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香港新加坡的反腐
① 新加坡反腐口號
高薪養廉
② 新加坡為什麼能成為亞洲最廉潔的國家
瑞士洛桑發布的報告也顯示，新加坡是亞洲最廉潔的國家。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敗並贏得舉世贊譽，前總理、現任資政李光耀當政期間治腐有方功不可沒。 李光耀位居新加坡總理之職31年（1959-1990年），下決心以法治國。他有自己的反腐敗「四項基本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裡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沒有民主、法律上面沒有權威。 李光耀多次說，我是政府總理，我可以造就出許多百萬富翁、億萬富翁，但我自己絕不能成為富翁。李光耀說：「除非你身體力行，否則便無法維持這種社會。」 李光耀說過，他可能是世界上最窮的總理。這話想來是指僅靠工薪的意思，沒有任何的工資外「好處」和油水。李光耀沒有自己的公務車，車子是自己掏錢買的，是標準的「私車公用」，買得起馬還要配得起鞍，汽油費、維修費、沖洗費等等一切開銷全是掏自己的腰包。住房必須自己掏錢買，沒有什麼官邸「公房」供官員使用，愛住多大全由自己掏多少錢決定，而不是官職的大小，李光耀帶頭住自己的私房，也就沒有什麼人好意思佔用公房作官邸了。對於一些應酬活動，也不是放開肚子就可以猛吃的事，一切都有限制。國務活動或參加國際會議需要出國，費用有嚴格的規定，當事人只能領取最低的津貼，沒有可能借機找借口找由頭只要能開到發票就可以胡亂報銷的「好事」，不可能趁機撈一把。國內的接待、會議、慶典，以及陪同來訪的外國首腦或代表團參觀觀光，費用也防病量從儉，有一套嚴格而公開的財務制度，誰也別想從中揩油。所有慶典，禮儀簡單明了，不搞鋪張浪費那一套，不搞繁文縟節，決不允許官員到處題字、剪綵，更不準以此為由收受紅包。官員不得向下級單位或所管轄的企業「借錢」，也不能暗示自己短缺什麼需要什麼，也不能也任何方式向下級單位要錢。 李光耀上下班自己提著公文包，他平時喜歡白襯衫白長褲，這並不是因為新加坡太熱，而是因為白色象徵著純潔，這也是他對新加坡公務員一貫的嚴格要求：廉潔。他說：「如果我們允許你們把手放進別人放錢的抽屜里，那麼，我們就全完了。」李光耀為政伊始，就把親人召集開會，告誡他們不要產生攀龍附鳳、趁機撈好處的想法，「從今以後不應該指望從我這里得到特殊照顧，你們應該完全像普通老百姓一樣來對待自己。」他自己至今還住在父母的舊宅院里，他的官邸只有政府酬酢之時才啟用。上樑正，才能鎮下樑，李光耀對貪污腐敗的懲處是嚴厲的。一些大官，如新加坡前國防部政務部長、前總統蒂凡等，都是在廉政的鐵壁前碰破了頭，丟了官。 李光耀懲治腐敗立足於從根本上挖除腐敗的念頭和借口，這就是對定罪依據注重於看質，而不是量，主要依據的是「是否貪污受賄」，而不是「貪污受賄多少」。世界上許多國家往往把「數量」作為判斷是否貪污受賄的標准，這就使受賄罪與一般受賄行為、受賄與一般饋贈、貪污與多吃多佔等界限模糊，使許多人能夠找到借口逍遙法外。結果，由於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腐敗和貪污行為藉此而滋生滋長，沒有辦法連根拔出。李光耀從政自始，就下定決心要在新加坡割除「東南亞之癌」，決不允許腐敗分子在新加坡橫行霸道，魚肉人民。對貪污腐敗，主要依據不是「數量多少」，而應該是「是否有這種行為」。李光耀支持一點，就是所有任公職的人，特別是手中有權的官員，絕對不能接受哪怕是一丁點兒的不屬於自己的錢物，否則就觸犯了法律。所以，公務人員受賄一盒香煙、接受家庭主婦幾塊錢小費等「微不足道」的事，在新加坡都要受到難以置信的嚴厲制裁。 對於行賄和受賄，李光耀認為應該嚴懲的首先是受賄者，這個本末不能倒置。貪污腐敗的主體是社會的當權者，他們手中有權或居於「受人求」的地位，才具備了腐敗的條件和可能。一旦他們無視憲法和法律或「刑不上大夫」而使他們得到縱容包庇，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必然滋生和蔓延腐敗。至於行賄者以及為腐敗者提供條件者，雖然也有不可寬恕的罪行，但不是構成腐敗的主要方面，如果為官清廉、貪污腐敗也就無從滋生，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所以，要懲治腐敗，首先是治吏，依法治吏，重刑准備，防範在先。 新加坡立國的第二年，國會通過了《反貪污法》，該法給成立於1952年的貪污調查局權力加碼，該局直接隸屬於總理領導，向總理負責。貪污調查局局長和特別調查員可以不用逮捕證逮捕任何涉嫌貪污腐敗的人，還可以逮捕任何受到指控或被懷疑違反《反貪污法》的人，無須公訴人的命令，可以行使《刑事訴訟法》所賦予的特別權力，行使警方特別調查的權力，有權入屋搜查，沒收被認為是贓款、贓物的任何錢財或物品，有權進入各部門和機構，要求任何人提供所需的內部資料，有權要求涉嫌者說明財產來源，不能說明來源的，可以提交法庭審判。 對於集團犯罪，李光耀毫不手軟，採取的是「一窩端」的辦法。1970年至1971年期間，交通警察集體收受運輸公司的賄賂，定期收受運輸公司的錢，權錢交易是有目的的，當運輸公司有違反交通法規的事發生時，交通警察眼開眼閉，一放了之。交警拿到賄金後平分中飽私囊。貪污調查局接手這個案子後，嚴懲了所有的罪犯，將這個貪污集團連根拔除。新加坡政府決心大，手段靈活，查處嚴厲，任何腐敗案子只要一抬頭，就迅速打擊，在30多年間，新加坡沒有什麼集團性的大案要案發生過。 權錢交易，很普通的一個方面是體現在用人的腐敗上，也就是花錢買官，這是最可惡的腐敗。新加坡的公務員不可能由哪個頭兒說了算，想提拔誰就是誰，而是有一套嚴格的選拔任用制度。每一個想成為公務員的人，都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和體檢，沒有任何後門可走。 新加坡對公務員的品德特別強調。對他們的私生活管理得嚴而又嚴，日常交往的人員、家庭情況、個人興趣愛好、個人有沒有不良嗜好，如吸毒、嫖娼等行為，這種審查不是形式主義走過場的，而是滴水不漏的。李光耀認為，有不良嗜好的人進入公務員隊伍，不僅影響政府形象，而且他們一旦有條件，就會萌發心術不正貪污腐敗，容易走上邪路，所以從嚴審查「第一關」必須搞好，這是防止腐敗的有效辦法。 公務員必須是透明人。新加坡還有一絕就是公務員的品德考核制度。「緊逼盯人」，把監督實施在分分秒秒之中。政府每年發給公務員一本日記本，日記本編印好頁次和年月日，每一頁由公務員本人在其主管官員面前當面書寫其宣誓書，保證其所記的內容均為事實，沒有誑語，如果有虛假或不符合事實的記載，願意受嚴厲的處分。公務員必須隨身攜帶日記本，不得遺失，不準亂丟亂放，隨時將自己的活動記載下來。在辦公時間內，如果家屬親友來訪，要詳細記錄來訪者姓名和來訪來由。日記本定期接受檢查，公務員每周一上班時，要將日記本送交主管官員簽字檢查，完畢後發還，如果主管官員認為日記本有疑點，要將該日記本送交貪污調查局進行審查核實。如果貪污調查局通過其它渠道了解並認為此人有貪污行為，該主管官員就以知情不報、察情不嚴的罪責一並處罰。 對公務人員還實行行蹤跟蹤制。由國家貪污調查局等單位以及廣大民眾共同配合執行，對所有公務員，無論職位高低，尤其是新任公職的公務員，暗中派人跟蹤，明察暗訪他們的日常行動，看他們的私生活是怎樣的？是否有嫖娼和賭博的行為，是否出入酒吧，有沒有暗中與不法團伙來往，如果發現有劣跡，馬上會派人秘密攝影，當事人在事實面前束手就擒，等待處罰。行為跟蹤制度是一項極具震懾性的防腐防貪制度，對於任何想貪污腐敗的人來說，到處都是探視鏡頭，到處都是天羅地網。 貪污腐敗分子之所以猖狂，是因為他們的工薪收入與巨額贓款的落差，使他們敢於冒險，豁出去一搏。特別是臨退休前狠撈一把，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即「59歲現象」。李光耀要用積極的辦法使人們不敢「豁出去」，公積金制度是他的錦囊妙計。在職公職人員每月工資的40%為公積金，存在銀行里等退休後才能支取。這個40%自己只在工資中剋扣22%，還有18%由國家補貼，也就是說，國家除了每月發放工資，還要在公積金中補貼工資總額的18%。一個公務員如果從20多歲參加工作，到退休時將會有一筆數目巨大的公積金可以支取，多則幾十萬，少則十多萬，足夠保證過一種吃穿不愁，衣食無憂的生活。中央公積金是扎實而可靠的保障既是福利，又是一種廉潔抵押，對於膽敢貪贓枉法的人來說，公積金是懲罰的籌碼，貪污腐敗者被法律宣判後，他的全部公積金將被沒收，上繳國庫。 李光耀不搞唯精神論，也不搞唯物質論，他能把物質和精神直轄市得恰到好處，形成新加坡積極的反腐手段。政府每年都統計出私營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工資水平表，然後予以平衡，不讓政府部門平均工資水平低於私營企業，政府部門的工資水平在整個新加坡社會中是高居前位的，高級公務員月薪是社會一般水平的10倍以上，與一些社會精英部門相比，如商界、律師界、醫療界等等，工資的絕對值還是比不過的。所以，李光耀一方面運作高薪，一方面依然也強調奉獻精神，倡導擔任公務公職的人應該作出一些犧牲。原律政部長巴克是私人律師，每月收入是他當部長的3倍，當時公務員工資還比較低，他感到難以養家供孩子上學。因此，他不得不向李光耀提出辭呈，想回去干老本行。李光耀沒有同意，與他深談，然後又替他加薪一倍，巴克得以留任。現在新加坡的最高級領導人王鼎昌、昊作棟等人，在擔任公職前都曾是私人機構的高級職員，有著巨額收入，現在的工資不能同日而語。李光耀經常要求公務員做到「大公無私」，要「在簡朴的生活環境中為千秋大業作出偉大貢獻。」
③ 李光耀談「新加坡模式」：我們是如何反腐的
我們會接受那些能夠使國家運轉得更好的美國式的制度和做法，但我們也要保持自我。在這個變動的世界裡，固步自封者會失敗。 比如說，我們取消了一夫多妻制，所有的婦女都受到教育，獲得公平的就業機會，男女平等。但在這一進程中，也出現了新問題。因為平等了，婦女不必結婚，掙錢可以比男人多。30％的男性和女性是未婚的，而且已婚夫婦平均也只有1.2個孩子。所以，我們正在大量從整個地區以及從印度和中國移民。但這些移民一旦留下來成為新加坡公民，也只有平均1.2個孩子了。我們不得不面向男女機會平等的新社會結構作進一步調整。 李光耀：不同意。如果我們是公司，目標就是盈利。新加坡社會的目標是最大化地發展經濟，實現繁榮，從而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會，這個社會對我們所有的朋友都親切友好，彬彬有禮，而且有幫助。 看看美國，它有非常有活力的經濟，其制度是贏家通吃。如果你是網球冠軍、高爾夫球冠軍或籃球明星，你能掙好幾百萬美元。不僅因為獲獎，還因為可以賣冠名權給各類消費品，所以老虎·伍茲成了億萬富翁。我們鼓勵這樣的做法。區別在於，在美國，如果你是輸家，你就淪落到社會底層；在新加坡，即使你輸了，政府仍然會確保你有體面的生活，確保你所有的孩子將來能和別人得到同樣的機會。 李光耀：我們相信自由市場經濟。但自由市場經濟的收益不能以自由放任的方式進行分配。通過稅收制度，我們進行收益再分配，使居者有其屋；子女可平等地受到教育（不論貧富，上教學質量一樣的學校）；如果你去醫院或診所，你能得到同樣的基本醫療服務，但是付不同價格；我們也有面向全民的娛樂設施。不過我們不是完全平等的社會。在完全平等社會，沒有人會盡全力，社會將會蒙受損失。 李光耀：中國面臨著嚴重的腐敗問題。因為在整個中國歷史長河中，官員始終有特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曾創造了一種新制度，錢買不到一切。商店裡空盪盪的，人們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只能靠幹部系列中的級別獲得商品和服務。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後，錢很快能買到東西了，商品琳琅滿目，中國大量進口，許多商人也富起來了。官員們為掙大錢的人頒發執照，自己只拿著幾百元薪水，住小房子。所以一些官員開始為自己謀利益，導致了今天你們都看到的情況。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俄羅斯和越南。 新加坡當年怎樣應對腐敗？首先，我們沒有經歷過錢不重要的社會制度。其次，當看到腐敗大量出現在新加坡時，我們決定清除腐敗。我們的反腐辦法是自上而下。我們成功地清除了許多犯罪團伙，那些搞走私、綁架、賣淫和吸毒的華人黑社會。我們還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任何人只要發現腐敗罪就要進監獄。如果你擁有財富，但無法證明來自正常的收入來源，你就被認為涉嫌腐敗。 最重要的是領導人要嚴於律己。曾有一位新加坡的華裔部長自殺了，原因是他在出讓政府土地時受賄100萬美元，將被起訴。另一個部長因為從一個發展商那裡獲得一處豪宅而被判刑五年。從這些教訓中，人們開始知道腐敗是不可接受的。反腐現在還是很難，因為我們的商人必須要到海外投資經商，很難不通過送禮就順利開展業務。不過他們必須記住，如果回到新加坡還如此行事，等待他們的只有監獄。 李光耀：我們現在怎麼防止官員受賄？就是付他們市場水平的薪酬。政府僱用的律師、醫生和官員都可以獲得相當於私營部門同等級雇員八成的薪酬。我們通過所得稅數據了解私營部門的個人收入，將六個行業繳納所得稅的最高5％加權平均。政府就是要聘用這一水準的人。所以，在整個東南亞，我們的部長和官員是薪酬最高的，但也是最窮的。不過在新加坡，如果你貪污受賄，就會毀了將來，毀了一生。 李光耀：良好的治理並非來自意識形態驅動，需要非常務實，適應一國的國情和文化。適用於中國的辦法未必適用於印度。中國應該找到適合自己的辦法。的確，正是良治環境使新加坡成為全球的金融樞紐，基金經理們在這里管理著總額達720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80％是離岸資金，80％在新加坡之外投資。良好的治理不僅使我們受益，也惠及亞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區。在全球化背景下，為了保持高速增長，我們必須吸引海外人才，加強本地人才隊伍。有能力的人可以選擇哪裡更適合自己和家庭生活。良好的治理有助於吸引人才，例如安全的環境，平等的機會，好的教育和醫療條件，高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服務系統和充滿活力的社會環境，都有助於吸引人才。 新加坡的國有企業由我們的核心控股公司淡馬錫經管。在上世紀60年代，政府積極地成立各類公司，率先進入私人企業不願進入的領域；至80年代，淡馬錫的下屬企業發展成熟，逐步私有化並且上市。最近幾年，淡馬錫在海外進行風險投資，其長期目標是建立一個投資組合，使其資產的三分之一在新加坡，三分之一在發達國家，三分之一在亞洲其他國家地區。新加坡財政部是淡馬錫的單一股東。財政部要確保一個有能力的董事會來管好淡馬錫。政府不會干預淡馬錫及其子公司的日常管理，也不會給淡馬錫或其子公司任何特殊照顧。淡馬錫以商業原則經營，自由選擇本地或外國合作者，而且必須和其他公司一樣，通過競爭投標才能獲得政府項目。
④ 為什麼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廉潔高效呢
新加坡一向是以出了名的嚴刑峻罰出名這就不說了
香港以前也是很亂的
ICAC 出來後才好些
但個人覺得還有個最大的原因是
隨著香港和新加坡經濟的成長
公務員的待遇也水漲船高
在待遇不錯且公職不容易進的原因下
機關吸引了許多菁英的加入
自然水平高些
而公務員也不會為了一點小錢
拿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金飯碗開玩笑
就像中國也是
在一些偏遠地方可能出現的亂像
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就不太容易發生了
道理是一樣的
當然, 港新貪官污吏那也是一定也會有的
全世界皆然
⑤ 有關新加坡反腐成功的模式正確的是
新加坡反腐成功得益於以下幾個方面：
健全的法制和嚴格的執法作風。在新加坡貪污受賄是重罪，處罰很嚴重，並且政府絕不姑息。這就導致犯罪成本很高。
為官員提供高收入，使他們可以過比較體面的生活，這就是所謂的「高薪養廉」了。通過高薪養廉，大大降低了犯罪動機。
新加坡地方很小，管理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它的面積大概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三四線城市，人口也只有幾百萬。
綜上所述，由於犯罪成本高，犯罪動機低，且國土面積小，人口少，管理容易。李光耀成功打造了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
⑥ 新加坡為什麼比香港廉潔
一方面新加坡高薪養廉，使其沒有必要貪污。另一方面加大懲處力度，使所得利益小於違法成本，便是官員廉潔
⑦ 不太懂為什麼西方對貪污罪普遍量刑很輕，就說新加坡最高也就七年，香港為英國殖民地貪污盛行時也就最高七
其它國家不太懂。但美國99%沒有貪污問題。他們的官員和官員子女財產都公開，更沒有關系鏈。而且它們法制的制度是三司不得干澀。在選法官的問題上是從律師上選出來的。而且一個法院一個案件都公開的。有了錢和地位的法官們，根本不會去冒貪污這個險，風險和代價太大。而且官員對官員的舉報，可以直接像最高部門舉報。也可以遊行抗議。簡單的說，就算出了一個小的腐敗問題，就容易變大，可能全美國人都知道了，也可能全世界。所以還想繼續做美國人基本不會去貪污。就像背叛國家似得
⑧ 如何反腐
剛剛過去的中共十八大把反腐敗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新領導層一上任也即刻把反腐敗提高到其最高的議事日程上來。反腐敗方面的新發展對中國政治意味深遠，具有多方面的含義。首先，把反腐敗提高到執政黨那麼高的議事日程，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的腐敗本身也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實際上，剛剛過去的一年，中國政治充滿了腐敗的丑聞，從基層一直延伸到頂層。十八大結束沒有幾天，就有多名高官被暴露出腐敗案件。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情況很少見。其次，腐敗的深度和廣度，已經深刻影響了執政黨的形象和合法性。很多年來，高層一直在警告全黨，腐敗會「亡黨亡國」。現在，各方面都已經感覺到了，如果腐敗不能得到整治，那麼「亡黨亡國」越來越具有現實性。其三，新領導層展示了反腐敗的巨大政治決心，在最低程度上減少腐敗對執政黨所能產生的致命影響，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和鞏固執政黨的合法性。很簡單，如果執政黨繼續腐敗下去，哪有能力來實現民族復興的使命。
不過，人們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反腐敗才有效？反腐敗早已經不是新鮮事。改革開放以來，每一屆新領導層和新政府都是反復強調反腐敗的，反腐敗運動也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同時，中國也一直在向世界所有清廉的國家和社會學習，學習它們如何有效反腐敗。到今天，能學的，已經學了；能做的，也已經做了。但為什麼腐敗還是繼續變本加厲呢？這才是需要人們深刻思考的。
一句話，中國並沒有根據中國體制本身的特點，來設計反腐敗體制或者機制。那麼中國體制的最主要的特點是什麼呢？如果說多黨制國家的主要特徵是外部多元主義，中國制度的最大特點就是內部多元主義。本欄曾經多次強調，中國內部多元主義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內部多元主義過度。這種內部多元主義如何表現在反腐敗方面的制度特徵上呢？又如何對反腐敗產生著負面的影響呢？
概括地說，表現在反腐敗方面，內部多元主義主要表現為反腐敗機構過多，內部權力過於分散，不夠集中。不僅黨、政、人大、政協等等都設立了反腐敗機構，主要組織和機構都有自己的反腐敗機構。較之其他所有國家，中國的反腐敗機構是最多的。
太多反腐敗機構相互掣肘
內部多元主義產生了諸多弊端。首先，內部反腐敗機構過多的邏輯結果，就是反腐敗責任極其不明確。這就導致了中國傳統中典型的「和尚與水」的關系，即「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機構眾多，又不互相協調或者協調得不好，導致了太多的權力內耗，各個機構之間矛盾重重。這種現象並不難理解，不同機構具有不同的利益。盡管各個機構名義上都是為了反腐敗的，但實際運作的結果就是權力的爭斗，反腐敗反而演變成每一機構的「副業」。這是所有官僚機構運作的邏輯。因此，只有把眾多的機構整合起來之後，它們的利益才能一致起來。
其次，機構眾多會給腐敗提供很多機會。為什麼？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機構眾多，反腐敗不力；第二是，反腐敗責任不明確，使得腐敗有機可乘。其三，反腐敗機構眾多也導致了這些機構本身的腐敗。因為所有這些反腐敗的機構從屬於不同的上級機構，因此，其它的機構有多腐敗，反腐敗的機構也必然有多腐敗，甚至更腐敗。反腐敗機構往往掌握著有關腐敗的信息，這些部門的領導人更有技術和手段不僅來進行腐敗，而且能夠逃避反腐敗。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的公檢法系統，是最腐敗的一個系統的主要原因。
過去很多年裡，中國各個反腐敗機構派大量的幹部官員到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學習這兩個政府的反腐敗經驗。也應當說他們學到了不少經驗，但一旦放到中國的制度環境里，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舉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這兩個社會考察的官員都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貪局都很小。一個小小的反腐敗機構就造就了一個清廉的政府。在這兩個社會，除了人們一般所說的高薪養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敗制度本身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權力高度集中，責任高度明確。反腐敗機構又直屬最高領導層。一旦發現腐敗，應當承擔責任者就非常明確。也因為責任明確，反腐敗機構在預防腐敗方面更是盡職。當然，另一個特點是，無論在新加坡還是香港，社會力量參與反腐敗也非常得力。
很顯然，當內部多元主義導致著諸多負面效應的同時，外部多元主義缺失更進一步使得腐敗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義並不是說，中國要像其他國家那樣，設立反對力量或者反對黨。反對黨並非反腐敗的有效機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黨制才能反腐敗。但從經驗看，這種觀點顯然過於簡單。世界上那些實現多黨制的社會，也同樣非常腐敗，甚至更為腐敗。從外部制約來看，社會的參與要比反對黨的參與更為有效。反對黨的參與就是要奪取政權，奪取政權之後也往往同樣腐敗。而社會的參與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為了一個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敗。不過，在中國，社會並沒有有效的參與反腐敗管道。一些制度例如舉報制度一直存在著，但往往是名不符實，在很多方面也會產生很多負面效果。應當指出的是，在互聯網產生之後，這種情況正在發生很快的變化。不過，社會對反腐敗的參與總體上看，仍然是需要通過非正式的管道。
那麼，通過怎樣的制度改革才能實現有效的反腐敗呢？
一句話，要大力減少內部多元主義，強化反腐敗機構的權力。這方面，可以參照近年來大部制建設的經驗，設立一個反腐敗大部制，整合目前各個反腐敗機構。當然，在這個機構內部可以設立不同的反腐敗部門。同時，這個結構應當直屬最高領導機構。
面對大面積的腐敗，如何入手？在反腐敗的手段和政策層面，人們需要一些新思維。除非發動毛澤東時代那樣的大面積的群眾運動，全面反腐敗不僅不可能，也很難有成效，更有可能產生巨大的反彈。毛澤東時代已經過去，那個時代所特有的群眾運動也過去了。面對新時代，人們應當換一種思維。首先，反腐敗要依靠已經開始出現的「競爭性政治」。近代意義上的政治已經在中國開始，那就是幹部官員之間的「競爭」。目前的這種競爭，因為明文規則的缺失，仍然很不規范，但最終逐漸會規范起來。各國政治經驗表明，政治競爭本身就會通過各種方式暴露官員的腐敗。實際上，今天中國很多腐敗案件的發生（包括那些在互聯網上曝光的案件）與其說是反腐敗的結果，倒不如說是「政治競爭」的結果。對執政黨領導層來說，所需要的是要利用「政治競爭」這個大趨勢，而不是阻止這個大趨勢。
要給清廉一個機會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要給清廉一個機會。中國的腐敗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以致於清廉者沒有生存的空間。很多腐敗官員並不是一開始就腐敗的，而是「屁股指揮腦袋」，到了一個腐敗的環境，就不得不腐敗。在黨內，也並不是每一個官員都想腐敗，也有一些官員不想腐敗，但在全面腐敗的環境里，「清廉」就成為一個人的巨大負資產。因此，應當考量的是如何給清廉一個機會？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過人事錄用機制，在任命官員的時候，可以問其是否願意公開財產。如果不願意者，那麼不被任用。這至少可以避免「帶病上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經腐敗的官員不再被繼續任用。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斷其生涯。而那些願意公開財產的官員，則可以被繼續任用。
從具體的制度設計來看，也有很大的空間來改進反腐敗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敗機構內部可以設立一個道德委員會。腐敗既可以是狹義上的經濟腐敗，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賄賂、包二奶等等。這方面可以經過道德委員會來處理。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設立有針對官員操守的道德委員會。在中國，道德委員會可以強化黨政官員的職業倫理。中國歷來被視為是一個道德國度，對官員的道德壓力不僅必要，而且也可以對官員產生巨大的道德壓力。
其次，反腐敗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黨制下，反腐敗不力往往是因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敗都發生在「一把手」群體，也就是黨的主要領導和其相關的官員。「黨的領導」原則表明黨的主要領導的重要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反腐敗？要通過制度設計。反腐敗機構要錯位設置，「下管一級」。和幹部任命制度一樣，對下一級官員的監督和檢查要有上一級反腐敗機構來做。也就是說，反腐敗的權力不能由同一級官員來行使。同時，反腐敗機構的工作人員的收入來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級政府割離，保證他們不受同一級政府的影響。
中國的腐敗已經高度社會化，侵入社會的各個角落。從各國經驗來看，在如此廣度和深度的腐敗環境中，只有通過培養清廉官員，從精英開始，然後逐漸擴展大社會的各個領域，最終才會有建設清廉政府和清廉社會的可能性。
在減少內部多元主義的同時要增加外部多元主義，即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反腐敗。但外部力量反腐敗也必須體現為制度行為。例如，社會審計制度很重要，很多方面可以讓專業的審計組織，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聲譽的審計機構來參與反腐敗。這樣可以避免內部審計的弊端。這應當是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即政府向社會收購服務。
再如，要有效利用媒體的力量，尤其是新媒體的力量。媒體至少能夠為政治和行政的黑箱操作投入一些陽光。媒體不僅僅可以揭露腐敗，更可以產生強大的社會壓力。腐敗能夠大行其道，能夠招搖過市，主要是因為沒有陽光。如上所說，中國的媒體尤其是新媒體，已經開始在揭露腐敗方面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但這方面需要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而不能一直停留在偶然和自發的水平。如果沒有有效的法制的支撐，社會自發反腐敗所要承擔的高成本和風險，會使得反腐敗不可持續。
總之，反腐敗是一項綜合政治工程。要找到重大的突破口，制度設計最為重要。如果繼續依賴於傳統運動式的反腐敗運動，繼續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最終會導致更多的腐敗。要遏制人性的腐敗，一整套可以導致清廉行為的制度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