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儲蓄率是多少

A. 日本的經濟狀況

實際，日本經濟在衰退

近來，日本經濟形勢格外地引起人們的關心，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議論。有人認為日本經濟出現了戰後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也有人認為日本的「所謂經濟衰退是日本政府對外宣傳上實施『哀兵經濟』的策略之一，目的是隱蔽本國經濟實力，為政府幹預經濟提供借口」。
筆者認為，一國經濟蕭條或衰退，是全國性的現象，主要須依據統計數字、而不能憑「感受」作出判斷。日本政府的GDP等經濟統計雖然存在這樣那樣問題，但基本上可以說是反映了日本經濟的實際情況。據日本的經濟統計，1999-2000年日本經濟經過短暫復甦後，於2000年10月又轉為下降，進入蕭條局面。2001年4至12月(即從4月1日開始的日本2001財政年度的前3個季度)，日本GDP連續3個季度呈負增長。在經濟學上，當一國的經濟連續兩個季度下降，就可認定為經濟陷入衰退(在二戰後的美國，經濟衰退一般是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在至少兩個季度內下降1．5%。以上，同時失業率上升到6%以上)。從統計數字看日本經濟確已陷入衰退局面。
盡管日本經濟經過長達十年的低迷狀態，又進一步陷入衰退，但無論是從日本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看，還是從日本的經濟規模、國際收支、民間儲蓄、外匯儲備、對外債權、製造業的技術水平等等來看，日本經濟發展的水平確實很高，至少比中國要高得多，國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比我們高得多。但是，經濟蕭條也好，衰退也好，指的是經濟發展的動態，反映了經濟現狀從原有水平(靜態)倒退的程度。2001年1、2、3季度日本的GDP名義值(未去掉物價變動因素)分別為513．5萬億日元、505．8萬億日元、501．8萬億日元；實際值(以1995年價格為基準)分別為539．7萬億日元、533．2萬億日元、530．3萬億日元，這說明日本的GDP無論是名義值還是實際值都在減少。一個國家經濟是否衰退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是兩回事，經濟發展的原有水平再高，只要它是在明顯倒退，出現了經濟活動全面下降的情況，就意味著經濟衰退。
事實上，日本經濟的實際狀況比上述的實際增長率所反映的程度更嚴重。首先，消除價格變動因素前的名義增長率比實際增長率下降得更厲害(例如預計2001年度前者為負2．7%，後者為負1．1%；2002年度分別為負2．2%和負0．5%)，這反映出日本經濟已陷入嚴重的通貨緊縮(即持續的物價下降、需求萎縮)局面。其次，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之所以還能維持超過1%的實際年均增長率，是靠日本政府一再「注射強心針」才取得的，如果政府不是累計10次動用財政手段刺激景氣，而且「景氣對策」總規模高達136萬億日元，接近日本GDP的1／3(這導致日本的政府債務余額達到GDP的大約145%)，那麼，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狀況就會更差。再者，日本的失業率連續4個月節節上升，在2001年12月已達到5．6%，政府和民間都預測失業率還將繼續上升甚至突破6%，同時如果計入「企業內失業」，日本的實際失業狀況比失業率統計所反映得的更嚴重。
再一個問題是日本能否對外「隱蔽」其經濟真相。在當今世界，由於國際經濟聯系日趨緊密，可以說幾乎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形勢和實力都處在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密切關注之中，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當然更不例外。在日本，對經濟形勢進行監測的不僅有政府機構，還有一大批民間調查預測機構，如果政府出於政治目的有意「隱蔽」真相，民間機構則不能這樣做，因為把好的形勢說成壞的，就會誤導民間企業的投資活動，其結果這些民間預測機構就無法立足。此外，在日本國外，經合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也都在監測日本經濟狀況。從發表的數字看，日本政府以外的機構對日本經濟形勢的估計和預測都比日本政府更悲觀。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OECD最新預測指出，日本在30個OECD成員國中是唯一的GDP兩年連續負增長的國家，唯一的名義增長率為負增長的國家，唯一的名義增長率低於實際增長率、GDP消費指數為負的國家，日本的財政赤字佔GDP之比在OECD成員國中最高，2002年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在OECD成員國中最高，大幅度超過一向以財政狀況差而著稱的義大利等等。
還有一個非常關注日本經濟的人群就是世界各國的投資者。因為日本經濟形勢好壞直接關繫到他們的投資決策。1998年10月9日，日經平均股價從1990年9月28日的21036．76日元跌至12879．97日元，當時的日本經濟企劃廳長官稱「目前是日本經濟最黑暗的時期」。在2001年2季度日本經濟發生衰退前，日經平均股價曾達到過19835日元，至2002年2月5日卻跌破9500日元，比衰退前下跌了50%以上；比被稱為「日本經濟最黑暗的時期」的1998年10月還要低26%，也是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18年來的最低數字。顯然，低迷的股市是低迷的日本經濟的一面鏡子。
日本經濟現狀當然也逃不過國際上信用評級公司的眼睛。由於日本財政狀況惡化，日本國債的評級被一再調低。美國評級公司S&P於2001年2月將日本國債的信用等級從最高的「AAA」降到「AA+」，於2001年11月又將日本國債韻長期信用等級從「AA+」降為「AA」，在發達國家中與義大利並列「倒數第一」。
值得關注的是，在日本經濟陷入衰退、特別是財政、金融等宏觀調控政策手段幾近用盡、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出現了「走回頭路」的危險傾向，即不是通過厲行結構改革，激勵民間企業開拓高新技術產業，提升本國的產業結構，從而在根本上走出經濟低迷，而是企望通過日元貶值，增強出口企業的競爭力並抑制進口，保護國、內比較劣勢產業，以便在傳統產業領域同追趕它的亞洲國家展開競爭和廝殺。日元對美元匯率在2000年10月為1美元兌108日元上下，至2002年1月已貶至132日元左右。盡管日元對美元貶值主要是市場對日美經濟基礎條件反差作出的反應，但日本政府並非像它自己所聲稱的那樣「沒起任何作用」。「9·11」事件後日元一時升值之際，日本銀行曾多次干預，對日元匯率進行誘導，與此同時日本的外匯儲備也在大幅上升(其中主要是大量拋售日元購買美國國債等)。這不能不令外界懷疑，日本政府是否已經制定或正在實施利用日元貶值挽救日本經濟的策略，日本經濟形勢嚴峻是否被日本政府當作了對匯市進行干預、誘導的借口。
人們不能不但心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經濟上屢屢失策的日本政府可能又一次「失策」和「失算」。事情很清楚，對於亞洲各國來說，如果大家都發奮掀起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競賽，必將帶來「雙羸」的結果；反之，如果大家都來個貨幣貶值競賽，則難免落得個「共輸」的結局，特別是日本必將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日本政府以經濟衰退作為日元貶值的借口而否認其經濟衰退的事實。日元貶值可能成為一種策略，但經濟衰退則是事實而非策略。

B.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概況，經濟增長模式，詳細，越細越好！

1914年7月,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第一改善。明治初期以來的日本進出口貿易向以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時的日本,剛剛結束了歷入超居壓閩多數,1912年逆差1.2億日元,時45年的明治時代（1868—1912年）,步入1913年為1.4億日元。1915年起一躍而轉為大正時期（1912一1926年）。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就一直非常重視教育，1872年政府頒布了全國統一的學制，強制推行小學義務教育。1947年又進行教育改革，將義務教育的范圍擴大到初中。到50年代中期，全國25歲以上的人口中受教育率高達94％，70年代中期又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政府教育經費支出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上升，50～60年代在5％左右，70年代上升到6%～7%，1980年達到7.2％。在人才結構方面，政府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結構的發展變化，調整教育重點。在經濟恢復時期，為了提高勞動者的文化素質，把普及初等義務教育作為重點；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國家大力發展重化工業，就把培養中級技術人才作為教育發展的重點；70年代以後，日本產業結構從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轉向知識密集型產業，政府又把培養能自主開發新技術的高級人才和熟練運用新興技術的中級人才作為教育的重點。由於日本長期堅持「教育先行」的戰略，為經濟發展保證了人才資源。
日本政府利用國內外各種條件，確定了具有本碰謹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在這方面，陪吵宴日本的國家干預方式和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特點，都對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除此之外，政府根據日本的特點，一方面採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方針，另一方面確立「貿易立國」的戰略，積極有效地開拓國際市場，擴大進出口貿易，加強資本輸出。在引進先進技術方面，政府重視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甚至利用產業間諜來獲取科技情報資料；同時在50年代實施審批制度，對引進工作加以管理和引導，以避免重復引進，節約外匯。進入60年代以後，日本的經濟實力和外匯支付能力加強，政府在這方面的管理才有所放鬆。日本引進技術是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實際需要，有選擇有重點地進行的。50年代中期以前，國家處於經濟恢復時期，主要引進電力、鋼鐵、汽車、造船、機械製造等基礎產業部門的傳統成套設備和技術。50年代中期以後，尤其是60年代初開始，逐漸轉向以購買專利為主來引進新興技術。從70年代中期開始，為了實現從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轉變，又以引進尖端技術為主。為了對引進技術進行吸收改造，日本企業不惜花費巨額資金，吸引優秀人才，在仿造的基礎上博採眾長，改革創新。在開拓國際市場方面，1955年進出口貿易總額不過45億美元，1960年就達到近85億美元， 1965年又上升到166.21億美蘆銀元，1970年躍升至近382億美元。資本輸出1970年累計達67.9億美元。
長期堅持推行高積累、高投資和強化資本積累的政策，實現低成本高效益的運行機制，也是日本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內容之一。高積累的基礎是高剝削率、高儲蓄率和低福利。戰後日本工人的工資水平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最低，而且增長速度遠遠低於勞動生產率。相反，受文化傳統的影響，日本民眾的家庭儲蓄率(即家庭儲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卻是最高的，由家庭儲蓄形成的投資約占社會投資總額的1/3。此外，政府也進行巨額投資，60年代政府投資佔到國內投資總額的24%左右，70年代上升到約30%。私人投資和國家投資兩者相加，使全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從1955年的17 030億日元猛增到1985年的875 610億日元，30年內增長50倍。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長期保持在1/3左右，高於其他發達國家。資本的投資效率也一直高於歐美發達國家。在高效益的前提下，急劇增長的投資推動了日本經濟迅速發展。

C. 二戰後日本的發展史

戰後日本崛起，得益於重視教育和重視人才的培養。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萬夫曾經指出：「從明治以來，一直到今天，我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戰後經濟的發展非常驚人，為世界所重視，造成比情況的重要原因，可歸結為教育的普及和發展。」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說：「戰後日本物質資本存量幾乎盪然無存，但其國家財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識水平的人還大量存在。」 日本重視教育的歷史可上溯到明治維新時代。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頒布《學法令》時，就在《學制布告》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口號，要在全國做到"邑無不學之戶，家務不學之人"，接著，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國實施義務教育，大約經過30年的努力，終於在全國范圍內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從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國范圍內普及義務教育的國家，比美國早4年，比法國早10年。正如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說中所說的："人是我國的財富，教育是國政的根本。"這應該是日本崛起奇跡的根源。
戰後日本崛起，得益於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戰後最負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滿激情的語言寫就《激盪的百年史》，總結日本民族如何戰勝困難、目光遠大、勇猛進取、善於學習、追求完美。他說日本民族具有一種止於至善的專業精神。除非不做，做什麼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於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歷經明治維新和戰後經濟奇跡，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之主因。管理大師德魯克說，戰後日本經濟起飛有三位導師。第一位導師是道奇，他教導日本人要發展經濟，首先是穩定貨幣金融，將日元與美元匯率固定於360日元。第二位導師是戴明，全面質量管理之父也。德魯克說，質量管理是美國人發明的，但完美運用、臻於化境的卻是日本人。第三位導師就是德魯克自己。他教會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戰略和實施目標管理。德魯克對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歲時被榮聘為東京大學研究日本藝術文化的教授，引以為傲。德魯克與吉田茂英雄所見略同。二師皆以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處，便是那種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專業精神。無論做什麼，皆力求最好，心無旁騖，精益求精。此種精神之背後是異常謙遜的學習態度，永遠不懈吸取他人長處之開放胸懷。盛田昭夫說："日本企業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取得飛躍進步，奧妙就在於企業經營者始終認為日本在一切領域中都落後於他人，從而產生一種緊迫感。他們情願以歐美各國的學生自居，堅持交學費，學習經營手法，吸引新技術。""在日本，人們始終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產率的提高，即使是對螺絲刀這樣簡單的工具也毫不例外。從設計到加工，無不精心考慮，仔細研究。"
而中國人弄虛作假、投機取巧、坑蒙拐騙。。。是當今中國社會之普遍心理。與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相比是不是還有很大的差距？！
大國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國與國之間的較量說到底就是國民素質的較量，是人才的較量。不客氣地說，中國由於難以接受別人的教育思想，國民整體素質與發達國家的相比都不是一個等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研究過21種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後來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是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失去了創新的活力，被歷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國慶祝獨立100周年的時候，在費城舉辦國際博覽會，有37個國家參展，當時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覽團。在這次博覽會上，英國展出最新的蒸汽機車，美國展出大功率電動機和發電機，德國展出加工槍炮的精密機床，中國展出的是純銀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腳綉花鞋。
這是就是時代的差距！

二戰結束後,在美國佔領軍的監督下,日本進行了歷史上第二次教育改革.這次教育改革是繼明治維新後進行的又一次全面、徹底的教育改革.通過教育改革,培養了一大批中、高級科技人員,以及適應技術革新需要的熟練勞動力,這不僅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推動日本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同時,也為日本經濟起飛,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原因很多，但有一點我們不可不知：

《財經時報》推出的《二戰期間日本掠奪亞洲國家黃金揭秘》，引起各界廣泛關注，這一報道來源於《黃金武士》一書。

這本由美國作家西格雷夫夫婦用18年時間收集資料，追蹤案件，寫就而成的《黃金武士》一書中披露了日本在二戰期間從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掠奪價值上萬億美元黃金等財寶的駭人內幕，震驚世界。

書中講述的「山下黃金」的故事自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一直在民間流傳：當日本快要投降的時候，菲律賓的一些島嶼上，一群勞工還在地下沒日沒夜挖著不知何用的隧道。幾天之後，成噸的黃金和財寶被運往那裡掩埋，永遠地掩埋。當那些工人剛要爬上地面的瞬間，一聲巨響，然後便是一片死寂。一切成為永久的秘密，只留下一個叫做「金百合」的傳說。

「傳說」與史實之間一直沒有得到學界和官方的澄清，但按書中披露，中國無疑是那場戰爭中受傷害最大的國家，日本所掠黃金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從中國搶去的，而東北地區是在那場侵略戰爭中被日軍佔領時間最長、受害最深的地區，那麼，那筆驚世駭俗的「山下黃金」中究竟有多少是從東北掠走的？日本究竟掠走東北多少黃金？

連續幾日，本報記者尋訪國內及東北有關專家、學者，並從當時東北地區最大的金融機構――東三省官銀號和當時最著名的民間銀行――邊業銀行入手，試圖揭開日本掠奪東北黃金之謎。但所有被采訪者一致表示，由於當年日本刻意掩蓋這些事實，其所掠走的黃金等財寶要遠遠大於目前公布出來的數字。

一場瘋狂的掠奪

沈陽地方誌專家伯金地：東三省官銀號內66萬斤黃金被日軍掠走

現在的工商銀行沈陽分行瀋河支行所用的建築，就是百年前的東三省官銀號的老宅，這幢屹立在沈陽城朝陽街長安寺巷上的老建築前，石獅下一塊石碑記載著東三省官銀號的身世。

東三省官銀號在光緒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成立，鼎盛時期在全國設有分號99處，是當時東三省最大的地方銀行，由東三省巡使張作霖操控，奉軍六次入關都是以東三省官銀號為經濟後盾。張學良將軍在東北主政期間，正是依靠東三省官銀號整頓了東北金融秩序，穩定東北幣制。

「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全境淪陷，日本關東軍每到一處首先搶占的就是交通運輸線和金融機關。

當時東北地區主要的金融機構有：東三省官銀號，東北地方政府的官辦銀行，資本2000萬元；邊業銀行，奉系軍閥勢力設立的，資本525萬元；吉林永衡官銀行，省政府的金庫，資本1000萬元；黑龍江省官銀行，資本200萬元。四銀行還在沈陽設立了「遼寧省城四行號聯合發行准備庫」，以及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在東北的分支機構。該四銀號是東北金融界的決定力量。

「九·一八」事變次日，東北地區最大的金融機構――東三省官銀號被日軍佔領，日本人如獲至寶，在門口貼上「擅入者槍斃」的字樣。當日晚間，日軍用載重汽車將官銀號內的現大洋運走。

據後來瀋河支行的資料記載，東三省官銀號被日軍佔領，庫內存有的66萬斤黃金和200萬元銀元被日軍劫走。由於數字巨大，就連當時負責編寫瀋河支行門前石碑說明的趙建宏都對記者說，「我當時也有點兒懷疑，畢竟這個數目太大了。」此後，趙建宏也到省市檔案館查閱過相關資料，但是並沒有權威和統一的說法。見過當年東三省官銀號金庫的趙建宏說，地上和地下的金庫共5個，每個達300到400平方米，「那是相當大的金庫，也說明當時的財力相當雄厚。」趙建宏提供，66萬斤黃斤這一數字，來源於從事沈陽地方誌工作的伯金地的《東三省官銀號始末》，而伯金地也是貨幣研究專家，當時趙建宏對此數字表示懷疑時，伯金地曾斬釘截鐵地表示不會錯的。

與趙建宏的初始懷疑相一致的是，沈陽市文史研究館編寫的《沈陽歷史大事本末》一書對當年日本人從東三省官銀號掠走的黃金記載為16萬兩，而有關媒體還有16萬斤的說法，可以說相差很大。

但是直到現在，曾在沈陽市地方誌辦公室工作過的伯金地仍堅持「66萬斤黃金」這一數字，「當年也是經過多方面考證的，而且數字來源主要是《奉系軍閥的官僚資本》一書」，該書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一百多頁的小冊子，對當時的記載非常詳細。」「日本佔領東三省官銀號時，張學良沒來得及運走那麼多錢幣，根據奉系當時的財力，這個數字也是可能的」，伯金地說，「從史料看，當時日本人把一部分黃金運回本國，另外很大一部分則轉移到長春，為偽滿洲國籌備資金。」

百歲原邊業銀行老員工孫競寰：7000兩黃金不翼而飛

今年100歲的孫競寰老人從1927年就在沈陽從事銀行工作，他先後在張作霖的邊業銀行、日本人的偽滿洲中央銀行、國民黨開辦的「中央銀行大南門支行」工作過。「其實，這幾家銀行都是一家銀行，就在現在的大南門」。

孫競寰記憶力很好，「邊業銀行是張作霖開辦的，它與官方的東三省官銀號都是東北最大的銀行」。

「邊業銀行也對外」，孫競寰說，1927年邊業銀行成立他就在這里工作，是負責存放款的組長，那時他才20出頭。

孫競寰說，「九·一八」事變之前，銀行每天熱熱鬧鬧，生意很好。為了鞏固紙幣的作用，銀行從上海購買了7000兩黃金，作為儲蓄金。

「黃金裝在7個大木箱里運來，每個箱里裝1000兩。」

孫競寰說，這些黃金在日軍進來前一直放在銀行里，也沒有被兌換。當時的紙幣是銀本位的，100元可以換100塊現大洋，但是不能與黃金兌換。

「九·一八」事變後，這家銀行被日本人控制，改名為「滿洲中央銀行」。孫競寰也被調往牡丹江分行工作，直到1935年回來。

回來後他發現這筆鎮店之寶7000兩黃金已經不翼而飛了。作為親歷日本統治下的銀行工作者孫競寰還目睹了日本在東北建立殖民地金融體系，統一幣制，使東北的金融機關和偽幣成為日本金融機關和日元的附庸，以便使日本壟斷集團對東北輸出資本，進行掠奪服務。為支持日本帝國主義擴大戰爭，偽滿洲中央銀行還大量積聚資本，集中投放給重要的產業部門，擴充軍事工業，掠奪物資資源。

吉林學者李重：日本大肆掠奪我東北金銀用於作戰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了沈陽、長春、吉林、齊齊哈爾等城市，日本為了操縱東北的經濟命脈，首先奪取東北的主要金融機構，即東北三省的官銀號、吉林永衡官銀號、黑龍江省官銀號、邊業銀行和遼寧省城四行號聯合發行准備庫、中國銀行、中國交通銀行分行等金融機構。除黃金外，關東軍還搶走了張學良存在邊業銀行中私有黃金七八千兩和古玩字畫等。有日本侵略者供認，從「四行號」中掠取的資金達1.4億元。這些銀號的附屬事業投資額高達3800餘萬元，亦全為日軍掠奪。

民間的財富也未能倖免。張氏帥府被佔領。後來，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把從帥府洗劫的張學良家產裝了兩火車，運到北平試圖交還給張學良，張學良怒不可遏地說：「這樣待我，等於羞辱我，你把我的東西拿回去！不拿，我全在火車站燒了，羞辱你。你要還，還給我東北三省，我東北三省比你日本四島還大呢！」

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投降的14年間，在瘋狂侵略中國的同時，日本對中國進行了世界侵略史上極為罕見的掠奪與破壞。

日本為吞並東北四銀號，壟斷金融，控制國民經濟，積極籌劃設立偽滿銀行。1932年7月1日，偽滿中央銀行總行、支行共128個單位正式開業，「滿鐵」的社員被充斥到銀行進行監管，從此原有四銀號被撤消。

偽滿中央銀行是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的「國家銀行」，是地地道道為日本侵略者服務的，是完全依附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銀行，是日本侵略者掠奪我國財富的工具。偽中央銀行受關東軍的全面控制，它為關東軍提供軍費和籌集軍需物資。日本銀行在偽行內設有參事室，監督該行的活動，實際上偽中央銀行是日本銀行的特殊分支機構。

日偽統治者利用偽滿中央銀行，實行殘酷的貨幣、信用受理。它參與制定經濟金融方針、政策，壟斷貨幣的製造和發行，壟斷東北的金融市場。

著有《偽滿洲國貨幣研究》一文的長春學者李重說，侵華期間，日本大肆掠奪我東北金銀及其他金屬貨幣，一手收買東北所產之黃金、白銀及現大洋等，再運往英美日各國，換取外匯購入戰爭之必需物資，資助日作戰。

一項仍是空白的研究

專家稱日寇掠走的黃金數量至今仍是個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編審卞修月，長期從事抗日戰爭人員及財產損失研究。他向記者表示，目前國內相關研究還是空白。遼寧省社科院歷史所的相關人員也表示，專門研究日本經濟侵略造成東北財產損失的相關資料已很難查找。

二戰期間日本到底從東北掠奪多少黃金？記者找到大量資料和有關專家都無從考證。

省委黨校劉貴田教授說，現在已知的一個數字是，1941年日本侵略者運回國內的黃金數量為2300餘萬克黃金。

1937年至1940年是日本侵略者對偽滿經濟實行全面統制掠奪時期。日偽統治者從1937年起實施產業開發5年計劃，進行全面的經濟掠奪，變東北為其擴大侵略戰爭的物資供應基地。在這個5年計劃中，1937年計劃開采黃金4230公斤，最終生產了3709公斤；1938年也是生產了3000多公斤。

為什麼沒有日本侵略者掠奪黃金的准確數字呢？「九·一八」研究會會長王建學教授認為，是日本侵略者有意銷毀證據的結果。

現在我們可以查到的日本侵略者掠奪沈陽煤炭、鋼錠、鋼材、鋁、液體燃料等物資的數字，也是不完整的，至於像黃金珠寶一樣貴重的東西，屬於絕密，只有當時的日本高層了解。

他進一步解釋說，在1931年前，日本掠奪的物資張作霖都能掌握。因為物資只能從大連出口，通過滿鐵運輸。而「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又開發出經丹東走朝鮮釜山回國的通道，且日本已經控制東北，運輸物資的數量以及運送什麼則全由他們說了算。

王教授還表示，日本戰敗後還銷毀了大量的文件記錄，被掠走的黃金數量至今仍是個謎。估計億

日本以技術立國，技術力是比GDP更加重要的指標。GDP可能被地震一瞬間摧垮，如果技術力還在，則經濟的根本還在。如果技術力被摧毀，多大的GDP也會隨風而逝。至於什麼是技術力，有很多指標衡量，如國民識字率，技術工人數量，各門類專業人才，鋼鐵、機械、化學、電子等基幹產業的規模和技術水準等，可以通過大量的數據圖表來表示。日本學者做學問時比較喜歡比較技術力，他們認為這才是經濟的根、真正的經濟。

日本和經濟密切相關的有兩個組織：政府有個經濟企畫廳，相當於中國的計委；還有個民間組織——產經聯（經團聯）。產經聯是由日本的大企業互相持股組成，實質上是日本政府的「政府」（關於產經聯和日本政府的關系，我將在有關日本政治經濟體制的章節中專門講述）。產經聯里的大企業是日本的基幹企業，是日本技術的精華，是日本經濟的基礎和骨骼。

產經聯有個鐵律：如果基幹工業沒有發育好，即沒有準備好相應的技術，改善生活是對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場需求也得等待。如果誰敢破壞基幹工業，求得暫時的生活改善也是對民族的犯罪。基幹工業出問題，政府必須出錢修補。

產經聯在1945年是如何使日本奮飛的呢？糧食不足，在產經聯的操縱下，政府得給學校派免費午餐，保障教育。大量工人失業，不能使他們荒廢，產經聯就通過政府組織他們上山下鄉去種樹，還要組織已經積累了數十年的技術人員把技術儲備轉化為民用技術。當基幹產業還不完善，即「骨骼」沒有發育好的時候，技術遭遇瓶頸，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產經聯則堅決壓制需求，堅持把資源投入重工業。一面要組織人員攻關，同時向國外敲詐：「你如果不賣，以後就沒得賣了。」產經聯在工業化過程中堅決限制外國產品進入。就這么「挺」著，讓基幹產業的「骨骼」逐步完善，產能逐步增長。在此之前人民的消費需求只能耐心等待。就這么艱難前行，經過十餘年的艱苦奮斗，「骨骼」逐漸強壯，一飛沖天，完成由蛹化蝶。

產經聯不面對普通消費者，只對整個民族，規劃整個民族經濟的大廈和發展方向，給其他企業提供基礎原料和先進技術，是它決定了這個民族是一流工業國家還是刷盤子的角色。

毛澤東指出，中國要做超一流的工業化國家，打基礎和骨骼非常重要，所以傾全力發展基幹工業，發展各種尖端技術，抓緊後備人才培育。整個操作手法與產經聯一模一樣，不同的是，產經聯用資本，他用權威。

中國當時已經能夠提供各種類型的消費品，但有技術瓶頸，產能受限制。應該逐步攻關，並向外敲詐關鍵技術，人民繼續忍耐，讓消費帶著工業「骨骼」逐步完善，艱難並痛苦地由蛹化蝶。但是主流經濟學家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與這種方向背道而馳。

1991年，俄羅斯民族也開始了再出發的行程，但是抱著金山壓斷了脊樑，無數頂尖人才流落異國他鄉。

清貧是可貴的美德，土地資源錢財是身外之物，知識和技術才是寶貴的財富，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