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為什麼去新加坡
❶ 說說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英文版1000字以上)
如果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持續惡化，將可能對中國崛起的安全環境構成極大的挑戰
旋轉地球儀，環視中國版圖周邊，明眼人即會發現，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不容樂觀。
突然而至的緬甸戰事，猶如在中國西南國門點著了一把火，猛地驚醒了國人：西北阿富汗戰爭、東北朝核危機、中印邊境吃緊……來自陸上邊境的壓力似乎從未如此之大！
作為局外人，日本評論家宮崎正弘顯得「旁觀者清」，他不惜花上一年的時間，跑遍了印度、越南、巴基斯坦、中亞五國以及蒙古等中國的周邊鄰國，深入調查後發現：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地緣政治包圍的國家」。
而身處新加坡的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教授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時也不無憂慮地指出，如果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持續惡化，將可能對中國崛起的安全環境構成極大的挑戰。
核武、賭場和毒品包圍中國
每到中國的一個鄰國，宮崎正弘都必去一個地方——中國城。在他看來，這里是窺視中國在當地影響力以及這個國家普通民眾對待中國態度的最佳窗口。
細心的宮崎正弘捕捉到了一些細微而復雜的情緒。在緬甸仰光，手拿一份報紙、喝著咖啡的他，仔細觀察街上店鋪的中文招牌，說著各式中國方言的商人。在他眼裡，這里的中國印象無處不在。但是他也發現虔誠信仰佛教的緬甸人與精於做生意的中國人之間的區別。
他如此描述自己的見聞：盡管所到之處都避免不了中國掀起的風潮，但中國與當地文化的沖突也十分激烈。在有些地方，中國甚至被視為威脅。即便是跟中國關系緊密的國家，它們還是希望擺脫中華文明的影響，對中華文化的滲透保持著高度警惕。
宮崎正弘的描述或許有其片面性，但在一些觀察家看來，中國周邊的確環繞著一條連續的「破碎地帶」。鄭永年如此概括這一狀況，「核武、賭場和毒品包圍中國，再加上恐怖主義等等問題，情況就更為復雜了。」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被核武器包圍的國家，且世界6成以上的熱點匯聚在中國周邊，這就是中國的周邊的安全概貌。身居新加坡的鄭永年教授，更是觀察到周邊國家對中國的一些心理和心態，「東南亞的一些人視中國為"大塊頭"，並且還是個令人捉摸不透的大塊頭，心存害怕心理。同時，它們又認為在某些方面中國是個笨拙的巨人。」周邊中小國家的這種心理，為它們與中國關系的變化起伏打下了伏筆。
周邊不穩定阻礙中國崛起
觀察人士多認為，中國地緣政治環境的復雜程度世界少有。
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之所以能成為全球霸權，跟它身處遙遠的北美大陸息息相關。可以說，相對簡單而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成就了今天的美國。而歷史上歐洲之所以屢屢陷入戰亂，亦跟歐洲當時破碎的地緣政治環境相關。二戰後，歐洲人痛定思痛走上一體化道路，才逐漸消解這個讓歐洲戰事不斷的地緣魔咒。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外交重點應該是亞洲，因為周邊不穩定，往往會制約中國的發展。但在鄭永年看來，中國對周邊外交的重視還遠遠不夠，「除了在日本駐有副部級的外交官，駐東南亞國家的外交官多為司局級。」
不過，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並不認同鄭永年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的周邊外交思路是有效的，並且依然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上世紀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國與周邊國家都發生過大大小小的武裝沖突，但最近20年來邊境線上一直保持安寧，這說明了中國周邊外交取得的成績。」
但在談及當前中國周邊的形勢時，孟祥青教授並不否認「問題很多、形勢很嚴峻」。
大國插手中國周邊
美國的戰略重點在向西轉移、印度的眼睛在往東看、日本則緊緊盯住它的西南，連澳大利亞都突出自己的亞洲國家身份。它們利益關切的邊界似乎有一個共同的指向，那就是中國方向。
鄭永年認為，「美日韓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東亞小北約，中國往東的空間被封住，印度正加強對印度洋的掌控，並有與美日澳聯手的意圖，它們的戰略中有明顯的牽制中國的考慮。」
美國等國家擠壓中國戰略空間的意圖十分明顯。2007年8月，美國《華盛頓季刊》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要在中國處於「戰略十字路口」時改變其地緣政治選擇，通過在中國周邊地區加強和培養與友好國家的關系，抑制並積極引導中國的地區和國際野心，從而達到限制北京潛在戰略選擇的目的。
這篇文章的言外之意，就是要把中國緊緊壓縮在自己的陸地空間內。顯然，美國也正是遵循這樣一條思路，而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印度都心照不宣地予以配合。美國的這一戰略思路，亦與中國周邊一些中小國家形成了某種默契。
大國借中國周邊動盪的時機插手進來，使得局勢變得更為復雜。「中國要明確自己的國家利益邊疆，並旗幟鮮明地提出來，善於運用自己的軟硬力量去實施。」鄭永年如是指出。
❷ 如何評價鄭永年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失去文化傳統的文明
中國數千年保持的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上的農業文明傳統，從鴉片戰爭後開始，開始了近現代，也就開始了工業化，工業革命，從而走上了工業文明。鄭老師的觀點有合理性。
❸ 如何認識目前中國的社會抗議運動 鄭永年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的體制改革越來越迫切。中國領導層提出了改革就是紅利，就是要通過繼續的改革求得可持續的發展。不過，人們也發現，體制改革越來越困難了。為什麼需要改革但又改革不動？歸根到底，人們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體制改革變得那麼困難？只有回答這個問題之後，人們才可尋找下一步改革的路徑。對改革的困難，人們一般都指向中國的既得利益。盡管誰也不會否認這一點，但仍然需要人們進行一些具體分析。至少可以從高層、中層和社會底層三個層面來分析改革的難度。
在高層，改革出現困難主要有兩大因素所致，即改革目標和權力運作。改革的目標屬於頂層設計。幾年來頂層設計出現了大問題，主要指的是改革沒有了明確的大目標。中國共產黨體制是一個動員型體制，這個體制的一大特點，就是做什麼都首先需要有一個大目標，有了這個大目標，然後再去做動員，動員各方面的力量來實現這個大目標。改革開放以來就是這樣一個發展進程。1980年代進行了各方面的改革，但經過了整整十多年，到中共十四大才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大目標。這個大目標的確立，有效推動了十四大之後的各方面的改革和進步，包括內部的各項經濟制度改革，例如稅收制度、中央銀行制度和國有企業和外部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
但現在則沒有這樣的大目標。盡管在中共十六大之後，領導層逐漸地把社會建設和社會政策，納入其重點改革議程，但並沒有成為改革的頭等大事。各級政府盡管也開始強調社會建設，但其重點仍然放在經濟發展方面，社會改革對大部分官員來說，只是經濟改革的一個補充。可以預見，除非再一次找到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那樣的目標定位，高層要作大規模的政策動員已經非常困難。
第二，除了改革目標不夠明確，沒有找到突破口之外，政策的執行也出現了問題。頂層設計，地方執行，這一直是中國的政策模式。但現在執行層面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這里有兩個相輔相成的因素，即強人政治時代的結束和官僚階層的抵制。官僚階層的抵制下面再談，這里先談強人政治這個因素。所謂的政治強人，指的就是那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並且能夠克服既得利益，把自己的政策轉化成為現實的政治家。應當強調的是，那些通過各種強權，意在維護現狀的政治人物並不是政治強人。在任何時候，既得利益的存在是常態。政治強人的優勢，在於其可以動員足夠的支持力量來實現的政策目標。毛澤東和鄧小平就是這類政治家。政治強人時代已過去
在中國，這類政治家是長期革命的產物，他們不僅在長期的革命過程中擁有大量的支持者，而且也善於作必要的政治動員。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政治傢具有一個大的政治格局，就是說，他們考慮問題能夠超越個人、家庭和政治小圈子的利益，而是從社會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政治強人並不是說他們不會犯錯誤，但即使他們犯了錯誤，社會也仍然普遍認同他們，因為他們所做是為了社會和國家的利益。
現在，政治強人時代已經過去，中國政治開始進入一個常人政治時代。領導層各方面所受制約越來越多，有時候不免受制於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因此經常難以開創政治大格局。因為缺少如來自革命那樣的天然的合法性，新領導人要開創一個新大局，必須超越諸多的利益制約，這需要比政治強人更強有力的政治意志。
中層又是如何呢？唐朝的柳宗元對當時的中國社會做了一個三分法，社會的頂層是皇帝，中層是大戶，底層是民。把這個分類法放到今天的中國社會，這里的中層就指的是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即使在柳宗元那裡，大戶也被認為是改革的阻力。柳宗元認為，如果大戶阻礙改革，皇帝就要和民結合起來來推進改革。實際上，在任何國家，中層官僚機構大都是和改革對立的。上世紀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革命和美國的里根革命，主要的一項內容就是通過公共部門的私有化，大力消減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所構成的阻力。
龐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團有幾個一般特徵。首先，就是他們缺少進取心，安於現狀，抵制改革。其次，官僚的一般心態或者通病是避免風險，他們按既定的規則辦事，只向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第三，官僚層面有時也會有一些改革動作出現，但實際上很難說這些是真正的改革，而是為了追求一些具體利益而進行的改革。經常的情形就是：官僚部門要追求部門利益的時候，他們往往會以改革的名義進行。結果，改革越多，問題就越多。
今天中國的官僚階層就處於這樣一個局面。當然，中國的官僚階層還應當包括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大學、研究院）等西方稱之為公共部門的機構。作為既得利益集團，他們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時候竭盡全力，但對社會整體利益毫不關心。任何改革一旦觸及到他們的利益，就會全力抵制。最典型的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改革。這些年來，中國社會上對改革的強烈呼籲，就產生於基於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知識群體。但一旦改革涉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們照樣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很顯然，來自這個領域的阻力並不比其他任何部門弱。
這些年來，各個官僚機構也不時出現改革的動作，發改委、教育部等等部門，幾乎每年都在出台改革措施。但毫無疑問，這樣那樣的改革主要是為了增進他們本身的利益。因為官僚機構是政府的主要制度機構，這樣就導致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嚴重利益對立。民眾的改革疲乏症
中國社會底層和改革的停滯不前又有什麼關聯呢？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分權分利的制度條件下，中國的改革使得大多數民眾獲益，社會普遍對改革抱正面的支持態度。但近十多年來，社會大多數沒有從改革中獲得好處或者獲得足夠的好處。在很多方面，改革甚至已經演變成對民眾利益的剝奪。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一方面，中國取得了非常高的發展速度，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史上的奇跡，政府的稅收也有同樣速度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社會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公平，收入差異不斷擴大，社會分化也越來越嚴重。
這種情況已經對改革產生了一些非常消極的症狀。第一就是社會產生了強烈的改革疲乏症，就是對改革沒有什麼熱情。第二就是對改革的高強度不信任症。這也導致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缺失基本信任。政府是通過改革和發展同社會發生關聯的。如果改革和發展不僅不能為民眾帶來利益，反而有損於民眾的利益，民眾很難對政府發生信任。民眾對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已經發展到懷疑一切的程度。現在的情況是，政府也的確想做一些對民眾有利的改革，盡管民眾也可以從這些改革中獲取利益，但民眾已經不再信任政府。在缺失民眾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政府的每一個改革舉動，必然遭致社會的強烈反彈。結果，任何改革變得不可能。
這里還需要指出一點，即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批評政府政策、監督政府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這無可非議。公共知識分子的產生和發展，也是中國社會進步的表徵。不過，中國的很多公共知識分子，大都具有過高強度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善於表達主觀偏好，但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對具體的政策做出理性的分析，他們往往根據已有的教科書式的概念，而不是中國的實際情形，不分青紅皂白，什麼政策都批評。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公共知識分子都是拿著一些既定的概念來評判政策，為了批評而批評已經成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最主要特徵。
不過，他們對民眾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很多民眾對政府政策的認知，大多來自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另一方面，那些傾向於為政府說話的知識分子，在民眾中間也沒有任何吸引力，他們高度依賴於政府，為了辯護而辯護，沒有任何能夠超越政府本身的話語。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嚴重缺失獨立的、能夠對事物作出客觀分析的知識分子。民眾不相信政府知識分子，但又沒有其他的可以選擇，因此只好選擇相信偏激的公共知識分子。這使得政府的政策沒有一種有效的話語的支持和論證，更難在民眾中間獲得支持。
要推進改革，必須對體制改革的困難有足夠的認識。很顯然，這種困難是綜合性的。從頂層到基層的各個層面都可以找到改革的阻力。不過，這也不僅僅是中國的現象，世界各國都是如此。但這並不表明改革不可能，深刻認識體制改革的復雜性和困難，目的就是要找到可以促成改革的動力。體制改革動力何處找？這是需要專門討論的問題。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❹ 一帶一路從國際角度我們該如何去做
無論在人文交流還是經貿合作領域，「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了國際認可的公共產品。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近日在接受專訪時就指出，現在「一帶一路」在很多國家已經鋪開了，也得到了很多反饋，接下去的方向就是如何做得更快更好、更具可持續性。
截至目前，已有127個國家和29個國際組織同中方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此前就總結道，六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已經完成立柱架梁的總體布局，下一步我們將完善和擴充「六廊六路多國多港」務實合作架構，確保已簽署的合作文件滲透落實到具體項目中。
如何理解「一帶一路」作為公共產品對中國及相關國家的意義，未來在進一步推進「一帶一路」的具體過程中如何貫徹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又該如何應對可能面臨的競爭和個別國家的抹黑攻擊？鄭永年在專訪中談了他的看法。以下為專訪實錄。
「一帶一路」的初心是什麼？
問：您認為我們可以如何從國際公共產品的角度來理解「一帶一路」倡議？
鄭永年：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理解，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一是中國自己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認識過程，這個沒有其他的模式可以模仿與參考，倡議是長期的，所以認識本身有一個過程；第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也有一個認識過程；第三，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之也有個認識過程。這三個層面是互動的。中國從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到現在認識上不斷在進步，一方面是根據實踐來調整，另一方面是根據外部世界對「一帶一路」的反應來調整和改進。一些想法已經轉化成政策和行動。「一帶一路」現在在很多國家已經鋪開了，也得到了很多反饋，接下去的方向就是如何做得更快更好、更具可持續性。
問：作為國際公共產品的「一帶一路」能如何有利於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
鄭永年：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來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資本一定要流動。否則哪會有經濟全球化？中國改革開放就是打開大門，相當於其他國家來參與我們經濟的發展，我們走出去就是參與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
資本加上產能，加上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這三者構成走出去的強大動力，走出去是為了國內。中國這幾年一直在減產能，但是光有國內減不夠，還要輸出產能。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需要基礎設施的建設的產能，這也是為什麼「一帶一路」聚焦在基礎設施建設。
一個國家富裕起來了，但周邊國家還是貧困，那將永遠不會安寧。就像一個國家要穩定貧富差距就不能太大，國際社會也是一樣。「一帶一路」的初心最主要是為了我們國內的可持續的發展。
❺ 鄭永年：中國如何建設一種安靜文化
隨著中國的快速轉型，整個社會和生活於這個社會之中的個人，顯得越來越躁動不安。盡管人們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沒有多少人是感到幸福的。和其他社會相比較，中國人的幸福指數非常低，甚至遠遠低於那些經濟發展水平沒有中國那麼高的社會。今天的中國社會有幾個階層是滿足的、快樂的和幸福的？可能所有階層都不滿意。缺乏幸福感是導致社會不滿，甚至抗議潮崛起的一個心理因素。 極端的貧窮不會導致老百姓的幸福感。這就是為什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方都在拚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們也明白過來，並不是說GDP越高，人們就越幸福。實際上，當社會的一切由GDP來引導的時候，社會的一切價值都是由GDP來衡量的時候，這個社會的悲慘故事就開始了。由GDP主義產生的很多結構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和各階層社會關系的緊張等，都與中國的低幸福指數有關。但是，缺少有效的文化建設，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甚至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對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各方面也不是沒有意識。改革開放以來，也不能說不重視文化建設；不過，文化建設的功效顯然非常有限。 文化建設的問題在哪裡？簡單地說，就是缺少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安靜文化的東西。無論是社會的和諧還是社會成員的幸福，創造一種安靜型文化最為關鍵。任何一種文明中，都有使大多數社會成員安靜下來的安靜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數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積淀了豐富的安靜文化因素，有哲學人文的，還有宗教的；但最為成功的就是數千年不變的階層文化。傳統中國，最頂端的是皇權，之下就是士、農、工、商。這種階層文化有幾個重要的特點。首先，每一個階層都具有自己的邊界。這個邊界很重要，有了邊界，邊界之內的社會成員才能產生和發展其職業和專業認同。其次，每一個階層都有其特定的行為規范和社會責任。例如，做士大夫的人應當想的事情是如何為政權服務，而不應當想著發財；商人應當想的是掙錢，不可以想著政治權力；同時，商人因為取之社會，也應當善待社會成員，做慈善等。再次，各個社會階層之間是流動的。這是中國社會階層的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在大多數傳統社會，社會階層是固化的，不流動的。例如印度的種姓制，一個人出身在哪個種姓，就一輩子屬於這個種姓。在歐洲，社會階層也相當固化，連貴族都是可以繼承的。與這些社會相比較，中國傳統社會非常開放和具有包容性。 盡管皇權是壟斷的，但相權是開放的。皇權屬於皇帝個人，具有高度的壟斷性。皇親國戚盡管也是有權有勢者，但這些人都不具有繼承性。只有皇帝這一職位具有繼承性。較之歐洲，中國的家族世襲性范圍較小。更為重要的是相權的開放性。用今天的話來說，皇權是統治權，而相權是國家管理權。就是說，傳統社會，管理權是向整個社會開放的。皇帝通過各種機制，例如選拔制度和科舉考試制度，把社會上優秀的人才吸取到政權裡面來。管理權的開放性和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有很大的相關性。在中國，社會成員只有受過教育和沒有受過教育之分，或者文明人與野蠻人之分，但同時中國的教育哲學也假定任何人不僅有權利接受教育，並且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這就是有教無類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人人都可以成為士大夫這個階層的一部分。就是說，士大夫這個階層極其開放。事實上也是這樣的。任何社會階層，無論是農、工還是商，其子女都可以通過考試而成為士大夫階層的一部分。 毛澤東階級革命顛覆傳統秩序 中國文明數千年，盡管皇權不斷轉換，但社會階層的這個秩序始終沒有變化。中國文明沒有被中斷過，這個社會階層秩序是關鍵。皇權因為革命和造反而不斷轉換，但一旦新皇朝確立，原來的社會階層秩序就會得以恢復。 但是，這個社會秩序自近代以來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近代以後，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中國傳統國家形式在帝國主義面前屢屢失敗。當時，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知識精英，都對中國傳統國家政權形式失去了信心。中國進入了一個漫長的轉型時期。孫中山先生起初想學西方自由主義來改造中國，建立多黨制基礎之上的議會制，但很快就失敗了。之後，中國走上了一條革命的道路，通過革命來建設新形式的國家政權。這條路線從孫中山後期到蔣介石到毛澤東是一致的。 不過，革命的概念和方式在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那裡是很不一樣的。無論是孫中山還是其繼承人蔣介石，都還是想保留原來的階層結構。或者說，孫中山和蔣介石進行的只是一場政治革命，只是建立一個新政權，而不是社會革命，對中國社會進行徹底的改造。因此，在建立新政權之後，蔣介石很快就想恢復傳統社會價值，這可從其發動的新生活運動中看出。 毛澤東所從事的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革命，而且更是一場社會革命。在同時進行這兩場革命過程中，毛澤東所依靠的是從西方引入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既階級。階級是馬克思理論的核心，但在馬克思那裡，階級指的是經濟階級。不過，階級的概念到了中國之後就有了激進的轉型，從歐洲的經濟階級轉型成為中國的政治階級。從經濟階級到政治階級的轉型極為關鍵，因為前者是個客觀現象，而後者則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判斷。就是說，經濟階級是可以用客觀經濟數據來衡量的，但政治階級則更多的是用意識形態、道德標准、正確與錯誤等主觀性的指標來衡量的。 當政治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概念結合起來時，階級就成為了最有效的革命武器。毛澤東領導的以階級斗爭為工具的革命最具有徹底性。在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革命過程中，階級斗爭的方法用到了極致。革命就是一個階級革另一個階級的命。階級斗爭的方法促使政治動員延伸到了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歷史地看，無論是數千年期間不斷發生的農民戰爭還是孫中山、蔣介石的革命都從來沒有觸及到中國社會的基層，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革命是第一次。 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變成唯一的執政黨。本來共產黨就應當迅速從革命黨轉型成為執政黨，階級斗爭應當停止，而應當被階級和諧所取代。但毛澤東並沒有這樣做。相反，他提出了繼續革命的政治理念。政治上的階級斗爭因此得以延續。階級斗爭在文化大革命到達了頂峰。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僅不同的政治階級之間的斗爭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就連父子、兄弟等關系也被徹底破壞。中國數千年積累起來的階層和諧至此徹底摧毀。 新的社會階層身份仍未建立 現在的情況又怎樣了呢？1978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執政黨把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經過30多年的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建設，中國從一個毛澤東時代建築在意識形態之上的社會，轉型成為一個建築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社會。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來看，中國正在快速地出現當初歐洲（馬克思）意義上的經濟階級概念。 一方面，盡管執政黨已經不再強調傳統的政治階級，但這一充滿政治和意識形態味道的概念，還在很多人頭腦里根深蒂固，他們中的一些人（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知識分子）還不時地試圖訴諸於政治階級，來分析社會問題和解決社會問題。一旦當這些人看到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的時候，他們有意無意地就想回到政治階級的概念。政治意識形態仍然主導著很多人的思維。在一些社會群體中尤其是知識分子當中，意識形態式的思維不僅表現在左派，也表現在自由派陣營。各派觀點不同，但思維模式非常類似。 另一方面，當中國的市場經濟造就了經濟階層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出現能夠使得各社會階層和諧共存的機制和規則。從政府方面來看，還沒有確立一整套保護社會的機制來調和階層利益。從社會階層來看，各社會階層還沒有發展出自身的認同及其責任感。這尤其表現在政治階層和資本階層。作為統治者的政治階層，並沒有明確的概念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政府失效現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說，應該做的沒有做，不應該做的則做得過分。同樣，資本階層也沒有確立其社會責任感。當這兩個階層只想社會汲取資源，而對社會缺失責任的時候，他們和其他社會階層的沖突不可避免。 有人說，階級斗爭造就的是一種狼文化。政治斗爭是一個階級針對另一個階級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同樣，改革開放之後引入的市場經濟文化，因為缺少社會建設，也演變成一種狼文化。因為缺少社會保護，市場經濟表現為馬克思所說的弱肉強食的社會關系。政治階級斗爭文化的遺產還沒有清算，中國又迎來了市場經濟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階級斗爭文化，不能應對和解決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狼文化因素，中國很難造就一種安靜文化。 首先是對官方的意識形態進行調整甚至轉型。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理論上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官方主導意識形態。要建設安靜型文化，需要對馬克思主義作進一步的中國化式的改造。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分析社會問題的科學方法。這部分應當堅持，有助於人們對市場經濟發展，對社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有深刻的認識，從而在避免政府政策錯誤的基礎上來保護社會。 不過，必須在兩個方面大力改造馬克思主義。第一就是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盡管馬克思主義科學地分析了市場經濟對社會的影響，但其提倡的以消滅資本和市場經濟為導向的解決方法，已經被證明為失敗。貧窮社會主義不是社會建設的一部分。第二就是馬克思主義提倡的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一個完全人人平等的社會只是理想，更不可能通過階級斗爭的方式來實現這個理想。在重塑官方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必須去除階級斗爭因素，而確立階層妥協、和諧的價值觀。 同樣，在重建大眾文化過程中，也必須去除階級斗爭觀念。現在的大眾文化教育過於理想主義，顯得空洞無物，並且裡麵包含有太多的狼文化因素。在各知識分子群體中，這種現象尤其顯然。盡管左、右派的價值觀不同，但他們都傾向於通過斗爭的方式來實現其價值觀。這和近代以來中國所接受的階級斗爭的觀念有關。在很大程度上，階級斗爭的觀念已經深深植根於中國社會的行為方式裡面。要進行社會建設，必須花大力氣來總結近代以來政治階級斗爭的歷史遺產。如果對這份遺產沒有清醒和深刻的認識，階級斗爭觀念會繼續主導人們的行為方式，不管其以何種方式表達出來。 要消除政治階級斗爭的近代文化傳統，就要找到替代文化。經濟意義上的階級不可避免。只要有經濟發展，社會就會在經濟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經濟階級是可以改造成為經濟階層的。馬克思強調階級的概念主要是為了革命。可以說，階層是客觀存在物，而階級需要被塑造的。也就是說，階層觀不見得一定要轉變成為階級觀。要建設社會文化，人們必須在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設新的階層文化。 中國傳統上的士、農、工、商階層文化，從社會治理和統治的角度來說塑造得非常成功。盡管中國現在的階層關系遠較傳統復雜，但仍然可以從傳統學到一些階層文化建設的經驗。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每一個階層都必須確立自己的行為規范。官員、專業人員、教授、技術工人等等都必須建設和其職業和身份相適應的行為規范。這些行為規范就是專業文化。第二，各社會階層之間都必須是開放的，就是說保持社會的高度流動性。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是保障社會成員的機會平等。任何社會是具有等級性的，但等級的階梯必須是開放的。通過社會流動來達到社會的等級性和人人平等這一理念之間的妥協。社會成員在流動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過社會流動來實現希望。實際上，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和諧的關鍵。 在建設階層文化過程中，更可以向傳統文化尋找資源。近代以來的階級斗爭文化，盡管已經持續一個世紀之久，但中國傳統文化則已經生存了數千年。較之近代文化，傳統文化中的很多因素仍然植根於中國社會。再者，近代階級斗爭文化從西方輸入，對中國來說只有工具作用，即為了建設一個可以抵禦西方力量的新型國家。現在這個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無論是執政黨還是社會都可以拋棄這個工具文化，而轉向體現價值的階層文化。 一旦階層文化得到確立，傳統文化資源就可以發揮巨大的效應。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內的中國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靜型文化因素。盡管這些文化在改革開放之後也有了復興，但因為階層文化沒有得到確立，它們仍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用。當然，從更高層次看，我們也可以考量如何吸收和消化其它宗教因素的問題。傳統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世俗文化，具有開放性、包容性。歷史上，它消化了佛教文化和猶太教文化。相信中國的世俗文化也能消化其它已經傳入中國的宗教。當然，這是中國文化的長期的歷史任務。提出這一點，主要想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需要一種安靜文化，中國也有條件和能力來建設這樣一種安靜型文化。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❻ 鄭永年的人物履歷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修國際政治。
1985年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同年進入碩士研究生班學習，主修政治理論。
1988年獲法學碩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
1988至1990年，先後任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助教和講師。
1990年考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詹姆斯一麥迪遜獎學金，同年進入該校政治系攻讀博士學位。
1995年獲政治學博士。同年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阿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
1996年底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歷任該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所長。
2005年，被聘為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❼ 如何看待中國的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一直是我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 但近期變化的國際形勢及有關國家的圍堵都對中國外交提出了嚴峻挑戰，2010年冬季從10月29日至11月8日起，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相繼訪問了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以及紐西蘭與澳大利亞。突然如此密集的訪問亞太地區國家，讓人不得不擔心這訪問背後所隱藏的外交威脅。
也有觀察家因此發出警告—在美國日益活躍的亞洲外交壓力之下，中國周邊外交數十年來構築的基礎，很可能功虧一簣。這樣的警告，並非聳人聽聞。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也曾在報刊雜志中說，東南亞周邊小國對中國心存疑慮，表面上說的跟它們心裡想的並不是一回事，明確的指出了中國外交在周邊花的精力遠遠不夠的事實。在美國訪問頻繁訪問亞太地區的這場政治角逐中，朱鋒教授指出「中小國家外交發生調整」，是說明它們都在利用中美兩強的競爭與矛盾漁利，而美國則利用亞太中小國家的恐華心理，順勢全面介入亞太事務，扮演「大哥」的角色，構築一個對華的「統一戰線」。 正因如此，當希拉里以及奧巴馬訪問亞洲時，無時不刻都在強調盟友關系、地區安全以及共同的價值觀。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國人通過把中國塑造成威脅者角色，在中國的周邊大收「保護費」，以安全、價值觀為紐帶，獲得對方的市場回報。
自「天安艦」事件、中日釣魚島爭端，以及「南海核心利益論」的沖擊以來，中國跟周邊國家的外交屢著考驗，尤其是美國在背後推波助瀾，適時對中國施壓，使得我國外交壓力不斷上升，國周邊外交也出現了危機。
那麼我們要如何應對危機呢？我們該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外交政策呢？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所長鄭永年教授曾提出：確立中國外交政策的國際話語權這一解決辦法，隨著中國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沖突不可避免。盡管摩擦和沖突具有物質基礎，但很多沖突的發生是因為價值觀的不同。而價值觀層面的沖突往往又是因為雙方有效溝通的缺失。對中國來說，要和國際社會溝通，就需要確立自身的外交話語，要表明自己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產生並非中國單方的自我認同，而應該是一種能夠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價值觀，因此我們所確立的「國際話語」必須是結合中國本身的經驗，並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互動過程中產生的。我十分認同鄭永年教授所提出的觀點，畢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平崛起」或者「和平發展」的話語已經遠遠不夠。雖然「和平崛起」說明中國本身「為什麼和怎麼樣」融入世界體系。也表明了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願意承擔一個大國的責任的態度。但是，這個話語不能減少我國在「走出去」過程中和西方的利益發生沖突，尤其在價值觀層面的矛盾。因此我認為「確立中國外交政策的國際話語權」是刻不容緩的。
❽ 中國改革下一步挑戰：如何給社會松綁
⊙潘啟雯 ——評鄭永年《保衛社會》 假設這樣一個場景：高速公路上發生了車禍，有輛車不幸被撞翻，一個人被困在了車里。如何解救，有三種辦法：其一，立即報警，代價是警察可能來得很慢，被困者生命垂危，等不及了；其二，過路人跟被困者商量：如果給10萬元，就把你救出來，並及時送到醫院救治……但可能的情況是，被困者一下拿不出10萬；其三，過路人中有幾個特別善良的站了出來，無償幫助被困者。 第一種辦法，叫作「找政府」；第二種辦法，叫作「找市場」；第三種辦法，叫作「找社會」。事實上，政府、市場、社會，恰恰是我們展開公共生活的「三種機制」。從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保衛社會》中同樣可以找到這「三種機制」的影子和三者間的某種尷尬。單看書名，全書的核心思想就一目瞭然：對於解決某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回過頭去，「重新發現和保衛社會」。 近年來，鄭永年以獨立而深入的中國研究，以及視角獨到的專欄寫作，日益引起國際學術界及中國政府決策部門的重視。「對中國時局非常清醒」，是學術界和讀者對他共同的評價。鄭永年也曾笑稱自己「最大的愛好是寫專欄」，而且，文章標題中往往少不了「中國」兩字。「我的專欄，寫的都是我的研究內容。正因為我了解中國，我想得更多的就是如何去改進它。知識分子不應只是教書育人，更應該關心後人，關心公共問題」。 在「中國牆」一文中，鄭永年以比喻的方式直奔主題：如果把一個國家分解成為權力、資本和社會，在任何體制下，社會都是最弱的部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是必須被保護的。資本主義制度有保護社會的機制，例如福利制度。福利社會的產生挽救和保護了資本主義，同樣，社會主義也有保護社會的機制。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強調的就是對社會的保障。蘇東版社會主義的弊端就是社會沒有自由，搞貧窮社會主義，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權利也難以持續。「社會為什麼需要被保護？很簡單，最弱的社會，一旦失去了生存權，就會暴力化。在人類歷史上，暴力永遠是社會自我保護的重要手段。中國社會數千年的農民革命就體現了這種情況。推倒一堵鋼筋水泥牆需要的是簡單的體力，但要推倒一堵堵『社會牆』則要困難得多……但現實是，在既得利益的主宰下，這些『牆』似乎越築越高，越築越厚。很顯然，如果沒有賦權社會，拆牆談何容易？」 「沒有賦權社會，拆牆談何容易」——這是鄭永年以批判者的眼光看待和分析當下種種現實後歸結而成的清醒而又理性的文字，促人冷靜，令人深思。毫無疑問，一場長達30多年的中國社會改革，有成功的欣喜，亦有迷惘和陣痛，而對於當前的中國研究而言，能發現真問題更顯得頗為重要：一方面使我們清晰地看到中國改革30多年來積淀下來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又難得地賦予我們客觀而冷靜的視角，為新的開始創造轉機，為評估具體「社會」安全、保衛「對象」找尋具體的切入點，譬如住房保障、收入分配、社會道德、教育改革等等。 在「中產階級與社會改革」一章中，鄭永年以「樂此不疲的信念」告訴人們，以GDP為中心的經濟增長，不僅造成可持續經濟發展的瓶頸，使內需始終無法打開，而且意味著貧富分化和收入差異，社會正義和維護這種正義的制度手段都將得不到尊重，即使獲利者也會感覺到不安全。要實現正義或者表面上的正義，僅靠「到點自行掉頭」，希望渺茫。 再以住房政策為例，鄭永年在「中國住房政策的症結在哪裡」一文中口氣毫不含糊：中國房地產問題最突出的一點，「莫過於發展房地產市場的主導思想的嚴重失誤。簡單地說，在中國，房地產被視為僅僅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會政策的一部分。因為商品房兼具投資和消費價值，人們對其價格上漲有預期。開發商利用這樣的預期去囤積土地和新房，購房者也會迫不及待地去買房，從而一步一步地把房價逼向新高。」「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漲價之外，住房的社會功能的缺位，更體現在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供給的極度缺乏。」誠哉斯言，怎麼看都不像是泛泛而論，而是有的放矢。 縱觀世界各國，但凡房地產市場發展健全和公共住房問題解決得好的國家，幾乎都把房地產作為國家社會政策的一部分。這些國家並不把房地產看作其經濟增長的重要資源，也就是說，房地產對GDP的貢獻不是這些國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會發展，是社會成員的居住權。經濟因素當然很重要，但是這種經濟考量是在宏觀的社會政策構架內進行的。 收入分配不公是鄭永年關心的另一個核心問題。在他看來，打「二次分配」或者一些經濟學家倡導的「三次分配」的主意，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導致分配不公和巨大差異的根源在於經濟構成、在於一次分配。沒有人會否認二次分配的重要性。但是，問題不僅在於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尤其是執行力度不夠，而且也在於光是二次分配不足以有效解決收入分配問題。 從現實情況看，鄭永年認為至少有兩大因素在制約著中國政府改變分配收入的「努力」：第一，一次分配製度沒有法制上的保障。最低工資制度在多數情況下只針對城市居民，而幾乎在所有的中國城市，低收入工作大多是由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從事的。第二，結構性經濟壟斷對城市不同社會群體收入分配差異影響最大。不同行業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異過大主要是壟斷行業造成的：一個只有受過初等教育的抄電表工收入可以大大超過一個在另一行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 另外，鄭永年還在研究中發現，中國發展模式在經濟上屬於東亞模式，但在「保衛社會」方面，還需更多吸取東亞模式的經驗。例如，讓民營企業和中產階層壯大，使社會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穩定結構。東亞模式在這方面的一個特點是政府自覺而積極地推動企業創新，而不是像歐美國家那樣，企業主要在「工運」推動下被迫創新。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進步在於通過市場化轉型發現作為個體的「我」，那麼中國下一步的挑戰則是如何給社會松綁，通過保衛社會來發現作為集體的「我們」。因此，《保衛社會》所搭的不僅是中國社會的脈搏，也是關乎整個民族未來的脈搏。 歡迎發表評論 我要評論
❾ 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讀研的條件
新加坡公立大學研究生申請條件：
優先211工程院校重點本科畢業的學生，平均分達到80分以上；
非211學生，而是一本類的大學，成績優秀也可以做申請；
托福 (paper-based) 580-600 卷面考
(computer-based) 237-250機考
(Internet-based) 85 – 100新托福
雅思 6.5；部分專業需提供GRE/GMAT 成績
導師推薦信：兩封來自兩位導師的推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