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蘇丹制度結束是什麼時間

㈠ 如何評價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

不得不說，凱末爾是一個站在同時代前端的人物，面對盤踞千年而倒下的奧斯曼帝國，以及被其他列強侵吞的幾乎沒什麼的領土，他仍然能夠從中尋求到讓土耳其免於成為其他國家炮灰的命運，最終帶著國家走向獨立和興盛。

此外，就是鼓勵發展民族經濟，建立國營企業，保護關稅，讓土耳其免於成為各個國家的經濟傀儡，又在文化上建立世俗學校，讓更多的人學習先進的科技以及現代化教育而不與世界脫軌。還廢除了很多封建陋習，例如一夫多妻制，婦女戴面紗等等。土耳其的這場世俗化改革也是帶著國家還有民族從封閉走向了開放與發展。

㈡ 什麼標志著土耳其得到國際上的承認

11月1日，大國民議會廢除了蘇丹制度。1923年7月，土耳其與協約國在瑞士洛桑簽訂和約，廢除《色佛爾條約》中的一些不平等條款，保持了土耳其疆土的完整。外國的財政監督和領事裁判權都被解除。至此，土耳其的獨立獲得國際上的承認。

㈢ 大國民議會廢除了蘇丹制度的原因和背景分別是什麼

凱末爾政府在1921年與蘇俄簽訂蘇土友好條約。依靠人民支持和蘇俄援助，土耳其屢屢擊敗外國干涉軍。它還利用協約國列強之間的矛盾，與義大利、法國簽訂協定，爭取它們同意從土耳其領土上撤軍。

在凱末爾的領導下，土耳其國民軍和農民游擊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抗擊英國、希臘等國的侵略軍。1922年8月，土耳其國民軍發動總反攻，擊潰希臘干涉軍，在9月間收復伊茲梅爾並進軍伊斯坦布爾，蘇丹罕墨德六世乘英國軍艦逃往馬其他島。11月1日，大國民議會廢除了蘇丹制度。

㈣ 在阿拉伯世界，蘇丹是什麼啊什麼時代出現這個詞啊阿拉伯國家的歷史編年誰知道

「蘇丹」是阿拉伯語「權威」一詞的音譯，與北非阿拉伯國家蘇丹（Sudan）無關。11世紀中葉，塞爾柱王朝的統治者不滿足於「埃米爾」的稱號，在伊斯蘭世界第一次採用了「蘇丹」這一級別更高的稱號。此後伊斯蘭王朝的君主大多採用這一稱號。20世紀初奧斯曼土耳其蘇丹—哈里發制度廢除後，阿曼仍保留蘇丹的稱號，是目前惟一保留這一稱號的阿拉伯國家。

㈤ 模擬聯合國歷史會 可能有關於土耳其獨立戰爭後的洛桑條約

您好，我也是搞模聯（中文模聯）的，也很樂意為我的同仁解答你的疑惑。不過在此先建議你可以網路一下，網路或維基網路介紹的很詳細，我當時協助別人寫BG也是先自己做查詢的。

一、巴爾干戰爭的詳細內容，以及奧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為（具體見網路）

第一次巴爾干戰爭（1912.10～1913.5）：
巴爾干同盟對土耳其的戰爭。意土戰爭（1911～1912）期間，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和門的內哥羅結成巴爾干同盟，1912年10月9日 ，門的內哥羅首先向土宣戰，17、18日，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希臘先後參戰。10月底保軍逼近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至11月中旬，土耳其在巴爾乾的屬地只剩君士坦丁堡等5處。11月初，土耳其請求歐洲列強調停，並於12月3日與保、塞、門三國簽訂休戰協定。在歐洲列強斡旋下，1912年12月16日土耳其與4個交戰國在倫敦開始議和談判。1913年1月23日，土耳其國內發生政變，新政府在德意志帝國（1871～1918）的支持下，態度強硬，和談破裂。2月3日，戰事再起。3月5日，希軍攻克亞尼納。3月26日，保 、塞聯軍攻陷亞得里亞堡。4月22日，斯庫台奧斯曼帝國軍隊投降。土耳其帝國再次求和。5月30日，土耳其與巴爾干4國簽訂《倫敦條約》。條約規定，埃內茲至黑海的米迪耶一線以西的土耳其歐陸屬地（阿爾巴尼亞除外）和克里特島割讓給巴爾干同盟國家；阿爾巴尼亞獨立，但須受俄、英、法、德、奧、意6大國監督；愛琴海諸島問題則由德、奧、英、俄4國處理。
第二次巴爾干戰爭（1913.6～1913.8）：
以保加利亞為一方，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門的內哥羅和土耳其為另一方的戰爭。第一次巴爾干戰爭結束後，塞爾維亞由於未得到通往亞得里亞海出海口，要求得地最多的保加利亞劃出馬其頓的一部分作為補償；希臘要求領有馬其頓的南部和西色雷斯。未參加同盟的羅馬尼亞則要求佔有南多布羅加。1913年6月1日，塞 、希秘密訂立反保同盟，羅馬尼亞旋即加入。6月29日，保對塞、希發動突然攻擊，遭到猛烈抵抗。土耳其欲乘機收復失地，於7月16日向保加利亞發動進攻。7月29日保加利亞力屈乞和。8月10日簽訂了《布加勒斯特條約》。依約，塞取得馬其頓的大部，希取得馬其頓南部（包括薩洛尼卡）、色雷斯西部和克里特島，羅取得南多布羅加，土收回東色雷斯和亞得里亞堡，門的內哥羅的領土也有擴充。通過兩次巴爾干戰爭 ，塞爾維亞實力大為增強。這就加深了塞與奧匈帝國（1867～1918）的矛盾，終於使巴爾干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地。
結果：
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和門的內哥羅（即黑山）所組成的「巴爾干同盟」，反對土耳其的控制和壓迫所進行的戰爭。盟國由於向奧斯曼帝國提出給予馬其頓和色雷斯自治權的要求遭到拒絕，在沙皇俄羅斯帝國（1547～1917）支持下於1912年10月9日對土耳其宣戰。盟軍為民族解放而戰，士氣旺盛。經過激戰，塞、門兩軍進占馬其頓和亞得里亞海沿岸；保軍控制伊斯坦布爾以西地區；希軍進占愛琴海諸島；奧斯曼帝國軍隊敗退到埃迪爾內、約阿尼納和斯庫台等地。11月3日土耳其被迫請求歐洲列強進行和平調處。由於盟國得到俄羅斯帝國（1547～1917）支持，土耳其得到德意志帝國（1871～1918）和奧匈帝國（1867～1918）支持，在大國影響下，直到1913年5月30日簽訂《倫敦條約》，戰爭宣告結束。戰敗國土耳其喪失了在歐洲的大部領土。
第一次巴爾干戰爭的結果，使巴爾干半島各國人民擺脫了土耳其的長期封建統治，具有進步的民族解放的性質。第二次巴爾干戰爭的結果，使巴爾干各國重新分化，羅馬尼亞與英、法、俄協約國靠近，保加利亞則加入德奧同盟國。戰爭中，由於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飛機、裝甲車、無線電）的使用，作戰方法也有新的變化：戰斗隊形更加疏開；軍隊行動更注意隱蔽；進攻多採取機動作戰和迂迴包圍；防禦多採取陣地作戰。巴爾干戰爭導致歐洲列強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奧斯曼在一戰的作為：
奧斯曼參戰的原因是雙方都需要他參戰。做為歐洲列強中最弱的，向北可以牽制沙俄，向西可以搞掉保加利亞並支援塞爾維亞。甚至切斷蘇伊士運河。他參戰的直接原因是原本英國准備出口土耳其的幾艘戰艦被英國徵用。而德國被封在地中海的倆艘戰艦意外進入達達尼爾海峽，並宣布加入土耳其海軍。英國外交的渺視和德國的支持讓土耳其選擇了同盟國。但境內的阿拉伯人認為這是脫離土耳其主人的好機會，所以，土耳其在戰爭中主要承擔的就是消滅阿拉伯叛軍及支援他們的英軍。

奧斯曼帝國是在追擊戈本號及布累斯勞號及介入中東戰線後正式參戰。在戰爭初期，奧斯曼帝國取得多次重要的勝利，如加里波利之戰和卡塔之圍。奧斯曼帝國也遭遇不少挫敗，如在高加索戰役敗予俄國。1916年的阿拉伯起義讓奧斯曼帝國在中東戰線的良好形勢逆轉。至1918年，葉門和麥地那是奧斯曼帝國在阿拉伯半島僅存的領地，《穆德洛斯停戰協定》簽訂後，奧斯曼帝國被迫交出葉門和麥地那，而在1917年俄國革命後奧斯曼帝國奪取的喬治亞、亞美尼亞及亞塞拜然都須一並交出。《色佛爾條約》的條約確立了奧斯曼帝國的分裂。現時，在奧斯曼帝國土地上建立起來的新國家達40個（包括備受爭議的北塞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戰後安那托利亞地區的農民僅及戰前的四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奧斯曼帝國的傷亡重大。

二、土耳其衛國戰爭和洛桑會議的詳細記述（具體見網路）
土耳其獨立戰爭是由土耳其革命開展抵抗瓜分奧斯曼帝國的一場政治及軍事對抗，緊接著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土耳其大國民議會的成立讓阿塔土克能成功動用議會，土耳其國民運動至此達致頂峰。對希臘的軍事行動，以及土亞戰爭及法土戰爭結束後，土耳其革命者迫使協約國放棄《色佛爾條約》，於1923年7月訂立《洛桑條約》，土耳其共和國正式在1923年10月於安那托利亞及色雷斯東部成立。土耳其的獨立運動最終導致奧斯曼米利特製度的終結，讓阿塔土克改革創造了現代、世俗的國度。
東部戰爭：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及《巴統條約》界定了亞美尼亞民主共和國及奧斯曼帝國之間的邊界。不過在《穆德洛斯停戰協定》簽訂後，土耳其東面的邊界已與條約訂立的有所不同。三國協約談論海外亞美尼亞人的訴求及重塑邊界的事情。十四點和平原則可作為亞美尼亞的動機，如果亞美尼亞人能夠證明他們在土耳其東部佔多數的人口，他們就能占據這些地區。亞美尼亞人在邊界的活動經常被用作重塑邊界的論據。伍德羅·威爾遜同意將這些地區轉讓給亞美尼亞，因為這些地區主要由亞美尼亞人控制。這些討論的結果都寫在色佛爾條約上。有一股從東南面來的亞美尼亞人獲得法國的支持，法國-亞美尼亞協定承認亞美尼亞在西利西亞的主權，法國則可建立亞美尼亞籍法國軍團，以聯合亞美尼亞民主共和國及獲法國支持的那股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可得到更多的資源，以抗衡布爾什維克的擴張。
獨立戰爭其中一場重大的戰役在亞美尼亞及土耳其的邊境上展開，雖然希臘在西面威脅著土耳其人，但土耳其人仍能在這里發動攻勢。卡茲姆·卡拉貝克爾分別在兩份報告上論述土耳其東部的形勢，詳述亞美尼亞民主共和國的活動。俄國政府向土耳其人傳送一個訊息，俄國與亞美尼亞、俄國與伊朗的邊境已置於俄國的控制下。當時的土耳其較為落後，並沒有本土的軍事工業，俄國的協助至關重要。巴基爾·森米·貝伊被派往與俄國會談，俄方要求土耳其割讓凡城及比特利斯予亞美尼亞，這對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來說不可接受，他們還要面對另一些難題，包括對亞美尼亞人侵襲的遲緩反應引起土耳其人不滿、希臘的威脅以及外交聯系需要協調。
土亞戰爭：
外交照會還沒有開始，亞美尼亞為了增加談判籌碼，驅軍到奧爾圖，引致奧爾圖之戰。奧爾圖之戰終止了土耳其人與俄國的會談，不久後鄂圖曼政府簽署色佛爾條約。1920年7月25日，喬治亞佔領阿爾特溫。
卡茲姆·卡拉貝克爾率軍把亞美尼亞軍趕出奧爾圖，並且反攻亞美尼亞，迫使亞美尼亞簽署停火協議。
西部戰爭：
戰事起因是因為協約國，特別是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向希臘保證，只要希臘站在協約國一方，希臘就能得到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包括色雷斯東部、伊姆羅茲島、特內多斯島以及安那托利亞西部伊茲密爾附近的地區。希臘還想占據昔日拜占庭帝國的首都伊斯坦布爾，達成偉大理想，但協約國不允許。
三國協約決定讓希臘佔領伊茲默爾附近的地區及小亞細亞西部的艾瓦勒克，原因是想要搶先義大利染指土耳其的南海岸，當中包括安塔利亞，三國協約擔憂義大利的擴張，於是讓希臘佔領這些地區作為解決辦法。
1921年5月28日，希臘人在艾瓦勒克登陸，艾瓦勒克在巴爾干戰爭之前是一個通行希臘語的小鎮。主要來自克里特的希臘人進駐艾瓦勒克，趕走這里的土耳其居民。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中將阿里·錫天卡耶組織土耳其群眾進行抵抗，還有一些土耳其人加入了雷希特、鐵菲克、澤克茲·伊澤姆，這些部隊有很強的決心抵抗希臘，因為他們已經後無退路。雷希特、鐵菲克及澤克茲·伊澤姆是高加索人，他們在故鄉高加索被俄國及亞美尼亞驅趕出來，來到愛琴海海岸附近定居。希臘軍首次與這些人爆發戰斗。阿塔土克命勞夫·奧爾貝協助阿里·錫天卡耶、雷希特、鐵菲克及澤克茲·伊澤姆。勞夫·奧爾貝也是高加索人，他設法聯系這些抵抗團隊，讓他們切斷希臘軍的補給線。
由於義大利早前在安塔利亞登陸，協約國遂決定允許希臘在伊茲密爾登陸。為了應付義大利吞並有大量希臘人的小亞細亞地區，希臘總理韋尼澤洛斯取得協約國的准許，讓希臘軍隊在伊茲密爾登陸，宣稱是要保護人民免受騷動影響。土耳其人認為韋尼澤洛斯想吞並希臘人在土耳其的居住地，但韋尼澤洛斯指出，希臘軍隊在伊茲密爾的目的是保護當地居民：「希臘不是要向伊斯蘭開戰，而是反對過時的鄂圖曼政府，以及它腐敗、可恥及血腥的統治，我們要解放那些主要是希臘人居住的地區。」
希土戰爭：
希臘軍隊在伊茲密爾登陸，民族主義者向他們開火，結果引來希臘軍的粗暴報復。希臘軍以此為藉口驅軍深入土耳其。阿塔土克不能容忍希臘軍隊占據伊茲密爾。雙方在爭奪伊茲密爾時犯下不少暴行，例如殺害無辜平民，甚至有兒童被害。最終土耳其人將希臘軍隊驅趕出伊茲密爾。
決議當時土耳其東部及南部的邊界已透過條約及協議確定，阿塔土克在和談上具有發言權。民族主義者提出，希臘須無條件撤出色雷斯東部、印布洛斯島及忒涅多斯島，而色雷斯的里查河則作為邊界，重返1914年的狀況。
法國、義大利及英國邀請阿塔土克到威尼斯商討停火。阿塔土克要求在穆丹雅舉行會談。1921年10月3日，停火會談在穆丹雅展開，最終簽署穆丹雅停戰協定。
法土戰爭：
法國希望在敘利亞殖民，西利西亞在法國的壓力底下很容易會失守，因此緊守托魯斯山脈對阿塔土克來說至關重要。法國的士兵遠道而來，他們利用亞美尼亞軍隊獲取情報。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則與當地的阿拉伯部落合力抗衡。阿塔土克曾經說：「法國軍隊將會撤出。」阿塔土克認為法國的軍事威脅僅次於希臘。他認為如果希臘的威脅擴大，法國也不會無動於衷，他的見解在後來得到了證實。
法國對於土耳其人的頑抗感到相當意外，法國責備英國未能遏止抵抗力量。希臘及英國軍隊在土耳其西部受挫後，法國利用亞美尼亞人在南部對抗土耳其人的策略亦告失敗。亞美尼亞藉法國軍團不能按計劃聯合當地的亞美尼亞人對抗民族主義軍隊。多數當地的亞美尼亞人只得跟隨法國軍隊遷移。法國要求阿土克塔的土耳其政府賠償一百五十萬枚金幣，但被拒絕。
洛桑條約：
亦稱《洛桑和約》，Treaty of Lausanne。全稱《協約和參戰各國對土耳其和約》。1923年7月24日，以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希臘、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國等7個協約國為一方，以土耳其為另一方在瑞士洛桑締結，次年8月6日生效。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20年8月10日，協約國與戰敗國土耳其簽訂《色佛爾和約》。根據該和約，土耳其原有領土縮小了3/4，本土也被瓜分，黑海海峽由國際委員會管理。土耳其為反對《色佛爾和約》進行了武裝斗爭，並取得了勝利。1923年7月24日，協約國被迫與土耳其簽訂新的和約，即《洛桑條約》。《洛桑條約》第3條第2款規定，土耳其與英國委任統治地伊拉克的邊界應由土、英兩國以「友好的協議」劃定。如果兩國在《洛桑條約》規定的協約國軍隊從其佔領的土耳其領土撤出的期限屆滿後9個月內仍未能達成劃界協議，則應將有關爭端提交國際聯盟行政院。在上述期限內，土、英兩國對土、伊邊界的大部分達成了協議，但對摩蘇爾地區的歸屬問題，雙方未能取得共識，因此，根據條約的規定，兩國將該問題提交國聯行政院解決。摩蘇爾是著名的石油產地，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價值，面積3.5萬平方公里，人口當時約80萬。
內容
參加《洛桑會議》的土耳其代表團
條約共143條，主要內容有：①宣布協約國與土耳其之間自條約生效之日起正式恢復和平。②協約國承認土耳其在小亞細亞本土范圍內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確認土耳其從黑海到愛琴海、地中海至波斯（今伊朗）之間的邊界；東色雷斯和伊茲密爾地區歸還土耳其，亞美尼亞和庫爾德斯坦等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仍歸土耳其所有；石油產地摩蘇爾的歸屬問題留待以後解決（1926年《英土協定》將摩蘇爾地區劃給英國代管的伊拉克）。③土耳其放棄被英、法、意等國瓜分的前屬奧斯曼帝國的埃及、突尼西亞、摩洛哥、利比亞等地的領土要求，並承認英國對塞普勒斯、義大利對佐澤卡尼索斯（今南斯波拉澤斯）群島的兼並。④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協約國武裝干涉土耳其所造成的損失，雙方相互放棄賠償要求；土耳其償還前奧斯曼帝國的部分外債；締約各方宣布取消在土的一切治外法權和財政、關稅監督權，土耳其實行海關自主。⑤海峽地區實行非軍事化，締約各國聲明同意在海峽地區海上和空中通過及航行自由的原則；海峽地帶不得設防和派駐武裝力量，由國際委員會（又稱海峽委員會）實行監督。
1922年秋，凱末爾領導土耳其大國民會議政府戰勝英國和希臘侵略軍，廢黜土耳其國王，取得民族革命的勝利，迫使協約國放棄1920年強加於土耳其的奴役性《色佛爾條約》（《塞夫爾條約》），並同意簽訂《洛桑條約》。該約承認土耳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土耳其民族獨立斗爭的重大勝利。
解釋問題
國聯行政院接受土耳其和英國提交的爭端後，請求常設國際法院就以下問題發表咨詢意見：
（1）行政院根據《洛桑條約》第3條第2款作出的決定具有什麼性質？是仲裁裁決，還是建議抑或單純的調停？
（2）行政院的決定必須一致通過，還是可以多數通過[1]
（3）有關當事國的代表能否參加表決？
1925年11月21日，常設國際法院發表對上述問題的咨詢意見。法院的意見認為，《洛桑條約》第三條第2款百六十行的目的是達到邊界的最後確定，它反映了當事國的意圖。從對該條款的語法的和邏輯的解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即當事國願意接受行政院作出的最終的和有拘束力的邊界決定。根據《國際聯盟盟約》第15條的規定，行政院對當事國提交的爭端有權提出建議。但行政院將要對土、伊過境作出的決定不能被認為是該條所指的建議。法院考慮到，根據普遍接受的概念，仲裁裁決要根據法律標准作出，鑒於本問題涉及的具體情況，法院傾向於將行政院的決定作為仲裁裁決，盡管將國聯行政院說成仲裁法庭是不適當的。
法院對第一個問題的結論是：本問題是一個由當事國事先達成協議，同意接受國聯行政院決定的拘束力的個別例證。雖然按照《國際聯盟盟約》第15條的規定，行政院只能對解決爭端提出建議，但這一規定並不阻止當事國在特殊情況下根據協議承擔更廣泛的義務並賦予行政院作出有拘束力的決定的權力。
至於第二個問題，法院指出，《洛桑條約》第3條第2款只簡單提到將未解決的劃界問題提交行政院，並未具體說明如何解決。按照《國際聯盟盟約》第5條第 1款的規定，行政院的決議，除盟約特別規定者外，均需一致通過，棄權和爭端當事國的票數不計算在內。由此可見，行政院作出決定時，一致同意是必須的，只有在盟約或者《凡爾賽和約》有其他規定的情況下，才可能有例外。
對於第三個問題，法院認為，根據《國際聯盟盟約》，特別是其中有關爭端解決的規定，爭端當事國代表的投票不影響必要的全體一致，這是全體一致規則的例外情況之一。人們不能審判自已的案件，這條規則依然有效。
一戰以後的土耳其和黑海海峽問題
一戰以後，不幸的土耳其成為了戰敗國，在巴黎和會上成為任人宰割的東方戰敗國，土耳其被迫簽訂了《色佛爾條約》，根據這個條約，黑海海峽實現國際化處於英國的實際控制之下，土耳其的領土遭到了嚴重的瓜分，亞洲部分只剩下小亞細亞半島，歐洲部分只剩下伊斯坦布爾及其周圍地區，中東和巴爾乾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出去，成為一個亞洲國家。
嚴重的民族危機使土耳其人民覺醒，在凱末爾的領導下，取得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推翻了蘇丹的封統治，擺脫了民族危機，迫使協約國廢除了《色佛爾條約》，重新與土耳其簽訂《洛桑條約》，土耳其獲得了一定的獨立。
二戰中的土耳其和黑海海峽

1936年蒙特勒國際會議討論修改《洛桑條約》的附件《海峽制度公約》，土、蘇、希、保羅等黑海沿岸國家和英法日等國際大國出席會議，簽訂了新的《關於海峽制度的公約》，恢復了土耳其對海峽的主權和控制權，也擴大了黑海沿岸國家通過黑海海峽的航行權，對非黑海國家作了較大的限制。
二次大戰當中，土耳其迫於德國的威脅而允許德國艦隊進入黑海，對蒙特勒國際公約有所違背。為蘇聯戰後挑起蘇土爭端埋下了伏筆。
二戰以後的土耳其和黑海海峽
戰後，美蘇兩強對峙的局面已經事實上形成，為了爭奪世界霸權，打通黑海的出海口，1946 年，蘇聯提出修改《蒙特勒公約》的要求，並且要求蘇土共同保衛和管理黑海海峽，遭到土耳其的拒絕，蘇土關系緊張，土耳其實行全國動員。
為了遏制蘇聯，美國打著「反對集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和正義」的幌子，宣布支持土耳其反對蘇聯，——出台了著名的杜魯門主義。它標志著東西方兩極格局的正式形成，冷戰的正式開始。受兩極格局的制約，蘇聯始終沒有打破關於黑海海峽的《蒙特勒公約》，其它國家更沒有對詞此提出異議，這一公約堅持到現在。

附：土耳其共和國
出生於馬其頓的穆斯塔法·凱末爾實現了'青年土耳其黨'多年以來的夢想：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土耳其民族國家。1923年《洛桑條約》的簽訂，洗刷了《色佛爾條約》的恥辱，並使外國勢力撤離了土耳其領土。 現代土耳其的邊境確定下來。
土耳其人從此開始了對自己政務的管理，他們進一步鞏固安卡拉，並將其設為首都，廢除了伊斯蘭教君主政體。穆斯塔法·凱末爾成為新建立的世俗共和國的總統以及共和國人民黨。之後，他被授予''土耳其之父'的姓氏。阿塔爾圖克建立起民主政體。
阿塔圖爾克的繼任人，伊斯梅特·伊納尼小心翼翼地不讓土耳其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戰爭結束後，土耳其卻發現自己成了美國的同盟國。 當時亞美尼亞邊境就是蘇聯邊界的標志，由於土耳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它成為對抗蘇聯的前沿陣地，故隨之開始接受美國援助。 後來土耳其軍隊參加了韓戰，與美國的關系就更加密切了。 此後不久，土耳其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

㈥ 土耳其革命成功的意義是什麼

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土耳其完成了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新的民族國家。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贏得勝利的一種模式的典型代表。

㈦ 穆斯塔法·凱末爾的一生是什麼樣的對土耳其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去過土耳其，那麼你一定會在國家各處看到他的雕像。這些雕像大小不一，體現了土耳其國民對此人的充分肯定。而且任何來訪的各國政要，也都會來到這位名人的雕像前敬獻花圈。

他就是就是幫助土耳其擺脫封建王朝統治，經過現代化改革後使土耳其走向強大的"現代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

一、為土耳其而生

1881年3月12日，在奧斯曼帝國的塞薩洛尼基，一個做木頭生意的商人在這一天顯得格外高興，因為他的妻子給他生了一個大胖小子。幼年時期，這個小男孩就天資聰慧，十分惹人喜歡。1902年，21歲的他在哈拜參謀學院就讀時，因為在數學上表現優異，一位老師就給他起了個"凱末爾"的名字，阿拉伯語的意思是"完善的"。

位於首都安卡拉凱末爾紀念館

1938年11月10日，這位為土耳其奉獻大半生的政治家，因嚴重的肝硬化，在伊斯坦布爾多爾馬巴赫切宮溘然長逝，終年57歲。為了紀念他的功績，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一座國際機場、一座多功能體育場都以他的名字來命名。1953年，他的遺體被安葬在首都安卡拉的凱末爾紀念館中，供外界瞻仰。

結語

穆斯塔法·凱末爾，這位為土耳其近代化貢獻良多的政治家，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他的思想都影響了一代代土耳其民眾。也讓這個橫跨亞歐大陸的世俗化國家走上了良性的發展道路，憑這一點，"土耳其之父"的名號可謂名副其實。

㈧ 土耳其政變,為什麼突然發生,又突然失敗

說道土耳其這次政變，就不得不提一下土耳其這個國家的近代史。眾所周知，近代中國號稱「東亞病夫」，是個列強就能欺負兩把。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還有一個「西亞病夫」，那就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這個曾經的地跨三洲的大帝國，到了近代比大清國還要腐敗愚昧落後。在列強的瓜分下，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帝國只剩下了幾十萬平方公里。就這些國土還因為其在一戰中的失敗被分割。

這時候，出現一個牛人，他就是凱末爾，作為一戰時期的國家英雄，一手策劃了一場改變國家命運的政變，號稱凱末爾革命。廢除了蘇丹，變帝國為共和國。不盡擋住了協約國的侵略，保住了國家主權，還開始可這個國家最深刻的變革——世俗化。在之前的帝國時期，土耳其是一個伊斯蘭教國家，蘇丹就是哈里發，是伊斯蘭世界的領袖。而凱末爾改革，廢除了哈里發，實現了政教分離，完全像西方靠攏，用他的話說，世界上除了西方文明就沒有別的文明了。同時他還進行了一系列的資產階級改革，使得土耳其成為了世界上世俗化最成功的國家。

但這只是一個表象而已，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土耳其的世俗化精英群體，但是在其國內還有大量的穆斯林民眾。保不齊什麼時候選舉上台的政府，就是反世俗化的，這時候軍隊就會走出來「撥亂反正」，因此土耳其國內才會政變不斷，幾乎每十年政變一次。因為軍隊自認為繼承了國父的遺志，雖然政變是對國家正常民主的極大破壞。

這次政變也是如此。現任總統埃爾多安，穆斯林兄弟會出身，上台之後，通過成功的經濟政策獲得民心之後，開始了近乎獨裁的統治。隨著中東牛人薩達姆、卡扎菲等人的覆滅，埃爾多安一心要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領袖。不但摸了北極熊的屁股，打下了老毛子的飛機。還在國內大肆推行伊斯蘭教法，開倒車。這下軍隊不滿意了，於是就有了這一次的軍事政變。不過，很可惜，埃爾多安執政多年，其勢力早就已經滲透進軍隊內部。這次政變的軍隊只佔一小部分，很快就被終於埃爾多安的軍隊鎮壓了，所以才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失敗了。

政變雖然結束，但土耳其國內社會階層的對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世俗主義與宗教主義的沖突,隨著世界經濟環境的惡化、中東地區極端勢力的發展、地緣政治各方勢力的博弈,有著愈演愈烈的趨勢。強人埃爾多安，能否帶著國家走出這一關，看來還是未知數。

㈨ 凱末爾革命地具體時間是

（1919～1923）1922年11月1日大國民議會決定廢除蘇丹制，從此結束了奧斯曼皇室長達600年的封建統治 。

凱末爾革命
凱末爾革命

Kemal』s Revolution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瓜分、捍衛民族獨立主權和建立民族國家為目的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1919～1923）。主要領導人為凱末爾· 阿塔圖爾克，故名。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簽訂摩德洛斯停戰協定（1918.10.30)後，面臨著亡國的民族危機。英法意等國利用戰勝國地位，開始實施大戰期間締結的瓜分奧斯曼帝國的密約 。1919年5月15日希臘佔領伊茲密爾，使民族災難空前嚴重。1919年5月19日凱末爾·阿塔圖爾克來到安納托利亞 ，著手組織全民族的抵抗運動。1919年9月4～12日在錫瓦斯召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參加的大會，正式成立了全國性的民族主義組織安納托利亞和盧梅利亞保護權利協會，並選出以凱末爾為主席的16人代表委員會。同年底代表委員會駐地由錫瓦斯遷往安卡拉。從此安卡拉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

1920年初 ，奧斯曼帝國最後一屆議會開幕。由於凱末爾及其支持者取得了議會中的多數 ，議會於1月28日通過了《國民公約》，重申埃爾祖魯姆大會和錫瓦斯大會提出的領土完整、民族自由等精神，聲明土耳其領土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要求廢除特權條約。1920年3月16日英國軍隊佔領伊斯坦布爾，驅散議會，接著又指使希臘侵佔布爾薩、色雷斯等地。蘇丹政府於同年4月宣布民族抵抗運動為非法，繼而於8月10日簽署了亡國的《色佛爾條約》。

1920年4月23日凱末爾在安卡拉召開大國民議會，組成了以他為首的政府。同時確認「主權在民」的原則，宣布蘇丹政府3月16日以後與外國簽訂的一切條約法令無效。在1921年1月10日和3月31日～4月1日兩次伊諾努戰役中，新建的土耳其軍隊擊退希臘軍隊進攻。同年8～9月，在薩卡里亞河戰役中土軍粉碎了希軍佔領安卡拉的企圖。1922年8月26日，土軍對希軍發動全面反攻，9月9日收復伊茲密爾，9月18日在安納托利亞的希臘軍隊完全被肅清。1923年7月24日協約國被迫與土耳其簽訂《洛桑條約》，承認土耳其的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

1922年11月1日大國民議會決定廢除蘇丹制，從此結束了奧斯曼皇室長達600年的封建統治 。1923年2月伊茲密爾經濟大會通過《經濟公約》，制定了發展民族經濟的基本原則。同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國宣告成立。此後，土耳其政府進一步廢除哈里發制，在政治、經濟、文化、司法等領域實行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在封建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迅速興起。

㈩ 4天前 土耳其政變何時休

原文在這里
9世紀上半葉，隨著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和西歐其他先進國家工業革命的全面展開，一個世界規模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開始。以第二次殖民主義浪潮為標志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展，使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民族日益成為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也給東方各文明古國展示了新的發展方向。以奧斯曼帝國的上層改革為開端的土耳其現代化探索，就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起步的。

在不斷的改革中尋求出路
土耳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深化的改革史。從19世紀上半葉到20世紀40年代，在百餘年的現代化探索過程中，雖然發生過數次政變和革命，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貫徹始終。改革反映了土耳其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土耳其走向現代化的基本形式。
改革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即19世紀奧斯曼帝國「西化」改革時期，青年土耳其黨人改革時期和凱末爾革命與改革時期。各個時期的國內外環境條件、改革的目標、改革的成敗得失都有很大差別，但改革的現代化方向和總的歷史效果是一致的，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是由居於國家政治核心地位的上層精英集團發起、領導的。在歷史連續性與繼承性意義上的確可以說，凱末爾主義共和國是一個長期進程發展的結果。「正是通過這一進程，土耳其的統治精英改造了自身，改造了政體(state)，最後也改造了國家(country)。」
從專制主義到「國家主義」
跟英法等早期現代化國家的歷史進程不同，土耳其在強大的外部挑戰刺激和內部經濟動因不足條件下進行的現代化探索，首先從軍事、政治領域開始。國際環境的壓力、專制統治傳統和西方自由民主觀念與現代政治制度的沖擊，三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決定了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道路。從蘇丹專制主義通過青年土耳其的寡頭政治走向凱末爾的「威權主義」、「國家主義」，是這條道路的顯著特徵。
19世紀改革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改革使近衛軍、烏來馬等曾經擁有限制蘇丹行動的實力或特權的勢力或盪然無存、或一蹶不振，維護了蘇丹的權威，強化了專制集權統治的傳統。1826年以後，蘇丹政府不再遇到反改革勢力的有力威脅。國家機能的擴大，新的官僚監督和鎮壓機構(秘密警察和新聞檢查機構等)的建立，給蘇丹政府帶來了比先前大得多的權力范圍和影響。另一方面，改革運動所引入的資產階級政治法律制度，動搖了蘇丹專制統治的傳統社會基礎。與西方交流的大門打開以後，新一代土耳其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西方自由主義和立憲民主制度。被蘇丹怒斥為「根據妄自虛擬的信仰和荒誕無稽的說法……誘使一群狂若瘋人的平民同謀不軌」的法國自由，在他們看來卻是指引人類進步的女神，娓娓動聽地向人們講解「如果沒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安全;沒有安全，也就不可能有工作;沒有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繁榮;沒有繁榮，也就不可能找到快樂!」到19世紀60年代，當改革要不要實行已經不再成其為問題時，一個反對專制主義，要求自由與立憲的運動便逐漸形成了。極有天賦的詩人、評論家、土耳其新文學的創始人之一納米克·基馬爾(1840—1888)是這個運動的傑出代表。納米克自幼接觸到西方式教育，深受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同時又有強烈的伊斯蘭信念。他認為孟德斯鳩的自然法則在權力的分立、官員的職責、個人的自由與平等、思想自由、集會自由、財產的享有以及住所的不可侵犯等一般原則上同伊斯蘭教義是完全一致的。1865年，納米克等結成一個以立憲改革為宗旨的團體。不久以後，這個團體被國內外輿論稱為「青年奧斯曼」或「青年土耳其人」。
自由主義運動以1876年立憲為標志達到高潮。立憲由首相米德哈特主持，受米德哈特等人擁戴的新蘇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答應盡早宣布立憲。納米克被從囚禁地召回參與憲法的起草工作。首都新聞界積極報道官方關於憲法討論的消息。一本被時人稱為討論立憲的樣本小冊子《立憲政府》提出：正像英國的經驗所顯示的那樣，立憲政府是秩序與繁榮的基礎。憲法和議會都符合伊斯蘭和奧斯曼傳統，一個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是防止政治專斷的最好保證。在一片鼓雜訊中，一個由蘇丹下令設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在10月6日正式開始工作了。
但是，立憲運動一開始就存在著尖銳的內部矛盾。首先，哈米德二世表面上支持立憲運動，實際上則另有打算，希望通過立憲，在宗教和哈里發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確立蘇丹的主權。他看到有一個立憲派無法跨越的障礙：英國保守黨政府不支持土耳其的自由主義運動。在當時正在召開的一個由英國組織的國際會議上，英國外相拒絕討論土耳其人希望列強承認其立憲的要求，而堅持由與會各國對奧斯曼改革實行監督。他的一些建議(如將保加利亞一分為二，其總督之任命需得列強同意)，即使在力主地方分權的米德哈特看來，也是對土耳其國家主權的損害，因而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其次，憲法起草委員會中一些宮廷官吏的代表害怕在立憲造成的新的權力分配中失去地位，因而一再延宕立憲准備工作。此外，「青年土耳其人」與米德哈特也有嚴重分歧，納米克所設想的是一個由哈里發通過中央政府行使主權的伊斯蘭國家，希望所有奧斯曼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一個基於伊斯蘭原則的民主憲政體制下融為一體，不贊成米德哈特主張在憲法中給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省份一定自治權利的非集權化觀點。
經過一再推遲，一部欽定憲法終於在1876年12月23日公布。憲法宣布了奧斯曼帝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重申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及宗教信仰、出版、結社自由等原則，提出設置一個由蘇丹指定的參議院，一個選舉產生的眾議院，以及司法獨立、國家財政預算受議會控制、地方分權、實行強迫義務教育等等。但憲法賦予蘇丹以絕對的主權。蘇丹享有任命大臣和參議員、召集和結束議會、頒布或否決議會通過的法律的權力。因此，憲法和議會對蘇丹都沒有多少制約作用。實際上，立憲並沒有能夠阻止蘇丹專制主義的發展。哈米德二世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在宣布立憲後不久即將米德哈特解除職務並驅逐出境。在選民普遍漠不關心情況下產生的奧斯曼議會前後只存在了5個月，也被蘇丹強行解散，此後幾十年再也沒有召開過。取代立憲議會的是警察、監獄等鎮壓機構的膨脹和嚴厲的書報檢查制度。19世紀的蘇丹專制主義在哈米德二世時代到達了頂點。
立憲失敗以後，一方面是西方式教育，交通通訊事業的發展和行政、立法改革運動的繼續，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受到蘇丹政府的迫害、鎮壓，許多人或被監禁，或被流放。專制主義改革派同立憲自由派的斗爭似乎以哈米德二世的獨裁統治而告結束了。但是，自由思想仍在各種學校廣泛傳播。政府列舉的「國家公敵」納米克·基馬爾，在青年學生眼裡卻是「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從1889年起，新一代青年土耳其人開始了有組織的反專制斗爭。在國外，巴黎的流亡者出版了《青年土耳其人報》和宣傳實證主義的《協商》半月刊。在國內，由四名醫科學生發起的「奧斯曼同盟」(「同盟與進步委員會」的前身)在伊斯坦布爾各個學校迅速蔓延。到20世紀初，其組織發展到各地駐軍內部。包括後來的「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在內的大批青年軍人參加了反抗活動。
1908年，這些青年軍人所領導的斗爭終於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召開議會，恢復立憲。但是，左右了奧斯曼政局的青年土耳其領導人並沒有一如既往地遵循自由主義原則，相反，他們最終選擇了集權主義和寡頭統治。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重新選擇的過程。
在1908年以前的青年土耳其運動中，典型的自由主義派是以薩巴哈丁為首的「個人主動和地方分權聯盟」。薩巴哈丁受崇拜英國地方自治政體的法國人德莫蘭(Edmond Demolins，1852—1907)的影響,認為土耳其苦難的根源是其社會的集體主義形式，以前的改革努力都是使這一形式永久化，哈米德暴政不過是改革歷史的自然產物。因此，他主張模仿英國立憲並盡可能地減少中央政府的權力。1902年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巴黎大會在薩巴哈丁主持下通過決議，希望借歐洲各國干涉蘇丹政府實行改革。1908年「立憲革命」以後，自由派組成「阿赫拉爾」(Ahrar)黨，後來又以「自由與協調黨」為名出現。自由派有一套系統的改革設想，在政權建設上，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分權的政府，實際上是要取消中央政權;在經濟政策方面，要求給當時依賴特權條約的非穆斯林資產階級以完全自由;在社會問題上，支持非土耳其人民族恢復教區特權的要求。從這些主張可以看出，20世紀初葉的土耳其自由派與19世紀強調伊斯蘭傳統反對模仿歐洲的立憲自由派不同，具有明顯的「西化」色彩。
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另一支生力軍是「同盟與進步委員會」即「同盟派」。其成員和支持者主要由青年軍官、低級官吏、現代學校培養出的各種專業人員、受少數民族商人排擠的城鎮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工匠構成。同盟派深受法國實證主義的影響，主張秩序與進步。在1902年大會上，他們反對利用外國干涉，斷然拒絕任何有損於奧斯曼帝國獨立的行動。1908年以後，同盟派主張建設一個不受宗教力量支配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衛護奧斯曼統一體的利益。在這樣一個中央政府之下，所有奧斯曼臣民一律平等，實現不分宗教信仰與民族的全民同盟。僅為達此目標亦應使中央政府足夠強大，以便實行必要的政策實現各民族的融合、同化與進步。同盟派的教區世俗化主張是：教區由信仰不同宗教但世俗地屬於同一國家的個人組成，它沒有政治和民族的含義，只是信仰的結合體。
從上述兩派的主張來看，同盟派跟自由派的分歧還說不上是「土耳其民族主義和奧斯曼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即使是最有影響的民族主義者齊亞·格卡爾普，在1909年也還是主張民族融合的奧斯曼主義者，希望「奧斯曼國家成為自由與進步的東方美利堅」。但是，同盟派反對照搬英國政治制度，主張建立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央政府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
青年土耳其運動的中堅力量即青年軍人本能地傾向於加強政府的權威。「立憲革命」以後不久發生的奧地利吞並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希臘合並克里特、保加利亞宣布獨立以及蘇丹暗中支持下的保守勢力叛亂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們迅速走上強化中央權力的道路。1909年4月12日，同盟與進步委員會由秘密組織公開而成為「同盟與進步黨」。8月16日，同盟與進步黨控制下的政府公布了「集會法」，9月又有「禁止搶劫及妨害治安法」，對叛亂首領實行鎮壓，並趁機打擊了自由派「阿赫拉爾」黨。1913年同盟與進步黨正式掌握政權後，繼續從政治上打擊妨礙其建立中央集權統治的力量。[page]
同盟派強化土耳其國家政權的措施遭到帝國主義者首先是英國的敵視。還在1908年，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就提出，若土耳其真的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將對埃及甚至印度帶來不幸後果。1911年，土耳其政府向英法請求貸款遭拒絕;1913年邀請列強談判廢止治外法權與特惠條約，又不被接受。帝國主義的蠻橫無理迫使青年土耳其黨人徹底打消了對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幻想，在做了談判廢約的最後嘗試而無結果以後，單方面宣布廢除治外法權和所有對土耳其的經濟、法律限制。
從「坦志馬特」改革者到執政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他們都以國家的生存與強盛為目標，又都從維護或鞏固中央集權走向極端的專制主義——哈米德二世的獨裁統治和青年土耳其黨人後期的寡頭政治。但是，由於他們的集權政府所賴以存在的奧斯曼帝國龐大而衰老的機體已經無力承受國內外各種反帝國力量的沖擊。他們並沒有建立起真正強大的國家機器。僅就19世紀的蘇丹改革而言，改革以集權和專製取代了舊制度下的某些特權和自由，卻將自由和特權給予西方列強，允許他們在帝國境內不受限制地橫行恣肆。這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諷刺。青年土耳其黨人試圖通過以君主立憲製取代蘇丹專制重建強大的奧斯曼國家，但是，奧斯曼帝國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宗教混合體的社會整合，既不能以民族主義或伊斯蘭為基礎(因為有眾多非伊斯蘭民族，許多正在鬧民族獨立)，也不能輕松地放棄由哈里發制和謝里亞特代表的伊斯蘭(因為有穆斯林、特別是非土耳其穆斯林)。土耳其歷史似乎走進一個死胡同，現代化領導者陷入一個難以克服的困境，不解決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就不能實現社會的整合，不實現社會的整合則不能抗禦外來干涉和使國家真正走上繁榮強大。而在20世紀的帝國現存框架內，解決民族與宗教問題已十分困難。因此，奧斯曼帝國的解體看來已不可避免。青年土耳其政府參加世界大戰和戰敗加速了帝國解體的過程。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發展和現代土耳其民族國家的誕生。一個以凱末爾為代表的真正強有力的現代化領導核心，是伴隨這一新國家的誕生而形成的。
但是，比之青年土耳其運動，凱末爾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曾經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表現出色彩更濃的成分多元性，而不是發端於一個集中統一的領導核心的作用。據統計，1919年民族運動的埃爾祖魯姆大會54名代表中地方顯要佔17名，地方宗教領袖為6名;1920—1923年的第一屆大國民議會，更是一個混雜的團體，代表中有125名政府官吏，53名軍人，53名宗教人員，32名地主，前奧斯曼國會議員就有92人之多。大會成員中許多人堅決表示不願脫離蘇丹—哈里發。這一方面說明民族主義運動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也顯示了運動領導核心社會成分的復雜性，預示了後來的世俗化、現代化改革的艱巨性。第一屆大國民議會中存在一個以地方宗教領袖(法典官)為主體的反凱末爾的「第二組」。1923年改選後的新議會中，原「第二組」成員只剩3人，但又形成了新的更有威脅性的反凱末爾派。一些地位重要的文官和將軍(包括勞夫總理、阿利·富阿德將軍、雷費特將軍等一直與凱末爾關系緊密的人)在基本的行動綱領問題上同凱末爾等人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分歧，他們主張在一個基於強有力的立法機構的政治制度之下，維護君主立憲制。允許宗教保持其原有地位，允許地方發揮比較重要的作用。在這些觀點背後是一個盡可能依照傳統習慣建設新土耳其國家的目標設想，主張漸變、進化，強調個人權利和地方主動，反對凱末爾所推行的迅速的，全面性的變革。1924年11月17日，這個反對派組成為「進步共和黨」,黨的宣言和綱領強調反對專制主義。支持這個黨的社會力量包括前同盟進步黨中思想陳舊的分子，前「第二組」分子，以及真誠的民主主義者，保守派等各種反凱末爾的成分。進步黨成立後四天，被視為自由派的費特希即代替擁護凱末爾政治主張的伊斯梅特為內閣總理，可見當時反對派力量之大。
1925年年初發生的以推翻世俗的共和國為目的的宗教反動勢力叛亂活動使形勢急劇變化。叛亂在2月份爆發，3月3日，費特希被免職，伊斯梅特再度出任總理;次日，國民會議通過一項嚴厲的「維持治安法」，賦予政府為期兩年的特別權力(後延長到1929年才撤銷)。政府採取迅速果斷的軍事行動粉碎了叛亂，6月3日，進步黨涉嫌反政府而被取締。1927年，當舉行第三屆國民議會選舉時，所有反對派力量都已銷聲匿跡了。從此以後直到1946年初，除在1930年曾冒出幾個短命的反對黨以外，土耳其共和國一直只有一個忠實於凱末爾主義的執政黨——共和人民黨。這個黨掌握著一支忠實的軍隊，建立了一個堅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證了各項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
凱末爾運動從自己的前輩那裡繼承下來一個相當發達的官僚體系，一支職業化的武裝力量，運動領導核心的頂層為文武官員所佔據。加上現實斗爭的客觀需要，應當說，其走上某種形式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是很自然的。但是，凱末爾運動最初只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在戰敗而瀕臨滅亡的帝國殘余領土上，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1923—1931年間，共和人民黨一直沒有黨綱，這反映出其理論之薄弱。實際上，共和國的權力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它在現代化進程中充分發揮統一的指揮者，組織者的作用，經過了一段艱苦的摸索和選擇過程，選擇的結果之一是，「國家主義」作為一種寬泛的集權主義政治經濟原則而被提出。
國家主義(Statism, étatisme)起源於西方，作為一種現代思潮的國家主義是與自由主義相抗衡而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伯納德·劉易斯認為，在集權的、官僚家長式的凱末爾主義政權看來，由國家來指導和管理經濟生活是統治精英所擁有權力、特權和職能的自然而明顯的延伸。但是，無論理論還是實踐，凱末爾的國家主義都是經過長期醞釀才形成的。1922年的洛桑會議廢除了使土耳其國家成為列強半殖民地的特權條約，但規定土耳其仍需承擔維持低關稅等義務到1928年底。結果是：1920—1930年間在土耳其建立的股份公司中，1/3擁有外國資本;土耳其的外貿入超長期保持在外貿總額的10%以上。盡管齊亞·格卡爾普在1923年就提出「不能坐等個人的企業精神自發地發展以實現工業化」而「必須通過國家的努力達到歐洲的工業水準。……只有國家能夠承擔在各個領域引入大規模工業的任務」。20年代土耳其共和國的經濟方針，基本上仍然是鼓勵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1929年，強制性的低關稅義務到期，土耳其馬上將關稅從13%提高到46%，但隨即開始分期償付奧斯曼債務，加上世界經濟大危機的影響，造成了土耳其的貨幣危機。種種因素合在一起，促使凱末爾政權轉變政策，走上了強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參與的道路。
1931年，凱末爾總結多年的改革經驗，概括出六項「基本的和不可改變的原則」。這些原則很快為黨綱所接受，1937年又被正式載入憲法。六項原則當中，共和主義、民族主義、民眾主義和世俗主義在20年代已人所共知，新增的兩項原則一為「改革主義」，另一項就是「國家主義」，它被視為凱末爾主義與共和人民黨的突出特徵。
應當指出，凱末爾的「國家主義」有著深刻的傳統淵源。19世紀改革推動奧斯曼國家進一步集權化，造成國家對社會的越來越多的參與，通過擴大政府的規模，將規范社會生活所有方面作為自己的權利甚至職責。直到哈米德時代，現代化和中央集權相伴隨而發展的趨勢有增無減。青年土耳其革命也不過使集權政府從蘇丹手裡轉到一批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軍官和文職官員手裡，集權主義傳統對凱末爾政權有明顯影響。這種傳統加上凱末爾革命與改革領導者的軍人、官僚背景，其緊靠政府而與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無強大聯系的職業社會化特點，種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導致國家主義的盛行。早在1923年，齊亞·格卡爾普就已提出，「土耳其人天性是國家主義者，他們期待國家在每一種新的和進步的事情上採取主動。在土耳其，社會變革是通過國家進行的，跟反動力量作斗爭保護了社會變革的也是國家。」格卡爾普關於社會高於個人的論述是凱末爾國家主義原則的來源之一。1931年提出的「國家主義」依照凱末爾的解釋：「我們所說的國家主義，在於當涉及民族總體利益國家對所有領域的干預……」凱末爾的原則和齊亞·格卡爾普的思想是一致的。兩者都不單指一種經濟政策或經濟制度，而是指國家即中央政府的全面作用。「國家主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被提出，反映了當時土耳其經濟之薄弱，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國家機器扶植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耳其現代化進程對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又一次排拒。
從蘇丹改革所強化的專制主義到凱末爾的「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說明土耳其的現代化首先需要建設一個對內能以引導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進步，對外能夠保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奧斯曼上層改革者和青年土耳其黨人都曾試圖建立這樣一個國家機器但都沒有成功，這個任務是由民族解放運動和凱末爾政權完成的。阿諾德·湯因比視凱末爾主義政權的歷史作用為「以一種『變形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 conversion)使這個民族從傳統的伊斯蘭生活方式轉向一種新生活方式」。還有的研究者提出，凱末爾主義指導下的共和人民黨政權是一種容忍有限的多元主義和政治參與的「威權主義」政權。其領導人並不想使一黨壟斷政權理想化、永久化。1930年，凱末爾曾鼓勵他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前總理費特希建立了一個反對黨即自由共和黨。共和人民黨執政期間，所有重要的政治決策，都是遵照1924年憲法關於立法、執法權屬於國家最高組織——議會的規定，通過議會來完成的。在人民黨內部，允許對重要政策持不同意見，即使對凱末爾提出的「不可改變的」原則也允許爭論;黨內沒有發生過清洗。這些都顯示出凱末爾的「威權主義」與蘇丹專制主義以及青年土耳其的寡頭政治有重大的區別。一黨執政局面長期維護，主要與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有關，說明在作為一定規模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的民族資產階級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之前，統治精英的黨尚無競爭的對手。最後，土耳其現代化領導者盼望已久的一支工商業資產階級隊伍終於在凱末爾主義時代成長起來，並且跟執政的共和人民黨展開了政權角逐。以1946年1月民主黨登記成立為標志，土耳其現代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