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內閣現在怎麼樣了
A. 美財長如何威脅土耳其
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16日在白宮內閣會議上說，如果土耳其拒不釋放美籍牧師布倫森，美國計劃對土耳其實施更多制裁措施。
8月1日，美國宣布因美籍牧師布倫森被土耳其監禁，美方決定製裁土耳其司法部長和內政部長。10日，美國宣布將土耳其鋼鐵和鋁產品進口關稅提高一倍，這加劇了土耳其貨幣里拉對美元匯率的下跌。
B. 4天前 土耳其政變何時休
原文在這里
9世紀上半葉，隨著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和西歐其他先進國家工業革命的全面展開，一個世界規模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開始。以第二次殖民主義浪潮為標志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展，使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民族日益成為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也給東方各文明古國展示了新的發展方向。以奧斯曼帝國的上層改革為開端的土耳其現代化探索，就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起步的。
在不斷的改革中尋求出路
土耳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深化的改革史。從19世紀上半葉到20世紀40年代，在百餘年的現代化探索過程中，雖然發生過數次政變和革命，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貫徹始終。改革反映了土耳其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土耳其走向現代化的基本形式。
改革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即19世紀奧斯曼帝國「西化」改革時期，青年土耳其黨人改革時期和凱末爾革命與改革時期。各個時期的國內外環境條件、改革的目標、改革的成敗得失都有很大差別，但改革的現代化方向和總的歷史效果是一致的，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是由居於國家政治核心地位的上層精英集團發起、領導的。在歷史連續性與繼承性意義上的確可以說，凱末爾主義共和國是一個長期進程發展的結果。「正是通過這一進程，土耳其的統治精英改造了自身，改造了政體(state)，最後也改造了國家(country)。」
從專制主義到「國家主義」
跟英法等早期現代化國家的歷史進程不同，土耳其在強大的外部挑戰刺激和內部經濟動因不足條件下進行的現代化探索，首先從軍事、政治領域開始。國際環境的壓力、專制統治傳統和西方自由民主觀念與現代政治制度的沖擊，三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決定了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道路。從蘇丹專制主義通過青年土耳其的寡頭政治走向凱末爾的「威權主義」、「國家主義」，是這條道路的顯著特徵。
19世紀改革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改革使近衛軍、烏來馬等曾經擁有限制蘇丹行動的實力或特權的勢力或盪然無存、或一蹶不振，維護了蘇丹的權威，強化了專制集權統治的傳統。1826年以後，蘇丹政府不再遇到反改革勢力的有力威脅。國家機能的擴大，新的官僚監督和鎮壓機構(秘密警察和新聞檢查機構等)的建立，給蘇丹政府帶來了比先前大得多的權力范圍和影響。另一方面，改革運動所引入的資產階級政治法律制度，動搖了蘇丹專制統治的傳統社會基礎。與西方交流的大門打開以後，新一代土耳其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西方自由主義和立憲民主制度。被蘇丹怒斥為「根據妄自虛擬的信仰和荒誕無稽的說法……誘使一群狂若瘋人的平民同謀不軌」的法國自由，在他們看來卻是指引人類進步的女神，娓娓動聽地向人們講解「如果沒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安全;沒有安全，也就不可能有工作;沒有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繁榮;沒有繁榮，也就不可能找到快樂!」到19世紀60年代，當改革要不要實行已經不再成其為問題時，一個反對專制主義，要求自由與立憲的運動便逐漸形成了。極有天賦的詩人、評論家、土耳其新文學的創始人之一納米克·基馬爾(1840—1888)是這個運動的傑出代表。納米克自幼接觸到西方式教育，深受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同時又有強烈的伊斯蘭信念。他認為孟德斯鳩的自然法則在權力的分立、官員的職責、個人的自由與平等、思想自由、集會自由、財產的享有以及住所的不可侵犯等一般原則上同伊斯蘭教義是完全一致的。1865年，納米克等結成一個以立憲改革為宗旨的團體。不久以後，這個團體被國內外輿論稱為「青年奧斯曼」或「青年土耳其人」。
自由主義運動以1876年立憲為標志達到高潮。立憲由首相米德哈特主持，受米德哈特等人擁戴的新蘇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答應盡早宣布立憲。納米克被從囚禁地召回參與憲法的起草工作。首都新聞界積極報道官方關於憲法討論的消息。一本被時人稱為討論立憲的樣本小冊子《立憲政府》提出：正像英國的經驗所顯示的那樣，立憲政府是秩序與繁榮的基礎。憲法和議會都符合伊斯蘭和奧斯曼傳統，一個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是防止政治專斷的最好保證。在一片鼓雜訊中，一個由蘇丹下令設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在10月6日正式開始工作了。
但是，立憲運動一開始就存在著尖銳的內部矛盾。首先，哈米德二世表面上支持立憲運動，實際上則另有打算，希望通過立憲，在宗教和哈里發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確立蘇丹的主權。他看到有一個立憲派無法跨越的障礙：英國保守黨政府不支持土耳其的自由主義運動。在當時正在召開的一個由英國組織的國際會議上，英國外相拒絕討論土耳其人希望列強承認其立憲的要求，而堅持由與會各國對奧斯曼改革實行監督。他的一些建議(如將保加利亞一分為二，其總督之任命需得列強同意)，即使在力主地方分權的米德哈特看來，也是對土耳其國家主權的損害，因而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其次，憲法起草委員會中一些宮廷官吏的代表害怕在立憲造成的新的權力分配中失去地位，因而一再延宕立憲准備工作。此外，「青年土耳其人」與米德哈特也有嚴重分歧，納米克所設想的是一個由哈里發通過中央政府行使主權的伊斯蘭國家，希望所有奧斯曼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一個基於伊斯蘭原則的民主憲政體制下融為一體，不贊成米德哈特主張在憲法中給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省份一定自治權利的非集權化觀點。
經過一再推遲，一部欽定憲法終於在1876年12月23日公布。憲法宣布了奧斯曼帝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重申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及宗教信仰、出版、結社自由等原則，提出設置一個由蘇丹指定的參議院，一個選舉產生的眾議院，以及司法獨立、國家財政預算受議會控制、地方分權、實行強迫義務教育等等。但憲法賦予蘇丹以絕對的主權。蘇丹享有任命大臣和參議員、召集和結束議會、頒布或否決議會通過的法律的權力。因此，憲法和議會對蘇丹都沒有多少制約作用。實際上，立憲並沒有能夠阻止蘇丹專制主義的發展。哈米德二世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在宣布立憲後不久即將米德哈特解除職務並驅逐出境。在選民普遍漠不關心情況下產生的奧斯曼議會前後只存在了5個月，也被蘇丹強行解散，此後幾十年再也沒有召開過。取代立憲議會的是警察、監獄等鎮壓機構的膨脹和嚴厲的書報檢查制度。19世紀的蘇丹專制主義在哈米德二世時代到達了頂點。
立憲失敗以後，一方面是西方式教育，交通通訊事業的發展和行政、立法改革運動的繼續，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受到蘇丹政府的迫害、鎮壓，許多人或被監禁，或被流放。專制主義改革派同立憲自由派的斗爭似乎以哈米德二世的獨裁統治而告結束了。但是，自由思想仍在各種學校廣泛傳播。政府列舉的「國家公敵」納米克·基馬爾，在青年學生眼裡卻是「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從1889年起，新一代青年土耳其人開始了有組織的反專制斗爭。在國外，巴黎的流亡者出版了《青年土耳其人報》和宣傳實證主義的《協商》半月刊。在國內，由四名醫科學生發起的「奧斯曼同盟」(「同盟與進步委員會」的前身)在伊斯坦布爾各個學校迅速蔓延。到20世紀初，其組織發展到各地駐軍內部。包括後來的「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在內的大批青年軍人參加了反抗活動。
1908年，這些青年軍人所領導的斗爭終於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召開議會，恢復立憲。但是，左右了奧斯曼政局的青年土耳其領導人並沒有一如既往地遵循自由主義原則，相反，他們最終選擇了集權主義和寡頭統治。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重新選擇的過程。
在1908年以前的青年土耳其運動中，典型的自由主義派是以薩巴哈丁為首的「個人主動和地方分權聯盟」。薩巴哈丁受崇拜英國地方自治政體的法國人德莫蘭(Edmond Demolins，1852—1907)的影響,認為土耳其苦難的根源是其社會的集體主義形式，以前的改革努力都是使這一形式永久化，哈米德暴政不過是改革歷史的自然產物。因此，他主張模仿英國立憲並盡可能地減少中央政府的權力。1902年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巴黎大會在薩巴哈丁主持下通過決議，希望借歐洲各國干涉蘇丹政府實行改革。1908年「立憲革命」以後，自由派組成「阿赫拉爾」(Ahrar)黨，後來又以「自由與協調黨」為名出現。自由派有一套系統的改革設想，在政權建設上，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分權的政府，實際上是要取消中央政權;在經濟政策方面，要求給當時依賴特權條約的非穆斯林資產階級以完全自由;在社會問題上，支持非土耳其人民族恢復教區特權的要求。從這些主張可以看出，20世紀初葉的土耳其自由派與19世紀強調伊斯蘭傳統反對模仿歐洲的立憲自由派不同，具有明顯的「西化」色彩。
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另一支生力軍是「同盟與進步委員會」即「同盟派」。其成員和支持者主要由青年軍官、低級官吏、現代學校培養出的各種專業人員、受少數民族商人排擠的城鎮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工匠構成。同盟派深受法國實證主義的影響，主張秩序與進步。在1902年大會上，他們反對利用外國干涉，斷然拒絕任何有損於奧斯曼帝國獨立的行動。1908年以後，同盟派主張建設一個不受宗教力量支配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衛護奧斯曼統一體的利益。在這樣一個中央政府之下，所有奧斯曼臣民一律平等，實現不分宗教信仰與民族的全民同盟。僅為達此目標亦應使中央政府足夠強大，以便實行必要的政策實現各民族的融合、同化與進步。同盟派的教區世俗化主張是：教區由信仰不同宗教但世俗地屬於同一國家的個人組成，它沒有政治和民族的含義，只是信仰的結合體。
從上述兩派的主張來看，同盟派跟自由派的分歧還說不上是「土耳其民族主義和奧斯曼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即使是最有影響的民族主義者齊亞·格卡爾普，在1909年也還是主張民族融合的奧斯曼主義者，希望「奧斯曼國家成為自由與進步的東方美利堅」。但是，同盟派反對照搬英國政治制度，主張建立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央政府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
青年土耳其運動的中堅力量即青年軍人本能地傾向於加強政府的權威。「立憲革命」以後不久發生的奧地利吞並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希臘合並克里特、保加利亞宣布獨立以及蘇丹暗中支持下的保守勢力叛亂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們迅速走上強化中央權力的道路。1909年4月12日，同盟與進步委員會由秘密組織公開而成為「同盟與進步黨」。8月16日，同盟與進步黨控制下的政府公布了「集會法」，9月又有「禁止搶劫及妨害治安法」，對叛亂首領實行鎮壓，並趁機打擊了自由派「阿赫拉爾」黨。1913年同盟與進步黨正式掌握政權後，繼續從政治上打擊妨礙其建立中央集權統治的力量。[page]
同盟派強化土耳其國家政權的措施遭到帝國主義者首先是英國的敵視。還在1908年，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就提出，若土耳其真的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將對埃及甚至印度帶來不幸後果。1911年，土耳其政府向英法請求貸款遭拒絕;1913年邀請列強談判廢止治外法權與特惠條約，又不被接受。帝國主義的蠻橫無理迫使青年土耳其黨人徹底打消了對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幻想，在做了談判廢約的最後嘗試而無結果以後，單方面宣布廢除治外法權和所有對土耳其的經濟、法律限制。
從「坦志馬特」改革者到執政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他們都以國家的生存與強盛為目標，又都從維護或鞏固中央集權走向極端的專制主義——哈米德二世的獨裁統治和青年土耳其黨人後期的寡頭政治。但是，由於他們的集權政府所賴以存在的奧斯曼帝國龐大而衰老的機體已經無力承受國內外各種反帝國力量的沖擊。他們並沒有建立起真正強大的國家機器。僅就19世紀的蘇丹改革而言，改革以集權和專製取代了舊制度下的某些特權和自由，卻將自由和特權給予西方列強，允許他們在帝國境內不受限制地橫行恣肆。這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諷刺。青年土耳其黨人試圖通過以君主立憲製取代蘇丹專制重建強大的奧斯曼國家，但是，奧斯曼帝國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宗教混合體的社會整合，既不能以民族主義或伊斯蘭為基礎(因為有眾多非伊斯蘭民族，許多正在鬧民族獨立)，也不能輕松地放棄由哈里發制和謝里亞特代表的伊斯蘭(因為有穆斯林、特別是非土耳其穆斯林)。土耳其歷史似乎走進一個死胡同，現代化領導者陷入一個難以克服的困境，不解決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就不能實現社會的整合，不實現社會的整合則不能抗禦外來干涉和使國家真正走上繁榮強大。而在20世紀的帝國現存框架內，解決民族與宗教問題已十分困難。因此，奧斯曼帝國的解體看來已不可避免。青年土耳其政府參加世界大戰和戰敗加速了帝國解體的過程。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發展和現代土耳其民族國家的誕生。一個以凱末爾為代表的真正強有力的現代化領導核心，是伴隨這一新國家的誕生而形成的。
但是，比之青年土耳其運動，凱末爾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曾經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表現出色彩更濃的成分多元性，而不是發端於一個集中統一的領導核心的作用。據統計，1919年民族運動的埃爾祖魯姆大會54名代表中地方顯要佔17名，地方宗教領袖為6名;1920—1923年的第一屆大國民議會，更是一個混雜的團體，代表中有125名政府官吏，53名軍人，53名宗教人員，32名地主，前奧斯曼國會議員就有92人之多。大會成員中許多人堅決表示不願脫離蘇丹—哈里發。這一方面說明民族主義運動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也顯示了運動領導核心社會成分的復雜性，預示了後來的世俗化、現代化改革的艱巨性。第一屆大國民議會中存在一個以地方宗教領袖(法典官)為主體的反凱末爾的「第二組」。1923年改選後的新議會中，原「第二組」成員只剩3人，但又形成了新的更有威脅性的反凱末爾派。一些地位重要的文官和將軍(包括勞夫總理、阿利·富阿德將軍、雷費特將軍等一直與凱末爾關系緊密的人)在基本的行動綱領問題上同凱末爾等人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分歧，他們主張在一個基於強有力的立法機構的政治制度之下，維護君主立憲制。允許宗教保持其原有地位，允許地方發揮比較重要的作用。在這些觀點背後是一個盡可能依照傳統習慣建設新土耳其國家的目標設想，主張漸變、進化，強調個人權利和地方主動，反對凱末爾所推行的迅速的，全面性的變革。1924年11月17日，這個反對派組成為「進步共和黨」,黨的宣言和綱領強調反對專制主義。支持這個黨的社會力量包括前同盟進步黨中思想陳舊的分子，前「第二組」分子，以及真誠的民主主義者，保守派等各種反凱末爾的成分。進步黨成立後四天，被視為自由派的費特希即代替擁護凱末爾政治主張的伊斯梅特為內閣總理，可見當時反對派力量之大。
1925年年初發生的以推翻世俗的共和國為目的的宗教反動勢力叛亂活動使形勢急劇變化。叛亂在2月份爆發，3月3日，費特希被免職，伊斯梅特再度出任總理;次日，國民會議通過一項嚴厲的「維持治安法」，賦予政府為期兩年的特別權力(後延長到1929年才撤銷)。政府採取迅速果斷的軍事行動粉碎了叛亂，6月3日，進步黨涉嫌反政府而被取締。1927年，當舉行第三屆國民議會選舉時，所有反對派力量都已銷聲匿跡了。從此以後直到1946年初，除在1930年曾冒出幾個短命的反對黨以外，土耳其共和國一直只有一個忠實於凱末爾主義的執政黨——共和人民黨。這個黨掌握著一支忠實的軍隊，建立了一個堅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證了各項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
凱末爾運動從自己的前輩那裡繼承下來一個相當發達的官僚體系，一支職業化的武裝力量，運動領導核心的頂層為文武官員所佔據。加上現實斗爭的客觀需要，應當說，其走上某種形式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是很自然的。但是，凱末爾運動最初只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在戰敗而瀕臨滅亡的帝國殘余領土上，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1923—1931年間，共和人民黨一直沒有黨綱，這反映出其理論之薄弱。實際上，共和國的權力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它在現代化進程中充分發揮統一的指揮者，組織者的作用，經過了一段艱苦的摸索和選擇過程，選擇的結果之一是，「國家主義」作為一種寬泛的集權主義政治經濟原則而被提出。
國家主義(Statism, étatisme)起源於西方，作為一種現代思潮的國家主義是與自由主義相抗衡而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伯納德·劉易斯認為，在集權的、官僚家長式的凱末爾主義政權看來，由國家來指導和管理經濟生活是統治精英所擁有權力、特權和職能的自然而明顯的延伸。但是，無論理論還是實踐，凱末爾的國家主義都是經過長期醞釀才形成的。1922年的洛桑會議廢除了使土耳其國家成為列強半殖民地的特權條約，但規定土耳其仍需承擔維持低關稅等義務到1928年底。結果是：1920—1930年間在土耳其建立的股份公司中，1/3擁有外國資本;土耳其的外貿入超長期保持在外貿總額的10%以上。盡管齊亞·格卡爾普在1923年就提出「不能坐等個人的企業精神自發地發展以實現工業化」而「必須通過國家的努力達到歐洲的工業水準。……只有國家能夠承擔在各個領域引入大規模工業的任務」。20年代土耳其共和國的經濟方針，基本上仍然是鼓勵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1929年，強制性的低關稅義務到期，土耳其馬上將關稅從13%提高到46%，但隨即開始分期償付奧斯曼債務，加上世界經濟大危機的影響，造成了土耳其的貨幣危機。種種因素合在一起，促使凱末爾政權轉變政策，走上了強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參與的道路。
1931年，凱末爾總結多年的改革經驗，概括出六項「基本的和不可改變的原則」。這些原則很快為黨綱所接受，1937年又被正式載入憲法。六項原則當中，共和主義、民族主義、民眾主義和世俗主義在20年代已人所共知，新增的兩項原則一為「改革主義」，另一項就是「國家主義」，它被視為凱末爾主義與共和人民黨的突出特徵。
應當指出，凱末爾的「國家主義」有著深刻的傳統淵源。19世紀改革推動奧斯曼國家進一步集權化，造成國家對社會的越來越多的參與，通過擴大政府的規模，將規范社會生活所有方面作為自己的權利甚至職責。直到哈米德時代，現代化和中央集權相伴隨而發展的趨勢有增無減。青年土耳其革命也不過使集權政府從蘇丹手裡轉到一批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軍官和文職官員手裡，集權主義傳統對凱末爾政權有明顯影響。這種傳統加上凱末爾革命與改革領導者的軍人、官僚背景，其緊靠政府而與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無強大聯系的職業社會化特點，種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導致國家主義的盛行。早在1923年，齊亞·格卡爾普就已提出，「土耳其人天性是國家主義者，他們期待國家在每一種新的和進步的事情上採取主動。在土耳其，社會變革是通過國家進行的，跟反動力量作斗爭保護了社會變革的也是國家。」格卡爾普關於社會高於個人的論述是凱末爾國家主義原則的來源之一。1931年提出的「國家主義」依照凱末爾的解釋：「我們所說的國家主義，在於當涉及民族總體利益國家對所有領域的干預……」凱末爾的原則和齊亞·格卡爾普的思想是一致的。兩者都不單指一種經濟政策或經濟制度，而是指國家即中央政府的全面作用。「國家主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被提出，反映了當時土耳其經濟之薄弱，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國家機器扶植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耳其現代化進程對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又一次排拒。
從蘇丹改革所強化的專制主義到凱末爾的「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說明土耳其的現代化首先需要建設一個對內能以引導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進步，對外能夠保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奧斯曼上層改革者和青年土耳其黨人都曾試圖建立這樣一個國家機器但都沒有成功，這個任務是由民族解放運動和凱末爾政權完成的。阿諾德·湯因比視凱末爾主義政權的歷史作用為「以一種『變形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 conversion)使這個民族從傳統的伊斯蘭生活方式轉向一種新生活方式」。還有的研究者提出，凱末爾主義指導下的共和人民黨政權是一種容忍有限的多元主義和政治參與的「威權主義」政權。其領導人並不想使一黨壟斷政權理想化、永久化。1930年，凱末爾曾鼓勵他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前總理費特希建立了一個反對黨即自由共和黨。共和人民黨執政期間，所有重要的政治決策，都是遵照1924年憲法關於立法、執法權屬於國家最高組織——議會的規定，通過議會來完成的。在人民黨內部，允許對重要政策持不同意見，即使對凱末爾提出的「不可改變的」原則也允許爭論;黨內沒有發生過清洗。這些都顯示出凱末爾的「威權主義」與蘇丹專制主義以及青年土耳其的寡頭政治有重大的區別。一黨執政局面長期維護，主要與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有關，說明在作為一定規模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的民族資產階級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之前，統治精英的黨尚無競爭的對手。最後，土耳其現代化領導者盼望已久的一支工商業資產階級隊伍終於在凱末爾主義時代成長起來，並且跟執政的共和人民黨展開了政權角逐。以1946年1月民主黨登記成立為標志，土耳其現代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C. 昔日盟友反目成仇，土耳其政變到底是咋回事
「兩人合作是一場被迫的聯姻，當誰領導土耳其這一家庭的問題開始，戰斗也隨即開始。隨著兩人聯姻的破裂，戰斗也一直在持續……」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16日指責流亡美國的對立派別領導人費圖拉·居倫是此次政變的幕後策劃者，理由是其領導的「居倫運動」成員也參與到此次政變中。
一時間，兩人的恩怨情仇再次引發關注。居倫早年一直是埃爾多安的親密盟友。分道揚鑣後，居倫移居美國，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但是，他的影響力卻不容小覷。為何昔日盟友會反目成仇？
>>盟友
居倫幫助埃爾多安
連任三屆土耳其總理
現年75歲的居倫在美國自我流亡，現居住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1999年，居倫因被政府指控「密謀興建伊斯蘭國家」離開土耳其，之後雖洗脫這一罪名，但居倫再也沒有返回祖國。早前接受采訪時，他表示，他不會再回到土耳其，因為他擔心會遭到迫害。
2014年12月，土耳其法院發布針對居倫的逮捕令，稱其非法威脅和欺詐他人，是「武裝犯罪組織的領導者」，並向美國發出將其引渡的請求。
埃爾多安與居倫分屬伊斯蘭兩個不同的傳承派系。在過去的十年裡，他們共同創建了現在的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簡稱正發黨），並與其他夥伴，包括自由派和一些非宗教右翼人士合作，開創了土耳其近十年的繁榮局面。然而，隨著土耳其現代化進程的減緩，更傾向於伊斯蘭傳統教義的埃爾多安與更樂於體現自由主義色彩的居倫之間分歧開始逐步顯現。
報道稱，居倫發起的「居倫運動」是全球最大的伊斯蘭運動，曾幫助埃爾多安連續三屆擔任土耳其總理。相當長的時間里，埃爾多安和居倫似乎是共生的關系。埃爾多安在上世紀末擔任伊斯坦布爾市長時，和居倫結為同盟。居倫一度被認為是埃爾多安的精神導師。正發黨能夠在2002年大選中一舉擊敗共和人民黨等老牌政黨，某種程度上也是居倫的功勞。但居倫在土耳其媒體、警察和司法系統的廣泛影響力，讓埃爾多安越來越生疑。
>>分歧
居倫勢力成「國中之國」
反腐風暴致使兩人反目
報道稱，埃爾多安上世紀末曾和居倫結成政治與宗教聯盟，二人後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生分歧，矛盾激化。外界認為，土耳其司法系統2013年發起的一場反腐風暴讓兩人成為政治死敵。
當時，被認為受居倫影響的司法系統開展大規模反貪腐搜捕，逮捕數十人，包括3名內閣部長的兒子和一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行長，矛頭直指埃爾多安政府的核心圈子。此外，埃爾多安的助手們表示，過去3年來，居倫在警方和司法系統內的支持者非法竊聽包括總理、內閣部長在內的數千人的電話。
居倫在土耳其有巨大影響力，諸多追隨者遍及警界和司法界。在外界看來，這種深厚的根基已在土耳其形成「國中之國」，同現政府分庭抗禮。時任總理的埃爾多安認定這是「陰謀」，背後有「國外勢力」，自己正與「國中之國」斗爭。此後，埃爾多安政府展開政治「反擊」，貶黜數以百計據信與居倫有關的軍官和警官，整肅被認為支持居倫的報紙媒體。
路透社稱，土耳其評論人士認為，高調的反貪行動背後另有緣由——糾纏著埃爾多安政府與居倫的恩怨情仇。有人曾經這樣形容兩人之間的恩怨情仇：兩人合作是一場被迫的聯姻，當誰領導土耳其這一家庭的問題開始，戰斗也隨即開始。隨著兩人聯姻的破裂，戰斗也一直在持續……
>>對抗
居倫網羅財富和人力
土政府秘密「嚴懲」
CNN報道稱，這不是居倫第一次被指責發動了政變。早在2014年1月，土耳其政府就曾指責居倫的追隨者企圖發動政變，但並未成功。居倫隨後否認了任何指控，表示並未策劃鼓動他們發起統治國家的政變。
一名來自埃爾多安政黨的高級官員接受采訪時表示，居倫的行動在土耳其警方和司法部門已經形成了「第五根柱子」，「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在整個國家指揮環節中，不聽命令的結果。他們的命令來自國家之外。」
卡達半島電視台網站稱，2013年11月，土耳其《塔拉夫》報泄露了一份涉及土耳其國家安全的機密文件，其中建議政府嚴懲土國內同居倫有關的機構。11月底，土政府公開了關閉私人預科制學校的計劃，引發多方不滿。半島電視台稱，居倫在土耳其國內擁有大批預科制學校，這類學校是居倫網羅財富和人力資源的重要途徑。
土耳其向美國要人 還封鎖美基地
「若支持居倫是與土開戰」
埃爾多安16日在伊斯坦布爾發表講話說，流亡美國的土耳其人居倫在幕後策劃這次政變，要求美政府將他引渡回土耳其。他曾要求奧巴馬驅逐居倫或者把他移交給土耳其，並告訴奧巴馬居倫考慮在土耳其發動政變，但奧巴馬不予理睬。埃爾多安說：「如果我們是戰略夥伴，請滿足我們的請求。」
土耳其總理耶爾德勒姆說，土耳其憲法委員會以及議會各政黨將討論恢復死刑，「以防今天發生的事件重演」。他警告，任何國家如果支持居倫，「將不再是土耳其的朋友，是在與土耳其開戰」。
土耳其一名高官16日暗示，美國可能在幕後支持針對土政府的軍事政變。這一言論遭到美國國務卿克里的堅決否認。克里16日表示，美將考慮這個引渡請求，但土方應提供證明居倫有罪的證據。
雖然土耳其和美國同為北約成員國，但兩國在敘利亞內戰以及如何對待敘利亞庫爾德人組織等問題上存在尖銳分歧。土耳其要求引渡居倫可能會加劇兩國緊張關系。白宮17日舉行緊急會議，全面暫停往返土耳其航班。
美國國防部16日說，受土耳其發生的未遂軍事政變影響，土耳其關閉該國南部因吉爾利克空軍基地的領空，並切斷供電，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盟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的空中打擊因此受影響。
動態
土耳其開始「肅清」行動
2745名法官被解職政變軍人遭民眾暴打
土耳其政變被挫敗後，2839名軍人被逮捕，包括多名高級軍官；2745名法官被解除職務，大約200名法官面臨被逮捕。政變發生後，數千人聚集在伊斯坦布爾市中心的廣場，高唱土耳其國歌，高呼反對軍事政變的口號，斥責政變給土耳其帶來動盪。
>>「肅清」行動
目前已拘捕約6000人
土耳其民眾16日晚在首都安卡拉等主要城市聚集，反對突發的軍事政變，呼籲和平與安寧。而這一事件目前已經導致200多人死亡，1440人受傷，2839名軍方人員被逮捕。
在軍事政變發生數小時後，原本在西南部海濱城市馬爾馬里斯度假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乘飛機抵達伊斯坦布爾。在機場外，埃爾多安受到了人群的歡迎。埃爾多安16日凌晨在伊斯坦布爾說，將對軍隊政變者進行「肅清」。
在隨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埃爾多安還指責土耳其發生的事態是「暴動」和「背叛行為」，表示將「肅清」軍隊內部的政變者，發誓要讓政變策劃者付出「巨大代價」。
土耳其總理耶爾德勒姆16日在記者會上說，共有2839名參與此次軍事政變者被逮捕，包括一些高級軍官，有20名叛亂軍人被打死。土耳其NTV電視台報道稱，土耳其法官與檢察官最高委員會決定解除2745名法官的職務。
路透社援引土耳其媒體報道，土耳其司法部長博茲達表示，截至目前，當局已經拘捕了約6000人，並預計還會增加，「肅清」行動仍在繼續。
>>政變軍人
被憤怒的民眾用皮帶抽打
據報道，部分政變軍人投降後遭遇民眾暴打，有的被打得鼻子出血、臉部扭曲。甚至多人被憤怒的民眾活活打死，而警方也未能有效控制局勢。
政變失敗後，大約100多名政變的官兵在土耳其的博斯普魯斯大橋投降。而至少有2000多名相關人員在近五個小時內被逮捕。一名政變的軍人可能在博斯普魯斯大橋上被一名市民斬首，而其他的士兵則被從軍車上拖下，被憤怒的民眾用皮帶抽打。這些軍人手抱頭只能蹲在地上等待「懲罰」。
此外，從其他媒體披露的照片來看，一些身穿軍裝的軍人被一群普通著裝的民眾打倒在地，手捂著頭，血流不止，被民眾圍觀。
16日，8名土耳其軍事人員乘坐軍用直升機降落希臘，請求政治庇護。對此，希臘政府發言人格洛瓦西里17日表示，希臘政府將於近期歸還降落在希臘的軍用直升機，至於乘機抵達希臘的8人將遵照國際法相關程序處理。
D. 土耳其和中國關系如何
很多人對於土耳其這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認識並不深，簡單認為它是一個陌生低調的國家，其實並不然，了解一個國家不應該只從表面，而是要從不同方面深層次認知。今天我們就帶領各位來認識一下浪漫而美麗的土耳其。
首先解釋一下土耳其的政治體制，它的政治體制在2017年是有進行過變更的，之前實行的是議會共和制，之後變更為總統制。不熟悉政治體制的各位可能會有所疑問：其中有「共和」字眼，是否代表和社會主義國家有什麼關聯？其實並不然，土耳其是實打實的資本主義國家，議會作為立法機構構建法律框架和設立內閣，內閣作為行政機構對議會負責，議會的領頭羊是沒有實權的總統，內閣的扛把子是實權在手的總理，2017年4月土耳其通過修憲公投進行想法的修改，政體從議會共和制改成總統制，總理職位被廢除，所以目前的第66屆政府領導埃多爾安是身兼總統和總理的職責
E. 土耳其國家進緊急狀態是什麼意思
總統及內閣將被賦予更多新權力
政變平息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宣布土耳其進入緊急狀態。這項為期三個月的緊急狀態期間，埃爾多安及其內閣將被賦予更多新的權力，用於應對埃爾多安認為「可能存在的對民主的威脅」。這意味著，總統及其領導的內閣可以繞過議會通過新的法律，並在政府認為必要時暫停某些權利和自由。
不過，埃爾多安在電視講話中也說，緊急狀態不會限制個人自由，民眾「無需擔心」。
按照土耳其緊急狀態法的規定，在緊急狀態期間的具體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政府部門可以實施宵禁，並且規定某些公共及私人區域禁止入內，並且可以禁止或者限制集會、遊行等行為。在緊急狀態下，官方的安全部隊可以直接搜查相關公民，無需再通過法官的授權。相當一部分的國家權力將會轉交給總統埃爾多安，包括本應由總理負責的各項事務。與此同時，土耳其81個省的省長也將擁有更大范圍的職權。
此外，土耳其憲法法院將不再擁有監督各項法律實施狀況的職能，在此期間不再發揮任何監管作用。政府將有權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出版發行，包括平面媒體、廣播、電視電影等。不過，土耳其一名總統發言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緊急狀態並不意味著對土耳其境內所有媒體的管制。
在緊急狀態下，土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對政變策劃和參與者以及「居倫運動」支持者的追捕力度。
土耳其政治分析人士穆拉特·葉特金認為，軍事政變引發了土耳其民意反彈，促使民眾空前團結。他們反對軍人干政，呼籲民主生活。但隨著正發黨進一步加強對社會的管控，土耳其國內的民主情況正在惡化。
葉特金說，政府實施緊急狀態的目的是從公共服務機構中清除所有「居倫恐怖主義者」，這將給土公務員系統和政府執政能力帶來極大影響，社會穩定也會受到沖擊。
事實上，已有不少專家和媒體人士表達了他們的擔憂。土耳其迪吉萊新聞社記者居澤爾尤茲說，緊急狀態不是社會常態，民眾不會從緊急狀態中受益。將國家拖入緊急狀態並不是民主進程的一部分，還可能危害人權，破壞法治。
為回應外界有關緊急狀態限制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質疑，土政府計劃僅用44至50天就完成為期3個月的緊急狀態的目標。葉特金認為，能否在緊急狀態期間清除軍事政變給土耳其造成的影響，將考驗正發黨的執政能力。
同樣，法國各界對於緊急狀態下相關措施是否有效也一直存在爭議。與執政的社會黨同屬左翼的綠黨就對延長緊急狀態有所不滿，綠黨認為，連續動員了近18個月的法國安保力量已經疲憊不堪，這無法保證絕對安全，也有損個人自由。
F. 荷蘭與土耳其持續"互懟" 為哪般
國際關系的變化，其實跟政治方面的關系變化有很大的關系，特別是歐美國家對於其他國家的政體看待的十分嚴重，只要和自己的民主化不符合，那麼就會視為異類，然後進行打壓和壓制，這點在很多的歐洲國家都有表現。最近的土耳其跟荷蘭的關系出現問題，兩個互懟越來越激烈，也引起大家的關注。
荷蘭在2107年3月13號，發布一條消息，荷蘭向在土耳其的荷蘭公民發出旅行警告，在兩國關系持續惡化的局勢中保證自身安全，土耳其自然也開始舉行一些反對荷蘭的遊行，如此兩國互懟其實就是一種政治上面的分歧在逐步的加劇，這就是我上面說的歐洲國家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的態度，首先看的是政體。
荷蘭給土耳其的關系持續惡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土耳其的議會制，准備變成總統制。這在荷蘭政府看來是一種集權制度，是一種遠離民主的制度，所以荷蘭對於土耳其的不滿自然越來越重，特別是最近荷蘭不允許土耳其的外交部長的航班在荷蘭遭想要降落的時候拒絕，引起土耳其的很大不滿，至此兩國關系越來越惡化。
其實我們需要注意到是歐盟國家，對於荷蘭和土耳其的交惡，基本上都是支持荷蘭，歐盟對於土耳其的政體越來越有意見，而且已經演化成一種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不滿，當然歐盟國家的變化，也引起土耳其當局的警惕，因此現在雙方開始一種外交方面的冷處理，荷蘭則首當其沖開始和土耳其撕破臉。
從整體形式來看，如果土耳其繼續堅持總統制的改革，那麼歐盟國家會越來越不支持土耳其，同時對於土耳其來說，他們會距離加入歐盟越來越遠。未來荷蘭與土耳其持續互懟，會繼續下去，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於土耳其的政治體系出現的改革，但是土耳其目前已經不可能走回頭路，所以荷蘭和土耳其會繼續交惡下去。
G. 土耳其為什麼發生軍事政變
主要是世俗社會和伊斯蘭主義之間的爭斗。
1960年至2016年間，土耳其軍隊發動了5次軍事政變，平均每十年一次。1960年4月27日，土耳其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傑馬勒·古爾塞勒將軍發動政變，推翻時任曼德列斯政權，並出任臨時總統、總理兼國防部長。1961年10月大選後，軍人政權還政於民。1971年3月12日，因不滿土耳其各種激進組織出現，土耳其軍方向蘇奈總統和國民議會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建立「一個強大的可信賴的政府」。當天，1965年開始執政的德米雷爾正義黨政府被迫辭職，史稱「備忘錄政變」。1980年4月，土耳其選舉期間，由於左右勢力勢均力敵，選舉曠日持久，經濟形勢每況愈下。同年9月12日，土耳其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科南·埃夫倫發動武裝政變，宣布解散議會和內閣，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埃夫倫將軍自任國家元首，建立軍政府。後來的1997年6月18日，在軍方的強大壓力下，宗教色彩濃厚的總理埃爾巴坎辭去職務。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爆發了第六次軍事政變。
根據土耳其政變軍方發表的聲明，他們此次政變是為了恢復民主與自由。當然這只是對外宣傳的說辭，或者說表面原因。究其根本，土軍方發動政變恐怕還是要歸根到世俗力量與伊斯蘭之間的交鋒上來。
現代土耳其脫胎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奧斯曼土耳其時期，伊斯蘭教被奉為國教，其採取政教合一的政體，民眾接受的是伊斯蘭化的教育。伊斯蘭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土耳其有著深厚的伊斯蘭文化傳統。
一戰後，凱末爾領導的革命獲得了勝利，土耳其共和國誕生。革命勝利後凱末爾採取了一系列世俗化的措施。取消了政教合一制度，實行政教分離；以資產階級世俗法律代替伊斯蘭教法，撤銷伊斯蘭法庭；撤銷伊斯蘭長老委員會，設立宗教事務委員會，由政府管理宗教活動；改革伊斯蘭化的教育制度，改以西式教育等。凱末爾的世俗化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土耳其也成為伊斯蘭世界中，世俗化最徹底的一個國家。
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勢必要觸及伊斯蘭勢力的利益，伊斯蘭勢力一直沒有放棄重拾影響。伊斯蘭勢力與世俗化力量一直都在交鋒，但總體而言，世俗力量一直占據優勢。作為世俗化力量象徵的土耳其軍隊一直都是世俗化成果的堅定捍衛者。1960年、1971年和1997年，土耳其軍方曾多次發動政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打擊伊斯蘭主義的抬頭。
1961年，土耳其通過了《土耳其軍隊內部服務法》，其後1982年又修改了憲法。兩者都賦予了土耳其軍隊在國家危難之際極大的許可權。
土耳其軍方此次政變，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滿埃爾多安的伊斯蘭主義傾向。埃爾多安在還未當任國家領導人時，就曾表露出強烈的伊斯蘭主義傾向。1998年，他還因朗誦鼓吹原教旨主義的禁詩被判處四個月的監禁。2003年上台執政後，他採取了一些不利於世俗化的措施，導致土耳其國內日益伊斯蘭化。埃爾多安上台後，大肆建造清真寺，從2002年至今大約建造了17000座。在教育改革方面，他採取了偏向於宗教學校的政策，10年間，宗教學校的學生翻了10倍。
除此以外，埃爾多安失敗的周邊外交政策也有可能是此次政變的原因之一。2002年，埃爾多安上台後，積極推動「零問題」外交。土耳其通過這一政策改善了同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地區影響力得到了提升，與此同時也為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有力的周邊環境。土耳其經濟在此期間高速發展，躋身為「新鑽國家」，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隨著實力的增強，土耳其燃起了重做大國的雄心壯志。不斷插手周邊事務，導致與周邊國家交惡。土耳其的「零問題」外交也變成「零朋友」外交。此外，在打擊伊斯蘭國方面先是放任不管，後又惹火燒身，導致土耳其國內安全惡化。一系列政策的失誤，引發了民眾的不滿。
最後，埃爾多安加速集權進程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埃爾多安於2003年11月受命組閣，正式執掌政權。作為一個強勢的政治人物，此後的土耳其政壇打上了深刻的埃爾多安個人色彩。顯然，埃爾多安也是一個迷戀權力的人。2007年埃爾多安獲得連任。當年，土耳其通過全民公決修改了憲法，將議會選舉總統制改為直選。此事也被看作是埃爾多安在為自己的政治前途作安排。2014年，埃爾多安在卸任總理後，成功當選土耳其第一任直選總統。土耳其實行的議會制，總統本是虛位的，沒有實權。但是埃爾多安，不甘於做一個沒有實權的總統，他試圖想推動土耳其成為一個總統制國家，但是這涉及到修改憲法。從目前正發黨在議會所佔席位來看，通過議會修憲顯然是不可能的，埃爾多安也只能另謀他法。
H. 當代土耳其是議會制還是半總統制
國家的政體和國體是這樣分的 資本主義國家為議會制 社會主義國家為民主集中制
I. 土總統叫停所有在德競選活動是怎麼回事
據外媒報道，土耳其政府決定取消4月16日修憲公投前所有在德國的競選活動，讓德國政界大大鬆了一口氣。
J. 土耳其軍方為什麼這么忠於世俗化
一場不到十二小時的政變， 將土耳其和其總統埃爾多安推到了風口浪尖，土耳其未來之路在何方？世俗化之路是不是就此逆轉？而外界對「軍事政變」的看法也在一天之內發生變化，充分說明 土耳其已經不能夠給世界，也不能給自己足夠的確定性。一場未遂政變是不是就真的改變了國家發展道路，如果是的話，那隻能說明已經淤積的力量早已改變了這個 國家的權力結構，政變不過是臨門一腳而已。
相比於政變，埃爾多安反政變的組合拳更令人側目，在第一時間，將政變的幕後主使鎖定為 「居倫運動」的領導者，身居美國的費土拉·居倫，從而使政變超越了軍事政變的含義，而是內外勾連，推翻民主政權的陰謀。在對政變定性之後，一場大規模的逮 捕就開始了，在一天時間里，幾千人落網，不得不佩服土耳其情報和安全部門的效率，為什麼對政變或者恐怖襲擊沒有預警和防範，在反政變的活動中卻如此高效， 聯繫到埃爾多安在政變之後曾說，這是上天恩賜的禮物，可以猜測，這些被抓的人，早已進入埃爾多安的視野之中。這次「凈化」行動，已經成為清洗異己的運動。 埃爾多安不喜歡反對者，軍方的高級將領早已被清洗，這次政變基本沒有軍方的高級將領參與，可見軍方高層已經在埃爾多安的掌控之中。有人指責埃爾多安是自導 自演的苦肉計，可能有些陰謀論了，如果是一場戲，那埃爾多安差點兒玩砸了，以他的個性也不會用這種玩命的游戲來清洗政敵，莫須有的政變就可以換掉海陸空的 高級將領，何須用政變這種手段去逮捕中下級軍官呢？
埃爾多安將政變對象鎖定為「居倫運動」，可以說一箭雙雕，埃爾多安不用反思一下 為什麼這些中下級軍官要發動政變了，同時可以把責任推到外部，比如說焦點已經從為什麼政變，到美國什麼時候把費土拉·居倫交給土耳其。內政問題變成了外交 的問題，你不交居倫，我就不給你用軍事基地。相信幾天之後，已經沒有人再關注埃爾多安抓了多少人，而是美國能不能用土耳其的空軍基地了。埃爾多安的手腕和 權謀在當下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從2003年上台，十幾年之後，土耳其已經成為埃爾多安的了，他當總理的時候，幾乎沒有人關注土耳其總統是誰，他當總統 的時候，也沒有多少人知道總理是誰，老搭檔達武特奧盧當了總理和正義發展黨的主席不到一年，就黯然下台，意見不合，與埃爾多安的友誼小船就翻掉了。埃爾多 安還在計劃修憲，土耳其從內閣制變成總統制，這樣的話，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掌握大權了。這次政變之後，埃爾多安的集權必然會加快進度，不能不說，埃爾多安 用民主的名義和手段正在終結民主。福克斯新聞戰略分析專家拉爾夫·皮特斯說，「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我們面前被伊斯蘭強硬派毀滅了，而我們的領導人在稱贊它的 『民主』。」在民主的意識形態話語中，任何軍事政變都是有問題的，也應該受到譴責，一天之後，歐洲國家回過味來，開始呼籲法治了，未經審判就逮捕如此之多 的人，還要恢復死刑，看來，埃爾多安不打算加入歐盟了。
埃爾多安依靠社交媒體挫敗了軍事政變，的確，埃爾多安的民意支持率是非常高 的，民主的游戲已經被他玩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凱末爾主義開啟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建國之路正在瓦解，埃爾多安基於伊斯蘭主義實現了對中下層的動員，數量優勝是 對精英政治最大的摧毀。看看投降的士兵被「人民」毆打，甚至被打死，不能不為土耳其惋惜。當埃爾多安呼籲民眾佔領街頭的時候，凱末爾主義其實已經衰微了， 甚至被終結了，埃爾多安主義打破了世俗國家機器與宗教之間的那堵牆，即便土耳其不會像伊朗那樣在1979年發生逆轉，也會扭轉世俗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