為永久之意。楠木正成為支持天皇中興，欲從幕府手中奪回大權，恢復天皇統治，於1336年（建武三年）在兵庫湊川（現神戶市附近）與足利氏大軍決戰，戰敗後，與胞弟楠本正季用刀互相刺死，死前說將永遠效忠天皇，「七生報國」。後來，楠木正成被推崇為武士道的典範和楷模，掀起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運動。明治五年（1872年），還建立了紀念正成的湊川神社。吉田松陰在囚室牆壁上也掛出「三餘讀書，七生滅賊」的條幅，他認為一般人死則魂滅，而忠魂則不同，將永久不滅。松陰自己亦在被處死前寫下了《留魂錄》；「吾軀縱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滅」。這一「理論」及其實踐，對明治維新後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響極為深遠，對軍國主義鼓吹為天皇效死，欺騙日本人盲目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發揮了很大作用。
由於日本武家社會延續近700載，武士階級執掌政權，故而為戰爭服務、崇尚征戰殺伐的軍國主義從一開始就如影隨形，始終伴隨著武士及武士道。而武士，則是軍國主義的身體力行者；武士道則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和精神工具。
二、武士道——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及行動准則的武士道，更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維新，是日本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折點，是一場涉及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領域的社會大變革。以天皇睦仁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實權的明治新政府在實行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時期，貫徹執行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以推進資本主義化。
「富國強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為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實是「強兵富國」，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舊軍制，建立新的近代軍隊及軍人精神，積極擴軍備戰和進行侵略戰爭。通過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祿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贖買方式廢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級及財產特權，武士階層也隨之瓦解。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對明治政權的統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並未隨武士階層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倫理的武士道。為建立近代軍隊，在軍事制度方面，於1870年宣布全國陸軍統一採取法國式體制（1878年因普法戰爭法國戰敗而改為採取德國式體制），海軍統一採取英國式體制。明治政府於1873年1月，頒布近代《徵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備軍並不斷擴充。與此同時，還於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備軍，不稱國防軍而稱「皇軍」，強調其效忠於天皇。1878年陸軍卿山縣有朋以陸軍省（相當於部）名義發布的《軍人訓誡》，就要求軍人必須把天皇當作「神」來崇拜，向軍隊灌輸絕對尊崇天皇的思想；還特別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揚軍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於「忠誠」、「勇敢」、「服從」。1881年建立了憲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義發布《軍人救諭》，再度重申軍人應絕對遵守「武士道」的「忠節」、「武勇」、「禮儀」等。1890年更頒布《教育敕語》，倡導全日本國民均「應義勇奉公，以輔仁天壤無窮之皇運」，以為天皇之「忠良臣民」，從而確立了明治時代的武士道。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學倫理為基幹，受佛教禪宗及神道教的諸多影響，但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武士道的內容既有舍棄，亦有保留，更有較大的發展變化。其保留的內容有：一是以忠孝為本，尊崇五倫五常等儒家倫理綱常。《教育敕語》要求臣民「克忠克孝」，並與「皇祖皇宗」的「肇國宏遠」相聯系，稱其為近代日本「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還有意識地宣傳家族國家觀，奉天皇為最高家長。在五倫五常方面，《教育敕語》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兩道，但以武為先，強調「尚武精神」。作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國強兵」是明治時代軍事立國的路線，宣揚「尚武」乃日本「國質」的「武國論」。《軍人訓誡》規定「勇敢，投入戰門，敢冒風險以成功名」為軍人三大根本之一。《軍人敕諭》則規定軍人「必須尚武勇」，聲言「武勇乃日本自古以來最尊貴之特色，身為日本人，若無武勇，則愧為日本臣民」等等。三是強調奉公效忠意識，《軍人訓誡》將忠誠列為軍人三大根本之一，強調「自古以來，日本武士以忠勇為主」，「而今日之軍人，縱然並無世襲，亦與武士無異。故應遵循武門之習，以忠勇為主。」《軍人敕諭》也要求「軍人必須盡忠節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壞此節操」，應「一心一意，恪守忠節」。《教育敕語》則要求全體日本國民「義勇奉公」。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其舍棄和變化的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將以前分別效忠各自主君舍棄，轉而強調全體日本人只效忠天皇個人，即由多元化轉為一元化的效忠對象。手握神權並總攬國家大權的天皇，君臨萬民之上，構築了「一君萬民」體制，天皇成為舉國唯一的效忠對象。明治時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愛國」為核心的。《軍人訓誡》要求官兵「對聖上御事」，「不可鬆懈恭敬之意」。「軍人」自列入軍籍之初，已宣誓「擁戴皇上，忠於朝廷」，故應「盡忠節於國家」。《軍人敕諭》宣稱「日本軍隊世世代代由天皇統率」，軍人的責任在於「保證國家，維護國權」。《教育敕語》則要求日本臣民走上戰場以「輔佐天壤無窮之皇運」。明治時代的國體論宣揚神造日本，天皇為「現人神」，有權依據「神敕」統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國憲法》這一國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權論」，憲法規定日本「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統帥陸海軍」。故報效國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是由報效國家來體現。二是打破重義輕利的武士道傳統觀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針。「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愛國」觀念；「商才」，即經商之才。三是將江戶時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聖人之道全部抹煞舍棄，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蠻的獸性、惡性發展到極端，崇拜殘忍，歌頌殉死「玉碎」，變成對外侵略的日軍的精神武器和精神支柱，成為侵略之道和殺人之道。明治政府確定了日本「與萬國對峙」的目標，天皇在1868年發表的《宸翰》（御筆信）宣布要「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軍人訓誡》稱軍隊「為國家之土城」，《軍人敕諭》鼓吹軍人在天皇統率下「保證國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華於世界」。尤其是以發布《教育敕語》為標志，原來適用對象僅為武士的武士道，遂擴大為適用於全體日本國民。在擴張國權、宣揚國威的喧囂聲中，武士道被納入近代軍國主義軌道，成為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為軍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武士道惡劣影響的要害是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鐵的歷史事實無情地告誡我們，當武士道向惡、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殺成性、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傾斜之時，就是亞洲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遭殃之日。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只是帶有濃厚封建主義殘余的資本主義：政治上的近代天皇制度，經濟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觀，社會上的武士特徵，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並未隨著武家政治的終結、身分等級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進入近代社會就畫上終止符，相反進一步滲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舊日本的建設者而且是其產物的武士道，現在仍然是過渡的日本的指導原則」⑧。武士道惡性膨脹成為近代日本國民道德的核心，進而釀成軍國主義的溫床，反過來又為軍國主義徹底奉獻。
明治維新的領導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級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級領導的實權，也幾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據1871年至1986年的統計，93名省「卿」與「大輔」（部長、副部長）中，華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僅1人。明治時期33名陸軍大將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軍大將中皇族1人、士族14人，無一平民。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員中86.25%是士族出身者、1.25%是舊大名出身者。不難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營，唯有資格指導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結果，整個國家機關之中都滲透了武士的勢力」。這些人掌握權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駕馭民族，制約社會。
武士領導者完成的一個中心任務，就是使武士道惡性膨脹：先是把武士道灌輸給士兵，1878年以陸軍省名義頒布《軍人訓誡》，把「三德」作為近代軍人的天職，向士兵灌輸「忠誠」、「勇敢」、「服從」的武士道精神。繼而武士道衍成「軍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譽頒布《軍人敕諭》，規定軍人應遵循盡忠節、正禮儀、尚武勇等項規范，把武士道進一步發展為近代軍人的信條。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勢下變形發展，成為新時期的武士道——「軍人道」。最後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譽頒布《教育敕語》，把國民道德規范總結為「孝悌忠信」與「共同愛國」兩大綱目。這樣，就使臣民對於天皇的「忠誠」賦予「愛國」的意義，使武士道精神披上「愛國主義」的軀殼，體現出近代國家意識。於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為近代日本教育方針的靈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輸。實際上《教育敕語》遠遠超出學校范圍，使學校、家庭、社會結合起來，三位一體，作為全體日本國民的道德規范，統制著人們的意識形態，限制人們的言論行動。
明治政府通過這些法律、法令使全體國民「平常要其家庭、學校、兵營里，只受到為天皇獻身的教訓，而不知有其他。」強調武士道和軍人精神、國民道德的一致性，於是武士的實踐道德，演變成了全體國民的實踐道德。這樣，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愛護和尊敬日本的國體，維護天皇萬世一系的統治，要求日本國民忠君愛國的所謂「日本精神」上。從而建構起以武士道精神、國家主義為核心，以忠君愛國為內容的近代國民道德。
「明治初年的富國強兵政策，以創建中央軍隊，扶持軍事工業為開端，從整頓戶籍，義務教育制度，強化警察網，整備交通網，充實官僚機構來看，其中無一不是以建設強大的軍事國家為目的的。」11不難看出「富國強兵」參照系是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德富蘇峰曾說「君民一德，舉國一致之帝國主義，即對內實行平民主義，對外實行帝國主義，並一貫以皇室為中心主義統轄二者。」即建立一個以天皇制為中心的軍國主義。這一思維軌跡就是「失之歐洲，取之亞洲」然後「合並世界各國。」「這種思維方式如果僅僅掌握幾個書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麼大事，它也絕不能使日本文化畸變，但危險的是這種思維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軍、政界首腦。因之它不但可以轉化為日本現實的思想、觀念、戰略，而且直接變成日本政治、生產的實踐活動」。這種思維方式通過各級政府中掌權的武士，成為近代日本社會的主導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產生的思想觀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觀念。最後，這一思想觀念終於畸變出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
「在現代化的全過程中，日本傳統文化中武士道與神道都適應『富國強兵』的需要轉變自己的功能」。這些思想觀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窮兵黷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幟下，全體國民自動地集合於天皇周圍為其效命。正是因為有武士道這張溫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資本主義變成極富侵略的軍國主義。武士道成為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之魂，在為法西斯服務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變為法西斯軍國主義武士道。
武士道的最大特點首先在於它不是一種單純的信仰，而是一種必須身體力行的實踐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為軍國主義的銳利武器，其根源就在於它是武士，進而是全體日本國民身體力行的實踐道德；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無條件效忠主君，對主君的忠誠觀念凌駕於其他所有倫理之上，將無私獻身作為武士的最高義務和最終行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時也是「死」的宗教，從軍事意義上說唯有「忠」和「死」最能體現徹底奉獻。
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對主君的「忠」和為主獻出生命來武裝軍隊。這支軍隊是不要命的軍隊，隨時准備為主君、為天皇獻出生命。這支不要命的軍隊，既是勇猛頑強、戰鬥力極強的軍隊，同時也是最粗野、殘暴、毫無人性的軍隊。這支軍隊在幕府時代，由武士組成；在明治維新以後，則是臣民皆兵。
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武士道，對內作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國民的思想；對外則踏上了侵略亞洲各國的道路。由此拉開了日本近現代史上武士道窮兵黷武，為戰爭服務的罪惡帷幕。佔領台灣，吞並琉球、朝鮮，侵略中國、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軍國主義徹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戰爭政策所利用，為法西斯軍國主義服務，武士道精神沿著為戰爭和法西斯服務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國民把對外侵略戰爭看作是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自願做「神風」隊員、「特攻」隊員，當肉彈進行自殺性進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戰爭災難，吞噬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日本青年，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更為巨大和深重的災難，侵華日軍暴行令人發指，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也是駭人聽聞的。正如萬峰教授所說，這一切讓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嘔、深感憎惡，便想起太陽旗加軍刀，想起燒殺擄掠、姦淫婦女、無惡不作和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
有史作證：武士道的最大惡劣影響是為戰爭服務、助紂為虐、危害人類和平的軍國主義；用武士道思想武裝的軍隊是隨時准備獻身主君、獻身天皇的軍隊，這支軍隊由置生死於度外的亡命之徒組成，其戰鬥力和破壞性都是罕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武士道的惡劣影響暴露無遺，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的災難，只有「磬竹難書」四個字才能如實形容。武士道已深深紮根於日本民族精神之中，與武士道如影隨形的軍國主義並未徹底消失。因此，世界人民務必時刻警惕，以防日本軍國主義再度復活，危害人類和平。
總之，武士道是日本否認甚至美化軍國主義罪惡在意識方面的劣根，武士道痼疾侵害著日本民族，毒化著國民的意識，袒護著軍國主義，甚至引發出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傾向。這尤為令人擔心，值得世人警惕！
當然，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也有應對的良策，那就是不折不扣地遵照鄧小平同志的話去做。小平同志說：「對付這種軍國主義傾向，不僅要加強批評，揭露，而且要扎扎實實地做一些發展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友好關系的事情，加深我們之間的友誼，加深我們之間的了解，加深我們之間的感情。」
摘自《世界歷史》1999年第4期

D. 日本著名武士有哪些

小野田寬郎，永不投降——二戰最後一位放下武器的日本軍人
小野田寬郎，1922年3月19日出生於日本和歌山縣海南市。1939年3月到「田島洋行」的武漢分店工作。1942年12月被徵召入和歌山步兵第61聯隊，後分配島步兵第218聯隊。1943年9月成為甲種幹部候補生，1944年1月進入久留米第一種陸軍預備士官學校。8月畢業後成為士官勤務見習士官。9月進入陸軍中野學校二俁分校，接受游擊戰訓練。11月畢業後被派往菲律賓。小野田被派到一個菲律賓的一個小島-盧邦島(Lubang)，准備在美軍登陸後開展游擊戰。
1944年12月17日，上司谷田命令23歲的小野田在盧邦島開展一場針對美國人的游擊戰。他對小野田說：「我們撤退，但只是臨時的。你們進山，用埋地雷、炸倉庫的辦法與敵人周旋。我禁止你自殺或者投降。三年、四年或者五年之後，我將回來。這個命令只有我才能取消。」
1945年2月28日，美軍在盧邦島登陸，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戰死。小野田把剩下的人分成小組，同伍長島田、上等兵小冢金七、一等兵赤津三人一起隱人叢林，繼續頑抗。
8月15日，在盟軍的聯合打擊下，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美軍派出由已投降日兵充當的軍使赴各島勸降，同時撒下大量的傳單。1945年10月，小野田看到了美國人發的傳單，上面寫道：「8月14日日本已經投降。趕快下山投降!」小野田當時將信將疑。忽然聽到不遠處有槍聲，於是認定戰爭沒有結束，傳單在騙人，他們又藏進了叢林深處。
每天清晨，小野田帶著三名士兵爬上山峰，對著旭日敬禮，並繼續著他的戰斗。他的策略非常清楚：他無法佔領整個島嶼，但是，他可以讓島上的菲律賓人知道他們的存在，因而產生一種無所不在的恐懼，在這個意義上，他就成了整個島嶼的統治者：這正是游擊戰的最高目標。因而，他會突然的出現在村落，射殺當地農民，然後躲入山林。有幾十個農民在收成香蕉時，無端的被他們殘酷的槍殺。
小野田等人保持著不斷移動的戰略，甚至連當地人都無法將他們捕獲。停留在同一個地點幾天之後，他們就會移動。在漫長的雨季，他們就扎營，因為沒有人會在雨季上山。他們偷竊當地居民的食物，偷雞，殺水牛，捉野兔，吃蜥蜴，他們甚至將保存曬乾的香蕉充當干糧，以便維持一定的熱量。但是他們無法獵取太多的食物，因為槍聲會暴露他的戰斗位置。當雨季來臨，他們得彼此警惕，盡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覺時因體溫過低而死亡。
盧邦島前副行政長官埃拉莫斯說：「小野田領我們看了他在森林中的藏身之地。那裡很乾凈，牆上掛著『把戰爭進行到底』的標語，還有刻在香蕉葉上的天皇肖像。他的手下活著時，小野田經常訓練他們，甚至組織詩詞比賽。」小野田不知道其他小組的情況。埃拉莫斯說：「我的父親曾同小野田打過仗。後來我當了警察，也同小野田的游擊隊交過手。我們在叢林中多次搜索都未能發現游擊隊的蹤跡。為了讓他們相信戰爭已經結束，我們散發了當時出的報紙和小野田游擊隊親友的書信。事後我問小野田，你為什麼不投降？他說，因為深信書信和報紙都是捏造的。」
時間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了。日本建起了成片的摩天大樓，日本產的電子產品銷往世界各地，東京的實業家購買了美國的大公司，而小野田等人卻繼續在盧邦島為天皇而戰。他們喝河水，靠水果和樹根充飢，幸運的是他只犯過一次扁桃體炎。晚間叢林中經常大雨傾盆，他們只能用自己的身體護住步槍。每個月他們都要襲擊一次軍車，槍殺司機。
1949（1950？）年的一天，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絕望環境的煎熬，高舉雙手，向當地警察投降。剩下的三人彼此激勵，要不斷的戰斗下去。隔年，他們發現赤津在山裡留下許多傳單，告訴他們戰爭已經結束許久，日本已經投降多年。他們還發覺赤津加入了當地的搜索隊，在全島山區展開勸降。小野田判斷，這是敵軍的策略，對於赤津的背叛無法認同。他下令全體退到更深的山區，以避開敵軍的誘捕。
1952年, 他們親人的家書與日本當時的報紙，不斷的在深林里出現，希望他們三人念及家人，或許會軟化態度出來投降。然而，小野田仍然認為這是瓦解他們意志的策略，固執的他做出結論：繼續作戰，永不投降。
1953年6月, 島田伍長在一次行動中被當地漁民射傷大腿。雖然後來復原，但在隔年五月，島田又在一次沖突中當場戰死。十天之後，新的傳單出現。搜索隊拿著麥克風在山裡到處大聲的叫嚷說：「小野田，小冢，戰爭已經結束了」。但是他們始終不為所動。他們感覺到，戰爭還在進行，日本還在奮戰，投降是莫大的恥辱，他們堅信總有一天日本的後援部隊將會攻佔整個島嶼，太陽旗將會隨風飄揚。甚至當小野田的親兄弟來到這個島嶼，拿著麥克風對他喊話時，他依然認為，這不過是美軍宣傳人員以像他兄弟的聲音來誘捕他的。游擊戰讓他養成一種事事懷疑的態度，更重要的是，他深信日本人是一個寧死不屈的民族，他不能讓尚在作戰的日本皇軍與國民失望。小野田同剩下的另一名列兵又在叢林中挖了一個從空中無法發現的地下掩體並搬了進去。
盧邦島現任副行政長官莫利納笑著說：「他們堅信日本人會回來。因為小野田的上司是這么說的。小野田後來也懷疑過谷田是不是把他遺忘了。有一次他有了自殺的念頭，但是馬上就放棄了，因為上司不準他這么做。」
每天清晨，旭日東升。小野田與小冢依然挺立，向太陽致敬。1965年，他們偷到一台收音機，聽到了新聞里關於國際關系的報導，中國與日本已經不是敵對的國家。然而，他們始終不肯承認世界的改變。他們依然故我，槍殺農民，燒毀稻穀。
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奉命潛伏（自稱是沒有接到上級的撤退命令），竟在異國的山林荒野中秘密地生活了28年。據說小野田之所以能夠在山林里像原始人一樣長期生存下來，是因為曾在日本陸軍中野偵察學校受過有關訓練。還有消息說，在南太平洋的巴納島仍有遺留下來的舊日本軍人活動的蹤跡。
1972年10月小野田在附近的村莊埋設了剩下的最後一枚地雷，因為生銹，地雷沒有爆炸。1972年10月9日，菲律賓警察部隊得到當地農民的報告，在盧邦島發現了兩個舊日本軍人在山崗上燒稻草。菲律賓警察部隊索特上士等三人連忙趕到現場，山崗上的兩個日本軍人立即舉槍射擊。在對射中，一名日本軍人被擊斃，另一名逃入密林中。後經查明，被警察擊斃的是一等兵小冢金七，身邊扔著保養良好的38式步槍，而跑掉的正是小野田寬郎。小冢身中兩槍，其中一槍穿越心臟導致其當場斃命。日本投降27年後，日本士兵的死亡引起了東京的高度重視。日本馬上派人到緬甸、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尋找藏在森林中的日軍士兵。山裡的傳單更多了，除了報紙、雜志，還有小冢在日本的喪禮的消息。小野田始終不買帳。
1974年2月20日，他在山裡偶然遇到日本探險家鈴木紀夫的帳篷 （他探險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小野田）。小野田緩慢的從背後接近鈴木，發現鈴木是一位日本人。於是，他們展開了對話。鈴木告訴小野田，日本真的投降了，戰爭早已結束。小野田則堅持必須有指揮官的命令才會投降，並要將保存良好的軍刀親自交給天皇。鈴木承諾會帶著他的隊長的命令歸來。
鈴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小野田的老上司谷口義美。原來谷口已經改名並成了書商。1974年3月9日，小野田發現一張鈴木留下的字條，說他當年的指揮官，谷口義美少佐已經來到當地，並且附上一份完整撤退命令的影印本。兩天之後，小野田越過整個山頭，來到約定地點。乾瘦的老年少尉小野田寬郎面對長官以最標準的敬禮動作，接受谷口義美少佐的指揮。而同樣身穿軍服的谷口對站得筆直的小野田念了投降的命令。從肩上拿下步槍，搖搖晃晃地向警察局走去。1974年3月10日清晨，身穿半舊日本軍服的小野田到達盧邦島警察局，他向人們深深地鞠了一躬後，鄭重地把步槍放到地上，說：「我是少尉小野田。我奉上級的命令向你們投降。」
小野田在30年的戰斗中共打死打傷了130名菲律賓人，包括士兵、警察和平民。許多菲律賓人主張把小野田關進監獄，並繩之以法。但是，由於日本政府的斡旋，當時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赦免了他，並允許已經52歲的小野田返回日本。1974年3月12日，他與鈴木紀夫和谷口義美一起回到日本。
三十年之後，小野田終於回到了日本，所到之處，受到全國英雄般的熱烈歡迎，成了所謂日本「英雄」精神的象徵。他參加許多活動，特別是日本右翼退伍軍人的活動。每當典禮開始，舊軍歌被唱起時，小野會激動到流淚。他接受過無數次媒體訪問，當被問到如何看待上百個受傷與至少三十個無辜死亡的農民與破碎的家庭時，他堅決認為他沒有錯，他身處於作戰之中，不必為這些人的死亡負責。他堅稱自己是一位游擊隊長，不受任何一般戰斗狀況的約束，他必須為自己尋找活路。他臉無愧色，他意氣始終高昂，他不覺得必須負擔任何道德的譴責，他愛國，他是一位高傲的日本軍人。他的自傳成了暢銷書，書名是：《絕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戰爭》。
歸國後 日本政府本來打算給小野 100萬日元的慰勞金，被小野拒絕。後來他就把這筆錢捐給靖國神社。他也拒絕了與首相和天皇的會見，首先去拜祭了島上一起戰斗過的島田和小冢墓。
回到日本的小野田夜不能眠。洗衣機等家用電器令他害怕，而噴氣式飛機和電視則把他嚇得心驚肉跳。1975年4月，小野田在巴西的森林中買了一個大牧場並在那裡定居。
1996年5月，他又回到了盧邦島，一位當初被他所射傷的農民，81歲的Tria，接受了74歲的小野田的擁抱。Tria說：「我已經沒有了怨恨，那是許久之前發生的事了，現在提它幹嘛！」但是，其它的當地人並不肯原諒這個他們口中的「罪犯般的刺客」。小野田仍以一慣的口吻說：「軍人就是服從命令，在不違反國際法律的狀況下，我沒有責任」。但是他卻捐出了一萬美金給當地的學校當獎學金。
幾十年來，日本少尉小野田就一直活在1944年。縱使世界已經不斷的改變，他始終活在二次大戰的糾纏里。當他終於回到了現代世界，面對社會的變遷時，他完全無法理解，特別無法理解日本憲法對於各類軍事行動的限制。年邁的他參與各種「愛國」的活動，當舊日悠揚的日本軍歌響起時，他會流下眼淚。他，企圖喚起日本人對於國家的忠愛。他是一位日本軍國主義的英雄。
菲律賓前第一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說：「我在小野田投降後不久同他談了話。他好長時間沒有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當我們告訴他戰爭早在1945年已經結束時，他都驚呆了。他問：『日本怎麼會敗？我干嗎要像愛護嬰兒一樣愛護槍?』他坐在那裡，失聲痛哭。」
在巴西的事業成功後，小野田現在日本的拓殖大學任講師。
根據鳳凰台竇文濤主持人的講述，
他是在接到 已經死掉的山下奉文的將令後 才投降的。
為了這個命令 也費了很大的周折，
因為小野認為雖然得到了取消任務的命令，
但並沒有得到 投降的命令。為此還找到了山下奉文的秘書

E. 最後的薩摩藩武士西鄉隆盛：武士之魂帶來的悲劇收場

西鄉隆盛，日本江戶時代幕府末期大名鼎鼎的人物。 歷史 上他位列明治維新三傑之一，而且還是人氣最高的那一個。他參與推動了王政復古政變，最終推翻了德川幕府。在那個將政權從德川家族手中奪回並且建立新政府的明治維新時期，他被稱為英雄，同時也是新政府的核心之一。他所領導的明治新政府廢藩置縣、將土地劃歸農民私有、放寬了入伍的門檻，使得軍隊不再僅僅只對武士階級開放、在全國開設小學推行基礎教育、實行新歷法、禁止人口買賣、去除了階級限制加大了職業和人口流動、同時允許女性進入神社。現在看來，西鄉隆盛是日本近代化的奠基人之一，同時也正是因為他推動了日本在那個時代成為了整個亞洲最早實現西化，並且在亞洲擁有了高其他鄰國一等的實力和地位。
西鄉隆盛在他的家鄉鹿兒島是被當成神一樣的存在。可是，今天再回頭來看，西鄉一直被兩極分化地評價。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所倡導的「敬天愛人」的理念和他實際那些上為了實現目的而採取的行為有著極大反差。

西鄉隆盛出身於薩摩藩，也就是今天的鹿兒島。在江戶時代薩摩藩是一個遠離幕府，相對獨立的地區。在島津家族的領導下，薩摩藩自成一派。在與西方頻繁的交道中產生了獨立的武士培養模式，出現了個很多優秀的倒幕派比如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東鄉平八郎等人。薩摩藩的第11代藩主島津齊彬是一個非常有遠見卓識而且心胸開廣的主公。他發現在薩摩藩地方任職的西鄉隆盛那年，西鄉隆盛才17歲。作為地方小官的西鄉，早早見到了百姓民生的疾苦，認識到了苛稅對於百姓的壓迫。於是他分發自己的俸祿給需要救濟的農民，同時多次上書到島津主公那裡。也正是因此島津齊彬把西鄉帶到了薩摩藩專門建立的集成館。集成館是專門吸收西方的文化來培養薩摩藩本土武士的一個地方，他們目的是富國強兵。薩摩藩的集成館其實可以理解為我們在同一時期興起的各路洋務運動，最終目的都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1853年，也就是西鄉26歲的那一年，日本著名的黑船事件爆發。一直以來閉關鎖國的日本終於認識到了西方的強大。此時，心急的幕府召集各路藩主前往江戶商討對策。島津帶著西鄉一起去往江戶，那是西鄉第一次出門。而這一次表現讓島津齊彬意識到了西鄉這個人有著強大的外交能力和決斷力，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就在島津著手打算開始培養西鄉隆盛時，千里馬遇見伯樂的運氣很快就用光了，島津齊彬英年早逝，薩摩藩的藩主變成了他的弟弟。西鄉隆盛和新任的主公矛盾重重，見識過大場面的西鄉認為新主公是一個鄉下人，遠不及島津齊彬那樣有遠見，而且心胸狹窄。意見不合之下西鄉很快就被流放到了南方的一個小島上。

經歷了黑船事件的震撼，薩摩藩作為和西方商船來往較多的地方率先開國。但是江戶幕府卻不為所動，依舊保持著閉關鎖國的狀態。薩摩藩和幕府漸行漸遠之時，西鄉隆盛出獄回到了鹿兒島，很快他就成為了薩摩藩的最高軍事首領。他和同樣已經開國的長州藩形成了軍事聯盟，他們共同商討要討伐幕府以結束這樣長謹迅久閉關的狀態。此時德川幕府的掌門人是德川慶喜，他是一個聰明人，在凱茄意識到倒幕的氣息愈發濃烈之時，很快便推行了大政奉還，號稱要把德川幕府的所有權力歸還到天皇手中。這顯然是一步妙棋，德川慶喜試圖用這種和平交權的方式來化解日本各地試圖推倒幕府的決心。

但是西鄉心裡明祥孫此白，雖然德川幕府號稱歸還的權力，但實際上大部分的地盤和軍事力量仍然掌握在德川家族的手中。此時西鄉隆盛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實行一次完整的、徹底的改變。為了實現這一目的，西鄉隆盛用了最野的一招，就是挑釁。他命令手下有一個叫做相樂總三的人帶人前往江戶，殺人放火打劫搶掠，不斷的挑動德川家族的神經。西鄉認為只有通過流血和混亂才能夠真正的動搖德川幕府的根基，徹底的推倒他們的勢力才能夠真正的終結幕府時代。為了促進時代的更迭，西鄉面對已經示弱的德川幕府依然使用了這種暴力的手段。忍無可忍的德川幕府燒掉了薩摩藩邸作為報復，而這一舉動正中西鄉隆盛的下懷。記載中寫道：當時西鄉隆盛說「太好了，終於有理由開戰了。」於是，戊辰戰爭正式打響。以西鄉隆盛率領的薩摩藩為代表的各路武裝開始向江戶推進，一路征討德川幕府。

此時的西鄉隆盛走的是無產階級革命那一套，從拉攏農民開始。當時作為西鄉先鋒的相樂總三，一路上宣傳著「年稅減半」這一有利於農民的政策。一路上，倒幕的軍隊收獲了大量農民的擁護。然而西鄉在和同僚研究後發現年稅減半這個政策並不切實可行，而且會導致政府財政的崩潰。為了安撫農民們的情緒，西鄉隆盛將散布這個消息的先鋒相樂總三冠上了一個偽軍首領的頭銜。作為從一開始就追隨西鄉的相樂總三，為他沖鋒在前身先士卒，最後卻落到了一個污名滿身慘遭枉殺的地步，也頗有些卸磨殺驢的感覺。

戊辰戰爭的結果自然是以倒幕派勝利，德川家族被迫交權並且逃離而告終。然而此時盛名滿身的西鄉隆盛卻選擇了回家養老。沒有西鄉，由各地倒幕勢力所組成的新政府內部腐敗至極，而且派系林立。不僅沒有兌現減稅的諾言，反而讓整個日本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政府內部混亂，四處的百姓也開始叛亂，人們甚至開始希望回到江戶時代。

於是這個時候大家只好去請求西鄉隆盛再度出山，平復明治新政府的種種問題。西鄉隆盛回歸政府時剛好是大久保利通所領導的出國考察團離開日本的時候。當時他們有過一個約定：就是在這些出國考察人的出國的期間，西鄉隆盛暫時保持現狀，不要推行新政。等到考察團回來之後，根據考察的結果和日本實際的情況，再推行新政。然而在大久保利通他們離開日本沒多久之後，西鄉隆盛便一意孤行，執意推行自己的新政。雖然西鄉的政策大大的促進了日本近代化的進程，但是這種太過於直率而且無視約定的行為讓他和出國考察團的幾位政府領導層人員產生了隔閡。

當時日本的外交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對待朝鮮的政策。因為日本的開國，朝鮮和日本斷絕了邦交關系。但是隨著此時日本國力的強大，有些內部矛盾和資源匱乏已經無法調和。日本國內出現了不需要和平恢復邦交關系，而是可以武力征討朝鮮和台灣的這樣一種想法。因為武力征討不僅可以解決底層武士臃腫的問題，還可以開發更多的資源。雖然這一思路商討已經被提上了日程，但是此時的西鄉隆盛似乎已經急不可耐了。他希望以使節的身份去朝鮮進行談判。根據升味准之輔的《日本政治史》一書中的記載：西鄉隆盛希望去談判的理由並不是為了和平商討，而是因為他明知事態緊急，他可以通過激怒朝鮮的方式獲得開戰的借口。如果他以談判代表的身份去到朝鮮被殺害，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派兵征討朝鮮半島了。西鄉此次視死如歸，而他的最終目的其實就是開戰。書中寫到他說：將希冀由戰之禍心外移以興國的遠略。西鄉這樣激進的想法，自然和政府其他的人員矛盾重重，因此他也離開了明治新政府。

在西鄉隆盛回到鹿兒島的第二年，他47歲。當年發生了佐賀之亂，這叛亂主要是由舊的士族動。因為明治維新傳統士族的勢力和權利受到了削弱，因此他們希望能夠恢復到原來以士族統治為主體的江戶幕府體系。此時的西鄉，為了收攏這些士族給他們介紹西方的思想以及改變他們舊有的傳統，在家鄉創立了「私學校」。然而隨後隨著類似的動亂接連在日本各地發生，原本是教育感化場所的私學校變成了不滿士族聚集的地方。因為西鄉隆盛影響力太大，就連政府那邊也開始擔心西鄉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目的。可能連西鄉自己都沒有想到，他的這群學生早已經成為了政府眼中釘，而西鄉本人也就成為了這個對立情緒的犧牲品。在他的士族學生反抗情緒越發高漲的時候，西鄉熱血又尚武本性暴露。西鄉加入了士族征討明治政府的隊伍，而後西南戰爭爆發。但是他們還沒能去到本州就停了下來。西鄉隆盛選錯了進攻目標，熊本城號稱是日本最難攻的城，當時巨大的人數差距也預示著征討的部隊難以逾越熊本。多次進攻未果後，兵敗熊本而且身體中槍的西鄉也選擇了通過介錯的方式來結束了他50年的戎馬生涯。

人生五十年，如夢亦如幻。

有生方有死，壯士何所憾。

可能是某種巧合吧，當年織田信長吟詠著這句詩感慨世事無常，現在西鄉隆盛也是死在了50歲這個年紀。

西鄉隆盛從小就展現了他的遠見卓識和政治才華，但是他的本性似乎常常讓他在做一些決定的時候太過於血氣方剛，太過於強調他的武士之魂。如果西鄉隆盛真的成為了一個政府的頭號領導者，我們可能會更早地看到日本變成一個尚武甚至窮兵黷武的鄰國。混亂是階梯，而西鄉隆盛每次都是希望通過這種混亂和戰爭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給人一種熱血感，一種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決斷力，但總是過於激進的策略讓他最後以悲劇收場。

F. 日本著名武士都有哪些

在日本 文化 中，武士道精神是一種特別的存在。在日本的 歷史 中，都出現過哪些著名的武士呢?今天就和我一起來盤點一下日本著名武士都有哪些人。

日本著名武士1.村正妖刀

鐮倉未期名刀匠岡崎五郎入道正宗之弟子村正所作之刀，相傳村正心術不正，又因正宗不傳他煉刀的水溫控制秘傳而懷恨在心，就私下盜取此秘傳來實作，被正宗發現後，一刀砍斷了他的手腕，村正破門之後，便以打敗正宗所鑄之刀為目標，以此邪惡之心入刀，自此村正成為不祥的代名詞。另外村正在日本進入戰國時代的動盪時期，對於日本刀的需求很大。村正只生產最優秀的、可用於實戰的刀。 也許是因為它太過銳利，到了江戶時代就開始有“邪劍”、“妖刀”的稱號，而被世人所避忌。在現存的妖刀中，以被稱做“妙法村正”的最為有名。

日本著名武士2.正宗

其實，日本刀多以其鑄造師命名。“正宗”的全名是--“岡崎五郎入道正宗”。

相傳，初代正宗，是日本鑄刀界有名的“鬼才”.因為他覺察到弟子的個性有些偏異，而一直未傳授其鑄刀中燒入/淬火的絕技.可不成想被該弟子偷學了.一怒之下砍斷了弟子手腕並逐出師門，其弟子心有不甘，自此發誓，一定要造出超越師門的寶刀。村正系列，後來確是以其無比鋒利而聞名於世.而由於“正宗”的正統，一直居於比“村正”高的地位.

日本著名武士3.長曾彌虎徹

全名長曾禰虎徹。和絕大多數日本刀一樣，‘虎徹’一詞不僅是刀名，也同樣是該刀鍛造者的名字。刀匠虎徹出生於佐和山城下，年幼時曾在關原合戰之後逃難至金澤，而就是在那裡，作為鍛造師的虎徹開始名聲大噪。此時，虎徹已近是年過半百的中年人了。早些時候，虎徹自稱“古鐵”，並且各種頭盔，廢棄的鐵釘熔化之後用來打造刀劍。據說出自虎徹之手的刀，不僅做工考究，鋒利無比，在刀身的 雕刻 上也是別有匠心，是一把無論是殺人斬物，亦或是欣賞擺設都有著獨特工藝的名刀。一說新撰組的局長近藤勇，其上山所佩之刀正是虎徹。而且在一些時代劇或者小說中，也常常將兩者聯系在一起。但也有一種說法，認為近藤手中的虎徹也只是贗品。其手中的刀，應該是現存價值最高的日本刀“清磨”。而後者擁有超越虎徹的高傲身價。歷史上的虎徹曾改名兩次，除了“虎徹”之外，還有“古鐵”、“質鐵”這兩種稱呼。

日本著名武士4.菊一文字

鎌倉時代後鳥羽上皇時期後鳥羽上皇委託備前國一文字派刀匠一文字則宗所鍛的日本刀。太刀，刃長78.48CM，鋒刃極長，刀身細且薄。刃身近柄部刻有代表皇家的16瓣菊花家徽(還有一說菊花紋是刻在刀柄上的)，其下又雕有橫一字紋。後鳥羽上皇時御命所鍛之刀，為元祖刀匠則宗所作，因為刃部刻有代表皇家的菊花紋，其下又雕上一橫一字紋，故稱為菊一文字，此刀至今己有七百多年歷史。

日本著名武士5.三日月宗近

代表日本的五把刀， 天下 五劍之一的「三日月宗近」，是日本最早的刀工之一「三條宗近」的代表作。此刀無論是 美術 價值還是資料價值，都受到高度評價，已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

其刃長80cm，為太刀的標准長度。刀身接近手邊的部位呈大幅度彎曲，根部附近的刀身幅度寬闊，接近前段急劇變窄。像這種元幅與先幅落差極大，腰反較大的形狀在刀劍用語上稱為「踏ん張りが強い(踏張強)」。由於「踏張」會隨著重新研磨等加工逐漸消失，所以若說一把刀的踏張還很強，既表示它是一把接近製作當時的形狀，保存狀態良好的刀子。「踏張強」是平安時代特有的造型，就這層意義而言，三日月宗近也堪稱是平安時代日本刀的代表作。

日本著名武士6.童子切

據 傳說 ，在一條天皇統治時期，屬於源氏家族的武士源賴光用這把刀斬殺了丹波國大江山的食人妖怪酒吞童子。這個傳說就是“酒吞童子退治”。這是個有名的 故事 ，太刀“童子切”的名字的由此而得。此刀由足利義昭轉移到豐臣秀吉之手，後經德川家康，家康又傳於德川秀忠，秀忠的女兒勝姬嫁給越前松平忠直時作為陪嫁，長男松平光長成為改易，繼子長錢作州津山復興以來，同族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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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鍾要切腹自盡的關穀神奇

雖然切腹被認為是日本武士以及日本人的獨特文化，但事實上很多時候的切腹都是迫不得已，因為這並不是一個人人稱道的行為，只是江戶時代才將它美化升華，因此其歷史其實並不長久。切腹也被拿來揶揄日本人逃避罪責、沒有勇氣面對失敗的懦夫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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