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和日本有什麼關系

1. 日本人與狗不得入內」：二戰後澳大利亞為何如此恨日本人

二戰後，澳大利亞對亞洲的態度發生了改變，由效忠英國轉向跟隨美國，支持並參與美國對日佔領，雖然只是美國的小跟班，但是卻對日本進行著類似於傳統歐洲殖民者的殖民行為。在本文中，你將看到戰後初期日本被澳大利亞佔領軍欺壓的「屈辱」歷史。

美國於1945年8月底開始了對日本的軍事佔領，到1952年撤離日本之前，美國軍隊幾乎重塑了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盡管日本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殖民地，但是這段時期的軍事佔領多少還是給日本打上了殖民主義的烙印。聯軍最高統帥、美國戰爭英雄道格拉斯·麥克阿卜叢搏瑟將軍崇尚傳統的殖民方式。他按照過去殖民帝國的做法下令沒收日本的土地和財產，重建這個國家的經濟，從位於東京被稱為「小美國」的基地發號施令干預日本政府的大小事務。眾所周知的是，麥克阿瑟拒絕與日本人握手，認為這樣做相當於認可日本與美國處於平等地位。在美國佔領期間，甚至日本天皇都必須對麥克阿瑟行正式的鞠躬禮而不是體現民主精神的握手禮。許多日本人都對德高望重的天皇不得不向美國人鞠躬一事感到震驚，這也意味著日本人必須對美國俯首稱臣。

艾克爾伯格將軍（美軍第八集團軍司令）與澳大利亞軍隊

這種殖民意義也延伸到了士兵們的私人生活領域里。澳大利亞士兵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有家屬陪同的情況下執行海外任務。軍隊為家屬的到來在佔領區內建起了一幢幢獨棟平房，當家屬到達時，近500名婦女和600多名兒童住在這里，讓人不禁以為這里是永久定居點而不是軍事佔領區的暫住地。弗蘭克·克盧恩把這一定居點與英國統治印度全盛時期的英國衛戍部隊相比較，從帝國擁護者的立場對此大加贊賞。令人詫異的是，澳大利亞士兵在日本的生活水平遠遠高出他們在國內所能實現的。所有軍官和許多士兵家中都有日本「女僕」或「男僕」負責做飯、清潔和家務。有孩子的軍官和士兵家中通常都有一個以上的傭人，甚至連單身漢都有家政人員照顧。這種生活對於英聯邦佔領軍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想都不敢想的，因為在國內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雇得起傭人。許多人不知道應該如何對待這些家政人員。《英聯邦佔領軍規定》建議他們做到「舉止得體、冷淡有禮」。多數人由於沒有與傭人打交道的經歷，於是紛紛效仿起了曾經的殖民者。他們像那些遍布亞洲的歐洲老牌殖民者一樣，不管傭人年紀大小一律稱呼他們為「女孩兒」或者「男孩兒」。連隨軍兒童也對他們的日本保姆頤指氣使。克里斯汀·德·馬托斯認為，這種稱呼是殖民主義行為模式的典型代表，目的是為了「創造並強化西方殖民者在亞洲的特權地位」。

軍方高層也鼓勵這種殖民主義行為。當時佔領軍的指揮官是澳大利亞人約翰·諾思科特、賀瑞斯·魯濱遜和威廉·布里奇福德。他們認為特權和奢華享受是軍事佔領的重要組成部分。軍方不僅要求傭人的服務，還徵用了14家豪華酒店供部隊和隨軍家屬舒適地療養和度假。其中最著名的一家是川奈酒店，士兵和家屬在這里整日打高爾夫、喝皮姆酒（Pimm』s），充分享受著作為統治階級的特權。這種情況使得許多人抱著殖民者的心態在佔領區生活，並且認定西方人在亞洲就應該享受特權生活。

跟喝皮姆酒這種看似無害的舉動相比，澳大利亞士兵試圖在佔領區創造殖民文化的做法則要嚴重得多。英聯邦佔領軍高層不希望士兵與日本人「結交往來」，明令禁止他們進入當地餐館、酒吧、電影院、劇院、公共澡堂和平民家中。禁令之所以如此嚴苛，部分原因是為了安撫國內民眾在得知日本人虐待澳洲戰俘後產生的強烈反日情緒。有些媒體以佔領軍中性病感染率急劇上升為證據暗示佔領軍士兵與他們仇視的日本人保持著親密關系。《悉尼先驅晨報》1946年的一篇報道就譴責了與日本人為友的行為，認為這么做「有損軍隊威望」，並且聲稱澳大利亞士兵「能夠也必須被日本人尊重」而不是與日本人為友。公眾對英聯邦佔領軍的支持也開始動搖了。一直致力於在國內輿論界維護佔領軍聲譽的弗蘭克·克盧恩則堅稱，佔領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人為友，反而認為「是時候該好好管教管教日本人了」，還引用了一名中士說的「決不跟這些混賬東西為友」的話。

澳大利亞之所以如此積極地展現其對日本的強勢和權力實在是因為這種機會千載難逢。美國率領聯軍佔領日本，澳大利亞不過是它的小跟班而已，在大多數有關軍事佔領日本的歷史記載里都沒有提及澳大利亞。人們對澳大利亞曾是殖民地的歷史還記憶猶新，而日本人直到最近才喪失了自己的龐大帝國。澳大利亞人在日本人手上遭受的屈辱，以及長期以來有關日本種族、政治例外論的看法都使得澳日關系變得更加復雜。澳大利亞軍方領導人對本國「威望」的自信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不過他們還是堅持主張對日本人的統治權力。因此他們在佔領期間不遺餘力地展示著各種趾高氣揚的姿態。

英聯邦佔領軍的部署證明澳大利亞人仍在用帝國主義的眼光打量亞洲。然而人與人的實際接觸遠比這復雜。佔領軍的種種規定無疑是助長了一些帝國主義行為，但是，並非所有澳大利亞人都遵從這些規定。與亞洲的接觸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多數剛到日本的澳大利亞人都對日本這個二戰中的敵人深惡痛絕，但是與日本人一起生活的經歷使他們的態度逐漸軟化。許多澳大利亞人在目睹了戰後日本困苦的生活後開始同情當地人。佔領軍翻譯克里夫頓的《落花時節》一書不僅揭露了他的同胞在日本的傲慢行為，也反映出他與日本人的友好關系。其他一些士兵也加入了克里夫頓的行列，公然反抗佔領軍頒布的「不得與日本人為友」的規定。澳大利亞人與日本人關系日益親近的一個例證是眾多士兵向移民局提交請願書，要求修改《移民限製法案》，允許他們的日籍妻子和女友進入澳大利亞。這一要求最終在1958年得到通過。羅賓·格斯特甚至認為佔領軍的部署實際上就是澳大利亞與日本開始交往的早期形式。佔領軍以外的澳日關系顯得更為融洽，記者威爾弗雷德·伯切特和皮特·盧素以及傳教士弗蘭克·科爾德雷克和梅達·科爾德雷克的親身經歷都證明，澳日兩國人民的跨文化交往多種多樣，與維護國家威望和耀武揚威相比，好奇、接納與著迷才是兩國關系發展的主流。英聯邦佔領軍及其新殖民主義政策是澳大利亞積極參與亞洲事務的真實寫照，而士兵、家屬與日本人的交往經歷則淡化了這一部署的帝國主義本質。

2. 日本鬼子到底有沒有侵略過澳大利亞

日本鬼子到侵略過澳大利亞。1942年2月，日軍又發動了對澳大利亞達爾文港的空襲，造成了數千人的傷亡在澳大利亞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被敵人襲擊本土。

1941在珍珠島對美軍開戰之後，日本和東南亞的馬來半島的國家的戰役也在進行著，日軍俘虜了將近一萬人的澳大利亞的軍隊，而日軍竟然將8000餘人殺了。

緊接著日軍又去襲擊了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導致盟軍陣亡251人，還擊沉了35艘軍艦和商船，澳大利亞終於忍無可忍了，也開始全面的對日本不留餘地的圍剿。

澳軍和日軍的決戰戰場就在一個位於澳大利亞北部的一個叫做新幾內亞島上展開了，而日軍投入了將近20萬的兵力，最終剩下的12000日軍被迫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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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澳大利亞派出軍隊駐扎日本，澳大利亞部隊以更具侵略性的方式讓日本人感受到了澳大利亞在日本的權威。

比如軍事佔領區的社會秩序原本由日本警方負責，但是英聯邦佔領軍卻越俎代庖地擔負起了部分警察職責。

澳大利亞佔領軍的警察職責主要是向當地民眾展現澳大利亞的軍事實力而不是真的要承擔什麼維護社會秩序的任務。

澳大利亞佔領軍命令士兵必須要求日本人向他們鞠躬，並稱呼他們為「長官」。日本行人在路上必須給佔領軍的車輛讓路。

3. 日軍對澳大利亞做了什麼為何澳大利亞不接受他們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戰爭，也是人類的一大浩劫，因為這場戰爭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巨大傷害。二戰是一場反法西斯戰爭，而日本就是主要的參戰國和發起國。日本的主戰場主要在東亞以及東南亞，當時日本的軍國主義泛濫，日本士兵在這一帶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其中，受到侵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就是澳大利亞。在二戰結束以後，所有的被侵略國家幾乎都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戰敗國的投降，唯獨澳大利亞不肯接受，這裡面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而當時中國對待日本俘虜則是非常仁慈了，我們中國一向比較大度，具有大國風范，但是不代表我們忘記了家國仇恨，忘記了歷史。我們應該時刻銘記這段悲痛的歷史，讓它砥礪我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