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日本遺骨在哪裡

A. 日本天皇埋葬在哪裡

在明治之前，關於天皇的葬禮沒有一個完整的制度，但從聖武天皇至孝明天皇的1100年間，天皇的葬禮大致以佛教儀式進行，在聖武天皇以前可能是日本古代習俗與中國儀式相混合，明治以後則是以神道儀式舉行葬禮。

至於入葬方式，最早時進行土葬，持統女皇死後第一次使用了火葬，此後除極個別的外（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使用土葬），直到江戶時代初期，歷代天皇都是使用火葬。從後光明天皇開始，改為火葬和土葬相結合的形式，至孝明天皇時又改為完全的土葬。而且在採用佛教葬儀後，一般都選定寺院附近舉行儀式。從北朝的後光嚴天皇開始，除後花園天皇外，都在泉涌寺進行。明治天皇的葬儀在東京青山練兵場進行，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的葬儀在東京新宿御苑舉行。

日本第88代天皇後嵯峨天皇時期，民不聊生，朝廷完全受到幕府的節制和擺布，後嵯峨天皇即位時連禮服都無錢置辦，人民鋌而走險，不僅潛入天皇起居室搶走天皇的衣服，甚至將鳥羽天皇陵、天武天皇陵都盜掘了，墓中的金銀財寶被搶奪一空，持統女皇的骨灰被棄散在路旁的草叢中，裝骨灰的銀盒被搶走，百姓們大開天武陵時，只見瑪瑙為室，金銅制門，遺骨系著銀帶，裝飾著五顏六色的寶石，琥珀項珠置放在一旁。

關於天皇陵墓的形式，最初是前方後圓墳，景行、崇神、成務天皇陵以及神功皇後陵為其代表，陵墓長度約為200至300米。此後這類墳墓完全由人工建造，規模更大。仁德、應神、履中三位天皇的陵墓分別長480、418和364米，堪為世界古代帝王墳墓之首（據考古學家推測，除應神天皇陵外，其他古代天皇的陵墓都可能被盜）。在此以後是方形墳或圓形墳。持統天皇開始火葬後，陵墓形式也有很大變化。持統女皇的遺詔上說，她要喪葬時諸事儉省，無需厚葬，於是，她被火化後與其丈夫天武天皇合葬一處。元明女皇則在火葬處蓋土、植樹、建碑為陵而沒有營造以前歷代天皇那種大規模的陵墓。此後的天皇，除光仁、桓武兩人營造了墳丘外，都繼承了這種薄葬精神。但從後一條天皇開始，陵制又發生了變化。後一條天皇陵上建起了菩提樹園三昧堂，此後一般都要在陵地建造佛堂、佛塔，直至仁孝天皇陵延續了700多年。期間從後深草天皇至後陽成天皇的24代天皇中有12代的遺骨安放在深草法花堂，俗稱十二帝陵。此後從後水尾天皇至仁孝天皇的13代天皇都葬於京都東山泉涌寺內，孝明天皇陵則是位於泉涌寺後山的圓形陵墓。明治天皇陵位於京都伏見的桃山。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的陵墓則位於東京西部的武藏，昭和天皇陵為上圓下方型墳墓，下方邊長27米，上圓直徑16.5米，墓高8.6米。這個密林之中的、緊傍大正天皇陵和貞明皇後陵的靜謐的墓地，就成了87歲的昭和天皇的歸宿。

B. 近代日本在中國的墓地體現的特徵

一、異域喪葬景觀：居留民墓地

（一）墓區土地權。在墓地選址上，日領事官借口租界狹小，或界內不能新葬，要求另闢空間，選在界外，結果變相多佔土地。根據蘇杭等日租界章程，墓地所佔土地，所有權屬中方，日方擁有使用權，但須出資租賃。若該地界屬於私人，或由中國地方官購入，轉租日本人，或日領事官通過地方官介入與民協商；若該地界屬於公地，則由日領事官直接與地方官洽商地價。至於墓地使用年限，未見文獻記載，按《濟南商埠局設立外僑塋地條規》，參照各租界地的租期，葬期以30年為限，到期起運，如有不克辦理之處，可延展30年，期滿不得再延長，逾期不遷或無主之墳，則任將平除。
（二）墓地面積。墓地的大小，根據當地日本人死亡情形而定。1897年蘇州日租界章程最早明確了墓地的面積，即在界外的僻靜空曠之地，以十畝為率。1901年，重慶日租界章程仿照蘇章，也以十畝為限，倘將來不敷，隨時與地方官妥商擴充。上海日本人墓地面積，據1913年的調查為13畝（包括火葬場3.4畝）。青島的日本人墓地，佔地約4畝。濟南商埠局預設的外僑墓域較小，位於津浦鐵路以北之堤口庄東，總共佔地6畝8分1厘，為節約用地，對每座墳墓還詳加規定，死者佔地長1丈，寬5尺（包含立碑）；若有某國要求劃出專葬之地，「則以半畝為限」，條件是該國領事應每年酌認捐款。從現有資料看，東北地區的日本人墓地較大，如奉天的西塔墓地佔地30畝，大西門外墓地則達167畝。
（三）墓地管理權。日本人墓地開設後，屬外務省統轄，領事官負責具體事務，也有委諸居留民團體或寺院管理者。1874年初，上海品川領事考察歐美領事對葬事的處理特別「鄭重謹慎」，日本人墓地卻因管理不善，「空地上積滿馬糞，或是種滿蔬菜和樹木」，「此不僅為外國人恥笑，且關系該國政府對其人民愛護之厚薄」，於是擬定《上海墓地規則及墓門牆圍辦法》。規定：墓地事務由領事館庶務課專員負責，凡官民死去時，即刻檢視屍體，提具歸陰證明書和醫師死亡證明書；若系旅客，則附遺物認定書。領事館負責官員須問明死者原籍、生前職業及居住地等，並檢查墓地有無不合情形，定準棺柩之地，挖穴埋葬。埋葬簿登記的墓穴序號，刻於石碑表面，並留副本備查，以免混亂。至日後修補、重新深葬或轉葬他處，須經領事特許。墓所設看守人（可雇中國人或其他外國人），經常掃除，若有人前來弔祭，須隨時開門。領事館鑒於居留民遠離鄉土，「奮發銳意進取」，為獎勵此等精神，從領事館月費300元內出資維護。大藏省認為此非長久之計，決定另謀辦法，撥付1150元用於墓地門牆建設。1876年東本願寺上海別院設立後，領事館遂將墓地移交其管理。
從日本在華早期墓地來看，上海墓地外設圍牆，較為規整，其他墓地僅設簡易圍欄，堆土成丘，或插木牌，或立石碑，註明某某之墓，明治、大正、昭和某年立等字樣，設施較為簡朴。大體而言，既承襲了其國內的喪葬習俗，又因時因地有所變通，主要表現如下。
（一）火葬。日本地狹人眾，貧民無條件土葬，再加上佛教信仰，19世紀中葉即盛行火葬。日本人赴華後逐漸在奉天、上海、營口、天津、青島等地專設了火葬場。1906年，奉天居留民在十間房建造火葬場，佔地4000平方米，這是日本人在華設立的最早火葬場。1907年3月，上海的日本佛教組織成立法光株式會社，在寶山籌建火葬場，場內建休憩所、薪炭倉庫、棺馬車及馬廄等輔助設施，1911年移交居留民團管理，當年4月至次年1月共火葬97人。1910年9月，日本人在營口新市街東北設墓地，在東端建火葬場（二個爐），1925年在牛家屯新建火葬場，次年5月啟用。天津火葬場初為駐屯軍建於兵營南部的日租界，居留民使用甚多，軍人極少（1915年1月至1917年7月，152名火葬者內軍關系者僅18名），1917年9月轉交居留民團，後由財團法人共益會經營。青島火葬場原設於台東鎮的本願寺，1917年1月由青島軍政署收買管理，1916年火葬451人，1917年火葬736人，1918年火葬405人，因當地日本人非以永久長居為目的，火葬後的遺骨多歸葬於國內的出生地，僅有少數人葬於當地墓地。
（二）等級。在日本，墓地按身份高低及交費多少有等級之分。此種觀念，滲透至在華墓地。據上海領事館擬定的《墓地規則》，居留民墓地分三等。上等：寬5尺、長10尺，地價洋銀10元；中等：寬5尺、長7.5尺，洋銀5元；下等：寬4尺、長7.5尺，洋銀2元。凡欲葬於該地者，親友須向領事館提出申請書，交納相應地價及規費。准備以後移送國內的屍棺，放置於高處的乾燥之地，親友要預交上等地價10元，並收取1元的規費，若兩年內尚未移送，則埋葬於中等墓地，所交諸費不再歸還，此種情形，要在棺柩表面寫明死者的籍貫姓名，並密封嚴實。若死者無親友，無法交納地金，則埋葬於等外的隙地。此種按交費多少、分等安葬的辦法為其他日本居留民墓地所仿效。1917年，青島日本軍政長官竹內赳夫發布《居留民墓地使用規則》，規定：使用墓地者由戶主、遺族或關系人將坪數及等級向軍政署提出申請，費用按一等、二等、三等及坪數（1坪約3.3平方米）收取。坪數在1坪以下的一等收取2元、二等1元、三等50錢；坪數在2坪以下的一等收取2元50錢、二等1元30錢、三等70錢；坪數3坪以下的一等收取3元、二等1元50錢、三等70錢。其中，一等地和二等地不得超過三坪，三等地不得超過二坪。使用者自由選擇墓地的位置，按順次連續安葬，並自行打掃、修繕墓地。墓地的使用權遺族可以繼承，但不得轉讓。修繕、改葬或發掘時須取得許可證。貧困或無力付費者可減免使用費，住所不詳及臨時埋葬者使用特別區域，無人認領的墳墓則另擇地域進行合葬。
（三）葬儀。1870年，日本太政官發布《服忌令》，規定父母死亡忌日50天、丈夫30天、妻子和嫡子20天。喪服分黑白兩色，以白為主。在近畿等大部分地區，認為遺骸系污穢之物，應有所忌諱，而靈魂脫離死體後能夠長期存在，須被祭祀於凈土，由此形成「兩墓制」的葬習，即在遠離村落的地方建「屍」墓，以竹、木牌簡單標記後，不再重視，任其自然消失；同時，又在村落附近或寺廟內建「靈」墓，用以長期參拜。根據日本的神道信仰，人死後需要供養才能成為「神」，一般以33年為期限，有的地方是50年。日本人在華葬式，按約定須選擇城郊偏僻之地，無法實行「兩墓制」，只得屍身與魂靈一起安葬，采「單墓制」，即遺體埋葬後，樹立石碑，定期祭拜。在忌日或盂蘭盆節，居留民在墓前掛起燈籠，鋪上毛巾，備好酒餚，還彈起三味琴。有外國人和中國人受好奇心驅使，前往圍觀。
總之，中日和平時期，日本居留民死者主要葬於專有墓地，少數葬於軍隊墓地或外僑公墓。
二、軍國主義象徵：日軍墓地
（一）戰時葬於中國戰地。甲午戰前，日本政府即預料會出現大量戰死者，陸軍省於7月17日發布《戰時陸軍埋葬規則》，規定戰爭期間，戰死者臨時葬於戰地。(27)甲午戰爭中，日軍戰死1132人、傷死285人、病死11894人，總數達1.3萬餘人。在遼東半島及山東戰地，日軍先將死體火化，遺骨埋於戰場，樹立簡易墓標。日俄戰爭歷時19個月，據日方史載，日軍死亡達8萬餘人。(28)1904年5月30日，陸軍省頒布《打掃戰場及戰死者埋葬規則》，關於遺骨的處理規定：戰死者分別火化，將遺骨送葬於陸海軍埋葬地，但依實情，可將遺骨臨時葬於戰地，僅將遺發送還；遺骨臨時葬於戰地時，可豎木牌，或立石碑，記載某某之墓、何時戰死、何日立碑等，其做法與甲午戰爭一致，並延至日軍進攻東北時期。
（二）戰後歸葬陸海軍埋葬地。按甲午戰前的《戰時陸軍埋葬規則》，死者戰後須歸葬於陸軍「指定埋葬地」，葬法采「個體主義」，一人一墓，單立木質或石質墓標，葬費由軍方支付，葬後由所屬部隊通知遺族，遺族可申請改葬。《馬關條約》簽訂後的1895年7月，留守日軍開始發掘戰地墳墓，將火葬後的遺骨、遺發全部運回，分葬於各衛戍部隊的指定墓域。(29)由於允許申請改葬，許多親族將遺骨移至家庭墓地，導致「民間墓標雜亂不堪，並有頹廢不修之虞」，嚴重影響了「軍威」。(30)1897年7月30日，陸軍省軍務局頒布《陸軍埋葬規則》，將原來的「指定埋葬地」改為「陸軍埋葬地」。規定平戰兩時，除非死者留有遺言，遺骨、遺發均須葬於該處（根據1896年《駐屯台灣澎湖島軍人軍屬之埋葬規程》，死於台灣的官兵遺體不再運回國內，而是就地安葬），將校及准士官除外，一般葬後十年須行合葬，合葬之處，設置墓標，標明姓名、官位等。葬法依信仰自由主義，不限神葬和佛葬。(31)日俄戰爭以後直到日軍佔領東北全境，由於《打掃戰場及戰死者埋葬規則》規定，為追悼戰死者，可在旅順等地建造收納遺骨的「忠靈塔」，所以僅有少量屍骸被掘送還國內，大部分屍骨則仍埋於佔領區。
（三）在統治區建造忠靈塔。1906年，天津駐屯軍為紀念鎮壓義和團的戰亡官兵，在大和公園立「北清事變忠魂碑」，此為日軍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座紀念碑。1906年3月日俄戰爭勝利後，日軍在旅順白玉山建造納骨祠，用於存放2萬余名骨灰，後又在納骨祠對面的山頂上建造了一座「表忠塔」。該塔所用石料采自乃木希典的家鄉山口縣，塔形宛如一支白色的蠟燭。在1907年以後的幾年間，日軍一一挖掘散葬於各處的遺骨，在遼陽（1907年10月，納骨14364）、大連（1908年9月，納骨6029）、奉天（1910年3月，納骨34875）、安東（1910年6月，納骨3129）等地設置了納骨祠，加上旅順納骨祠，共安置8萬余名骨灰。1923年10月，「南滿洲納骨祠保存會」成立，接替關東軍管理各處納骨祠。(
（四）軍國主義葬儀。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以前，戰死軍人根據靈肉分離的信仰及兩墓制傳統，除屍身葬於國內的「指定埋葬地」或「陸軍埋葬地」以及東北的「納骨祠」或「忠靈塔」外，其「靈」還要以「柱」的形式合祭於靖國神社，接受公眾參拜。1879年靖國神社改建後（始建於1869年，稱「東京招魂社」），經費、日常事務及祭祀活動由陸海軍共管（陸軍為主），成為合祭戰死者的軍用設施。甲午戰後，祭祀對象擴大為戰病死者，陸續入祭2萬8千餘柱。日俄戰後，祭神新增8萬8千餘柱，並開始將戰死者稱為「忠靈」、「忠魂」、「英靈」、「英魂」等。該神社內無死者的骨灰或牌位，僅將姓名及資料記錄於「靈璽簿」。合祭名單先由陸海軍審查內定，經天皇敕許，直接升格為「神」，不需民間信仰的33年期限。祭時天皇「親拜」，嘉許遺族。例行祭為春祭4月30日（日俄戰爭勝利後陸軍凱旋閱兵紀念日），秋祭10月23日（海軍凱旋閱兵紀念日），還有各種臨時大祭。
由上可見，日軍墓地與居留民迥然相異。居留民墓地的設置有條約規定，由領事館、居留民團體或寺院管理，其葬儀以追悼死者為目的，死亡純粹為個體事件。日俄戰爭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高大的忠靈塔遍及東北主要都市，由「忠靈顯彰會」統轄，選址完全自定，嚴重侵害了中國領土主權。在軍國主義支配下，軍人生前屬於所在部隊，死後歸葬於一處，他不屬於自己，不屬於家庭，成為日本侵略擴張的犧牲品。
三、法西斯主義符號：墓地的復制及功能轉換
（一）屍身的三墓制。指遺骨分為三部分，分別葬於中國戰地、陸海軍墓地及家庭墓地。全面侵華戰爭初期，日軍各部隊已有將遺骨分成三部分的做法。(43)根據新的埋葬規則，遺骨的處理有三個環節，前線部隊將遺骨送戰地兵站司令部，司令部取出一部分以備葬於佔領區的忠靈塔，其餘則送日本國內的留守部隊；留守部隊取出一部分以備葬於陸海軍墓地，其餘則送交遺族；遺族將所剩餘骨安葬於家庭墓地。(44)具體程序如下。
（二）靈魂的三墓制。指戰死者之靈不僅要在靖國神社接受參拜，還要在各府縣建「護國神社」、在各市町村建忠靈塔，以祭祀本地的出身者，這種從國家級→府縣級→村町級的參拜，可稱為靈墓的三級制。1938年4月，陸軍大將鈴木孝雄擔任靖國神社宮司，實現了軍政祭的合一。時靖國神社舉行大祭，合祀戰死軍人軍屬4533柱，至此社內已有「合祀神」13萬5千餘柱。1939年是靖國神社建立70周年，該社邀請遺族「上京」，參加祭祀活動，並決定以後將其制度化。8月6日，在「恩賜財團軍人援護會」的組織下，約1600名戰死者遺兒來到靖國神社，與成為「護國之神」的父親「見面」。(50)10月18-22日，靖國神社舉行臨時大祭，新祭戰死者10379柱，兩萬多遺族奉命「上京」，受到天皇嘉許。(51)時各報大加渲染，「武士道」、「大和魂」躍然紙上，日本民眾一時戰意高昂，「靖國神社見」——成為廣為流傳的誓言。
（三）中國各地塔碑的一統化。前述中國戰地兵站司令部取出的分骨，有的供置於特設的奉安所，有的臨時存於神社、寺院。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各地日軍依照陸軍省頒布的《支那事變作戰地塔碑建設要領》，為合祭「殉於皇戰的忠死者分骨，使大日本帝國陸海軍的光輝武勛永遠傳於後世，並為保全戰跡，使之成為東亞永久和平及大陸精神的中心」，按「大日本忠靈顯彰會」的「戰地第一主義」，紛紛成立相應組織，有計劃地建造忠靈塔、英魂碑和戰跡紀念碑等設施。(55)
四、侵凌與爭斗：圍繞墓地的中日關系
喪葬是生與死、特別是關於死的文化習俗，各國之間存在形式上的差異，理應互相尊重或借鑒。如日俄戰爭以後，東北地方官按中立條款，曾嚴命當地民眾須妥行保全日本將兵墳塋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如有凌踐情事，一經查出，「嚴拿究辦」；(71)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乘機占據青島，1922年2月4日的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日本將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並移交行政權及該地域內的公產包括土地、房舍等，但考慮到青島日本居留民的風習，並沒有要求取消日本人墓地、忠魂碑、火葬場、神社等設施；(72)民國時期，許多有識之士為節約用地及公共衛生起見，希望政府明定儀式，使民間打破陋習，仿照日本人實行火葬。(73)這是一種對喪葬的科學態度。但提倡歸提倡，若是由外國來逼迫實行，性質就改變了。日本人來華後，強制推行己方傳統，更將中國人納入其葬儀體制。對此，中國政府和人民進行了堅決抵制，受兩國關系階段性變化的影響，從一小塊墓地到無形的精神世界，中日之間形成了一個另類戰場。
和平時期，中日紛爭主要在居留民墓地，如墓地管理權、墓地大小等，日本人不斷要求擴大權益，中國人則寸土必爭，嚴守主權。
（一）日本人慾取得墓地管理權。根據中日約章，日本僅取得墓地開設權，管理權屬於何方，並無條約明文。各地墓地開設後，日領事官即以種種手段，欲奪取管理權，但主權所系，地方官並不退讓。1915年，駐濟南領事林久治郎致函山東交涉署，稱該國旅居商民日見其眾，請定出外僑塋地，以備使用。交涉署依據《濟南商埠租建章程》，在郊外專設一塊墓地，以供他國旅卒者共同寄葬，後來各國因佔地多寡、徵收費用、管理辦法等問題彼此相持，一時未能解決。次年7月間，日本人竟先在該預設墓地內修蓋燒骨房，交涉署特派員立與日領交涉，雙方劃定了日本人塋地所佔的面積。特派員又向日領表示，將制訂塋地管理及收費辦法，俾資遵守。日領事官認為中方含干涉性質，未表同意。交涉署此後自擬《濟南商埠局設立外僑塋地條規》，呈報北洋政府查核，並請檢示成案、解釋約文，以便與日領事官周旋。根據該條規，外僑墓地由商埠局管理，凡外國人擬葬該地者，由該國領事官照會商埠局，局再發給准單，並知會警察署指揮進葬。葬時不分國籍，橫列挨葬，手續費5元，為塋地看守人費用。(74)此事久拖未果。但從各地交涉情形來看，管理權最終落於日方，如天津居留民團的《公設墓地條例》及《火葬場使用條例》就明確規定，凡欲在該處火葬及埋葬者均須通過租界當局同意。(75)
（二）日本人慾擴大墓地面積。日本國內，墓地狹小，但一旦確定，則不求擴大，否則即認不吉利。若墓地葬滿，可將33年以上的老墓掘開，葬入新死者；若沒有超過33年以上的，則從最老的墳墓掘起。日本人赴華之後，惜土觀念大變，一味要求擴大墓域。南京居留民墓地及火葬場原設南門外雨花台的高座寺（約20坪，租金年銀60元）。1919年，駐南京領事代理清野長太郎認為「規模太小」，與金陵道尹和交涉署交涉，提出「不限年期」租借神策門內紫竹林一帶作為墓葬之地。交涉署曹豫謙調查後復稱，該地界屬於寺僧祖產，如有變更，取決於地方公共團體，而當地紳士多不贊同，原因是附近有家居，火化之時，與公共衛生有礙。不成後，清野又提出租借太平門外地界，又遭拒。是年9月清野轉任後，居留民會與地方政府繼續交涉，仍無進展。1927年北伐戰爭期間，雨花台火葬場、十餘座日本人墓碑遭戰亂破壞，幾被夷為平地。(76)1939年9月，「維新政府」統治期間，居留民會終於取得清涼山附近20畝民地，次年重建了火葬場。(77)日本大規模侵華後，上海等地的日本人墓地及火葬場大多進行了擴建，(78)新建設施更是隨處可見，如：佔領南開大學後，在校園內建火葬場；(79)侵佔福州後，在倉前山琉球墓附近建焚屍場。(80)
關於居留民墓地的爭執，中日互有妥協，但因日方居於強勢地位，結果日本人在中國的墓地最多，分布最廣，所佔面積最大。抗戰勝利後，日本居留民返國，出於城市規劃、建設等需要，上海等地的居留民墓地多被平毀。對此，日本人表示，這是受到損害的中國民眾報復日本帝國主義的「不可阻止」的結果。(81)
日軍全面侵華期間，不僅肆意毀壞各地墓葬，更在精神上壓制中國人，強令參加旨在摧毀中國人抗戰意志的一系列追悼活動。諸種行徑，略述如次。
（一）破壞中國陵墓。戰時，許多中國墓葬毀於戰火，弘揚民族精神的紀念塔碑，更是遭到日軍的侵辱。1937年底日軍佔領北京，將中山公園孫中山奉安紀念碑的字跡磨平，另刻文紀念日本陣亡官兵，重樹於盧溝橋邊。1937年12月日軍進攻南京，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內的祭堂等建築、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內的「一·二八」事變抗戰將士紀念碑等悉遭日軍毀壞；中山陵因為日軍宿營，「裡面完全荒廢了」；孫中山塑像遭日軍槍擊，塑像背後還被寫上「亡國之父」幾個字。(82)淞滬會戰後，上海日軍為紀念戰亡官兵，於1938年在八字橋建造戰跡紀念碑，炸毀了該處的「五卅紀念碑」。(83)
（二）壟斷殯葬業。在日佔區，中國人時刻面臨死亡威脅，並完全失去喪葬自由。九一八事變後，偽滿規定殯葬業由衛生部門管理，設地方事務所和同業組合具體經營，(84)埋葬地、祭祀等一律聽從日偽指定，如奉天的西營房為第一墓地、五里河為第二墓地、龍王廟為第三墓地；祭祀時間為每年的3月21日、7月15日、9月23日。(85)日佔華北後，於1940年前後拋出8個城市的建設大綱，關於公共設施部分，分別指定了中國人埋葬地。時人不禁驚呼：該大綱「實其全副侵略精神之所寄」，其「用意之深密，目標之久遠，包羅之廣大，計劃之扼要，均昭然顯示於紙上」，「如其真能永久佔領……而我民族尚能有生存之餘地乎？」(86)
（三）強迫中國人建造忠靈塔等設施。日本侵華期間，無數中國人被拋進「萬人坑」，死無葬身之所。相反，日軍卻廣建忠靈塔等設施，並強迫中國人出資出力。1907年6月至1909年11月，旅順日軍建造表忠塔，驅使兩萬多中國勞工，日夜趕修，其中30多人被折磨致死。1934年4月，偽滿「為收買漢奸賣國捐軀之心」，規定凡簡任官、薦任官抽薪百分之一，委任官及其他官員抽薪百分之零點五，集資建造忠靈塔。(87)1940年2月，日軍在南京的五台山建造神社，使用了一部分當地民工，曾在該地挖掘出2000多具慘遭日軍屠殺的遺骸。(88)
（四）強迫中國人追悼「聖戰亡靈」。正如日本學者所言：日軍在戰場上建立的忠靈塔意在表彰戰死者的精神，「它超過了墳墓的含意，而具有徵服他國的紀念碑的意義」。(89)日軍塔碑建成後，不僅強令中國人定期參拜，平時路過還要默哀敬禮。(90)如1937年日軍佔領張北後，每年清明節都組織學生打掃花園廣場的忠靈塔，然後集體默哀三分鍾，以表示對死者的悼念。(91)奉天日偽還譜制關於忠靈塔的「市歌」，由中央放送局教唱。(92)為鼓勵偽方為其賣命，「促進日支兩國國民的精神結合」，日軍經常舉行祭奠「日中陣亡將士」活動，並強迫淪陷區民眾包括婦女兒童參加。1938年4月3日，偽上海市大道政府函令各界人士包括軍隊、官員、民眾代表，以及儒教、佛教和道教等教徒參加在玉佛寺等地舉行的追悼法會，強調日中聯合召開追悼法會，「不僅是為祭奠幽魂升天，更願日中兩國提攜和平，發揚真誠親善」。(93)1941年9月11日，汕頭市日偽集合全市慈善機構及團體一連三天舉辦法事，「一面崇拜英靈，一面要安慰劫後餘生的人民」，「並使全市民眾，對於興亞中日陣亡戰士的英烈有深刻的認識，由深刻的認識，因而知道和平建國，是目前急切的要途」。(94)1942年12月8日，在「大東亞戰爭一周年」之際，「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會長汪精衛）、湖北分會（書記長偽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揆一）為「追悼英魂，並激勵民眾信念」，在漢口中山公園舉行「大東亞聖戰陣亡將士慰靈祭」，會場半懸「兩國」國旗，中日僧侶聯合誦經，各機關、各學校、各團體的代表「不下三四萬人」。(95)1943年6月5日，日本政府在靖國神社舉行山本五十六的「國葬」，汪偽不僅致電哀悼，還規定南京、上海下半旗，各地民眾禁止娛樂一天。當日，偽蒙疆政府在張家口的忠靈塔前舉行慰靈祭，「大批市民被逼參加」。另據德王回憶：當時死一個日本將級軍官，就要舉行一次慰靈祭，強令機關、團體、學校的職工和市民參加；每死一個警監以上的日本人，就得舉行一次政務院葬，強令政府全體職員參加，他或院長還須親往致祭。(96)
余論：戰後歷史遺留問題
戰後初期，日本的軍事葬儀體制基本被破壞：陸海軍墓地、護國神社、忠靈塔等或焚於戰火，或疏於管理，處於荒廢狀態；靖國神社根據1952年的《宗教法人法》，降格為獨立的宗教設施。但受美國佔領政策及全球戰略的影響，東京審判沒有追究天皇的責任，軍國主義及法西斯主義思想仍殘留於日本國民意識之中。1952年舊金山和約後，日本輿論開始為戰死者鳴冤叫屈，掀起大規模的赦免戰犯運動。(103)1953年，日本政府發布《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援護法》和《津貼法》，宣稱各級戰犯是在日本喪失主權時，由戰勝國單方面判決的，與日本的國家意志無關，把死刑戰犯稱為「法務死」，向其遺族發放養老金和補助費。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開始整修陸海軍墓地，在各地重建「忠靈塔」、「英魂碑」，並在民間團體的協助下，有計劃地搜集殘留於海外的115萬遺骨。(104)1954年，日本遺族會等結成「靖國神社奉贊會」，從1956年起推行「靖國神社國營化運動」。1958年，日本政府將第一批B、C級戰犯亡靈祭入靖國神社。1978年秋，東條英機等14名A級戰犯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被祭入靖國神社。(105)至今，靖國神社已陸續合祭近250萬亡靈。每年4月、10月及8月15日（終戰日），靖國神社仍舉行大祭，是時日本政要、遺族、右翼分子等紛紛前往參拜，以靖國神社為中心的祭祀體制重新被確立起來。

C. 日本人的祖先到底來自哪裡

日本祖先來自何方？一般認為，除了日本原住民外，古代蒙古人、
朝鮮人、中國人也曾飄洋過海從大陸來到日本。中國秦代徐福奉秦始歲槐漏
皇之命率3千童男童女到蓬萊尋找長生不老葯，最後在日本紮根繁衍的
故事，在中國和日本家喻戶曉。至今也有些日本人聲稱自己是徐福所
率3千童男童女的後代。盡管這一美麗的傳說有待進一步證實，但隨著
考古和人類研究的進展，日本祖先來自何方的問題越來越清晰。
據日本《產經新聞》稱，現代日本人基本分為兩種，即「彌生人
型」和「繩文人型」（彌生人和繩文人均為日本對日本原始人的稱呼）。
彌生人的特點是，臉型較長且較扁平，單眼皮，長眉毛，身材較高。
繩文人的特點是，四方臉或圓臉，稜角明哪明顯，雙眼皮，身材較矮，血
型一般為B型。《產經新聞》稱，日本著名演員澤口靖子、齊藤由貴等
具有繩文人的特點，而岩下志麻、鈴木美奈保等則有彌生人的特點。
據日本一些科學家分析，65％的日本人的DNA屬彌生人，35％屬繩文人。
迄今為止，日本通過考古認為，從日本九州彌生遺址出土的人類遺骨，
臉長、顴骨高，是來自中國、朝鮮的外來彌生人。
最近，中日兩國通過合作考古，對日本祖先彌生人的來源又有了
新的發現。
1996年，由中日兩國考古學者組成的「江南人骨中日聯合調查團」
對江蘇省出土的60個人頭骨、大腿骨和牙齒進行了考古研究。這些遺
骨中，有28個屬中國新石器時代，17個為春秋戰國時代，15個屬前漢
時代。通過從牙齒中提取DNA，與日本九州地區的福岡縣、山口縣出土
的古代人骨進行比較。結果發現，中國新古器時代的人類遺骨與日本
古代人完全不同。而春秋戰國和前漢時代乎爛的人骨與日本的原始彌生人
骨極為相似。江蘇省徐州郊區的「梁王城遺址」出土的人骨中的DNA與
日本福岡縣出土的彌生人骨中的DNA完全一致，估計他們在十幾代前為
同一祖先。通過對大腿骨的測量，中國江南人的骨骼長度與日本九州
彌生人骨骼長度基本一致，鼻樑至前牙的距離也相同。這次的考古發
現，將為日本尋根問祖提供新的線索，日本外來彌生人不僅來自朝鮮
和中國華北，而且中國江南人也可能是日本外來彌生人之一。
對中國江南人是如何到日本的問題，日本專家之間有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是直接坐船到日本的。奈良縣考古研究所桶口隆康所
長認為，2500年前，正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群雄爭霸，戰亂不斷。
江南地區是中國最富庶的地方，而且當地人民已掌握航海術。為躲避
戰爭，江南人帶著稻種坐船逃到日本。因為有了稻種就可以生產和生
活。中國江南人的到來，把水稻種植技術也帶到了日本。他們到日本
後選擇了九州北部地區，因為這一帶的氣候與中國江南相似，適合種
水稻。另一種意見是，江南人是通過朝鮮半島到日本的。滋賀縣大學
教授菅谷文則認為，中國江南人從南部來到山東，渡過渤海灣到朝鮮，
然後再到日本。山口縣出土的遺骨與山東省出土的遺骨極為相似就說
明了這一點。盡管日本學者對彌生人起源何處有爭論，但有一點是共
同的，那就是他們都不否認日本古代彌生人有一部分是從中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