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已提出的什麼倡議

❶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是什麼意思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建立信任措施
例句：
1、In the longer term he envisions an agreement with China on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and eventually a bilateral peace accord.
就更長期而言，他希望能與大陸就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達成協議，並最終達成兩岸和平協定。
2、Trust Fund for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Eastern Slavonia
東斯拉沃尼亞建立信任措施信託基金
3、It set ceilings for the level of conventional arms systems signatories were allowed to deploy and established verifica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該條約設定了簽字國可以部署的常規武器體系的上限，並確立了核實和構建信心的舉措。
4、consideration of guidelines for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審議建立信任的措施准則
5、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whole-of-government cyber strategies in an effort to rece risk in cyberspace.
支持發展實際的信心建設措施和實施國家政府整體網路戰略，以努力降低網路空間風險。

confidence
[英][ˈkɒnfɪdəns][美][ˈkɑ:nfɪdəns]
n.信心; 信任; 秘密;
adj.騙得信任的; 欺詐的;
復數：confidences

building
[英][ˈbɪldɪŋ]
n.建築物; 房屋; 樓房; 建築（藝術或行業）;
v.build的現在分詞;
復數：buildings

measures
[英]['meʒəz][美]['meʒəz]
n.措施; 程度; 度量法; 度量單位; 度量器具; （一定的）量( measure的名詞復數 ); 程度;
v.測量; 衡量; 量( measure的第三人稱單數 ); 量出;

❷ 利比亞問題會議召開，土總統為何說談公報草案太早

因為他認為應該先解決動盪的問題。

2011年卡扎菲政權被推翻後，利比亞陷入動盪。目前，利比亞的兩支主要部隊相互面對。聯合國承認的民族團結政府和支持它的武裝部隊控制西部地區，而國民議會則與國民軍結盟，以控制東部和中部地區，南部主要城市和一些西部城市。據報道，利比亞沖突各方開始執行土耳其和俄羅斯於2020年1月12日提出的停火倡議，但幾個小時後，另一方被確認正在破壞停火。 16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宣布，根據土耳其與利比亞之間達成的協議，土耳其將向利比亞派遣部隊。

❸ 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取得哪些豐碩果實

「一帶一路」建設逐漸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建設成果豐碩。

——這是政策溝通不斷深化的4年。我多次說過，「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是實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我們同有關國家協調政策，包括俄羅斯提出的歐亞經濟聯盟、東盟提出的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哈薩克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間走廊」、蒙古提出的「發展之路」、越南提出的「兩廊一圈」、英國提出的「英格蘭北方經濟中心」、波蘭提出的「琥珀之路」等。中國同寮國、柬埔寨、緬甸、匈牙利等國的規劃對接工作也全面展開。中國同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機制化產能合作。本次論壇期間，我們還將簽署一批對接合作協議和行動計劃，同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發出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合作倡議。各方通過政策對接，實現了「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這是設施聯通不斷加強的4年。「道路通，百業興。」我們和相關國家一道共同加速推進雅萬高鐵、中老鐵路、亞吉鐵路、匈塞鐵路等項目，建設瓜達爾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規劃實施一大批互聯互通項目。目前，以中巴、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等經濟走廊為引領，以陸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為骨架，以鐵路、港口、管網等重大工程為依託，一個復合型的基礎設施網路正在形成。

——這是貿易暢通不斷提升的4年。中國同「一帶一路」參與國大力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不斷改善營商環境。我了解到，僅哈薩克等中亞國家農產品(000061,股吧)到達中國市場的通關時間就縮短了90%。2014年至2016年，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超過3萬億美元。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中國企業已經在20多個國家建設56個經貿合作區，為有關國家創造近11億美元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

——這是資金融通不斷擴大的4年。融資瓶頸是實現互聯互通的突出挑戰。中國同「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和組織開展了多種形式的金融合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已經為「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的9個項目提供17億美元貸款，「絲路基金」投資達40億美元，中國同中東歐「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這些新型金融機制同世界銀行等傳統多邊金融機構各有側重、互為補充，形成層次清晰、初具規模的「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網路。

——這是民心相通不斷促進的4年。「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弘揚絲綢之路精神，開展智力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等建設，在科學、教育、文化、衛生、民間交往等各領域廣泛開展合作，為「一帶一路」建設夯實民意基礎，築牢社會根基。中國政府每年向相關國家提供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地方政府也設立了絲綢之路專項獎學金，鼓勵國際文教交流。各類絲綢之路文化年、旅遊年、藝術節、影視橋、研討會、智庫對話等人文合作項目百花紛呈，人們往來頻繁，在交流中拉近了心與心的距離。

豐碩的成果表明，「一帶一路」倡議順應時代潮流，適應發展規律，符合各國人民利益，具有廣闊前景。

❹ 大多數敘利亞人民都不喜歡阿薩德政權嗎

11月24日，從索契返回的埃爾多安在接受赫里耶報（Hurriyetnewspaper）采訪時提到：「不排除與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al-Assad）恢復接觸」，「（與阿薩德交談）的政治大門總是直到最後一刻開放」。

樂觀？來源：diembaomang

其次，敘利亞反對派勢力依舊強大，背後支持不斷，且目前為了達成政治和談目的而統一的表象並不能掩蓋事實上的內部分歧。在政治和解過程中，如何平衡幕後大國之間的勢力和干涉是和解至關重要的一步。

再次，「公民社會」基礎相對薄弱的中東，能夠真正完成政治和解的成功案例乏善可陳。因此，選定什麼樣的過渡政府以及由誰來領導戰後重建至關重要。從威權政府過渡為西式民主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阿薩德政權的去留和敘利亞未來的國家設計將是2017年尾透視大國政治技藝的階段性鏡像。

今日主筆張娟娟

❺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是什麼意思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建立信任措施

❻ 《薩亞達巴德公約》簽訂的內容是什麼

《薩亞達巴德公約》也稱《土耳其、阿富汗、伊拉克和伊朗互不侵犯條約》。為了加強阿拉伯國家的團結，促進各國的聯合，避免相互之間的沖突，1935年10月，伊朗政府向土耳其、阿富汗、伊拉克發出倡議，其後與會國在日內瓦簽訂了草約。1937年7月8日，這些國家在德黑蘭的薩亞達巴德宮正式簽字。1938年6月生效，規定有效期為5年。該公約共10條，主要內容是確立締約國之間的互不侵犯、互相尊重現存國界和相互協商的關系。

❼ 土耳其為什麼會有西方文化

土耳其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它在現代國際大廈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其戰略地位舉足輕重之外，這個國家正處於重重疊疊的經濟區域中心，這些區域中最著名的當屬那些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的中亞各國家，土耳其不僅在地理位置上貼近它們，而且具有與之相似的文化淵源。土耳其是黑海周邊地區和近東地區國家的工業和貿易中心。土耳其也是黑海、地中海和愛琴海環境保護國際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土耳其人繼承伊斯蘭的傳統又擁有奧斯曼帝國的輝煌，他們在繼承西方傳統的同時成為現代西方的一部分。東方和西方、亞洲和歐洲的傳統融入土耳其的現代文明中，這種融合的一個標志是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的兩座大橋，它們用許許多多過去和一個未來把兩塊大陸連成一體。
土耳其人中99%都是穆斯林，但您卻很難想像在土耳其這篇土地上也曾經經歷過基督教的興盛時代。早期的基督教徒居住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亞」地區，在和平之中傳播他們的宗教。到七世紀，基督教徒為了逃避拜占庭的迫害來到這里，鑿穴而居，洞穴相連，縱深地下幾十米。今天的「卡帕多奇亞」也是最惹人眼球的地區。旅遊者從世界各地趕來參觀葛萊梅（Goreme）露天博物館，它是一個包羅了數十座中世紀洞穴教堂的世界遺產。

❽ 土耳其正發黨執政以來進行了哪些政治改革

自2002年執政以來，正義與發展黨秉持保守民主理念（參考本通訊前期推文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政治改革的內在機理是什麼？），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從所涉及的領域來看，正發黨政府的政治改革實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修憲與制憲
截至2012年，土耳其現行的1982年憲法已經進行了17次修改，其中的7次修改都是在正發黨執政時期。
2007年，土耳其國內圍繞憲法問題發生了憲法危機。在憲法危機發生後，致力於改革的正發黨在2007年議會選舉宣傳中，提出了制定一部新憲法的政治承諾，預示著土耳其的憲法政治發生了從修憲到制憲的大轉變。
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於2011年10月19日正式啟動了制憲進程，計劃到2012年年底公布新憲法草案，然而，到截止日期，土耳其的制憲進程並未完成。制憲成為土耳其國內各種力量博弈的舞台，總統制是各方爭論的焦點。2012年11月，正發黨就政府體制問題向議會憲法協調委員會提出建議，主張實行總統制，而共和人民黨和民族行動黨反對實行總統制，結果造成委員會運轉危機，並導致新憲法草案流產。
制憲進程中的總統制之爭一直延續至今。2015年2月3日，反對黨共和人民黨極力反對總統制，該黨領導人科勒遲達奧盧稱，只要共和人民黨存在，就堅決反對實行總統制。而正發黨依然不遺餘力地支持總統制。2015年2月4日，土耳其總理奧盧在接受土耳其電視台第七頻道采訪時稱，一些人認為總統制會催生威權主義，其證據是什麼？那些有政治學知識的人都知道在總統制和議會制下都能實施民主。
在比較政治研究中，兩者都被描述為民主體系。威權傾向亦可能來自議會制，阿道夫•希特勒就是明證。而現任總統埃爾多安也為正發黨加油鼓勁，稱2015年6月7日是土耳其人民展現其支持新土耳其意志的日子。他號召人們支持正發黨，使其獲得修改憲法的多數支持。 然而，6月7日的選舉結果表明正義與發展黨並沒有獲得修改憲法的多數支持，亦未獲得單獨組建政府的資格，只能求助於其他三個政黨來組建聯合政府。
換言之，土耳其將出現一個怎樣的政府，還需各方的協商與博弈。同時，聯合政府能夠支撐多久，土耳其是否會舉行提前大選，亦是未知。而就制憲進程的未來趨勢而言，總統制問題仍將是各方爭論的焦點，議會各政黨很難就此問題達成一致。
普通法改革
普通法改革是正發黨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土耳其司法部的《土耳其司法改革報告》顯示，2002~2004年，聯合政府和正發黨政府先後實施了9個一攬子改革方案，內容涉及表達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廢除死刑、禁止虐待、少數民族權利、國際人權保護、文軍關系等。如2004年7月的《土耳其結社法案》規定，協會不經審批，可接受外國援助，或與之合作，或舉辦活動；協會無需告知當地政府官員組織集會的時間和地點，也無需邀請政府官員與會；非政府組織可開設海外代表處；沒有法院傳票，安全部隊不再限制協會；取消對學生會的限制；15歲以上兒童可組建協會；非政府組織可提出臨時綱領或倡議；允許非政府組織買賣不動產。
正發黨政府的部門法改革幾乎涉及土耳其的所有法律，如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經濟法律（包括銀行法、商法、外國直接投資法）、公共行政法律、市場方面法律、其他方面法律等。以商法為例，2011年1月13日，土耳其議會通過了《新土耳其商法》，並於2012年7月1日開始生效。
政府行政機構改革
正發黨政府試圖實現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的變革，將中央政府的一些職能轉移給地方政府，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權。正發黨的綱領認為，「公共管理的基礎是服務人民。對中央政府而言，最關鍵的是更好地服務公民、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而從實踐層面看，政府行政機構改革主要包括中央政府機構改革和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兩個方面。
第一，改革中央政府行政機構。居爾政府時期，正發黨成功地改組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土耳其歷史上第一次由文職官員擔任該委員會主席。2011年6月，埃爾多安大選獲勝後，宣布取消8個國家部長職位，將中央部委數量調整為25個，並更換了幾個中央部委的名稱。
例如，依照2011年6月的第641號行政令，成立於1960年的國家計劃組織（SPO）被重組為國家發展部；為鼓勵外國投資，土耳其政府宣布在總理府下設投資支持與促進局(ISPAT)；為推進該國人權事業，在總理府下設人權事務辦公室。此外，為推動入盟進程和入盟談判，土耳其還專門成立了歐盟事務部。
第二，改革地方行政機構。土耳其地方行政改革主要採取立法和行政命令兩種方式，前者主要包括2005年通過的特別省行政法、市政法，後者主要包括2006年以來成立的地區發展署。
其一，正發黨地方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式通過議會立法推動地方行政體制改革。2005年土耳其議會先後通過了《特別省行政法》（第5302號法令）、《市政法》（第5393號法令），以此通過法律方式確保地方自治權利。例如，《市政法》第八條規定了協商參與權；第九條規定地方行政單位——市、區之間的關系：市政管理部門關注所轄區居民的訴求，通過財資金撥款扶植轄區的發展；第十三條規定當地居民有權參與市政決策，市政委員會是市政的決策機構，由居民選出的代表組成，等等。
其二，成立地區發展署，協調地區發展。自2006年以來，土耳其政府通過行政命令成立了26個地區發展署，如伊斯坦布爾發展署、安卡拉發展署、伊茲密爾發展署、西地中海發展(600026,股吧)署、東馬爾馬拉發展署、東黑海發展署、東南安納托利亞發展署、北安納托利亞發展署等。
司法機構改革
司法機構改革是正發黨執政時期土耳其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推動司法機構改革，土耳其各政府部門之間通過協調與溝通，制定了多個發展規劃和行動計劃。土耳其國家計劃（SPO）組織制定的第九個發展計劃中專門論及司法改革戰略。
2009年，土耳其司法部公布了「司法改革與行動計劃戰略」（Strategy for JudicialReform and Action Plan）。該文件勾畫了司法改革的戰略目標：加強司法機構獨立；實現司法機構的中立性；改善司法機構的效率和效用；提高司法機構中人員的職業能力；發展司法機構的行政體系；便利訴諸司法；完善判決執行制度，等等。
2011年，土耳其司法部又頒布了新的「司法戰略文件」（2010~2014），其中闡述了土耳其司法改革的優勢、劣勢、機遇和挑戰。這些司法改革方案均涉及綜合性法律，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兩大基本目標：一是通過縮短審判周期，加快司法結果的實施；二是開啟人權領域的改革，特別是公正審判權、媒體和個人自由。此外，土耳其政府還欲通過改變基本法律規定，實現與歐盟標準的對接。
在「司法改革與行動計劃戰略」的指導下，2011年3月31日，土耳其公布了第一個司法改革方案——《為加快提供司法服務的目的而修訂的若干法律》，即第6217號法令，該法令由33個條款和4個臨時條款組成。該方案直接導致其他17部法律的修改。2011年8月26日，土耳其政府又以政府行政令方式通過了第二個司法改革方案，該方案由44個條款組成，內容主要涉及司法部的結構設置和司法機構的行政管理。
然而，其中的一些條款被憲法法院駁回，仍然有效的條款包括：在司法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署之下成立了人權司，修改了國家委員會法、上訴法院法、法官與檢察官法、司法學院法、最高法官與檢察官委員會法（HSYK）。
2012年7月2日，土耳其公布了第三個司法改革方案——《修改若干法律以改善司法服務的效率和媒體犯罪中審判和判決的延遲》，即第6352號法令。該法令包括107個條款和3個臨時條款。為加快審判過程，第三個司法改革方案修改了有關破產和債務實施的審判、犯罪案件、行政法律案件。2013年4月11日，土耳其公布了第四個司法改革方案——《修改與人權和表達自由若干相關的法律》。該法案由27個條款組成，關注人權領域的修改，修改了反恐法和土耳其刑法。
文軍關系的調整與變化
在共和國成立之後，軍隊一直扮演著世俗體制保護者的角色，曾經4次成功干政，且密謀或發動過多次不成功的政變。正發黨上台後，力圖實現對軍隊的完全控制。在歐盟標尺和國內民眾的「反監護體制」訴求的共同推動下，正發黨通過立法改革（改革國家安全委員會）、司法改革和審判（軍隊法院、艾爾蓋內孔調查）、立法機構調查（成立議會調查委員會）的方式實現了對軍隊的民主控制，推動了土耳其民主化進程和政治現代化進程，達到了歐盟有關文軍關系的標准。
必須指出的是，當下，軍隊依然能夠通過正式或非正式機制對土耳其政治產生影響。2011年7月29日，在與埃爾多安就案件審判問題發生分歧後，土耳其總參謀長稱總計有250名軍官（173名現役，77名退役）被逮捕，稱這些逮捕行動違反法律原則、公正、正義和良知。他與陸、海、空司令集體請求辭職，但政府很快平息了風波，短時間內任命了新的總參謀長和各軍種司令。歐盟認為該事件表明土耳其正成為更加民主的國家。
一些學者稱，這是「土耳其的夏日革命」，土耳其高層軍官的集體辭職預示著該國文軍關系的巨大變化。土耳其《民族報》的專欄作家阿斯利•阿伊丁塔什巴什（Asli Aydintasbas）稱，「這有效地終結了軍隊在土耳其民主中的作用，這是土耳其第一共和國終結和第二共和國開始的標志性時刻。」從目前形勢看，土耳其已經基本上實現了文官精英對軍隊精英的民主統制，軍隊精英對政治領域的影響力被大大削弱。

❾ 請問：俄羅斯與土耳其、伊朗的歷史糾葛和現實政治狀況

土耳其、伊朗與俄羅斯有著密切的歷史文化聯系，在中亞和外高加索國家獨立後，土耳其、伊朗也非常重視與這些獨聯體國家發展關系，力圖成為對該地區各個國家有影響力的政治經濟夥伴。

一、歷史聯系與合作的基礎

地處西亞的土耳其、伊朗在地理上與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毗鄰，歷史聯系非常緊密。中亞五國和亞塞拜然的居民大都信奉伊斯蘭教，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歷史傳統與鄰近的土耳其、伊朗非常接近。喬治亞、亞美尼亞與土耳其、伊朗也有很多接觸和歷史恩怨。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土庫曼、亞塞拜然等民族同屬突厥民族，語言屬突厥語系，與土耳其近似。塔吉克民族語言則屬波斯語系，與伊朗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歷史上土耳其和伊朗為爭奪外高加索地區曾經多次進行過戰爭。中亞、外高加索地區與土耳其、伊朗在歷史上經常被同樣的強國所征服，頻繁接觸，文化上相互影響，直至近代才由於歐洲列強的瓜分被分割開來。
公元10世紀，中亞古老的民族是東伊朗的各個部落，他們實際上是今天塔吉克人的祖先。公元前6至前4世紀塔吉克和土庫曼曾由伊朗阿契米尼德王朝所統治。數百年後，中亞的操突厥語民族人數逐漸增加，並與中亞原來的居民不斷接近、融合。11世紀下半葉統治河中地區的卡拉汗尼王朝同塞爾柱突厥人發生過戰爭。16世紀以後烏茲別克人在中亞地區上升為佔有一定優勢的民族，進入波斯北部，與波斯人等周邊民族間既有戰爭，又有交流。18世紀30年代，波斯曾短暫征服中亞地區。
外高加索的亞美尼亞和喬治亞民族由一些古老的土著居民融合而成，曾受到過希臘馬其頓人、羅馬人的侵擾和影響，與土耳其、伊朗等地的早期國家聯系緊密。亞塞拜然民族形成較晚，大約是在11－13世紀，長期接近南方的伊斯蘭世界。到16世紀，外高加索地區成為奧斯曼土耳其與波斯（伊朗）爭奪的對象。兩個國家戰事頻繁，最後形成了土耳其佔領西喬治亞的一部分和亞美尼亞、波斯佔領亞塞拜然的格局。1722年彼得大帝的「波斯進軍」使沙皇俄國也成為一個「競爭者」。由於同時遭到土耳其的進攻，波斯被迫與俄國訂立了城下之盟。隨後，三方圍繞外高加索的戰爭斷斷續續進行了一個世紀，1828年和1829年，俄羅斯與波斯、土耳其分別簽訂條約，奪得了外高加索。[1] 南亞塞拜然仍屬伊朗，西亞美尼亞則有一部分為土耳其所有。被土耳其政府視為「異教徒」的亞美尼亞人在近代史上曾幾度受到大規模迫害。[2]
沙俄吞並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後，中亞和外高加索土著居民依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持了過去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就人種、風俗來說，多數中亞和外高加索民族更接近波斯人和土耳其人。本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蘇聯逐步打開國門和各共和國自主權的增加，中亞和外高加索國家同鄰近土耳其、伊朗很快實現了高層接觸和經貿往來。而當時蘇聯領導人對土耳其現代化模式的「興趣」也推動一些共和國的領導人把土耳其視為足以信賴的「樣板」。1991年，土耳其總統厄扎爾和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曾進行過互訪，簽署了多項雙邊合作協議，明確哈土兩國將在各個領域建立長期互利合作關系。獨立後，中亞和外高加索國家重新尋找自己的文化淵源，開始了一種「本土化」的回歸。在「非俄羅斯化」的過程中，中亞和外高加索國家很容易、也很自然會與土耳其、伊朗等國接近。地理上的便利，文化上的相近，語言、風俗習慣上的相似，加上經濟上的互相需要，使雙方的合作關系發展較快。
90年代初，對土耳其模式的「充分肯定」使土耳其成為中亞國家和亞塞拜然最受歡迎的「朋友」，甚至一些中亞國家和亞塞拜然聘請土耳其專家作總統的顧問。1991～1993年，一些中亞國家決定改用拉丁字母，與土耳其在文化、教育、幹部培養等方面的聯系空前地增加了。對於年輕的中亞和外高加索國家來說，獨立初期難以找到一種把國家凝聚起來的力量，難以找到可供依賴的發達的、有著歷史延續性的國家傳統。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政治上的「真空」，添充進來的有各種各樣的思潮，其中佔有優勢的自然是當地居民最容易接受的伊斯蘭思想和突厥主義思想。伊朗和土耳其則被視為這二者的代表。
多數中亞和外高加索國家因考慮本身的內外部因素，與伊朗關系一般，如擔心影響與美國的關系，政治取向上也很不一致。盡管在交通方面伊朗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但伊朗對中亞和外高加索國家的影響不是很大，因為它既不能提供中亞國家所需的資金，也不能提供新工藝。伊朗不可能在中亞和外高加索市場上有引人注目的一席之地，只能希望在該地區同外部世界，准確地說，是同歐洲和東南亞國家的交通運輸方面起到特殊的「橋梁」作用。中亞和外高加索國家同樣也想起到這樣一個聯繫世界上兩個經濟增長中心的作用，成為亞歐大陸橋上的重要樞紐。伊朗由於處於中亞與波斯灣、地中海之間，其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對中亞和外高加索國家來說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鄰國多數中亞國家領導人對土耳其、伊朗抱有好感並寄予了較大的期望，想藉助於這個有著血緣、語言、宗教聯系在一起的「穆斯林兄弟」，使自己早日成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同時在經濟上、特別是交通運輸方面解決本國面臨的現實困難。外高加索國家在發展對外聯系時，伊朗、土耳其作為南邊的兩個鄰居也不容忽視。而土耳其、伊朗等國也希望與中亞和外高加索國家建立密切的關系，打算藉助於這些獨聯體國家的經濟、科技潛力為自己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擴大國際活動空間，為在國際事務和國家爭端中處於有利位置奠定更加良好的基礎。土耳其、伊朗1992年把中亞五國和亞塞拜然拉進「中西亞經濟合作組織」。多數中亞和外高加索國家把同土耳其、伊朗發展合作關系作為外交的一項「重要任務」。

二、土耳其和伊朗對中亞國家的政策

由於地理上和文化上佔有一定的優勢，土耳其、伊朗絲毫不隱瞞向中亞和外高加索輸出自己的物質和精神產品的戰略意圖，藉此來擴大自己的國際影響，增強自己的經濟實力。甚至土耳其和伊朗國內有的政治勢力夢想恢復再現「突厥帝國」和「泛伊斯蘭國家」的輝煌，試圖在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找到市場。
（一）土耳其對中亞五國的政策
土耳其是同中亞五國關系非常密切的「南方」穆斯林國家。土耳其在發展經濟和推行社會政策方面有成功之處，其世俗模式對中亞國家有吸引力。[3] 其經驗也受到中亞各國的重視。中亞國家希望土耳其成為聯系西方大國的「橋梁」，土耳其也很注意在中亞施加影響，關心中亞的能源開發和政策取向。土耳其是第一個承認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獨立的國家，非常重視發展與這些國家的全面合作關系。[4]
土耳其對中亞的政策包括：
積極與中亞國家的高層接觸，通過簽署文件和經常性的磋商確立友好合作關系。如1992－1997年，土耳其總統3次訪問哈薩克，與哈薩克簽訂了包括《友好合作條約》在內的共56項文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和人文等各個領域。其中1995年6月，土耳其總統德米雷爾訪問哈薩剋期間，簽訂兩國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合作宣言和48項合作協議、備忘錄和會談紀要。土耳其與其他中亞國家也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等許多項協議，還多次邀請中亞國家的領導人到本國訪問。1992年10月，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等國的總統應邀出席土耳其舉行國慶活動。每年都有中亞國家的領導人訪問土耳其。蘇萊曼·德米雷爾當選為土耳其總統後，非常重視保持和發展同中亞國家的關系，僅在1996－1997年他就對中亞地區進行了5次訪問。
擴大經濟貿易合作，鼓勵本國企業對中亞進行投資。土耳其與中亞國家簽署了經濟貿易合作協定、鼓勵和相互保護投資協議、避免雙重課稅協議、銀行間相互理解備忘錄等合作文件。至1995年6月，土耳其向哈薩克投資的大型項目即達34個，1998年在哈的2200家外國公司中來自土耳其的有319家；1992－1996年土耳其向土庫曼的投資達到15億美元，合資項目超過60個。1997年土耳其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協調委員會來監督、協調對中亞的投資和政策。土耳其在中亞的主要投資方向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建築工程承包，土耳其公司往往能夠在眾多對手中一舉中標，優勢在於與這些中亞國家政府有著良好的關系，加之其價格和施工質量都具有競爭力；二是輕工業和食品工業中的加工生產領域；還有是旅館業和旅遊等；三是藉助於投資土耳其的國際資本進入中亞地區，土耳其公司作為世界上的大跨國公司在中亞的中介與合作夥伴，如同西門子公司聯合取得在哈薩克建設電站權，與可口可樂公司聯合在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建立工廠。
希望在解決中亞原料和資源的開發和運輸方面發揮作用。1992年7月，土耳其電力和自然資源部與哈薩克動力和燃料資源部簽署了在勘探開採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礦藏以及建設動力項目等方面進行合作的備忘錄。
1994年6月，土哈兩國簽署石油合作協議。根據該協議，土耳其在36年中可得到21.6億桶石油和2089億立方米天然氣，總價值達490億美元。1995年土耳其和哈薩克成立了工作小組對運輸哈石油及土石油公司參與哈石油工業等問題進行研究，提出方案。哈方認為經過土耳其的這條運油線路所經地區政局較穩定，因此是很有前途的運油線路。土耳其對土庫曼與伊朗合作的「跨世紀管道工程」持積極態度，土耳其總統德米雷爾在1994年10月親自前往土庫曼，參加該工程的動工典禮。1995年1月，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訪問土耳其以後，十分贊賞土耳其對中亞在改善交通運輸狀況的支持。土耳其計劃鋪設一條經裏海海底的輸油管道，以把石油從哈薩克的油田輸送到土耳其在地中海的港口。1998年10月底，中亞國家的領導人聯袂參加土耳其建國75周年慶祝活動。在安卡拉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與土耳其、亞塞拜然、喬治亞領導人就鋪設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石油管道問題簽署一項聯合聲明。
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合作，力圖在中亞的穩定與發展方面發揮作用。土耳其對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提出的亞信會議和烏茲別克領導人提出中亞安全與合作論壇達倡議都表示支持。與中亞國家簽署反對恐怖活動、非法擴散武器和麻醉品的協議，幫助中亞國家培訓軍人。土耳其首倡「突厥語國家首腦會晤」機制，與中亞的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和亞塞拜然等國的領導人定期舉行最高級磋商。
重視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合作。土耳其向中亞國家在科技、文化領域投入很多，如通過衛星無償為中亞國家播放土耳其的電視節目。土耳其每年接納大批來自中亞國家的留學生，出資在中亞建立國際大學。
（二）伊朗對中亞國家的政策。
由於擁有地緣和文化上的便利，伊朗進入中亞比較早，土庫曼因為與伊朗有長達1700公里的共同邊界，而且政治經濟中心都靠近伊朗，因此，土庫曼領導人認為，伊朗是土庫曼實施新經濟計劃的「最有利的夥伴」，土庫曼「在各個方面同伊朗擴大和加深緊密的合作，這對整個地區都是有益的」[5] 。但由於伊朗的經濟實力有限，尤其是無法滿足中亞國家對資金和技術的需求，因此伊朗與中亞國家在經濟聯系方面進展緩慢，在中亞各國的對外貿易額中只佔有1％左右的比例，甚至遠遠落在鄰國土耳其的後面。伊朗於是改變策略，充分發揮其地緣優勢，把重點放在幫助解決中亞國家的交通困難方面。在1997年哈塔米當選總統後，伊朗對中亞地區的跨國合作表現得更為積極。[6]
伊朗對中亞五國的政策表現為：
通過成為幫助中亞國家走向世界市場的「紐帶」來確立自己的影響。中亞五國同西方國家、亞太國家的貿易額逐年增長，伊朗積極促進亞歐陸路運輸走廊的建設。中亞國家都屬內陸國家，缺乏海洋通道，伊朗可以為中亞國家提供便捷的通道，使中亞國家走向波斯灣。1994年8月24日，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與伊朗領導人簽訂一項「跨世紀工程」協議，商定修築一條經伊朗到土耳其，長約4000公里的輸氣管道，投資額達70億美元。1996年5月，從伊朗的馬什哈德經薩拉赫斯到土庫曼的捷詹的鐵路通車，這使中亞國家有了一條到達出海口的最近的鐵路，也使從中國連雲港到波斯灣的「大陸橋」全線貫通。1996年哈薩克經伊朗運輸的石油產品達到200萬噸。1997年12月，伊朗總統哈塔米和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同時出席了分別在伊朗和土庫曼舉行的長度為140公里的土伊天然氣管道克爾佩澤－庫爾特庫姆的開通儀式。這是第一條中亞國家獨立後修築的天然氣管道，投資近2億美元。伊朗在交通方面的努力受到中亞國家的歡迎。
廣泛開展經濟合作。僅1992年一年中，伊朗在土庫曼的合作項目就達30多個。兩國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旅遊和經貿合作協定等多項合作文件。雙方還在開放邊界、簡化通行手續、建立邊防貨站，開設阿什哈巴德－德黑蘭空中航線，建立共同的汽車聯運公司，建立信貸機構等諸多方面採取措施，以圖進一步密切兩國關系。1992年10月，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訪問伊朗，兩國簽訂《哈伊相互理解和合作宣言》，建立了經濟、交通、文化、科學合作混合委員會，簽署在石油采運、能源開發和銀行合作的備忘錄。1993年10月，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訪問哈薩克，簽署《哈伊相互關系與合作備忘錄》等9項文件。1992年11月，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訪問伊朗，簽訂關於烏伊兩國關系基礎的聯合宣言、兩國中央銀行間合作協議、在經濟、工業、科技領域合作備忘錄、政府間貿易合作協議、貨物運輸合作備忘錄、郵電通訊協議、政府間航空運輸協議等。1993年10月，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回訪烏茲別克，與卡里莫夫總統簽署關於建立烏伊兩國經貿、工業、科技領域合作混合委員會議定書、貨運、汽車運輸、道路建設、開辟兩國首都間航空線路、解體、石油、天然氣、農業、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協議。
1997年5月，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訪問塔吉克，雙方簽署了塔伊合作聲明和6個備忘錄，備忘錄涉及兩國外交、經濟、交通和工業部門之間的合作問題。1998年12月，塔吉克總統拉赫莫諾夫對伊朗進行正式訪問，簽署兩國在國防、能源和運輸等領域合作的共16項協議。
在中亞地區安全、特別是調解沖突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伊朗在調節塔吉克沖突中十分活躍，在伊朗首都德黑蘭1997年5月舉行了塔吉克對立兩派之間的和平談判。伊朗還曾表示要在土庫曼的軍隊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與中亞國家密切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交往。伊朗與中亞國家簽訂電視廣播、文化交流等合作協議。伊朗幫助土庫曼在各地修造清真寺並派遣神職人員，大量資助土庫曼的宗教、文化活動。但中亞國家領導人比較謹慎，表示與伊朗的關系不是建立在宗教因素的基礎上。[7]
（三）土耳其、伊朗發展與中亞五國關系中的困難
盡管佔有一些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但土耳其、伊朗在中亞遠未達到預期的目標。這與其他外部勢力的競爭和中亞國家的戒心有關。首先，土耳其和伊朗經濟實力有限，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下風。如伊朗和土耳其經過幾年的努力，在中亞五國的外貿夥伴中佔有了一席之地，但很難有大的突破。1994年中亞地區向俄羅斯的出口供貨超過土耳其30倍，超過伊朗上百倍。進口也差不多是這樣的比例。土耳其、伊朗同中亞國家的貿易水平低，方式落後，非常不穩定。如1996年土庫曼同土耳其的雙邊貿易額達到近2億美元，成為土庫曼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但1997年兩國的進出口額急劇下降，僅為7000萬美元。伊朗70年代末80年代初伊斯蘭革命以後，完全「脫離」西方，國內私人資本發育緩慢，生產狀況不佳，很少能給中亞國家的市場提供所需要的商品。而且對於中亞國家急需引進的先進工藝和設備，伊朗不具有優勢。
其次，土耳其和伊朗在國際上分別屬於不同的集團，前者追隨美國和西歐大國，後者與俄羅斯有特殊的關系，兩國都無力成為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的國家，只能在作為聯系國或者中介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土耳其和伊朗能夠給中亞五國的援助都是相當有限的，俄羅斯與土耳其之間存在著矛盾，伊朗受到美國的排斥，也使中亞國家在發展同土耳其、伊朗關系時，要考慮俄羅斯對土耳其以及美國對伊朗的態度。 中亞國家都遠離石油、天然氣、棉花等自己「拳頭」產品的銷售市場，而且到出海口都要跨越相鄰的國家，交通問題亟待解決。土耳其和伊朗可以在這方面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卻與其他大國的利益難以相容，如土耳其與俄羅斯是宿敵，伊朗同美國對抗了近20年。修管道和鐵路都需要聯合一些國家，投入數十億乃至於上百億美元的資金，伊朗和土耳其的國力都有限，獨木難支，想處於優先的地位都很困難。
再次，中亞國家與土耳其、伊朗在發展「夥伴」關系方面理解不同。土耳其、伊朗在政治合作上熱情很高，而中亞國家在經濟上對土、伊的期望很大，雙方發展關系時不容易「合拍」。在中亞，按居民的情況劃分烏茲別克和塔吉克被認為是應屬「穆斯林國家」的行列，伊斯蘭教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在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伊斯蘭教有自己的特點，它們與伊朗的伊斯蘭教都有較大的差別。即便是在烏茲別克和塔吉克，當局對「泛伊斯蘭」主義也持堅決抵制的態度，如烏茲別克領導人對伊斯蘭極端勢力十分戒備，中亞國家的憲法幾乎無一例外地接受了西方的原則，而不是伊斯蘭的原則。另外，中亞國家對伊斯蘭教介入政治和「泛突厥」思想持反對態度，也限制了伊朗、土耳其同這些國家發展關系。
中亞國家與土耳其、伊朗的關系在經過一個「蜜月」階段後趨於冷靜。1991～1992年，土耳其就開始為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土耳其和伊朗商品的湧入也緩解了中亞市場的貧乏。中亞國家出現的與土耳其、伊朗發展雙邊關系的熱潮到90年代中期開始迅速降溫，主要原因是受經濟實力的限制和其他國家的競爭。中亞國家開始學會在國際交往中優先考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轉而採取一種現實的態度，從而把同土耳其、伊朗的關系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三、土耳其、伊朗對外高加索國家的政策

土耳其和伊朗是外高加索國家的鄰居，與該地區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聯系。土耳其與亞塞拜然同屬突厥民族,文化上彼此親近,又與美國等西方大國有著軍事政治同盟關系；伊朗則可以利用宗教、地理及跨界民族方面的優勢,背後又聯著整個伊斯蘭世界，可以為外高加索地區的穆斯林架起一座「信仰」橋梁。獨立後，伊朗、土耳其成為外高加索三國重要的貿易夥伴。如土耳其在喬治亞對外貿易中占第一位，超過了俄羅斯。由於自己的經濟實力有限，土、伊兩國無法對外高加索國家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加之土耳其與亞美尼亞、伊朗與亞塞拜然歷史上有「宿仇」，因此與外高加索國家在經濟聯系方面障礙重重，進展緩慢。
土耳其積極發展同亞塞拜然的政治、經濟、軍事關系；對亞美尼亞則採取了敵視的政策。1993年初土耳其參與對亞美尼亞的封鎖，決定對亞美尼亞的所有飛機關閉其領空，並停止從陸路向亞運送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在亞塞拜然人民陣線垮台後，土耳其失去了在外高加索的陣地。俄羅斯強有力的行動也使土耳其被迫退卻，但土耳其並不想放棄能夠爭取到的利益。1994年土耳其開始強調與俄聯合調解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沖突，盡可能不與俄羅斯在外高加索正面對抗。同時，土耳其也批評俄羅斯的「擴張主義」，運用經濟手段改善同包括亞美尼亞在內的所有外高加索國家的關系，土耳其和亞美尼亞兩國關系雖然難以實現正常化，但民間貿易往來有所增加。土耳其在美國的支持下爭取敷設一條經本國港口運出亞塞拜然石油的管道。這條管道計劃途經喬治亞通往土耳其，有繞開俄羅斯的政治目的，同時也使外高加索各國都能在經濟上受益。
土耳其對喬治亞也十分友好。2000年1月，土耳其總統德米雷爾訪問喬治亞，在與喬治亞總統謝瓦爾德納澤會談時，雙方一致表示，維護高加索地區的安全是喬治亞和土耳其兩國對外政策的優先任務。兩國領導人討論了有關地區形勢問題，以及兩國在政治、經濟、能源領域的合作的問題，並簽署了聯合聲明、兩國政府間開展技術合作協議備忘錄等4項文件。在會見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德米雷爾提出了有關國家締結旨在加強高加索地區穩定與和平的「高加索公約」的倡議，謝瓦爾德納澤對德米雷爾的倡議表示贊賞，並稱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伊朗由於同阿、亞兩國都接壤，曾力圖在調解納－卡沖突中發揮重要作用。1992年5月伊朗總統在德黑蘭與阿亞兩國領導人簽署和平解決沖突的聲明。伊朗既可以幫助亞塞拜然解決石油出口的「新交通線」問題，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亞美尼亞對能源的需求，伊朗境內又有亞塞拜然少數民族。因而，格、阿、亞等外高加索國家雖然都避免與伊朗發展密切的關系（主要因為伊朗同美國尖銳對立，而這些新獨立國家又極其需要美國等西方大國的經濟、政治支持），但也需要伊朗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