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是泰國哪個股王

Ⅰ 紅牛大敗局

「困了累了喝紅牛。」

在這句廣告席捲中國二十年後，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 金色 的小 易拉罐上印 著 兩頭紅牛 激烈角斗的場面，已經成為當下一場巨大的鬧劇。

其中一頭「紅牛」，是以嚴彬為首的華彬集團——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嚴彬與紅牛配方創始人許書標達成授權合作，聯合成立紅牛維他命飲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紅牛」）入局中國市場並掌權以來，這一金色的紅牛小罐，以6元定價，每年幾十億罐銷量，讓華彬集團這家外企賺的盆滿缽滿。

而另外一頭「紅牛」，則是紅牛創始人許書標為首的泰國天絲（以下簡稱「泰國天絲」）——與嚴彬達成合作後，隨著2016年授權期限到來，天絲一紙狀告華彬集團鳩占鵲巢，沖突在近些年持續爆發：圍繞著紅牛授權年限、紅牛中國的股份、以及分紅等系列問題，雙發展開了曠日的法律訴訟。

兩頭「紅牛」 浴血相爭， 市場落得遍地雞毛。

那麼，究竟誰在說謊？

兩頭紅牛的 角力進入了白熱化階段 。

可實際上，如此口水戰已算是個中常態 ——兩頭「紅牛」近些年圍繞著商標、經營權、分紅、授權書、股權等方面爆發了大規模的沖突，累計訴訟幾十起。

可最關鍵的是， 自2016年 開始，泰國天絲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 卻 是獲勝的那一方。 而反觀北京紅牛的表現，則更像是胡攪蠻纏—— 包括其中最關鍵的兩次節點，一審和二審。

今年10月，雙方二審開庭審理——北京紅牛在二審中強調，其訴求是確認北京紅牛對紅牛商標的所有者合法權益，商標所有者合法權益是通過使用而自然產生的權益。

對此，不少網友就評論：

「按照北京紅牛的意思，這相當於 租房20年 ， 就把自己當成 了 房東 ， 如今時間到了不願退房，還要房東全額返還房租。 」

「感興趣的可以去看下庭審現場，你會知道什麼叫理屈詞窮，什麼叫無理取鬧。這是一個很明擺的事實，非要扯東扯西混淆視聽，還打民族感情牌更惡心。」不少知情人甚至如此爆料。

而在一審判決中，北京紅牛輸得則更加徹底——在2019年7月，北京紅牛請求法院確認其對17個紅牛系列商標享有所有者的合法權益，並要求天絲醫葯向其支付共計37.53億元的廣告宣傳費用。

按照 北京紅牛 的訴求，這意味著： 作為紅牛創始者的 泰國天絲集團，在與嚴彬集團合作成20年後，不僅將失去自己的商標，並且將承擔這些年紅牛的大部分營銷費用。

但最終，北京紅牛輸了個底掉 ——北京高院駁回了北京紅牛的全部訴訟請求，還判決由北京紅牛承擔全部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880.68萬元。

但至今，這份非常關鍵的「50年協議」，在天絲和華彬集團訴訟進展了近2年後才突然出現，成為華彬集團要求繼續經營紅牛的 「救命稻草」。

但是，這份忽然出現的「50年協議」無論從公信力，還是合法性，都存在巨大的疑問。

首先，這份「50年協議」公信力存疑 ——按照北京紅牛及華彬集團的主張，這份「50年協議」是在1995年由合資公司、天絲，以及其他合資方：中國食品工業總公司、深圳中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簽署。

但最大的問題是，該 協議從未有過 任何 公開可查的相關行政機關的登記記錄 ， 以及法院的實質性效力認定。

其次，這份至關重要的「50年協議」沒有原件 ——華彬集團雖然在今年建立紅牛博物館里公開展示了這個協議，不過其展示的「協議書」僅是一份復印件，既無原件也無公章。

而在 最高院關於紅牛商標權屬的網路直播庭審中，北京紅牛也承認了無法提供原件。

再者，「50年協議」的簽署方，並非北京紅牛。

實際上，這份協議書的丙方和合資合同里的丙方並不一致。在協議書中，經過合資公司發起人大股東紅牛維他命飲料（泰國）有限公司的批准，簽署協議的幾方也並非如今合資公司的股東。

由此可以推測，北京紅牛不是當初「五十年協議」中的合資企業，「協議書」合法有效與否，要打一個巨大的問號。

反觀以上種種，不難看出北京紅牛從法律角度而言，似乎敗局已定。

可令人不解的是，為何以華彬集團為首的北京紅牛，對於這一場勝負已分的戰爭，仍是如此執著，甚至，近乎於胡攪蠻纏呢？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華彬集團，這家外資企業一直試圖把自己裝點成中國的民族企業，大打感情牌，悲情牌，從而混淆了基本的商業邏輯—— 「天下熙熙，皆為利往。」這，才是紅牛故事的真正開頭。

在1995年，天絲老闆許書標與嚴彬的相遇，在華彬集團於中國鋪天蓋地的營銷中，早已傳成了一段「民族企業家實業報國」的佳話。

按照華彬集團的說法，嚴彬是第一批中國華僑企業家的傑出代表，早年南下到泰國討生活，甚至一度賣血。而「篳路藍縷」後終創立了華彬集團，並「偶然」與許書標相遇，出於對祖國的熱愛與熟悉，一舉開拓了中國功能飲料市場......

這樣的描述一多，就會給中國消費者一個傾向，從而忽略了根本： 即，誇大了嚴彬的個人作用，淡化了許書標的開創意義，刻意將家國情懷擺在首位，而罔顧商業基本邏輯。

先看第一個問題：誇大了嚴彬的個人作用，淡化了許書標的開創意義 。

實際上，紅牛創始人許書標，同樣也是泰籍華人，祖籍海南文昌。白手起家的他，在40歲那年（1962年）創立了一家制葯廠。

而到了上世紀70年代，彼時泰國迎來高速發展期（這點正與90年代中國趨同），上班族以及工人成為了 社會 主力軍。看準商機的許書標，便在自己的制葯廠研製一款「滋補性飲料」，取名Krating Daeng，這便是紅牛的前身。

隨後，到了1981年，憑借多年的營銷與品牌積淀，紅牛飲料在泰國終於打開市場，開始進軍世界—— 據許書標自傳稱：「紅牛為我帶來每日1100萬泰銖（約合人民幣212萬元）的收入」。

換句話說，在1995年前泰國紅牛不僅暢銷泰國，在世界也具備了一定的影響力——正因如此，1987年許書標便率先授權奧地利紅牛，自此紅牛在海外有了第一個「代言人」。

有趣的是，泰國紅牛暢銷世界168個國家，授權對象只有兩個：一個是奧地利紅牛，時間是1987年；一個是中國紅牛，時間是1995年。

如此看來，嚴彬與許書標的相遇是否為偶然呢？進一步說，彼時這一門生意，算不算一個風口？

可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嚴彬在泰國主業是房地產，這位靠著亞洲金融危機在泰國房圈大賺特賺的精明商人，又豈不知：

房地產跨界跨國進軍功能飲料市場，若沒有成功先例，潛在的商機，技術的加持，誰敢嘗試？

其次：華彬集團刻意突出自己家國情懷，並藉此混淆商業的基本邏輯。

在華彬集團於中國的宣傳資料中，人們可以頻頻看到：嚴彬懷揣著家國情懷，建設祖國心切才選擇開辟中國功能飲料市場。

但是，同屬華僑的許書標與嚴彬身份性質上並無區別。而一味將情懷作為商業的出發點，這多少有些尷尬。

實際上，1995年後的中國與80年代的泰國處境相似——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體力勞動者數量大量攀升。可以說，這正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急切盼望外資與企業進入，也成了那個時代的常態。

可令人疑惑的是，嚴彬團隊與泰國天絲合作成立北京紅牛後，後者不僅為嚴彬提供了品牌授權，以及系列技術和專家支持，但嚴彬團隊卻一味邀功自賞：只用了數月時間，就完成了談判、簽約、投產、上市等一系列工作——這些宣傳話語，就頻繁出現在各類媒體之中。

從這點上說，一味忽略時代的力量，忽略前人成功經驗與幫助，將一門生意說到國家的高度，一味給自己戴高帽子，這樣的說辭，實在令人害臊。

「逢山開路，遇水架橋。」這是嚴彬的經典用語。

可事實上，這20年來嚴彬作為紅牛在中國的「代言人」，甚至據《 財經 》報道，北京紅牛在2015年之前、長達20年時間內從未開過一次董事會，作為第一大股東，許氏家族至今未拿到過一分錢分紅。

如此看來，這似乎不像是遇水架橋，倒像極了過河拆橋。

對嚴彬集團來說，紅牛在中國市場巨大利潤，已經讓這家企業變得「瘋狂」。

甚至，據許氏家族的律師介紹：在過去20年裡，紅牛中國從未對許氏家族進行任何分紅不說，而當天絲集團對分紅提出質疑時，嚴彬甚至提出調高自己在紅牛泰國的股權比例，作為分紅的條件。

不得不說，這吃相難免過於難看。

當然，這塊蛋糕也足夠誘人——實際上，在20多年來中國紅牛產品累計產量已超800萬噸，累計銷售額1453億元。嚴彬也藉此大賺特賺，身家暴漲：在2018年富豪排行榜上，其身價達到了780億。

但是， 商業核心是利潤，可達成利潤的前提，則是誠信。

或許，也正是利益分配問題，也從側面印證了「華彬」內部文化層面的價值觀缺失。但肉眼可見的是，華彬集團與泰國天絲的矛盾，已經從訴訟全面上升為市場博弈，刀戎相見。

與華彬集團鬧僵之後，泰國天絲通過新的合作夥伴——廣州曜能量飲料有限公司和普盛食品銷售有限公司運作「紅牛安奈吉飲料」，同時又將自己在泰國生產的「紅牛維生素風味飲料」引入中國。

在今年5月，泰國天絲宣布未來三年將對在華業務進行一系列投資，投資總額為10.6億元，包括深化在華合作夥伴戰略關系、在中國設立新的代表處、組建國內團隊、擴建新的生產基地以及推出該集團旗下更多新產品等。

到了7月，泰國天絲則宣布西北紅牛生產基地正式投產、8月全面啟動市場營銷活動、9月宣布新增養元為紅牛安奈吉長江以北的分銷商，10月宣布成為中國田徑協會官方合作夥伴.....

在泰國天絲一系列的攻勢下，天絲旗下的紅牛產品市場佔有率逐漸攀升。

值得一提的是，天絲集團提到：「目前，天絲集團已經在全國一百餘個地方開展了200多次針對合資公司違法產品的維權行動，並取得了各地行政執法機關的支持。」

由此 可見，北京紅牛 的 生存狀態 ， 已經 不 大 樂觀。

相形之下，天絲猛烈的攻勢也蔓延到整個市場——在中國各大電商平台，泰國天絲的「紅牛安奈」與「泰國紅牛」步步緊逼，以大規模的促銷優惠，掀起一輪輪的價格戰，蠶食市場；在線下市場，泰國天絲的兩款紅牛更是憑著對經銷商與零售商的優惠政策，開始在大街小巷鋪開自己的產品，直接與紅牛中國比鄰......

雙方 已 無法回頭 ，爭斗也必有結果。

但令人好奇的是，華彬集團——這一家在法律與道義上占盡下風的外資企業，在這場輸不起的市場戰爭中，究竟表現如何呢？

嚴彬 ， 這位精明的商人 ， 似乎早就已料想到了翻臉的一天 。

在2014年，華彬集團收購美國椰子水品牌「維他可可」25%的股權，並將產品推向市場試水。到了2015年，華彬集團又以1.0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挪威高級瓶裝水品牌「VOSS」51%的股份。

時間往下推，更到2016年，華彬集團推出「親兒子」：戰馬功能飲料。可是，作為嚴彬集團最為看重的產品，「戰馬」一直表現平平——在2018年，嚴彬為戰馬制定合計15億元的銷售目標，但同年銷售額為8.3億元，到2019年戰馬銷售到13.3億元。

此外，從市場與用戶的雙重反饋來看，戰馬表現也遠不及預期。一個直觀的例子是，對於二級代理商而言，即使戰馬飲料優惠頗多，還實行「百搭五」政策（即一百件贈五件），不過大多數商家還是願意賣紅牛，而非戰馬。

從這一點上來說，華彬 集團力吹的 「戰馬」要想在短期內要獨挑大樑，並不現實。

更重要的是，如今的功能性飲料市場已經變天——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我國功能飲料零售額達到了456.7億元，而零售量增長至139.6億升左右。前瞻產業研究院數據顯示，2020年該領域市場規模將達到680億元。

回看整個市場，東鵬特飲、樂虎、魔爪、體質能量、煥醒源、卡拉寶、啟力等眾多品牌也紛紛加入競爭。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中國市場上新推出的功能性飲料就多達20多種。

更加微妙的是，在華彬集團和泰國天絲激情互撕的同時，東鵬特飲、樂虎等品牌則開始暗度陳倉——東鵬特飲選擇以瓶裝顯示差異化，又將零售價定位3.5元，遠低於紅牛6元的單價，以上打法也為在近年斬獲超50億元的年銷售額，並在2019年6月提交IPO申請。

此外，藉由跨境電商等渠道入駐中國的進口的功能性飲料，由於成本、難度逐漸降低，國外的各大品牌也開始加速布局中國市場，這場戰爭的激烈程度逐漸加大。

從這點上來說，上無資深品牌加持，下無市場認知托底，左有「紅牛」力壓，右有其他品牌圍攻，腹背受敵的「戰馬」，處境也非常尷尬。

這樣看來，華彬集團僅憑著「戰馬」破局難度過大。更為難堪的是，近幾年華彬集團的基本盤似乎也開始動搖起來——據尼爾森數據顯示，過去的兩年紅牛中國的營收持續下跌，跌幅分別為7%和19%，其市場佔有率也從2016年的63%，跌至如今的58%。而到了2020年上半年，華彬快消品運營的五個品牌銷售額總計143.26億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約4.7%，紅牛銷售額達133.93億元，較去年下降約3.6%。

從這一點上來說，只有意識到企業深層的文化和價值觀問題，認真總結反思，華彬集團或許才可能找到破局之道。

可是，華彬集團 的 企業文化卻令人 側目 。

如果要問， 華彬集團 在中國 最大的王牌 是什麼？

那一定離不開兩個字：宣傳。

而且，是鋪天蓋地的洗腦宣傳，大肆營銷，甚至是在歪曲事實。

如今，有心人只要細看各大媒體平台的嚴彬創業故事，不難發現這樣一個橋段—— 「為了讓大家能夠喝到紅牛，嚴總甚至在大冬天裡親自帶領團隊，在長安街上將一罐一罐的紅牛送給每一位路過的計程車司機。」

可以說，諸如此類的軼事層出不窮 ，在 北京紅牛的宣傳里反復出現。但是，某種程度上說，這僅僅是 一個自導自演 的故事。

更誇張的是，近年來涌現的民族企業之類的噱頭、營銷梗，正是北京紅牛率先叫出：

但為什麼， 一款飲料 要 捆綁到民族層面 ？

又為什麼， 華彬集團意識 要將產品與 形態建設 相掛鉤？

難道， 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之下， 任何產品，任何企業，只要資本到位，就能吃上民族企業這碗飯了嗎？

甚至，在與泰國天絲屢次對簿公堂期間，在判決結果已經如此明晰時，華彬集團卻依舊擺弄著這一套民族企業的玩法，打悲情牌，演苦情戲，層層加持，試圖在法律下渾水摸魚，更在各大平台頻繁公關，為自己不斷造勢。

這 難道不可疑嗎？

而據數據統計，在創業當年，嚴彬為推廣中國紅牛就花費了2億元廣告費，而當年的北京紅牛在全國銷量不到2億元——從這點上說，早在1995年華彬集團對營銷的重視程度，就已經超越如今洗腦營銷的各類公司，按照一種有趣的說法：

華彬集團 真是把 營銷 ， 放在了企業頂層設計 里 。

而在 大規模 的營銷 投入，幾十年來對用戶的心智 的 控制 下 ， 中國消費者 或許早已忽略了嚴彬的 發家史 ——這位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抄底泰國樓市，又巧妙離場 的 精明僑商，是否與李嘉誠有神似之處？

更誇張的是，在華彬集團多年來的營銷傾向下，將民族主義與自己牢牢捆綁，那麼，消費者在選擇商品時，是否可以這樣認為：

不買 （ 北京 ） 紅牛，就 不是中國人？

實際上，這是一個相當值得反思，並值得好好聊聊的話題：

即， 商業是否應該如此與民族捆綁？ 按照營銷學上的解釋，這是用戶心智建設。可令人難以接受的是，諸如此類的說辭，在當下的中國市場早已水漫為患。

值得一提的是，華彬集團對待員工的方式，其中透出所謂企業文化也令人難以信服——在2017年5月，中國經營報報道稱，4月中旬北京紅牛再次傳出「裁員」消息，對象主要是基層業務人員，比例將近20%。

報道中提到，北京紅牛發布《關於進一步優化快消品集團營業單位2017年度標准薪資管理》的通知，稱「根據每個人在北京紅牛的不同職級，降薪比例從5%-10%不等」。上述員工表示，工作多年沒有漲過工資，但消費水平卻在提高，因此准備辭職。

無獨有偶，據公眾號快消的獨家消息，2018年1月-2019年4月，華彬集團共離職3200名員工，其中6%去了競品，4.5%去了「安奈吉」。

更重要的是，一切妄圖在商業層面以民族道義去綁架消費者的群體，千萬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畢竟，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強調的是合作共贏、知恩圖報，而非唯利是圖，卸磨殺驢。

至此，一個巨大的問題也在面前：

北京紅牛 是否會退出中國？

不少觀點認為，這只是時間問題——畢竟，在商標與配方上失去法律支撐的華彬集團，極有可能步王老吉後塵，迎來慢性死亡。但是，也有不少人認為，北京紅牛體量過大，利益牽扯過多，茲事體大，不可能就此別過。

但肉眼可見的是，作為一個普通消費者，如今步入商店，又一次看到金色的紅牛小罐時—— 花樣百出的紅牛，帶來的不僅 是迷惑，也是失望。

當其他品牌都在積聚能量、聚焦認知，集中火力將品牌做大做強之時，「紅牛」如今則是利字當頭沖昏頭腦，在內斗中用盡全力，去不斷稀釋品牌勢能，模糊著消費者認知。

而市場的反映，也似乎預示著北京紅牛的潰敗似成定局——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北京紅牛銷售額超過230億，市場佔有率接近80%。但從2016年漫長訴訟開始，北京紅牛就陷入了增長停滯，年銷售額長期徘徊在190-230億之間。

最近幾年，北京紅牛的市場份額，更是從80%一路下滑到50%多——據歐睿國際於2019年12月發布的《Energy Drinks in China》，按照非現場消費渠道終端銷售金額口徑計算，紅牛目前在國內能量飲料占據的市場份額約為57%。

從80%的市場佔有率跌落到57%，紅牛隻用了三年時間——下一個三年，北京紅牛是否會從57%變成0%呢？

【鈦媒體作者介紹： 袁國寶，互聯網趨勢觀察家、知名 財經 作家、新盟創始人、資深媒體人、新媒體營銷和品牌傳播專家。】

Ⅱ 獐子島：「戲精」不是扇貝｜2020魔幻系列（7）

財經 天下周刊（ID：cjtxzk）

文 周享玥

編輯 孫明

扇貝跑了，扇貝死了，扇貝回來了，扇貝最念虛終被衛星定位了……

如果A股市場有個「神奇動物」榜單，以獐子島扇貝的深厚功力，無疑可以輕松問鼎榜首，拿下"最魔幻、最識大體動物」稱號。

畢竟，能在不到6年裡，精準卡在上市公司每個最需要的節點，先後上演四次離奇「失蹤」，凍死過，餓死過，跑路過，還能每每以一己之力換得背後公司化險為夷，最終甚至要動用衛星調查才能尋其蹤跡的扇貝，不管是在A股市場，還是現實世界，都稱得上「魔幻」。

而主導「神奇扇貝」故事的獐子島，自然也無愧於股民們對其「A股戲精」的稱號，頂著「海上大寨」、「鮑魚之鄉」的名號風光登場，登頂過市值200億的高峰，講述過離奇古怪的「神奇扇貝」故事，也跌落過黯淡無光的谷底，最終，落得個一地雞毛、輝煌難再的慘淡結局……

數據顯示，截至2月8日收盤，獐子島（002069.SZ）股價僅為3.45元/股，總市值24.5億元。多番折騰下，「中國水產第一股」的榮光不復存在。

獐子島一出場就拿了個好劇本。

資料顯示，獐子島帆高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即獐子島）坐落於黃海深處一座名為獐子島的島上。1958年，由獐子島、大耗島、小耗島、褡褳村四個島嶼成立的人民公社，被命名為獐子人民公社，並於1983年，改公社為鄉。同時成立了集體所有制公司——獐子漁工商聯合公司，該公司於1985年更名大連獐子島漁業總公司，1992年再改組為獐子島漁業集團公司。

而作為地名的獐子島，是遼寧省大連市長海縣獐子島鎮最大的島嶼，長海縣則是東北地區唯一一個海島縣，魚、蝦、蟹、貝、藻類資源豐富。由於地理環境優渥，據地方誌記載，截至上世紀70年代，獐子人民公社就已經創造出了單船捕撈和總捕撈量的全國紀錄，並首次登上《人民日報》，被冠以「海上大寨」的稱號。

但獐子島此後的無限風光，除了得天獨厚的海域資源和地理位置，更離不開一個叫吳厚剛的人。吳於1964年出生在獐子島的一個下轄島嶼大耗島，父輩皆以捕魚為生。1980年，年僅16歲的吳厚剛考入獐子島修造船廠，成為一名鉚工，並在進廠一年後就被提拔為會計，此後歷任財務科長、鎮漁業總公司財務辦總會計、副主任等職務，始終掌握著財務大權。

吳老闆的早期職業道路走得順當，但想要成為傳奇式人物，還需要一個可以施展力挽狂瀾或者錦上添花之力的機會。

機會很快來臨。上世紀80年代，獐子島從日本北海道引進蝦夷扇貝，但最初採用漂浮養殖模式，產量少且污染海水，經濟效益並不高。而彼時，遼寧省水產研究所開始嘗試一種名為「底播養殖」的新技術，即將扇貝等種苗直接投放到海底，讓其自行生長幾年後再捕撈。

在獐子島漁業做財務工作的吳厚剛看到了其中商機，遂向公司推薦「底播增殖」技術，以5分錢一枚的價格買來大量種苗，投向大海。漁民們卻不高興，怒罵他是個敗家子，並質疑這種技術「生不見貝，死不見殼」，無異於「往海里撒錢」。最後是鎮政府出面，才平息了爭議。

兩年後，被撈起來的一個個個大、肉肥且價高的蝦夷扇貝則徹底讓島民們閉上了嘴，獐子島也自此進入快車道。1990年，獐子島蝦夷扇貝底播面積首次突破1萬畝，1995年突破5萬態亂畝，兩年後再翻番，突破10萬畝。

吳厚剛的地位也水漲船高，於上世紀90年代順利從鎮辦企業轉入體系內，不久後又在1996年出任獐子島鎮長，並兼任獐子島漁業集團公司總經理。這一年，他剛剛32歲，儼然是大多數島民眼中「年輕有為」的存在。

1998年，獐子島漁業集團公司改制為獐子島漁業集團有限公司，獐子島鎮以及其下轄村的村民成為公司股東，吳厚剛也自次年開始兼任獐子島董事長一職。直至2001年，獐子島漁業集團依循政企分離政策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其才正式辭官下海。

而據媒體報道，為了讓吳厚剛無後顧之憂，長海縣政府還決定給其5%的股份獎勵，並要求吳厚剛自己投入5%，有困難可無息借貸。就這樣，吳厚剛揣著借來的530萬元，順利拿下了獐子島10%的股份，成為第三大股東，實現了從官到商的轉變。

同一時間段，獐子島被冠以「海底銀行」的稱號，開始沖刺資本市場。2006年9月28日，獐子島正式登陸深交所，不僅成功拿下了「中國水產第一股」的稱號，其股價更是在2008年初躥上151.23元/股的高位，使其一度成為當時滬深兩市的「股王」，也是中國農業第一個百元股。

獐子島在資本市場的優異表現，造就了一個身價超5億元的億萬富豪吳厚剛。而吳老闆自2007年起幾乎年年出現在達沃斯論壇的身影，則被視作其身份地位的象徵。

隨著吳厚剛地位的不斷躍升，其兄弟親族也跟著「沾了光」，紛紛進入公司擔任要職。獐子島島民的日子更是過得紅火，島上學校、醫院、電影院等一系列現代化基礎設施一應俱全，一幢幢兩層小洋樓更是隨處可見。而據一組數據顯示，2000年，獐子島鎮總收入已經達到6.79億元，純收益2.1億元，人均收入超萬元；同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不過為6208元，農村人均收入2229元。

故事如果就此戛然而止，獐子島和吳厚剛都會成為成功者的代表，但獐子島顯然極具「戲精」體質，並不甘心僅僅作為一個普通勵志故事中的主角，而是要演繹一出「扇貝去哪兒」的荒誕懸疑劇。

2014年，獐子島已經開發的海洋牧場面積超300萬畝，約2000平方公里，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世界級海洋牧場。然而，就在同年10月，形勢卻發生了180度大逆轉——獐子島突發公告稱，因幾十年不遇的冷水團突襲其養殖區域，公司2011年和2012年間播撒的148.66萬畝待收獲蝦夷扇貝絕收，造成2014年前三季度巨虧約7.6億元，當年總計虧損額達11.89億元，幾乎虧掉了前四年的所有盈利。

一時間，「獐子島扇貝跑路」事件震驚整個A股市場，投資者們對獐子島冷水團的真實性、定期抽檢卻為何未能及時預警、是否存在內幕交易、是否存在內部貪腐等種種懷疑也接踵而來，一度成為當年A股市場最大的一起「黑天鵝事件」。

面對質疑，吳老闆表示很「委屈」——「我們一家企業講不清冷水團的事兒，大家都不明白……冷水團說不清楚，底播增殖說不清楚，海洋牧場說不清楚」，並一度在互動平台上回應投資者有關「寧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信董事長那張嘴」的質疑時，不無感傷地表示，「一個人被信任不易啊，請看我們的實際行動吧。」

但蹊蹺的是，獐子島公告中提及的冷水團，事前從未經大連市氣象局等權威機構通報過，當地養殖戶也都說沒有遇到，更沒有聽說附近海域的養殖戶因冷水團而明顯減產。

盡管疑點重重，證監會當年12月的調查結果卻顯示，未發現獐子島有財務造假行為；獐子島扇貝的第一次跑路也最終以吳厚剛承諾自願承擔1億元災害損失與公司共度難關，以及獐子島高管集體降薪告終。

而就在半年後的2015年6月，獐子島再次公告稱，最新抽測結果顯示，2012年、2013年、2014年底播未收獲的160餘萬畝蝦夷扇貝尚不存在減值風險。故事的戲劇性走向不禁讓眾多圍觀者驚呼：「丟失的扇貝又游回來了」。不過，僅兩天後，獐子島再發公告解釋，此次抽測中的2012年底播苗種與2014年因「冷水團」絕收的部分屬兩個不同海域，而非「扇貝回來了」。

獐子島的風波暫時得以平息，但看似平靜的海面之下，仍然暗流涌動。

2016年1月，有消息稱，獐子島被2000多人實名舉報，稱2014年的「冷水團事件」原因並非自然災害，而是提前采捕和播苗造假。而舉報者正是獐子島的居民，同時也是獐子島股份受益人。但獐子島隨即否認了舉報信的存在和信的內容，一如離奇失蹤的扇貝，這場舉報同樣疑雲滿布。

而戲精之所以被稱之為「戲精」，往往因為講出的故事太具戲劇性且出其不意。

2018年2月，獐子島發布公告稱，因降水減少、餌料短缺、海水溫度異常等原因，扇貝「越來越瘦，品質越來越差」，並最終被餓死，從而導致2017年業績由盈轉虧，再次巨虧7.23億元。2019年4月，獐子島再度發聲，因「底播蝦夷扇貝受災」，2019年一季度虧損4314萬元。5個月後，獐子島底播蝦夷扇貝再次在短時間內「大規模自然死亡」，帶來損失2.78億元，而獐子島方面給出的原因是「海水溫度變化、海域貝類養殖規模及密度過大、餌料生物缺乏等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扇貝跑了，扇貝回來了，扇貝餓死了，下一次又因水溫不對死掉了……不過短短幾年時間，扇貝的來去生死，早已成為獐子島的家常便飯，「扇貝去哪兒了」的笑話更是講出了連續劇的架勢,就是不知道海底的扇貝自己的歷次死因，會不會再「笑死」。

扇貝會不會「笑死」誰也不知道，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獐子島大概是「樂在其中」的。

據深交所規定，中小板企業連續兩年虧損將被ST，連續3年虧損將被暫停上市，連續虧損四年則將被終止上市。而在「扇貝去哪兒」連續劇上演的6年間，「家底」早已不再豐厚的獐子島，卻一直「幸運」地避開了被暫停或終止上市的關鍵節點，將2014年至2019年的業績，幾乎都套在了一年虧損一年盈利的變動規律上。卡位之「精準」，讓不少網友驚呼：「獐子島的扇貝極有可能具備金融行業背景，並已考取注冊會計師資質，非常熟悉上市公司審計的相關工作」。

而事實的真相，一直要到2020年6月，才被北斗衛星勘破，並被證監會給予「財務造假」的終局認定。

2018年2月，就在獐子島宣布「第二次扇貝跑路」事件後一周多，證監會決定對獐子島啟動立案調查。而因蝦夷扇貝這一存貨的特殊性，證監會為此派出稽查總隊30多人，歷時17個月的調查，甚至調動了剛剛組網完畢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才最終破解了「扇貝去哪兒了」這個A股市場的魔幻謎題。

2019年7月，證監會向獐子島下發《行政處罰及市場禁入事先告知書》，稱已查明獐子島涉嫌財務造假；2020年6月24日，證監會又正式下發《行政處罰決定書》和《市場禁入決定書》，認定獐子島相關年報及信披涉嫌虛假記載，並對獐子島做出罰款60萬元的「頂格」處罰，對時任董事長吳厚剛等人罰款30萬元及採取終身市場禁入措施。2020年9月，證監會更是宣布將獐子島證券犯罪案件移交給公安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

而據調查結果顯示，證監會以底播蝦夷扇貝捕撈船隻的北斗導航定位信息為基礎，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還原了采捕船隻的真實航行軌跡，卻發現獐子島在2016和2017年間結轉成本時所記載的捕撈區域與捕撈船隻實際作業區域存在明顯出入。

2016年，獐子島通過少報扇貝采捕海域面積13.93萬畝，少計營業成本6002.00萬元；同時又巧妙利用其會計核算原則，通過在部分尚未捕撈的海域重新底播的方式，虛減營業外支出7111.78萬元。藉此，已經在2014年和2015年連續兩年虧損的獐子島，成功在2016年虛增利潤1.31億元，占同期披露利潤總額的158%，實現了所謂的「賬面盈利」，成功摘帽，避免了被暫停上市的風險。

「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為了消化掉2016年隱藏的成本和虧損，2017年，獐子島又以扇貝被「餓死」為由，虛減利潤2.79億元，占同期披露利潤總額的39%。

不過，吳厚剛對於證監會的「財務造假」認定似乎並不認可。2020年5月，還是獐子島董事長的吳厚剛就曾向媒體抱怨：「為什麼別人遭了災，大家都同情，獐子島遭了災，不但不同情，還都踩上一腳？」，並表示證監會「僅靠兩份推演報告就判定我們財務造假，沒有法律依據」。

而據報道，2020年12月，吳厚剛已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證監會發起一份長達一萬多字的起訴狀，要求撤銷相關行政處罰，且該案已進行首次質證。但獐子島對於這位前董事長的起訴行為顯然避之不及，在被媒體問及相關問題時，只拋出了一句「吳厚剛已從公司離職，其個人訴訟行為屬於私人司法維權活動」。

三十多年前，被獐子島島民們怒罵「敗家子」的吳厚剛靠著扇貝「底播增殖」技術，助獐子島興了家，然而，三十年後，吳老闆卻真的讓獐子島「敗了家」。2010年的巔峰時期，獐子島市值一度超200億元，但在三翻四次的「扇貝去哪兒」事件後，只餘下20多億市值，縮水近90%。

獐子島最新發布的2020年度業績預告則顯示，2020年度，獐子島預計盈利1000萬元至1500萬元，扣非後凈利潤虧損1億元至1.5億元，而上年同期，其歸母凈利潤虧損3.92億元，扣非凈利潤虧損1.86億元。2020年扭虧為盈的原因，主要系「出讓部分海域使用權相關資產及轉讓子公司股權、政府補助等非經常性損益項目收益增加」以及「海洋種業產品經營業績有所增長」等因素影響。

「戲精」獐子島的未來，依舊迷霧重重。

Ⅲ 「天竺、波斯、暹羅、扶桑」分別是今天的哪個國家﹖

」天竺、波斯、暹羅、扶桑「分別指印度和其它印度次大陸國家的統稱、伊朗、泰國、日本。

1、天竺：是現在的印度和其它印度次大陸國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等的統稱。唐初統稱為天竺。天竺歷史上相繼出現了四大帝國：孔雀帝國、笈多帝國、德里蘇丹國和莫卧兒帝國。

(3)上世紀80年代是泰國哪個股王擴展閱讀

波斯名稱由來

自從公元前600年開始，希臘人把這一地區叫做「波斯」。而關於波斯人的第一個書面記錄是來自亞述人在公元前九世紀的敘述，他們稱為「帕爾蘇阿舒」（Parsuash）及「帕爾蘇阿」（Parsua）。

這些近似的詞語源自古伊朗語「Parsava」，大概是指「邊界」、「邊陲」的意思，用在地理上指稱波斯人（他們在種族上自稱為雅利安人，以示尊貴）。帕爾蘇阿及帕爾蘇阿舒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地方，後者位於伊朗西南部，在古波斯語當中稱為「伯爾薩」（Pârsa，今法爾斯）。

希臘人在公元前六世紀使用「帕爾塞斯」（Perses）、「帕爾斯卡」（Persica）及「波西斯」（Persis）等形容詞用於居魯士大帝的帝國，英詞里的波斯人（Persian）因此而得。

在聖經較後的部分常提及到波斯帝國（以斯帖、但以理、以斯拉及尼希米記），稱為「派拉斯」（英語：Paras；希伯來語：פרס）。直到1935年，歐洲人一直使用波斯來稱呼這個地區和位於這一地區的國家。而波斯人則從薩珊王朝開始稱呼自己的國家為埃蘭沙赫爾，意為「中古雅利安人帝國」。

1935年，波斯國王禮薩·汗宣布國際上該國應被稱作「伊朗」。但「波斯」一詞在這之後還有人使用。在中文裡，「波斯」被用於描述1935年之前的伊朗，或該民族從古就有的名稱，如波斯語和波斯地毯。現代政治、經濟等事物則用「伊朗」一詞。

Ⅳ 20世紀80年代後世界上發生的主要金融危機

1982年 墨西哥債務危機/台灣亞信事件 政府行為失當/違規經營
墨西哥宣布推遲90天償還到期外債亞/洲信託投資公司違規炒作房地產和股票
1983年 九月港元風景 政府行為失當 港英當局/不幹預0
1985年 台灣十信事件0 違規經營 台北第十信用社超范圍高利籌資炒作地產!股票
1987年 股票十月風潮 泡沫經濟破滅 道瓊斯指數猛跌508點
1988年 溫州 倒會風潮 過度投機抬會 發生倒會案
1991年 香港/國商事件 0違規經營 被政府指令暫停營業
1994年
長城公司集資潮 金融犯罪 沈太福非法集資被查處
墨西哥金融危機 政府行為失當 國際融資沖擊

1995年
2.23國債期貨事件 違規經營 萬國證券公司違規,國債期貨崩盤
巴林風暴 金融監管不力 里森炒作金融衍生工具發生巨大虧損

大和風波 金融監管不力 井口俊英在美元債券投資中讓大和銀行損失巨款

1997年
羅馬尼亞非法集資案 金融犯罪 一個金字塔式集資計劃失敗

阿爾巴尼亞金融危機 政府行為失當 政局動盪

東南亞金融危機 泡沫經濟破滅 索羅斯炒賣泰國銖

其實歐佩克減少石油產量導致的幾次油荒也導致了金融危機,具體時間忘了

Ⅳ 請問中國要在泰國哪裡開挖運河

中國要在泰國擬開挖泰國克拉運河。

Ⅵ 泰國軍隊聽誰的，憲法有規定嗎政府為什麼也調不動軍隊政府沒有自己的武裝嗎

泰國軍隊在泰國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可以讓一些無法通過教育獲得晉升機會的人有晉升的機會，而泰國另外的三個系統分別是公務員、商業和佛教。自從1932年人民黨革命，泰國改君主制為君主立憲制以來，泰國軍隊就控制了泰國，大部分時間里，軍隊都以軍政府的形式控制泰國。近年來，隨著時代的變遷，泰國軍隊也順應歷史的潮流從前台退居幕後，讓民選政府在前台發揮作用，然後通過影響政府的形式來繼續存在。1992年（最近第2次政變）以後的泰國，歷屆泰國政府都是都是由多個政黨聯合執政，在國會只能保持相對多數，所以只要政府不能滿足軍方的需求，軍方只要拉攏聯合政府某個黨派，就能讓政府倒台，這樣就控制了政府的運做，又不需要擔負軍隊干政的罵名。可是2001年他信異軍突起，他領導的政黨是歷史上首個獲得過半數國會席位的，這樣軍方再也無法象以前那樣控制政府，特別是2005年他信連任泰國總理，在反對黨杯葛選舉的情況下獲得72%的選票，那是足以修改憲法，改變泰國國制的票數。所以，2006年，軍方忍不住直接再次政變把他信趕下台。並且直接修改了憲法，並且通過憲法法院、反貪委員會等機構，把代表他信勢力政黨的總理一個個趕下台。直到2008年，終於收買他信政黨裡面的一個小派別，在國會投票里達到微弱多數，把民主黨的阿批實送上總理寶座。於是支持他信的紅衫軍起來反抗集會，接著在2010年，民主黨政府下令清場，造成90多人死亡的慘案。阿批實政府一如既往的只會說不會做，無法帶領泰國走向更好。在2011年的選舉中他信政黨再次獲勝。他信的妹妹英拉當選總理。這次黃衫軍起來集會 ，待遇不同啦，軍隊宣布中立，實際上卻是支持集會者的。這就是為什麼紅衫軍集會會被民主黨政府鎮壓，而黃衫軍集會，提出一個個明顯反民主的要求，而英拉政府卻只能一忍再忍的原因啦，軍隊，以及泰國多年來的統治者和既得利益者們，是黃衫軍的後盾，英拉政府手裡只有選票，選票當然是無法戰勝槍桿子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