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經濟有哪些中國值得學習的

⑴ 根據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過程 中國發展經濟可以借鑒哪些成功的做法

新加波的地理優勢是海運戰略交通要道，所以註定是個彈丸小國。並無多大借鑒意義。樓主是不是交作業啊，提這問題的老師是腦殘啊

⑵ 新加坡經濟的發展對西部地區首府經濟發展有何啟示

新加坡的發展對我國沒有任何借鑒意義。因為新加坡是典型的以國家為名義的，只不過領導人趕到好時候才給他發展起來，我們學習他沒有任何前途，不如學習歐美發達國家經驗。

⑶ 新加坡經濟的發展對西部地區首府經濟發展有何啟示廣西是中國面向東盟的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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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有哪些成功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一）努力保持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著力打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

（二）實行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制，正確發揮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和引導作用

（三）高度重視對外開放，積極尋求外部合作，充分利用世界資源和國外市場
（四）嚴格按照市場化原則管理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
（五）其他值得我們重視和借鑒的成功做法
1.土地出售資金管理制度
2.電力產業監管制度
3.注重人才的引進、教育、培訓和科技創新，培育新加坡經濟發展的資源優勢和核心競爭力

⑸ 韓國 日本 新加坡三國經濟發展中有何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中國以及南亞的國家現在正在走亞洲四小龍當年的路，作為世界工廠，承接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但四小龍國土（地）小，或者有著優越的地理區位（在當時世界格局下），容易完成原始資金積累和之後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國盤子太大，沒法像四小龍那樣全部帶起來，所以只有東部沿海地區才發展較快，有了原始積累現在也喊著要調產業結構，所以這些產業往內地遷，或者南亞其他勞動力更廉價的地方遷。新加坡和香港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行政管理能力，現在主要靠影視娛樂、旅遊度假購物；日本和韓國到是值得我們學習，汽車和數碼產品等民用科技在世界數一數二。中國這方面做得不夠，跟政府的扶持有關；地方政府或者大部門（央企）都唯GDP是尊，要的是在自己任內高快強等表面數據來表現自己的政績，不會有心思為當地的長遠發展謀劃。比如近幾年高速發展的房地產，不消說，住房條件有所改善，但更多的是政府超限透支資源，加上拙劣的執政能力甚至是低劣的手段導致社會畸形發展，社會資源和財富過度向一個行業聚集，向少數人聚集，而這個行業其對社會的前進推動作用有限，對於中國來說，又不像迪拜那樣能對外創造外匯。就像關上門，滿屋子搗鼓一個東西，搗鼓的很起勁，整個屋子都沸騰了，但對屋子本身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房地產本身發展的結果僅僅是部分民眾（如果不是本行業及相關行業人員需以高昂的代價）住房條件有改善，更多的是社會財富再度畸形分配，資源浪費、環境破壞，在拆遷過程中出現各類暴力事件。近幾年快速發展的高鐵也是，當時在任者為了追求快速發展，拋棄自主研發的核心數控技術，全部花錢引進，風風火火的建設，結果是關鍵技術在別人手裡，自主研發的沒有得到支持和發展，搗鼓的只是一堆廢銅爛鐵，技術含量有限。這就是一般政府管理者的思路，不謀為國家為當地力根基，只圖表現。中國地廣，但農業落後，土地資源沒能充分科學合理利用，大部分的地方政府缺乏引導和規劃能力，扶持力度有限。工業和製造業要更注意細節，提高附加技術含量，樹立品牌和注重品牌信譽。對於中國來說，工農業才是社會的根基，根基力不穩，整個社會可能一時走得快，但走不遠，還有可能重重絆倒。古代君王重農輕商，在現在的中國也是有一定指導意義的；如果把世界看作一個國家，重農工輕商也是正確的，這才是共產社會。未來，或許是這樣。

⑹ 新加坡的國企改革經驗對中國有用嗎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新一輪頂層設計即將出台。當前坊間流行的猜測是，政府將以新加坡淡馬錫模式對國企進行改革，於是國內輿論對淡馬錫模式的關注再次升溫。

其實淡馬錫模式進入學界與決策界視野久矣，但如何正確理解卻是問題所在，這需要回溯淡馬錫模式誕生的歷史條件、該模式的當前特徵，以及它所折射的新加坡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模式的大環境與大背景。

一

新加坡從1965年獨立之初就走上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道路。在獨立後初期，政府主導的側重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模式，一直是主要的經濟戰略。這項戰略為新加坡提供了亟需的就業機會。政府創辦的國有企業，也一度成為新加坡的核心國際競爭力所在。國有產業不斷經歷轉型，從最初的造船業、交通運輸業，發展到後來的石油化工與高科技產業，一直是新加坡經濟的中流砥柱。

到了197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的數量日益增多，對其進行管理的任務也變得愈加復雜繁重。於是在1974年，新加坡決定由財政部組建一家專門經營管理各類國有資本的資產運營與管理公司，淡馬錫控股公司因而成立(「淡馬錫」一詞是新加坡的古稱)。後來，淡馬錫成為新加坡最大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

淡馬錫持有並管理旗下企業的投資，為新加坡政府的長遠利益服務。新加坡政府對其賦予的職責是：「通過有效監督和商業性戰略投資來培育世界級公司，從而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它旗下是一個巨大的企業聯合體，涉及各種產業領域，其中大多數是新加坡的核心企業，主導著該國的經濟命脈。據報道，目前淡馬錫以控股方式管理著23家國聯企業(政府控股公司控股、參股的企業)，包括14家獨資公司、7家上市公司和兩家有限責任公司，下屬各類大小企業約2000多家，總資產超過420億美元，佔新加坡GDP的8%左右。

必須非常明確的是，淡馬錫在法律上是一個企業，而不是政府機構，是私人領域的法人，而不是公共領域的管理者。

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正是淡馬錫模式的精髓所在。新加坡財政部持有淡馬錫100%的股權，財政部投資司負責監督淡馬錫的運營，對於一些重大的決策，淡馬錫必須聽取新加坡財政部的意見。淡馬錫每年在從下屬公司獲得紅利的同時，也將50%的利潤上繳給財政部。但是在通常情況下，淡馬錫擁有完全的經營自主權。

二

在內部公司治理方面，淡馬錫也反映了新加坡國有企業的典型樣態。財政部是國有資產的最高所有者，其內部的董事任命委員會掌握淡馬錫的人事權。但財政部對淡馬錫公司治理的干預非常有限，只是任命公司主席和董事，審閱每年的財務報告，在必要的時候召集會議討論公司績效和重大計劃，並在淡馬錫並購或出售在國聯公司中的股份時參與，以這些途徑來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除此之外，淡馬錫的日常經營完全由其自主。

與此類似，淡馬錫與其旗下企業的關系也是如此，不直接介入其經營決策，只是通過董事會來對其進行管理。旗下企業的日常投資經營活動由其自身的團隊負責，淡馬錫只對旗下企業通過商業化運作和價值化管理兩大標准進行控制。

在國有資產經營方面，淡馬錫遵循市場化原則和股東收益最大化目標，投資風格積極而穩健，確保了新加坡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淡馬錫在新加坡國內和全球范圍內進行投資，投資地域和投資行業都遵循風險分散原則，以確保合理的利潤。

就公司內部機構設置而言，淡馬錫董事會下設常務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領導力發展和薪酬委員會三個專門委員會，其中獨立董事占絕大多數，以保證董事會的獨立性。董事會與經營層分設，高級經理層由董事會聘任，對董事會負責，董事會對其進行考核和監督，股東委派的董事履行監督作用。政府任命的董事、獨立董事、經理人之間分工明確，職權清晰，確保董事會的公正與效率。很明顯，董事會的設立使國家作為所有者的地位清晰化，從而避免了角色虛化所可能導致的過度干預問題，起到了阻斷政府不當介入的作用。

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淡馬錫是新加坡實現國家戰略的一個工具，但是公司並不完全是政府的附屬物，並未因承擔政府職能與意圖而失去靈活性。投資主體與決策主體分離，使淡馬錫在承擔國家賦予使命的同時，不像有的國家的國有企業那樣陷入僵化低效的泥潭。

淡馬錫雖然是國企，但不享受特殊保護和優待，而是必須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這也是它區別於有些國家國企的重要特徵。同時，高效的內部法人治理結構保證了它所管理的國有資產的運營效率。淡馬錫作為國有公司，實現了非凡的經營業績，在全球享有盛名，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框架，這的確是值得其他國家學習的。

三

從大的角度看，淡馬錫只是新加坡國有資產投資管理制度最成功的樣本之一。一直以來，國有經濟在新加坡經濟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新加坡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國有資產監督與管理制度。

當前的新加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政府部門、法定機構和政府控股公司，以及國聯企業。

法定機構和政府控股公司按照政府經濟戰略，具體實施經營活動，指導國聯公司的經營。政府主要以股份形式對國有資產進行經營管理，以各種方式保持在國聯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國家以股東身份行使國有資產的所有權，通過任免董事長、董事以及同企業簽訂計劃合同等方式來主導企業發展方向。

顯然，國有企業如果採取政企合一的方式，由政府部門直接運營，則政府行政職能與企業功能通常難以界分清楚，政府是制定法律與政策的「裁判員」，又直接是負責企業運營的「運動員」，顯然會產生各種尋租腐敗問題。因此，勢必要把兩種職能分開。政府控股公司是作為獨立法人出現的，擁有投資經營決策的完全的自主權。也只有在把兩種職能分開之後，企業才能不再依賴政府，直接參與到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去發展壯大自身，這正是新加坡國資管理模式的核心所在。

新加坡財政部門設有董事咨詢與委任會議，由其任命和罷免控股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董事會成員並不直接參與國聯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而是由專門聘請的職業經理人負責。政府控股公司是國家作為資產所有者的代理人，通過控股權管理國有企業，但具體的國有資本運營完全以市場化方式進行。與私人企業相比，政府控股公司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或保護，必須在市場和法治環境中與其他企業平等競爭，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以專業方式經營管理。在另一層面，政府控股公司對於旗下企業的日常運營也不過度干涉，下屬企業是擁有自主經營權的市場化主體。

在新加坡，政府與市場職能得到了充分的釐清，政府對控股公司的管理主要在人事權和收益分配權上。政府派出的代表擔任政府控股公司董事會的董事，代表政府行使資產管理職能，重大的經營活動要受到政府的掌控，但是監督權和管理權是分離的，政府並不直接干預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鼓勵企業採取市場化的冒險性經營行動。

同時，新加坡對國資管理的外部監督機制非常強大高效。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方面，既有行政主管部門監管、審計監管和議會監管，也有完善的企業內部監督管理機制。在懲治腐敗方面，新加坡的法治非常嚴格，在國企管理領域也不例外。在政府控股公司中工作的公務人員的活動要受到反貪機構的嚴格監控。

另外，政府鼓勵新聞媒體對侵吞國有資產等貪污腐敗嫌疑進行嚴格的監督。報紙、電視台等機構會頻繁報道國聯企業的日常經營與動向，使其一切行為都暴露在陽光之下。新加坡政府還規定，任何機構和個人只需花費5新元，就可以在注冊局調閱任何一家國企的資產管理信息資料。這正是發揮政府和公民社會兩方面的作用來保證國有資產管理者的清廉。正是在這些制度的保障下，幾十年來，淡馬錫等新加坡政府控股公司所經營的國有資產沒有流失，而是不斷增長，與此同時還打造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球性企業。

總體上看，新加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層級性強，相互制衡色彩明顯，整個國資管理運行過程都在嚴格的法治軌道上運行，遵循明確的規則，同時受到來自政府、行業內部、媒體和社會公眾的嚴格監督管理。新加坡的國有企業遵循現代企業制度，內部治理機制完善。經理人在聘任機制和薪酬待遇等方面實行市場化安排，但同時受到法治的制約以解決「委託-代理」問題，實現了激勵與約束的統一。股東、管理層、職工、獨立董事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形成了合理的權力安排架構，企業既對股東負責，也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這對許多承載著大眾期待和公共利益的國有企業來說尤其重要。正是這些制度的結合確保了新加坡國有資產管理的成功。

所以，深入研究新加坡模式，的確有助於中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創新。但前提是中國從新加坡經歷中提取和吸收正確的教訓，比如尊重市場、釐清政府與企業角色等等，同時應充分考慮到兩國整體環境的巨大不同和制度移植的困難性，認識到成功的借鑒不僅是借鑒技術化的機制設計，更重要的是學習新加坡系統性的市場經濟與法治制度。

⑺ 新加坡發展物流的經驗有哪些值得我國借鑒

借鑒新加坡經驗,發展我國現代物流業

1.借鑒新加坡政府的做法,發揮政府在推動物流業快速發展中的作用

我國現代物流業發展的任務將非常重,市場需求也很大,需要政府、協會、企業共同努力，共同促.進和推動中國物流業的發展。因此,要推進我國物流業的快速發展,必須有政府的支持,確定物流業的主管部門，承擔物流發展的規劃、政策制訂與運行管理的協調。借鑒新加坡政府積極支持物流業發展的經驗，將現代物流作為支柱產業的主要地位,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提高效率、效益和競爭能力為中心，積極採用先進的物流組織管理技術及裝備，推進物流的穩定快速發展,以建立現代物流服務網路體系為總體發展目標，為現代物流服務網路的建設提供體制、政策和法規保障;各類工商企業要逐步提高利用現代物流的積極性,為現代物流的發展提供有效需求;各類物流服務相關企業，要積極改變傳統經營模式和方式,為現代物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資源條件。

2、創造積極的政策環境,加強行業協調和行業自律

現代物流業在我國是一個新型的復合型產業,物流工作涉及到了方方面面,需要良好的政策環境。近年來，物流管理方面的軟環境隨著各方面現代物流觀念的加強，管理方法和手段的改進,政府支持政策的出台,已經有所改善。但不足的是,像稅收等扶持政策落實得還不夠,部分地區存在有令不行現象。同時,物流企業尤其是以道路運輸為主的物流企業，面臨激烈的無序競爭壓力，經營環境有所惡化。一方
面是燃油價格大幅上漲，加上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經營成本出現明顯上升。另-方面，由於競爭激烈，運輸價格不升反降，導致超載現象難以根除,嚴重製約了國內物流市場的健康發展。因此,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在現有與物流相關的行業協會的基礎上，通過重組或職能擴充、轉變,在現代物流發展綜合協調機構的組織下，共同承擔管理部門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進行協調、咨詢、服務、溝通的職能，使協會組織成為物流業發展的積極推動因素之一。

3、加快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物流效率

加快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我國現代物流服務業,將從整體上擴大流通規模，提高流通速度，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從而改變經濟運行的方式，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從目前來看，還需進一步投資建設的交通基礎設施包括:鐵路建設,快速提高鐵路運力;民航機場建設改造,增強空運能力;水運設施建設,提升航運能力;公路建設,形成貫通全國的公路網;通過投資建設,促進交通基礎設施快速發展,初步形成現代綜合運輸體系。除了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還需加快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為信息化帶動現代物流發展奠定基礎。從國家來講,需要加大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推動信息產業發展，使我國信息產業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從企業來講,需要進行企業流程再造,以市場需求為起點,以創造企業定單為經營原點，以信息化改造傳統的產業存在模式和生產經營過程為主體,以推行電子商務為手段，積極導入現代物流理念和技術手段，為在全社會加快建立現代物流體系創造了基礎。此外,促進物流業更快更好發展,還需要加快城市物流基礎設施的建設,改變重運輸、輕倉儲的傳統觀念,加強物流配送中心建設。在物流配送中心提供綜合化服務,即為客戶同時提供商品儲存、運輸、包裝、裝卸、加工、信息處理等服務,可以獲得綜合服務效益,能夠有效降低物流費用，還便於實現以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物流現代化和發展電子商務。

——更多物流行業相關規劃及信息請參考：前瞻物流產業研究院。

⑻ 中國轉型，從新加坡模式中學什麼

人民行動黨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積極提供全方位的社會福利，發動政黨機器動員大眾參與真正的選舉以支持自己，以此來擊敗挑戰者，這也是共產黨應該學習的轉型勇氣與經驗。 查默斯·約翰遜(Charmers Johnson)在其影響深遠的日本經濟奇跡研究著述中，以這樣的話作結：日本經濟導向型國家制度的建立是日本創新和實踐的產物，所有國家都應該根據自身條件建構他們自己的國家發展制度。這句話讓我喜不自禁，既因為它與我們長期浸淫其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語境有異曲同工之妙，還因為約翰遜耗時十數年證明了日本的成功絕非西方化、市場化那般簡單，每個國家的成敗自有內在機緣，不可模仿，甚至也難以借鑒。在國家的發展問題上，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不僅僅是統治集團或攻或守的意識形態堡如當初甚囂塵上的儒家文化圈，還關涉到後發國家政治轉型的重重險境與障礙英國、美國、日本，每個榜樣都具有不可復制的獨特性，在多大程度與哪些方面借鑒西方或者借鑒東方，實在是各國政治發展與轉型中最重大的課題，須謹慎小心。 本文要討論的是新加坡與無往不勝的人民行動黨的榜樣問題。做為一個疆土面積、人口、資源與市場都極其有限的城市經濟體國家，新加坡與中國的區別可謂是天壤之別。新加坡之所以能入正在探尋政治經濟轉型門徑的中國的法眼，原因非常簡單，同為一黨制威權政權，人民行動黨頂住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潮流壓力，成功地完成了威權家長制的現代轉型和長久執政，也許還建立起新加坡經濟持續發展的機制。中國通喬?史塔威爾(Joe Studwell)曾不無幽默地指出：像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和中國大陸這樣華人占絕對多數的社會里，推崇文化發展論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來解釋各種各樣明顯不合理的社會控制。向新加坡學習的姿態還印證了格迪斯(Barbara Geddes)對於威權政權的研究：一黨制政權的存續時間要長過軍人政權和個人獨裁政權，但一黨制政權內領導層的斗爭通常不會引發轉型。 今日中國官學兩界對新加坡政治與治理模式的推崇，清廉、法治嚴明和人人有居所的社會穩定有序與福利狀況，既反襯了中國政治與社會的貧富差距與法治不力、腐敗盛行狀況，也提供了中國政治未來發展的目標與願景。但問題在於，目標可以同一，路徑恐怕難以同一，如若一廂情願地以為新加坡只是因為堅持了一黨制而輕易實現了這些目標，那麼對中國未來政治轉型只會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本文通過追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崛起與出口導向型工業發展戰略的由來、特點及缺陷，來說明為什麼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不足以作為中國未來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榜樣。 人民行動黨的權力獲取與鞏固 二戰後伴隨著亞非拉美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左派占據各國政治舞台核心位置。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新加坡，左派仍是政治權力的主要競爭者。人民行動黨作為溫和民族主義政黨派系的崛起、壯大和掌控國家政權的歷史 ，就是一部消滅左派政治集團的過程。成立於1954年的人民行動黨也有兩個陣營：溫和的民族主義領導層，以李光耀和其他受過英文教育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為中心;另一方是左派，他們普遍同情遭到禁止的共產黨。此時在自由派的勞工陣線(Labor Front)組建的聯合政府氛圍下，左派通過組織勞工、統戰策略、強調民族主義和去殖民化來發展壯大自己。當左派組織勞工和學生與政府的對抗活動時，李光耀也在致力於自己的統一戰線。1957年，左派幾乎取得了對人民行動黨的控制權，但溫和派由於聯合政府扣押人民行動黨的主要活動分子而得以保存。 此後，溫和派沿著兩條路線鞏固權力：一、在黨內，李光耀引入了黨員的等級制，在普通黨員與幹部黨員之間做出區分，並允許溫和派領袖長期在位。在抵制共產黨滲透的名義下，人民行動黨轉變成了一個用大眾政黨偽裝起來的幹部政黨。二、通過選舉。人民行動黨的領導層提出了頗受歡迎的民族主義綱領，包括了社會服務的提供、經濟發展以及與馬來西亞合並。1959年，人民行動黨贏得了全部選票的53.4%，占據了51個立法會席位中的43個。左派隨後脫離人民行動黨組建社會主義陣線，李光耀選擇融入更加保守的馬來西亞聯邦以抑制左派。憑借對全民投票的控制，人民行動黨訴諸全民投票來決定是否合並入聯邦，它利用勞工和教育政策來鞏固政治支持，因而輕易贏得了信任投票，自此權力日益鞏固，左派開始衰落。 1963年，李光耀以國家安全為由實行秘密警察、不經審判的拘捕和壓制言論自由的壓制措施，通過冷藏行動逮捕左派領導人，並在選舉過程中抵制極端分子，最終使得左派徹底衰落。但僅僅這樣一些消極的政治控制手段並不足以使人民行動黨的權力穩固持久，更為重要和根本的因素在於，人民行動黨策略性地運用國家資源去構築支持基礎，並籠絡和控制潛在的反對派。左派在人民行動黨中下層和勞工運動中占據了關鍵性位置，李光耀首先採取的措施是解散市議會，並把城市政府的職能集中到國家層次上來，人民行動黨由此控制了公共服務的提供，尤其是住房。在地方選區，政府和政黨的融合日益加深。在政黨活動同級開展的地方，新成立的政府機構，比如公民咨詢委員會和社區中心，就取代了政黨組織的角色和功能。 人民行動黨對國家的控制結構的形成，源自左派的脫離造成的重大生存危機，工會總會也隨之分裂為傾向人民行動黨的全國職工總會和傾向社會主義的新加坡工會聯合會，勞資糾紛成為兩者激烈政治斗爭的一部分。伴隨嚴酷壓制措施的，是全國職工總會在財政上依附於政府，其領導人也由人民行動黨挑選。為了應對官僚集團內部對於其政治策略的抵制，人民行動黨發起一場整肅，取消了高級公務員的生活成本補貼，並引入了新的紀律程序，依照公務員對黨的態度來決定去留和恩罰。為了馴服官僚集團，李光耀政府還在常規官僚機構之外建立了國營或半國營機構，用以執行其計劃，如公用事業委員會(1959)、房屋和城市發展委員會(1960)、經濟發展委員會(1961)。 到1963年，新加坡新的政治結構逐漸顯現。政治權力集中在李光耀和行政機關，立法機關的重要性下降，甚至連人民行動黨本身也變得比它名義上控制的政府更不重要了。通過改組過的工會運動，地方政府和公務員緊密的組織網路，左派的政治根基逐步被納入人民行動黨的勢力范圍。但總的來說，那時的私營部門與社會在實力與政治上都是極為弱小的，這為人民行動黨的行動與政策提供了相當的自由度。並且，不容忽視的是，二戰後的古典發展主義潮流所秉持的經濟理念與意識形態是約束市場與保護社會，所以國家干預的權威性並未遭遇到太多質疑與挑戰。 獨立運作的經濟技術官僚與嚴格的勞工控制 作為城市經濟體，新加坡和香港地區都擁有強大而獨立的行政機關，弱小而從屬的立法機構，以及獨立運作的經濟技術官僚，這些政治因素使得它們的經濟政策與治理過程既實現了高度專業化，也保證了政策連續性。經濟官僚機構的獨立性從根本上保證了經濟決策的去政治化，而經濟決策的政治化誘惑在拉美、韓國、印度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極為嚴重的發展障礙。新加坡出口導向型增長能夠成功，首先在於經濟決策權的集中擴展了政府手中的經濟工具。決策權的集中和伴隨著名義上為市場導向型戰略的干預模式，核心的機構是經濟發展委員會，它不對國會負責，享有很大的運行自主權，並把眾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一個實體中。另外還有投資促進部，類似於韓國與台灣地區的貿易促進組織。 經濟結構不同決定了國家對外部約束的回應不同，新加坡沒有內部市場，於是集中精力尋找新的製造業領域並增強其作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國際轉口港的地位與香港的國際定位相當，這點決定了其政治、經濟結構與中國現在和未來的政治、經濟結構會有根本不同。新加坡的與眾不同在於其工業發展政策的受惠對象是外國公司，所以其工業化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勞動力市場政策，而與市場規模更大的日本、韓國、台灣地區和香港地區的政策工具都不同。人民行動黨仰仗它對勞動力市場的控制，迫使外國公司和具體的目標部門進行調整，以此來獲取支持。可以說，新加坡代表了出口導向型增長與勞工控制之間關聯性的最為明顯的例子。 在經歷了20世紀50、60年代的勞資沖突對外國投資的威脅後，內無市場、外不能吸引投資的交困局面迫使人民行動黨推出新的勞工立法，以限制直接和間接的勞動成本，從而擴展了管理上的自主性，而且削弱了勞工運動的獨立性和勢力。新加坡的經濟政策反映了人民行動黨的偏好：龐大的國有部門、干預主義國家和跨國公司佔主導的傾斜的三方聯盟。20世紀80年代以後，經濟衰退的出現激發了社會對政府的經濟管理以及公共部門和國內外公司之間的權力平衡的激烈反對。政府與私營部門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張，成長起來的社會與私營部門要求改變保護性、施恩性的家長制，但國家對經濟的高度干預仍被第二代領導人所繼承。人民行動黨從工會外部指定領導人且分化勞工運動、限制工資增長的行為，使得工會內部開始分裂，勞工控制變得不那麼輕松如意。 新加坡勞工控制受益最大的是外資與外企，這與拉美國家雷同。外國投資可能有助於技能形成、技術發展和營銷技術，但資本密集型企業的大量引入，實際上對所在國的技術提升、國民收入增長作用微弱。除了新加坡，外國直接投資在其他亞洲新型工業化經濟體的資本形成總額中的作用一直比較小。並且外國直接投資的部門構成往往表明了各國不斷變化的比較優勢和產業政策對本土企業的影響。到20世紀70~80年代時，韓國與台灣地區的本土企業已經控制了本土的主要經濟部門，只有在電子部門，外國企業才比本地企業為出口做出了更多的貢獻。2000年前後，韓國、台灣地區的電子產品也逐漸位居世界前列，而東南亞國家包括新加坡不曾生產出自己的品牌。所以史塔威爾將東南亞的發展模式稱為沒有技術的工業化，其經濟增長來自資本和勞動力的增長，生產力提高的貢獻極少，而這也是今日中國經濟轉型的困境所在。 在新加坡，外資企業的擴展遠較本國企業迅速。各種衡量方法表明，新加坡和香港地區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地方。新加坡和東南亞其他國家所經歷的發展是沒有技術的工業化，其出口型工業的規模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從根本上削弱了這些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因為它減輕了政府制定更多有效的國內經濟和政治政策的壓力。中國雖有著龐大的國內市場，但是其60%以上的出口產品都由外國公司製造，大部分跟泰國或馬來西亞的出口加工模式相似。中國具有競爭力的品牌公司和產品還比較少，很多公司只是跨國公司的供應商。這些都說明了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模式更接近新加坡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依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導向型模式，而沒有開發技術、創建品牌和提高生產效率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特徵。 勞工控制既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相悖，並且更重要的是，勞工控制是與獨特的外資外企獨大、外資發展導向型工業政策相關的。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中國出口下滑與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困境恰恰表明，過分依賴出口與外企，猶如流沙之上造房般不可靠。高柏認為，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高速發展，得益於其順應了與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所不同的新發展主義潮流，新發展主義的理念不同於國家干預與保護市場，而是釋放市場的資源調配作用，更加積極地融入國際市場，並約束國家的不當的、違背市場的干預行為。中國經濟GDP貿易依存度過高，雖然意味著中國經濟更為開放，但沒有自主品牌，以廉價勞動力要素參與全球生產分工，因而處於財富分配鏈條的末端。這也說明了新的內外形勢下呼喚新的發展規則，中國對經濟領域的干預，對新成長起來的社會群體的管理方式必須轉變。 政治上來說，新加坡的特色如下：其一，開明專制式的家長制，領袖的引領很重要;其二，企業化的經濟治理模式，這從根本上取決於城市經濟體的規模;其三，獨立的反貪污調查機構，但因為國家都是執政精英的，所以反貪可以將核心的執政精英排除在外。且不說人民行動黨作為一個吸納黨員條件非常嚴格的精英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學而優、商而優甚至商學不優盡可吸納的寬松進入門檻有著根本的不同;人民行動黨對城市經濟體施行控制所需的條件，與共產黨對中國13億人口的治理所需的條件不可同日而語;即使在新加坡，家長制統治的權威在社會與私營部門成長起來後面臨的沖擊與挑戰也迫使人民行動黨面臨轉型問題。 對應新加坡的特色，我們所得的教訓有：第一，過度倚重開明專制與領袖個人的突出作用讓中國現當代遭受到的教訓最為深刻與沉痛。第二，雖然治大國如烹小鮮，但規模龐大的領土國家與城市經濟體的治理方式之懸殊，如同當初整個歐洲大的一個國家與南地中海邊的熱那亞間的差異，領土國家廣闊的內部市場與區域差異提供了無限的發展可能性，城市共和國的存續只能靠金融與商貿，並隨時有傾覆的危險，實在誰也不必羨慕誰。第三，共產黨一直像人民行動黨一樣，將自己置於清廉、反貪、法治的標准之外，今日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已顯示了立法者、執法者超越於法治與政治規則之外的最大嚴重惡果。 再退一步說，從工業化戰略上來看，新加坡隱性的黨政分離和技術官僚獨立運作是經濟決策過度政治化(最明顯如唯GDP主義)的中國難以做到的。中國學者將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局(和建屋發展局)視作是獨特的法定機構，卻未能認識到這些隔離於社會壓力與利益集團和政黨的獨立經濟官僚機構對於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其實還是對新加坡經濟成就取得的核心機制不明就裡。如果要學習新加坡，經濟決策去政治化和國家干預行為要遵從市場原則，以及依據自身局限性制定揚長避短的工業發展戰略的務實精神，是中國經濟領域未來脫困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人民行動黨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積極提供全方位的社會福利，發動政黨機器動員大眾參與真正的選舉以支持自己，以此來擊敗挑戰者，這也是共產黨應該學習的轉型勇氣與經驗。(作者為南京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⑼ 新加坡經濟改革和歷史背景

為了借鑒發達國家社會治理的成功經驗，近年來，我國每年都有計劃地分批派遣領導幹部、學者專家到國外學習交流。在諸多國家當中，新加坡無疑是一個熱點。新加坡國土面積714.3平方公里，遠低於中國任何一個省份，總人口530多萬，還沒有北京、上海的一半多。就是這么一個「彈丸小國」，為什麼如此有吸引力？新加坡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座城市，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取得獨立時，還是一個破落不堪的海港小城，在不到50年的時間里，整個國家建成一座「花園城市」，在經濟方面曾經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人均GDP是中國的十倍。為了探尋新加坡崛起的成功之道，學者匡導球前兩年有幸參加了「連瀛洲紀念獎學金」項目，赴新加坡學習考察，並將其研究成果《星島崛起：新加坡的立國智慧》公開出版。
公務員隊伍專業化素質高
《星島崛起：新加坡的立國智慧》全面系統地介紹了新加坡的歷史淵源、政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模式、社會保障與福利、廉政建設、文化教育、城市規劃和環境方面的成功經驗。在很多人眼裡，新加坡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為政治上實行的是權威主義和嚴刑峻法，當然，這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其實，一個國家的崛起有很多因素，作者認為：真正能讓新加坡走向成功的，是擁有一支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嫻熟的法治手段以及真正的「為民服務」理念。一個國家若要走向真正的文明富強，公務員扮演關鍵角色，其素質的高低，影響著國家政策、法律法規的有效執行。
對於大眾而言，公務員廉潔、高效的工作風貌，直接影響著政府的形象。廉潔是公務員必備的一種品質，而廉潔的基礎是公務員不能有私慾，不能感情用事。如果公務員事事為個人著想，打自己的小算盤，那麼在公務的執行中必然會損害大眾的利益。當然，新加坡的公務員廉潔奉公，其制度約束是前提條件。俗話說：專業人做專業事。
新加坡正是因為倡導公務員的專業化，執行公務才顯得高效。而我國有少數人，並無專業技能，依仗人脈關系進入公務員行列，對很多具體的公共事務並不在行，給人「外行領導內行」的感覺，並且公務處理中馬虎草率，公務決策中考慮問題要素不周全。這樣的人只會給政府形象的樹立增加負能量。
為未來調整經濟發展模式
從整體上看，經濟發展模式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振興。然而世界上的任何一種經濟發展模式，都是基於本國國情基礎之上的探索與實踐。從外部環境來看，新加坡除了地理位置與海港運輸之優勢之外，劣勢則更為明顯，如國土面積狹小、自然資源貧乏，連淡水供給都存在困難。新加坡在建國之初，社會凋敝、工業基礎薄弱、失業人口眾多，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新加坡政府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沒有照搬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是結合新加坡的地域特點和現實情況，在上世紀60年代建國初期，就把經濟發展定位為「外向型、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
作者在本書第一章「奮斗的歷程」的章節中介紹，當時世界正處冷戰的緊張時期，歐美很多企業家為找不到合適的投資市場而苦惱，新加坡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取消了300多種關稅，大力引進外資，在土地、稅收方面給予優厚待遇。幾乎是一夜之間，新加坡成為全球的「投資天堂」和「世界工廠」。新加坡依靠外資的大力推動，在短短十多年時間，實現了國家現代化的華麗轉身。其實，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從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得到了很多啟迪，中國也是依靠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才使得經濟發展多年來一直保持高昂的態勢。
然而新加坡政府的高明之處，就在於能夠審時度勢。當以製造業為主導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民生矛盾得到有效解決之後，新加坡決定擺脫低工資和低生產的舊模式，提出了「第二次工業化」的發展理念。這個理念的核心，就是推進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以完成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和服務業的跨越。正是秉承這一理念，新加坡的高新技術經濟、知識經濟局面在上世紀90年代業已形成。新加坡為什麼要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其實道理很簡單：製造業在環境污染方面的缺點顯而易見，新加坡承受不了「環境之痛」，另外，國家要實現經濟良性發展，必須培育具有產業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
閱讀本書時，筆者深深感受到，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現狀，和新加坡上世紀90年代的情形尤為相似。經濟發展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國家則要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科技研發，以科技創新助推企業發展。但是中國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巨大，突然關停那些環境污染嚴重但經濟效益好的工礦企業，這顯然也不現實。經濟體制的改革，也確實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經濟轉型升級是一個伴隨著陣痛的過程。
構建「幸福國度」的基石
作為一個國家而言，只有把經濟發展的成果拿出來讓人民共享，國家政權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擁護與愛戴，國家的凝聚力才能真正得到強化。當前的新加坡，政府提出了「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消除貧困，並在住房、葯療、教育、食品等民生問題方面不斷提升層次，為「幸福國度」的發展目標邁進。為了構建「幸福國度」，新加坡重點在「住有所居、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三個方面進行大膽探索。本書中也分別圍繞這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這對當前我國不斷改善民生提供了經驗。尤其是住房與養老，筆者更為關注。
眾所周知，由於土地空間的局限性，一直使新加坡的房價高位運行。但是新加坡政府為了一般工薪族買得起房，推出了以「自我積累、自我保障」為特徵的中央公積金制度。新加坡的公積金和中國不太一樣，中國的公積金有嚴格的管理程序，即便是買房或者裝修之用，若要取出來要經歷無數繁瑣的手續。另外，每個人的公積金數目在房價高漲的今天只是杯水車薪。而新加坡人的公積金數目大、取款非常方便，並且看病、求學等等，也可以使用公積金。新加坡政府為了使每個家庭都能有房住，推出了由國家主導的住房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的策略。

「老有所養」的問題，是很多國家面對的又一個棘手難題。人民的晚年不能安享，幸福生活就是一句空話。本書第五章「自力者，他助之」中，作者認為，養老問題不僅需要家庭內部解決，政府的政策導向更為關鍵。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人老了就不能工作，不能創造財富，只有依靠家庭、社會、政府三個方面的力量才能擔當起養老的重任。新加坡最初推出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就是基於「老有所養」的這個目標。民眾退休之後，有權一次性連本帶息取走自己「個人養老賬戶」上的全部存款，以作個人養老之用。
《星島崛起：新加坡的立國智慧》這本書中，作者在介紹新加坡諸多成功發展經驗的同時，常常與中國的發展現狀進行理性的對比，這樣可以帶來更多思考的空間。總之，新加坡作為快速崛起的新興國家，以統籌兼顧、協同創新作為發展的總體思路，書寫一個島國崛起之傳奇。新加坡固然有很多方面值得中國學習借鑒之處，但是中國的國情與新加坡的歷史背景不同、經濟基礎不同、人口組成與自然環境要素不同，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在新加坡一一找到答案。中國的崛起之路，還是要靠中國人在摸索中尋找。

⑽ 新加坡還有哪裡值得我國學習

新加坡作為多元社會的小國，族裔和諧，政治嚴謹，社會法治，經濟成果，雖受國際贊賞，其制度與發展，並非適合他國國情社會，新加坡並不期望他國全面模仿，可作為參照通過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