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教授鄭永年談香港風波將如何收尾

（1）內部制度調整：光榮革命後建立君主立憲制；1832年進行改革，工業資產階級加強了在議會中的地位。對外擴張：1588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17世紀中期擊敗荷蘭；18世紀中期擊敗法國建立起「日不落」殖民帝國；19世紀中期工業革命後，成為世界工廠。（6分）
（2）政治：建立君主立憲制的民主制度；經濟：完成工業革命，開創工廠制度和和建立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科技：牛頓創立經典力學體系，瓦特改良蒸汽機。（6分）
（3）1929經濟危機爆發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大衰退、大蕭條。（2分）
（4）羅斯福在實踐上、凱恩斯在理論上開創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加強對經濟的干預。認識：這一設想及實踐挽救了資本主義制度，促使資本主義在二戰後的新變化和迅速發展。（4分）

❷ 如何認識目前中國的社會抗議運動 鄭永年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的體制改革越來越迫切。中國領導層提出了改革就是紅利，就是要通過繼續的改革求得可持續的發展。不過，人們也發現，體制改革越來越困難了。為什麼需要改革但又改革不動？歸根到底，人們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體制改革變得那麼困難？只有回答這個問題之後，人們才可尋找下一步改革的路徑。對改革的困難，人們一般都指向中國的既得利益。盡管誰也不會否認這一點，但仍然需要人們進行一些具體分析。至少可以從高層、中層和社會底層三個層面來分析改革的難度。
在高層，改革出現困難主要有兩大因素所致，即改革目標和權力運作。改革的目標屬於頂層設計。幾年來頂層設計出現了大問題，主要指的是改革沒有了明確的大目標。中國共產黨體制是一個動員型體制，這個體制的一大特點，就是做什麼都首先需要有一個大目標，有了這個大目標，然後再去做動員，動員各方面的力量來實現這個大目標。改革開放以來就是這樣一個發展進程。1980年代進行了各方面的改革，但經過了整整十多年，到中共十四大才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大目標。這個大目標的確立，有效推動了十四大之後的各方面的改革和進步，包括內部的各項經濟制度改革，例如稅收制度、中央銀行制度和國有企業和外部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
但現在則沒有這樣的大目標。盡管在中共十六大之後，領導層逐漸地把社會建設和社會政策，納入其重點改革議程，但並沒有成為改革的頭等大事。各級政府盡管也開始強調社會建設，但其重點仍然放在經濟發展方面，社會改革對大部分官員來說，只是經濟改革的一個補充。可以預見，除非再一次找到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那樣的目標定位，高層要作大規模的政策動員已經非常困難。
第二，除了改革目標不夠明確，沒有找到突破口之外，政策的執行也出現了問題。頂層設計，地方執行，這一直是中國的政策模式。但現在執行層面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這里有兩個相輔相成的因素，即強人政治時代的結束和官僚階層的抵制。官僚階層的抵制下面再談，這里先談強人政治這個因素。所謂的政治強人，指的就是那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並且能夠克服既得利益，把自己的政策轉化成為現實的政治家。應當強調的是，那些通過各種強權，意在維護現狀的政治人物並不是政治強人。在任何時候，既得利益的存在是常態。政治強人的優勢，在於其可以動員足夠的支持力量來實現的政策目標。毛澤東和鄧小平就是這類政治家。政治強人時代已過去
在中國，這類政治家是長期革命的產物，他們不僅在長期的革命過程中擁有大量的支持者，而且也善於作必要的政治動員。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政治傢具有一個大的政治格局，就是說，他們考慮問題能夠超越個人、家庭和政治小圈子的利益，而是從社會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政治強人並不是說他們不會犯錯誤，但即使他們犯了錯誤，社會也仍然普遍認同他們，因為他們所做是為了社會和國家的利益。
現在，政治強人時代已經過去，中國政治開始進入一個常人政治時代。領導層各方面所受制約越來越多，有時候不免受制於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因此經常難以開創政治大格局。因為缺少如來自革命那樣的天然的合法性，新領導人要開創一個新大局，必須超越諸多的利益制約，這需要比政治強人更強有力的政治意志。
中層又是如何呢？唐朝的柳宗元對當時的中國社會做了一個三分法，社會的頂層是皇帝，中層是大戶，底層是民。把這個分類法放到今天的中國社會，這里的中層就指的是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即使在柳宗元那裡，大戶也被認為是改革的阻力。柳宗元認為，如果大戶阻礙改革，皇帝就要和民結合起來來推進改革。實際上，在任何國家，中層官僚機構大都是和改革對立的。上世紀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革命和美國的里根革命，主要的一項內容就是通過公共部門的私有化，大力消減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所構成的阻力。
龐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團有幾個一般特徵。首先，就是他們缺少進取心，安於現狀，抵制改革。其次，官僚的一般心態或者通病是避免風險，他們按既定的規則辦事，只向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第三，官僚層面有時也會有一些改革動作出現，但實際上很難說這些是真正的改革，而是為了追求一些具體利益而進行的改革。經常的情形就是：官僚部門要追求部門利益的時候，他們往往會以改革的名義進行。結果，改革越多，問題就越多。
今天中國的官僚階層就處於這樣一個局面。當然，中國的官僚階層還應當包括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大學、研究院）等西方稱之為公共部門的機構。作為既得利益集團，他們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時候竭盡全力，但對社會整體利益毫不關心。任何改革一旦觸及到他們的利益，就會全力抵制。最典型的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改革。這些年來，中國社會上對改革的強烈呼籲，就產生於基於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知識群體。但一旦改革涉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們照樣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很顯然，來自這個領域的阻力並不比其他任何部門弱。
這些年來，各個官僚機構也不時出現改革的動作，發改委、教育部等等部門，幾乎每年都在出台改革措施。但毫無疑問，這樣那樣的改革主要是為了增進他們本身的利益。因為官僚機構是政府的主要制度機構，這樣就導致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嚴重利益對立。民眾的改革疲乏症
中國社會底層和改革的停滯不前又有什麼關聯呢？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分權分利的制度條件下，中國的改革使得大多數民眾獲益，社會普遍對改革抱正面的支持態度。但近十多年來，社會大多數沒有從改革中獲得好處或者獲得足夠的好處。在很多方面，改革甚至已經演變成對民眾利益的剝奪。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一方面，中國取得了非常高的發展速度，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史上的奇跡，政府的稅收也有同樣速度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社會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公平，收入差異不斷擴大，社會分化也越來越嚴重。
這種情況已經對改革產生了一些非常消極的症狀。第一就是社會產生了強烈的改革疲乏症，就是對改革沒有什麼熱情。第二就是對改革的高強度不信任症。這也導致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缺失基本信任。政府是通過改革和發展同社會發生關聯的。如果改革和發展不僅不能為民眾帶來利益，反而有損於民眾的利益，民眾很難對政府發生信任。民眾對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已經發展到懷疑一切的程度。現在的情況是，政府也的確想做一些對民眾有利的改革，盡管民眾也可以從這些改革中獲取利益，但民眾已經不再信任政府。在缺失民眾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政府的每一個改革舉動，必然遭致社會的強烈反彈。結果，任何改革變得不可能。
這里還需要指出一點，即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批評政府政策、監督政府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這無可非議。公共知識分子的產生和發展，也是中國社會進步的表徵。不過，中國的很多公共知識分子，大都具有過高強度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善於表達主觀偏好，但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對具體的政策做出理性的分析，他們往往根據已有的教科書式的概念，而不是中國的實際情形，不分青紅皂白，什麼政策都批評。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公共知識分子都是拿著一些既定的概念來評判政策，為了批評而批評已經成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最主要特徵。
不過，他們對民眾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很多民眾對政府政策的認知，大多來自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另一方面，那些傾向於為政府說話的知識分子，在民眾中間也沒有任何吸引力，他們高度依賴於政府，為了辯護而辯護，沒有任何能夠超越政府本身的話語。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嚴重缺失獨立的、能夠對事物作出客觀分析的知識分子。民眾不相信政府知識分子，但又沒有其他的可以選擇，因此只好選擇相信偏激的公共知識分子。這使得政府的政策沒有一種有效的話語的支持和論證，更難在民眾中間獲得支持。
要推進改革，必須對體制改革的困難有足夠的認識。很顯然，這種困難是綜合性的。從頂層到基層的各個層面都可以找到改革的阻力。不過，這也不僅僅是中國的現象，世界各國都是如此。但這並不表明改革不可能，深刻認識體制改革的復雜性和困難，目的就是要找到可以促成改革的動力。體制改革動力何處找？這是需要專門討論的問題。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❸ 鄭永年：中國如何建設一種安靜文化

隨著中國的快速轉型，整個社會和生活於這個社會之中的個人，顯得越來越躁動不安。盡管人們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沒有多少人是感到幸福的。和其他社會相比較，中國人的幸福指數非常低，甚至遠遠低於那些經濟發展水平沒有中國那麼高的社會。今天的中國社會有幾個階層是滿足的、快樂的和幸福的？可能所有階層都不滿意。缺乏幸福感是導致社會不滿，甚至抗議潮崛起的一個心理因素。 極端的貧窮不會導致老百姓的幸福感。這就是為什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方都在拚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們也明白過來，並不是說GDP越高，人們就越幸福。實際上，當社會的一切由GDP來引導的時候，社會的一切價值都是由GDP來衡量的時候，這個社會的悲慘故事就開始了。由GDP主義產生的很多結構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和各階層社會關系的緊張等，都與中國的低幸福指數有關。但是，缺少有效的文化建設，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甚至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對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各方面也不是沒有意識。改革開放以來，也不能說不重視文化建設；不過，文化建設的功效顯然非常有限。 文化建設的問題在哪裡？簡單地說，就是缺少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安靜文化的東西。無論是社會的和諧還是社會成員的幸福，創造一種安靜型文化最為關鍵。任何一種文明中，都有使大多數社會成員安靜下來的安靜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數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積淀了豐富的安靜文化因素，有哲學人文的，還有宗教的；但最為成功的就是數千年不變的階層文化。傳統中國，最頂端的是皇權，之下就是士、農、工、商。這種階層文化有幾個重要的特點。首先，每一個階層都具有自己的邊界。這個邊界很重要，有了邊界，邊界之內的社會成員才能產生和發展其職業和專業認同。其次，每一個階層都有其特定的行為規范和社會責任。例如，做士大夫的人應當想的事情是如何為政權服務，而不應當想著發財；商人應當想的是掙錢，不可以想著政治權力；同時，商人因為取之社會，也應當善待社會成員，做慈善等。再次，各個社會階層之間是流動的。這是中國社會階層的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在大多數傳統社會，社會階層是固化的，不流動的。例如印度的種姓制，一個人出身在哪個種姓，就一輩子屬於這個種姓。在歐洲，社會階層也相當固化，連貴族都是可以繼承的。與這些社會相比較，中國傳統社會非常開放和具有包容性。 盡管皇權是壟斷的，但相權是開放的。皇權屬於皇帝個人，具有高度的壟斷性。皇親國戚盡管也是有權有勢者，但這些人都不具有繼承性。只有皇帝這一職位具有繼承性。較之歐洲，中國的家族世襲性范圍較小。更為重要的是相權的開放性。用今天的話來說，皇權是統治權，而相權是國家管理權。就是說，傳統社會，管理權是向整個社會開放的。皇帝通過各種機制，例如選拔制度和科舉考試制度，把社會上優秀的人才吸取到政權裡面來。管理權的開放性和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有很大的相關性。在中國，社會成員只有受過教育和沒有受過教育之分，或者文明人與野蠻人之分，但同時中國的教育哲學也假定任何人不僅有權利接受教育，並且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這就是有教無類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人人都可以成為士大夫這個階層的一部分。就是說，士大夫這個階層極其開放。事實上也是這樣的。任何社會階層，無論是農、工還是商，其子女都可以通過考試而成為士大夫階層的一部分。 毛澤東階級革命顛覆傳統秩序 中國文明數千年，盡管皇權不斷轉換，但社會階層的這個秩序始終沒有變化。中國文明沒有被中斷過，這個社會階層秩序是關鍵。皇權因為革命和造反而不斷轉換，但一旦新皇朝確立，原來的社會階層秩序就會得以恢復。 但是，這個社會秩序自近代以來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近代以後，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中國傳統國家形式在帝國主義面前屢屢失敗。當時，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知識精英，都對中國傳統國家政權形式失去了信心。中國進入了一個漫長的轉型時期。孫中山先生起初想學西方自由主義來改造中國，建立多黨制基礎之上的議會制，但很快就失敗了。之後，中國走上了一條革命的道路，通過革命來建設新形式的國家政權。這條路線從孫中山後期到蔣介石到毛澤東是一致的。 不過，革命的概念和方式在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那裡是很不一樣的。無論是孫中山還是其繼承人蔣介石，都還是想保留原來的階層結構。或者說，孫中山和蔣介石進行的只是一場政治革命，只是建立一個新政權，而不是社會革命，對中國社會進行徹底的改造。因此，在建立新政權之後，蔣介石很快就想恢復傳統社會價值，這可從其發動的新生活運動中看出。 毛澤東所從事的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革命，而且更是一場社會革命。在同時進行這兩場革命過程中，毛澤東所依靠的是從西方引入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既階級。階級是馬克思理論的核心，但在馬克思那裡，階級指的是經濟階級。不過，階級的概念到了中國之後就有了激進的轉型，從歐洲的經濟階級轉型成為中國的政治階級。從經濟階級到政治階級的轉型極為關鍵，因為前者是個客觀現象，而後者則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判斷。就是說，經濟階級是可以用客觀經濟數據來衡量的，但政治階級則更多的是用意識形態、道德標准、正確與錯誤等主觀性的指標來衡量的。 當政治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概念結合起來時，階級就成為了最有效的革命武器。毛澤東領導的以階級斗爭為工具的革命最具有徹底性。在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革命過程中，階級斗爭的方法用到了極致。革命就是一個階級革另一個階級的命。階級斗爭的方法促使政治動員延伸到了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歷史地看，無論是數千年期間不斷發生的農民戰爭還是孫中山、蔣介石的革命都從來沒有觸及到中國社會的基層，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革命是第一次。 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變成唯一的執政黨。本來共產黨就應當迅速從革命黨轉型成為執政黨，階級斗爭應當停止，而應當被階級和諧所取代。但毛澤東並沒有這樣做。相反，他提出了繼續革命的政治理念。政治上的階級斗爭因此得以延續。階級斗爭在文化大革命到達了頂峰。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僅不同的政治階級之間的斗爭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就連父子、兄弟等關系也被徹底破壞。中國數千年積累起來的階層和諧至此徹底摧毀。 新的社會階層身份仍未建立 現在的情況又怎樣了呢？1978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執政黨把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經過30多年的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建設，中國從一個毛澤東時代建築在意識形態之上的社會，轉型成為一個建築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社會。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來看，中國正在快速地出現當初歐洲（馬克思）意義上的經濟階級概念。 一方面，盡管執政黨已經不再強調傳統的政治階級，但這一充滿政治和意識形態味道的概念，還在很多人頭腦里根深蒂固，他們中的一些人（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知識分子）還不時地試圖訴諸於政治階級，來分析社會問題和解決社會問題。一旦當這些人看到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的時候，他們有意無意地就想回到政治階級的概念。政治意識形態仍然主導著很多人的思維。在一些社會群體中尤其是知識分子當中，意識形態式的思維不僅表現在左派，也表現在自由派陣營。各派觀點不同，但思維模式非常類似。 另一方面，當中國的市場經濟造就了經濟階層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出現能夠使得各社會階層和諧共存的機制和規則。從政府方面來看，還沒有確立一整套保護社會的機制來調和階層利益。從社會階層來看，各社會階層還沒有發展出自身的認同及其責任感。這尤其表現在政治階層和資本階層。作為統治者的政治階層，並沒有明確的概念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政府失效現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說，應該做的沒有做，不應該做的則做得過分。同樣，資本階層也沒有確立其社會責任感。當這兩個階層只想社會汲取資源，而對社會缺失責任的時候，他們和其他社會階層的沖突不可避免。 有人說，階級斗爭造就的是一種狼文化。政治斗爭是一個階級針對另一個階級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同樣，改革開放之後引入的市場經濟文化，因為缺少社會建設，也演變成一種狼文化。因為缺少社會保護，市場經濟表現為馬克思所說的弱肉強食的社會關系。政治階級斗爭文化的遺產還沒有清算，中國又迎來了市場經濟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階級斗爭文化，不能應對和解決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狼文化因素，中國很難造就一種安靜文化。 首先是對官方的意識形態進行調整甚至轉型。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理論上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官方主導意識形態。要建設安靜型文化，需要對馬克思主義作進一步的中國化式的改造。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分析社會問題的科學方法。這部分應當堅持，有助於人們對市場經濟發展，對社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有深刻的認識，從而在避免政府政策錯誤的基礎上來保護社會。 不過，必須在兩個方面大力改造馬克思主義。第一就是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盡管馬克思主義科學地分析了市場經濟對社會的影響，但其提倡的以消滅資本和市場經濟為導向的解決方法，已經被證明為失敗。貧窮社會主義不是社會建設的一部分。第二就是馬克思主義提倡的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一個完全人人平等的社會只是理想，更不可能通過階級斗爭的方式來實現這個理想。在重塑官方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必須去除階級斗爭因素，而確立階層妥協、和諧的價值觀。 同樣，在重建大眾文化過程中，也必須去除階級斗爭觀念。現在的大眾文化教育過於理想主義，顯得空洞無物，並且裡麵包含有太多的狼文化因素。在各知識分子群體中，這種現象尤其顯然。盡管左、右派的價值觀不同，但他們都傾向於通過斗爭的方式來實現其價值觀。這和近代以來中國所接受的階級斗爭的觀念有關。在很大程度上，階級斗爭的觀念已經深深植根於中國社會的行為方式裡面。要進行社會建設，必須花大力氣來總結近代以來政治階級斗爭的歷史遺產。如果對這份遺產沒有清醒和深刻的認識，階級斗爭觀念會繼續主導人們的行為方式，不管其以何種方式表達出來。 要消除政治階級斗爭的近代文化傳統，就要找到替代文化。經濟意義上的階級不可避免。只要有經濟發展，社會就會在經濟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經濟階級是可以改造成為經濟階層的。馬克思強調階級的概念主要是為了革命。可以說，階層是客觀存在物，而階級需要被塑造的。也就是說，階層觀不見得一定要轉變成為階級觀。要建設社會文化，人們必須在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設新的階層文化。 中國傳統上的士、農、工、商階層文化，從社會治理和統治的角度來說塑造得非常成功。盡管中國現在的階層關系遠較傳統復雜，但仍然可以從傳統學到一些階層文化建設的經驗。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每一個階層都必須確立自己的行為規范。官員、專業人員、教授、技術工人等等都必須建設和其職業和身份相適應的行為規范。這些行為規范就是專業文化。第二，各社會階層之間都必須是開放的，就是說保持社會的高度流動性。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是保障社會成員的機會平等。任何社會是具有等級性的，但等級的階梯必須是開放的。通過社會流動來達到社會的等級性和人人平等這一理念之間的妥協。社會成員在流動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過社會流動來實現希望。實際上，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和諧的關鍵。 在建設階層文化過程中，更可以向傳統文化尋找資源。近代以來的階級斗爭文化，盡管已經持續一個世紀之久，但中國傳統文化則已經生存了數千年。較之近代文化，傳統文化中的很多因素仍然植根於中國社會。再者，近代階級斗爭文化從西方輸入，對中國來說只有工具作用，即為了建設一個可以抵禦西方力量的新型國家。現在這個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無論是執政黨還是社會都可以拋棄這個工具文化，而轉向體現價值的階層文化。 一旦階層文化得到確立，傳統文化資源就可以發揮巨大的效應。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內的中國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靜型文化因素。盡管這些文化在改革開放之後也有了復興，但因為階層文化沒有得到確立，它們仍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用。當然，從更高層次看，我們也可以考量如何吸收和消化其它宗教因素的問題。傳統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世俗文化，具有開放性、包容性。歷史上，它消化了佛教文化和猶太教文化。相信中國的世俗文化也能消化其它已經傳入中國的宗教。當然，這是中國文化的長期的歷史任務。提出這一點，主要想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需要一種安靜文化，中國也有條件和能力來建設這樣一種安靜型文化。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