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為什麼腐敗

㈠ 新加坡模式的質疑解析

新加坡不講意識形態，只講共享價值。它把自己的文化，與憲政制度結合，是亞洲第二個把東西方文明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我認為，日本是第一個把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日本並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結合了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憲政。自民黨內部的派系能夠達成共識和傳統文化分不開。日本政治人物也勇於承擔責任，這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領導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條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沒有發生，所發生的是制度創新。
美國的制度已經經歷了兩百多年了，已經生根了，誰也毀滅不了。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體的運作很有問題，成了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本來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協的，但這些國家往往相互攻擊。在亞洲，很多國家實行民主已經有很多年，但政局還是那麼亂，社會經濟也不發達。新加坡避免了很多發展中民主國家所走過的彎路。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新加坡也提出了「後李光耀時代」的問題。我自己的判斷是，在「後李光耀時代」，李光耀時代所確立的制度正是確保這個制度延續性的制度保障，同時這個制度里也包含著巨大的制度創新精神。 新加坡在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是個異數。因為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民主，不讓人民充分享有監督政府的權利，政府就必然墮落為人民的老爺，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潔勤政，建立一個文明和諧的社會。新加坡卻讓我們無話可說：它相信權威主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沒有充分的新聞自由，建國40年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父親可以傳位給兒子;但它同樣很文明，沒有人隨地吐痰，擁有潔凈的空氣、優美的環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曾經，我們很想把中國搞成一個「大新加坡」。比如中國老百姓對官員腐敗非常痛恨，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潔程度比較高，為什麼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務員的工資水平高，就用不著搞腐敗了。這條經驗非常容易學，要想讓我們國家的公務員廉潔，只要給他們加工資、加福利就可以了。
中國公務員確實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出公務員加薪和他們的廉潔程度有直接關系。是因為我們加薪加得還不夠多，還是這條新加坡經驗不適合「中國國情」?遺憾的是很多人沒有搞清楚。
新加坡確實是一個奇跡，尤其是華人社會的一個奇跡。 國內對於新加坡經驗的報道，問題出在哪裡?
這些直接或者間接的報道，大都是斷章取義的，多年來，只讓人知道一面，而沒有讓大家了解另一面。公眾所接受的信息經過了不負責的過濾。
如果一位部長在大選中落選，那他什麼也沒有了。部長薪金看起來很多，但這是全部收入，再沒有其他收入，也沒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連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樣，到市場上購買。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對我震撼很大。一位新加坡部長應邀來北京辦公務，有點空閑時間，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點，我介紹了一處。部長一行4人要打車過來，我說，還是我開車去接吧。我跟部長開玩笑說，能給部長開車，對我是不可想像的事。
相對於新加坡的整體富裕程度來說，如果以中國作為參照系，新加坡的官員從自己崗位上獲得的利益並不算高。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新加坡的官員並不是藉助政府權力和關系網才變得身價倍增。通常，他們在進入政府之前就已經是富人，能夠獲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個原來能在企業得到300萬元年薪的人，進入政府獲得100萬元年薪，對他而言，這只能算是一個比較體面的收人，而不能算是高收人。這些人該有的都有了，本來就是社會公認的精英，進入政府的初衷，往往就是為了回報社會。 新加坡確實是權威主義，但他們的權威主義和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新加坡的新聞界不敢隨便批評政府，但他們的政府並不會直接干預新聞運作，而是通過事後法律起訴，比如告人家誹謗罪，以公開答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另外，當媒體公開批評政府官員時，政府往往不採取封殺措施，而是主動曝光，向社會全面披露，有問題就主動檢討、嚴肅處理，沒問題也向社會作詳細解釋。 對於新加坡的成就，有兩種觀點，一種歸功於儒家傳統和「東亞價值觀」，一種則認為是因為「經濟透明和法制嚴明」。
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往往都受過西方高等教育，他們的領導人多出身資產階級，並且大多是受過劍橋教育的大學生。在新加坡，下層人一般說中國話，比如你坐計程車，或者在小攤上吃餛飩，你和老闆用華語交流完全沒有問題;但你到政府辦事，大家說的都是英語，好像一下子切換到另一個系統，你似乎在和一幫黃皮膚的歐洲人打交道。
儒家傳統和價值觀當然也發揮了部分作用。「選賢與能」可以算是儒家的。人民行動黨標榜自己是一個由精英分子組成的政黨，包括李光耀在內的領導人，也確實是一批受過西方系統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夠成為人民行動黨黨員，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會地位。 要有效集中權力，維持權力和使用權力，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權力要有載體，需要有組織結構。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個精英黨。黨員分幹部黨員和普通黨員兩部分。普通黨員不多，幹部黨員更少。社會上大家感覺不到黨的存在。黨是隱性的，是政治領域的「看不見的手」。就是說，政黨是融於社會的。實際上，政黨必須是社會的一部分，是社會的精英部分。這是列寧主義政黨的要點。政治人物來自民間。如果政黨變成了脫離社會的自成一體的既得利益集團，那麼這個政黨就會處於危機之中。
新加坡盡管是一黨執政，但政治體系是向社會開放的。從建國開始，新加坡的領導人就意識到，在一個沒有任何資源的國家，政治人才是國家生存、發展和提升的關鍵。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優秀的人都去經商。新加坡要把這些最優秀的人來從政。因此，執政黨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扮演「伯樂相馬」中的「伯樂」，在全社會、全世界尋找優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統公務員是內部選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會為執政黨培養的。或者說，很多政治領袖都不是執政黨自身培養的，而是從社會吸收進執政黨的。在上世紀70年代，人民行動黨吸收了後來成為總理的吳作棟和副總理的陳慶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已經在職的總理李顯龍和副總理黃根成等精英人才。這些領袖人物在成為執政黨領導人之前，都是社會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們在哪個領域成功了，執政黨才邀請他們入黨，為國民服務。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黨齡」一說。今天不是黨員，明天黨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為黨員。這就解決了很多列寧主義政黨黨內論資排輩的問題。列寧主義政黨的本質就是要吸收社會的精英，但在列寧主義政黨成為組織之後，往往會演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新加坡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解決方法就是維持政黨的開放性，向社會開放。 新加坡本身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國家。人民行動黨議員都要定期和選民直接見面，討論他們所關心的問題，這就把執政黨內和社會結合起來。如果代表、委員們沒有和社會連接的有機機制，都不跟老百姓發生直接的關系。如果這些代表和社會、人民是沒有直接的聯系的，那麼他們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黨執政制度很好地結合起來。西方人說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稱並不重要，關鍵是民主要能夠產生一個好和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國家，民主政治能夠有效運作獲益於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國家制度建設，也獲益於比較高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在能夠確立基本國家制度和取得社會經濟發展之前，受各種因素影響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經常出現問題。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轉的性質。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國家制度就很難建立起來。這就有可能使得這些國家長期處於弱勢地位。
應當強調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現一個好政府。中國古代也出過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個領導人的個人素質。領導人好，政府就好，個人的因素扮演了主要作用，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來保證這個好政府的。執政黨必須通過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選。因為有很多反對黨存在，盡管他們很小，但也構成良好的競爭壓力。反對黨本身對執政黨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制約，在國會里只有少數幾個名額。但如果人民不滿意執政黨，在原則上在大選時是可以支持反對黨的。因此，執政黨始終有壓力。執政黨的執政行為必須讓多數民眾滿意。
同時，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錄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員，他們在進入政治之前，都是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但是執政黨很開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設性批評的人。只要批評得有理，執政黨就會使用他們。執政黨最不喜歡光會講好話的庸人。你有能力，有業績，有建設性意見，黨都可以把你吸納進來。如何保持政權的開放性，代表社會利益，這是執政黨要解決的問題，否則執政黨本身就會演變成既得利益。
執政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很重要。在這一點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發達的民主國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國精神是民本主義，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精神。在很多地方，人們對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對資本和人民的作用爭論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處理了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親商」和「親民」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親商」也就是親商人，重視資本的作用。 政治可以集中，權力可以集中，但必須保證這些掌握權力的人，必須是社會上最優秀的人。這是新加坡領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對黨的作用是能夠制約執政黨，但也存在著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約措施。上面說過，對新加坡執政黨最有效的制約並不是反對黨，而是社會，也就是人民。
應當指出的是，選拔不是指定，選拔就是黨內民主、黨內競爭。對新加坡的領袖人物，人民行動黨的黨內認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講過，在吳作棟和陳慶炎之間，前者並不是他的首選。但黨內支持吳作棟，最後是黨內精英認同而不是個人認同起了作用。
保證候選人的品質、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義。這點新加坡做得很好。議員要選舉產生。比如，把一個在某個領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冊到一個特定的選區，讓老百姓選舉你。他是先有社會認同，再有政黨認同的。黨外做得好的，會被黨直接吸收進來，所以他很容易當選。
新加坡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對黨在國會內的比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這個改革是為了維護政治穩定及保持民眾對政府強而有力的授權。新加坡決定修改選舉條例，將反對黨在國會的保障席位，即非選區議員的席位，由最少3個增至9個。不論反對黨候選人的得票多少，在國會都有最少9個席位，令反對黨在國會的比例增至兩成。新加坡政府強調指出，比例代表制不會是政治改革的選項，否則會出現弱勢政府。就是說，發展更多的民主並不一定要學習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論上比較公正，但在實際上並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做法並不符合亞洲國家。新加坡所作的精神就是在體制內提供給不同的利益和聲音以更大的空間，在體制內消化和協調不同利益。

㈡ 為什麼說新加坡政府廉潔

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敗並贏得舉世贊譽，李光耀當政期間治腐有方功不可沒。

（一）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而不靠「政黨輪替」，廉政建設成就舉世矚目。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把廉潔上升為國家戰略，明確提出「為了生存，必須廉政；為了發展，必須反貪」，旗幟鮮明地開展反腐敗斗爭。人民行動黨領袖反貪污立場堅決、率先垂範，李光耀執政幾十年，政敵頗多，非議不少，卻從未有人指責他貪污受賄、生活腐化墮落。
（二）文化多元而崇尚儒術，為廉政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居多、文化多元的社會，卻選擇了儒家思想作為國家意識、治國綱領。李光耀特別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總理吳作棟也是儒家文化的積極擁護者，提出「儒家基本價值觀應上升為國家意識」。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導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這「八德」作為整個社會尊崇的道德准則和行為規范，每年開展20多場社會道德教育活動，倡導誠信、廉潔，使崇廉思想從國家意識潛移默化為國民的自覺行動。
（三）機構獨立專業而不獨斷專行，貪污調查局成為反貪先鋒。貪污調查局（CPIB）是新加坡獨立行使肅貪職能的專門機構，既是行政機構，又是執法機關，隸屬於總理公署，由總統任命，向總理負責。貪污調查局官員的地位、身份、權力、薪金有嚴格的法律保障。調查局僅有90多人，分為兩個部門：行動部和行動與特別支援部，其中行動部占據了三分之二的編制。貪污調查局享有特別偵查權、無證搜查與強行搜查、對財產的查封扣押、監察復制銀行賬目、要求有關人員提供犯罪證據、要求嫌疑人申報財產、無證逮捕以及限制轉移財產等特殊權力。盡管權力巨大，貪污調查局卻獨立不獨裁，專業不專斷，始終無畏無懼、不偏不倚。
（四）廉政立法著眼「抓得到」而非「罰得重」，織就讓貪腐行為無隙可乘的制度密網。新加坡治理腐敗的刑罰中最高刑為七年監禁，可見其立法嚴密而不嚴酷，著眼點在於「抓得到」，而非「罰得重」。
（五）高薪實為攬賢而非專為養廉，打造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隊伍。許多人認為，新加坡的廉潔是靠高薪養出來的，但新加坡的機構和官員不認同這一說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後有高薪。在實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經較好地解決了廉政問題。實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養廉，而在於攬才引賢，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職。第二，高薪是相對的。公職人員的工資與企業家、律師、醫生等社會精英相比，並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有住房、用車等額外待遇。第三，高薪酬與嚴管理相輔相成。新加坡公務員管理之嚴舉世聞名。比如行為跟蹤制度，貪污調查局有權對所有公務員進行行為跟蹤，暗地調查公務員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賭、出入酒吧的行為，有無暗中與不法團體往來的行為，等等。新加坡通過實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同時輔以嚴格管理，達到了吸引優秀人才和促進公務員廉潔從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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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新加坡為什麼能成為亞洲最廉潔的國家

瑞士洛桑發布的報告也顯示，新加坡是亞洲最廉潔的國家。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敗並贏得舉世贊譽，前總理、現任資政李光耀當政期間治腐有方功不可沒。 李光耀位居新加坡總理之職31年（1959-1990年），下決心以法治國。他有自己的反腐敗「四項基本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裡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沒有民主、法律上面沒有權威。 李光耀多次說，我是政府總理，我可以造就出許多百萬富翁、億萬富翁，但我自己絕不能成為富翁。李光耀說：「除非你身體力行，否則便無法維持這種社會。」 李光耀說過，他可能是世界上最窮的總理。這話想來是指僅靠工薪的意思，沒有任何的工資外「好處」和油水。李光耀沒有自己的公務車，車子是自己掏錢買的，是標準的「私車公用」，買得起馬還要配得起鞍，汽油費、維修費、沖洗費等等一切開銷全是掏自己的腰包。住房必須自己掏錢買，沒有什麼官邸「公房」供官員使用，愛住多大全由自己掏多少錢決定，而不是官職的大小，李光耀帶頭住自己的私房，也就沒有什麼人好意思佔用公房作官邸了。對於一些應酬活動，也不是放開肚子就可以猛吃的事，一切都有限制。國務活動或參加國際會議需要出國，費用有嚴格的規定，當事人只能領取最低的津貼，沒有可能借機找借口找由頭只要能開到發票就可以胡亂報銷的「好事」，不可能趁機撈一把。國內的接待、會議、慶典，以及陪同來訪的外國首腦或代表團參觀觀光，費用也防病量從儉，有一套嚴格而公開的財務制度，誰也別想從中揩油。所有慶典，禮儀簡單明了，不搞鋪張浪費那一套，不搞繁文縟節，決不允許官員到處題字、剪綵，更不準以此為由收受紅包。官員不得向下級單位或所管轄的企業「借錢」，也不能暗示自己短缺什麼需要什麼，也不能也任何方式向下級單位要錢。 李光耀上下班自己提著公文包，他平時喜歡白襯衫白長褲，這並不是因為新加坡太熱，而是因為白色象徵著純潔，這也是他對新加坡公務員一貫的嚴格要求：廉潔。他說：「如果我們允許你們把手放進別人放錢的抽屜里，那麼，我們就全完了。」李光耀為政伊始，就把親人召集開會，告誡他們不要產生攀龍附鳳、趁機撈好處的想法，「從今以後不應該指望從我這里得到特殊照顧，你們應該完全像普通老百姓一樣來對待自己。」他自己至今還住在父母的舊宅院里，他的官邸只有政府酬酢之時才啟用。上樑正，才能鎮下樑，李光耀對貪污腐敗的懲處是嚴厲的。一些大官，如新加坡前國防部政務部長、前總統蒂凡等，都是在廉政的鐵壁前碰破了頭，丟了官。 李光耀懲治腐敗立足於從根本上挖除腐敗的念頭和借口，這就是對定罪依據注重於看質，而不是量，主要依據的是「是否貪污受賄」，而不是「貪污受賄多少」。世界上許多國家往往把「數量」作為判斷是否貪污受賄的標准，這就使受賄罪與一般受賄行為、受賄與一般饋贈、貪污與多吃多佔等界限模糊，使許多人能夠找到借口逍遙法外。結果，由於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腐敗和貪污行為藉此而滋生滋長，沒有辦法連根拔出。李光耀從政自始，就下定決心要在新加坡割除「東南亞之癌」，決不允許腐敗分子在新加坡橫行霸道，魚肉人民。對貪污腐敗，主要依據不是「數量多少」，而應該是「是否有這種行為」。李光耀支持一點，就是所有任公職的人，特別是手中有權的官員，絕對不能接受哪怕是一丁點兒的不屬於自己的錢物，否則就觸犯了法律。所以，公務人員受賄一盒香煙、接受家庭主婦幾塊錢小費等「微不足道」的事，在新加坡都要受到難以置信的嚴厲制裁。 對於行賄和受賄，李光耀認為應該嚴懲的首先是受賄者，這個本末不能倒置。貪污腐敗的主體是社會的當權者，他們手中有權或居於「受人求」的地位，才具備了腐敗的條件和可能。一旦他們無視憲法和法律或「刑不上大夫」而使他們得到縱容包庇，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必然滋生和蔓延腐敗。至於行賄者以及為腐敗者提供條件者，雖然也有不可寬恕的罪行，但不是構成腐敗的主要方面，如果為官清廉、貪污腐敗也就無從滋生，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所以，要懲治腐敗，首先是治吏，依法治吏，重刑准備，防範在先。 新加坡立國的第二年，國會通過了《反貪污法》，該法給成立於1952年的貪污調查局權力加碼，該局直接隸屬於總理領導，向總理負責。貪污調查局局長和特別調查員可以不用逮捕證逮捕任何涉嫌貪污腐敗的人，還可以逮捕任何受到指控或被懷疑違反《反貪污法》的人，無須公訴人的命令，可以行使《刑事訴訟法》所賦予的特別權力，行使警方特別調查的權力，有權入屋搜查，沒收被認為是贓款、贓物的任何錢財或物品，有權進入各部門和機構，要求任何人提供所需的內部資料，有權要求涉嫌者說明財產來源，不能說明來源的，可以提交法庭審判。 對於集團犯罪，李光耀毫不手軟，採取的是「一窩端」的辦法。1970年至1971年期間，交通警察集體收受運輸公司的賄賂，定期收受運輸公司的錢，權錢交易是有目的的，當運輸公司有違反交通法規的事發生時，交通警察眼開眼閉，一放了之。交警拿到賄金後平分中飽私囊。貪污調查局接手這個案子後，嚴懲了所有的罪犯，將這個貪污集團連根拔除。新加坡政府決心大，手段靈活，查處嚴厲，任何腐敗案子只要一抬頭，就迅速打擊，在30多年間，新加坡沒有什麼集團性的大案要案發生過。 權錢交易，很普通的一個方面是體現在用人的腐敗上，也就是花錢買官，這是最可惡的腐敗。新加坡的公務員不可能由哪個頭兒說了算，想提拔誰就是誰，而是有一套嚴格的選拔任用制度。每一個想成為公務員的人，都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和體檢，沒有任何後門可走。 新加坡對公務員的品德特別強調。對他們的私生活管理得嚴而又嚴，日常交往的人員、家庭情況、個人興趣愛好、個人有沒有不良嗜好，如吸毒、嫖娼等行為，這種審查不是形式主義走過場的，而是滴水不漏的。李光耀認為，有不良嗜好的人進入公務員隊伍，不僅影響政府形象，而且他們一旦有條件，就會萌發心術不正貪污腐敗，容易走上邪路，所以從嚴審查「第一關」必須搞好，這是防止腐敗的有效辦法。 公務員必須是透明人。新加坡還有一絕就是公務員的品德考核制度。「緊逼盯人」，把監督實施在分分秒秒之中。政府每年發給公務員一本日記本，日記本編印好頁次和年月日，每一頁由公務員本人在其主管官員面前當面書寫其宣誓書，保證其所記的內容均為事實，沒有誑語，如果有虛假或不符合事實的記載，願意受嚴厲的處分。公務員必須隨身攜帶日記本，不得遺失，不準亂丟亂放，隨時將自己的活動記載下來。在辦公時間內，如果家屬親友來訪，要詳細記錄來訪者姓名和來訪來由。日記本定期接受檢查，公務員每周一上班時，要將日記本送交主管官員簽字檢查，完畢後發還，如果主管官員認為日記本有疑點，要將該日記本送交貪污調查局進行審查核實。如果貪污調查局通過其它渠道了解並認為此人有貪污行為，該主管官員就以知情不報、察情不嚴的罪責一並處罰。 對公務人員還實行行蹤跟蹤制。由國家貪污調查局等單位以及廣大民眾共同配合執行，對所有公務員，無論職位高低，尤其是新任公職的公務員，暗中派人跟蹤，明察暗訪他們的日常行動，看他們的私生活是怎樣的？是否有嫖娼和賭博的行為，是否出入酒吧，有沒有暗中與不法團伙來往，如果發現有劣跡，馬上會派人秘密攝影，當事人在事實面前束手就擒，等待處罰。行為跟蹤制度是一項極具震懾性的防腐防貪制度，對於任何想貪污腐敗的人來說，到處都是探視鏡頭，到處都是天羅地網。 貪污腐敗分子之所以猖狂，是因為他們的工薪收入與巨額贓款的落差，使他們敢於冒險，豁出去一搏。特別是臨退休前狠撈一把，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即「59歲現象」。李光耀要用積極的辦法使人們不敢「豁出去」，公積金制度是他的錦囊妙計。在職公職人員每月工資的40%為公積金，存在銀行里等退休後才能支取。這個40%自己只在工資中剋扣22%，還有18%由國家補貼，也就是說，國家除了每月發放工資，還要在公積金中補貼工資總額的18%。一個公務員如果從20多歲參加工作，到退休時將會有一筆數目巨大的公積金可以支取，多則幾十萬，少則十多萬，足夠保證過一種吃穿不愁，衣食無憂的生活。中央公積金是扎實而可靠的保障既是福利，又是一種廉潔抵押，對於膽敢貪贓枉法的人來說，公積金是懲罰的籌碼，貪污腐敗者被法律宣判後，他的全部公積金將被沒收，上繳國庫。 李光耀不搞唯精神論，也不搞唯物質論，他能把物質和精神直轄市得恰到好處，形成新加坡積極的反腐手段。政府每年都統計出私營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工資水平表，然後予以平衡，不讓政府部門平均工資水平低於私營企業，政府部門的工資水平在整個新加坡社會中是高居前位的，高級公務員月薪是社會一般水平的10倍以上，與一些社會精英部門相比，如商界、律師界、醫療界等等，工資的絕對值還是比不過的。所以，李光耀一方面運作高薪，一方面依然也強調奉獻精神，倡導擔任公務公職的人應該作出一些犧牲。原律政部長巴克是私人律師，每月收入是他當部長的3倍，當時公務員工資還比較低，他感到難以養家供孩子上學。因此，他不得不向李光耀提出辭呈，想回去干老本行。李光耀沒有同意，與他深談，然後又替他加薪一倍，巴克得以留任。現在新加坡的最高級領導人王鼎昌、昊作棟等人，在擔任公職前都曾是私人機構的高級職員，有著巨額收入，現在的工資不能同日而語。李光耀經常要求公務員做到「大公無私」，要「在簡朴的生活環境中為千秋大業作出偉大貢獻。」

㈣ 香港和新加坡為什麼沒有腐敗

第一是能滿足體面生活的薪水。例如新加坡中級 官 員則為10多萬新元年薪（約50萬人民幣，摺合月收入4.1萬）。中國的中級 官 員拿不到這么多吧！
第二，是透明。
例如新加坡不配給公車和專職司機，他們日常辦公都是乘坐自己的私車，自己花錢加油，自己修車，自己出錢購買房子。自己交納商業養老費和醫療保險費。
第三個成功因素，是獨立的強有力的反（腐）機構。
第四點，是公民的反（腐）熱情。
第五點，小國寡民。幾百萬人口（新加坡人口560萬），也就相當於中國一個地級市，四分之一個北京而已。國家小，容易管理。山東加河南兩省人口相當於35個新加坡。

㈤ 新加坡為什麼被稱為威權政治

新加坡立國於1965年，其創始人李光耀，自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他從心底里接受了英國的那套文化和政治體系。

李光耀是客家人，他從小又接受漢人的儒家文化教育，中華文化的一大統思想，深深印在他的腦海里。

基於上述兩種文化的交融，李光耀建立新加坡時，由於旁邊有馬來西亞的虎視眈眈，必須盡快的使新加坡從經濟上、從國防上強大起來。

多黨制的拖拉、紛亂，使行政效率比較低（印度就是個例子，與新加坡同屬英聯邦）。李光耀就是搞一黨專政，但又從經濟上、從行政上，又引入了英式的議會民主制度。使新加坡很快走上了經濟自由，行政清廉，欣欣向榮的道路，才有今天新加坡人均45000元美元的亞洲富國局面。

新加坡屬英聯邦，親近五眼聯盟的米國，很正常。小國家沒站好邊，如何面對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美國。

GDP排在世界第三，人均GDP排在世界前列的日本，採取的政治制度，和新加坡很相似…

東亞民族的最佳社會管理模式應是賢能主義。

由於東亞人民主體性發育相對不充分，履行一人一票的民選政治，甚至於連做好個人自律，都有困難。因而東亞社會實行賢能治理有一定的必然。

在全社會奉法律為神聖之下，建立完善制度，由品德賢良、才幹能力突出的社會管理精英代民行使公權，公務員在社會上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實行高薪養廉，對其中腐敗弄權的害群之馬嚴懲不貸，以維護社會對公務員隊伍的信心。這基本上就是新加坡社會治理模式的主要特點。

新加坡自從馬來西亞分家獨立另過，一直都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該黨領導人先是李光耀，後是其子李顯龍或其心腹親信。權力一直集中在李家父子及其小圈子內打轉，說是家天下黨天下也不為過。

新加坡政府雖集權但不濫權，官吏勤政能政廉政。嚴刑峻法的統治風格，因治理尚稱做到官民一體守法公道，大體還能服眾。

新加坡居民主要由三大族群構成：約三分之二多為華人，土著馬來人，以及印裔。權力能在這三族群中適當分置(如實權的總理為華人，榮譽性的總統為馬來人，外交部長多是印裔)，因而民族相處比較融洽。

新加坡的這一套治理模式保證了民眾的基本權益，照顧到了東亞政治的賢能傳統，使整個國家社會經濟人文發展在亞洲地區獨樹一幟，成績亮眼。其人均國民收入進入亞洲最高的行列，國雖小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一定話語權，其高等教育水平居於全球先進。

㈥ 新加坡政府廉潔度高原因

新加坡政府廉潔度高原因：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而不靠「政黨輪替」，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把廉潔上升為國家戰略，明確提出「為了生存，必須廉政；為了發展，必須反貪」，旗幟鮮明地開展反腐敗斗爭。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
第四條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
監察機關在工作中需要協助的，有關機關和單位應當根據監察機關的要求依法予以協助。
第五條國家監察工作嚴格遵照憲法和法律，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權責對等，嚴格監督；懲戒與教育相結合，寬嚴相濟。

㈦ 新加坡當初為什麼會從馬來西亞分裂出來呢

新加坡當初為什麼會從馬來西亞分裂出來呢？這里牽涉著很多的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下面給大家說明一下其中原因，朋友們可以參考下面的內容：

三、馬來西亞種族主義拋棄新加坡：

經濟矛盾和政治方面的矛盾，導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在此之後馬來西亞巫統為首的政治聯盟在國會上通過了憲法修改議題，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至此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徹底決裂，這就是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