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怎麼進入日本的

❶ 儒學是何時傳入日本的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自古以來兩國之間便有著頻繁的文化交流活動，處於漢文化輻射圈內的古代日本很早便傳入了儒學。那麼，儒學是什麼時候、通過誰、怎樣傳入日本的呢?在中國現存的浩如煙海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中對此卻沒有確切的記載，因此一般認為，對日本何時傳入儒學的研究，現在只能藉助於日本現存的古代史料。

據成書於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歷史和文學著作《古事記》記載：「品陀和氣命(應神天皇)在輕島的明宮治理天下……百濟王照古王遣阿知吉師獻牡馬一匹、牝馬一匹……天皇又命百濟國貢獻賢人。於是，百濟國又派遣和邇吉師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成書於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也載有：「(應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日：『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乃征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一般認為這兩則史料記載的是同一件事，即日本應神天皇十六年儒學通過朝鮮半島的百濟傳入了日本。

另據《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死後，本應菟道稚郎子繼天皇位，但他卻推讓於異母兄大鷦鷯。其理由是大鷦鷯仁孝之名遠聞天下，且年長於己，故應由其繼天皇位。大鷦鷯則以父命難違為由，固辭不就。兩人互相推讓達3年之久，最後菟道稚郎子自殺以示其辭讓之誠。有人認為上述二人的這種做法是在效法《論語?泰伯》所載，中國西周時期泰伯與仲雍出走，辭讓君位於幼弟季歷的做法，這是儒學傳入日本後對日本人思想產生影響的有力佐證。他們據此斷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關於儒學始傳日本的記載是基本可信的。

那麼，確切的說日本應神天皇十六年相當於公元紀年的哪一年呢?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們的觀點尚不一致。有人認為是公元285年，也有人認為是公元405年，還有人認為是公元446年。

然而。問題是根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王仁到日本時帶去的書中有《千字文》卷。而《千字文》一書為南梁周興嗣所作，其成書時間當於梁武帝在位年間，即公元502~549年，如果《古事記》和《日本書紀》記載無誤的話，王仁到日本的時間當在《千文字》成書後的公元6世紀。而上述幾種推測中最晚的公元446年也是在《千字文》成書之前。這不能不令人懷疑上述幾種推測是否正確。但是，從日本現存的作於公元5世紀的金文銘文中可明顯看出儒學對日本人思想的影響，這又說明早在《千字文》成書之前，最晚在公元5世紀儒學已傳入了日本。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便簡單地否定前引《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的可信性，關於這個問題也許有兩種可能。

第一，《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有誤，即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世紀以前即《千字文》成書以前，王仁帶到日本的書籍中沒有《千字文》一書。那麼，當我們引證上述兩書的有關記載研究儒學始傳日本這個問題時，就必須首先對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證。

第二，《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正確無誤。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世紀即《千字文》成書之後，王仁去日本時帶去的書中確有《千字文》一書，有關此事的記載，並非儒學始傳日本的記載，這是因為在王仁到日本前，儒學早已隨著中日兩國的民間交往活動而進入了日本，並對日本人的思想意識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前引《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關於王仁去日本的記載，充其量不過是關於日本官方首次引進儒學的記載。絕非儒學始傳日本之史證。那麼，傳統的那種根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的兩則史料考證儒學始傳日本的研究方法及由此所得出的有關結論顯然值得懷疑。

於是，有人提出儒學不是由官方經朝鮮間接傳入日本的，而是通過民間交往從中國直接傳入日本的，時間是在公元前二三世紀。具體地說，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徐福東渡首次把儒學經典——《尚書》帶到了日本。因為我國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的《日本刀歌》中說：「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嚴令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誠然，歐陽修的詩作並非信史，且除此之外別無他證，更何況迄今為止。連是否確有徐福其人其事尚無定論，不過大多數學者認為，盡管目前尚不能肯定地說歷史上確有徐福，其人其事，但可以肯定地說，相當於傳說中徐福生活的年代，日本古代文明發生了一次空前的大飛躍，從以漁獵採集經濟為主要特徵的繩文文化時代，進入了以農耕生活為主要經濟特徵的彌生文化時代。其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即是這一時期有大量移民從中國大陸移居日本，帶去了先進的漢文化，極有可能這一時期儒學經典便隨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一起被移民們帶到了日本。可見，歐陽修的說法不無道理。當然，這種觀點缺乏足夠的證據，目前只能算是一種推論。要想解開儒學何時傳入日本之謎還有待時日。

❷ 日本儒學的發展

早期日本儒學（飛鳥 、奈良、平安時代）；
早起的日本儒學主要依附於佛教之下。從聖德太子進行推古朝改革後，到孝德天皇進行「大化改新」，再到大寶元年，制定《大寶律令》，這些都是日本早期儒學治國治民的思想被日本政治所採用的標志。
作為禪宗附庸的儒學
（鐮倉、室町時代）；
鐮倉時代（1192-1333）中期，中國儒學的新發展——宋學傳入日本。
從鐮倉時代起，大量中國宋儒的經典被中國禪僧和日本僧人帶來了日本。中國禪僧對儒學在日本的傳播也起了推動作用，這些禪僧，到日本後在傳播禪學的同時，主要還介紹朱熹、二程和楊雄的著作和思想，促進了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
南北朝和足利氏時代（室町時代）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並不要求把儒學作為統治的意識形態，而僅僅是把它同神道及老莊思想一起保存下來作為從屬於佛教的一種教養而已。雖然當時儒學成為了當時盛行的禪宗僧侶們的必須之一，但它還是包含在佛教當中，由此看出在這段時期，儒家思想只是佛教的一個從屬品。
但也正因為佛教傳播與政治掛鉤，因而也容易受到了政治動盪的影響，其中對佛教鼎盛的勢力產生較大影響的轉變來自於日本進入下克上的戰國時代。
14世紀室町時代初期，在日本的禪僧和貴族當中也出現了一些研究和講授儒學的日本先河。例如，研究朱子學的「五山僧侶」，他們幾乎占據了當時的日本儒學。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研究儒學的上層公卿貴族學者，使這個階段的新的儒學慢慢地深入進了宮廷。
一直到16世紀時，禪僧獨占儒學的局面才被逐步打破，在「五山僧侶」之後形成了「博士公卿派」「薩南學派」「海南學派」三個研究宋儒的學派。這表明儒學不再僅僅局限於上層社會了，而是向著普及化的方向發展了。
到了室町時代末期，在關西、土佐等地方，儒學思想逐漸佔了主要地位，並且成為該地區統治的思想基礎。
三、儒學的全盛和日本化（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1603-1867）是日本社會的最後一個封建時代。經過戰國時代的混亂，德川家康建立了他的政治體制——幕藩體制。進入江戶時代以後，儒家思想上升到統治地位，儒學在此階段進入了它在日本的興盛時期。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學者推崇儒學，尤為推崇《論語》。然而由於日本不受科舉制度的束縛，對《論語》的解釋比中國要自由得多。
在儒學發展的同時，日本出現了研究儒學的不同派別。各學派之間的學術觀點各異，於是各派之間展開了學術爭鳴，猶如百花齊放，爭相鬥艷，使學術研究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發展。
一般把江戶時代的儒學發展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朱子學的興盛時期；
第二時期是陽明學興起並與朱子學相對立時期；
第三時期是古學派的崛起與朱子學相抗衡時期。
四、資本主義時代的日本儒學 。
到明治時期，日本的儒學總體上已經同中國本土儒學產生了很大不同，最重要的是，儒學被改造為輔翼「皇運」的得力助手。那些日本政治家們，如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西周等人，宣揚的是儒學和武運的結合，尊崇孔子和敬仰天皇的結合，孔子和武士道走在了一起，神道與儒學糅合為一體。所謂「和魂漢才」，正如中國的「中體西用」一樣，骨子裡必須是「和魂」，儒學是用來支持「皇道」的。中國孔子的正宗傳人孟子，因為有較為明顯的民本思想，日本人就不大願意提到他。

❸ 說說古代日本是怎樣吸收中國先進文化的(初三歷史川教版)

隋唐時期日本派遣唐使向中國學習文化，遣唐使回國後，日本經過大化改新便從奴隸制國家轉變為封建制國家，並改國名為日本。日本的茶道、花道、日本文字包括和服都是從中國傳來的，就連京都的城市規劃建築也是仿製長安城的。

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約兩個半世紀里，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先後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啟示：要虛心學習和引進吸收世界的優秀文化成果來促進本國文化的創新和發展

第一，我們必須有穩定的政治局面，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
第二，提高自身素質，努力發展經濟文化。

[注]此為本人在江西師大讀書時的作業，粗製濫造，拿出來曬一下，也不怕大家笑話，權當留下一段學生時代的追憶。

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內 容 摘 要

中國與日本為近鄰之邦，交往已久，但中國自古就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有自己自成系統的先進文化，因而對周邊國家產生巨大輻射力。相比之下，日本古代文化並不發達，為求得與先進文化的一致性，便採取拿來主義，尤其表現為不遺餘力吸收中國古代先進文化，特別是對隋唐文化，幾乎是無所不學，無所不包。結果促進日本古代社會的飛速發展，躋進亞洲大國之林。另一方面，日本雖文化輸出功能相對較弱，但卻善於吸收外來文化，日本吸收中國古代文化也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吸收、消化和創新相結合，最終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大和文化。

關鍵詞： 中國 日本 文化 儒學 律令制 禪文化

中日交流歷史上由來已久，但中國自古代就是亞洲大國，有著悠久又自成系統的民族文化，對周邊各族一直產生巨大的輻射力。日本地處中國近鄰，隔海想望，且自身文化與中國文化有較大的差距，深受中國古代文化的強烈影響。先進文化與落後文化在交流中顯現出差距，彼此之間便產生了不協調。當人們發現這一不協調後，便產生一系列心理反映。為求得與先進文化的一致性，便產生向先進文化的傾斜，「拿來」則是易容易引進先進文化的方法之一，不遺餘力地輸入先進文化也就成為必然。

中日交流中，中國古代文化尤其是隋唐文化對日本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它直接影響了日本古代社會的發展，有些方面至今在日本仍有不容忽視的影響。誠然，日本人善於學習和吸收外來先進文化，並非一味地「拿來」，而是有其獨特的特點。本文擬從大和民族如何攝取中國古代文化及其吸收特點方面來考察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所產生的影響。

日本吸收中國古代文化的歷史考察

一、中國物質文明影響日本的階段

日本形成統一的國家始於公元3世紀至4上半葉。但日本早在繩紋時代就受中國古文化的影響。如日本北九州繩紋文化晚期遺址中曾發現一個表面經過仔細磨光的陶器。日本學者賀川光認為，這是受了中國龍山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張中一認為是受了楚文化的影響[1]。日本山形縣飽海郡三崎山出土過一把銅刀，從地層上看，屬繩紋文化晚期，其中與中國殷商時期青銅刀形式大致相似[2]。而出土於日本繩紋文化前期精緻的漆梳[3]，晚期竹木胎的漆容器和漆弓等[4]，其製作方法和施漆風格均與中國先秦時代漆器相同。

在日本繩紋文化晚期至彌生文化早期，中國大陸有大批移民至日本列島，帶去中國的先進文化。徐福東渡的傳說正發生這一時期，其事跡亦可見於兩國史籍。《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頌秦德……既已，齊人徐市（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日本《羅山文集》記為：「徐福之來日本，在焚書坑儒之前六七年矣。」徐福入日本後，大規模推廣水稻及養蠶桑織技術。此外，還有建倭國的傳說，故徐福被日本居民奉為「農耕之神」、「紡織之神」，甚至被日本尊為祖宗，奉為神靈[5]。雖無法考證「倭國」是否為徐福所建。但從《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日本刀歌》等古籍記載來看，徐福確有其人其事，而且是古代東渡日本的移民代表。公元前二、三百年前後北九州之所以出現先進的水稻耕作文化，並進一步向東發展，把水稻耕作推廣到全日本，最後促成了日本原始國家的產生。其最大的原因是一大批外來移民，特別是包括徐福一行在內的中國移民的影響。

入漢以後，日本成為中國的臣屬之國，文化交流更加頻繁。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岡志賀縣海濱出土的一方金印」漢委奴國王」，即為東漢光武帝頒賜「漢委奴國王」印的原物[6]。表明日本此時已接觸到漢字。公元403年，日本最早使用漢字，時值履中天皇四年八月，始設官記言詩以達四觀之事。漢字的傳入促進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發展。

儒學是通過文字而傳入日本的，所以日本一開始就接受儒學了。據日本的史料記載，儒教傳入日本為公元405年，王仁自朝鮮半島南部北濟到達日本，為應神天皇兒子老師。王仁授之《論語》，這是儒學東傳的開始。爾後，儒家思想通過典籍傳至日本，規模有限，但對日本影響頗深。一方面，使大和的政治思想發達起來，這在歷代的詔敕上表現顯著。仁德天皇在詔書中說：「君以民為本。」[7]這是引用荀子的話。表明日本君王已懂重民思想，這是受中國儒學的影響。聖德太子定冠位即以德、仁、禮、信、義、智等道德項目為名稱，顯然是受儒學倫理思想的影響。這此提倡道德的結果，使日本自上而下養成一種孝順謙讓的美德。另外在風俗上，自儒學傳入後，日本上古的娶姑姨，異母兄弟姨妹之間通婚及繼母之間通婚等風俗漸減，使日本移風易俗。[8]

東漢時，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爾後又從中國傳入日本。據史載，公元522年，南朝梁人司馬達到日本後，在大和國高市郡坂田原建造草庵置像禮拜。這是關於佛教傳入日本的最早的文獻記錄。其後，佛教又繼續傳入日本。佛教教導慈悲，可使當時日本激烈傾扎的閥族之間的斗爭平息，但主要的是佛教主張只要懺悔罪過，積功積德，到一定程度便可渡脫成佛，取得永生。這對於今世受苦的廣大奴隸和農民來講，有了來世的憧憬，能給以莫大的希望和安慰。故在日本大受歡迎，全國上下信佛。聖德太子和蘇我氏當政時，大興佛教，在各處大建寺院。蘇我氏建飛鳥寺，聖德太子建法隆寺和四天王寺。在建築樣式、佛像雕塑、繪畫、手工藝術品等方面，深受中國南北朝文化的影響。

二、制度文化為主的隋唐文化的大攝取

公元603年，聖德太子改革開始，此為日本史上一重大事件，從其改革的內容上可看出其深受中國古代文化影響之深。改革主要由兩方面組成：冠位十二階的制定和十七條憲法。冠位十二階，其外形起源於中國北朝後周，[9]冠以中國儒學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加「德」命名。至於十七條憲法，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思想原則上，其源流上也只能在中國求得，即以儒、佛、法等思想為其理論基礎，儒為主，佛法為輔，熔東方思想於一爐，這是聖德太子效法中國文化的結果。

7世紀中期後，即日本的奈良平安前期，日本以大化革新為起點進入了律令制國家的形成期。在對中國文化的引進上發生重大變化，出現了第一個全面接受漢文化的高潮，並且吸收形式由間接變為直接，最典型的是舉世聞名的遣唐使的派遣，先後共達13次之多。他們如飢似渴地學習唐文化，學習中國的法令、制度、文學、生活、建築等，幾乎無所不學。限於篇幅，這里僅從政治制度、文學藝術和宗教等主要方面考察其深刻影響。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大化革新後建立起來的律令制中央集權國家，國體是完全仿照唐朝的。兩官八省制是仿照詔的三省六部制。《大唐律令》和《養老令》是以唐委為樣板，班田的土地制度則是參照唐的均田制。與唐一樣，日本亦實行租庸調法，兩者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只不過數額上有所不同而已。其次在文學方面，日本大量輸入唐代書籍。從編輯於9世紀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以及其他文獻材料可以看出，那時日本把唐代的主要書籍幾乎都收藏了，甚至有的書籍在我國業已失傳，但在日本卻保存下來。[10]不僅如此，他們還千方百計地積極學習寫作漢文、漢詩，努力鑽研漢文、漢詩的寫作技巧。從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深受歡迎可見一斑。《懷風藻》被認為是日本現在最早的漢詩集，序文是六體名作。書中收入120首詩歌，其中以五言詩最多，也有七言詩，作者上自天皇、皇子，下至大臣、僧侶，風格與初唐詩相近。[11]唐詩不僅影響古代日本，現代日本亦把唐詩看成自己的古典，僅岩波書店一家就出版了唐詩二古十萬冊，[12]可見影響之大。再次在宗教方面，唐朝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等佛教宗派盛行，入唐僧侶學習這些宗派並將之照樣移植到日本，並且出現了許多著名高僧，空海和最澄等為其傑出代表。這里中日人民都不會忘記的是，唐朝的高僧鑒真和尚歷經險阻，出生入死，東渡日本，為傳播中國佛教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此外，當時日本在天文、歷法、醫學、教育、修史、藝術、雕刻，生活風俗等方面亦深受唐文化影響。這里不一一敘述。

三、深層精神文化的大力輻射

10世紀後，日本進入鐮倉時代，是從古代國家向中世紀過渡的時期。在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發生巨大變化。同時中國由唐進入宋元時代，文化的主人、內容和形式煥然一新。尤其是佛教方面，迎來一大轉折時期。這一切刺激了日本禪僧尤其是五山僧人渡海參叩的念頭，如無准師范、虎關師煉、義堂周信等名僧，他們千方百計將中國文化移植到日本，掀起了繼唐之後第二次學習中國的熱潮，豐富了日本文化的內容，加速了日本文化發展。以典型的文學、佛教和儒學為例：五山文學在當時日本的地位很高且具有代表性，但隨中國王朝的更迭而分別受其影響。日本五山漢文學一度出現「景定咸淳的浮華」，正反映出中國宋代文化頹廢風氣，而南北朝室町時期的入元僧大興偈頌運動則顯然是正確的傳達了中國元代的偈頌運動。安土、桃山時代，禪林文學的俗化則又是受中國明朝士大夫文學俗化的影響。[13]就宗教來說，當時日本崇興的佛教是凈士宗和禪宗。這即與中國當時的佛教信仰有關。凈土教和禪宗是由日本來華僧和中國渡日僧傳播而來。中國凈土教的依據「三經一論」即《般舟三昧經》、《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和《往生論》，也是日本凈土教的依據。凈土教在日本人民中廣泛傳播，所以今天在日本人生活中仍然到處可以看到凈土教藝術的優雅簡素的風俗。除凈土宗外，後來在日本更為流行的是禪宗，禪宗原為中國所創，後傳至日本。尊重現實，應順自然，重視感性，排斥非現實的、理想的、煩瑣的、豪華的東西，一切歸於簡素淡泊，靜閑幽寂，自由自在，這是禪宗的美學思想，而且禪宗修行形式簡單，主張頓悟成佛，坐禪求悟，決非偶然。日本武士們不計生死與禪宗教義「生死一如」是相通的，而且日本武士們在現實中縱情聲色是直接受禪宗不主張苦行，又不念佛讀經，只要直指本心，做到心地「無非」、「無亂」、「無痴」，便是「戒」、「定」、「慧」，外在行亦皆屬次要的思想影響。[14]朱子學早在鐮倉時期就進入了日本。1200年，一名日本武士大江宗光已讀了朱熹的《中國章句》的抄本。[15]1241年，出現朱熹的《論語集注》復刻本，日僧圓爾曾於1257年向鐮倉幕府執政北條時賴講解南宋居士硅堂著作《大明錄》。《大明錄》講儒、佛、道三教一致，關於儒則尊奉宋學，[16]後來日本出現了「薩南學派」和「海南學派」就是在儒學普及於地方的過程中形成的。在鐮倉室町時代的思想界，宋學勢力仍居於佛教之下，未能脫離佛教而獨立，但經長期流播，其影響已逐漸擴大，從而為江戶時代儒學的獨立與全盛打下了基礎。

日本進入江戶時代後，中國文化繼續深刻影響日本社會，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日本普遍吸收中國的儒學，先是以朱子學為代表的宋學，後為陽明學，也有莊子學，但影響不大，日本武士將儒學和禪宗進行融合吸收，使武士道精神最終完全形成，從而形成具有大和民族精神特色的文化。如武士道強調武士的「忠」「孝」「義」即來源於中國儒學教義。17世紀中期以後，儒學（尤其是朱子學）在武士中間逐漸轉播開來，儒學在全國上下成為顯學，據日本學者統計，自1630年到1871年，在各藩擔任教授的1912人中，屬於朱子黨派的有1388人。[17]由此可見，朱子學是江戶時代居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江戶時代後期，陽明學在日本居重要地位。代表人物有佐藤一齋，門下出現許多活躍於幕末政治舞台的思想家，如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等。江戶後期，「君道」、「臣道」代替只立足於個人鍛煉的禪宗武士道，終於成為日本社會的唯一精神支柱，亦是深受儒學思想的滲透。

不僅在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倒台後，在向西方學習口號下，儒學曾一度衰落，但明治維新成功後，朝野一致興儒學，修孔廟，儒學又為日本社會一大精神支柱了。中國儒學對日本的影響之深，由日本對孔子的尊敬就可見一斑。

日本吸納中國古代文化的特點

日本吸納中國古代文化，並非一味地「拿來」，生吞活剝，而是有其鮮明的特點。

一、既吸收又消化創新的自覺性

古代日本始終清醒地正視自身文化的貧乏，渴望吸收先進的中國文化來豐富自己。奈良時，日本對中國隋唐文化以整個國家規模進行全方位的吸收，但日本吸收中國文化時，具有很強的消化創新能力。如在律令上，唐制重律為「十惡」，而日本則減少為「八虐」，唐代設六部，日本則設八省。在語言方面，日本巧妙地運用漢字意義，製造出好像固有名詞那樣的語條，來宛轉表達用意，使漢字成為自己語言的記錄符號，並使漢字詞語成為自己的語言有機組成部分。又如在文學方面，逐漸將自己傳統的文學加進去，如《源氏物語》就是反映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傑出作品。另外在佛教思想上，日本的佛教以鎮護國家為宗旨，如禪宗帶有極濃厚的忠君愛國思想，又主張神佛同體，形式簡化，這些為以後的武士道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又如在儒學中，中國的儒學以孝為五倫之首，強調忠孝難兩全，而日本的儒學中卻主張以「忠」為五倫之首，力主忠孝兩全。[18]後來「君道」「臣道」代替武士道成為武士的唯一精神支柱，而忠孝仁愛不一定要按宗疏和等級分別對待。因此在日本出現超家庭的集團，這與中國不同。中國的儒學思想雖也重視對統治者的效忠，但對家庭的效忠往往超過對統治者的效忠。同時中國人學儒學尤其是朱子學的目的主要為修心養性，而日本則上升到治國平天下之高度。此外，日本的儒學和佛教甚至和傳統的神道結合起來，即儒佛調和，神儒調和，這是儒學日本化的另一特徵。在服裝上，唐服的引進，經改造後，成為日本的「和服」。

二、混雜性和兼容性

日本的文字，可以說是外來文化的綜合。日本人借用漢字的整體寫法，發明了平假名，又借用漢字的部首（偏旁或部首）發明了片假名。今日日語中，除漢語外，包含著數十種語言的大量外來語。在信仰上，日本人既敬日本的神，又敬中國和印度的神。在節日上，日本既過日本的節，又過中國的節。在住宅上，「日本間」、「中國間」和「洋間」並行不悖。這些均反映了日本外來文化的混雜性和兼容性。

三、民族性和實用性

日本吸收中國文化時，強調把日本固有精神和中國學問融合起來，即所謂的「和魂漢才」思想。同時，對中國文化的吸收採取的是以實際主義為標准來進行選擇的。雖然宗良時代的日本幾乎「全盤唐化」，但仍應看到，日本並沒有把唐朝一切制度都輸入進來，而是有效取捨。如科舉制和宦官制，[19]日本從未實行。又如效法宋明時的社會禮信，卻不學婦女纏足習俗，主要是因為這些不符合日本的政治社會需要和文化條件。再如從中國引進的唐樂，後逐漸按日本風格改變了形式，並縮小規模，被稱為雅樂。還有以中國的茶創建日本的茶道，日本武士吸收中國的儒學和禪宗創建武士道。對待中國的先進文化，日本不僅學習儒家經典和政治制度，也注意對中國的法律、天文、醫學、算術、修史編纂、建築等實用技藝的學習，反映出日本吸收中國文化的民族性和實用性的特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古代社會產生過巨大影響，在一些方面一直影響日本古代社會的發展，如儒學和佛學，甚至在今日的日本仍可看到中國古代文化的痕跡。如在日本諺語中，經常用《論語》和佛學用語來打比方，比如「讀《論語》而不解《論語》」（意同中國的「死讀書」）、「對狗講《論語》」（意同中國的「對牛彈琴」）、「對釋迦講經」（意同中國的「孔子門前賣文章」）、「三人湊起來抵得文殊菩薩的智慧」（意同中國的「三個臭皮匠，抵得上一個諸葛亮」）。反映出《論語》和佛學在日本的深遠影響。[20]另一方面，日本雖是一個文化功能輸出較弱的國家，但卻善於吸納外來的先進文化並加以消化創新，最終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和民族文化。當前，除極少數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以外，一般日本人都承認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國古代文化這個事實。如日本現在推銷面條的廣告里說，「面條是具有四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人教給我們的」。[21]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