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戰爭是由日本參謀設計的

① 日本對中國發動了幾次侵略戰爭

中日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四次戰爭，這些戰爭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區域沖突，每一次戰爭都是大規模和結構性的，每一次戰爭都是在維護和創造東北亞的體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戰爭是中日關系中的一種宿命和常態。
1.第一次中日戰爭，唐破百濟及日本援軍之白江口大戰(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龍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
由於日本開化遠遠晚於中國，當中國已經經過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隋而入盛世唐朝時，日本才在5世紀初步完成了國內統一，之後形成了被中國史書稱為「倭國」的統一國家，而統一後的大和——倭國，正處於由奴隸制向封建制度轉化的過渡時期。在這一階段，當時東亞乃至歐亞大陸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國唐朝，為日本提供了整理其內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權和封建制度的先進國家體制參考。經過有意識的一代代大批向當時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學習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開始全面效仿唐朝對日本的國體和政體進行改革，這就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大化改革」後的日本增強了天皇和中央政權的權力，日本開始逐步擺脫以前日本本土上眾國林立、四分五裂、並一度依附朝鮮半島上較強的國家的局面，開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發生的事情。
而當時曾一度為漢代中國疆域的朝鮮半島，由於漢帝國衰退後中國數百年的中心區域混亂，而進入了一種無序的狀態，然後在公元4世紀後陸續出現了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各自獨立的國家，由於沒有更高的區域性的權威力量制約，這些國家相互間長年陷入戰爭和對抗狀態。而為各自的生存，這三國又分別向朝鮮半島外的唐朝和日本尋求結盟，最後形成了當時的大和日本(倭國)、百濟、高句麗為一方，唐朝和新羅為另一方的戰爭對抗陣營。
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戰爭是663年8月進行的白江口之戰。659年，百濟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蘇定方率軍13萬征百濟，新羅以5萬精兵接應，唐、新羅聯軍迅速擊潰了百濟，俘虜了百濟國王義慈。義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殘部，企圖復國，於660年向日本求助，並要求放回作為人質的豐璋王子，日本當時在位的齊明女皇答應福信的請求，送回豐璋王子，並於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親自指揮與唐、新羅聯軍的戰斗，卻因勞累過度而病故，出征計劃擱淺。
662年，日本組織大量戰備物資援助百濟，5月，援百濟將軍阿曇比邏夫率170艘船師抵達百濟。663年8月，日本又派盧原君率援軍萬余，渡海趕赴白江口。同時，唐、新羅聯軍決定進攻百濟豐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將劉仁願、劉仁師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進擊，由唐將劉仁軌、杜爽、百濟降將扶餘隆等率水軍，從熊津江前往錦江下游的白江口，與陸軍配合，夾擊周留城。
13日，豐璋王為迎接日本援軍，率水軍候於白江口，17日唐、新羅的水軍和日本船師同時抵達，兩軍交戰。當時日本戰船有400餘艘，唐、新羅聯軍只有170艘，兵力也處在劣勢，在三回合較量中，雙方未取得決定性戰果，到18日，兩軍第四次會戰，由於日、百濟方高估了己方優勢，輕視唐、新羅聯軍的實力，盲目拼殺，結果大敗，400餘艘戰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殘軍投降，百濟國滅亡。
白江口海戰勝利後，唐朝繼續對高句麗用兵，因此未能懲罰倭國與百濟聯合與唐朝發生戰爭的行為，唐朝始終與當時的倭國保持聯系，但密切程度已經低於聖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這段期間與中國隋唐兩朝的關系。而日本方面由於始終擔心唐朝對日用兵，同樣未能主動發起更大規模的與唐朝密切聯系，而這一切，由於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後完全改變。日本在白江口海戰敗於中國之後，更激發了向唐朝學習的熱情，開始派遣規模更大、次數更多的遣唐使，中日兩國歷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時期終於開啟，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單獨結束派遣遣唐使，才結束了這一中日歷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時期。
白江口之戰的慘敗，使日本意識到自己的實力尚不足以與中國抗衡，於是此後的幾百年間，他們一直與中國修好，並派遣十幾批「遣唐使」，全面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和政治、經濟領域的先進經驗和技術，而其國內經歷了天皇集權、攝關統治(由權臣擔任攝政、關白實際掌權)、院政(由天皇讓位於子弟，自己稱「上皇」、「法皇」，實際仍行使政治權利)、戰國大名紛爭等時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續九百餘年，其間雖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維持，直到豐臣秀吉一統日本。而這一切，都是由於白江口中日一戰，創建了全新的朝鮮半島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經戰爭失敗後而對唐朝尊敬有加的雙重原因。

2.第二次中日戰爭:元朝及高麗入侵日本之戰(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兩個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後、建立了以華夏農耕中國為核心區域、但同時跨越游牧區域和漁獵區域的、完全不同於傳統農耕中國的中國正統朝代之一。元朝是由發源於中國西北方的草原地帶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農耕區域發動全面擴張歷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興旺的頂峰，建立了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蒙古帝國分裂後，其分裂的碎塊構成了今天世界體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國家，而蒙古人在東亞的經營，事實上為在疆域擴張問題從本質里保守的華夏中國，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擴張和融合的時期。
今天的中國大地域版圖，首先是在元代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國同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具有正統地位、而且為後世中國留下重大遺產的朝代。元代同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主動向周邊區域擴張全面發動戰爭、以期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安全秩序的時期，僅這一點，就足以使元代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區別。而從現代國家和國際體系的眼光來觀察，元代的周邊擴張其實同樣代表著一種經濟和安全的理性，即盡可能地擴大核心統治體系的范圍，消除任何潛在的破壞秩序的可能，同時創造大地域的貿易交換。
從安全和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元代中國的對外擴張其實有很多資本主義和大工業生產興起後的現代性，而元代對日本的二次戰爭和戰爭失敗，同樣是影響了隨後中日各自歷史的重大戰爭事件。自從唐代後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國脫離外交關系長達4個世紀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後，企圖改變這種情況，使日本與其他政權和民族一樣臣服於蒙古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忽必烈數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為日本政府拒絕。
公元1270年，蒙古使節第五次到達日本，傳達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貢，蒙古人即將出兵，當時18歲的日本執政者北條時宗(1251—1284)堅決拒絕這一要求，並壓制了其他人的妥協態度，下令西國的守護和地頭准備防禦。忽必烈聞此訊後，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絕的憤怒與恥辱，他不顧蒙古與南宋激戰正酣，下令准備軍隊、船隻、糧餉，向日本發起戰爭攻勢。日本軍隊也在北條時宗的命令下嚴陣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風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為此高麗人、漢人被迫造船、運糧餉，充當士兵，他們深受其害。但忽必烈執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唯虜驚四境而歸」。其實元朝軍隊僅僅在戰爭開始階段取得了一些戰果。以後則屢戰屢敗。
盡管日本人的武器無法與蒙古人的長距離武器相匹敵，他們的指揮官也不如久經戰場考驗的蒙古軍隊領袖那樣有經驗，但他們擅長於面對面的搏鬥，而戰斗過程中突然降臨的暴風雨使蒙古軍隊和船艦在退往曠海中時損失慘重，他們不得不無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東征日本以失敗告終。這在蒙古興起後的戰爭史中是極其罕見的。蒙古人戰無不勝的神話在海戰中破滅。
忽必烈聽到征服日本失敗的消息後，感到非常震驚，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攜書前往日本，並以強硬的態度要求日本納貢，否則將訴諸於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絕了元朝統治者的要求並處死了使節。忽必烈與他的祖父一樣，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國，他一方面招募軍隊、籌集資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貢，否則元軍將至。北條時宗再次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並積極策劃遠征高麗。忽必烈別無選擇，他於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殺使臣為由，集結南宋新投降的10萬人組成一支大軍遠征日本。兵分兩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麗、漢軍4萬，從高麗渡海;阿塔海、範文虎、李庭率新附軍乘海船9000艘，從慶元、定海起航。
元朝的二路大軍約定6月以前會於壹岐島及平壹島。高麗國王也為元朝提供了1萬軍隊，1500名水手，900隻船和大批糧食。然而，人數多、輜重多的元南方軍隊行動遲緩，沒有按預定時間與東路軍會合，東路軍在等待無望的情況下，從合浦出發，侵襲日本對馬、一岐兩島後，進抵築前志賀島登陸。日本守軍已有前次抗擊蒙古的經驗，他們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構築防禦工事，並以精銳部隊開進志賀島(志賀島與九州之間有陸路可通)，與東征元軍進行了激烈戰斗。元軍戰敗，退至鷹島、對馬、一岐、長門等地，與姍姍來遲的江南軍會合。

然而會合後的元軍不但不積極進攻，反而因高麗、漢、蒙古統率之間的矛盾而不能協調作戰。這樣，蒙古軍在毫無蔭蔽的前提下，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兩方對峙達兩個月之久，蒙古軍隊無法取得勝利。兩個月之後，即8月15—16日，一場巨大的台風襲擊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風襲擊下，蒙古東路軍損失1/3，江南軍損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殺或溺死。漢文史料也記載到，由於元軍戰船「縛艦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風襲擊下「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號呼溺死海中如麻」。統率範文虎臨陣脫逃，「獨帆走高麗」。蒙古人第二次東征日本又以慘敗而告終。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總結教訓，反而於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東北女真人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隻、高麗人為他提供糧食。但由於國內經濟形勢每況愈下，忽必烈終於在公元1286年屈服於客觀力量短缺的壓力，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至此，元朝與日本的軍事關系以元朝的失敗而結束。
忽必烈與日本對戰的失敗代表著當時具有最高軍事組織能力和技術水平的蒙古軍事力量，完全不適應與大陸作戰不同的海上登陸作戰，而事實上，在與蒙古軍隊對陣過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樣沒有真正的軍事優勢，其勝利是由於入侵蒙古所進行的跨海登陸作戰，本身極為復雜，要依靠大量的當時尚未被人類掌握的技術，諸如對台風天氣的預報和多波次連續的登陸進攻。事實上蒙古軍隊在所有無法展開其騎兵優勢的戰場，如安南、爪哇和高麗都遭遇了失敗，這也是蒙古擴張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過程。
而從亞洲體系的角度來看，蒙古侵日的失敗，使日本始終游離於東亞大陸體系之外，並保持著相應的入侵大陸的力量，蒙古入侵失敗後，很快發生的日本對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入侵，都從另一個角度證實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對蒙古元帝國秩序的威脅。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試圖建立大陸主導的東亞統一帝國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華帝國秩序外的日本，最終被證明是中國的心腹大患。
3.明朝出兵援助朝鮮對豐臣秀吉之戰(公元1592年、1597年，明萬曆十九年、萬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祿元年、慶長三年)
在日本的對外擴張歷程中，日本人為日本的大陸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調，以至於影響了日本以後的歷史，直至今天仍被日本人認為是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實質上是日本歷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過於豐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對外擴張的瘋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豐臣秀吉的行徑就一目瞭然了。
豐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戰國大名織田信長(日本「戰國」時代勢力強大的封建領主)部下為將，因屢建戰功，漸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織田信長被家臣襲擊，被逼自殺身亡，豐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擁立「後陽成天皇」，自己則冠以「豐臣」。1585年任關白(相當於「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當於「攝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統一。1591年將職位讓給其養子豐臣秀次，自稱「太閣」(相當於「國老」)，改而專事「海事征討」謀略及計劃實施。
豐臣秀吉以武力統一了戰國時代大名紛爭的日本後，自感實力強大，迫不及待地發動對中國的戰爭。早在戰國紛爭階段，他奉命征伐時，就說過:「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時說:「如今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晉升，鄰國在握，財富充裕，已無他求。唯望自己的名聲和權勢遺留後世。待日本諸事穩定後，將讓日本於兄弟，自己為征服朝鮮和中華，決意渡海。」1587年他在給愛妾淺野氏的信中說:「在我生存之年，誓將唐(明)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
1590年他致信朝鮮國王，要求借道進攻中國，遭拒絕後，他於1591年把關白職位讓給養子豐臣秀次，自稱「太閣」，在松浦郡建造名護屋城，作為作戰大本營。1592年4月，出兵朝鮮，豐臣秀吉宣稱此次戰爭不是對朝鮮而是對明朝，朝鮮只是路過，這從5月18日發布的遷都北京准備令里也有體現，該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國和日本的官職，對朝鮮未做安排。豐臣秀吉認為兩年內就可以遷都北京，自己將定居寧波，然後主持對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鮮後，豐臣秀吉坐鎮名護屋為統帥，宇喜多秀家擔任前線總指揮，黑田長政、小西行長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進擊，並迅速攻佔朝鮮京城和大片國土，但由於其海戰能力弱，被朝鮮將領李舜臣通過兩次海戰，殲滅了日軍精銳部隊，致使日本陸軍的北進受到牽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軍李如松部近5萬人與朝鮮軍隊配合，相繼收復失地，日軍退縮，豐臣秀吉提出議和，第一次戰爭暫告結束。
由於豐臣秀吉無法滿足於當時明朝中國在華夷體系內預留給日本的地位，此後兩年多的中日和談最終失敗。1597年1月，日軍再次進攻，黑田長政在稷山被明朝軍隊擊敗，海軍也被李舜臣在鳴梁海面重創，明朝援軍繼續入朝，進擊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長部隊。1598年8月18日豐臣秀吉憂郁而死，日本撤軍，到12月全部撤出朝鮮，第二次侵朝徹底失敗。另一位日本封建領主德川家康也取代了豐臣秀吉的勢力，建立統一的日本戶幕府。這次侵略戰爭的失敗，使日本又意識到與中國作戰的時機不成熟，於是江戶幕府馬上又採取對中國表面上睦鄰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維新後，中日間又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第四次中日戰爭。
豐臣秀吉在日本歷史上，被認為是將日本從各地大名統治中統一起來、建立事實上的全國統一封建軍事政權蘺藩體制的締造者，因此在日本歷史上自有其應有的歷史地位。但在東亞視野之內，豐臣秀吉是對當時的以中國為中心、包括朝鮮在內的亞洲天朝禮治體系的挑戰者，企圖帶領日本從邊緣地帶出發，經過統治和奴役朝鮮，進而入主華夏，建立新的亞洲統治。因此豐臣秀吉和他所領導下的日本事實上成為對華夏文明挑戰的新的邊緣勢力，成為歷史上中國一直在不停地與之斗爭的新夷，因此使日本擺脫了在過去近千年歷史中已經與華夏文明形成的暫時和諧，而開始新一輪的戰爭和對抗。
盡管豐臣秀吉所主導的對朝鮮和明朝的戰爭失敗，而且豐臣秀吉本人死後其事業立即轉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時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實行了260餘年的閉關鎖國，因此日本在此期間未與朝鮮和中國發生新的沖突。但豐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義對外擴張的方式和大陸政策，卻在日本的國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成為日本歷代統治者均奉行的大陸擴張戰略目標。
所以豐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擴張的始作俑者。但在他的時代和這之前和之後一樣，日本始終缺乏向大陸擴張的深厚潛力，因此日本命中註定要在大陸中國的長期對抗中失敗，但在日本的國家體制和國家生存的理念中，豐臣秀吉是明確了經朝鮮而中國的大陸擴張模式的第一人，豐臣秀吉時代完全失敗的日本朝鮮半島和對中國大陸擴張，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維新後重又卷土重來。

4.第四次中日戰爭:從甲午海戰、盧溝橋事變到抗戰勝利(1894年至1945年)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逐步走向對外擴張的道路，並將中國作為對外擴張的主要對象。1888年日本參謀本部擬制了《清國征討方略》，其中不僅有詳細的中日雙方戰略形勢、作戰計劃，而且有戰後處置中國的辦法。1894年7月，日本發動旨在吞並朝鮮、掠奪中國遼東等地的甲午戰爭。日軍攻佔大連、旅順、海城等地。日軍侵佔旅順時，不分軍人平民，男女老幼，見人就殺，先後屠殺6萬餘人，旅順城僅有36人活了下來。1895年，日軍先後侵佔中國威海、鞍山、澎湖、台北、台南等地，借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和《遼南條約》，攫取2.3億兩白銀巨額戰爭賠款，並割走台灣。1900年，日本參與八國聯軍，出兵達2.2萬多人，攻陷天津、北京，借《辛丑條約》從中國掠走近4000萬兩白銀，並取得在中國天津、北京等華北心臟地區的駐兵權。1904—1905年，日本借日俄戰爭的勝利，吞並了遼東半島，又將東北北部和蒙古東部納為日本的勢力范圍。1906年，日本成立關東都督府，加大對東北的殖民統治。1912年，日本策劃「滿洲獨立」，企圖分裂中國。
1906年，當時在參謀本部任參謀的田中義一中佐，向陸軍元帥山縣有朋提交了一份題為《隨感雜錄》的長篇意見書，闡述了在日俄戰爭中所感知的經驗與教訓。山縣熟讀之後，贊許不已，下令田中草擬國防方針案，這就是次年4月4日出台的日本歷史上第一份《帝國國防方針》。《方針》中昭然地寫明「吞食的對象是中國和朝鮮」，為實現這個目標，「陸軍需要25個常設師團，海軍需要戰艦2萬噸共8艘、裝甲巡洋艦1.8萬噸共8艘」。為滿足軍力的財政需求，日本專門成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一面以每股200日元的價格，鼓動日本民眾購買股票，另一面藉此機構加緊對中國東北的經濟侵略和掠奪。
與此同時，在日本社會中也興起了「國家主義」思潮，在黑龍會系頭目頭山滿以及許多學者，如高山樗牛、德富蘇峰等鼓動下，日本國民開始以「大國民」身份自居，響應政府的號召，紛紛為日本的軍力發展出錢出力，吶喊助威。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日本政府趁火打劫，認為這是向中國內地伸展勢力的好機會。海軍總部一度決定向武漢增派軍艦，陸軍則認為根本解決滿蒙問題的時機已經來到。此時，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利益和政策相互制約，日本才暫時在對華問題上沒採取大動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趁「歐洲的大禍亂」，輕松地搶佔了德國在中國山東和南洋的全部權利。1914年10月6日，日軍佔領濟南後，將山東鐵路完全置於自己控制之下，並要求中國政府撤去警備鐵路的中國官員和憲兵。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嚴重抗議。可是，日軍非但沒有撤軍，反而向當時的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欲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其中包括要求中國的港灣和島嶼不得讓渡或租借給他國，聘用日本人為中國的政治、財政和軍事顧問等等。
一戰給了日本諸多「天佑」的機會。戰後日本成為亞洲最大的工業國，正式躋身世界一流強國之列，海外殖民地和保護國已經超過了本身的國土面積，經濟實力已名列世界第5位，高校也增加了4倍，鐵路交通也大有改善，民間企業和個人紛紛為國家籌資，以期在國家的對外擴張中贏利。
1917年，日本一度提出要修建朝鮮半島與日本本州島之間的對馬海峽海底隧道，以加快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步伐。但是，鑒於耗資巨大和工時過長，該計劃才作罷。
1919年8月，一個在中國流浪10年的日本年輕人北一輝寫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強烈主張建設天皇直接統轄下的「新日本」，進而建立成一個一統亞洲、規模宏大的亞太帝國。這就是後來「大東亞共榮圈」的雛形，也是日本式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原版，足足影響了日本20多年。
「日本帝國理想」也在軍方蔓延滋生。1921年10月27日，在德國的巴登—巴登溫泉的一所蒸汽浴室里，3名出國學習的青年軍官(其中有後來成為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光著身體泡在霧氣蒸騰的礦泉中，就日本國家發展方向的大問題達成共識。回國後，他們決定組成一組11人的核心力量，其中有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河本大作、礬谷廉介等，他們都是後來炸死張作霖、發動「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乃至太平洋戰爭的主犯。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提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就是全面系統地闡述對華侵略野心的《田中奏摺》。此後，日本開始有計劃地在中國部署兵力，實行「大陸政策」。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所屬獨立守備隊駐柳條湖鐵路分遣隊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士兵，在中國軍營——北大營南六七百米處的柳條湖，點燃了預先安放在鐵軌下的炸葯，炸毀一段31英寸的鐵軌和枕木。事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10時40分，日軍第29聯隊開始向沈陽攻擊，「九一八事變」由此爆發。
至此，日本侵略中國吞並中國領土，肢解中國的戰略意圖已經十分清晰。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侵略的不斷擴大，最終導致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的中國全國抗戰。抗日戰爭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中國經歷了戰略潰敗、戰略僵持、敵後戰場、戰略反攻的不同戰爭階段，當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全面擴張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達到頂峰時，它也就走向了全面潰敗。1945年，在中蘇美英各國的聯合軍事打擊之下，數十萬日本最後戰略預備隊日本關東軍，頃刻間土崩瓦解，在其本土已經遭受全面轟炸，所有海外交通線已被切斷，整個日本即將被扼殺的同時，日本的關鍵性軍事力量卻始終陷於中國大陸，無法回應本土，在地獄之火原子彈爆炸之後，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被從明治維新後全面擴張的亞洲大陸上，被重新打回其本土數島，失去了其擴張而來的所有權益，其本土被軍事佔領，成為至今仍是必須服從美國的二流國家。

② 甲午中日戰爭發生的背景是什麼

日本：1868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開始天皇資本主義道路，國力日漸強盛。當時的日本，正交叉進行兩次工業革命，1888年，日本產業革命出現高潮，因此急需對外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

但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國內本身就資源匱乏、市場狹小，加之國內封建殘余勢力的濃厚及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的尖銳，因此以天皇為首的日本統治集團急於從對外擴張中尋求出路。

清朝：當時中國處於清朝晚期，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掀起了一場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在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方面向歐美看齊，因此清朝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景象。

清朝於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師，成為亞洲一個強大的海軍力量，但清朝並未像日本那樣變革國家制度，因此「中興」並未能使中國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此時清朝政治十分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官場中各派系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國防軍事外強中干，紀律鬆弛。

(2)哪些戰爭是由日本參謀設計的擴展閱讀

明治維新的日本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對外積極侵略擴張，確定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

此時的清朝是一個通過洋務運動迴光返照的帝國，政治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官場中各派系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國防軍事外強中干，紀律鬆弛；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步向帝國主義過渡，日本的侵略行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持。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軍節節敗退，被迫向宗主國清朝乞援，日本乘機也派兵到朝鮮，蓄意挑起戰爭。

③ 日本參與的侵華戰爭有哪些

甲午戰爭
八國聯軍侵華
侵華戰爭

④ 列舉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略者製造的五次侵華事變 哪些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晚，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由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並嫁禍於中國軍隊。這就是所謂的「柳條湖事件」。日軍以此為借口，突然向駐守在沈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由於東北軍執行「不抵抗政策」，當晚日軍便攻佔北大營，次日佔領整個沈陽城。日軍繼續向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廣大地區進攻，短短4個多月內，128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日本國土3.5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3000多萬父老成了亡國奴。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日本對中國東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變前，它已通過日俄戰爭奪取了旅順、大連和滿洲鐵路沿線並派兵駐扎，這正是它能夠陰謀進行事變的前提。
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就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系」。同年7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
從1929年起，日軍陸軍參謀本部和關東軍在中國東北三省先後秘密組織了四次「參謀旅行」，偵察情況，制定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案大綱」，確定了以武力侵佔中國東北的具體步驟；7月，陸軍參謀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調運至沈陽，對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月，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國師團長會議上叫嚷：滿蒙問題只有用武力解決。隨後進一步做了發動此次戰爭的各種准備。
「九一八」事變揭開了日本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紛紛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東北人民奮起抵抗，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先後出現了東北義勇軍和各種抗日武裝。1936年2月，東北各抗日部隊統一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聯軍團結廣大群眾， 進一步開展了廣泛持久的抗日武裝斗爭，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抗戰.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吞並中國、稱霸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而採取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驟。早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系」。同年7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1931年，日本軍部秘密制訂了有關侵略我國東北的方針、步驟和措施。在完成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周密准備之後，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了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
一二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為了轉移國際視線，並壓迫南京國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於1932年初在上海不斷尋釁挑起事端。1月28日晚，突然向閘北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隨後又進攻江灣和吳淞。十九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的率領下，奮起抵抗。

華北事變
1935年駐華日軍為了進一步侵略中國而策動華北各省脫離南京中央政府，實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其目的是為分離和蠶食華北。1933年駐華日軍以武力迫使南京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定》後，由於戰略重點轉向准備對蘇作戰和防範英、美，其侵略方針由單純的武力征服改變為在繼續准備發動武力進攻的同時，全力推行「華北自治運動」。
七七事變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侵吞我國東北後，為進一步挑起全面侵華戰爭，陸續運兵入關。到1936年，日軍已從東、西、北三麵包圍了北平。從1937年6月起，駐豐台的日軍連續舉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
1937年，駐華日軍悍然發動「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抗日戰爭爆發。
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的日本駐軍在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徑自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所謂軍事演習，並詭稱有一名日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今盧溝橋鎮）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一無理的要求。日軍竟開始攻擊中國駐軍，中國駐軍第29軍37師219團奮起還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當華北戰事一天天擴大的時候，1937年8月13日日軍又在上海發動了進攻。宛平城的槍聲掀開了全民抗日的序幕。
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它鯨吞中國的野心而蓄意製造出來的，是它全面侵華的開始。全面侵華，在中國建立殖民統治，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推行的方針。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在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時，迅速走上了擴張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並制定了以中國、朝鮮為主要侵略對象的所謂「大陸政策」。本世紀初葉，日本於日俄戰爭後取代俄國，在中國東北擴大殖民勢力，屯駐關東軍，設立殖民機構「南滿鐵路公司」，把東北作為對中國殖民擴張的基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利用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極力擴大對華侵略，出兵山東，脅迫袁世凱接受日本妄圖鯨吞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國內地。一次大戰後，日本企圖通過加緊掠奪中國、朝鮮和其他亞洲國家，擺脫政治、經濟危機，在1927年的「東方會議」上對侵略中國問題進行了精心策劃。1931年9月18日，日本對我國東北發動突然襲擊，3個多月就佔領東北全境。翌年日軍進攻上海（一二八事變 ），並攻佔大片華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在華北搞所謂「自治運動」，妄圖長期佔領這些地區。1936年日本制定的總體戰略計劃——「國策基準」出籠後， 日本舉行了一次「將官」演習，向參加演習的將官交代了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的戰爭部署。此後，日本增兵中國東北，抽調精銳部隊關東軍進駐平津一帶，頻繁舉行軍事演習進行挑釁，伺機挑起戰爭。 1937年7月3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向日本政府提議立即給中國以打擊，隨即於7月7日發動了「蘆溝橋事變」（即「七七事變」）。7月9日，中日雙方交戰部隊曾達成口頭停火協議。但同時，日本乘機從中國東北和朝鮮抽調2萬多軍隊和百餘架飛機投入華北地區。7月17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制定了《在華北行使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日本政府決定動員40萬兵力，妄圖用武力滅亡中國。

另外，還有張北事變，察東事變，上海事變等

⑤ 日本是怎樣挑起甲午戰爭的

甲午戰爭的主要發動者是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朝鮮東學黨起義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導火線。
乘東學黨起義設計出兵朝鮮
1894年5月初，朝鮮東學黨起義蓬勃發展，勢如破竹，大敗官軍。朝鮮鑒於局勢危急，擬請中國派兵助剿。根據中日《天津條約》規定：「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中國派兵很可能促使日本也同時派兵，因此，清政府和朝鮮政府在派兵問題上均態度謹慎。
日本卻乘機慫恿中國出兵。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奉命多次向清政府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凱表示，盼望中國「速代戡」，日本政府「必無他意」。清政府信以為真。5月31日，全州陷落。6月1日，朝鮮決心向中國借兵。3日晚，朝鮮正式請中國依據壬午、甲申先例派兵代為助剿。
清政府為慎重起見，發布派兵諭旨前，再次與日本駐天津領事和駐朝公使進行確認，日方口頭上均表示理解與支持。中方還具體詢問了中國派兵後依照條約照會日本的途徑。5日，清政府下達派兵諭旨。次日，令駐日使臣汪鳳藻和總署分別照會日方。照會說明中國派兵是應朝鮮之請，軍隊主要任務是助剿，「事竣後即撤回」。
然而，日本所謂的「盼華速代戡」，「必無他意」，完全是虛飾之辭。東學黨起義迅速發展時，日本軍事當局已秘密著手軍事動員。以伊藤博文為首的政府當局，尤其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態度甚為積極，認為此時是恢復日本在朝鮮勢力的良好時機，不可失之交臂。由於當時漢城、釜山、仁川等地均無危險，日僑居地毫無波及，出兵未免貿然，為此，寄希望於中國派兵，然後以《天津條約》的同等派兵權堂皇出兵，因此授命杉村積極慫恿中國出兵，即其中一個步驟。所以，當6月2日接到杉村急電，報告朝鮮政府已向袁世凱提出借兵請求時，正在官邸召開內閣會議的伊藤博文立即派人請參謀總長有棲川熾仁親王和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參加會議，秘密決定出兵朝鮮，得到明治天皇裁可。3日，朝鮮才正式請中國派兵，5日清政府下達派兵諭旨，6日派聶士成率所部赴朝，並於當天命汪鳳藻等依照條約知照日本。而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5日下午就偕同外務省和海軍軍令部官員及所率部隊乘巡洋艦出發了。可見，日本在朝鮮正式請求中國派兵前一天、中國正式派兵赴朝前4天，就已做出派兵決定。而日本軍隊則在中國軍隊啟程前一天，也即汪鳳藻等照會日本前一天已經出發。此後不斷增兵，人數之眾，組織之嚴密，遠在清政府之上。
日本派兵非應朝鮮之請，預先又毫無溝通，令中朝兩國大感意外。但日本在7日致中國的照會中反復表示，派兵目的在於「保護使署、領事及商民」，「無他意」，保證「毋生事端」。為此，清政府在「無須多派，更不宜入內地」的前提下未表反對，強調兩國軍隊「一俟事竣即撤回」。
日本既成功實現派兵，便一改派兵理由，並將責任推給中國。清政府所派軍隊只駐扎牙山一帶，日本卻不僅不斷大量增兵，且軍隊「徑抵漢城」。朝鮮政府驚恐不已，立即派人萬般勸阻，但日本一概不理，進而宣稱，派兵是因中國派兵之故，要朝鮮與中國商辦。陸奧宗光更在回復清政府的照會中聲稱，日本此次派兵系根據日韓《濟物浦條約》中的權利。日本除遵照中日《天津條約》行文知照中國外，關於其軍隊多少，及進退動止，毫無受清政府掣肘之理。最後則表示，將節制本國軍隊，「決無妄行沖突之虞」。至此，清政府深感日本手段「陰鷙極矣」。
情急之際，朝鮮政府於11日與起義軍簽訂休戰協定。次日，清政府決定依照中日《天津條約》與日本展開撤兵交涉。
不「照約」撤兵反留兵挾議
「照約」撤兵中的「約」，中方一般指1885的中日《天津條約》，日方還聲稱依據1882年的日韓《濟物浦條約》，但兩者的基本精神一致。其實，中日《天津條約》有關中日駐兵問題的規定，恰是為了約束《濟物浦條約》的相關條款。《濟物浦條約》規定日本使館置士兵若干備警，如朝鮮兵民守律，一年後撤兵。這一規定在甲申事變後簽訂的日韓《議增續約》第五款中被延引。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議定中日《天津條約》關於中日駐兵問題時，鑒於剛剛訂立的《議增續約》第五款，著意商定「彼此盡數撤回」，目的就在於避免中日兩國「滋端」。可以說，中國依據中日《天津條約》已足以為憑。如果一定要強調兩者差別，問題只在於中日雙方是否均需酌留、酌留人數多少。
清政府令袁世凱和汪鳳藻在漢城和東京同時展開撤兵交涉，但日本志不在此。伊藤博文面對汪鳳藻的質問，一邊稱派兵稍多是因道遠接應難，一邊透露留兵代議善後之意，又答應亂定兩國撤兵。清政府提出全羅道已克復，希望照約撤兵，伊藤等卻聲稱大鳥並無相應電報。也就是說，朝亂平定與否，朝中兩方的聲明均不足為據，需完全以日方駐朝代表的報告為准。
其實，6月14、15日，日本在騎虎難下的情況下召開內閣會議，確定了以不撤兵和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為基乾的新的挑釁政策，以窘中國。日本外務省於15日午後致電大鳥，令無論如何不可撤退駐軍，並令立即派遣使領館人員赴暴動地方調查實況。而調查務令緩慢，且必須作成與和平狀態相反的報告。
陸奧宗光曾公然表示，所謂改革朝鮮內政不過是用來促成中日沖突的外交上的一種手段而已。日本提出的改革朝鮮內政案即「陸奧三條」，包括：一、日軍與清軍會剿朝亂；二、兩國派員改革朝政及稅務；三、兩國派員教練朝軍，使其能自我靖亂。陸奧三條均已超出條約范圍。為此，清政府照會日本，中日《天津條約》規定亂定撤兵，朝鮮政府已告知不煩中國軍隊助剿，自然不存在兩國會剿之說。中國不幹預朝鮮內政，日韓條約又承認朝鮮自主，尤其沒有干預內政之權。因此，「均難於約外另商辦法」。
中國發出照會當天，日本內閣在首相官邸舉行臨時會議，次日舉行御前會議，決定向中國提出拒絕書。內稱，中國不同意日本會剿及辦理善後，日本「不能同見」。日本的基本立場是「不能撤兵」，「斷不能撤」。陸奧自稱這是日本政府對於中國政府的「第一次絕交書」。日本提出第一次絕交書後，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按照當時形勢，戰爭已不可避免。然而採取何種手段做成開戰口實，又不負開戰責任，尚需考慮。日本擬仍以改革朝鮮內政為借口激起中日沖突。
在各國調停中不宣而戰
日本露骨地留兵挾議，英、俄等列強也看出這只是一個借口，它們不會坐視自己在遠東的利益受損。當清政府提請英、俄兩國出面調停時，俄、英先後同意通過各自駐日和駐華公使出勸日本與中國約期同時撤兵。
日本先用巧妙的說辭影響了俄國駐日公使希德洛夫。日本再三向希德洛夫表示，「日本政府除希望確立朝鮮之獨立及和平外，絕無他意」，待朝鮮國內形勢完全回復平穩時，當撤退「朝鮮境內所有日本軍隊」。希德洛夫受此蒙騙，對於調停一事不表熱心。這一立場影響了俄國外交部。
對於繼俄國之後出面調停的英國，日本則充分利用英俄矛盾，採取緩兵與拉攏之計。經英國駐日代理公使巴健特多次敦促，7月初，日本不得不派駐華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就撤兵、朝鮮內政改革等問題來與總署展開數次會談。但小村只負責通信，並無商議之權。會談中，小村在先撤兵、後商議，抑或先商議、後撤兵問題上，始終與中國唱反調；在起義是否平定問題上也堅持與中國相反的立場。
14日，小村突然將日本政府的意見照會中國，稱中國仍主張先撤兵，而不遵從改革朝鮮內政之意，是無意息事。嗣後有不測之變，日本政府不任其責，將會商失敗的責任歸咎於中國。日本這份照會史稱「第二次絕交書」。對於中日「會商」的失敗，陸奧宗光十分高興，認為這可使日本「在將來的行動上，漸得自由，寧為可喜」。
其時，日本正與英國談判修改條約問題。總署收到日本第二次絕交書後兩天，《英日通商航海條約》簽訂。次日，日本大本營召開御前會議決定開戰，制定了作戰計劃。
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並未放棄調停，擬聯合俄、德、法、意四國共同參與，又提議中日兩國在朝鮮劃區佔領。對此，日本拖延不答，清政府則於26日表示接受。
然而，25日，日本軍隊在牙山口外豐島海面突然向中國軍隊開炮，甲午戰爭爆發。當天，日本向英國政府保證，不在英國利益的中心地區中國上海及附近作戰。
日本用「巧妙」的外交手腕，終於挑起中日甲午戰爭。然而，再巧妙的手腕，終究掩蓋不住歷史的真相。甲午戰爭是日本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一場侵略戰爭，毫無疑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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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場日本發動的非正義戰爭。因發生年為1894年（光緒二十年），按照中國干支紀年法，時年為甲午年，史稱「中日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國勢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政府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甲午一戰，使得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艦艇等戰利品數倍於日本整年財政收入。同時，佔領朝鮮、中國台灣後，日本可以在戰略上對東北、華東構成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嘗到了侵略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大侵略的慾望。

⑥ 介紹二戰時日本軍事機構組成

戰前的日本，相對於軍事行政的「軍政」，作戰，用兵等被稱為「軍令」。軍政歸陸軍省，海軍省管。軍令則歸參謀本部（陸軍）和軍令部（海軍）管。

1878年（明治11年）12月5日，原來只是陸軍省的一個局的參謀局從陸軍省獨立出來了，成立了參謀本部。參謀本部直屬天皇，這樣天皇就不必向太政大臣（相當於後來的首相），陸軍卿，海軍卿咨詢，只要有參謀本部幫忙就可以直掌軍隊了。

不用說，首任參謀總長是山縣有朋。

成立參謀本部的理由是這樣的：主管軍令的參謀局的工作很重要，西南戰爭時參謀局就行動相當不便，受的制約相當多，所以參謀局長的地位應該和陸軍卿等同，歐洲各國的總參謀局都很龐大，局長的許可權和國防部長的許可權也都一樣，所以日本也應該這樣。

這倒也沒錯，平時的國防政策制定和作戰計劃的准備，戰時戰爭和作戰的輔助，從這點來說參謀局的工作是挺重要的。加上西南戰爭中的天皇-〉太政大臣-〉陸軍卿-〉參謀局長的軍令流向也確實有問題。瞎子都能看出來參謀局應該加強，局長的許可權應該擴大。

但是，這根本就不成為參謀局從政府獨立出來的理由。解決那些問題，只要強化一下參謀局的功能就行了。

參謀本部從政府獨立出來，就意味著軍政和軍令的分離，說嚴重一點（就像後來的事態發展一樣）意味著政治和軍事的分離。不管是平時的國防還是戰時的作戰，都要求政略和戰略的一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參謀本部的獨立簡直就是一種倒行逆施。

明治13年（1880年）海軍看著陸軍的參謀本部眼紅，吵吵說咱們也要一個。陸軍當時就給頂了回去：「怎麼著？光看見現在我們這些賊吃肉了？你也得想想當年我們這些賊挨打的時候。老子陸軍是老大，你們海軍能幹什麼？你是准備上岸進攻還是准備上岸防守？想和老子陸軍一樣，沒門。回去啃你的窩窩頭吧。」，可能還要加一句「切」。

海軍們可沒有脾氣，誰讓自己是老二呢，沒辦法，有些氣就是要受。受是受，海軍也不泄氣，繼續搞發明創造。這次海軍是提出了一個「統合參謀本部」的構想，說把陸海軍統管起來怎麼樣。陸軍還是反對，說你們該誰管就誰管，別給偶們也找一個婆婆。但是伊藤博文感興趣，硬是在明治19年（1986年）把這個「統合參謀本部」給愣撮合起來了。

怎麼叫「愣撮合」呢？這從一開始海軍就不滿意了。咦，不是海軍要成立什麼勞什子「統合參謀本部」的嗎？干嗎又不滿意了？其實是從一開始海軍就發現被陸軍給涮了。《統合參謀本部條例》規定統合參謀總長必須由皇室出身的將軍擔任，既然天皇領軍，皇室人員擔任統合參謀總長聽起來也挺合情合理是不是？不然，和歐洲皇室人員大都在海軍服務不一樣，也不知道是怕暈船還是什麼原因，反正日本的皇室人員基本上全在陸軍，而且也看不到有下海的動向，這統合參謀總長一職必須由皇室人員擔任的一條等於變相在說海軍永遠是老二。海軍能幹嗎？所以不到一年，這個看起來挺是那麼一回事的「統合參謀本部」就被海軍給折騰的壽終正了寢。也別說，好歹在一起玩了一年，有了一點感情，陸軍這次總算開恩同意海軍也獨立出一個「參謀本部」來了。

但海軍還是氣不過，NND你說什麼就是什麼啊，老爺就要出出這口惡氣，愣把個剛剛成立的「海軍參謀本部」給改成了「海軍軍令部」，以示和陸軍徹底劃清界限。這就是日本海軍沒有參謀本部而代之以軍令部的由來。

所以到甲午戰爭開展前夕，日本軍隊的三個二元化總算湊齊全了：政軍，政令，陸海全是各唱各的調。怎麼辦？

難不倒人家伊藤博文。伊藤又發明了一個叫做「戰時大本營」的東東，簡稱「大本營」，在作戰時把陸海軍統一起來指揮。平時嘛你們愛怎麼操就怎麼操，現在都TM給我拘到一起來。當然要把平時就決尿不到一個壺里的兩撥拘到一起也不那麼容易，象海軍就提出，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管招兵買馬就夠忙的了，別參加大本營了。其實在琢磨著什麼呢？因為根據當時的制度，天皇的幕僚長是參謀總長，所以理所當然大本營的長就是參謀總長了。所以軍令部長見參謀總長矮一頭。這也就算了，現在要海軍大臣也去聽參謀總長的發號施令，海軍也覺得太委屈了。

陸軍可不含糊，跟海軍說:「知道你們海軍弱智的比較多，不太會處理事，你們海軍大臣忙得話就不用來了。不過俺們陸軍大臣應付那些個小事倒是綽綽有餘，能來參加大本營的」。被這樣一將軍，海軍沒了情緒，海軍大臣只好乖乖地來大本營報道。不過到太平洋戰爭時，海軍地位提高了，又想起幾十年前的那句話來了，因此太平洋戰爭時的大本營就沒有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只是把參謀本部和軍令部給並到了一起，更加一塌糊塗。

⑦ 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中的日本參謀

解放軍中沒有日本參謀，國民黨軍隊中有，岡村寧次就是其中之一。

⑧ 發動、領導日本侵華戰爭的是哪種勢力

准確的說是日本帝國，其首領是日本明治天皇，主要統帥是東條英機，東條的下場是被列為甲級戰犯處死刑，那個明治天皇倒是以他自己戰後無罪而投降的，這也是日本投降的條件之一。

⑨ 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淵源，計劃形成過程，造成的危害是什麼（盡量多寫）

日本侵華的歷史淵源最早可推溯到元朝攻日，元征日失敗，不少漢軍士兵被俘，成為日本人的奴離，使得日本原本對中國的敬仰學習之心變為輕視蔑視，開始有了吞並中華的思想。
到了十六世紀末，豐臣秀吉第一次以日本政府的名義挑戰中國，雖然失敗，但向日本人證明中國並沒那麼可怕。
至明治維新和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第一次完整確立了擴張戰略思想，第一步吞並朝鮮，台彎，第二步吞並中國東北和蒙古，第三步吞並中國內地，第四步進攻東南亞，奪取太平洋，然後爭霸世界。
危害就是直到現在中日兩國間的仇恨也根深蒂固，日本始終以亞洲第一的心態仇視中國。

⑩ 1932年8月之後日本參謀部都制定了哪些戰爭

1932年8月，日本參謀部制定了1933年度的對蘇作戰計劃，企圖把剛剛侵佔的中國東北作為北上進犯蘇聯的跳板，陰謀奪取整個遠東地區，與中國東北、內蒙連成一片，以作為爭霸亞洲及世界的戰略基地，並建立對蘇作戰的有利態勢。只是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奮勇抵抗，「關東軍迫於討伐，致使本來的目的——准備對蘇戰略體制，始終未得進展」。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8月，關東軍先後在張鼓峰和諾門坎事件中受到蘇聯紅軍的嚴重打擊而遭慘敗。關東軍對此一直耿耿於懷。1941年6月25日，即德國進攻蘇聯後的第3天，當時蘇聯大使曾詢問日本外相松岡洋右，日本是否將遵守與蘇聯簽訂的條約保持中立。松岡對此未作正面答復，卻說：「三國公約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基礎，如果目前的戰爭以及中立協定與此基礎有抵觸……則中立協定無效」。日本毫無誠意執行蘇日中立友好協定不打自招。日軍參謀總部不僅企圖奪取蘇聯的遠東領土，而且妄想毀滅蘇聯的全部武裝力量，打算把鄂木斯克作為法西斯德國與軍國主義日本瓜分蘇聯的分界線，代號為「關特演」的1941年的計劃就是這樣的計劃。隨著法西斯德軍在蘇德戰場的失敗，日本企圖利用蘇德戰場上的有利形勢入侵蘇聯的計劃也隨之變成泡影。但日本「仍然認為進攻蘇聯是他們政策的基本目的之一，既未放棄其侵略野心，也未放棄其進攻的准備。」據此，蘇聯政府於1945年4月5日宣布廢除蘇日中立協定。蘇聯對日宣戰，大大出乎日本意料之外。日軍原來判斷，蘇軍對德作戰結束後，需要休整，對日作戰時間可能在1946年春，最早也要在1945年9月上旬；蘇軍的主要進攻方向，可能由蘇聯遠東濱海地區向中國東北實施。關東軍根據這一判斷，把防禦重點定在中國東北的東部方向。8月9日零時，蘇軍發起對日作戰，到9月2日日本正式簽訂投降書，歷時24天。蘇軍把這次戰略性進攻戰役稱為「遠東戰局」。中國軍史學術界習慣上把它稱為「遠東戰役」。它包括5個不同規模的戰役，即：在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的3個進攻戰役、南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登陸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