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外交怎麼樣

❶ 指出戰後初期日本的國際地位和對外政策如何

田中角榮 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多邊自主外交」 （1972年7月--1974年11月）
背景
——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擴大經濟活動空間，回應「日本是經濟動物」的國際輿論；
——尼克松沖擊波，中美關系改善的影響，日本獲得了一定的外交自由度。
主要內 ① 日美基軸不變② 亞洲外交③ 新中東政策 ④ 日蘇對話⑤ 中日邦交正常化
三木武夫 「等距離外交」（1974年12月-1976年12月）
背景
三木執政時期正值中日談判締結和平友好條約，蘇聯為了阻止中日友好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不斷向日本施工加軍事壓力，同時極力宣揚日蘇經濟合作，並頻頻向日本建議締結繞過領土懸案的日蘇睦鄰合作條約。
面對蘇聯的外交攻勢，三木主張在加強日美關系、繼續依靠美國核保護的同時，利用中蘇矛盾，左右逢源，在中蘇之間推行「等距離外交」。
後果
中日締約談判由於三木內閣的拖延而中斷，締結日蘇睦鄰合作條約也因領土問題而告吹，同時引起美國的不滿和批評。
『等距離外交』是神話」。「洛克希德」案的發生，三木政權垮台。
福田赳夫 以日美協調為基礎的「全方位外交」 （1976年12月-1978年12月）
糾正了三木的中蘇「等距離外交」，為70年代末期中美日三國在亞太地區共同抗衡蘇聯擴張的反霸格局的客觀形成起了促進作用。
內容
日本不做軍事大國，「並從這一立場出發，為東南亞乃至世界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
日本與東南亞各國之間要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廣泛的領域，「作為真正的朋友建立起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賴關系」；
日本從「對等合作者」的立場出發，「對於東盟及其成員國加強團結合作與堅韌性的自主努力」，給予積極合作。
以這三根支柱為核心的日本對東南亞政策被稱為「福田主義」。
評估
第一次規定了日本和東盟雙邊關系的政治原則，確定了今後日本對東盟外交的基調，標志著日本已經開始從全球觀點出發，把對東盟政策納入了日本對外總體戰略之中，並構成80年代日本推行大國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❷ 日本戰後外交政策是如何發展變化的

戰後日本外交大體分4個階段：
①戰後初期的「追隨外交」。當時日本被美國佔領，喪失外交權。當務之急是爭取美國幫助，重返國際社會。1951年9月，簽訂片面和約，恢復了主權國家地位。1951年和1954年同美國簽訂《日美安全條約》和《共同防禦援助條約》，駐日美軍合法化，並組建日本防衛力量。1956年12月，加入聯合國，此前，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②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實行「經濟外交」。此時，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但國內資源稀缺，岸信介政府提出「經濟外交」口號，即在美國庇護下以經濟力量為手段向外發展，達到發展經濟、培育國力的目的。經濟外交的重點是東南亞。日本通過戰爭賠償、貿易、投資等向東南亞實行經濟滲透。同時還不斷加強與美歐的經濟交流。
③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經濟實力增長，推行「多邊自主外交」。當時，面對中美關系正常化，石油和美元危機的沖擊，美國戰略收縮及調整亞洲政策，日本田中內閣改變了向美國「一邊倒」的政策，走「多邊自主外交」路線。具體內容是：以日美同盟為基軸；藉助中國，抗衡蘇聯，1972年9月，中日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1978年8月簽訂了《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聯系，如制定了「新中東政策」，多方開展對中東、東南亞和非洲國家的經貿聯系與合作。
④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開始「政治大國外交」。1981年5月，鈴木首相訪美，關於「第三次遠航」的談話是個標志，緊接著1982年中曾根內閣公開舉起「要做政治大國」的旗幟。此後，歷屆政府都把「政治大國」當作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為此，日本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實行「科技立國」代替原來的「貿易立國」；增強日元的國際貨幣職能；擴充軍費，由「專守防衛」，轉向「攻勢防衛」；堅持「西方一員」的基本立場，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穩定、發展中日關系，繼續與蘇聯對抗，同時不放棄對話。
⑤冷戰結束後開始全力推進「積極進取」外交，加快向政治大國邁進，「政治大國外交」有新發展。主要表現在：提出以美日歐三極為主導形成世界新秩序；利用日美政治軍事同盟與國際維和行動這兩個框架實現軍事大國化，加強軍事力量，日本軍隊裝備是亞洲最先進的，而軍事開支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在法律上制定國際和平合作法，積極突破向海外派兵的禁區，並且還與美國簽訂《防衛合作指針》，把「日本有事」改為「日本周邊有事」，為日本今後介入地區爭端埋下伏筆；積極開展聯合國外交，為爭取躋身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做准備；調整和改善與中國、俄羅斯的關系，在發展中日關系的同時，防範中國的傾向在加強，日俄關系有所突破，雙方達成暫時擱置北方領土問題，加強經濟合作的協議，但進展緩慢。日本實現政治大國目標，既有許多有利因素，又有許多不利因素，根本問題在於它實行什麼樣的政策，能否正確處理大國關系，能否正確對待世界人民維護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的願望，能否正確對待曾經發動過侵略戰爭的歷史

❸ 二戰之後，日本是怎樣和美國化干戈為玉帛的

其實，美日兩國在二戰後的親密關系，是兩國共同的政治選擇，對於日本而言，這種政治形態有利於日本國內經濟的復甦和發展，對於美國來說，這種狀態成功使日本歸順，發展了民主主義，帶動了美國國內經濟的發展，加強了美國對日本的軍事控制。

但是，從社會學上來說這種外交形態，只是純粹的相互利用。

戰後兩國的態度，也是日本能夠化干戈為玉帛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選擇珍珠港作為日本清算後的訪問地，在此地舉行了追悼儀式，美國對此，並沒有否認自己當時的所作所為，對於日方的這個行為也表示了認可和理解。

除此之外，兩國在二戰後形成同盟關系的原因還有很多，

比如說，當時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國內經濟狀況的要求，日本大和民族傳統的精神追求。

（2）二戰後，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外交關系

1952年4月，日本在二戰後簽訂的條約廢除，再次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國家，由於《舊金山條約》，美國成為了日本最強大的同盟，尤其是在經濟發展方面，通過日美貿易，1954年戰後美國的經濟已經全面改善。20世紀50年代後，日本民間對於美國的態度已經非常親密。並且美國在日本的安全問題上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在這一段時期，美國對於日本來說屬於一個“拯救者”的角色，對於日本二戰後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影響。

❹ 冷戰後日本的外交戰略

http://hck188.blog.163.com/blog/static/244796220051030953180/這上面有全部的復制不完

本文從外交戰略目標、多邊外交戰略和雙邊外交戰略三個方面探討冷戰後日本的外交戰略。展望今後十年，日本為保障本國的安全與繁榮，將在與美國結盟的同時走向「普通國家」。這意味著，日本將在美國的引導下進一步軍事大國化，走向行使集體自衛權。問題在於，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達成其戰略目標，既取決於它的主觀努力，也取決於有關國家的態度。在全球性外交中，日本企圖充當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國際規則的制定者 , 但力不從心，在 90 年代前半期比較重視日美歐三極合作，此後比較重視聯合國。亞太地區是日本力圖有所作為的重點。日美安保體制和以東亞地區為中心的亞太地區合作是重中之重。亞太地區多邊安排的作用增大，勢將降低日本對美依賴程度。日本在一定的范圍內以建立雙邊自由貿易網為基礎推行東亞地區經濟合作，與日美安保體制並不沖突。但是，日本如果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亞地區發展高水平的經濟合作，就會產生與日美安保體制不適應的問題。從長遠的觀點看，日本一邊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同盟，一邊與東亞各國發展經濟合作的戰略具有不可持續性。這規定著，日本可能終將面臨抉擇：如果在軍事上加強與美國的同盟，就要在經濟上與亞洲保持距離；如果在經濟上加強與東亞各國的合作，就要在政治 - 軍事上與美國保持距離。在雙邊層次，今後十年日本在戰略上將相對穩定：一方面，日美同盟仍將是日本外交的基軸；另一方面，日本對華戰略將保持一定的不確定性。

一、外交戰略目標

1 、保障國家安全和繁榮

就任何國家而言，在生存中求安全、在發展中求繁榮都是最基本的國家目標。日本亦不例外。 2003 年 4 月，川口順子外相寫道：「日本外交的目標是確保國家利益，即主要確保日本及其國民的安全與繁榮。」

戰後日本為確保安全，作出與美國結盟的選擇。在美蘇冷戰時期，日美安保體制是日本確保安全的基本手段。日本因而採取雙管齊下的方針：依靠美國的保護，同時發展本國的軍事力量。冷戰後時期，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發生結構性變化：從雙管齊下變為「三管齊下」

戰後日本為確保繁榮，作出優先發展經濟的選擇。貿易立國是日本確保繁榮的基本手段。日本重點開拓美國市場，與美國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程度加深。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後，日本的貿易立國戰略發生結構性變化，海外市場重心逐漸從美國移到東亞。 1985-1995 年，日本與美加墨的進出口總額從 1008 億美元增至 2052 億美元，增長 203.6% ，同期日本與東亞地區的進出口總額從 743 億美元增至 3009 億美元，增長 405% 。在 21 世紀前一二十年，日本面向亞洲的傾向將繼續增強，從而促進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的發展。據估計， 2020 年日本對東盟的進出口總額可能比 1997 年增加 406.52 億美元。 21 世紀的日本在亞洲與美國之間的選擇相輔相成。換言之，日本與美國保持密切的經貿關系並不妨礙它與東亞地區發展經濟合作。在遙遠的未來出現一個東亞經濟圈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

日本日益關注亞洲，有保障國家安全與繁榮的雙重考慮。 21 世紀的日本以東亞為重心構築輪幅型的雙邊自由貿易網，是憑借其經濟發展水平的優勢和經濟實力，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謀取利益。日本從自我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企圖分三步（先與東盟、韓國和中國的台灣地區、然後與中國大陸地區、再與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建立輪幅型自由貿易網，有謀求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的主導權之嫌。 2002 年 11 月 28 日的《 21 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建議：「日本作為東亞的一員，應走的道路在於，加快漸漸萌芽的東亞一體化動向，擔任其先鋒，走向共同前進的共同體的核心國。」 鑒於法國是歐盟的核心國，有理由認為，在建立東亞經濟圈的努力中，日本謀求取得類乎法國在歐洲的那種中心地位。

2 、走向「普通國家」

戰後日本的「普通國家」論系相對於「特殊國家」論而言，是一種謀求改變日本的國家性質的戰略思想。從內涵看，「普通國家」論謀求以普遍性取代特殊性，主張把在軍事上自我約束的日本變成與別國毫無二致的日本。從外延看，日本的「普通國家」化在廣義上是個尚未完成的歷史過程，其內容有二：內在的「普通國家」化是軍事大國化；外在的「普通國家」化是行使集體自衛權。二十世紀 80 年代的「普通國家」論鼓吹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 90 年代以來的「普通國家」論主要謀求行使集體自衛權。這預示出， 21 世紀的日本可能分兩步走向「普通國家」：先是行使集體自衛權；然後成為軍事大國。

80 年代日本的新民族主義者鼓吹軍事大國意義上的「普通國家」論。 1980 年，清水幾太郎主張視日本為「普通國家」。在他看來，「建設一支與『普通國家'日本相稱的國軍，不但與福利沒有矛盾，反而是一切福利的保證」。 「普通國家」論者的主張遭到「特殊國家」論者的反對。在 80 年代，宮澤喜一是「特殊國家」論的代表人物。 90 年代以來日本的「普通國家」論者可分為兩派：以新民族主義者為代表的一派要求大幅度改變日本的外交戰略。石原慎太郎、江藤淳等人在日美同盟和亞洲之間更重視後者。小澤一郎則主張日本在聯合國發揮更大的安全作用。以軍事現實主義者為代表的另一派要求小幅度改變日本的外交戰略，主張加強日美同盟，其代表人物是伊藤憲一、西原正、岡崎久彥等。在兩派中，軍事現實主義者居主流地位，主張日本一邊與美國結盟，一邊行使集體自衛權。

❺ 如何評價戰後日本外交

戰後的日本外交實際上是戰敗國的外交。也就是說作為戰敗國日本當時已經被剝奪了獨立外交的主權，至今日本的外交都是由首席戰勝國美國嚴格監控和指導的。日本外交因為戰敗而意外的走向了這樣的歷史途徑，對於日本的國家雄心來說的確是重大的挫折，但是對日本的整體國運以及國民的切身利益而言卻又是歷史的萬幸。

❻ 二戰後，日本如何與美國化干戈為玉帛的

其實，美日兩國在二戰後的親密關系，是兩國共同的政治選擇，對於日本而言，這種政治形態有利於日本國內經濟的復甦和發展，對於美國來說，這種狀態成功使日本歸順，發展了民主主義，帶動了美國國內經濟的發展，加強了美國對日本的軍事控制。

但是，從社會學上來說這種外交形態，只是純粹的相互利用。

戰後兩國的態度，也是日本能夠化干戈為玉帛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選擇珍珠港作為日本清算後的訪問地，在此地舉行了追悼儀式，美國對此，並沒有否認自己當時的所作所為，對於日方的這個行為也表示了認可和理解。

除此之外，兩國在二戰後形成同盟關系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說，當時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國內經濟狀況的要求，日本大和民族傳統的精神追求。

日本和美國曾經經歷過無數次的對立和友好，在這段關系中，美國一直處於主動地位，在強大的美國面前，日本能做的只有服從。

而美國對日本所採取的各種措施，只不過出於他對蘇聯和中國的牽制。在1971年尼克松訪華之後就迅速的調整了美元兌日元，使日本陷入了經濟危機。

所以我們應該知道國家之間的政治關系，不能只用簡單的友好，或者交惡來看待，這種政治關系可是會隨著利益而變化。

❼ 戰後日本的對外政策

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是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改變的，大體經過五個個階段

一、戰後初期日本沒有外交權（當時日本被美國佔領）。
1951年9月，簽訂片面和約，恢復了主權國家地位。此後，奉行「追隨外交」。

二、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實行「經濟外交」
即在美國庇護下以經濟力量為手段向外發展，達到發展經濟、培育國力的目的。經濟外交的重點是東南亞。日本通過戰爭賠償、貿易、投資等向東南亞實行經濟滲透。同時還不斷加強與美歐的經濟交流。

三、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經濟實力增長，推行 「多邊自主外交」。
以日美同盟為基軸，藉助中國，抗衡蘇聯

四、1981年5月，鈴木首相訪美關於「第三次遠航」 的談話標志著「政治大國外交」的開始
1982年中曾根內閣公開舉起「要做政治大國」的旗幟。
此後，歷屆政府都把「政治大國」當作 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為此，日本作了 一系列的努力：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實 行「科技立國」代替原來的「貿易立 國」；增強日元的國際貨幣職能；擴充 軍費，由「專守防衛」轉向「攻勢防 衛」；堅持「西方一員」的基本立場； 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穩定、發展 中日關系，繼續與蘇聯對抗，同時不放 棄對話。

五、 冷戰結束後開始全力推進「積極進取」外交
主要表現在：提出以美日歐三極為主導形成世 界新秩序；利用日美政治軍事同盟與國際維和行 動這兩個框架實現軍事大國化，加強軍事力量， 日本軍隊裝備是亞洲最先進的，在法律上制定國 際和平合作法，積極突破向海外派兵的禁區，並 且還與美國簽訂《防衛合作指針》，把「日本有 事」改為「日本周邊有事」，為日本今後介入地 區爭端埋下伏筆；積極開展聯合國外交，為爭取 躋身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做准備；調整和改 善與中國、俄羅斯的關系，在發展中日關系的同 時，防範中國的傾向在加強，日俄關系有所突破， 雙方達成暫時擱置北方領土問題，加強經貿合作 的協議，但進展緩慢。

❽ 二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

二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冷戰開始前和冷戰時期前半段，日本奉行基於經濟中心的外交戰略。

第二階段是冷戰結束前後，日本奉行基於「政治大國」理念與「正常國家論」的「國際國家」訴求的外交路線。

第三階段日本奉行基於「大國化」政治訴求的戰略性外交和價值觀外交。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日本從維護本國自身利益出發，對自己的外交戰略也進行了定位，以擺脫「戰後體制」、承擔「國際責任、」「價值觀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對外戰略目標，力求實現與日本經濟實力相對應的政治大國地位等體現要求自主外交的新特點。

(8)戰後日本外交怎麼樣擴展閱讀：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戰後日本70 年：軌跡與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近日在京舉行。在議題為「戰後日本70 年：外交軌跡與走向」的分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員呂耀東概括分析了戰後日本外交政策三個階段的變化。

呂耀東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日本外交同樣深受內政及其外交決策機制的影響。正如日本學者五百旗頭真在《戰後日本外交史》一書中所言：主導戰後日本的主要基本路線有社會民主主義、經濟中心主義和傳統的國家主義三條政治外交路線。

足見外交必然是日本國內政治需要的產物。本文認為，戰後日本外交有著自身特有的發展路徑和特徵，經歷了以經濟外交，改變戰敗國形象，通過「親美入亞」，力求擺脫「戰後體制」，實現「正常國家論」的「大國化」政治訴求等三大發展階段。

呂耀東將日本戰後外交路線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冷戰開始前和冷戰時期前半段，日本奉行基於經濟中心的外交戰略。從佔領期的日本外交准備來看，盟軍總司令部單獨佔領日本後，日本大致確立了日後依託於美國的庇護，回歸國際社會，發展壯大國力的「重建日本」外交戰略意圖。

歷史事實證明，這一外交戰略得到了充分展現與發揮。戰後日本積極主動發展日美關系，得到美國的寬大媾和條件和安全保障措施，日方從日美基軸路線中得到的「外交便利」是顯而易見的。

五六十年代日本奉行吉田主義的經濟外交。基於二戰的慘敗經驗，日本確定了與美國結盟的國家發展戰略，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經濟建設中，這就叫吉田主義。吉田路線不僅使日本經濟在1952年恢復到戰前水平，還在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而成為西方陣營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注重經濟的同時，日本的「經濟中心主義」不排斥加強國際交往的外交互動。日本「回歸國際社會」加入聯合國相關組織的願望，還必須獲得作為常任理事國的蘇聯的最終同意。為了減少吉田內閣時期對美—邊到政策給日本安全帶來的負面影響，鳩山一郎內閣於1956年實現了日蘇邦交，並順利加入聯合國。

日本外務省於1957年首次發布《外交藍皮書》，其中確認了「外交三原則」，即：聯合國中心主義、與自由主義國家相協調、堅持作為亞洲一員的立場。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隨著日本國際經濟地位的提升和經濟大國地位確立，日本外交路線變成加強自主外交，力求參與主導亞洲事務。

日本在堅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進入了自主外交的探索時期，基本特點是追求自主性和外交渠道多元化。具體表現在加強自主外交以取得戰略主動及擴大國際社會發言權，同中國邦交正常化，簽署了和平友好條約，提出福田主義，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的經濟外交成為緩解本國能源危機的重要手段，經濟問題成為事關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政治問題。

第二階段是冷戰結束前後，日本奉行基於「政治大國」理念與「正常國家論」的「國際國家」訴求的外交路線。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確立起作為「國際國家」的政治大國理念，力求在新的國際秩序構建中發揮主導作用，希望成為與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參與國際事務的國際國家，經濟優先的觀念轉變為經濟政治並重。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外交已在全球鋪開，重點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加強與歐洲國家的關系，突出表現在把自己提升到日美歐三極中的一極，尋求歐洲對日本大國化戰略的支持。

冷戰後的日本的國家發展理念分為兩個立場，一是繼續走經濟中心路線的立場，二是重視日美同盟關系，參與國際事務，走政治大國道路。

1995年8月15日，「村山談話」承認殖民和軍國主義侵略並道歉，尚屬堅持和平主義的范疇，但是這種官方立場最後還是發生了不能信守承諾的反復，導致與周邊國家關系的不確定性。傾向於政治大國的「正常國家論」一類理念的出現，對日本的整體外交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第三階段日本奉行基於「大國化」政治訴求的戰略性外交和價值觀外交。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日本從維護本國自身利益出發，對自己的外交戰略也進行了定位，以擺脫「戰後體制」、承擔「國際責任、」「價值觀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對外戰略目標。

力求實現與日本經濟實力相對應的政治大國地位等體現要求自主外交的新特點。強調制定對外戰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