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官都紀念在哪裡

⑴ 騰沖一座墳墓里為什麼會埋著三個雙手被綁的日本軍官

然而，去過國殤墓園憑吊的人，都會對一座墳墓產生疑問，就是墓園入大門右邊低窪處，有一座墓碑上刻著“倭冢”的墓地，規格是一個特別的井型墓。如此庄嚴的地方，為何將日軍埋在這里？

這是李根源的特別考慮，裡面埋著三個日軍守城軍官，他們屍體被捆綁，面向烈士冢跪拜。據考證，“倭冢”裡面三名日軍，其中一名就是藏重康美。當遠征軍在收復騰沖時，守軍是日軍第五十六師團步兵第一四八聯隊，藏重康美擔任聯隊長。

⑵ 近代日本在中國的墓地體現的特徵

一、異域喪葬景觀：居留民墓地

（一）墓區土地權。在墓地選址上，日領事官借口租界狹小，或界內不能新葬，要求另闢空間，選在界外，結果變相多佔土地。根據蘇杭等日租界章程，墓地所佔土地，所有權屬中方，日方擁有使用權，但須出資租賃。若該地界屬於私人，或由中國地方官購入，轉租日本人，或日領事官通過地方官介入與民協商；若該地界屬於公地，則由日領事官直接與地方官洽商地價。至於墓地使用年限，未見文獻記載，按《濟南商埠局設立外僑塋地條規》，參照各租界地的租期，葬期以30年為限，到期起運，如有不克辦理之處，可延展30年，期滿不得再延長，逾期不遷或無主之墳，則任將平除。
（二）墓地面積。墓地的大小，根據當地日本人死亡情形而定。1897年蘇州日租界章程最早明確了墓地的面積，即在界外的僻靜空曠之地，以十畝為率。1901年，重慶日租界章程仿照蘇章，也以十畝為限，倘將來不敷，隨時與地方官妥商擴充。上海日本人墓地面積，據1913年的調查為13畝（包括火葬場3.4畝）。青島的日本人墓地，佔地約4畝。濟南商埠局預設的外僑墓域較小，位於津浦鐵路以北之堤口庄東，總共佔地6畝8分1厘，為節約用地，對每座墳墓還詳加規定，死者佔地長1丈，寬5尺（包含立碑）；若有某國要求劃出專葬之地，「則以半畝為限」，條件是該國領事應每年酌認捐款。從現有資料看，東北地區的日本人墓地較大，如奉天的西塔墓地佔地30畝，大西門外墓地則達167畝。
（三）墓地管理權。日本人墓地開設後，屬外務省統轄，領事官負責具體事務，也有委諸居留民團體或寺院管理者。1874年初，上海品川領事考察歐美領事對葬事的處理特別「鄭重謹慎」，日本人墓地卻因管理不善，「空地上積滿馬糞，或是種滿蔬菜和樹木」，「此不僅為外國人恥笑，且關系該國政府對其人民愛護之厚薄」，於是擬定《上海墓地規則及墓門牆圍辦法》。規定：墓地事務由領事館庶務課專員負責，凡官民死去時，即刻檢視屍體，提具歸陰證明書和醫師死亡證明書；若系旅客，則附遺物認定書。領事館負責官員須問明死者原籍、生前職業及居住地等，並檢查墓地有無不合情形，定準棺柩之地，挖穴埋葬。埋葬簿登記的墓穴序號，刻於石碑表面，並留副本備查，以免混亂。至日後修補、重新深葬或轉葬他處，須經領事特許。墓所設看守人（可雇中國人或其他外國人），經常掃除，若有人前來弔祭，須隨時開門。領事館鑒於居留民遠離鄉土，「奮發銳意進取」，為獎勵此等精神，從領事館月費300元內出資維護。大藏省認為此非長久之計，決定另謀辦法，撥付1150元用於墓地門牆建設。1876年東本願寺上海別院設立後，領事館遂將墓地移交其管理。
從日本在華早期墓地來看，上海墓地外設圍牆，較為規整，其他墓地僅設簡易圍欄，堆土成丘，或插木牌，或立石碑，註明某某之墓，明治、大正、昭和某年立等字樣，設施較為簡朴。大體而言，既承襲了其國內的喪葬習俗，又因時因地有所變通，主要表現如下。
（一）火葬。日本地狹人眾，貧民無條件土葬，再加上佛教信仰，19世紀中葉即盛行火葬。日本人赴華後逐漸在奉天、上海、營口、天津、青島等地專設了火葬場。1906年，奉天居留民在十間房建造火葬場，佔地4000平方米，這是日本人在華設立的最早火葬場。1907年3月，上海的日本佛教組織成立法光株式會社，在寶山籌建火葬場，場內建休憩所、薪炭倉庫、棺馬車及馬廄等輔助設施，1911年移交居留民團管理，當年4月至次年1月共火葬97人。1910年9月，日本人在營口新市街東北設墓地，在東端建火葬場（二個爐），1925年在牛家屯新建火葬場，次年5月啟用。天津火葬場初為駐屯軍建於兵營南部的日租界，居留民使用甚多，軍人極少（1915年1月至1917年7月，152名火葬者內軍關系者僅18名），1917年9月轉交居留民團，後由財團法人共益會經營。青島火葬場原設於台東鎮的本願寺，1917年1月由青島軍政署收買管理，1916年火葬451人，1917年火葬736人，1918年火葬405人，因當地日本人非以永久長居為目的，火葬後的遺骨多歸葬於國內的出生地，僅有少數人葬於當地墓地。
（二）等級。在日本，墓地按身份高低及交費多少有等級之分。此種觀念，滲透至在華墓地。據上海領事館擬定的《墓地規則》，居留民墓地分三等。上等：寬5尺、長10尺，地價洋銀10元；中等：寬5尺、長7.5尺，洋銀5元；下等：寬4尺、長7.5尺，洋銀2元。凡欲葬於該地者，親友須向領事館提出申請書，交納相應地價及規費。准備以後移送國內的屍棺，放置於高處的乾燥之地，親友要預交上等地價10元，並收取1元的規費，若兩年內尚未移送，則埋葬於中等墓地，所交諸費不再歸還，此種情形，要在棺柩表面寫明死者的籍貫姓名，並密封嚴實。若死者無親友，無法交納地金，則埋葬於等外的隙地。此種按交費多少、分等安葬的辦法為其他日本居留民墓地所仿效。1917年，青島日本軍政長官竹內赳夫發布《居留民墓地使用規則》，規定：使用墓地者由戶主、遺族或關系人將坪數及等級向軍政署提出申請，費用按一等、二等、三等及坪數（1坪約3.3平方米）收取。坪數在1坪以下的一等收取2元、二等1元、三等50錢；坪數在2坪以下的一等收取2元50錢、二等1元30錢、三等70錢；坪數3坪以下的一等收取3元、二等1元50錢、三等70錢。其中，一等地和二等地不得超過三坪，三等地不得超過二坪。使用者自由選擇墓地的位置，按順次連續安葬，並自行打掃、修繕墓地。墓地的使用權遺族可以繼承，但不得轉讓。修繕、改葬或發掘時須取得許可證。貧困或無力付費者可減免使用費，住所不詳及臨時埋葬者使用特別區域，無人認領的墳墓則另擇地域進行合葬。
（三）葬儀。1870年，日本太政官發布《服忌令》，規定父母死亡忌日50天、丈夫30天、妻子和嫡子20天。喪服分黑白兩色，以白為主。在近畿等大部分地區，認為遺骸系污穢之物，應有所忌諱，而靈魂脫離死體後能夠長期存在，須被祭祀於凈土，由此形成「兩墓制」的葬習，即在遠離村落的地方建「屍」墓，以竹、木牌簡單標記後，不再重視，任其自然消失；同時，又在村落附近或寺廟內建「靈」墓，用以長期參拜。根據日本的神道信仰，人死後需要供養才能成為「神」，一般以33年為期限，有的地方是50年。日本人在華葬式，按約定須選擇城郊偏僻之地，無法實行「兩墓制」，只得屍身與魂靈一起安葬，采「單墓制」，即遺體埋葬後，樹立石碑，定期祭拜。在忌日或盂蘭盆節，居留民在墓前掛起燈籠，鋪上毛巾，備好酒餚，還彈起三味琴。有外國人和中國人受好奇心驅使，前往圍觀。
總之，中日和平時期，日本居留民死者主要葬於專有墓地，少數葬於軍隊墓地或外僑公墓。
二、軍國主義象徵：日軍墓地
（一）戰時葬於中國戰地。甲午戰前，日本政府即預料會出現大量戰死者，陸軍省於7月17日發布《戰時陸軍埋葬規則》，規定戰爭期間，戰死者臨時葬於戰地。(27)甲午戰爭中，日軍戰死1132人、傷死285人、病死11894人，總數達1.3萬餘人。在遼東半島及山東戰地，日軍先將死體火化，遺骨埋於戰場，樹立簡易墓標。日俄戰爭歷時19個月，據日方史載，日軍死亡達8萬餘人。(28)1904年5月30日，陸軍省頒布《打掃戰場及戰死者埋葬規則》，關於遺骨的處理規定：戰死者分別火化，將遺骨送葬於陸海軍埋葬地，但依實情，可將遺骨臨時葬於戰地，僅將遺發送還；遺骨臨時葬於戰地時，可豎木牌，或立石碑，記載某某之墓、何時戰死、何日立碑等，其做法與甲午戰爭一致，並延至日軍進攻東北時期。
（二）戰後歸葬陸海軍埋葬地。按甲午戰前的《戰時陸軍埋葬規則》，死者戰後須歸葬於陸軍「指定埋葬地」，葬法采「個體主義」，一人一墓，單立木質或石質墓標，葬費由軍方支付，葬後由所屬部隊通知遺族，遺族可申請改葬。《馬關條約》簽訂後的1895年7月，留守日軍開始發掘戰地墳墓，將火葬後的遺骨、遺發全部運回，分葬於各衛戍部隊的指定墓域。(29)由於允許申請改葬，許多親族將遺骨移至家庭墓地，導致「民間墓標雜亂不堪，並有頹廢不修之虞」，嚴重影響了「軍威」。(30)1897年7月30日，陸軍省軍務局頒布《陸軍埋葬規則》，將原來的「指定埋葬地」改為「陸軍埋葬地」。規定平戰兩時，除非死者留有遺言，遺骨、遺發均須葬於該處（根據1896年《駐屯台灣澎湖島軍人軍屬之埋葬規程》，死於台灣的官兵遺體不再運回國內，而是就地安葬），將校及准士官除外，一般葬後十年須行合葬，合葬之處，設置墓標，標明姓名、官位等。葬法依信仰自由主義，不限神葬和佛葬。(31)日俄戰爭以後直到日軍佔領東北全境，由於《打掃戰場及戰死者埋葬規則》規定，為追悼戰死者，可在旅順等地建造收納遺骨的「忠靈塔」，所以僅有少量屍骸被掘送還國內，大部分屍骨則仍埋於佔領區。
（三）在統治區建造忠靈塔。1906年，天津駐屯軍為紀念鎮壓義和團的戰亡官兵，在大和公園立「北清事變忠魂碑」，此為日軍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座紀念碑。1906年3月日俄戰爭勝利後，日軍在旅順白玉山建造納骨祠，用於存放2萬余名骨灰，後又在納骨祠對面的山頂上建造了一座「表忠塔」。該塔所用石料采自乃木希典的家鄉山口縣，塔形宛如一支白色的蠟燭。在1907年以後的幾年間，日軍一一挖掘散葬於各處的遺骨，在遼陽（1907年10月，納骨14364）、大連（1908年9月，納骨6029）、奉天（1910年3月，納骨34875）、安東（1910年6月，納骨3129）等地設置了納骨祠，加上旅順納骨祠，共安置8萬余名骨灰。1923年10月，「南滿洲納骨祠保存會」成立，接替關東軍管理各處納骨祠。(
（四）軍國主義葬儀。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以前，戰死軍人根據靈肉分離的信仰及兩墓制傳統，除屍身葬於國內的「指定埋葬地」或「陸軍埋葬地」以及東北的「納骨祠」或「忠靈塔」外，其「靈」還要以「柱」的形式合祭於靖國神社，接受公眾參拜。1879年靖國神社改建後（始建於1869年，稱「東京招魂社」），經費、日常事務及祭祀活動由陸海軍共管（陸軍為主），成為合祭戰死者的軍用設施。甲午戰後，祭祀對象擴大為戰病死者，陸續入祭2萬8千餘柱。日俄戰後，祭神新增8萬8千餘柱，並開始將戰死者稱為「忠靈」、「忠魂」、「英靈」、「英魂」等。該神社內無死者的骨灰或牌位，僅將姓名及資料記錄於「靈璽簿」。合祭名單先由陸海軍審查內定，經天皇敕許，直接升格為「神」，不需民間信仰的33年期限。祭時天皇「親拜」，嘉許遺族。例行祭為春祭4月30日（日俄戰爭勝利後陸軍凱旋閱兵紀念日），秋祭10月23日（海軍凱旋閱兵紀念日），還有各種臨時大祭。
由上可見，日軍墓地與居留民迥然相異。居留民墓地的設置有條約規定，由領事館、居留民團體或寺院管理，其葬儀以追悼死者為目的，死亡純粹為個體事件。日俄戰爭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高大的忠靈塔遍及東北主要都市，由「忠靈顯彰會」統轄，選址完全自定，嚴重侵害了中國領土主權。在軍國主義支配下，軍人生前屬於所在部隊，死後歸葬於一處，他不屬於自己，不屬於家庭，成為日本侵略擴張的犧牲品。
三、法西斯主義符號：墓地的復制及功能轉換
（一）屍身的三墓制。指遺骨分為三部分，分別葬於中國戰地、陸海軍墓地及家庭墓地。全面侵華戰爭初期，日軍各部隊已有將遺骨分成三部分的做法。(43)根據新的埋葬規則，遺骨的處理有三個環節，前線部隊將遺骨送戰地兵站司令部，司令部取出一部分以備葬於佔領區的忠靈塔，其餘則送日本國內的留守部隊；留守部隊取出一部分以備葬於陸海軍墓地，其餘則送交遺族；遺族將所剩餘骨安葬於家庭墓地。(44)具體程序如下。
（二）靈魂的三墓制。指戰死者之靈不僅要在靖國神社接受參拜，還要在各府縣建「護國神社」、在各市町村建忠靈塔，以祭祀本地的出身者，這種從國家級→府縣級→村町級的參拜，可稱為靈墓的三級制。1938年4月，陸軍大將鈴木孝雄擔任靖國神社宮司，實現了軍政祭的合一。時靖國神社舉行大祭，合祀戰死軍人軍屬4533柱，至此社內已有「合祀神」13萬5千餘柱。1939年是靖國神社建立70周年，該社邀請遺族「上京」，參加祭祀活動，並決定以後將其制度化。8月6日，在「恩賜財團軍人援護會」的組織下，約1600名戰死者遺兒來到靖國神社，與成為「護國之神」的父親「見面」。(50)10月18-22日，靖國神社舉行臨時大祭，新祭戰死者10379柱，兩萬多遺族奉命「上京」，受到天皇嘉許。(51)時各報大加渲染，「武士道」、「大和魂」躍然紙上，日本民眾一時戰意高昂，「靖國神社見」——成為廣為流傳的誓言。
（三）中國各地塔碑的一統化。前述中國戰地兵站司令部取出的分骨，有的供置於特設的奉安所，有的臨時存於神社、寺院。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各地日軍依照陸軍省頒布的《支那事變作戰地塔碑建設要領》，為合祭「殉於皇戰的忠死者分骨，使大日本帝國陸海軍的光輝武勛永遠傳於後世，並為保全戰跡，使之成為東亞永久和平及大陸精神的中心」，按「大日本忠靈顯彰會」的「戰地第一主義」，紛紛成立相應組織，有計劃地建造忠靈塔、英魂碑和戰跡紀念碑等設施。(55)
四、侵凌與爭斗：圍繞墓地的中日關系
喪葬是生與死、特別是關於死的文化習俗，各國之間存在形式上的差異，理應互相尊重或借鑒。如日俄戰爭以後，東北地方官按中立條款，曾嚴命當地民眾須妥行保全日本將兵墳塋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如有凌踐情事，一經查出，「嚴拿究辦」；(71)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乘機占據青島，1922年2月4日的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日本將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並移交行政權及該地域內的公產包括土地、房舍等，但考慮到青島日本居留民的風習，並沒有要求取消日本人墓地、忠魂碑、火葬場、神社等設施；(72)民國時期，許多有識之士為節約用地及公共衛生起見，希望政府明定儀式，使民間打破陋習，仿照日本人實行火葬。(73)這是一種對喪葬的科學態度。但提倡歸提倡，若是由外國來逼迫實行，性質就改變了。日本人來華後，強制推行己方傳統，更將中國人納入其葬儀體制。對此，中國政府和人民進行了堅決抵制，受兩國關系階段性變化的影響，從一小塊墓地到無形的精神世界，中日之間形成了一個另類戰場。
和平時期，中日紛爭主要在居留民墓地，如墓地管理權、墓地大小等，日本人不斷要求擴大權益，中國人則寸土必爭，嚴守主權。
（一）日本人慾取得墓地管理權。根據中日約章，日本僅取得墓地開設權，管理權屬於何方，並無條約明文。各地墓地開設後，日領事官即以種種手段，欲奪取管理權，但主權所系，地方官並不退讓。1915年，駐濟南領事林久治郎致函山東交涉署，稱該國旅居商民日見其眾，請定出外僑塋地，以備使用。交涉署依據《濟南商埠租建章程》，在郊外專設一塊墓地，以供他國旅卒者共同寄葬，後來各國因佔地多寡、徵收費用、管理辦法等問題彼此相持，一時未能解決。次年7月間，日本人竟先在該預設墓地內修蓋燒骨房，交涉署特派員立與日領交涉，雙方劃定了日本人塋地所佔的面積。特派員又向日領表示，將制訂塋地管理及收費辦法，俾資遵守。日領事官認為中方含干涉性質，未表同意。交涉署此後自擬《濟南商埠局設立外僑塋地條規》，呈報北洋政府查核，並請檢示成案、解釋約文，以便與日領事官周旋。根據該條規，外僑墓地由商埠局管理，凡外國人擬葬該地者，由該國領事官照會商埠局，局再發給准單，並知會警察署指揮進葬。葬時不分國籍，橫列挨葬，手續費5元，為塋地看守人費用。(74)此事久拖未果。但從各地交涉情形來看，管理權最終落於日方，如天津居留民團的《公設墓地條例》及《火葬場使用條例》就明確規定，凡欲在該處火葬及埋葬者均須通過租界當局同意。(75)
（二）日本人慾擴大墓地面積。日本國內，墓地狹小，但一旦確定，則不求擴大，否則即認不吉利。若墓地葬滿，可將33年以上的老墓掘開，葬入新死者；若沒有超過33年以上的，則從最老的墳墓掘起。日本人赴華之後，惜土觀念大變，一味要求擴大墓域。南京居留民墓地及火葬場原設南門外雨花台的高座寺（約20坪，租金年銀60元）。1919年，駐南京領事代理清野長太郎認為「規模太小」，與金陵道尹和交涉署交涉，提出「不限年期」租借神策門內紫竹林一帶作為墓葬之地。交涉署曹豫謙調查後復稱，該地界屬於寺僧祖產，如有變更，取決於地方公共團體，而當地紳士多不贊同，原因是附近有家居，火化之時，與公共衛生有礙。不成後，清野又提出租借太平門外地界，又遭拒。是年9月清野轉任後，居留民會與地方政府繼續交涉，仍無進展。1927年北伐戰爭期間，雨花台火葬場、十餘座日本人墓碑遭戰亂破壞，幾被夷為平地。(76)1939年9月，「維新政府」統治期間，居留民會終於取得清涼山附近20畝民地，次年重建了火葬場。(77)日本大規模侵華後，上海等地的日本人墓地及火葬場大多進行了擴建，(78)新建設施更是隨處可見，如：佔領南開大學後，在校園內建火葬場；(79)侵佔福州後，在倉前山琉球墓附近建焚屍場。(80)
關於居留民墓地的爭執，中日互有妥協，但因日方居於強勢地位，結果日本人在中國的墓地最多，分布最廣，所佔面積最大。抗戰勝利後，日本居留民返國，出於城市規劃、建設等需要，上海等地的居留民墓地多被平毀。對此，日本人表示，這是受到損害的中國民眾報復日本帝國主義的「不可阻止」的結果。(81)
日軍全面侵華期間，不僅肆意毀壞各地墓葬，更在精神上壓制中國人，強令參加旨在摧毀中國人抗戰意志的一系列追悼活動。諸種行徑，略述如次。
（一）破壞中國陵墓。戰時，許多中國墓葬毀於戰火，弘揚民族精神的紀念塔碑，更是遭到日軍的侵辱。1937年底日軍佔領北京，將中山公園孫中山奉安紀念碑的字跡磨平，另刻文紀念日本陣亡官兵，重樹於盧溝橋邊。1937年12月日軍進攻南京，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內的祭堂等建築、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內的「一·二八」事變抗戰將士紀念碑等悉遭日軍毀壞；中山陵因為日軍宿營，「裡面完全荒廢了」；孫中山塑像遭日軍槍擊，塑像背後還被寫上「亡國之父」幾個字。(82)淞滬會戰後，上海日軍為紀念戰亡官兵，於1938年在八字橋建造戰跡紀念碑，炸毀了該處的「五卅紀念碑」。(83)
（二）壟斷殯葬業。在日佔區，中國人時刻面臨死亡威脅，並完全失去喪葬自由。九一八事變後，偽滿規定殯葬業由衛生部門管理，設地方事務所和同業組合具體經營，(84)埋葬地、祭祀等一律聽從日偽指定，如奉天的西營房為第一墓地、五里河為第二墓地、龍王廟為第三墓地；祭祀時間為每年的3月21日、7月15日、9月23日。(85)日佔華北後，於1940年前後拋出8個城市的建設大綱，關於公共設施部分，分別指定了中國人埋葬地。時人不禁驚呼：該大綱「實其全副侵略精神之所寄」，其「用意之深密，目標之久遠，包羅之廣大，計劃之扼要，均昭然顯示於紙上」，「如其真能永久佔領……而我民族尚能有生存之餘地乎？」(86)
（三）強迫中國人建造忠靈塔等設施。日本侵華期間，無數中國人被拋進「萬人坑」，死無葬身之所。相反，日軍卻廣建忠靈塔等設施，並強迫中國人出資出力。1907年6月至1909年11月，旅順日軍建造表忠塔，驅使兩萬多中國勞工，日夜趕修，其中30多人被折磨致死。1934年4月，偽滿「為收買漢奸賣國捐軀之心」，規定凡簡任官、薦任官抽薪百分之一，委任官及其他官員抽薪百分之零點五，集資建造忠靈塔。(87)1940年2月，日軍在南京的五台山建造神社，使用了一部分當地民工，曾在該地挖掘出2000多具慘遭日軍屠殺的遺骸。(88)
（四）強迫中國人追悼「聖戰亡靈」。正如日本學者所言：日軍在戰場上建立的忠靈塔意在表彰戰死者的精神，「它超過了墳墓的含意，而具有徵服他國的紀念碑的意義」。(89)日軍塔碑建成後，不僅強令中國人定期參拜，平時路過還要默哀敬禮。(90)如1937年日軍佔領張北後，每年清明節都組織學生打掃花園廣場的忠靈塔，然後集體默哀三分鍾，以表示對死者的悼念。(91)奉天日偽還譜制關於忠靈塔的「市歌」，由中央放送局教唱。(92)為鼓勵偽方為其賣命，「促進日支兩國國民的精神結合」，日軍經常舉行祭奠「日中陣亡將士」活動，並強迫淪陷區民眾包括婦女兒童參加。1938年4月3日，偽上海市大道政府函令各界人士包括軍隊、官員、民眾代表，以及儒教、佛教和道教等教徒參加在玉佛寺等地舉行的追悼法會，強調日中聯合召開追悼法會，「不僅是為祭奠幽魂升天，更願日中兩國提攜和平，發揚真誠親善」。(93)1941年9月11日，汕頭市日偽集合全市慈善機構及團體一連三天舉辦法事，「一面崇拜英靈，一面要安慰劫後餘生的人民」，「並使全市民眾，對於興亞中日陣亡戰士的英烈有深刻的認識，由深刻的認識，因而知道和平建國，是目前急切的要途」。(94)1942年12月8日，在「大東亞戰爭一周年」之際，「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會長汪精衛）、湖北分會（書記長偽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揆一）為「追悼英魂，並激勵民眾信念」，在漢口中山公園舉行「大東亞聖戰陣亡將士慰靈祭」，會場半懸「兩國」國旗，中日僧侶聯合誦經，各機關、各學校、各團體的代表「不下三四萬人」。(95)1943年6月5日，日本政府在靖國神社舉行山本五十六的「國葬」，汪偽不僅致電哀悼，還規定南京、上海下半旗，各地民眾禁止娛樂一天。當日，偽蒙疆政府在張家口的忠靈塔前舉行慰靈祭，「大批市民被逼參加」。另據德王回憶：當時死一個日本將級軍官，就要舉行一次慰靈祭，強令機關、團體、學校的職工和市民參加；每死一個警監以上的日本人，就得舉行一次政務院葬，強令政府全體職員參加，他或院長還須親往致祭。(96)
余論：戰後歷史遺留問題
戰後初期，日本的軍事葬儀體制基本被破壞：陸海軍墓地、護國神社、忠靈塔等或焚於戰火，或疏於管理，處於荒廢狀態；靖國神社根據1952年的《宗教法人法》，降格為獨立的宗教設施。但受美國佔領政策及全球戰略的影響，東京審判沒有追究天皇的責任，軍國主義及法西斯主義思想仍殘留於日本國民意識之中。1952年舊金山和約後，日本輿論開始為戰死者鳴冤叫屈，掀起大規模的赦免戰犯運動。(103)1953年，日本政府發布《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援護法》和《津貼法》，宣稱各級戰犯是在日本喪失主權時，由戰勝國單方面判決的，與日本的國家意志無關，把死刑戰犯稱為「法務死」，向其遺族發放養老金和補助費。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開始整修陸海軍墓地，在各地重建「忠靈塔」、「英魂碑」，並在民間團體的協助下，有計劃地搜集殘留於海外的115萬遺骨。(104)1954年，日本遺族會等結成「靖國神社奉贊會」，從1956年起推行「靖國神社國營化運動」。1958年，日本政府將第一批B、C級戰犯亡靈祭入靖國神社。1978年秋，東條英機等14名A級戰犯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被祭入靖國神社。(105)至今，靖國神社已陸續合祭近250萬亡靈。每年4月、10月及8月15日（終戰日），靖國神社仍舉行大祭，是時日本政要、遺族、右翼分子等紛紛前往參拜，以靖國神社為中心的祭祀體制重新被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