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什麼時候解除禁止

⑴ 實拍土耳其街頭美麗的花頭巾，頭巾雖小，卻引發土耳其全國的爭議

在土耳其 旅遊 ，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很多土耳其婦女的頭上都會戴著一個漂亮的花頭巾。這些花頭巾絕對是當地的一道風景線。土耳其婦女喜愛原料柔軟、顏色艷麗乃至通明布料，很少碰及那些粗厚、堅固、顏色煩悶的布料。很多 時尚 的婦女把頭巾做了一些變通，就變成了時裝的一部分。漫步在土耳其的大街小巷，看那些顏色艷麗的花頭巾，掩映著頭巾下面輪廓分明的面孔和黑亮清澈的大眼睛，襯托著遠處清真寺高聳的尖塔，這才是真正的土耳其異域風情。

頭巾雖小，在土耳其國內引發的爭論卻很大。土耳其是一個世俗的伊斯蘭國家，這里的穆斯林人口佔到人口總數的90%左右。一戰後奧斯曼帝國轟然倒塌，當現代土耳其從廢墟中站起來的時候，土耳其開國領袖凱末爾為了靠近西方 社會 ，斬斷和之前奧斯曼帝國的聯系，曾在80多年前定下了嚴格的規定，指出土耳其是一個世俗的、政教分離的國家，任何宗教都是平等的，禁止在日常生活中穿戴具有宗教意味的服飾。這一規定在土耳其一直被嚴格遵守，並在1920年寫入了土耳其的憲法。其中穆斯林的圍巾在土耳其一直是一個最有爭議性的服裝配件。

近年來土耳其卻因為女人是否可以在大學校園和政府機構等一些場合戴頭巾而陷入了一場「頭巾政治」的紛亂之中，幾乎引起了全國的動盪和騷亂。

事情的起因是埃爾多安政府向議會提交了一份草案，希望能放寬對婦女戴頭巾的限制，允許婦女在大學校園等公共場合戴頭巾。

但是這個提議被一些世俗的政黨稱為「威脅」。軍方也暗示反對，稱要嚴守國父之前制定的世俗原則。該國上下因此為「頭巾問題」爭吵不休。

土耳其 社會 很多人稱埃爾多安政府違反了國父的世俗化原則，對推行「頭巾政治」表示了不滿，稱現政府的舉動對土耳其的世俗色彩是一個「威脅」。並威脅一旦這份決議在議會通過，他們將尋求司法介入。

現在在大學校園里、政府機構里、軍隊和警察里禁止戴頭巾的禁令都已經一一解除，據土耳其的調查機構顯示，土耳其的民意已經逐漸演變，很多人從之前的激烈抵觸到現在逐漸接受頭巾為個人自由的表達。

在今天的土耳其，婦女們有權選擇在幾乎所有的場合是否戴頭巾。

據我在土耳其工作的朋友說，在土耳其高收入的精英階層婦女戴頭巾的比例很小。

在伊斯坦布爾的獨立大道等土耳其最繁華 時尚 的商業大街上，婦女們不戴頭巾的比例要遠遠高於戴頭巾的比例。

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等一些大城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土耳其美女們的生活方式和西方人一樣，她們像男人們一樣泡酒吧和喝酒。

年輕一代的土耳其女孩在大街上大膽地和情侶拉手散步，不在乎別人的眼光。

很多時髦的土耳其女孩在 旅遊 勝地也敢於穿著很時髦的吊帶裝。

但是年齡大一些的人，或者對宗教比較虔誠的人，在農村和山區生活的人大多都會戴頭巾。

之前的土耳其法律規定，嚴禁女學生在校園里戴頭巾。最近土耳其政府修改了這一條法律，允許女學生們自由選擇自己是否戴頭巾。

也許土耳其的頭巾問題是一場文明的沖突吧。是土耳其面向現代化過程中人們心中一種焦慮反應。

⑵ 土耳其在歐洲的歷史上有什麼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歷史演進

土耳其的歷史源遠流長，其祖先在中國文獻中被稱為丁零、高車、鐵勒、突厥、回紇等，在六至九

世紀間，土耳其族開始往中亞移動，不久中亞地區便成為世界史上所謂的土耳其斯坦（Turkistan），這些

地方包括了現在的土庫曼（Turkmen）、烏茲別克（Uzbek）、哈薩克（Kazakh）、塔吉克（Tadk）、

吉爾吉斯（Krighiz）等地。而在這些土耳其族中有另一支經由伊朗進入當時已回教化的西亞，並開始接觸

回教，信仰回教。西元1055年土耳其族人佔領當時回教文明中心－巴格達，並成立塞爾柱王朝，成為西亞

回教世界的統治者。西元1071年，塞爾柱軍隊大破當時位於小亞細亞的東羅馬帝國軍隊，小亞細亞因此成

為土耳其人的勢力范圍。由於西亞（尤其是耶路撒冷）及小亞細亞為回教勢力所據，對信仰基督教的歐洲

諸國是一大打擊，於是有了世界史上著名為爭奪聖地的十字軍東征。十字軍大敗後，建立塞爾柱王朝的土

耳其族在小亞細亞的西北部一角另建立了鄂圖曼帝國，不久即入侵巴爾干半島，並於西元1453年佔領了東

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使這個頗具聲威的東方基督教盟主從歷史上消失。隨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開

始沿多惱河向西征伐，1529年終於包圍了歐洲第一名都維也納。雖然鄂圖曼土耳其終究未能攻克維也納，

但是整個東歐的南半部至此歸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

歐洲勢力的挽回是18世紀以後的事。到19世紀時，帝國內部的民族主義勢力高漲。在其它歐洲列強

的鼓動和支持下，這些帝國的臣民紛紛開始為獨立而戰。1832年，希臘王國首先獨立，隨後塞爾維亞人、

羅馬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和阿拉伯人先後獲得的獨立。此後，奧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選錯邊加

入了德國，大戰後，帝國面臨著被瓜分的嚴重威脅。

在以後的歲月里，有無數的人為土耳其人的命運而戰。或許現在的土耳其並不能真正算是一個泱泱

大國，但是若要了解其國家、國民甚至其與四周鄰國的關系，研究土耳其在歷史上的雄偉及活躍有其必要

性，如土耳其對曾統治過阿拉伯人、希臘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等一事，感到十分驕傲，也因此我們不

難理解，為何在塞普勒斯問題土耳其對希臘的態度會如此強硬，或許我們也能解釋出，在阿拉伯回教勢力

的強大壓力之下，同為回教國家的土耳其為何仍能與以色列簽訂軍事交流的協定。

惱人的人口問題及種族糾紛

據估計土耳其人口在2000年底將達到6,500萬人，其中男性有3,300萬人，女性有3,200萬人，

平均壽命為70.5歲，識字率為84.2%(1998年)。每年人口之成長率約為1.5%（1995-1999年平均）

，人口眾多，使得土耳其成為歐洲國家僅次於德國的人口大國，而高出生率，使其平均年齡僅為

25.5歲，15歲至65歲的就業年齡層占總人口的65.8%，而高人口成長率及低年齡層組合則意味著土

耳其勞力供給過剩，而安納托利亞高原農民流入城市又會使得這種情形加劇。

土耳其人口組成主要是以土耳其族為主體，約佔全國總人口八成以上，其次為庫德族，約占

10.8%，再次為阿拉伯人，約佔1%，此外還有亞美尼亞、希臘人及喬治亞人。官方語言是土耳其

語，宗教信仰上，99%土耳其人信奉回教，其中85%屬遜尼派。

土耳其為多種族國家，由於語言、文化的不同，種族之間沖突勢難以迴避。不過回顧過去歷

史，其實土耳其在十六世紀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威勢達於最高峰時，仍有許多不同種族居住在小亞

細亞及色雷斯一帶，而鄂圖曼土耳其歷代國王，亦不曾對非土耳其民族採取敵視政策，但近代的

土耳其歷史，卻充斥著與非土耳其裔爭斗及壓迫，其中最明顯的則是對世居於「後院」庫德族的

鎮壓。

庫德族人與土耳其之間的沖突問題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世人常把庫德族人要求民族自治視為

單純的土耳其一國之內的「分離主義」，不過如此一來使得問題過於簡化並與史實有所出入。庫

德族人約有2000萬，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利亞、黎巴嫩、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

庫德人是中東地區僅次於阿拉伯、突厥、波斯的第四大民族，信奉伊斯蘭教，大多屬遜尼派。目

前庫德人聚居地被稱為庫德斯坦，主要指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國交界地區，地理條件復雜，

交通不便。庫德斯坦被劃歸不同國家，但庫德人從不承認這種政治分割。

事實上，庫德人在1844年就曾獨立建國，時其領土從現在的伊朗、土耳其邊境一直延伸到伊

拉克境內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1846年，庫德人佔領基督教聶斯托留教派的幾個村莊，這使得以

東方基督教保護者自居的英、法強權得以威脅當時的土耳其蘇丹出兵鎮壓，建國才兩年的庫德斯

坦便瓦解了。而強權的介入，主要還是因為庫德斯坦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二次大戰後，為瓜分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1920年各強權簽訂塞夫勒條約（Treaty of Sevres），並同意給與庫德族人自

治權或「在某一天獨立」。1923年凱末爾革命建國後，土耳其又與各強權簽訂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取消庫德族人的自治獨立條件，並將庫德斯坦劃分勢力范圍，造成目前各國分別

管轄庫德人的現狀。而目前伊朗、伊拉克境內庫德人對統治者的反抗，亦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從

歷史的背景中可以看出，將庫德人問題視為單純的地方叛亂組織，將使問題過於簡化，並無法求

得具前瞻性的因應措施。

庫德人成為土耳其的子民並無法獲得民族認同和平等地位，他們連用自己文字和語言教育孩

子的權利都被剝奪了。1925年，土耳其政府關閉庫德族學校、禁止使用庫德語、革除庫德族官

員、沒收庫德人土地，庫德人發動起義，結果凱末爾發動三萬軍隊進行鎮壓；1930年庫德族宣布

復國，但不久又遭鎮壓；1937年庫德人發動暴動，死傷無數；1978年土耳其庫德人成立自己的政

黨－庫德工人黨(PKK)，其主要目的在於阻止土耳其政府對庫德族的壓迫，爭取應有的政治、文化

權利。但在遭政府鎮壓後，1984年PKK開始宣布進行武裝抗爭，試圖以流血方式引起世人注

意。1990年波灣戰爭結束後，在美國的默許之下，土耳其一次又一次的越過國境，以清剿庫德反

抗軍為由，在伊拉克北部盛產石油的庫德人居住區進行攻擊。

庫德人保守估計占土耳其總人口一成以上，但庫德人在土耳其地位遠低於境內的希臘人、亞

美尼亞人及猶太人，因為庫德人在土耳其定義上不屬於少數民族，因而無權以母語教育下一代，

且庫德語用於廣播或政治場合仍屬違法，這導致新一代的庫德青年大都無法准確運用其母語，這

又使得希望建立獨立庫德族國家的人士憂心不已，另在土耳其，庫德民族政黨和組織的活動都是

非法的，土當局除對該族實行同化政策外，並與有庫德人居住的鄰國簽訂了一系列旨在切斷與鄰

國庫德人聯系的協定，更使得庫德族問題難以獲和平的解決。

⑶ 美全面解除塞普勒斯武器禁運，土耳其：將引發島上軍備競賽，還有啥信息

還有的信息是德國社民黨外交政策專家羅特稱，如果土耳其加入上合組織，就是“背離北約這一安全聯盟”。

早前，埃爾多安曾表示，加入上合組織是土耳其的目標。上合組織提倡包容，而北約就是要築牆。埃爾多安正是看到了西方國家的敏感，才要用加入上合組織來刺痛西方。這招兩面通吃，將增加土耳其在面對西方時的談判籌碼。

埃爾多安想告訴西方的是：“曾經的我你愛搭不理，現在的我你高攀不起”。

⑷ 中國解除外匯管制時間

外匯管制
各參戰國在戰時都取消了外匯的自由買賣，禁止黃金輸出，實行了外匯管制。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時期，很多在戰後取消外匯管制的國家又重新實行外匯管制，一些實行金塊和金匯兌本位制的國家也紛紛實行外匯管制。1930年土耳其首先實行外匯管制，1932年，德國、義大利、奧地利、丹麥、阿根廷等20多個國家也相繼實行了外匯管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參戰國立即實行全面嚴格的外匯管制。1940年，在100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1個國家沒有正式實行外匯管制，外匯管制范圍也比以前更為廣泛。戰後初期，西歐各國基於普遍存在的「美元荒」等原因，繼續實行外匯管制。50年代後期，西歐各國經濟有所恢復，國際收支狀況有所改善，從1958年開始，各國不同程度地恢復了貨幣自由兌換，並對國際貿易收支解除外匯管制，但對其他項目的外匯管制仍維持不變。1961年，大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員國表示承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8條所規定的義務，即避免外匯限制而實行貨幣自由兌換。但時至90年代，絕大多數國家仍在不同程度上實行外匯管制，即使名義上完全取消了外匯管制的國家，仍時常對居民的非貿易收支或非居民的資本項目收支實行間接的限制。

③ 外匯管制內容有哪幾方面

外匯管制是指一國政府為平衡國際收支和維持本國貨幣匯率而對外匯進出實行的限制性措施。在中國又稱外匯管理。一國政府通過法令對國際結算和外匯買賣進行限制的一種限制進口的國際貿易政策。

外匯管制分為數量管制和成本管制。前者是指國家外匯管理機構對外匯買賣的數量直接進行限制和分配，通過控制外匯總量達到限制出口的目的;後者是指，國家外匯管理機構對外匯買賣實行復匯率制，利用外匯買賣成本的差異，調節進口商品結構。外匯管制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避免該國貨幣供給額的過度膨脹，或外匯儲備的枯竭，對於外匯之持有，對外貿易或資金流動所採取的任何形式的干預。

外匯管制主要有三種方式：1、數量性外匯管制2、成本性外匯管制3、混合性外匯管制

一般對貿易外匯的收支、非貿易外匯的收支、資本輸出入、銀行帳戶存款和匯率採取一定的管制。外匯管制的地區一般以該國為限，但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一些宗主國外匯管制的地區是以其所組織的貨幣區如英鎊區、法郎區等為限，在貨幣區內辦理外匯收支和國際結算基本自由，對貨幣區外則進行外匯管制。

外匯管制的內容：

1.對貿易項目的管制①對進口付匯的管制;②對出口收匯的管制;

2.對非貿易項目的管制從總體上看，對非貿易項目的外匯管制，收入松，支出嚴;發達國家松，發展中國家嚴。

3.對資本項目的管制一些發達國家由於國際收支長期順差，就需要採取一些限制外國資本流入的措施;而對於資本輸出，發達國家一般都不作限制。

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民族經濟，爭取國際收支平衡，多採取限制該國資金外流和鼓勵吸收外資的政策。

⑸ 土耳其可以使用幣安嗎

土耳其可以使用幣安嗎：
土耳其央行將從4月30日起禁止在支付中「直接或間接」使用加密貨幣。土耳其還禁止電子貨幣機構充當向加密貨幣平台轉賬的中介。另一份聲明顯示，加密貨幣在支付中的使用可能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對相關方具有重大風險。這是因為加密資產既不受任何監管和監督機制的約束，也不受中央監管機構的監管，其市場價值可能會過度波動

⑹ 4天前 土耳其政變何時休

原文在這里
9世紀上半葉，隨著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和西歐其他先進國家工業革命的全面展開，一個世界規模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開始。以第二次殖民主義浪潮為標志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展，使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民族日益成為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也給東方各文明古國展示了新的發展方向。以奧斯曼帝國的上層改革為開端的土耳其現代化探索，就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起步的。

在不斷的改革中尋求出路
土耳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深化的改革史。從19世紀上半葉到20世紀40年代，在百餘年的現代化探索過程中，雖然發生過數次政變和革命，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貫徹始終。改革反映了土耳其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土耳其走向現代化的基本形式。
改革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即19世紀奧斯曼帝國「西化」改革時期，青年土耳其黨人改革時期和凱末爾革命與改革時期。各個時期的國內外環境條件、改革的目標、改革的成敗得失都有很大差別，但改革的現代化方向和總的歷史效果是一致的，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是由居於國家政治核心地位的上層精英集團發起、領導的。在歷史連續性與繼承性意義上的確可以說，凱末爾主義共和國是一個長期進程發展的結果。「正是通過這一進程，土耳其的統治精英改造了自身，改造了政體(state)，最後也改造了國家(country)。」
從專制主義到「國家主義」
跟英法等早期現代化國家的歷史進程不同，土耳其在強大的外部挑戰刺激和內部經濟動因不足條件下進行的現代化探索，首先從軍事、政治領域開始。國際環境的壓力、專制統治傳統和西方自由民主觀念與現代政治制度的沖擊，三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決定了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道路。從蘇丹專制主義通過青年土耳其的寡頭政治走向凱末爾的「威權主義」、「國家主義」，是這條道路的顯著特徵。
19世紀改革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改革使近衛軍、烏來馬等曾經擁有限制蘇丹行動的實力或特權的勢力或盪然無存、或一蹶不振，維護了蘇丹的權威，強化了專制集權統治的傳統。1826年以後，蘇丹政府不再遇到反改革勢力的有力威脅。國家機能的擴大，新的官僚監督和鎮壓機構(秘密警察和新聞檢查機構等)的建立，給蘇丹政府帶來了比先前大得多的權力范圍和影響。另一方面，改革運動所引入的資產階級政治法律制度，動搖了蘇丹專制統治的傳統社會基礎。與西方交流的大門打開以後，新一代土耳其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西方自由主義和立憲民主制度。被蘇丹怒斥為「根據妄自虛擬的信仰和荒誕無稽的說法……誘使一群狂若瘋人的平民同謀不軌」的法國自由，在他們看來卻是指引人類進步的女神，娓娓動聽地向人們講解「如果沒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安全;沒有安全，也就不可能有工作;沒有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繁榮;沒有繁榮，也就不可能找到快樂!」到19世紀60年代，當改革要不要實行已經不再成其為問題時，一個反對專制主義，要求自由與立憲的運動便逐漸形成了。極有天賦的詩人、評論家、土耳其新文學的創始人之一納米克·基馬爾(1840—1888)是這個運動的傑出代表。納米克自幼接觸到西方式教育，深受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同時又有強烈的伊斯蘭信念。他認為孟德斯鳩的自然法則在權力的分立、官員的職責、個人的自由與平等、思想自由、集會自由、財產的享有以及住所的不可侵犯等一般原則上同伊斯蘭教義是完全一致的。1865年，納米克等結成一個以立憲改革為宗旨的團體。不久以後，這個團體被國內外輿論稱為「青年奧斯曼」或「青年土耳其人」。
自由主義運動以1876年立憲為標志達到高潮。立憲由首相米德哈特主持，受米德哈特等人擁戴的新蘇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答應盡早宣布立憲。納米克被從囚禁地召回參與憲法的起草工作。首都新聞界積極報道官方關於憲法討論的消息。一本被時人稱為討論立憲的樣本小冊子《立憲政府》提出：正像英國的經驗所顯示的那樣，立憲政府是秩序與繁榮的基礎。憲法和議會都符合伊斯蘭和奧斯曼傳統，一個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是防止政治專斷的最好保證。在一片鼓雜訊中，一個由蘇丹下令設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在10月6日正式開始工作了。
但是，立憲運動一開始就存在著尖銳的內部矛盾。首先，哈米德二世表面上支持立憲運動，實際上則另有打算，希望通過立憲，在宗教和哈里發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確立蘇丹的主權。他看到有一個立憲派無法跨越的障礙：英國保守黨政府不支持土耳其的自由主義運動。在當時正在召開的一個由英國組織的國際會議上，英國外相拒絕討論土耳其人希望列強承認其立憲的要求，而堅持由與會各國對奧斯曼改革實行監督。他的一些建議(如將保加利亞一分為二，其總督之任命需得列強同意)，即使在力主地方分權的米德哈特看來，也是對土耳其國家主權的損害，因而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其次，憲法起草委員會中一些宮廷官吏的代表害怕在立憲造成的新的權力分配中失去地位，因而一再延宕立憲准備工作。此外，「青年土耳其人」與米德哈特也有嚴重分歧，納米克所設想的是一個由哈里發通過中央政府行使主權的伊斯蘭國家，希望所有奧斯曼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一個基於伊斯蘭原則的民主憲政體制下融為一體，不贊成米德哈特主張在憲法中給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省份一定自治權利的非集權化觀點。
經過一再推遲，一部欽定憲法終於在1876年12月23日公布。憲法宣布了奧斯曼帝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重申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及宗教信仰、出版、結社自由等原則，提出設置一個由蘇丹指定的參議院，一個選舉產生的眾議院，以及司法獨立、國家財政預算受議會控制、地方分權、實行強迫義務教育等等。但憲法賦予蘇丹以絕對的主權。蘇丹享有任命大臣和參議員、召集和結束議會、頒布或否決議會通過的法律的權力。因此，憲法和議會對蘇丹都沒有多少制約作用。實際上，立憲並沒有能夠阻止蘇丹專制主義的發展。哈米德二世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在宣布立憲後不久即將米德哈特解除職務並驅逐出境。在選民普遍漠不關心情況下產生的奧斯曼議會前後只存在了5個月，也被蘇丹強行解散，此後幾十年再也沒有召開過。取代立憲議會的是警察、監獄等鎮壓機構的膨脹和嚴厲的書報檢查制度。19世紀的蘇丹專制主義在哈米德二世時代到達了頂點。
立憲失敗以後，一方面是西方式教育，交通通訊事業的發展和行政、立法改革運動的繼續，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受到蘇丹政府的迫害、鎮壓，許多人或被監禁，或被流放。專制主義改革派同立憲自由派的斗爭似乎以哈米德二世的獨裁統治而告結束了。但是，自由思想仍在各種學校廣泛傳播。政府列舉的「國家公敵」納米克·基馬爾，在青年學生眼裡卻是「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從1889年起，新一代青年土耳其人開始了有組織的反專制斗爭。在國外，巴黎的流亡者出版了《青年土耳其人報》和宣傳實證主義的《協商》半月刊。在國內，由四名醫科學生發起的「奧斯曼同盟」(「同盟與進步委員會」的前身)在伊斯坦布爾各個學校迅速蔓延。到20世紀初，其組織發展到各地駐軍內部。包括後來的「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在內的大批青年軍人參加了反抗活動。
1908年，這些青年軍人所領導的斗爭終於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召開議會，恢復立憲。但是，左右了奧斯曼政局的青年土耳其領導人並沒有一如既往地遵循自由主義原則，相反，他們最終選擇了集權主義和寡頭統治。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重新選擇的過程。
在1908年以前的青年土耳其運動中，典型的自由主義派是以薩巴哈丁為首的「個人主動和地方分權聯盟」。薩巴哈丁受崇拜英國地方自治政體的法國人德莫蘭(Edmond Demolins，1852—1907)的影響,認為土耳其苦難的根源是其社會的集體主義形式，以前的改革努力都是使這一形式永久化，哈米德暴政不過是改革歷史的自然產物。因此，他主張模仿英國立憲並盡可能地減少中央政府的權力。1902年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巴黎大會在薩巴哈丁主持下通過決議，希望借歐洲各國干涉蘇丹政府實行改革。1908年「立憲革命」以後，自由派組成「阿赫拉爾」(Ahrar)黨，後來又以「自由與協調黨」為名出現。自由派有一套系統的改革設想，在政權建設上，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分權的政府，實際上是要取消中央政權;在經濟政策方面，要求給當時依賴特權條約的非穆斯林資產階級以完全自由;在社會問題上，支持非土耳其人民族恢復教區特權的要求。從這些主張可以看出，20世紀初葉的土耳其自由派與19世紀強調伊斯蘭傳統反對模仿歐洲的立憲自由派不同，具有明顯的「西化」色彩。
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另一支生力軍是「同盟與進步委員會」即「同盟派」。其成員和支持者主要由青年軍官、低級官吏、現代學校培養出的各種專業人員、受少數民族商人排擠的城鎮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工匠構成。同盟派深受法國實證主義的影響，主張秩序與進步。在1902年大會上，他們反對利用外國干涉，斷然拒絕任何有損於奧斯曼帝國獨立的行動。1908年以後，同盟派主張建設一個不受宗教力量支配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衛護奧斯曼統一體的利益。在這樣一個中央政府之下，所有奧斯曼臣民一律平等，實現不分宗教信仰與民族的全民同盟。僅為達此目標亦應使中央政府足夠強大，以便實行必要的政策實現各民族的融合、同化與進步。同盟派的教區世俗化主張是：教區由信仰不同宗教但世俗地屬於同一國家的個人組成，它沒有政治和民族的含義，只是信仰的結合體。
從上述兩派的主張來看，同盟派跟自由派的分歧還說不上是「土耳其民族主義和奧斯曼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即使是最有影響的民族主義者齊亞·格卡爾普，在1909年也還是主張民族融合的奧斯曼主義者，希望「奧斯曼國家成為自由與進步的東方美利堅」。但是，同盟派反對照搬英國政治制度，主張建立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央政府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
青年土耳其運動的中堅力量即青年軍人本能地傾向於加強政府的權威。「立憲革命」以後不久發生的奧地利吞並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希臘合並克里特、保加利亞宣布獨立以及蘇丹暗中支持下的保守勢力叛亂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們迅速走上強化中央權力的道路。1909年4月12日，同盟與進步委員會由秘密組織公開而成為「同盟與進步黨」。8月16日，同盟與進步黨控制下的政府公布了「集會法」，9月又有「禁止搶劫及妨害治安法」，對叛亂首領實行鎮壓，並趁機打擊了自由派「阿赫拉爾」黨。1913年同盟與進步黨正式掌握政權後，繼續從政治上打擊妨礙其建立中央集權統治的力量。[page]
同盟派強化土耳其國家政權的措施遭到帝國主義者首先是英國的敵視。還在1908年，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就提出，若土耳其真的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將對埃及甚至印度帶來不幸後果。1911年，土耳其政府向英法請求貸款遭拒絕;1913年邀請列強談判廢止治外法權與特惠條約，又不被接受。帝國主義的蠻橫無理迫使青年土耳其黨人徹底打消了對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幻想，在做了談判廢約的最後嘗試而無結果以後，單方面宣布廢除治外法權和所有對土耳其的經濟、法律限制。
從「坦志馬特」改革者到執政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他們都以國家的生存與強盛為目標，又都從維護或鞏固中央集權走向極端的專制主義——哈米德二世的獨裁統治和青年土耳其黨人後期的寡頭政治。但是，由於他們的集權政府所賴以存在的奧斯曼帝國龐大而衰老的機體已經無力承受國內外各種反帝國力量的沖擊。他們並沒有建立起真正強大的國家機器。僅就19世紀的蘇丹改革而言，改革以集權和專製取代了舊制度下的某些特權和自由，卻將自由和特權給予西方列強，允許他們在帝國境內不受限制地橫行恣肆。這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諷刺。青年土耳其黨人試圖通過以君主立憲製取代蘇丹專制重建強大的奧斯曼國家，但是，奧斯曼帝國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宗教混合體的社會整合，既不能以民族主義或伊斯蘭為基礎(因為有眾多非伊斯蘭民族，許多正在鬧民族獨立)，也不能輕松地放棄由哈里發制和謝里亞特代表的伊斯蘭(因為有穆斯林、特別是非土耳其穆斯林)。土耳其歷史似乎走進一個死胡同，現代化領導者陷入一個難以克服的困境，不解決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就不能實現社會的整合，不實現社會的整合則不能抗禦外來干涉和使國家真正走上繁榮強大。而在20世紀的帝國現存框架內，解決民族與宗教問題已十分困難。因此，奧斯曼帝國的解體看來已不可避免。青年土耳其政府參加世界大戰和戰敗加速了帝國解體的過程。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發展和現代土耳其民族國家的誕生。一個以凱末爾為代表的真正強有力的現代化領導核心，是伴隨這一新國家的誕生而形成的。
但是，比之青年土耳其運動，凱末爾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曾經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表現出色彩更濃的成分多元性，而不是發端於一個集中統一的領導核心的作用。據統計，1919年民族運動的埃爾祖魯姆大會54名代表中地方顯要佔17名，地方宗教領袖為6名;1920—1923年的第一屆大國民議會，更是一個混雜的團體，代表中有125名政府官吏，53名軍人，53名宗教人員，32名地主，前奧斯曼國會議員就有92人之多。大會成員中許多人堅決表示不願脫離蘇丹—哈里發。這一方面說明民族主義運動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也顯示了運動領導核心社會成分的復雜性，預示了後來的世俗化、現代化改革的艱巨性。第一屆大國民議會中存在一個以地方宗教領袖(法典官)為主體的反凱末爾的「第二組」。1923年改選後的新議會中，原「第二組」成員只剩3人，但又形成了新的更有威脅性的反凱末爾派。一些地位重要的文官和將軍(包括勞夫總理、阿利·富阿德將軍、雷費特將軍等一直與凱末爾關系緊密的人)在基本的行動綱領問題上同凱末爾等人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分歧，他們主張在一個基於強有力的立法機構的政治制度之下，維護君主立憲制。允許宗教保持其原有地位，允許地方發揮比較重要的作用。在這些觀點背後是一個盡可能依照傳統習慣建設新土耳其國家的目標設想，主張漸變、進化，強調個人權利和地方主動，反對凱末爾所推行的迅速的，全面性的變革。1924年11月17日，這個反對派組成為「進步共和黨」,黨的宣言和綱領強調反對專制主義。支持這個黨的社會力量包括前同盟進步黨中思想陳舊的分子，前「第二組」分子，以及真誠的民主主義者，保守派等各種反凱末爾的成分。進步黨成立後四天，被視為自由派的費特希即代替擁護凱末爾政治主張的伊斯梅特為內閣總理，可見當時反對派力量之大。
1925年年初發生的以推翻世俗的共和國為目的的宗教反動勢力叛亂活動使形勢急劇變化。叛亂在2月份爆發，3月3日，費特希被免職，伊斯梅特再度出任總理;次日，國民會議通過一項嚴厲的「維持治安法」，賦予政府為期兩年的特別權力(後延長到1929年才撤銷)。政府採取迅速果斷的軍事行動粉碎了叛亂，6月3日，進步黨涉嫌反政府而被取締。1927年，當舉行第三屆國民議會選舉時，所有反對派力量都已銷聲匿跡了。從此以後直到1946年初，除在1930年曾冒出幾個短命的反對黨以外，土耳其共和國一直只有一個忠實於凱末爾主義的執政黨——共和人民黨。這個黨掌握著一支忠實的軍隊，建立了一個堅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證了各項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
凱末爾運動從自己的前輩那裡繼承下來一個相當發達的官僚體系，一支職業化的武裝力量，運動領導核心的頂層為文武官員所佔據。加上現實斗爭的客觀需要，應當說，其走上某種形式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是很自然的。但是，凱末爾運動最初只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在戰敗而瀕臨滅亡的帝國殘余領土上，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1923—1931年間，共和人民黨一直沒有黨綱，這反映出其理論之薄弱。實際上，共和國的權力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它在現代化進程中充分發揮統一的指揮者，組織者的作用，經過了一段艱苦的摸索和選擇過程，選擇的結果之一是，「國家主義」作為一種寬泛的集權主義政治經濟原則而被提出。
國家主義(Statism, étatisme)起源於西方，作為一種現代思潮的國家主義是與自由主義相抗衡而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伯納德·劉易斯認為，在集權的、官僚家長式的凱末爾主義政權看來，由國家來指導和管理經濟生活是統治精英所擁有權力、特權和職能的自然而明顯的延伸。但是，無論理論還是實踐，凱末爾的國家主義都是經過長期醞釀才形成的。1922年的洛桑會議廢除了使土耳其國家成為列強半殖民地的特權條約，但規定土耳其仍需承擔維持低關稅等義務到1928年底。結果是：1920—1930年間在土耳其建立的股份公司中，1/3擁有外國資本;土耳其的外貿入超長期保持在外貿總額的10%以上。盡管齊亞·格卡爾普在1923年就提出「不能坐等個人的企業精神自發地發展以實現工業化」而「必須通過國家的努力達到歐洲的工業水準。……只有國家能夠承擔在各個領域引入大規模工業的任務」。20年代土耳其共和國的經濟方針，基本上仍然是鼓勵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1929年，強制性的低關稅義務到期，土耳其馬上將關稅從13%提高到46%，但隨即開始分期償付奧斯曼債務，加上世界經濟大危機的影響，造成了土耳其的貨幣危機。種種因素合在一起，促使凱末爾政權轉變政策，走上了強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參與的道路。
1931年，凱末爾總結多年的改革經驗，概括出六項「基本的和不可改變的原則」。這些原則很快為黨綱所接受，1937年又被正式載入憲法。六項原則當中，共和主義、民族主義、民眾主義和世俗主義在20年代已人所共知，新增的兩項原則一為「改革主義」，另一項就是「國家主義」，它被視為凱末爾主義與共和人民黨的突出特徵。
應當指出，凱末爾的「國家主義」有著深刻的傳統淵源。19世紀改革推動奧斯曼國家進一步集權化，造成國家對社會的越來越多的參與，通過擴大政府的規模，將規范社會生活所有方面作為自己的權利甚至職責。直到哈米德時代，現代化和中央集權相伴隨而發展的趨勢有增無減。青年土耳其革命也不過使集權政府從蘇丹手裡轉到一批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軍官和文職官員手裡，集權主義傳統對凱末爾政權有明顯影響。這種傳統加上凱末爾革命與改革領導者的軍人、官僚背景，其緊靠政府而與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無強大聯系的職業社會化特點，種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導致國家主義的盛行。早在1923年，齊亞·格卡爾普就已提出，「土耳其人天性是國家主義者，他們期待國家在每一種新的和進步的事情上採取主動。在土耳其，社會變革是通過國家進行的，跟反動力量作斗爭保護了社會變革的也是國家。」格卡爾普關於社會高於個人的論述是凱末爾國家主義原則的來源之一。1931年提出的「國家主義」依照凱末爾的解釋：「我們所說的國家主義，在於當涉及民族總體利益國家對所有領域的干預……」凱末爾的原則和齊亞·格卡爾普的思想是一致的。兩者都不單指一種經濟政策或經濟制度，而是指國家即中央政府的全面作用。「國家主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被提出，反映了當時土耳其經濟之薄弱，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國家機器扶植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耳其現代化進程對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又一次排拒。
從蘇丹改革所強化的專制主義到凱末爾的「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說明土耳其的現代化首先需要建設一個對內能以引導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進步，對外能夠保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奧斯曼上層改革者和青年土耳其黨人都曾試圖建立這樣一個國家機器但都沒有成功，這個任務是由民族解放運動和凱末爾政權完成的。阿諾德·湯因比視凱末爾主義政權的歷史作用為「以一種『變形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 conversion)使這個民族從傳統的伊斯蘭生活方式轉向一種新生活方式」。還有的研究者提出，凱末爾主義指導下的共和人民黨政權是一種容忍有限的多元主義和政治參與的「威權主義」政權。其領導人並不想使一黨壟斷政權理想化、永久化。1930年，凱末爾曾鼓勵他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前總理費特希建立了一個反對黨即自由共和黨。共和人民黨執政期間，所有重要的政治決策，都是遵照1924年憲法關於立法、執法權屬於國家最高組織——議會的規定，通過議會來完成的。在人民黨內部，允許對重要政策持不同意見，即使對凱末爾提出的「不可改變的」原則也允許爭論;黨內沒有發生過清洗。這些都顯示出凱末爾的「威權主義」與蘇丹專制主義以及青年土耳其的寡頭政治有重大的區別。一黨執政局面長期維護，主要與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有關，說明在作為一定規模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的民族資產階級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之前，統治精英的黨尚無競爭的對手。最後，土耳其現代化領導者盼望已久的一支工商業資產階級隊伍終於在凱末爾主義時代成長起來，並且跟執政的共和人民黨展開了政權角逐。以1946年1月民主黨登記成立為標志，土耳其現代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⑺ 火幣觀察：土耳其央行的禁令對比特幣影響大嗎

這一則禁令的發布，和土耳其的貨幣政策有關。3月中旬，土耳其總統突然解僱原央行行長Naci Agbal，新任土耳其央行行長Sahap Kavcioglu一改前任的鷹派風格，將關鍵利率維持在19%不變，同時沒有重申上月的承諾，即「必要時將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這令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和土耳其民眾擔心，里拉匯率可能進一步下挫，同時該國的惡性通脹將變得愈發難以遏制。於是土耳其民間迅速颳起了將里拉換成加密貨幣的熱潮，而這無疑進一步增添了里拉的下行壓力。

根據區塊鏈分析公司Chainalysis的數據，在前央行行長被解職後，土耳其市場的加密貨幣交易量不斷飆升。從2月初到3月底，加密貨幣交易量達到了2180億里拉，而2020年同期僅70億里拉。其中，在Agbal被炒引發土耳其市場動盪的3月20日-24日，短短幾天內土耳其國內加密貨幣交易量就高達逾230億里拉。

目前，土耳其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BtcTurk，擁有超過100萬用戶在該平台上交易。該國國內對加密貨幣的狂熱甚至蔓延到了足球領域。BtcTurk如今已成為土耳其男女足的主要贊助商。而土超勁旅加拉塔薩雷和特拉布宗已經推出了粉絲代幣，諸如貝西克塔斯和費內巴切等土超豪門原本也打算在今年效仿。

火幣研習社認為，土耳其的貨幣問題是 歷史 遺留問題，如今數字資產的興起，使得土耳其面臨著大量資本外流的風險。而這將反過來進一步削弱里拉，這也是土耳其央行會發出比特幣禁令的重要原因。但是，從現實的情況來看，土耳其如果不能禁止里拉的惡性通脹，那麼其加密貨幣的交易需求還是會持續增加，只不過可能會從交易所的場內交易轉為場外交易。因為加密貨幣點對點支付的特性，即使民間自發使用加密貨幣支付，土耳其央行並沒有力量去禁止，甚至可能土耳其司法部門自身都難以將這個禁令貫徹，最終可能這個禁令會成為一紙空文。如果細究這個禁令對比特幣的影響，短期內會使得比特幣的價格構成一定打壓，但是從長期來看，這個禁令可能會促使更多土耳其人去購買比特幣。

BTC日內大幅下跌，成交量明顯放大

根據火幣交易平台數據顯示，BTC日內持續下跌，目前最低至60384.69USDT。成交量明顯放大。一小時級別來看，日內空方發力跌破高位震盪區間下沿支撐位，重新回落到前期橫盤區間上沿60800一線。日線級別來看，BTC迎來三連陰，反包前幾日漲幅。晚間持續關注下跌行情的延續情況以及下方60000點整數關口的支撐情況。

根據火幣交易平台數據顯示，ETH日內持續下跌，目前最低至361.17USDT，成交量明顯放大。一小時級別來看，空方日內分兩次下破，跌破前期高位震盪區間的下沿，在前期震盪區間上沿2390一線得到了一定支撐。日線級別來看，ETH今日小幅下跌，基本反包了昨日漲幅的1/2。晚間持續關注下跌行情的延續情況以及下方2340的支撐情況。

合約方面，火幣合約大數據顯示，BTC合約持倉量相對穩定，合約成交量小幅上升，合約市場活躍。交割合約基差小幅上升。

ETH合約持倉量相對穩定，合約成交量小幅上升，合約市場活躍。交割合約基差小幅下降。

USDT在火幣全球站OTC市場的報價為6.72元。

據火幣研習社數據監控顯示，今日DeFi總鎖倉量（TVL）相對穩定達到了946.0億美元，真實鎖倉量相對穩定達到了675.4億美元。其中，Venus漲幅較大，達到了17.59%。今日Defi總交易量小幅上升，達到了43.4億美元。其中，Curve漲幅較大，達到了114.35%。

⑻ 荷蘭和土耳其何時恢復外交關系

7月21日，據外媒報道，土耳其外交部聲明稱，荷蘭和土耳其同意實現外交關系正常化。聲明說，兩國將盡快恢復互派大使，荷蘭外交大臣將於今年下半年對土耳其進行正式訪問。

今年2月5日，荷蘭宣布正式從土耳其撤回該國大使，同時拒絕土耳其向荷蘭派大使。土耳其和荷蘭外交關系跌入新低谷。

⑼ 工作簽證在土耳其待了3年能否正常出海關

工作簽證在土耳其待了3年能正常出海關。工作簽證在土耳其待了3年出海關的時候要交數量不少的罰金，之後就可以出海關了。罰款單上會寫明此後5年內禁止入土耳其國境，這5年內，土耳其外交部網路里會存有你的超期記錄，你的名字將被拉黑。所以工作簽證在土耳其待了3年能正常出海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