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信息大會什麼時候召開

❶ 新世界信息秩序的發展歷程

1973年坦佩雷研討會
1973年坦佩雷研討會召開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70年漢科會議。在漢科會議上，與會者決定對國際電視節目的流向進行調查。諾頓斯登與瓦瑞斯（Tapio Varis）承擔了這個調查項目，並在1972年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贊助。贊助還包括召開一次對調查結果進行討論的國際會議，這就是1973年5月的坦佩雷研討會。
在這次研究之前，研究媒介信息流通的課題主要集中於報紙，在研究方法上多使用內容分析技術。諾頓斯登的研究則以多個國家電視節目的流通情況為研究對象，並且使用問卷調查分析的研究方法。雖然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如果沒有坦佩雷研討會的推動，那麼諾頓斯登等人的調查結果很可能跟以前很多信息流通研究一樣，被埋沒在學術故紙堆中。坦佩雷研討會匯聚了政界、業界、學界的聲音，是個思想交鋒的地方。參加會議的，不僅僅有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斯麥茲、席勒、諾頓斯登、戈爾丁（Peter Golding）、以及古柏克（Thomas Guback），還有傳統行政學派取向的研究者卡茨（Elihu Katz）。
諾頓斯登調查報告的題目是《電視交通——單行道？》，他與瓦瑞斯在調查中證實，報告標題中的問號可以變為嘆號，也就是說，「單行道」的現象不僅確實存在，而且觸目驚心。在對世界上近50個國家進行調查之後，他們在總結中認為，電視節目的交通是個單行道，主要是從美國、英國、法國、西德流向東歐以及亞非拉國家的。調查報告提供了國際信息流通不平衡的關鍵論據，導致後來一系列的「流通」與「通道」研究。
政治上左傾的芬蘭總統蓋古寧（Urho Kekkonen）出席了坦佩雷研討會，他的演講極大地增添了這次會議的分量。蓋古寧首先在演講中引述了人權宣言第19條，重申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然後轉向對西方言論自由概念的批判。蓋古寧通過這次演講為即將召開的傳播政策會議造勢，支持公共報業與公共廣播電視的政策。
正是在坦佩雷會議上，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開始醞釀。會議最後的總結提出建議：「應該提倡信息在各國之間更加平衡地流通，在這種流通中，每個國家都有權利與責任決定本國的文化前途」。這實際上向美國提倡的「信息自由流通原則」提出了挑戰。對不結盟國家後來提出新秩序口號最有啟發意義的，恐怕是這次會議提出的另一條建議——「應該採取措施，改變當前信息流通在資源與方向方面存在的不平衡現象……」。[vi]後來在不結盟國家發動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的會議上，使用了幾乎同樣的措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了這些研究與討論的成果。後來，《電視交通——單行道？》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有研究報告中成為最暢銷的一本。本來席勒曾預言沒有人敢將這些內容印發出來，當報告最終出版時，他告訴諾頓斯登：「這可以當作你一生的最高成就了，即使你以後什麼事情都不做！」[vii]事實上，這確實是諾頓斯登影響最大的學術貢獻。
1976年不結盟組織突尼西亞信息研討會
1976年3月，不結盟運動國家在突尼西亞召開信息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來自西方的傳播批判學者與不結盟運動國家建立了聯系。不結盟運動國家最初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1973年9月，不結盟運動國家第四次峰會在阿爾及爾召開，這次會議認為「帝國主義的活動不僅僅局限在政治與經濟領域，而且還體現在文化與社會領域」，因此號召成員國「在大眾傳播領域開展一致行動」。
學術力量與政治力量在突尼西亞信息研討會上結合起來。在會議召開之前，諾頓斯登將坦佩雷研討會相關文件（庫克寧的演講與席勒的論文等）遞交突尼西亞信息研討會的東道國，用於主題演講稿的起草。國際信息新秩序的提法（後來統一稱為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便誕生於這次會議。這次會議啟動了保護國家文化、克服世界信息流通不平衡的項目，要求「擺脫信息殖民化，建立國際信息新秩序」。[ix]幾個月後，從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9次全體會議開始，這個議題正式進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個更加多邊的論壇。
在經歷了意識形態、政治、冷戰、媒體報道等各種因素的擠壓過濾之後，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最終留給後人四個方面的具體成果：
（1）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眾媒介宣言》[x]
（2）1980年麥克布萊德委員會遞交的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
（3）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並延續至今的傳播發展國際項目
（4）1989年至今為總結新秩序失敗教訓而舉行的十幾次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談 1978年《大眾媒介宣言》
《大眾媒介宣言》的完整名稱叫做「有關大眾媒介為加強和平與國際共識、為促進人權、以及為反對種族主義、種族隔離與戰爭煽動而作貢獻的基本原則宣言」。從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6次全體會議提議，到1978年第20次全體會議通過《大眾媒介宣言》，一共經歷了八年的時間，並經歷了激烈的論爭。
1976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9次全體會議在內羅畢召開。不結盟運動國家涉及信息流通、媒介自由的新秩序運動成為主要議題。諾頓斯登以三種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芬蘭代表團成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國際記者協會主席與發言人。爭論主要在於媒介的自由與責任，焦點是擬發宣言的第一條與第五條。第一條認為「政府應該鼓勵大眾媒介為促進信息自由與平衡流通作貢獻」；第五條認為，「對於戰爭、暴力、種族隔離與其它形式煽動國家、種族、宗教仇恨的罪惡行為，大眾媒介有責任避免提供任何形式的辯護與支持」。[xi]歐美一些國家認為，涉及媒介責任的詞句為政府幹涉媒介自由提供了借口。由於意見無法統一，會議最後決定教科文組織重新修訂宣言內容，兩年之後再在下一屆全體會議上進行表決。這次會議還決定成立專門的委員會，對國際信息流通問題進行研究，這就是後來的《麥克布萊德委員會報告》，即《多種聲音，一個世界》。
在回顧1976年這次會議時，諾頓斯登認為，由於不結盟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次會議上形成了默契的聯盟，才導致西方國家在會議召開時處於被動地位。西方國家推遲表決，實際上是一種拖延時間的戰術。利用這段時間，西方國家主要做了兩件事情。首先，歪曲各國關於新秩序的爭議：將其定義為媒介自由與政府審查之間的矛盾，由此在西方製造反對新秩序運動的民意基礎。其次，推銷「信息領域的馬歇爾計劃」，力圖通過支援不結盟國家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來收買這些國家的選票。
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談
1980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21次全體會議上，麥克布萊德委員會提交了《多種聲音，一個世界》。這項報告再次提及建立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並沒有被拿來表決。這在某種程度上成全了這份報告的完整性，使之成為國際傳播史上的重要文本。此後，盡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低調處理有關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問題，但是美國仍然表示不滿，並於1984年年底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英國撒切爾政府也隨之退出。美國和英國的退出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減少了三分之一的經費。 美英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新秩序運動失敗的標志之一。1987年，西班牙人梅耶（Federico Mayor）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總幹事，並重新宣揚信息自由流通，這是新秩序失敗的另一個標志。從新秩序運動的失敗當中，諾頓斯登等批判學者得出的主要教訓是需要發動草根力量。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談就是延續火種與積蓄力量的媒介民主化運動。從1989年在辛巴威首都哈拉雷召開的第一次會談，到1998年在約旦首都安曼召開的第十次會談，麥克布萊德圓桌會談逐漸演化為促進傳播權利的國際公民社會組織。
2003年，信息社會世界高峰會議第一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公民社會力量在此次會議上獲得了突破性的勝利，發表了《信息社會世界高峰會議公民社會宣言》。諾頓斯登代表學界在這次峰會上做了總結歷史教訓的主題發言。在2005年第二屆突尼西亞會議上，他主持了學界關於新聞傳播教育的討論。

❷ 什麼是世博會

世博會，全稱世界博覽會（World Exhibition or Exposition，簡稱World Expo）是一項由主辦國政府組織或政府委託有關部門舉辦的有較大影響和悠久歷史的國際性博覽活動。它已經歷了百餘年的歷史，最初以美術品和傳統工藝品的展示為主，後來逐漸變為薈萃科學技術與產業技術的展覽會，成為培育產業人才和一般市民的啟蒙教育不可多得的場所。世界展覽會的會場不單是展示技術和商品，而且伴以異彩紛呈的表演，富有魅力的壯觀景色，設置成日常生活中無法體驗的、充滿節日氣氛的空間，成為一般市民娛樂和消費的理想場所。

世博會-理念
世博會的理念是「理解、溝通、歡聚、合作」，這意味著世博會是超越了國家、民族、宗教界限的人類文明的盛會，是人類邁向和平與進步的階梯。

在世博會上，全世界的人們歡聚一堂。不論人們來自哪個國家，屬於哪個民族，源於何種文化或宗教，面對世博會上人類共有的智慧成果和科技進步時，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各國人民之間長期以來追求和平與合作的夢想，正是基於這種理解與溝通。

同時，世博會融合世界各國的新技術、新理念、新文化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不僅讓千百萬觀眾大開眼界，而且產生了思想碰撞，促進了彼此間新一輪的學習、競爭和進步。

《國際展覽公約》第一章第一條就明確指出：「世博會是一種展示活動，無論名稱如何，其宗旨在於教育大眾。它可以展示人類所掌握的滿足文明需要的手段，展示人類在某一個或多個領域經過奮斗所取得的進步，或展望未來的前景。」

說到「歡聚」，不能不說到世博會上除展示、論壇以外的各類演藝活動。演藝活動不僅讓世博會擺脫「枯燥」、遠離「說教」，讓世博會變得既充滿「理性」也不乏「感性」，而且以一場文化「盛宴」的形式，促進了不同國別人們之間的交流、溝通，增進了情感和友誼。

世博會的主要活動類型包括官方正式慶典活動，如開閉幕式、各個國家的國家館日、國際組織館日、主辦國的地方日活動等；此外還有極具多元色彩的文藝匯演、文化巡遊等，各國代表性的文化精萃以及原汁原味的民間藝術都可以在世博會各類舞台上大顯身手。某種程度上，世博會因各類活動的舉辦，變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節日，變成了一個最大規模的「嘉年華」。

世博會-意義
舉辦世界博覽會的目的，是透過一個國際性的展覽平台，使參予的國家在主題上得到廣泛的聯絡與交流。世界博覽會是對當時社會文明的智慧的一種記錄，和對未來的前瞻。

不過並非每一屆世界博覽會都成功地表達強烈的主題色彩，許多世博會都變質成為了大型博物會館的基調，展覽會的一些令人驚嘆的新奇展品，便成為了永久珍藏。

世博會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五年一次，展期通常為六個月的注冊類世博；另一類則是穿插在兩屆注冊類世博會之間，展期通常為三個月的認可類世博。

中國主辦的世界博覽會
2010上海世博會

上海世博會吉祥物——海寶2010年世界博覽會將會在上海舉行。上海市政府由2001年5月申請，到2002年12月被通過申辦成功，到2010年，需要用得上近10年的時間去籌備實現博覽會的夢想。

時間：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
地點：上海市中心黃浦江兩岸，南浦大橋和盧浦大橋之間的濱江地區
主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副主題：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
城市經濟的繁榮
城市科技的創新
城市社區的重塑
城市和鄉村的互動

主要目標
1、提高公眾對「城市時代」中各種挑戰的憂患意識，並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
2、促進對城市遺產的保護；使人們更加關注健康的城市發展；
3.推廣可持續的城市發展理念、成功實踐和創新技術；尋求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模式；
4、促進人類社會的交流融合和理解。

核心思想
城市是人創造的，它不斷地演進演化和成長為一個有機系統。人是這個有機系統中最具活力和最富有創新能力的細胞。人的生活與城市的形態和發展密切互動。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城市的有機系統與地球大生物圈和資源體系之間相互作用也日益加深和擴大。人、城市和地球三個有機系統環環相扣，這種關系貫穿了城市發展的歷程，三者也將日益融合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世博會-與中國
中國加入國際展覽局

上海世博會會徽經國務院批准，並獲國際展覽局確認，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以國家名義於1993年5月3日正式申請加入國際展覽局，並於1993年12月被選為該局信息委員會會員。

中國政府第一次以國家身份參加世博會
中國政府第一次自派代表，以國家身份參加的世界博覽會是1876年的費城世界博覽會。當時作為中國工商業代表的人叫李圭，他是一個有智、有勇、有謀、有骨氣的中國人，但淹沒在那個萬馬齊喑的時代。李圭寫了一本書叫《環游地球新錄》，記錄了1876年的費城世界博覽會，雖然他是中國代表團中唯一的一個中國人，但畢竟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正式踏足世界博覽會。

中國第一次參加世博會

中國第一次參加世界博覽會應該始於1873年的維也納世界博覽會，中國的參加方式也是賽奇會本身的一奇。因為代表中國人的是一個叫包臘（EoCoBowra）的英國人。派他代表中國參加的，既不是朝廷，也不是某一個朝廷大員，而是當時清朝的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在1840年以後，中國的海關和外貿都交由外國人代辦了。赫德為了擴大中國和外國的商業聯系，以圖取更大的利潤，便派包臘代表中國參加賽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