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外流為什麼來於西班牙

A. 為什麼第一次鴉片戰爭侵略者要的是西班牙銀元

中英《南京條約》中規定「中國賠款2100萬銀元」，而後來中外條約中規定的中國賠款都是「若干兩白銀」。計算的名稱和單位為何發生變化？原來，這和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的對外貿易的不同狀態有著密切關系。

鴉片戰爭之前，在中外（主要是中英間）貿易中，中國處於出超地位，每年從國外獲得大量貿易利潤。英國當時防止貨幣外流，禁止本國銀幣出口流通，所以中國賺取的外貿利潤並非英鎊，而是英國商人從世界貿易中獲得的西班牙銀元。這種銀元原產於墨西哥。墨西哥是當時世界最大的白銀產地，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就開始鑄造銀幣，它的幣面花紋有西班牙國王肖像。它具有成色統一、規格整齊、便於計算攜帶等優點，在世界殖民地間廣泛流通，英國商人在與中國正常貿易中也大量使用這種銀元。由於在中外貿易中中國處於出超地位，這種銀元大量流入中國市場，尤其是廣東地區。中英簽訂《南京條約》規定中國賠償給英國2100萬銀元，就是指這種西班牙銀元。這實際上反映了盡管中國當時閉關鎖國，但並非沒有中外貿易，而且中國從中獲得大量外匯的歷史現象。

那麼《南京條約》後的對外賠款為何改為以銀兩為支付單位呢？因為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逐漸淪為西方列強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喪失了中外貿易的優勢地位，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只好用中國傳統的銀錠來支付數目巨大的賠款了。

B. 1800—1838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主要原因是什麼

英國為了謀取暴利，大量向中國非法走私鴉片，使中國吸鴉片的人越來越多，鴉片能讓人上癮，使人們為了鴉片不得不用白銀換，使英國賺取大量白銀。英國看到這有利可圖，就讓走私鴉片船越來越多，中國白銀便大量外流了。

C. 1929年到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中國白銀為什麼會大量外流。

當時中國是最重要的銀本位國家，通過收購中國的白銀，可以抬高銀價，這樣中國的銀兩銀元就更有購買力，方便外國傾銷商品。

D. 白銀貿易和西班牙人後來居上的關聯

因為西班牙人成也白銀，敗也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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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航路開辟後，走在領先地位的西班牙嘗到了甜頭，大量的金銀匯入西班牙，讓西班牙征服各地，使其空前的強大.
但是這些金銀沖昏了貴族的腦袋，使得他們只顧追求自己奢華的生活，而不是謀求國家的發展。只知道躺在過去的賬簿上睡大覺的西班牙最終自然難以避免的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E. 為什麼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大批白銀流入了中國。西歐不是藉此大增了資本原始積累嗎，而且明政府實行厚往薄

厚往薄來是在政府間，就類似於現在大國給小國發展中國家一年很多錢作為援助，可是在民間仍然大量會賺小國的錢的道理相似。當時西歐大量需要中國的瓷器，茶葉，中國卻因為小農經濟不需要西歐早期工業品。並且中國政府間交往主要還是在亞非國家，對歐洲以國際貿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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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的主要原因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明朝中後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
作者：陳昆
【提要】明代中後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巨量白銀流入有兩個原因：貿易順差和套匯。文章考察了這兩個因素形成的機制。與晚明時期類似，當前我國也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政策所致。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判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海上貿易；套匯；白銀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歐海路開通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大衛.休謨[1] 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根據這一理論，在以貴金屬為本位貨幣的時代，理論上並無一國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1]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佔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十分龐大，因此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地說明了明清中國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白銀。[2]
弗蘭克[3]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
關於國際貿易，他認為，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於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路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3]
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種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由此產生套匯機會。供大於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於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3]
本文循著弗蘭克的思路，從海上貿易和套匯兩個方面對明朝中後期白銀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佔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佔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4]
中國自明代中期以來開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這依賴於中國強大的商品製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中國商品擁有千百年間發展起來的精湛工藝，質量優良。而且當時許多日用品生產技術為中國所專有，占據了有利的市場壟斷地位。就紡織品生產而言，中國是麻類纖維原產地，千餘年間積累了豐富的生產技術，對麻縷「半浸半曬」、硫磺熏蒸等漂白技術均居當時世界領先水平。中國生絲製作的產品經得起海風吹拂而不變色，歐洲絲綢產品的款式、織法、圖案設計、印染工藝無不受到中國的影響和啟迪，更有甚者，英國直到1690年以後才織出質量較好的亞麻布。
明代中期，中國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葯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 [5]當時一個西方作家也報道說：「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 [6]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產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 [7]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生絲、絲織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除了質量優越之外，明代中國商品的價格優勢也很突出。一方面由於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於宋明之間中國白銀需求增長一直快於供給增長，明代白銀購買力相當於宋、元時期的兩倍，而恰在此時，美、歐正處於「價格革命」時期，歐洲各國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涉及所有工農業商品、持續約一個世紀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在這場通貨膨脹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價從16世紀30年代到17世紀普遍上漲3倍左右，英國、法國、德國物價從16世紀中期開始上漲兩倍左右。這大大削弱了歐洲各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相對於歐洲各國，中國商品以白銀表示的相對價格極為低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大的價格優勢。當時國際市場上中國主要大宗出口商品與外國同類產品價格對比如下：
絲織品：墨西哥市場上中國絲織品價格是西班牙同類產品的1/3，在秘魯是1/9，在東南亞是荷蘭同類產品的1/3，在歐洲是歐洲產品的1/4-1/3；
麻織品：墨西哥市場歐洲麻織品幾乎比中國同類產品貴8倍；
銅、鐵製品：菲律賓市場中國鐵釘價格為西班牙產品的1/4，致使秘魯總督卡涅特於1590年專門派船赴菲購買中國銅、鐵製品，還有位西班牙人維拉曾建議在菲律賓購買廉價的中國銅鑄炮，然後運往墨西哥和秘魯；
生絲：162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價格采購一批台灣生絲，運到歐洲市場後售價為每磅16.8盾，毛利率達320%；
肉類、蔬菜、水果：當時的一個西班牙神甫馬丁德拉達驚嘆中國肉類、蔬菜、水果價格低得象是分文不取一樣……[8]
西歐迫切需要質優價廉的中國商品，香料、葯材、茶葉、瓷器、絲綢等物都深受西歐人的歡迎。由於多年戰爭和自然災害的影響，西歐能向外輸出售於東方的貨物卻非常有限，必須用現金即貴金屬白銀貨幣支付。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
質優價廉的中國商品在與歐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較量中勢如破竹。中國與歐洲、美洲海上貿易航路的開辟，為中國日用消費品獲得了廣闊的國際市場。輸入馬尼拉的中國貨物有生絲、絲織品、天鵝絨、綾絹、綢緞、棉布、麻織品、珠寶、工藝品、鋼鐵錫鉛製品、硝石、火葯、食品、家禽、家畜等，其中紡織品為大宗商品。由於西屬美洲市場需求很大，中國絲織品和棉織品很快躍居馬尼拉大商帆輸往美洲貨物榜首，並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貿易的終結。直至十八世紀末，中國絲綢等商品仍占墨西哥進口總值的63%。[10]
中國紡織品湧入菲律賓，當地土著「不復種棉織布……忘記了紡紗織布的傳統工藝技術」。在拉丁美洲，中國商品使得西班牙商品銷量到17世紀初下降了一半以上。在當時歐美人筆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漸停止紡織」，「西班牙所有的絲織工場全部毀滅了」，「中國的麻織品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渴求，一旦中國產品短缺，盡管歐洲產品充斥市場，他們也絕不問津」，「中國絲織品以它低廉的售價、獨具特色的技藝和裝飾上的魅力，對歐洲市場構成一種挑戰」 …… 諸如此類的記載比比皆是，法國一些絲織品廠商為擴大銷路甚至不得不給自己的產品印上「中國製造」字樣。[11]由於西歐各國商品難以與價廉物美的中國貨競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後來躋身對華貿易的荷蘭人、英國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額白銀購買中國商品，因此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一直保持到西歐工業革命之後、鴉片貿易興起前夕。
二、明代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導致白銀持續內流
1545年和1548年，秘魯之波托西（Potosi，今屬玻利維亞）和墨西哥之薩卡特卡斯（Zacatecas）的銀礦被相繼發現、開采和大量向外輸出。16世紀末，西班牙佔有世界貴金屬開采量的83%，[12]僅波托西一礦1581-1600年間平均年產量即達25.4萬公斤，占當時全世界白銀年產量的60%強。17世紀末波托西銀礦日漸枯竭，墨西哥銀礦又開始取而代之，其產量在18世紀增長約5倍，到1789年佔世界產量的5/8以上。[13]
中歐海上貿易航線建立後，美洲白銀通過太平洋運到馬尼拉，再轉至中國，是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主要渠道。據索薩的研究，美洲白銀通過太平洋運到菲律賓的數額，在1590—1602年估計為2，010噸，1602—1636年約2，400噸，1636—1644年約210噸，總共達到4，620噸。[14]艾維泗指出從阿卡普爾科運到馬尼拉的白銀，每年125噸，在1597年，也就是萬曆二十五年，高達300噸。[15]
另外，還有部分輸入歐洲的美洲白銀通過貿易轉運澳門，然後流入中國內地。僅1631年一年內，由菲律賓輸入澳門的白銀就達1，400萬兩，大致相當於永樂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內中國官銀礦總產量的2.1倍，是萬曆年間明朝國庫歲入的3.8倍。中西歷史文獻中有關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W. L.舒爾茨在《馬尼拉大商帆》中記載，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國商人把從新西班牙運來的白銀幾乎全部運走了」；一位西班牙海軍上將則驚嘆道：「中國國王能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修建一座宮殿。」[16]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之大，竟一度使歐洲貴金屬輸入量銳減。美國經濟史學家漢密爾頓（Earl J.Hamilton）曾經指出，與1591-1600年間相比，1641-1650年間美洲黃金輸入歐洲數量銳減92%，白銀減少61%，這一減少與中國-美洲貿易擴大有關。[17]由於美洲白銀通過菲律賓大量流入中國，17世紀上半葉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議放棄菲律賓殖民地。
美洲白銀流入歐洲再流入中國，是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另一個渠道。在1500到1650年這一個半世紀里，從美洲運到歐洲的白銀約16，000噸。[18]根據沃德·巴雷特統計，1493—1600年世界銀產量是23，000噸，美洲產量就達17，000噸，佔全部世界銀產量的74％。他認為美洲白銀大約70％輸入了歐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亞洲。[19]美洲通過歐洲轉手運到東方的白銀大約有8，000噸，除去流入印度和奧斯曼的，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國，估計約有5，000噸。[20]15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至少運送100萬杜卡特（Ducat）白銀到遠東，大部分流入中國。17世紀，英國和荷蘭也開始把西班牙白銀運往東方。1601-162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運出75萬英鎊的西班牙白銀（約合250萬杜卡特）到遠東，多數流入中國；崇禎十年（1637年），該公司船隻首次到達中國，「沒有賣出一件英國貨，只是拋出了八萬枚西班牙銀元」。[21] 17世紀後期，該公司運出的金銀更是急劇增長，僅1700-1701年度就達70萬英鎊。荷蘭東印度公司出口金銀在1618-1700年間從50萬杜卡特增長到125萬杜卡特（約合4萬公斤）。[22]
大量白銀外流讓歐洲白銀輸出國西班牙、葡萄牙等政府惶恐不安，曾幾度設限。1593年1月1日、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國王三度頒發敕令，規定每年從墨西哥運抵菲律賓的白銀以50萬比索為上限，企圖遏止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恰在當時歐洲諸國普遍奉行重商主義政策，視金銀貨幣為財富的唯一形式，主張國家經濟政策唯一目的就是盡可能多積累金銀貨幣。然而，市場規律是不能夠挑戰的，除非宗主國製造業競爭力大幅度增強，否則，欲以一紙敕令在市場上遏止價廉物美中國商品的洪流，終究枉費心機。
而且，限制美洲白銀流入中國不符合菲律賓殖民當局的利益。菲律賓殖民地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經濟支柱是轉口貿易，殖民當局財政對關稅收入尤其倚重。荷蘭官員在1618年估計，西班牙政府（指菲律賓殖民當局）每年僅從中國絲經菲律賓轉運美洲的貿易中就可徵收約50萬比索商稅。1586-1645年間，除1586年至90年代以外，中國貨物進口稅在馬尼拉每年的全部進口稅中所佔比重一直高於60%。其間，1611-1615年間為91.5%，1636-1640年間為88.6%，1641-1642年間為92.06%。[23]顯然，對於竭力追求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菲律賓殖民當局，理性選擇就是千方百計維持、擴大作為骨幹稅源的中國貨物進口稅。宗主國政府頒發敕令限制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無疑於斷了菲律賓殖民當局的財路，因此，這些敕令從來就難以獲得菲律賓殖民當局的配合。加之西班牙殖民帝國腐敗成風，各級官吏把到殖民地政府任職視為發財良機，歷任菲律賓殖民地總督本人都公然違反敕令，攜帶大量美洲白銀進入菲律賓，這些敕令最終都擺脫不了淪為一紙空文的必然命運。西班牙殖民宗主國政府後來多次將限額提高到200萬比索，實屬無奈之舉。
三、三方套匯與白銀流入
歐洲人在中國、日本、歐洲之間開展的三方套匯業務是白銀流入中國另一條重要渠道。16、17世紀間，主要由於貿易導致的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精明的歐洲商人將日本、美洲白銀輸入中國套換黃金，單程即可獲利一倍以上，如此套利，大發橫財。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就是到了18世紀，中國白銀價格仍然高出歐洲50%的利差，這導致了18世紀墨西哥白銀生產的繁榮，世界各地的白銀再次爭先恐後地大量地輸入中國。
早在1609年，一位擁有25年在亞洲經商歷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羅 德 芭薩就注意到：「通常1個金比索可以兌換5個或5個半銀比索，如果中國白銀發生短缺的話，從外地購買白銀，價格就上升到1∶6或6.5銀比索。我所見到的最貴的和在廣州城購買的黃金是7個銀比索兌換1個金比索，我從沒有看見比這個價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個金比索通常值12個銀比索，因此，顯而易見從中國購買黃金意味著可以產生75%至80%的利潤。」[24]
關於國際間的套匯問題，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中也寫到：「當歐亞初通貿易時，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金銀比價，比歐洲高得多，……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價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也不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因此，對於航行印度的歐洲船舶，一般地說，銀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對於向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爾科船舶來說，也是如此。新大陸的銀，實際就是依著這種種關系，而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處相隔遙遠的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銀的買賣為媒介。」[25]這說明，貨幣也是是名副其實的商品，正是對貨幣的需求才使市場上供應商品和人們用貨幣購買商品成為可能。因此，這種套利兌換的普遍現象反映了當時已經出現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性金融市場。
據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爾德斯（Arturo Giraldez）的研究，美洲殖民地時期1540年代至1640年代，是一個套利周期。[26]恰在此時，中國開始了經濟貨幣化的進程，因而產生了巨大的白銀需求。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間（約1470年代），白銀在民間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後因朝廷認可而朝野皆使用白銀。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廣等地的稅糧按一定比價折收白銀—「金花銀」，這大大加快了田賦貨幣化的進程。1460年代以後（成化年間），廣東南海已用白銀交租。16世紀初以後，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銀支付。到1520年代，白銀貨幣化基本完成。其後嘉靖、萬曆年間，廣東、福建率先實行「均徭」、「均平」和「一條鞭法」等賦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銀折納都是重要內容。由於15世紀中期中國明朝紙幣體系的崩潰導致了銀幣的替代和白銀稅收體系的建立，而當時的中國擁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倫敦和巴黎大許多倍的城市，其「白銀化」帶來了全球巨大反響。正是中國的巨大需求引起了中國的白銀價值兩倍於世界其他地方，這種懸殊的差價反過來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白銀。在16世紀初，中國的金與銀比價是1∶6，而歐洲為1∶12，波斯為1∶10，印度為1∶8。到16世紀末，中國最具代表性地區之一的廣東的金與銀比價為1∶5.5或1∶7，而西班牙為1∶12.5或1∶14，這表明中國白銀的價格是西班牙的兩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為1∶10，在莫卧兒的印度為1∶9。直到17世紀40年代中國的白銀價格才最後降低到與其他地方的價格大致相當的程度。
從對中國明代史料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整個明代時期，白銀價值一直比較昂貴。洪武八年（1375）制定金銀錢鈔之間的比價兌換體系時規定，1貫鈔，摺合成1千文銅錢、1兩白銀以及1/4兩黃金，即金銀比價是1: 4。洪武十八年（1385），金銀比價變為一當五或一當六[2]，但主要是一當五。「永樂五年，令各處折收鈔，金每兩四百貫，銀每兩八十貫。是高帝時，賜鈔千貫為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而永樂中，賜鈔千貫，為銀十二兩五錢、金止二兩五錢矣。」[27]由是可知，永樂五年時，金銀比價仍是l:5。永樂中期，金銀之間的比價突然拉大，至永樂十一年（1413年）時，金銀比已變成1:7.5。同時，「永樂十三年四月庚寅」條雲:「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鹽乞定例召商，許以金銀銅錢中納。於是戶部定議：金一兩給鹽三十引，銀一兩、銅錢二千五百文各給鹽三引。從之。」[28]據此可知，金銀官方比價當時為l:10。需要說明的是，金銀比價1:10出現的地區和時期並不是多，絕大部分時期內是維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萬年間。應當注意的是，在這如此長的時期內，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是官價與市場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銀之間的比價驟升，發生在崇禎朝時期。萬曆時期金銀一當七八甚至一當五，至崇禎中變成一當十，而且江南地區的某些地方還存在一換十三的情況，以後還曾暫時回落到一換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維持在一換十三的價格水平。
由上述金銀之間的比價變動情況來看，黃金是處於較為穩定的升值，銀則相對貶值的狀態。學者錢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紀中外金銀比價變動情況（見表）。本來，整個明朝，黃金平均價格每兩摺合白銀6兩4錢7分，約等於宋元時代平均價格（10兩3錢弱）的63%，最低曾達到折白銀1兩6錢7分。[29]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銀大量流入後，中國明清兩朝金銀比價出現了一個明顯變化趨勢，16世紀30年代開始從1∶6左右逐漸上升，17世紀初基本上穩定在1∶7—8左右，30年代後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國市場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變成l:13，這一價格水平仍然要遠遠滯後於同時期歐洲金銀比價。在1492年以前，東方中國和印度的金銀比價還是1:5的時候，歐洲就已達到1:11或l:12。在歐洲頻繁發現銀礦後，從1519-1650年，金銀比價從1:11變成1:15.5左右，僅中間短暫時期內保持在1:10.6。
而中國直到清中葉大概在乾隆時期金銀比價才達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紀中葉，中國金銀比價已經基本上與歐洲拉平，甚或時有過之。日本、印度金銀比價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過程，不過日本銀礦資源豐富，印度與歐洲通商歷史較早，因而其金銀比價與歐洲拉平時間早於中國而已。
結論及比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銀流入，主要是中國通過海上貿易用商品交換而來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經濟體，這種核心地位是基於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其貿易保持著很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於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銀錢以及後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世界白銀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3]
除了貿易順差之外，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金銀比價一直低於外國金銀市場的比價，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16、17世紀間，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對白銀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銀價。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從1550年到1645年明朝滅亡前的百年間，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有14，000噸之多，是這一期間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30]
為什麼中國需要這么多的貨幣？為何這么多貨幣沒有像歐洲那樣導致通脹？根本原因是中國有著很強的貨幣吸收能力。弗蘭克的回答是，「貨幣支撐和製造著有效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刺激著供給」。但是，貨幣並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夠製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經具備生產能力，因此「有通過投資和提高生產效率來擴張生產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貨幣才能製造有效需求。[3]弗蘭克認為中國有這種能力。中國這種能力是基於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高額的貿易順差。這主要基於它的絲綢、茶葉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
歷史總有驚人相似的一幕。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加工製造業和對外貿易，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經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晚明時期類似，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出現了嚴重的人民幣套匯現象。晚明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白銀大量流入，這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人均產出和收入與西歐相比並不遜色。在銀本位制下，白銀大量流入滿足了國內貨幣需求，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市場，促進了商業發展和農業、手工業的專業化生產，江南等地早期的工業化也藉此得到了發展。但遺憾的是，晚明政府從打擊海上敵對勢力等政治需要出發，對海外貿易嚴格限制，海外貿易遠未能發揮其對市場開拓、專業化生產和資本形成的推動作用，使得晚明中國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與晚明抑制外貿發展的做法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大力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對外貿易，實行「獎出限入」的傾斜政策，通過各種手段發展出口，對進口實行一定限制。這些傾斜政策加上勞動工資偏低，社會保障不健全，環保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等，都降低了出口企業成本，增強其價格競爭力。近年來，除傳統的加工貿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資本密集型製造業發展過快，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出口迅速擴大，我國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更加糟糕的是，當前的巨額順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在中外歷史上非常罕見。類似地，美國在1874年以後的90多年間，德國從1880年代到「一戰」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從1981年到最近，對外貿易均長期順差。這些國家在上述階段經濟較快增長、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儲蓄相對投資過剩並不奇怪。當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低，資本對勞動力的比率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資本相對稀缺。此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理應較大，更可能出現儲蓄對投資的不足也即貿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貿易順差導致白銀流入，在銀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促進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且不存在外匯風險問題。目前我國外貿持續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策扭曲導致的。當前外貿順差過大加大通脹和資產價格波動壓力，我國外匯資產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
從根本上說，晚明和當代中國對外貿易共同問題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影響了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歷史教訓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持續的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我國當前應當調整傾斜外貿政策，減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強內需，否則就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持樂觀態度。

G. 1839年白銀外流大大減少與哪一歷史事件有關

引言：白銀外流的嚴重性

清史記載，19世紀前期的中國經歷了其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白銀外流，白銀外流量使包括硬幣、紙幣和存款在內的貨幣供應減少了9%-11%。據大概估計，1814-1856年間中國白銀的外流量達到了中國白銀總供給量的18%。

然而，從17世紀到1921年的其他時期中國並沒有發生像這樣的全國性的、長時期的白銀外流現象。17世紀時白銀供應因1661—1683年間的禁止海上貿易政策而格外短缺，其基本問題不是白銀的不斷增加出口而是白銀的減少進口。

H. 1929-1933年白銀是怎麼外流的，難道當時一定要用白銀買什麼必須品導致的白銀外流嗎是怎麼形成外流的

我看過一本講述這個事的書，總結起來就是用的匯率差。
當時在中國，和國外，因為黃金白銀的地位不一樣，導致兩者的兌換比例（匯率）不一樣，掌握這個信息就有空子可以鑽了。
據說當時，那些洋人，從國外運來一船的黃金，在中國市場上兌換成白銀，拿回自己國家去，在市場上就可以兌換出兩船的黃金，幾乎是100%的無風險收益。然後就蜂蛹而至，導致的白銀外流。
你可以用數字打比，在中國，一兩黃金可以兌換一百兩白銀，而在國外，一兩黃金只能兌換五十兩白銀，這樣的匯率差就有了操作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