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治理腐敗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❶ 哪些國家或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做得比較好
新加坡、香港
香港經驗
香港廉署是伴隨著經濟起飛與社會發展而建立和成長的，廉政公署英文名稱的意思是「獨立反貪公署」，「獨立」乃是這一機構的精粹。在香港回歸前，廉署的中文名稱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廉政專員直屬總督，專門從事公私企業機構的反貪任務，擁有極大的權力。
成立於1974年的香港政府獨立反貪機構—廉政公署，以調查、教育和預防「三管齊下」的綜合性策略，全面治理貪污問題。
香港廉政公署下設三個部門：執行處、防止貪污處和社區關系處。其中防止貪污處有55人，占總人數不到5%，其職責類似內地的預防處。他們負責審查政府機關、公共機構和私營機構的規章制度和運行過程，尋找可能導致貪污的隱患，及時提出防止貪污的意見。
而該處一直以來透過定期審查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的規章制度，以確保及時堵塞可能導致貪污的漏洞，並在制度或運作上增加透明度與問則性，令貪污分子缺乏萌芽生長的條件，真正做到「防患於未然」。
防貪處成員中不少具有專業資格，如會計師、核算師、工程師、測量師和咨詢科技專才等，也有曾任職於不同五政府部門經驗豐富的行政或專業人員。因為他們對不同專業或政府各部門運作都有深入的了解，在進行防貪工作時，往往能夠收到更佳效果。
防貪首要任務是「源頭治理」，陳潔雲表示，防貪處是擔當「抓源頭」的「大旗手」，全力協助部門機構完善內部制度和系統，預防任何導致貪污腐敗的漏洞。
「以公營機構為例，廉署因各個部門的不同需要，「量體裁衣」地制定確切的防貪建議，概括來說可以歸納為三項大原則，分別是從簡、問責及透明」。
誠然，推動防貪工作並不能單靠廉署的努力，為此，廉署的策略便是與部門、機構建立夥伴關系，以導致「雙贏」的效果。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說：香港廉署成為獨特的例子，引證了透過與公、私營界別在各方面建立夥伴關系，可更有效對付貪污。
新加坡經驗
新加坡是舉世公認的廉政之邦，人們耳熟能詳的是「高薪養廉」，但在高薪背後，還懸著一把利劍——新加坡貪污調查局。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簡稱CPIB。這個已有55年歷史的機構在成立的最初幾年作為不大，主要原因在於官方缺少一部有效力的反對和防止貪污的法令，而且官官相護。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59年新加坡實行自治以及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才開始改變。
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提出：新加坡的生存以來於政府的廉潔，只有這樣才能促使社會穩定，形成良好的外國投資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很多專家都分析認為：特殊的地位、充分的權力、簡化的辦事流程、強有力的預防措施和有效的制衡機制，是CPIB所向無敵的法寶。
CPIB設有專司預防貪污的部門，負責審查和研究那些容易發生貪腐行為的部門，其管理和工作程序上存在哪漏洞，並提出相應的整治措施和建議。該局還參與國家官員的任命考察，以確保那些有不良記錄的人不會被任命到重要的工作崗位上。CPB的官員經常與公務員談話，向他們宣傳腐敗行為潛在的危險，並對他們提出如何避免捲入腐敗案件的建議。
自成立以來CPIB處理了多起貪污受賄案件。新加坡環境發展部前政務部長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贈送的7張機票，攜帶家人旅遊，被發現後不僅被撤職，還被判刑4年。原國家發展與建設部部長鄭章遠算得上是新加坡的開國元勛，曾為「政府組屋」建設立下汗馬功勞，CPIB發現他兩次受賄50萬元，但他拒不承認，最終在鐵證面前畏罪自殺。
近年來，國內派出不少團組赴新加坡取經。上海市檢察機關、南昌市紀委都曾組團赴新加坡交流廉政建設。
❷ 新加坡的總體概況
新加坡整體介紹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一個島國。該國位於馬來半島南端，其南面有新加坡海峽與印尼相望，北面有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緊鄰。新加坡是全球最為富裕的國家之一，屬於新興的發達國家，其經濟模式被稱作為“國家資本主義”，並以穩定的政局、廉潔高效的政府而著稱。新加坡是亞洲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之一。根據調查，新加坡是繼紐約、倫敦和香港之後的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工業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快速發展至今，新加坡已成為全球第三大煉油國，以及世界電子工業中心之一。新加坡在城市保潔方面成績斐然，故有“花園城市”之美稱。
新加坡土地面積僅714平方公里，故無省市之分，而是以符合都市規劃的方式將全國劃分為五個社區，由相應的社區發展理事會簡稱(社理會)管理 。5個社理會是按照地區劃分，定名為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和中區社理會，這五個社區再進一步分為87個選區，包括12個單選區和15個集選區。
許多人都以“常年是夏，一雨成秋” 來形容獅城的天氣。新加坡地處熱帶雨林氣候區，全年氣候濕熱晝夜溫差小，平均溫度在23至34℃之間，年均降雨量在2,400毫米左右，濕度介於65%到90%之間。新加坡11月至次年2月底為雨季，受較潮濕的東北風影響，基本上每天都會下點雨。通常是下午的雷陣雨，平均低溫徘徊在攝氏24至25℃左右。6月到9月則吹西南風，最為乾燥。這兩個季風期，間隔著季候風交替月，那就是4月到5月，以及10月到11月。在這幾個季候風交替月里，地面風弱多變，陽光酷熱，最高溫度可以達到35℃。
從20世紀70年代，新加坡開始逐步擺脫了僅僅依靠轉口貿易維持生計的局面，逐步過渡到具有高附加價值的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和高科技產業。80年代初開始，新加坡加速發展資本密集、高增值的新興工業，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90年代為進一步推進經濟增長，大力推行“區域化經濟發展戰略”，加速向海外投資。 2004至2007年之間，實質GDP平均增長7%，但由於全球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跌至1.1%，多個行業遭受沖擊。對此，政府推出新一輪經濟刺激政策，加強金融市場監管，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提升投資者信心。
服務業在新加坡經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佔GDP約3/4，主要產業包括批發零售業(含貿易服務業)、商務服務業、交通與通訊、金融服務業、膳宿業(酒店與賓館)、其他共六大門類。批發與零售業、商務服務業、交通與通訊業、金融服務業是新加坡服務業的四大重頭行業，其中批發零售業由於包括貿易在內，因此份額最大。新加坡商務服務業則包括不動產、法律、會計、咨詢、IT服務等行業。交通與通訊行業，包括水陸空交通及運輸，也包括傳統的郵政服務和新興的電信服務業。金融服務業則包括銀行、證券(股票、債券、期貨)、保險、資產管理等門類，可以說正是依託這四大服務業的發展，新加坡才確立了其亞洲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的地位。
2012年8月23日新加坡統計局公布的第二季度服務業收入指數顯示，與今年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的教育服務收入下跌15.3%，休閑和個人服務收入下跌8.4%，金融與保險服務收入下滑1.1%。和去年同期相比，第二季度服務業的整體收入則同比增長6.0%，其中教育服務與保健和社會服務，分別上升 13.6%與9.2%;不包括房地產和租賃的商業服務以及交通和倉儲服務則上揚7.9%與6.8%.[10]
外貿是新加坡國民經濟重要支柱，進出口的商品包括：加工石油產品、消費品、機器之零件及附件、數據處理機及零件、電信設備和**等。主要貿易夥伴：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包含香港和台灣)、日本、韓國、美國、印尼等。
新加坡元以S$標記，是新加坡的法定貨幣。新加坡元可分為紙幣和硬幣。目前在新加坡流通的鈔票有：10000元、1000元、100元、50元、10元、5元、2元面額;硬幣有：1元、50分、20分、10分、5分與1分錢。(人民幣：新幣=5：1)
自1979年由新加坡政府主導的“講華語運動”(類似於中國的“推廣普通話”)之後，華語成為新加坡華裔的母語。新加坡民間也通行各種漢語方言，比如：莆田話、粵語、潮州話、客家話、閩南語、福州話、海南話等。
新加坡官方使用與中國一致的簡體字。但在1969年至1979年間曾短暫擁有自己的漢字簡化標准，民間以簡體字為主但偶爾也會出現繁體字與簡體字混用的現象。新加坡的官方文字為英語，因此公函、商務往來和其他經濟業務性質的書信通常以英語為主。
❸ 新加坡當初為什麼會從馬來西亞分裂出來呢
新加坡當初為什麼會從馬來西亞分裂出來呢？這里牽涉著很多的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下面給大家說明一下其中原因，朋友們可以參考下面的內容：
三、馬來西亞種族主義拋棄新加坡：
經濟矛盾和政治方面的矛盾，導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在此之後馬來西亞巫統為首的政治聯盟在國會上通過了憲法修改議題，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至此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徹底決裂，這就是其中的原因。
❹ 如何理解黨風廉政建設「兩個責任」
「兩個責任」，是指在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過程中，「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的簡稱。
體現反腐領導體制創新
治理腐敗是非常艱難的，在現代化過程中，新加坡和香港是真正從腐敗走向廉潔的國家或地區之一。新加坡和香港治理腐敗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從最高領導人以身作則和創新反腐敗體制開始的。「體制」是各機構的職權劃分，是制度運行的一種固化模式，而「機制」是制度運行過程中各種因素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一種關系。嚴格說來，「體制」與「機制」沒有嚴格的區分，它們是交織在一起的。
1998年和2011年通過的《關於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之所以沒有遏制腐敗蔓延的趨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設計的反腐領導體制在運行過程中存在局限性。《規定》設計的反腐領豎穗導體制或機制是:「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要堅持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的支持和參與。」這個反腐領導體制設計很全面，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力量都整合到治理腐敗中來了，但是，在制度實際運行過程中，卻難以追究具體治理主體應承擔的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而「虛雀兩個責任」的規定，實際上是明確認定黨委和紀委兩個治理主體要承擔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職能、權力和責任。
兩個責任相輔相成
中央並未明確規定「兩個責任」的具體內容，所以，應如何理解「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是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重點。
「黨委負主體責任」中的「主體」有兩種意思，一是制度的權利責任主體，二餘譽卜是主要的意思。「黨委負主體責任」也要從兩個方面理解。其一，黨委是參加廉政制度關系的主體，是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權利享有主體和責任承擔主體，是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這個制度責任的承擔者。其二，黨委這個主體也可以是治理腐敗主體中的主要部分的意思。從第二層「主要的」意思而言，黨委是黨風廉政建設責任的主要承擔者，其他權利主體則承擔次要責任。在治理腐敗中，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紀委、其他部門及群眾等都有責任，但黨委要負主要責任，其他權力主體要負次要責任。
❺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為何能長期執政
考察學習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從1959年的大選中獲勝上台後，在至今為止的歷次大選中保持全勝，實現了長期執政。他們是怎樣抓住民心，實現長期執政的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原因一：有一個符合國情，合乎人民意願，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國家治理模式。 一個國家採用什麼樣的治理模式離不開地理、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新加坡是個高度城市化的國家，人口素質高，居住集中，城即國，國即城，國小、人少，管理層次少，黨和政府對基層的控制力強；新加坡長期受英國議會制和文官制影響，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備的法治體系和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新加坡是個移民組成的國家，華人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為基礎的東方文明和基督教義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在這里相互融合，法治模式和人治模式得到完美結合。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建立了一整套東西方價值觀結合的共同價值觀，制定了民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的行動路線，確立了議會民主和精英治國結合、法治和德治結合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這樣一個符合國情的國家治理模式，為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提供了政治制度保證。新加坡是一個實行議會選舉的民主國家，五年一次的大選是一把懸在人民行動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失去政權的危險，使他們一直充滿著危機感，督促他們時刻不忘記人民，使他們有了為民服務的內在永久動力。 原因二：有一群樂於奉獻，心繫社會，具有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精英。 人民行動黨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國會議員是黨的最重要的幹部。議員的能力素質關繫到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水平，議員的這種重要地位決定了黨的幹部隊伍建設首先是挑選高素質的黨的議員。人民行動黨納賢的對象主要是醫生、律師、會計、大學教授、企業家、銀行家等有能力、有品行的各行業社會精英，如果發現合適人選，他們就千方百計把他們吸納到人民行動黨。為了保持黨的活力和競爭力，每次大選時，人民行動黨都要推出20％—30％的新議員人選。因此在每次大選中，人民行動黨總能把最優秀、最合適的人選作為選區議員候選人，通過他們獲得大選的勝利。在現任的84個議員中，82個是人民行動黨議員，其中包括政府總理、副總理以及15個部的部長、政務部長、政務次長。正是這些議員，一方面在國會議政，把黨的意志轉化為法律，轉化為國家意志；另一方面又在政府中領導公務員隊伍，把黨的理念轉化為政府的政策、措施，從而實現對社會的高效管理。人民行動黨通過其有效的執政行為提高公共服務的績效，以舉世公認的執政業績贏得人民的心，這是其聯系群眾的最根本的方法，也是它獲得群眾支持的根本所在。 人民行動黨的一個重要經驗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議員聯系群眾制度。人民行動黨議員兼任選區黨支部的主席，黨支部下設支部秘書和委員，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協助議員接見民眾，搜集民意，密切與群眾的聯系，在大選來臨時，爭取選民的支持。人民行動黨的議員是一群能讀懂新加坡人民心的政治家，他們善於做群眾工作，知道群眾想什麼、需要什麼，敢於面對群眾，有能力、有辦法幫助群眾解決問題。人民行動黨議員每周晚上要接待選民，接待場所在租用的幼兒園、活動中心等公共場所。在任期內，每個議員對選區居民家庭至少拜訪一次。人民行動黨議員通過為選區爭取各種援助金、政府撥款，為選民解決實際問題，贏得選民的支持、認可，樹立自己在選區的威信。人民行動黨把與選民接觸作為其最直接的聯系群眾的方法，也是它獲得群眾支持的重要所在。 原因三：有一個網路健全，覆蓋面廣，具有較強組織動員能力的社會基層組織。 新加坡的社會基層組織結構的一個特點是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比較發達，社會基層組織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他們中的領袖基本上又都被吸納到由人民行動黨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協會和組織中。因此，這些社會基層組織都掌握在人民行動黨的手中。國會議員既是選區黨組織的支部主席，又是社區基金會的主席，也是人民協會的顧問。就是說，所有「為民服務」的好事都由黨的國會議員和由人民行動黨控制的基層組織包攬，在這里，沒有黨的領導，只有黨的服務，沒有黨的形，只有黨的神。社會基層組織是人民行動黨聯系群眾的紐帶，也是它獲得群眾支持的有效手段。人民協會和人民行動黨社區基金發揮了重要作用。 人民協會是新加坡社會青年與體育部下設的法定機構，是社會團體和社會基層組織的管理機構，由國家總理李顯龍擔任協會主席。人民協會是政府和群眾溝通的橋梁，是龐大的社區網路的主管機構，是人民行動黨的得力助手。它的宗旨是通過公民咨詢委員會、民眾俱樂部、居民委員會、鄰里委員會等社會基層組織，組織和促進群眾積極參與社會、文化、教育、體育活動，為各種協會、社會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務和關懷，促進種族和諧，增加社區凝聚力，拉近人民與政府的距離，把行動黨的理念和主張轉化為民眾的具體行動，成為國家對全國進行控制的最基本的組織網路。 人民行動黨社區基金，是一個非贏利的社會福利機構，是人民行動黨聯系群眾、服務群眾的重要途徑。社區基金總部與人民行動黨總部在同一所建築中，聯系密切，這既保證了基金運作的通暢，又樹立了黨的親民形象。它主要為社區提供一些政府基層組織所不及的服務，在社區開辦行動黨幼兒園、托兒中心、兒童圖書館、電腦輔導班等，還為選區提供一些福利如保健計劃、學生獎學金等。每個組屋區都有一所行動黨的幼兒園，目的是從幼兒開始培養對行動黨的認同，也是為了爭取家長選民的支持。社區基金還協助居民委員會為居民提供各種服務，這些都為人民行動黨爭取了民心和選民。 人民行動黨的執政信念是以民為本，心繫群眾，關懷草根，黨的幹部（幹部黨員、國會議員、黨的社區領袖等）是貫徹黨的理念的最堅強的、最有力的主體。在新加坡，政策的制定、執行和反饋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國會議員發揮了關鍵作用，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他們。他們通過社會基層組織聽取民意，把脈民生，了解人民所需、所想，提煉人民的意願和主張，成為黨和國家制定各項政策的參考和依據。然後通過控制的政府部門形成各項惠民的政策、措施。社會基層組織在這個循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是黨和政府政策的宣傳者，是民意的搜集者，是社區活動的組織者，有了他們，社區就在人民行動黨的引導下開展工作。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我們要從革命黨意識向執政黨意識轉變，從建黨思路向黨建思路轉變，從側重於發展黨員、建立組織，增加數量、提高覆蓋面，向注重質量、發揮作用，提高基層組織的社會影響力、整合力、動員力轉變。學習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就要學習他們的執政理念，包括政黨理念、政府管理理念、社會發展理念，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解放思想，不斷探索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的新途徑、新方式。 得人心者得天下，民心穩則天下穩。社區作為群眾生活居住的場所，是黨和政府了解民意、贏得民心的重要場所，也是群眾了解政府政策、反映訴求的重要渠道。因此，加強社區黨建、社區建設，要從政府層面和社區層面兩個方面考慮： 黨和政府要成在社區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黨委和政府要發揮宏觀規劃、組織協調、政策引導作用，把服務群眾、爭取民心作為工作的立足點，在今後領導班子和班子成員的考核、測評、評議中，更加科學合理的增加民生指標，延伸考察范圍，把社區作為了解考察對象的一個重要方面，引導領導幹部更加關注民生、民心。要以群眾的呼聲為風向標，在人、財、物、制度多個方面提供保障，圍繞醫、食、住、行、學、工等各個方面，搞好民心工程，進一步增強黨和政府的在群眾中的威信。政府要把社區服務中心作為服務群眾的平台，在硬體設施、服務項目等方面進一步改善提高，使服務中心集社會事務辦理、娛樂、培訓、黨群活動等為一體的綜合功能體。圍繞理順管理體制，突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功能，進一步轉變街道職能。街道黨工委、辦事處作為區委、區政府的派出機構，它執政能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黨委、政府的形象。目前，街道職能定位不夠合理，導致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缺失，削弱了自身在基層的影響力。要逐步取消街道辦事處招商引資等經濟管理職能，賦予街道辦事處更多統籌、協調、監督的職能和權利。強化社區公共服務，把幫助居民就業、實施居民保障、完善居住環境、解決居民生活困難、提供居住安全、做好民政救助、負責民事調解、搞好居民文化娛樂等全方位服務作為主要職能；強化社區管理職能，在社區生態環境、醫療衛生、文化建設、治安管理、物業管理、綠化保養等方面實行網路化全履蓋的社區管理。 基層組織要成在社區建設中發揮領導作用。要以擴大基層黨組織影響力為關鍵，進一步提高黨在基層的領導核心作用。基層黨組織要以地區性、群眾性、社會性、公益性工作為重點，努力把黨的工作滲透到社區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提高在基層工作中的整合力、動員力、影響力。要探索黨員幹部、兩代表一委員聯系群眾、服務群眾的新方式，通過他們了解民情、參與民生、反映民意、爭取民心、關懷民需，更好地擴大黨的影響力，提升黨的形象。要以服務群眾為重點，進一步健全社區各類組織。要在社區大力發展具有非政府、非營利，自治性質的各類草根性社區團體和中介組織，促進社會團體、政府和社區居民建立合作夥伴關系，有效實現社區資源的內在整合。社區居委會要克服行政化傾向，對居委會職能事務進行相應剝離，突出群眾自治性的居民組織的作用，將原本由社區居委會承擔的一些公共職能，通過購買服務方式委託給社會團體和社工機構承擔，使社區居委會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服務群眾，進一步增強社區居民的社區歸屬感、認同感，提高社區凝聚力上來。
❻ 新加坡模式的質疑解析
新加坡不講意識形態，只講共享價值。它把自己的文化，與憲政制度結合，是亞洲第二個把東西方文明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我認為，日本是第一個把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日本並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結合了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憲政。自民黨內部的派系能夠達成共識和傳統文化分不開。日本政治人物也勇於承擔責任，這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領導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條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沒有發生，所發生的是制度創新。
美國的制度已經經歷了兩百多年了，已經生根了，誰也毀滅不了。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體的運作很有問題，成了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本來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協的，但這些國家往往相互攻擊。在亞洲，很多國家實行民主已經有很多年，但政局還是那麼亂，社會經濟也不發達。新加坡避免了很多發展中民主國家所走過的彎路。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新加坡也提出了「後李光耀時代」的問題。我自己的判斷是，在「後李光耀時代」，李光耀時代所確立的制度正是確保這個制度延續性的制度保障，同時這個制度里也包含著巨大的制度創新精神。 新加坡在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是個異數。因為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民主，不讓人民充分享有監督政府的權利，政府就必然墮落為人民的老爺，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潔勤政，建立一個文明和諧的社會。新加坡卻讓我們無話可說：它相信權威主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沒有充分的新聞自由，建國40年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父親可以傳位給兒子;但它同樣很文明，沒有人隨地吐痰，擁有潔凈的空氣、優美的環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曾經，我們很想把中國搞成一個「大新加坡」。比如中國老百姓對官員腐敗非常痛恨，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潔程度比較高，為什麼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務員的工資水平高，就用不著搞腐敗了。這條經驗非常容易學，要想讓我們國家的公務員廉潔，只要給他們加工資、加福利就可以了。
中國公務員確實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出公務員加薪和他們的廉潔程度有直接關系。是因為我們加薪加得還不夠多，還是這條新加坡經驗不適合「中國國情」?遺憾的是很多人沒有搞清楚。
新加坡確實是一個奇跡，尤其是華人社會的一個奇跡。 國內對於新加坡經驗的報道，問題出在哪裡?
這些直接或者間接的報道，大都是斷章取義的，多年來，只讓人知道一面，而沒有讓大家了解另一面。公眾所接受的信息經過了不負責的過濾。
如果一位部長在大選中落選，那他什麼也沒有了。部長薪金看起來很多，但這是全部收入，再沒有其他收入，也沒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連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樣，到市場上購買。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對我震撼很大。一位新加坡部長應邀來北京辦公務，有點空閑時間，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點，我介紹了一處。部長一行4人要打車過來，我說，還是我開車去接吧。我跟部長開玩笑說，能給部長開車，對我是不可想像的事。
相對於新加坡的整體富裕程度來說，如果以中國作為參照系，新加坡的官員從自己崗位上獲得的利益並不算高。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新加坡的官員並不是藉助政府權力和關系網才變得身價倍增。通常，他們在進入政府之前就已經是富人，能夠獲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個原來能在企業得到300萬元年薪的人，進入政府獲得100萬元年薪，對他而言，這只能算是一個比較體面的收人，而不能算是高收人。這些人該有的都有了，本來就是社會公認的精英，進入政府的初衷，往往就是為了回報社會。 新加坡確實是權威主義，但他們的權威主義和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新加坡的新聞界不敢隨便批評政府，但他們的政府並不會直接干預新聞運作，而是通過事後法律起訴，比如告人家誹謗罪，以公開答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另外，當媒體公開批評政府官員時，政府往往不採取封殺措施，而是主動曝光，向社會全面披露，有問題就主動檢討、嚴肅處理，沒問題也向社會作詳細解釋。 對於新加坡的成就，有兩種觀點，一種歸功於儒家傳統和「東亞價值觀」，一種則認為是因為「經濟透明和法制嚴明」。
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往往都受過西方高等教育，他們的領導人多出身資產階級，並且大多是受過劍橋教育的大學生。在新加坡，下層人一般說中國話，比如你坐計程車，或者在小攤上吃餛飩，你和老闆用華語交流完全沒有問題;但你到政府辦事，大家說的都是英語，好像一下子切換到另一個系統，你似乎在和一幫黃皮膚的歐洲人打交道。
儒家傳統和價值觀當然也發揮了部分作用。「選賢與能」可以算是儒家的。人民行動黨標榜自己是一個由精英分子組成的政黨，包括李光耀在內的領導人，也確實是一批受過西方系統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夠成為人民行動黨黨員，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會地位。 要有效集中權力，維持權力和使用權力，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權力要有載體，需要有組織結構。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個精英黨。黨員分幹部黨員和普通黨員兩部分。普通黨員不多，幹部黨員更少。社會上大家感覺不到黨的存在。黨是隱性的，是政治領域的「看不見的手」。就是說，政黨是融於社會的。實際上，政黨必須是社會的一部分，是社會的精英部分。這是列寧主義政黨的要點。政治人物來自民間。如果政黨變成了脫離社會的自成一體的既得利益集團，那麼這個政黨就會處於危機之中。
新加坡盡管是一黨執政，但政治體系是向社會開放的。從建國開始，新加坡的領導人就意識到，在一個沒有任何資源的國家，政治人才是國家生存、發展和提升的關鍵。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優秀的人都去經商。新加坡要把這些最優秀的人來從政。因此，執政黨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扮演「伯樂相馬」中的「伯樂」，在全社會、全世界尋找優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統公務員是內部選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會為執政黨培養的。或者說，很多政治領袖都不是執政黨自身培養的，而是從社會吸收進執政黨的。在上世紀70年代，人民行動黨吸收了後來成為總理的吳作棟和副總理的陳慶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已經在職的總理李顯龍和副總理黃根成等精英人才。這些領袖人物在成為執政黨領導人之前，都是社會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們在哪個領域成功了，執政黨才邀請他們入黨，為國民服務。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黨齡」一說。今天不是黨員，明天黨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為黨員。這就解決了很多列寧主義政黨黨內論資排輩的問題。列寧主義政黨的本質就是要吸收社會的精英，但在列寧主義政黨成為組織之後，往往會演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新加坡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解決方法就是維持政黨的開放性，向社會開放。 新加坡本身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國家。人民行動黨議員都要定期和選民直接見面，討論他們所關心的問題，這就把執政黨內和社會結合起來。如果代表、委員們沒有和社會連接的有機機制，都不跟老百姓發生直接的關系。如果這些代表和社會、人民是沒有直接的聯系的，那麼他們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黨執政制度很好地結合起來。西方人說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稱並不重要，關鍵是民主要能夠產生一個好和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國家，民主政治能夠有效運作獲益於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國家制度建設，也獲益於比較高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在能夠確立基本國家制度和取得社會經濟發展之前，受各種因素影響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經常出現問題。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轉的性質。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國家制度就很難建立起來。這就有可能使得這些國家長期處於弱勢地位。
應當強調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現一個好政府。中國古代也出過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個領導人的個人素質。領導人好，政府就好，個人的因素扮演了主要作用，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來保證這個好政府的。執政黨必須通過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選。因為有很多反對黨存在，盡管他們很小，但也構成良好的競爭壓力。反對黨本身對執政黨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制約，在國會里只有少數幾個名額。但如果人民不滿意執政黨，在原則上在大選時是可以支持反對黨的。因此，執政黨始終有壓力。執政黨的執政行為必須讓多數民眾滿意。
同時，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錄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員，他們在進入政治之前，都是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但是執政黨很開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設性批評的人。只要批評得有理，執政黨就會使用他們。執政黨最不喜歡光會講好話的庸人。你有能力，有業績，有建設性意見，黨都可以把你吸納進來。如何保持政權的開放性，代表社會利益，這是執政黨要解決的問題，否則執政黨本身就會演變成既得利益。
執政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很重要。在這一點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發達的民主國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國精神是民本主義，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精神。在很多地方，人們對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對資本和人民的作用爭論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處理了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親商」和「親民」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親商」也就是親商人，重視資本的作用。 政治可以集中，權力可以集中，但必須保證這些掌握權力的人，必須是社會上最優秀的人。這是新加坡領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對黨的作用是能夠制約執政黨，但也存在著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約措施。上面說過，對新加坡執政黨最有效的制約並不是反對黨，而是社會，也就是人民。
應當指出的是，選拔不是指定，選拔就是黨內民主、黨內競爭。對新加坡的領袖人物，人民行動黨的黨內認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講過，在吳作棟和陳慶炎之間，前者並不是他的首選。但黨內支持吳作棟，最後是黨內精英認同而不是個人認同起了作用。
保證候選人的品質、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義。這點新加坡做得很好。議員要選舉產生。比如，把一個在某個領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冊到一個特定的選區，讓老百姓選舉你。他是先有社會認同，再有政黨認同的。黨外做得好的，會被黨直接吸收進來，所以他很容易當選。
新加坡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對黨在國會內的比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這個改革是為了維護政治穩定及保持民眾對政府強而有力的授權。新加坡決定修改選舉條例，將反對黨在國會的保障席位，即非選區議員的席位，由最少3個增至9個。不論反對黨候選人的得票多少，在國會都有最少9個席位，令反對黨在國會的比例增至兩成。新加坡政府強調指出，比例代表制不會是政治改革的選項，否則會出現弱勢政府。就是說，發展更多的民主並不一定要學習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論上比較公正，但在實際上並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做法並不符合亞洲國家。新加坡所作的精神就是在體制內提供給不同的利益和聲音以更大的空間，在體制內消化和協調不同利益。
❼ 為什麼說新加坡政府廉潔
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敗並贏得舉世贊譽，李光耀當政期間治腐有方功不可沒。
（一）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而不靠「政黨輪替」，廉政建設成就舉世矚目。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把廉潔上升為國家戰略，明確提出「為了生存，必須廉政；為了發展，必須反貪」，旗幟鮮明地開展反腐敗斗爭。人民行動黨領袖反貪污立場堅決、率先垂範，李光耀執政幾十年，政敵頗多，非議不少，卻從未有人指責他貪污受賄、生活腐化墮落。
（二）文化多元而崇尚儒術，為廉政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居多、文化多元的社會，卻選擇了儒家思想作為國家意識、治國綱領。李光耀特別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總理吳作棟也是儒家文化的積極擁護者，提出「儒家基本價值觀應上升為國家意識」。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導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這「八德」作為整個社會尊崇的道德准則和行為規范，每年開展20多場社會道德教育活動，倡導誠信、廉潔，使崇廉思想從國家意識潛移默化為國民的自覺行動。
（三）機構獨立專業而不獨斷專行，貪污調查局成為反貪先鋒。貪污調查局（CPIB）是新加坡獨立行使肅貪職能的專門機構，既是行政機構，又是執法機關，隸屬於總理公署，由總統任命，向總理負責。貪污調查局官員的地位、身份、權力、薪金有嚴格的法律保障。調查局僅有90多人，分為兩個部門：行動部和行動與特別支援部，其中行動部占據了三分之二的編制。貪污調查局享有特別偵查權、無證搜查與強行搜查、對財產的查封扣押、監察復制銀行賬目、要求有關人員提供犯罪證據、要求嫌疑人申報財產、無證逮捕以及限制轉移財產等特殊權力。盡管權力巨大，貪污調查局卻獨立不獨裁，專業不專斷，始終無畏無懼、不偏不倚。
（四）廉政立法著眼「抓得到」而非「罰得重」，織就讓貪腐行為無隙可乘的制度密網。新加坡治理腐敗的刑罰中最高刑為七年監禁，可見其立法嚴密而不嚴酷，著眼點在於「抓得到」，而非「罰得重」。
（五）高薪實為攬賢而非專為養廉，打造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隊伍。許多人認為，新加坡的廉潔是靠高薪養出來的，但新加坡的機構和官員不認同這一說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後有高薪。在實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經較好地解決了廉政問題。實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養廉，而在於攬才引賢，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職。第二，高薪是相對的。公職人員的工資與企業家、律師、醫生等社會精英相比，並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有住房、用車等額外待遇。第三，高薪酬與嚴管理相輔相成。新加坡公務員管理之嚴舉世聞名。比如行為跟蹤制度，貪污調查局有權對所有公務員進行行為跟蹤，暗地調查公務員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賭、出入酒吧的行為，有無暗中與不法團體往來的行為，等等。新加坡通過實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同時輔以嚴格管理，達到了吸引優秀人才和促進公務員廉潔從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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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新加坡是靠什麼制度治住腐敗的。
新加坡的廉政來自一整套的政治理念、社會、文化氛圍、政府透明、法治和嚴厲查處機構等，高薪是其中一種因素，但決不是主要因素。
領導人以身作則，然後以下是要點:
首先是依靠建立以減少腐敗機會為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時期的《預防腐敗法》（POCA）。這個法律的宗旨是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減少腐敗的機會，並使得腐敗發現起來更容易，然後用嚴厲、及時的懲罰來阻嚇犯罪。這個法律對貪污、賄賂行為作了廣泛的規定；對各種腐敗的形式作了明確的規定；在證據上，對官員腐敗採取有罪推定，如果一個官員被發現生活闊氣，消費明顯超過收入，或擁有與收入不相稱的財產，法院就可以此作為受賄的證據；法律還給予反貪人員很大的調查取證權，規定被控方家屬和證人有提供實情的義務，否則將受到嚴重處罰。
其次，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減少腐敗的機會，是新加坡反腐敗最重要、最有效的經驗。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國家和社會資源，並大量進行政府投資的政府，很多大的建設項目都由政府投資，有80％的居民住的組屋是由政府蓋的。錢權交換的機會是很多的，但是由於各種制度健全，堵塞了腐敗的渠道，使得官員沒有機會腐敗。這種制度就是權力分配的分散化，凡重大決定都防止任何一個官員可以個人作主，而是幾名官員共同參與決定，政府合同由不同的級別審查決定，各種責任非常明確。
第三，強有力和有效的反貪調查局（CPIB）。現有77人的反貪調查局直接在總理領導下工作，是防止和打擊貪污賄賂的利器。它的成功在於：它在新加坡得到人民的高度信任；它被賦予很有效的權力和手段，如任何證人一旦受貪污調查局傳喚，都必須前往據實報告，如果發現提供假信息或誤導性信息，將面臨罰款和監禁處罰。新加坡畢竟很小，反貪機構能有效地監控官員，有腐敗行為也很容易得到揭露。
一國的反貪是否成功、有效，有兩點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制止犯罪不在於它的法律是否嚴厲，而在於犯罪者受處罰的概率。如果違法者受處罰的概率很小，即使再嚴厲的處罰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發現的概率很高，它的震懾作用是巨大的。一位專家告訴我，新加坡貪污犯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賓40倍。在貪污犯被抓概率低的情況下，被抓的貪官往往還很不服氣，會說：為什麼抓我不抓他？認為被抓只是運氣不好。所以很多人心存僥幸。
另一重要因素是對犯罪的規定必須明確。一旦觸犯規定就必須給予處罰，不能再考量各種因素，如看官職大小、是否有背景、或者認為違法的太多了（如法律規定官員接受1000元即為受賄，不能因為人數太多就內部掌握接受1萬元才處理）等因素。這樣，就把制裁界線給模糊了，人們不知界線在哪裡，就會得寸進尺。新加坡這方面非常乾脆，只要發現觸線的人都會受到處理。60年代，曾有一位部長反對購買波音飛機，但私下透過人向波音公司表示願意提供有償服務。被告發後，盡管只是嫌疑，李光耀也果斷地解除了他的職務。這位部長最後被人們唾棄潦倒落魄。
第四，政府公開透明。沒有公開透明就沒有廉政，政府暗箱操作是腐敗之源。公開透明包括各方面，政務公開透明，所有的辦事程序都法制化、公開，如某工程招標，都是非常透明的，如果人們有懷疑，可以投訴。有關部門都應提供材料，並作出解釋。
官員的財產都是公開的，人們對官員的財產有疑問，可以投訴，有關部門應調查並向人們作出解釋，包括對李光耀本人的投訴也不例外。1995年，有人投訴李光耀父子在購房中有不公正交易。總理吳作棟下令調查李光耀和李顯龍（當時副總理）兩處購房過程。調查表明，這兩處購房在預售中發展商給他們父子10％以內的折扣。成交後由於市場房價飛漲，於是有人就向有關部門投訴。李光耀要求將調查結果徹底公開，並把它提交國會討論。在辯論中，反對黨也認為這個折扣是市場的一般做法。由於不遮掩，完全公開披露，使此事完全化解。
第五，新加坡政府的廉潔還在於它經過幾十年的國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質，已經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文化：人們把貪污受賄的公職人員看成社會公敵。加上新加坡是個法治社會，人們都自覺地依法律規則辦事，而不會首先想到去打通關系。所以，靠行賄辦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❾ 新加坡腐敗案件發生數量
楊少雄挪用、侵吞公款的手段散宴屢試不爽，讓他心裡沾沾自喜，同時流露出對法律與制度的輕蔑，更助長了他貪婪享樂的思想。此時的他已經被金錢蒙蔽了內心的廉潔，從起初的1200美元，到後來的120萬美元，楊少雄一步步滑入了貪腐的深淵。——王金偉
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的南端，毗鄰馬六甲海峽，是東南亞的一個島國。提到新加坡，人們首先會想起它優美的城市環境、干凈整齊的街道、高薪養廉的制度以及令人不寒而慄的鞭刑。鞭刑是一種殘酷的肉刑，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已經廢除了該刑罰，這一與現代文明社會顯得格格不入的刑罰，卻能夠在一個高度文明、高度全球化的國家保存並傳承下來，也顯現出新加坡法治的獨到之處。就是在余臘這樣一個法制健全、刑罰嚴苛、高度廉潔豎掘滑的國家，2013年發生的一起反貪官員楊少雄腐敗案令新加坡民眾咂舌，也讓世界各國舉目震驚。
❿ 新加坡為什麼能成為亞洲最廉潔的國家
瑞士洛桑發布的報告也顯示，新加坡是亞洲最廉潔的國家。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敗並贏得舉世贊譽，前總理、現任資政李光耀當政期間治腐有方功不可沒。 李光耀位居新加坡總理之職31年（1959-1990年），下決心以法治國。他有自己的反腐敗「四項基本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裡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沒有民主、法律上面沒有權威。 李光耀多次說，我是政府總理，我可以造就出許多百萬富翁、億萬富翁，但我自己絕不能成為富翁。李光耀說：「除非你身體力行，否則便無法維持這種社會。」 李光耀說過，他可能是世界上最窮的總理。這話想來是指僅靠工薪的意思，沒有任何的工資外「好處」和油水。李光耀沒有自己的公務車，車子是自己掏錢買的，是標準的「私車公用」，買得起馬還要配得起鞍，汽油費、維修費、沖洗費等等一切開銷全是掏自己的腰包。住房必須自己掏錢買，沒有什麼官邸「公房」供官員使用，愛住多大全由自己掏多少錢決定，而不是官職的大小，李光耀帶頭住自己的私房，也就沒有什麼人好意思佔用公房作官邸了。對於一些應酬活動，也不是放開肚子就可以猛吃的事，一切都有限制。國務活動或參加國際會議需要出國，費用有嚴格的規定，當事人只能領取最低的津貼，沒有可能借機找借口找由頭只要能開到發票就可以胡亂報銷的「好事」，不可能趁機撈一把。國內的接待、會議、慶典，以及陪同來訪的外國首腦或代表團參觀觀光，費用也防病量從儉，有一套嚴格而公開的財務制度，誰也別想從中揩油。所有慶典，禮儀簡單明了，不搞鋪張浪費那一套，不搞繁文縟節，決不允許官員到處題字、剪綵，更不準以此為由收受紅包。官員不得向下級單位或所管轄的企業「借錢」，也不能暗示自己短缺什麼需要什麼，也不能也任何方式向下級單位要錢。 李光耀上下班自己提著公文包，他平時喜歡白襯衫白長褲，這並不是因為新加坡太熱，而是因為白色象徵著純潔，這也是他對新加坡公務員一貫的嚴格要求：廉潔。他說：「如果我們允許你們把手放進別人放錢的抽屜里，那麼，我們就全完了。」李光耀為政伊始，就把親人召集開會，告誡他們不要產生攀龍附鳳、趁機撈好處的想法，「從今以後不應該指望從我這里得到特殊照顧，你們應該完全像普通老百姓一樣來對待自己。」他自己至今還住在父母的舊宅院里，他的官邸只有政府酬酢之時才啟用。上樑正，才能鎮下樑，李光耀對貪污腐敗的懲處是嚴厲的。一些大官，如新加坡前國防部政務部長、前總統蒂凡等，都是在廉政的鐵壁前碰破了頭，丟了官。 李光耀懲治腐敗立足於從根本上挖除腐敗的念頭和借口，這就是對定罪依據注重於看質，而不是量，主要依據的是「是否貪污受賄」，而不是「貪污受賄多少」。世界上許多國家往往把「數量」作為判斷是否貪污受賄的標准，這就使受賄罪與一般受賄行為、受賄與一般饋贈、貪污與多吃多佔等界限模糊，使許多人能夠找到借口逍遙法外。結果，由於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腐敗和貪污行為藉此而滋生滋長，沒有辦法連根拔出。李光耀從政自始，就下定決心要在新加坡割除「東南亞之癌」，決不允許腐敗分子在新加坡橫行霸道，魚肉人民。對貪污腐敗，主要依據不是「數量多少」，而應該是「是否有這種行為」。李光耀支持一點，就是所有任公職的人，特別是手中有權的官員，絕對不能接受哪怕是一丁點兒的不屬於自己的錢物，否則就觸犯了法律。所以，公務人員受賄一盒香煙、接受家庭主婦幾塊錢小費等「微不足道」的事，在新加坡都要受到難以置信的嚴厲制裁。 對於行賄和受賄，李光耀認為應該嚴懲的首先是受賄者，這個本末不能倒置。貪污腐敗的主體是社會的當權者，他們手中有權或居於「受人求」的地位，才具備了腐敗的條件和可能。一旦他們無視憲法和法律或「刑不上大夫」而使他們得到縱容包庇，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必然滋生和蔓延腐敗。至於行賄者以及為腐敗者提供條件者，雖然也有不可寬恕的罪行，但不是構成腐敗的主要方面，如果為官清廉、貪污腐敗也就無從滋生，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所以，要懲治腐敗，首先是治吏，依法治吏，重刑准備，防範在先。 新加坡立國的第二年，國會通過了《反貪污法》，該法給成立於1952年的貪污調查局權力加碼，該局直接隸屬於總理領導，向總理負責。貪污調查局局長和特別調查員可以不用逮捕證逮捕任何涉嫌貪污腐敗的人，還可以逮捕任何受到指控或被懷疑違反《反貪污法》的人，無須公訴人的命令，可以行使《刑事訴訟法》所賦予的特別權力，行使警方特別調查的權力，有權入屋搜查，沒收被認為是贓款、贓物的任何錢財或物品，有權進入各部門和機構，要求任何人提供所需的內部資料，有權要求涉嫌者說明財產來源，不能說明來源的，可以提交法庭審判。 對於集團犯罪，李光耀毫不手軟，採取的是「一窩端」的辦法。1970年至1971年期間，交通警察集體收受運輸公司的賄賂，定期收受運輸公司的錢，權錢交易是有目的的，當運輸公司有違反交通法規的事發生時，交通警察眼開眼閉，一放了之。交警拿到賄金後平分中飽私囊。貪污調查局接手這個案子後，嚴懲了所有的罪犯，將這個貪污集團連根拔除。新加坡政府決心大，手段靈活，查處嚴厲，任何腐敗案子只要一抬頭，就迅速打擊，在30多年間，新加坡沒有什麼集團性的大案要案發生過。 權錢交易，很普通的一個方面是體現在用人的腐敗上，也就是花錢買官，這是最可惡的腐敗。新加坡的公務員不可能由哪個頭兒說了算，想提拔誰就是誰，而是有一套嚴格的選拔任用制度。每一個想成為公務員的人，都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和體檢，沒有任何後門可走。 新加坡對公務員的品德特別強調。對他們的私生活管理得嚴而又嚴，日常交往的人員、家庭情況、個人興趣愛好、個人有沒有不良嗜好，如吸毒、嫖娼等行為，這種審查不是形式主義走過場的，而是滴水不漏的。李光耀認為，有不良嗜好的人進入公務員隊伍，不僅影響政府形象，而且他們一旦有條件，就會萌發心術不正貪污腐敗，容易走上邪路，所以從嚴審查「第一關」必須搞好，這是防止腐敗的有效辦法。 公務員必須是透明人。新加坡還有一絕就是公務員的品德考核制度。「緊逼盯人」，把監督實施在分分秒秒之中。政府每年發給公務員一本日記本，日記本編印好頁次和年月日，每一頁由公務員本人在其主管官員面前當面書寫其宣誓書，保證其所記的內容均為事實，沒有誑語，如果有虛假或不符合事實的記載，願意受嚴厲的處分。公務員必須隨身攜帶日記本，不得遺失，不準亂丟亂放，隨時將自己的活動記載下來。在辦公時間內，如果家屬親友來訪，要詳細記錄來訪者姓名和來訪來由。日記本定期接受檢查，公務員每周一上班時，要將日記本送交主管官員簽字檢查，完畢後發還，如果主管官員認為日記本有疑點，要將該日記本送交貪污調查局進行審查核實。如果貪污調查局通過其它渠道了解並認為此人有貪污行為，該主管官員就以知情不報、察情不嚴的罪責一並處罰。 對公務人員還實行行蹤跟蹤制。由國家貪污調查局等單位以及廣大民眾共同配合執行，對所有公務員，無論職位高低，尤其是新任公職的公務員，暗中派人跟蹤，明察暗訪他們的日常行動，看他們的私生活是怎樣的？是否有嫖娼和賭博的行為，是否出入酒吧，有沒有暗中與不法團伙來往，如果發現有劣跡，馬上會派人秘密攝影，當事人在事實面前束手就擒，等待處罰。行為跟蹤制度是一項極具震懾性的防腐防貪制度，對於任何想貪污腐敗的人來說，到處都是探視鏡頭，到處都是天羅地網。 貪污腐敗分子之所以猖狂，是因為他們的工薪收入與巨額贓款的落差，使他們敢於冒險，豁出去一搏。特別是臨退休前狠撈一把，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即「59歲現象」。李光耀要用積極的辦法使人們不敢「豁出去」，公積金制度是他的錦囊妙計。在職公職人員每月工資的40%為公積金，存在銀行里等退休後才能支取。這個40%自己只在工資中剋扣22%，還有18%由國家補貼，也就是說，國家除了每月發放工資，還要在公積金中補貼工資總額的18%。一個公務員如果從20多歲參加工作，到退休時將會有一筆數目巨大的公積金可以支取，多則幾十萬，少則十多萬，足夠保證過一種吃穿不愁，衣食無憂的生活。中央公積金是扎實而可靠的保障既是福利，又是一種廉潔抵押，對於膽敢貪贓枉法的人來說，公積金是懲罰的籌碼，貪污腐敗者被法律宣判後，他的全部公積金將被沒收，上繳國庫。 李光耀不搞唯精神論，也不搞唯物質論，他能把物質和精神直轄市得恰到好處，形成新加坡積極的反腐手段。政府每年都統計出私營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工資水平表，然後予以平衡，不讓政府部門平均工資水平低於私營企業，政府部門的工資水平在整個新加坡社會中是高居前位的，高級公務員月薪是社會一般水平的10倍以上，與一些社會精英部門相比，如商界、律師界、醫療界等等，工資的絕對值還是比不過的。所以，李光耀一方面運作高薪，一方面依然也強調奉獻精神，倡導擔任公務公職的人應該作出一些犧牲。原律政部長巴克是私人律師，每月收入是他當部長的3倍，當時公務員工資還比較低，他感到難以養家供孩子上學。因此，他不得不向李光耀提出辭呈，想回去干老本行。李光耀沒有同意，與他深談，然後又替他加薪一倍，巴克得以留任。現在新加坡的最高級領導人王鼎昌、昊作棟等人，在擔任公職前都曾是私人機構的高級職員，有著巨額收入，現在的工資不能同日而語。李光耀經常要求公務員做到「大公無私」，要「在簡朴的生活環境中為千秋大業作出偉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