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明堅翻譯成西班牙語的書是什麼

A. 1593年儒家經典著作歐洲第一譯本

「近幾十年來，有關羅明堅譯本手稿的研究也在逐步推進。龍伯格及孟德衛等相繼提出，是羅明堅首次翻譯並出版中國儒家典籍。在近年來的研究中，這一觀點逐漸被細化：在1591—1593年，羅明堅用拉丁文翻譯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這些手稿現藏於義大利國家圖書館，編號為FG（3314）1185，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儒家經典歐洲語言譯本，開東學西漸之先河。1593年，耶穌會士波塞維諾出版的《書目選編》收錄了羅明堅《大學》寫本譯文的前四句，這是西方首次出版中國經典內容。

梅謙立、王慧宇認為羅明堅不僅是儒家經典在歐洲最早的拉丁文譯介者，還是最早的西班牙文譯稿作者。該本即1590年羅明堅獻給腓力二世（Felipe Ⅱ）的西班牙文四書寫本，其內容體現出羅明堅在1590年前對儒家經典已有較清楚的理解，並建立起以西方語言譯介儒家典籍的基本理論框架，可作為拉丁文四書稿本的重要參照資料。因此，1590年羅明堅的西班牙文四書譯稿乃是東學西漸史上首部儒家經典西方語言譯本。」

——《儒家典籍在歐洲首次譯介考辨》

B. 利瑪竇的人物著作

《天主實錄》：1630年，利瑪竇翻譯了羅明堅編《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它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進中國的。《天學實義》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並有蒙、滿、朝鮮、越南及日文譯本。《幾何原本》：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瑪竇使用《幾何原本》是他在羅馬學院學慣用的課本，由利瑪竇的恩師——當時歐洲著名的數學家克拉維烏斯神父整理編纂。克拉維烏斯神父在原本後又增添了兩卷注釋，總共十五卷。
《坤輿萬國全圖》：世界地圖。
《西字奇跡》：（今改名《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是中國漢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二十五言》：關於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則和修養的書。
《畸人十篇》：利瑪竇同十位中國士大夫的對話集。
《交友論》：收入了古羅馬西塞羅入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大師愛拉斯謨等人友誼的格言上百則。也有利瑪竇根據他對中國人的思想了解而編寫的。這是利瑪竇所寫的第一部華文著作。 《交友論》是利瑪竇用中文寫作的第一部著作。1595年，到達南昌以後，利瑪竇就將《交友論》分贈當地的達官貴人。「這部《交友論》使我贏得了人們的信任，同時，也使人認識了我們歐洲的作為。這部作品是文學、智慧和德行的結晶。
《利瑪竇書信記》：1599年編著。
《西國記法》：一本介紹利瑪竇本人如何能有過目不忘的能力的書。
《辯學遺牘》：1635年出版，收錄了利瑪竇以天主教觀點與明末凈土宗袾宏和其門生虞淳熙的佛教觀點交流的信件。
《同文算指》：介紹歐洲算術，根據克拉烏維斯所著的《實用算術概論》（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譯成。內容由基本四則運算、分數至比例、開方、正弦餘弦等三角幾何。由李之藻筆錄，清朝時錄入四庫全書。
《測量法義》：關於應用幾何、測量，由徐光啟筆錄，附《勾股義》。
《圜容較義》：李之藻筆錄。
《渾蓋通憲圖說》：天文學知識，李之藻筆錄。
此外，他還寫過或參與寫過《西琴八曲》《齋旨》《乾坤體義》等著作。
利瑪竇用義大利文寫的日記後經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譯為拉丁文，出版於1615年，取名《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漢譯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將耶穌會羅馬檔案館中發現的利瑪竇義大利語原文手稿同其他書稿以題名《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兩卷。1942年，德禮賢神父（Pasquale d'Elia）將其編入《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e）。
《天主實義今注》，商務印書館出版，譚傑校勘，2014年6月出版。

C. 論述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的影響

傳教士與中國之最

1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醫院
中國此前也許有太醫院之類的東西，但那與現代的醫院概念相差甚遠。外國傳教士在進入中國後就開始醫葯活動。利馬竇開創了傳教與醫療並重的傳教路線，法國傳教士張誠曾用金雞納霜治癒了康熙皇帝的瘧疾，馬禮遜也曾澳門開辦西醫診所。 但最早在中國建立現代意義上醫院，對中國的近代醫學產生深遠影響的是美國傳教士彼得?伯駕。
伯駕（Peter Parker）1804年生於馬薩諸塞，1831年畢業於耶魯大學，1834年被美部會派遣來華，成為基督教第一個來華傳教醫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廣州新豆欄街7號的豐泰洋行內租屋開設「廣州眼科醫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稱「新豆欄醫局」。這是中國第一所新式教會醫院，西醫自此正式傳入中國。
1837年，伯駕在醫局內向關韜等3名中國人傳授西醫知識，使關韜成為中國第一個「西醫學醫」 。從這個意義上講，伯駕又是第一個向中國人傳授現代醫學的外國醫生。
後來的一些教會醫院在中國非常有名氣，湘雅醫院，齊魯醫院，協和醫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國最好的醫院，雖然它們的名稱可能已經改了。
2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圖書館
中國古代也有藏書樓，但是其功用是儲藏，與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大相徑庭。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庫教堂北堂圖書館。 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機構和教會大學中 創建了一座座令中國的藏書家瞠目結舌的明顯居於先進水平的新式圖書館。其閱覽規則，圖書的管理方法和先進技術 ，圖書在民眾中的流通狀況和藏書利用程度與當時大清帝國的古代藏書樓狀況形成強烈的反差,對於開啟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國以前不是完全沒有女子教育，但限於富裕人家的家庭內部，且內容狹隘。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傳教士郭實臘的妻子在澳門收容了幾個窮人家的女孩，開辦女子讀書班。這可以說是傳教士在中國開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嘗試。西方傳教士開辦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對當時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封建體制是一個很大的沖擊與挑戰，它突破了幾千年來的禁錮，開了中國女子受學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是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機構。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曾培養出許多傑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畢業生丁淑靜曾擔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1919年的畢業生李德全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衛生部長；1920年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正式合並到燕京大學中，燕京大學遂成為中國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學生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在五十年代初又成為北京大學的一部分，所以當今中國第一名牌大學－－北京大學亦曾得益於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傳教士還在南方開辦了兩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校，這就是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女學的發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而且也與一個國家的興盛有關。誠如梁啟超所說"女學愈盛，國家愈強"，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於個人，"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於國家，"保國保種"，使國富強。

4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中國的所謂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學、國子監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現了。然而這種高等教育只是相對於當時的初級教育而言，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大學的出現則是在十九世紀，並且最早的大學都是由傳教士開辦的。
基督教大學在中國的出現是在1880年前後，當時的大學主要是在教會中學基礎上添加的大學班級。基督教在華的第一所大學是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的登州文會館。登州文會館原是一所小學，後演變為教會中學，1882年登州文會館正式升為學院。十九世紀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會館外，1888年美國衛理公會在北京開辦了北京文匯書院；1889年美國公理會建立了通州華北協和大學；1890年美國聖公會在上海的聖約翰學院設置大學課程；1893年美國長老會在杭州設立杭州長老學院。
和醫院一樣,中國的基督教大學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當今中國最好的大學.

5 傳教士與最早的東學西漸
大部分人知道傳教士對於西學東漸的貢獻，但是未必知道中國的論語，四書五經等翻譯成外語，介紹給全世界的也是傳教士。 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中學西傳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攜帶中國文獻回歐洲；選擇翻譯漢語典籍；著述評介中國文化學人的思想；以報告、書信、日記方式記述日常見聞；編著中英對照字典；編輯出版西方報刊等。1682年，柏應理帶走中國書籍400餘冊。1694年，白晉代走300多卷中國典籍贈送給路易十四。其中有影響的典籍包括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還包括明《永樂大典》和清《古今圖書集成》。漢語典籍最早的西譯是《明心寶鑒》於1590年在菲律賓譯成西班牙文，譯者就是多明我會會士高毋羨（Juan Cobo,?--1529）。「明心寶鑒」是童蒙讀物，內容主要是訓誨幼童的格言。文獻不具有經典性，具有隨意性，沒有目的性，但確是開先河的。但到了耶穌會士時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選擇性。翻譯中國學術經典，是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傳教「適應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就進行了西譯漢語經典的嘗試。1578年，他輾轉來到廣東肇慶，用拉丁語試譯了《大學》的部分章節和《孟子》。譯著雖然影響不大，但有開創之功，成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1662年間，郭納爵、殷鐸澤、柏應理等人，陸續將《大學》、《中庸》、《論語》譯成拉丁文，在法國出版。正是由於傳教士們的努力,中國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傳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啟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後改名為北京盲校），這是我國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國盲教員（據說是山東人，叫朱德光；另一種說法是一們姓沈的盲教員和外國傳教士合作），將盲字排出北京話的全部音節四百一十多個，人們稱它為「康熙盲字」（也稱北京盲字「或協和盲字」）。這是最早的漢語盲文的開端.一八九八年，女傳教士岳艾美（國藉不詳）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過一套拼寫閩南話的「福州盲字」。這種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個，每個音節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點符。一九一一年前後，她又加以改進，字母增加到五十三個，聲調符號七個，每個音節由聲、韻、調三個點符級成。一九二0年前後，她還提出過一些簡寫的方法，簡寫詞的前後都有空格，可以說是我國盲文有分詞形式的先聲。
8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漢英、英漢字典
1815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澳門為了翻譯工作，編寫了中國第一部英語學習字典《華英字典》。《華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漢－漢英對照的字典，篇幅大內容豐，有豐富的例句及解釋，並收錄大量成語、俗語。1844年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華韻府歷階》及1847年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漢字典》都把它當作參照基礎。

9 傳教士和中國最早的聾啞學校和手語
中國的聾啞人用手語進行表達一直是隨意的，不規范，不統一。我國最早創建規范的手語並建立最早的聾啞學校的是西方傳教士。�
1887年(清光緒13年)，美國傳教士梅里士在山東登州(今蓬萊)創辦聾啞學校，並搜集中國聾人手勢，同時將手指字母傳入中國。這是我國手語應用和聾人教育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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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麻風病院
麻風病是一種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國許多地方發現了麻風病人就要被燒死，聖經中基督曾經多次治癒了麻風病人，成為傳教士們的榜樣。1921年，美國傳教士愛伯特和義大利傳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創建雲南省麻風病院，以後伯格理在雲南， 在以後其他傳教士在中國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風病院，給他些被家人，鄰居拋棄的可憐人帶來希望。

11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現代天文學和歷法
傳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歷算，其中最傑出者為湯若望和南懷仁。湯若望在明末參與修訂歷法，編纂成《崇禎歷書》，並製作天文儀器。清初湯若望、南懷仁相繼主持欽天監，湯若望增訂《崇禎歷書》，康熙賜名《西洋歷法新書》，後收入四庫全書改名《新法算書》。他還著有《新法表異》、《歷法西傳》和《新法歷引》等，製作了渾天儀、日晷、星球儀、地平儀、望遠鏡和地屏。南懷仁於1669年改造觀象台，製成新儀6種：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紀限儀、象限儀、天體儀和地平儀，並將各儀器的製法及用法繪製成圖，予以解釋，名為《靈台儀象志》。他又把湯若望所遺《百年恆表》相繼推至數千年，名為《康熙永年歷》。
12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幾何原本
在數學方面，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為歐洲數學傳入中國之始。他們還編譯有《測量法義》、《對數表》、《測量異同》和《勾股義》等。利瑪竇與李之藻合編《圜容較義》等。湯若望撰《割圓八線表》，介紹平面三角，鄧玉函撰《大測》，介紹弧三角學。穆尼閣以對數表授薛鳳祚，薛氏譯有《天步真原》。
13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世界地圖和現代地理學
在地理學方面，傳教士介紹西方地圓學說和世界輿圖的測繪，矯正了中國人天圓地方的觀念，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利瑪竇曾繪成名為《山海輿地圖》的世界地圖，向士大夫們展示，並把所攜《萬國圖志》作為貢品獻給朝廷。他在《天主實義》和《乾坤體義》等書中介紹了地圓說，並把西方經緯度線測繪技術介紹到中國，開中國以科學方法測繪地圖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職方外紀》，記述海外風土，利類思等著有《西方要紀》，介紹西方國土、風俗人物，物產及海程遠近。1708年康熙令白晉主持對全國實地勘測，中西學者合作，歷時11年，測繪完成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此圖至今仍為全國各種地圖的重要根據。
14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漢語拼音
古代沒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拼合起來就行了. 另外就是直音法。《說文解字》中對漢字的讀音常常說「讀若某」或者「某聲」，就是這種情況。例如《說文》中的「材，才聲」，意思是說「材」這個字的讀音應該讀成「才」。
利瑪竇根據拉丁文發明的二十六個聲母和四十四個韻母的拼音方案，然後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由於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稱「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現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
明末學者方以智開始思考中國的拼音文字問題：「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字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學者楊選杞看了《西儒耳目資》大受啟發：「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進了中國傳統的音韻學研究方法的革新，為反切法開辟了一條「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准寫的，適合於拼寫北京音。它「引起了漢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漸演進，形成二百年後製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反鴉片運動
大家也許都知道林則徐的戒煙運動,但是他那一把火並沒有把吸煙的危害闡述明白.
鴉片開始時並部像今天這樣臭名昭著，當年它是作為鎮痛劑被發明出來的。中國人甚至給它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福壽膏」。許多人包括傳教士在內對它的危害並沒有明確的認識。
然而，面對煙毒在中國流布越來越嚴重，「煎膏日夜煙熏天」，「殺人不下億萬干」的情勢，傳教士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們作調查、統計，發表論述鴉片危害、敦勸戒煙的文章，出版專門性宣傳書籍。在華新教傳教士的全國大會，也把禁煙作為主要議題之一。教中人士還組織起戒煙團體，如北京的「戒煙大會」、廣州的「勸戒鴉片公會」等，都有些影響力。光緒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國大會，通過的關於戒煙的議案中，有一條即建議在全國設立禁煙總會，各地設分會，對禁煙組織的發展頗有促進作用。他們還利用教會醫療機構對煙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會醫院、診所特設此一門診業務，甚至有專設醫院。像英國新教人士德貞（J?Dudgeon）在北京從事這項醫務，成效就頗突出。有些傳教士還努力促使本國禁運鴉片，以斷絕禍源。19世紀70年代，英國國內人士組織「反鴉片貿易協會」，德貞、李提摩太等人積極聲援支持、此時已回到英國的理雅各，更直接作為發起人之一。在一次大會上，他慷慨陳詞，反對鴉片貿易，認為這是一項罪惡的交易，它使成千上萬中國人受害，也不利於英、中之間正常貿易的發展，呼籲鴉片貿易者「停止作惡，學習行善」。傳教士們的努力沒有白費，最終促使英國政府通過決議使鴉片貿易非法化。

我認為,傳教士們為中國走向文明進步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所有群體，他們是對中國的近現代化貢獻最大的一群人。我們中國人不是忘恩負意的民族,有良心的中國人應當紀念這些與我們無親無故的人為我們所做的.

當然,之所以他們有這么大的能量,並不是因為他們三頭六臂,而是因為他們有耶酥的生命,有十字架的榜樣,他們是天上來的種子,他們帶著耶穌基督的榮光.

明清時期的北京教堂與中西文化交流

北京是我國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聞名的大都會。她歷史悠久，規制宏偉，人造物化，衣冠畢集，人文薈萃，文物古跡眾多，是中國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據史家考證，至今她已有3060年的建都史。[1]從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四年（1267）正式建都大都（今北京）算起，作為全國的首都，至今也有737年的歷史了。她「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形勢甲於天下。」[2]明清以後，作為全國的首善之區更加得以發展、保護，許多文物古跡至今還保存完好。宮殿、園林、廟宇、陵寢舉目皆是，就連基督教教堂也還保存不少，今天已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本文試就北京教堂的建立，以及傳教士的活動，闡述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關,清朝統治者為了籠絡傳教士和教民，防止他們與明朝殘余勢力結合，同時也為了利用傳教士的科學技術，如製造火炮、編制歷法等，因此對天主教採取了寬舒和容忍的政策，允許其繼續傳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時間內，雖然有小的反復，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順利發展的階段，其影響較大。在此期間許多傳教士進入宮中，為皇室服務，主要從事天文歷法、外交翻譯、教學、繪畫、鍾表製造與修理、建築、醫療等。康熙晚期至道光中期清政府採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動基本停止了。在近代，大致可從嘉慶十二年（1807）以羅伯特·馬禮遜來華為前導，後來一批接一批傳教士，隨著殖民主義的炮聲紛紛來華，其中有天主教（舊教）的傳教士，也有基督教（即耶穌教、新教）的傳教士，他們在北京以及中國各地紛紛建立教堂，發展教徒，這種情況一直到解放前均是如此。北京地區當時是重要教區之一（如在羅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方面，屬於第一部第一教皇代理教區），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北京是基督教在華活動的中心地區之一。

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明朝萬曆年間，利瑪竇一行來北京後得到了萬曆皇帝的歡心，不但允許他們長住北京，而且還賜地給他們修建教堂。從此北京便陸續地建起了一批具有各式建築風格的基督教教堂。其中主要有宣武門內的天主堂（亦稱南堂）、西安門內天主堂（亦稱北堂）、王府井北八面槽的天主堂（亦稱東堂）和西直門內橫橋的天主堂（亦稱西堂）以及阜成門外二里溝滕公柵欄的天主堂（即救世堂）、東交民巷的彌厄爾堂[8]。再有，在海淀地區還專門建立了女子教堂[9]等。此外，尚有東直門內東正教聖尼拉教堂（即北館，今改為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崇文門內東交民巷的奉獻節教堂（即南館）、馬市大街路東的救世軍教堂以及西市缸瓦市、米市大街、崇文門內東城根、朝陽門內、交道口、燈市口史家胡同等地的基督教教堂。

康熙初年，安徽徽州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在輔臣鰲拜和蘇克薩哈等人的支持下，向禮部呈《請誅邪教狀》，指控湯若望等傳教士造傳妖書，煽惑民眾，潛謀造反，請求朝廷早日剪除禍害。康熙四年春，湯若望被捕下獄，安文思、利類思亦被捲入其中，因此教堂也遭到破壞，直到康熙皇帝親政，湯若望等人才得到平反。後來傳教士費隱來京，在此掌教。康熙五十九年時，他籌資擴建了這座教堂，由傳教士莫哥擔任設計，郎士寧負責繪畫、裝飾，該堂門窗鑲嵌了彩色玻璃，四壁點綴了各種油畫，顯得格外壯觀、美麗。同時還附設了學校，利用教育擴大影響。

三、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末清初之際，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隨著新航線的發現，已經登上了歷史舞台。與此同時，歐洲社會也從中世紀步入了近代，生產力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都呈現出一派突飛猛進的局面。而此時中國由於長期受封建主義的桎梏，社會發展遲滯白前，雖然有些領域還處於領先地位，但總的說來開始落伍了，與西方的差距逐漸拉大了。在當時的條件下，傳教士作為西學東漸的橋梁，給中國的知識界和文化界帶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新刺激，對明清之際乃至有清一代的學術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極大地鼓舞著大多數先進的中國學者們，以追求科學真理的行動准則。例如，對徐光啟、李之藻、王徵、王錫闡、梅文鼎、薛鳳祚、何國宗、明安圖和阮元等人都產生了一定影響，這些人本著「欲求超勝，必須會通」的思想，學冠中西。在天文歷法、數學、光學等方面受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穆尼閣、蔣友仁等人的影響，撰寫出一大批有關學術著作。如，《渾蓋通憲圖說補訂》、《中西算學通》和《西國日月考》（以上三部著作作者為梅文鼎）、《天學會通》（薛鳳祚）、《歷象考成》（何國宗主編）、《割圖密率捷法》（明安圖）等。

除天算外，當時在科學文化領域受西方影響的另一個學科是地理學和地圖學。傳教士來華，帶來了不少地理學知識，如，由於傳教士介紹，中國知識界開始對地球的形狀、陸地表面有幾大洲、海上有幾大洋及其方位等都獲得了初步確切概念。特別是對美洲過去中國人一向不大了解，這時也開始有了了解。此外，康熙皇帝對地圖非常感興趣，他曾親自在北京郊區參加地理實測工作。還讓傳教士雷孝思、張誠、白晉、杜德美、馮秉正等人分赴各省測繪，完成後並由傳教士馬國賢制銅版刻印成《皇輿全覽圖》，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地圖之一，並在中國和歐洲曾多次翻印，不但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地理知識，而且成為此後直到近代中國地理學和地圖學的依據。乾隆時期又在此基礎上，由傳教士蔣友仁等與中國學者合作再一次繪制了全國地圖。除此之外，傳教士還帶來了有關火炮、水法、鍾表、機械、建築、醫葯、繪畫和音樂等方面的新知識。在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由傳教士郎士寧、蔣友仁、王致誠與中國學者何國宗等人主持和設計的圓明園北區的一組稱作「西洋樓」的西式石建築群，其中包括偕奇園、儲水樓、萬花陣、方外觀、海宴堂、遠贏觀和線法山等。再有，座落在京城各地的教堂也是西方建築的代表之一。這些建築給中國傳統的建築設計注入了新的成分。

傳教士們同時也擔當起了中學西漸的任務，他們是最早中國文化和思想西傳的媒介。西方有關中國的知識，幾乎都是由傳教士們首先傳過去的，因而，西方對中國的研究最早也始於這批傳教士。這是西方漢學的起源，也是中國學術文化西漸的開端。例如，利瑪竇寫的日記，即《利瑪竇中國札記》，對17世紀初葉的中國有頗為詳盡的描述，曾使西方知識界為之轟動；也使他們耳目一新，引起了對古老中華的嚮往。此書曾出版了四種拉丁文本、三種法文本以及德、西、意、英多種文本。另外，傳教士卜彌格的《中國植物志》、曾德昭的《中華帝國史》、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和《中國史初編》、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志》、白晉的《康熙帝傳》、殷鐸澤的《中國哲學家孔子》、馬若瑟的《中國語言札記》、馮秉正的《中國通史》、宋君榮的《唐史大綱》與《成吉思汗和蒙古史》、錢德明的《孔子傳》、《滿法詞典》、《滿蒙文法》、《漢、滿、蒙、藏、法文字字匯》、《孫吳、司馬兵法》等。其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是杜赫德編纂的《中華帝國志》一書，該書46卷，是18世紀西方有關中國知識的一部網路全書，為當時歐洲知識界了解中國文明，提供了重要資料來源。此外，傳教士們還把中國的一些古典文獻翻譯、介紹到了西方。如，殷鐸澤和柏應理等人曾把《論語》、《大學》譯成拉丁文，名為《中國的智慧》，殷鐸澤還把《中庸》譯成了拉丁文和法文，1672年在巴黎出版。此外雷孝思把《易》經譯成了拉丁文，使其在西方的影響至今不衰。馮秉正把《通鑒綱目》譯成了拉丁文，為歐洲知識界了解中國歷史提供了方便。

再有，傳教士們在向西方傳播有關中國知識方面還作了一些工作。例如，他們最早把中國古代的繪圖知識，特別是傳統的網格繪圖法，介紹到歐洲，並很快被他們應用於軍事地圖的測繪上；其次，中國的園林藝術、中葯知識（如大黃、蓖麻油、樟腦、何首烏、麻黃）等，也由他們傳入了西方。總之，在當時的條件下，傳教士確實對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媒介作用，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

余 論

明清之際是西方殖民勢力向世界各地大規模擴張的時期，也是東西文化開始猛烈碰撞的時期，同時又是近世基督教伴隨著殖民勢力向東方發展的高潮時期。由於當時中國的國力還比較強盛，故傳教士還能遵守中國的規矩，融合中國人的習俗，制定了一套傳教政策。更重要的是他們利用西方的科學技術，其中包括天文歷法、代數、幾何、望遠鏡、鍾表、地球儀、地圖、醫葯、水法、機械玩具以及音樂、美術等方面的知識，作為敲門磚，贏得了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士大夫的好感與同情，並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因此，當時是基督教在中國發展比較順利的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與西方的正式思想文化交流開始的時期，傳教士在其中所起到的媒介和橋梁作用也是功不可沒的。他們重視觀察和實測的科學精神，確實對中國學者產生了影響。但是也應當指出，傳教士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並不是最理想的，因為他們來到中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傳教，並不是為了傳播科學文化。並且他們深受宗教神學的限制，傳給中國的只能是西方中世紀的教會官方的神學宇宙構圖，而不是近代科學的宇宙構圖。例如，伽里略——牛頓體系、笛卡爾的解析幾何、巴思伽的概率論和牛頓、萊布尼茨的微積分學等，雖然在歐洲早已為人熟知，但在中國卻是直到近代才為學者了解。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由傳教士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傳播者，確實是一件遺憾的事情。至於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入華，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傳教士們也隨之卷土重來，不但紛紛向中國政府討回失去的權利，而且還要求新的特權。他們到處重建、新建教堂和其他設施，擴大教會的影響，現今北京的基督教教堂，絕大多數都是在這一時期重修或新建的。與此同時，傳教士們到處拉人入教，包庇教民，強買強占土地、房屋，不斷製造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矛盾，並且欺壓中國人民，他們還甚至控制了各級政府，干涉中國內政，已經成為了殖民主義勢力的幫凶與助手，基本喪失了中西文化交流媒介和橋梁的作用。

D. 《三字經》的作者是誰

王應麟

王應麟（1223~1296） 南宋著名學者、教育家、政治家。字伯厚，號深寧居士，又號厚齋。慶元府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其博學多才，學宗朱熹，涉獵經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長於考證。

南宋滅亡以後，他隱居鄉里，閉門謝客，著書立說。傳世書法有《著書帖》等。著有《三字經》、《困學紀聞》、《小學紺珠》、《玉海》、《通鑒答問》、《深寧集》、《詩地理考》等。

(4)羅明堅翻譯成西班牙語的書是什麼擴展閱讀

王應麟隱居二十載，所有著作，只寫甲子不寫年號，以示不向元朝稱臣。他一生著作甚豐，有《困學紀聞》、《玉海》、《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證》、《玉堂類稿》、《深寧集》等六百多卷。但是知名度最高的反而是這部《三字經》，這可能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王應麟晚年為教育本族子弟讀書，編寫了一本融會中國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訣」。他是通古博今的大儒，舉重若輕的大家手筆寫出這部「三字歌訣」，當然是非同凡響。

其著作學甚多且學術價值甚高，到清朝時才開始較為人所重視，其中《玉海》為網路全書式的著作，為其准備博學宏詞考試時所整理的。《困學紀聞》是筆記類的著作，集合其大量經史研究的心得成果。《漢制考》為歷史著作。《通鑒地理通釋》是歷史地理學的著作。著有家喻戶曉的兒童啟蒙讀物《三字經》。

E. 科學家的發明故事

（1）牛頓（1642—1727）牛頓是這一大批基督徒科學家的傑出代表。他18歲進劍橋大學學習，竟然在27歲時就當上了劍橋大學的教授，這足以證明他的成就是多麼輝煌。他的科研領域涉及數學、物理和天文學。他發明了數學上的微積分，出版了近代科學奠基性巨著《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力學三大運動定律，他在蘋果樹下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故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全世界的許多教師和家長所採用，作為向兒童進行科普啟蒙教育的經典素材。

牛頓雖然在科學上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但他更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他畢生認為，人類理性的能力有限，不能包容一切經驗；所以，他研究聖經的興趣不在研究科學之下。據統計，牛頓所發表的科學著作只佔他所有著作的16%，其他84%的著作是他生前未出版的神學作品，總數字超過140萬字。他寫道：「我深信聖經是神的話，聖經是人受神默示寫成的。因此，我每天都研讀聖經。」「據我研究的結果，聖經記載之信而有證，實在遠非世俗的歷史所能比擬的。」
（2）法拉第（1791—1867）法拉第是英國物理學家、化學家、基督教會長老，他以發現電磁感應而聞名於世，被譽為「電學之父」，電容的單位則以他的名字命名「法拉」，他又是個發明製造家，發明了發電機和變壓器以及最早的電動引擎。

法拉第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擔任著倫敦一教堂的長老聖職，每周講道多次，保留至今的講章有150篇之多。他的名言是：「聖經說什麼，我們便說什麼；聖經沒有說的，我們也不應說。」他相信上帝創世的統一性和連貫性，使他引入電場和磁場的概念。為了使社會大眾認識上帝智慧的創造，他公開示範在電學上的發現。他在晚年更是勤讀聖經，當他被記者問及對死後有何猜測時，他回答道：「猜測？我從沒有任何猜測。我深信所有的確據。我知道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聖經提摩太後書一章12節）。」

（3）焦耳（1818—1889）焦耳是英國物理學家，他在物理學上的貢獻，是他為能量守恆和轉換定律奠定下基礎，能量的單位則以他的名字命名為「焦耳」。他提出焦耳定律，被譽為當時新科學的熱力學的始祖，他為熱力學第一定律（暗示宇宙不是自然衍生出來的）提供了實驗的基礎。

焦耳是個基督徒，他認為科學研究工作與聖經真理協調一致。他堅信神就是宇宙創造者，他列出他優先考慮的事：「承認信仰，服從神的旨意，然後從他手的工作體會他的智慧、大能和美善。」

（4）麥克斯韋（1831—1879）麥克斯韋是英國物理學家，他的電磁理論及其相關方程式，為二十世紀物理學開辟了新里程。

科學界的朋友和同事都公認麥克斯韋是虔誠的基督徒，他是教會的長老。他經常研讀聖經，他的筆記本里記著他的禱告：「全能的神啊，你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賜予他生命的靈魂，讓他尋求你。你統治所有受造物，教導我們研習你親手作的工，好使我們開墾土地善用資源，加倍努力事奉你；又使我們領受你可稱頌的話語，相信你差派主耶穌來，帶給我們救恩和赦罪的知識。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

（5）帕斯卡（1623—1662）帕斯卡是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他自幼就表現出過人的才華，16歲寫成投影幾何的名著《圓錐曲線論》；他研究了代數中二項式展開的系數規律，對概率論和擺線的研究也卓有貢獻。在物理方面，他提出了密閉流體能傳遞壓強的帕斯卡定律，壓強的單位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為「帕斯卡」。

帕斯卡是個少有的「不愛世界愛上帝」的基督徒科學家。正當他的科研成就如日中升的時候，他竟從24歲起放棄了科學研究，把自己完全奉獻給上帝。他的主要著作《思想錄》和《外省通信》，被看作是神學經典。帕斯卡的科學方法帶有基督徒信仰的深刻印記，他對唯理論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對上帝的啟示，人們必須接受（或拒絕），而不能僅僅因其不符合理性便予以懷疑。上帝的無限性是超越理性的，那種主張藉助於科學的原理就能解釋萬物的觀點，是極為狂妄自傲的臆斷。通過《思想錄》，我們能看到一個基督徒的心聲：「沒有耶穌基督，世界是無法生存的，因為那必然要麼就是世界毀滅，要麼就是世界活象一座地獄。」

（6）伽利略（1564—1642）伽利略是義大利物理學家，他的名字是和著名的比薩斜塔緊密相聯的，他在斜塔上所作的自由落體實驗，推翻了亞里斯多德關於不同重量的物體下落速度不同的論點。伽利略首次通過實驗來檢驗理論推導正確與否，由此奠定了近代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因此，他被譽為近代科學之父。在天文學領域，伽利略用自製的天文望遠鏡進行天文觀測，寫下《關於兩種主要世界體系的對話》，宣布哥白尼的「地動說」是完全正確的。

伽利略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和修士，他相信聖經來自上帝的啟示，相信科學與聖經不能互相沖突，他認為宗教信仰和科學信念之間並無矛盾。1633年6月，天主教皇烏爾班八世有感於基督教新教的影響日隆，決心維護天主教的利益，壓制伽利略《對話》的觀點。異端裁判法庭審問了伽利略，但伽利略始終認為自己正確，他說：「我難道不是一個基督徒嗎？我難道不能算教會的驕子嗎？我難道不是敬拜全能的上帝和他的獨生子耶穌嗎？要我悔改什麼？難道讓我將真理隱藏起來，褻瀆上帝，替（天主）教會丟臉嗎？」作為天主教徒，他又承認宗教會議、聖傳和教義的權威性；他在法庭上宣布：「我宣誓，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相信依靠神的幫助、神聖天主教及使徒建立的正統教會所教導和傳授的一切。」伽利略在信仰和科學的關系方面堅持了正確的立場，認為哥白尼的學說符合聖經，而天主教皇是出於維護教廷的權威而迫害伽利略的，這一事件是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舊教的一場沖突，不能簡單籠統地說成是宗教迫害科學。實際上，教皇並非為了維護聖經，而是利用天主教組織的政治權力壓制基督徒或傾向於基督教新教的科學家。
（7）開爾文（1824—1907）開爾文是英國物理學家、數學家，他以研究熱力學而聞名。他用精確的術語系統地闡述了焦耳熱力學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這兩條定律都反映出進化論並不科學。開爾文發現了絕對溫標，國際上就以他的名字作為絕對溫標的單位。

開爾文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他說：「我們四周的一切都是智慧和慈愛的構思的證據……無神論的概念在愚昧，筆墨難以訴說。」他認為科學與聖經根本沒有沖突，並相

信：「就生命的起源而言，科學正面肯定了創造的力量。」一次，他的學生問他一生中最大的發現是什麼，他沒有說是熱力學第二定律，卻說：「在我生平的發現中，最有價值的，是認識了主耶穌基督。」

（8）普朗克（1858—1947）普朗克是德國傑出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1900年，他提出了震驚科學界的「量子假說」，後來被科學家們用於解釋各種物理現象，驗證了量子論的正確性。量子論成為20世紀物理學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普朗克為開創物理學革命性發展的新紀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普朗克信仰上帝，從1920年起直到逝世為止，他一直擔任基督教會的執事聖職。他相信上帝是無所不在的，自然規律由上帝支配；他一再強調科學與信仰並非對立的關系，而是互相補充的。他在《宗教與自然科學》這篇代表作的末尾呼籲科學家「朝上帝走去」！

（9）笛卡爾（1596—1650）笛卡爾是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哲學家。他創立了解析幾何學，用坐標系來描述空間的點和坐標值的相互對應關系，他認為：「數學真理，如同其他一切受造之物一樣，也都是由上帝所確立，並依賴於上帝。」

笛卡爾堅信上帝的存在，在他的主要哲學著作中，他寫道：「當我專心地想到上帝，完全向著上帝的時候，我發現並沒有任何產生錯誤或虛妄的原因；可是片刻之後，回想到我自己的時候，經驗就告訴我，我仍然會犯無數的錯誤」。他還說過：「如果世界上有某些物體、或某些心智、或其他的本性，並不是完全美滿的，那它們的存在一定要依賴上帝的力量；如果沒有上帝，它們就一刻也不能維持下去。」

（10）萊布尼茲（1646—1716）萊布尼茲是德國傑出的數學家、哲學家。他和牛頓幾乎同時發明了微積分，現在高等數學中所採用的積分符號，就是萊布尼茲發明的。為了紀念他和牛頓對積分學的突出貢獻，國際數學界便把「積分學基本公式」稱做「牛頓—萊布尼茲公式」。

萊布尼茲相信上帝是最高的創造者，他賦予這個世界以一定的規律，因而社會生活也有自己的准則，這就是自然法。萊布尼茲認為；數學全然不是別的，而是上帝的傑作。他一向把他的淵博知識、他的研究工作同上帝聯系在一起，對他來說，對上帝的認識，就是他工作的最高目標。他說：「上帝不僅是存在的源泉，而且是本質的源泉，是實在事物的源泉，也同樣是處在可能性中的實事事物的源泉。這是因為上帝的智慧乃是永恆真理的所在地，或永恆真理所依賴的理念的所在地。因為如果沒有上帝，就沒有任何處在各種可能性中的實在的東西，不僅沒有任何實在的東西，而且沒有任何可能的東西。」

（11）波義爾（1627—1691）波義爾是英國化學家、物理學家。他用實驗闡明氣壓升降的原理，發現一定質量的氣體在溫度不變時，壓力和體積成反比，這就是中學物理教科書上著名的「波義爾—馬略特定律」。波義爾又是現代化學的先驅，他首次引入化學分析的名稱，將元素定義為未能分解的物質，開始了分析化學的研究。

波義爾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在科學和神學方面均有建樹，對宗教與科學的關系有精闢的見解。他認為，科學是宗教的一個卓越的學校，是一項宗教任務，是對上帝展現在宇宙中的令人嘆為觀止的作品的揭示，科學是宗教的盟友，甚至受宗教的指導。波義爾相信，上帝創世時，除他之外不存在任何實體，沒有任何受造之物需他承擔義務或者能夠束縛他。如果上帝中斷對宇宙的維持，宇宙就會土崩瓦解。神力量的持續參與是必須的，因為規律並不是真正的力量，而只是規則性的一個表現方式而已。這就批判了僅僅把上帝作為宇宙運動的最初動力，從此就不需要上帝的錯誤觀念。波義爾在他的《基督教巨匠》一書里，認為科學與基督教信仰並無沖突，科學和信仰都承認人的智慧有限，只有藉助於上帝創造自然的模式和啟示，人們才能形成正確的觀念。波義爾對基督教護教學甚有研究，他還支持聖經的出版，在美國發行的第一本印第安語《聖經》就是由他資助出版的。

（12）道爾頓（1766—1844）道爾頓是英國化學家、物理學家。他在科學上的主要貢獻是創立了原子論，使化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他因出版《化學原理的新體系》而獲皇家勛章，被選為倫敦皇家學會會員。

道爾頓在信仰上屬於正統的牛頓派學者，是虔誠的基督徒。他12歲時就在教會學校里擔任一些職務。他相信上帝掌管自然法則，使不可見的基本粒子成為可變的或可毀滅的。

（13）巴斯德（1822—1895）巴斯德是法國著名的化學家、微生物學家，他開創了微生物學及細菌學兩門新學科，他又發明了免疫種痘和低熱消毒法，救活了很多人的性命，他提出生源說定律，說明生命只能來自生命，反駁盛極一時的自然衍生的進化論觀點。

巴斯德在信仰上是虔誠而保守的基督徒，他認為科學與基督信仰並無矛盾，堅信科學拉近人與神的距離，他說：「對大自然越有研究，就越感受到造物主奇妙的工作。」他對上帝和福音都有堅強的信心，他說：「如果承認上帝的存在，這一個信心實比一切宗教的神跡更為超奇，不可思議。如果我們有了這種信心，這種悟性，那便不能不對上帝下跪敬拜了。」他常在實驗室里一面工作，一面禱告。巴斯德相信，上帝由於他無限的慈善，不可能為人類創造一種懲罰的災禍後，不同時為人類造出一種救葯來。為此，他孜孜不倦地尋找特效葯，發現了各種抗毒素，找到了預防和治療牛羊炭疽病、雞霍亂病、狂犬病等方法，大大發展了免疫學。

（14）孟德爾（1822—1884）孟德爾是奧地利遺傳學家，遺傳學的奠基人。1865年，孟德爾發表了題為《植物雜交試驗》的文章，提出遺傳單位（基因）的概念，並闡明其遺傳規律，為遺傳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孟德爾年輕時曾大病三次，他感到前途渺茫，在1843年進天主教修道院做修道士，學習了4年神學課程後，擔任了教會神甫聖職，後來被任命為天主教隱修院院長，專門從事神學教育工作。

(15) 歐拉出生於瑞士，在那裡受教育。歐拉是一位數學神童。他被稱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兩位數學家之一（另一位是卡爾?弗里德里克?高斯）。他作為數學教授，先後任教於聖彼得堡和柏林，爾後再返聖彼得堡。歐拉是史上發表論文數第二多的數學家，全集共計75卷；
他發表的論文達856篇(另一說865篇)，著作有32部(另一說31部)。產量之多，無人能及。歐拉實際上支配了18世紀至現在的數學；對於當時新發明的微積分，他推導出了很多結果。在1735年至1771年，歐拉的雙眼先後失明(據說是因雙眼直接觀察太陽)。盡管人生最後七年，歐拉的雙目完全失明，他還是以驚人的速度產出了生平一半的著作。
歐拉年輕時曾研讀神學，他一生虔誠、篤信上帝並不能容許任何詆毀上帝的言論在他面前發表。有一個廣泛流傳的傳說說到，歐拉在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宮廷里，挑戰當時造訪宮廷的無神論者德尼?狄德羅：「先生， ，所以上帝存在。這是回答！」不懂數學的德尼完全不知怎麼應對，只好投降。

(16) 高斯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數學家，並有「數學王子」的美譽。高斯是一對普通夫婦的兒子。他的母親是一個貧窮石匠的女兒，雖然十分聰明，但卻沒有接受過教育，近似於文盲。在她成為高斯父親的第二個妻子之前，她從事女傭工作。他的父親曾做過園丁，工頭，商人的助手和一個小保險公司的評估師。當高斯三歲時便能夠糾正他父親的借債帳目的事情，已經成為一個軼事流傳至今。他曾說，他在麥仙翁堆上學會計算。能夠在頭腦中進行復雜的計算，是上帝賜予他一生的天賦。
高斯非常信教且保守。

傳教士與近代中國：
1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醫院
中國此前也許有太醫院之類的東西，但那與現代的醫院概念相差甚遠。外國傳教士在進入中國後就開始醫葯活動。利馬竇開創了傳教與醫療並重的傳教路線，法國傳教士張誠曾用金雞納霜治癒了康熙皇帝的瘧疾，馬禮遜也曾澳門開辦西醫診所。 但最早在中國建立現代意義上醫院，對中國的近代醫學產生深遠影響的是美國傳教士彼得?伯駕。
伯駕（Peter Parker）1804年生於馬薩諸塞，1831年畢業於耶魯大學，1834年被美部會派遣來華，成為基督教第一個來華傳教醫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廣州新豆欄街7號的豐泰洋行內租屋開設「廣州眼科醫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稱「新豆欄醫局」。這是中國第一所新式教會醫院，西醫自此正式傳入中國。
1837年，伯駕在醫局內向關韜等3名中國人傳授西醫知識，使關韜成為中國第一個「西醫學醫」 。從這個意義上講，伯駕又是第一個向中國人傳授現代醫學的外國醫生。
後來的一些教會醫院在中國非常有名氣，湘雅醫院，齊魯醫院，協和醫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國最好的醫院，雖然它們的名稱可能已經改了。

2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圖書館
中國古代也有藏書樓，但是其功用是儲藏，與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大相徑庭。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庫教堂北堂圖書館。 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機構和教會大學中 創建了一座座令中國的藏書家瞠目結舌的明顯居於先進水平的新式圖書館。其閱覽規則，圖書的管理方法和先進技術 ，圖書在民眾中的流通狀況和藏書利用程度與當時大清帝國的古代藏書樓狀況形成強烈的反差,對於開啟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國以前不是完全沒有女子教育，但限於富裕人家的家庭內部，且內容狹隘。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傳教士郭實臘的妻子在澳門收容了幾個窮人家的女孩，開辦女子讀書班。這可以說是傳教士在中國開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嘗試。西方傳教士開辦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對當時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封建體制是一個很大的沖擊與挑戰，它突破了幾千年來的禁錮，開了中國女子受學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是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機構。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曾培養出許多傑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畢業生丁淑靜曾擔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1919年的畢業生李德全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衛生部長；1920年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正式合並到燕京大學中，燕京大學遂成為中國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學生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在五十年代初又成為北京大學的一部分，所以當今中國第一名牌大學－－北京大學亦曾得益於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傳教士還在南方開辦了兩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校，這就是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女學的發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而且也與一個國家的興盛有關。誠如梁啟超所說"女學愈盛，國家愈強"，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於個人，"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於國家，"保國保種"，使國富強。

4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中國的所謂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學、國子監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現了。然而這種高等教育只是相對於當時的初級教育而言，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大學的出現則是在十九世紀，並且最早的大學都是由傳教士開辦的。
基督教大學在中國的出現是在1880年前後，當時的大學主要是在教會中學基礎上添加的大學班級。基督教在華的第一所大學是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的登州文會館。登州文會館原是一所小學，後演變為教會中學，1882年登州文會館正式升為學院。十九世紀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會館外，1888年美國衛理公會在北京開辦了北京文匯書院；1889年美國公理會建立了通州華北協和大學；1890年美國聖公會在上海的聖約翰學院設置大學課程；1893年美國長老會在杭州設立杭州長老學院。
和醫院一樣,中國的基督教大學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當今中國最好的大學。
5 傳教士與最早的東學西漸
大部分人知道傳教士對於西學東漸的貢獻，但是未必知道中國的論語，四書五經等翻譯成外語，介紹給全世界的也是傳教士。 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中學西傳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攜帶中國文獻回歐洲；選擇翻譯漢語典籍；著述評介中國文化學人的思想；以報告、書信、日記方式記述日常見聞；編著中英對照字典；編輯出版西方報刊等。1682年，柏應理帶走中國書籍400餘冊。1694年，白晉代走300多卷中國典籍贈送給路易十四。其中有影響的典籍包括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還包括明《永樂大典》和清《古今圖書集成》。漢語典籍最早的西譯是《明心寶鑒》於1590年在菲律賓譯成西班牙文，譯者就是多明我會會士高毋羨（Juan Cobo,?--1529）。「明心寶鑒」是童蒙讀物，內容主要是訓誨幼童的格言。文獻不具有經典性，具有隨意性，沒有目的性，但確是開先河的。但到了耶穌會士時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選擇性。翻譯中國學術經典，是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傳教「適應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就進行了西譯漢語經典的嘗試。1578年，他輾轉來到廣東肇慶，用拉丁語試譯了《大學》的部分章節和《孟子》。譯著雖然影響不大，但有開創之功，成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1662年間，郭納爵、殷鐸澤、柏應理等人，陸續將《大學》、《中庸》、《論語》譯成拉丁文，在法國出版。正是由於傳教士們的努力,中國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傳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啟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後改名為北京盲校），這是我國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國盲教員（據說是山東人，叫朱德光；另一種說法是一們姓沈的盲教員和外國傳教士合作），將盲字排出北京話的全部音節四百一十多個，人們稱它為「康熙盲字」（也稱北京盲字「或協和盲字」）。這是最早的漢語盲文的開端.一八九八年，女傳教士岳艾美（國藉不詳）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過一套拼寫閩南話的「福州盲字」。這種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個，每個音節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點符。一九一一年前後，她又加以改進，字母增加到五十三個，聲調符號七個，每個音節由聲、韻、調三個點符級成。一九二0年前後，她還提出過一些簡寫的方法，簡寫詞的前後都有空格，可以說是我國盲文有分詞形式的先聲。

7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漢英、英漢字典
1815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澳門為了翻譯工作，編寫了中國第一部英語學習字典《華英字典》。《華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漢－漢英對照的字典，篇幅大內容豐，有豐富的例句及解釋，並收錄大量成語、俗語。1844年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華韻府歷階》及1847年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漢字典》都把它當作參照基礎。

8 傳教士和中國最早的聾啞學校和手語
中國的聾啞人用手語進行表達一直是隨意的，不規范，不統一。我國最早創建規范的手語並建立最早的聾啞學校的是西方傳教士。?
1887年(清光緒13年)，美國傳教士梅里士在山東登州(今蓬萊)創辦聾啞學校，並搜集中國聾人手勢，同時將手指字母傳入中國。這是我國手語應用和聾人教育的開端。
9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麻風病院
麻風病是一種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國許多地方發現了麻風病人就要被燒死，聖經中基督曾經多次治癒了麻風病人，成為傳教士們的榜樣。1921年，美國傳教士愛伯特和義大利傳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創建雲南省麻風病院，以後伯格理在雲南， 在以後其他傳教士在中國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風病院，給他些被家人，鄰居拋棄的可憐人帶來希望。

以上是我匆忙之間搜集到的資料,只是大海中的幾滴水.與傳教士有關的中國之最還有很多,比如.最早把阿拉伯數字，幾何學，天文學，各種現代科學等介紹到中國的也是傳教士。希望支持的朋友們補充。

我認為,傳教士們為中國走向文明進步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所有群體，他們是對中國的近現代化貢獻最大的一群人。我們中國人不是忘恩負意的民族,有良心的中國人應當紀念這些與我們無親無故的人為我們所做的.謝謝。

F. 了解天主教中文祈禱文的起源

經文是每個宗教的思想，宗教的傳播，就是用經文去讓世人了解這個宗教所表達的教義是什麼？那你知道天主教中文祈禱文的起源嗎？
那麼，下面隨我一起來了解一下 天主教文化 吧！

早在16世紀，耶穌會會士來華，他們開始熟悉中國文化及其生活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各階層人士的接觸，取得了豐富的經驗。為了將福音廣傳，他們有了新的抉擇：從科學轉向哲學，從宗教轉向道德，努力適應本地風俗與文化。為了使中國讀者能理解，他們竭盡全力譯書著書，將皈依者帶入天主教信仰的核心——救世主耶穌基督其人其事的啟示中。

為使信友善度信仰生活，他們從中國人對神誦經祈禱的癖好獲得靈感，也從異教徒們的施教方法受到啟發，利瑪竇和羅明堅從一傳播福音開始起，就將教理的主要內容與需要誦念的祈禱文結合起來。由「信經、天主經、聖母經」開始解釋信仰真諦；編著了教理書、祈禱經文備教友使用。

1585年，信經被譯成中文。1581年，羅明堅用中文寫成第一部天主教信仰著作《天主實錄正文》又稱為《天主聖教實錄》，廣為傳播。該著作和形式明顯是東西合璧，師徒之間的對話，即一個中國人和一個西方學者之間的對話，原文用拉丁文寫成的，後譯成中文，這顯然是一部針對非信徒的關於天主教信仰的護教小冊子，既是一本要理問答，又是一部天主教教義。

1582－1588年期間，羅明堅又著有一本《中國詩集》共58首，分34個標題，不少詩涉及天主教教義和道德的教導，我們在天堂或地獄里及最後的命運，天主的聖德，聖母瑪利亞和天主降生成人等，該書於1593年公諸於世，這是陳緒綸神父的貢獻。

1583－1586年利瑪竇來華期間，首次系統地用拉丁文寫成中文版葡華字典，德禮賢稱之為《教理對話》，此書概述了利瑪竇來華期間與文人學士談話的內容。該書明顯地具有福傳性。1604年，他的《天主實義》在北京出版了，這是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次年又出了一部天主教教義小冊子《天主教理》，全書綱要如下：十字聖號、三位一體的表述、我們的天父、榮福瑪利亞、信經等。利瑪竇也教給首批中國基督徒十誡、信經和最常用的經文。

1617年，龐迪我神父寫了一本《耶穌受難始末》，從其文筆看很可能是他與李之藻合作寫成。

G. 羅明堅的學術貢獻

羅明堅神父認為借用書籍在華講聖教是一條捷徑。萬曆十一年（1583）年底，羅明堅神父便已把他撰著的《天主實錄》重校畢。以後又請利瑪竇和在肇慶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鄭郢潤飾。至萬曆十二年（1584）舊歷八月十八日，序文方才寫好，同年十一月杪全書方才印刷完畢。這本書共計印刻一千二百冊。這是在華天主教的第一冊中文教理書籍。不久這本書又刻印第二版，題名《天主聖教實錄》。它不僅流傳於中國，而且還遠及菲律賓、安南、日本等處，並且它的樣本還遠達歐洲。
《天主實錄》是一部護教的道理書，是准備外教讀者接近基督真光，棄絕在華流行的幾種迷信，認識顯明的真理，進而皈依聖教。書中對於降生、受難、聖體等應信的道理沒有仔細講解。七件聖事（聖洗除外）和聖三的道理都沒有提及。天主教的聖統和羅馬教宗，並反對我國傳統經書及社會道德的文字書中都付闕如。總之這是一本適應國學人士的護教書。讀後使人感到它的內容和我國的中庸思想很是吻合，使人能判別善惡，彷彿撥雲霧而見青天。這年（1584）年底，利瑪竇也出版一本提名《畸人十規》的教義書。
最早把西洋鍾表帶到中國，而第一個傳入中國的大型鍾是在1583年作為禮物,經過澳門由羅明堅等人送給當時的兩廣總督陳瑞。
首次將西方油畫攜入中國內地。當時地方官員在檢查羅明堅所攜帶的物品時，發現了一些「筆致精細的彩繪聖像畫」。胡光華認為，「筆致精細」正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油畫所具有的藝術表現特徵，這些「彩繪聖像畫」應是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宗教油畫。
16世紀一些在中國傳教的西方教士首先接觸到朱熹的著作。最早翻譯朱熹著作的是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他首次將《四書》譯成拉丁文，並將朱熹理學介紹到了歐洲。在德國、美國等國家的一些著名的大學，都開設有研讀朱熹理學博士學位的研究院。朱熹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是武夷山區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關鍵因素。
中國最早的一本《葡漢字典》就是由義大利籍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在澳編寫，他還用拉丁字母編訂了漢語拼音，其核心內容一直引用至今；第一本漢語語法書也是由來澳的一位西班牙傳教士編寫。事實上外國人認識與學習漢語的歷史資料在澳門也非常豐富，亟待中外學者的開發和研究。

H. 傳教士到中國來最早是在什麼時候

利瑪竇
明萬曆年間
進入中國的第一站：肇慶

1584年利瑪竇獲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為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棱鏡等。其中還有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國文明非常稱贊：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
這一年的8月在肇慶建立了「仙花寺」，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為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天主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里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於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為他們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掛了基督像。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主的祈禱》和《聖母贊歌》，以及《教理問答書》。很快亦有中國人對天主教產生興趣。於是利瑪竇開始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許多中國人都對這部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是「仙花寺」的創立，還是《天主實錄》的刊行，中國人始終是把它當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國人對於基督教還沒有多少實質的認識。
[編輯本段]第二站：韶州
萬曆十七年（1589年）夏天，廣東新任總督將利瑪竇所住的西式建築據為己有，於是利瑪竇移居韶《幾何原本》內利瑪竇和徐光啟的插圖。州。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很快這些強盜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1591年麥安東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現在只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士人瞿太素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籍著瞿太素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其間他還被瞿太素的朋友邀請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他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太素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發現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也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發留須，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編輯本段]第三站：南昌
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借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只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只好折返南昌，並獲得批准在此居住。在南昌，利瑪竇知遇了江西巡撫陸萬垓，向他展示三棱鏡、西國記數法和鍾，並講解西方書籍的內容，他還向當地學人講解數學問題與日晷記時問題。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在這里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許多儒士權貴，受當時名士章潢之邀在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講學交流，與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後裔建安王和樂安王建立了友好的關系等等。
王室成員、各級官員都對地球儀、玻璃器皿、西式裝訂的書籍等禮物極感興趣，利瑪竇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舉行「科普」展覽，表演先進的記憶方法，出版《交友論》，並開始撰寫《天主實義》，選擇適合中國人倫理觀的西方偉人語錄加以刊行。他放棄建造教堂、公開傳教的方法，進一步用中國自高就有的「上帝」偷換「天主」概念。利瑪竇在南昌傳教的三年，也是他的傳教策略在探索和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過程：他與江西的官紳階層進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對話，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傳教策略——「南昌傳教模式」。
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在南昌傳教成功的原因：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三是它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五是傳說他會煉金術；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1596年利瑪竇被范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准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編輯本段]第四站：南京
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系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於是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9月7日利瑪竇抵達北京。但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2月6日到南京。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通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借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佔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內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編輯本段]永住北京
利瑪竇像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和准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再度赴京，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鍾、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於北京，賜葬於平則門外的二里溝。逝世前指定龍華民(Nicolas Longlbardi) 接任教會中職務。

I. <三字經》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三字經》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理、人倫義理、忠孝節義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義，誠，敬，孝。」

背誦《三字經》的同時，就了解了常識、傳統國學及歷史故事，以及故事內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在格式上，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因其文通俗、順口、易記等特點，使其與《百家姓》、《千字文》並稱為中國傳統蒙學三大讀物，合稱「三百千」。

《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並稱為三大國學啟蒙讀物。《三字經》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來，家喻戶曉。其內容涵蓋了歷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間傳說，所謂「熟讀《三字經》，可知千古事」。

(9)羅明堅翻譯成西班牙語的書是什麼擴展閱讀

根據記載，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經》翻譯本是拉丁文。1579年，歷史上第一位研究漢學的歐洲人羅明堅，到澳門學習中文，他從1581年就開始著手翻譯《三字經》，並將譯文寄回義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國學習儒家文化，首先研讀的就是《三字經》。其中一位學生羅索興將它翻譯為俄文，後入選培訓教材，成為俄國文化界的流行讀物。

韓國、日本也對《三字經》也非常重視。日本早在江戶時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國商船帶來的各種版本的《三字經》。

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日本的私塾已採用《三字經》，後更大量出現各種仿製本，如《本朝三字經》、《皇朝三字經》等，多達二十多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字押韻，介紹日本歷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經》。

J. 讓東西方文化產生碰撞的傳教士，具體有哪些貢獻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形象，尤其是在普羅大眾、升斗小民心中的形象大多是妖魔化的。這與長期以來中國的排外思想有關，也與各歷史時期內的統治需要有關。但今天，我們不應該再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他們。

誠然，有一部分的傳教士或主觀或客觀地起到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先鋒官的角色，但更多的是為中國帶來了許多先進的思想、文化、科技。一起來簡單的回顧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歷史，去了解一下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成果和為中國帶來的影響。

從唐朝起開始在中國出現並活動的傳教士們，或主觀或客觀地起到了溝通東西方文化紐帶的作用，發展到明末清初時引發了當時「西學東漸」的風氣。遺憾的是，隨著統治者的短視和閉關鎖關政策的執行，中國並沒有趕上時代的浪潮，隨後被歐美遠遠的落在了身後。當中國統治者還在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時，並不知道全世界范圍內已經開始發生了日新月異的千古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