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選舉為什麼被取消
A. 土耳其共和人民黨的歷史
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逝世後，伊斯麥特·伊諾努獲選為第二任總統，並且是共和人民黨的領導人。在1938年12月26日召開的共和人民黨全國會議，伊諾努被選為終身共和人民黨首領，並追贈阿塔土克為「終身主席」，又將「國家首領」的稱號贈予伊諾努。
在1940年代，共和人民黨成立村會，用以收窄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距。各式各樣的科學家、作家、教師、醫生從村會畢業後為土耳其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 在1946年國會大選，共和人民黨獲得396個席位，成為第一大黨。不過，在大選前，共和人民黨通過了反民主選舉法，引入勝者全得制，即一黨獲得一省的多數票，該黨就可獲得該省的所有議席。至1950年國會大選，共和人民黨終作法自斃，民主黨以53.3%的票數贏得408席。在1950年9月的區域選舉，共和人民黨再遭挫敗，民主黨在560個區域勝出，共和人民黨僅在40個區域勝出。
真正的多黨民主自共和人民黨將權力和平移交至民主黨才開始，自此，共和人民黨成為在野黨。
1951年11月26日，共和人民黨舉行第九屆全國會議，正式成立青年及婦女支部。1953年6月22日，工會及商會建立被提案，而工人罷工的權利亦提上黨的議程里。
1954年5月2日，共和人民黨在勝者全得制下的國會大選再次不敵民主黨，只獲得35.4%的選票，得31席；民主黨得票率為57.6%，得505 席。此後，共和人民黨的得票率開始回升，在1957年10月27日的國會大選，共和人民黨的得票率是41%，得178席；民主黨的得票率是47.9%，得 424席。
民主黨開始感到壓力，於是取締共和人民黨，沒收共和人民黨的財產，包括國父凱末爾的在內。民主黨還打壓其他的政黨、封鎖傳媒、侵害民主。
在民主黨統領下的獨裁政府都受到貪污和因貨幣貶值和外債所導致的通脹問題困擾。在共和人民黨的一黨時代發展了鐵路系統，而民主黨卻支持使用公路及高速公路，使土耳其對石油的需求增加，造成嚴重的經濟問題。
1960年5月27日，在傳媒、大學講師及在野黨的支持下，軍隊成功推翻民主黨政府。
在1960年的軍事政變，高級軍官組成了國家眾合委員會，以取締民主黨及對民主黨首領作出懲處。結果，在1961年16-17日，總理阿德南·曼德列斯、外長法廷·羅士圖·梭羅及財政部部長哈桑·普拉特簡在伊拉里島監獄被處以絞刑，總統傑拉勒·拜亞爾因年老而免死罪，改判無期徒刑。
1961年，聲稱繼承民主黨的正義黨成立，同時，國家眾合委員會成立臨時國會，取代土耳其大國民議會，為土耳其修訂新憲法。還成立憲法法院，以防止政府違憲。1961年的憲法是被公認為最自由民主的土耳其憲法。勝者全得制的選舉制度被廢止，以比例代表製取代。新憲法引入兩院制，以元老院為上議院、大國民議會為下議院。國家眾合委員會主席塞馬爾·古爾塞勒將軍當選為第四任土耳其總統。
1961年10月15日，共和人民黨在國會大選得勝，得票率是36.7%，得173席；正義黨得票率是34.8%，得158席。共和人民黨主席伊斯麥特·伊諾努成為總理，與正義黨籌組聯合政府，這是土耳其史上的首個聯合政府，至1965年，伊諾努另兩次籌組政府。
1960年代末，正義黨主席蘇萊曼·德米雷爾成為總理，支持者主要是宗教人士及民主主義者。 1971年，軍隊結束了蘇萊曼·德米雷爾的正義黨政府，經歷了多個過渡政府後，比倫特·埃傑維特帶領共和人民黨再次執政。在政治上，埃傑維特的共和人民黨開始走向左翼。
1975年，共和人民黨不敵正義黨，德米雷爾再次成為總理。1979年至1979年，共和人民黨卷土重來（與一些小型政黨如具伊斯蘭教色彩的國家救助黨合作）。1980年，德米雷爾的民主黨重掌政權。其後，軍隊發動政變，封禁所有政黨。 1980年軍事政變以後，軍權政府封禁了共和人民黨。至1998年，土耳其由被認為是民主黨繼承者的中間偏右黨派祖國黨及正途黨統治。
巴伊卡爾時期 1992年至今
在1987年的公民投票及1993年的立法後，允許舊政黨重新建立，共和人民黨亦再度被建立。
1991年，土耳其的選舉有兩個當選的門檻（10%全國得票率及15%地區得票率），加上中間偏左的黨派分為社會民主人民黨及民主左翼黨，使社會民主及民主左翼派系在國會的權力甚為弱小。1991年至1995年間，土耳其由中間偏右的正途黨及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人民黨聯合統治。
1995年，具伊斯蘭色彩的幸福黨進入國會，共和人民黨似乎已被人民拋棄，共和人民黨只能獲得10%的全國性選票，在550個議席中只能分得49席，作為主要左翼黨派的共和人民黨有被取代的傾向。
1998年，幸福黨被封禁，在1990年代，前共和人民黨主席比倫特·埃傑維特率領的民主左翼黨得到廣泛的支持。1998年，在一次軟性軍事政變以後，在共和人民黨的支持下，中間偏右的祖國黨與民主左翼黨及中間偏右的小政黨土耳其民主黨合組聯合政府。
不過，由於聯合政府一連串的丑聞、貪污及違法行為，共和人民黨不再支持政府，並投下「不信任票」。1999年國會大選前夕，民主左翼黨在祖國黨及正途黨的支持下籌組過渡政府。同年，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領袖阿卜杜拉·奧賈蘭在肯亞落網。
在1999年的國會大選，民族主義者及左翼的選票都轉移到民主左翼黨那裡，共和人民黨未能獲得10%的當選門檻，無法在國會里取得議席。2001年，溫和的伊斯蘭保守派正義與發展黨成立，共和人民黨的前景更不容樂觀。
正途黨與祖國黨的聯合政府將權力轉交到民主左派，為土耳其政治產生了不穩定的變數。幸福黨解散使該黨的支持者轉向支持極右民族主義黨派民族行動黨，而伊斯蘭教徒亦以回教美德黨卷土重來。
結果，民主左翼黨、祖國黨及民族行動黨組成聯合政府。埃傑維特與總統阿赫邁特·內吉代特·塞澤爾的紛爭使土耳其股市大挫，聯合政府也倒台了。
巴伊卡爾在1999年辭去共和人民黨黨主席後，阿勒坦·奧爾曼成為黨主席，但在兩年後，巴伊卡爾又重新成為黨主席。
2002年國會大選，共和人民黨得178席，這次選舉只有共和人民黨和正義與發展黨得以進入議會。共和人民黨成為議會里的反對黨及土耳其第二大的政黨。
共和人民黨在爭取支持時面對很大的困難。前民主左翼黨的支持者對經濟危機及埃傑維特時期的政府相當不滿。許多民主左翼黨及祖國黨的支持者也轉而支持正義與發展黨。
許多左翼人士也對共和人民黨的領導，特別是巴伊卡爾作出批評，他們認為共和人民黨扼殺年輕新血，使新血變得冷淡，甚至輚向正義與發展黨。正義與發展黨則提拔青年，共和人民黨猶如一「古老守衛」，不能代表現代土耳其。左翼分子亦批評共和人民黨反對取消301法案，301法案使人們可被控以「侮辱土耳其人」，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奧罕·帕慕克、艾麗芙·沙法克及被定罪的土耳其藉阿美尼亞作家赫蘭特·丁克。
2002年國會大選，共和人民黨飽受內部權力斗爭困擾，得票率被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遠遠拋離。2004年的地區選舉，共和人民黨的得票來源主要是反埃爾多安的，如前左翼黨派及右翼世俗主義黨派的支持者，但仍大敗予正義與發展黨，還失去了一些傳統的根據地，如安塔利亞。
許多人要求巴伊卡爾負上責任。多名已退黨的黨員表示，黨內缺乏民主的架構，而巴伊卡爾管治共和人民黨的方式亦越趨獨裁。一些支持巴伊卡爾的都坦承，如果由另一人領導，共和人民黨會更成功。
2004年10月，新土耳其黨並入共和人民黨。最近，巴伊卡爾提倡民主左翼黨與共和人民黨合並。
B. 土耳其已取消或推遲北約軍演，原因是什麼
因為希臘政府今年在起草協議時，添加了與土耳其分歧相關的內容，當土耳其要求更改的時候，希臘政府不同意更改，所以導致北約軍演被取消或者是推遲。
C. 如何看待土耳其以總統製取代議會制
在國際政治局勢不穩，地緣局勢緊張升級之際，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Tayyip Erdogan)今日宣布在上周日(4月16日)的公投中獲得勝利。這不僅消除了投資者不得不應對的一個不確定性，也推動了本幣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周一(4月17日)大漲。但反對者表示，這次公投存在諸多違規行為，他們將對公投結果發起挑戰。
埃爾多安表示，對於以總統製取代議會制的公投提案，2500萬民眾已表示支持，「贊成」的比率為51.5%。這意味著總理這一職務就將廢除，其執政權力將交與埃爾多安，而這屆總統理論上可以就任至2029年。屆時總統將有權任命各部部長和最高法官，並可以隨時召集選舉。他還將獲得財政政策方面的更大影響力，或許會加深投資者對央行獨立性的擔憂。
在周一伊斯坦布爾外匯市場開市後的幾分鍾，土耳其里拉一度上漲2.5%至1美元兌3.6188里拉。土耳其修憲公投結果顯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將獲得龐大的新權力，消除了投資者不得不應對的一個不確定性。
本次修憲案是由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和在野黨民族主義行動黨(MHP)於2016年12月共同提出的。雖然在2017年1月時的投票中，修正案獲得土耳其國會550席中的339席支持，但未達到全體議員三分之二(367)的直接通過門檻，所以必須舉行公民投票。
支持陣營稱，這一改變可提高土耳其政治系統的效率，並指出美國和法國都實行執政總統制度。然而，反對者則唯恐權力的集中化會令國家走向專制。
英國預測公司Verisk Maplecroft的董事Anthony Skinner在結果公布前表示，「有觀點認為自由民主乃至混合民主從結構上能阻止獨裁者劫持政治體系，而埃爾多安此次的勝利不啻為對這一假設的打擊。」
據國有媒體阿納多盧通訊社報道，此次公投贊成票與反對票之比為51.3%比48.7%。但反對黨指稱存在欺詐行為，歐盟認為其不公平。
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的領導人Kemal Kilicdaroglu稱，公投的合法性有待商榷。該黨早些時候表示，會要求對最多60%的選票進行重新計票。此前土耳其最高選舉委員會(YSK)宣布，將把沒有官方戳印的選票計為有效選票，除非這些選票被證明有詐。
在伊斯坦布爾的富人區，有些人走上街頭抗議，有些人則在家中敲打著鍋碗瓢盆。這一表達不滿的舉動在2013年反對埃爾多安的抗議活動中很普遍。
同土耳其關系日益緊張的歐洲政界人士則表達了擔憂。歐盟執委會上周日稱，鑒於只有微弱的多數支持，加上影響廣泛，土耳其在修憲方面應當尋求廣泛的全國共識。
D. 土耳其是什麼社會制度
土耳其是資本主義國家。
土耳其政治是以議會制代議民主制的共和體制為框架（也就是議會制），奉行多黨制，土耳其總理是政府的領導人。土耳其的政治體制以分權為原則，行政權由政府行使，立法權則屬於政府及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司法則獨立於行政及立法。現行的憲法在1982年11月7日起實施，憲法奉行世俗主義。2017年4月土耳其憲法修正案獲得通過，總統制將成為2019年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後的法定政體。
延伸：
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文：Türkiye Cumhuriyeti，英語：The Republic of Turkey），簡稱土耳其，是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國家，北臨黑海，南臨地中海，東南與敘利亞、伊拉克接壤，西臨愛琴海，並與希臘以及保加利亞接壤，東部與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和伊朗接壤。土耳其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戰略意義極為重要，是連接歐亞的十字路口。
土耳其人是屬於歐洲人種的地中海原住民的後裔，奧斯曼一世在1299年建立奧斯曼帝國。到1453年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滅拜占庭帝國，至16世紀和17世紀，尤其是蘇萊曼一世時期達到鼎盛，統治區域地跨歐、亞、非三大洲。故奧斯曼帝國的君主蘇丹視自己為天下之主，土耳其繼承了東羅馬帝國的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因而東西文明在其得以統合。19世紀時國力開始衰落，1914年8月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加入同盟國作戰，並於1918年戰敗。喪失了大片領土，帝國從此土崩瓦解。1919年，土耳其擊退外國侵略者，1923年10月29日建立土耳其共和國。
土耳其地跨亞、歐兩大洲，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均實行歐洲模式，是歐盟的候選國。憲法規定土耳其為民主、政教分離和實行法制的國家。 土耳其外交重心在西方，在與美國保持傳統戰略夥伴關系的同時加強與歐洲國家的關系。
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又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創始會員國及二十國集團的成員。擁有雄厚的工業基礎，為世界新興經濟體之一，亦是全球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
E. 土耳其政變,為什麼突然發生,又突然失敗
說道土耳其這次政變，就不得不提一下土耳其這個國家的近代史。眾所周知，近代中國號稱「東亞病夫」，是個列強就能欺負兩把。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還有一個「西亞病夫」，那就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這個曾經的地跨三洲的大帝國，到了近代比大清國還要腐敗愚昧落後。在列強的瓜分下，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帝國只剩下了幾十萬平方公里。就這些國土還因為其在一戰中的失敗被分割。
這時候，出現一個牛人，他就是凱末爾，作為一戰時期的國家英雄，一手策劃了一場改變國家命運的政變，號稱凱末爾革命。廢除了蘇丹，變帝國為共和國。不盡擋住了協約國的侵略，保住了國家主權，還開始可這個國家最深刻的變革——世俗化。在之前的帝國時期，土耳其是一個伊斯蘭教國家，蘇丹就是哈里發，是伊斯蘭世界的領袖。而凱末爾改革，廢除了哈里發，實現了政教分離，完全像西方靠攏，用他的話說，世界上除了西方文明就沒有別的文明了。同時他還進行了一系列的資產階級改革，使得土耳其成為了世界上世俗化最成功的國家。
但這只是一個表象而已，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土耳其的世俗化精英群體，但是在其國內還有大量的穆斯林民眾。保不齊什麼時候選舉上台的政府，就是反世俗化的，這時候軍隊就會走出來「撥亂反正」，因此土耳其國內才會政變不斷，幾乎每十年政變一次。因為軍隊自認為繼承了國父的遺志，雖然政變是對國家正常民主的極大破壞。
這次政變也是如此。現任總統埃爾多安，穆斯林兄弟會出身，上台之後，通過成功的經濟政策獲得民心之後，開始了近乎獨裁的統治。隨著中東牛人薩達姆、卡扎菲等人的覆滅，埃爾多安一心要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領袖。不但摸了北極熊的屁股，打下了老毛子的飛機。還在國內大肆推行伊斯蘭教法，開倒車。這下軍隊不滿意了，於是就有了這一次的軍事政變。不過，很可惜，埃爾多安執政多年，其勢力早就已經滲透進軍隊內部。這次政變的軍隊只佔一小部分，很快就被終於埃爾多安的軍隊鎮壓了，所以才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失敗了。
政變雖然結束，但土耳其國內社會階層的對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世俗主義與宗教主義的沖突,隨著世界經濟環境的惡化、中東地區極端勢力的發展、地緣政治各方勢力的博弈,有著愈演愈烈的趨勢。強人埃爾多安，能否帶著國家走出這一關，看來還是未知數。
F. 4天前 土耳其政變何時休
原文在這里
9世紀上半葉，隨著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和西歐其他先進國家工業革命的全面展開，一個世界規模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開始。以第二次殖民主義浪潮為標志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展，使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民族日益成為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也給東方各文明古國展示了新的發展方向。以奧斯曼帝國的上層改革為開端的土耳其現代化探索，就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起步的。
在不斷的改革中尋求出路
土耳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深化的改革史。從19世紀上半葉到20世紀40年代，在百餘年的現代化探索過程中，雖然發生過數次政變和革命，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貫徹始終。改革反映了土耳其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土耳其走向現代化的基本形式。
改革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即19世紀奧斯曼帝國「西化」改革時期，青年土耳其黨人改革時期和凱末爾革命與改革時期。各個時期的國內外環境條件、改革的目標、改革的成敗得失都有很大差別，但改革的現代化方向和總的歷史效果是一致的，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是由居於國家政治核心地位的上層精英集團發起、領導的。在歷史連續性與繼承性意義上的確可以說，凱末爾主義共和國是一個長期進程發展的結果。「正是通過這一進程，土耳其的統治精英改造了自身，改造了政體(state)，最後也改造了國家(country)。」
從專制主義到「國家主義」
跟英法等早期現代化國家的歷史進程不同，土耳其在強大的外部挑戰刺激和內部經濟動因不足條件下進行的現代化探索，首先從軍事、政治領域開始。國際環境的壓力、專制統治傳統和西方自由民主觀念與現代政治制度的沖擊，三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決定了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道路。從蘇丹專制主義通過青年土耳其的寡頭政治走向凱末爾的「威權主義」、「國家主義」，是這條道路的顯著特徵。
19世紀改革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改革使近衛軍、烏來馬等曾經擁有限制蘇丹行動的實力或特權的勢力或盪然無存、或一蹶不振，維護了蘇丹的權威，強化了專制集權統治的傳統。1826年以後，蘇丹政府不再遇到反改革勢力的有力威脅。國家機能的擴大，新的官僚監督和鎮壓機構(秘密警察和新聞檢查機構等)的建立，給蘇丹政府帶來了比先前大得多的權力范圍和影響。另一方面，改革運動所引入的資產階級政治法律制度，動搖了蘇丹專制統治的傳統社會基礎。與西方交流的大門打開以後，新一代土耳其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西方自由主義和立憲民主制度。被蘇丹怒斥為「根據妄自虛擬的信仰和荒誕無稽的說法……誘使一群狂若瘋人的平民同謀不軌」的法國自由，在他們看來卻是指引人類進步的女神，娓娓動聽地向人們講解「如果沒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安全;沒有安全，也就不可能有工作;沒有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繁榮;沒有繁榮，也就不可能找到快樂!」到19世紀60年代，當改革要不要實行已經不再成其為問題時，一個反對專制主義，要求自由與立憲的運動便逐漸形成了。極有天賦的詩人、評論家、土耳其新文學的創始人之一納米克·基馬爾(1840—1888)是這個運動的傑出代表。納米克自幼接觸到西方式教育，深受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同時又有強烈的伊斯蘭信念。他認為孟德斯鳩的自然法則在權力的分立、官員的職責、個人的自由與平等、思想自由、集會自由、財產的享有以及住所的不可侵犯等一般原則上同伊斯蘭教義是完全一致的。1865年，納米克等結成一個以立憲改革為宗旨的團體。不久以後，這個團體被國內外輿論稱為「青年奧斯曼」或「青年土耳其人」。
自由主義運動以1876年立憲為標志達到高潮。立憲由首相米德哈特主持，受米德哈特等人擁戴的新蘇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答應盡早宣布立憲。納米克被從囚禁地召回參與憲法的起草工作。首都新聞界積極報道官方關於憲法討論的消息。一本被時人稱為討論立憲的樣本小冊子《立憲政府》提出：正像英國的經驗所顯示的那樣，立憲政府是秩序與繁榮的基礎。憲法和議會都符合伊斯蘭和奧斯曼傳統，一個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是防止政治專斷的最好保證。在一片鼓雜訊中，一個由蘇丹下令設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在10月6日正式開始工作了。
但是，立憲運動一開始就存在著尖銳的內部矛盾。首先，哈米德二世表面上支持立憲運動，實際上則另有打算，希望通過立憲，在宗教和哈里發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確立蘇丹的主權。他看到有一個立憲派無法跨越的障礙：英國保守黨政府不支持土耳其的自由主義運動。在當時正在召開的一個由英國組織的國際會議上，英國外相拒絕討論土耳其人希望列強承認其立憲的要求，而堅持由與會各國對奧斯曼改革實行監督。他的一些建議(如將保加利亞一分為二，其總督之任命需得列強同意)，即使在力主地方分權的米德哈特看來，也是對土耳其國家主權的損害，因而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其次，憲法起草委員會中一些宮廷官吏的代表害怕在立憲造成的新的權力分配中失去地位，因而一再延宕立憲准備工作。此外，「青年土耳其人」與米德哈特也有嚴重分歧，納米克所設想的是一個由哈里發通過中央政府行使主權的伊斯蘭國家，希望所有奧斯曼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一個基於伊斯蘭原則的民主憲政體制下融為一體，不贊成米德哈特主張在憲法中給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省份一定自治權利的非集權化觀點。
經過一再推遲，一部欽定憲法終於在1876年12月23日公布。憲法宣布了奧斯曼帝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重申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及宗教信仰、出版、結社自由等原則，提出設置一個由蘇丹指定的參議院，一個選舉產生的眾議院，以及司法獨立、國家財政預算受議會控制、地方分權、實行強迫義務教育等等。但憲法賦予蘇丹以絕對的主權。蘇丹享有任命大臣和參議員、召集和結束議會、頒布或否決議會通過的法律的權力。因此，憲法和議會對蘇丹都沒有多少制約作用。實際上，立憲並沒有能夠阻止蘇丹專制主義的發展。哈米德二世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在宣布立憲後不久即將米德哈特解除職務並驅逐出境。在選民普遍漠不關心情況下產生的奧斯曼議會前後只存在了5個月，也被蘇丹強行解散，此後幾十年再也沒有召開過。取代立憲議會的是警察、監獄等鎮壓機構的膨脹和嚴厲的書報檢查制度。19世紀的蘇丹專制主義在哈米德二世時代到達了頂點。
立憲失敗以後，一方面是西方式教育，交通通訊事業的發展和行政、立法改革運動的繼續，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受到蘇丹政府的迫害、鎮壓，許多人或被監禁，或被流放。專制主義改革派同立憲自由派的斗爭似乎以哈米德二世的獨裁統治而告結束了。但是，自由思想仍在各種學校廣泛傳播。政府列舉的「國家公敵」納米克·基馬爾，在青年學生眼裡卻是「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從1889年起，新一代青年土耳其人開始了有組織的反專制斗爭。在國外，巴黎的流亡者出版了《青年土耳其人報》和宣傳實證主義的《協商》半月刊。在國內，由四名醫科學生發起的「奧斯曼同盟」(「同盟與進步委員會」的前身)在伊斯坦布爾各個學校迅速蔓延。到20世紀初，其組織發展到各地駐軍內部。包括後來的「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在內的大批青年軍人參加了反抗活動。
1908年，這些青年軍人所領導的斗爭終於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召開議會，恢復立憲。但是，左右了奧斯曼政局的青年土耳其領導人並沒有一如既往地遵循自由主義原則，相反，他們最終選擇了集權主義和寡頭統治。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重新選擇的過程。
在1908年以前的青年土耳其運動中，典型的自由主義派是以薩巴哈丁為首的「個人主動和地方分權聯盟」。薩巴哈丁受崇拜英國地方自治政體的法國人德莫蘭(Edmond Demolins，1852—1907)的影響,認為土耳其苦難的根源是其社會的集體主義形式，以前的改革努力都是使這一形式永久化，哈米德暴政不過是改革歷史的自然產物。因此，他主張模仿英國立憲並盡可能地減少中央政府的權力。1902年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巴黎大會在薩巴哈丁主持下通過決議，希望借歐洲各國干涉蘇丹政府實行改革。1908年「立憲革命」以後，自由派組成「阿赫拉爾」(Ahrar)黨，後來又以「自由與協調黨」為名出現。自由派有一套系統的改革設想，在政權建設上，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分權的政府，實際上是要取消中央政權;在經濟政策方面，要求給當時依賴特權條約的非穆斯林資產階級以完全自由;在社會問題上，支持非土耳其人民族恢復教區特權的要求。從這些主張可以看出，20世紀初葉的土耳其自由派與19世紀強調伊斯蘭傳統反對模仿歐洲的立憲自由派不同，具有明顯的「西化」色彩。
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另一支生力軍是「同盟與進步委員會」即「同盟派」。其成員和支持者主要由青年軍官、低級官吏、現代學校培養出的各種專業人員、受少數民族商人排擠的城鎮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工匠構成。同盟派深受法國實證主義的影響，主張秩序與進步。在1902年大會上，他們反對利用外國干涉，斷然拒絕任何有損於奧斯曼帝國獨立的行動。1908年以後，同盟派主張建設一個不受宗教力量支配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衛護奧斯曼統一體的利益。在這樣一個中央政府之下，所有奧斯曼臣民一律平等，實現不分宗教信仰與民族的全民同盟。僅為達此目標亦應使中央政府足夠強大，以便實行必要的政策實現各民族的融合、同化與進步。同盟派的教區世俗化主張是：教區由信仰不同宗教但世俗地屬於同一國家的個人組成，它沒有政治和民族的含義，只是信仰的結合體。
從上述兩派的主張來看，同盟派跟自由派的分歧還說不上是「土耳其民族主義和奧斯曼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即使是最有影響的民族主義者齊亞·格卡爾普，在1909年也還是主張民族融合的奧斯曼主義者，希望「奧斯曼國家成為自由與進步的東方美利堅」。但是，同盟派反對照搬英國政治制度，主張建立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央政府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
青年土耳其運動的中堅力量即青年軍人本能地傾向於加強政府的權威。「立憲革命」以後不久發生的奧地利吞並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希臘合並克里特、保加利亞宣布獨立以及蘇丹暗中支持下的保守勢力叛亂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們迅速走上強化中央權力的道路。1909年4月12日，同盟與進步委員會由秘密組織公開而成為「同盟與進步黨」。8月16日，同盟與進步黨控制下的政府公布了「集會法」，9月又有「禁止搶劫及妨害治安法」，對叛亂首領實行鎮壓，並趁機打擊了自由派「阿赫拉爾」黨。1913年同盟與進步黨正式掌握政權後，繼續從政治上打擊妨礙其建立中央集權統治的力量。[page]
同盟派強化土耳其國家政權的措施遭到帝國主義者首先是英國的敵視。還在1908年，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就提出，若土耳其真的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將對埃及甚至印度帶來不幸後果。1911年，土耳其政府向英法請求貸款遭拒絕;1913年邀請列強談判廢止治外法權與特惠條約，又不被接受。帝國主義的蠻橫無理迫使青年土耳其黨人徹底打消了對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幻想，在做了談判廢約的最後嘗試而無結果以後，單方面宣布廢除治外法權和所有對土耳其的經濟、法律限制。
從「坦志馬特」改革者到執政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他們都以國家的生存與強盛為目標，又都從維護或鞏固中央集權走向極端的專制主義——哈米德二世的獨裁統治和青年土耳其黨人後期的寡頭政治。但是，由於他們的集權政府所賴以存在的奧斯曼帝國龐大而衰老的機體已經無力承受國內外各種反帝國力量的沖擊。他們並沒有建立起真正強大的國家機器。僅就19世紀的蘇丹改革而言，改革以集權和專製取代了舊制度下的某些特權和自由，卻將自由和特權給予西方列強，允許他們在帝國境內不受限制地橫行恣肆。這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諷刺。青年土耳其黨人試圖通過以君主立憲製取代蘇丹專制重建強大的奧斯曼國家，但是，奧斯曼帝國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宗教混合體的社會整合，既不能以民族主義或伊斯蘭為基礎(因為有眾多非伊斯蘭民族，許多正在鬧民族獨立)，也不能輕松地放棄由哈里發制和謝里亞特代表的伊斯蘭(因為有穆斯林、特別是非土耳其穆斯林)。土耳其歷史似乎走進一個死胡同，現代化領導者陷入一個難以克服的困境，不解決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就不能實現社會的整合，不實現社會的整合則不能抗禦外來干涉和使國家真正走上繁榮強大。而在20世紀的帝國現存框架內，解決民族與宗教問題已十分困難。因此，奧斯曼帝國的解體看來已不可避免。青年土耳其政府參加世界大戰和戰敗加速了帝國解體的過程。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發展和現代土耳其民族國家的誕生。一個以凱末爾為代表的真正強有力的現代化領導核心，是伴隨這一新國家的誕生而形成的。
但是，比之青年土耳其運動，凱末爾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曾經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表現出色彩更濃的成分多元性，而不是發端於一個集中統一的領導核心的作用。據統計，1919年民族運動的埃爾祖魯姆大會54名代表中地方顯要佔17名，地方宗教領袖為6名;1920—1923年的第一屆大國民議會，更是一個混雜的團體，代表中有125名政府官吏，53名軍人，53名宗教人員，32名地主，前奧斯曼國會議員就有92人之多。大會成員中許多人堅決表示不願脫離蘇丹—哈里發。這一方面說明民族主義運動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也顯示了運動領導核心社會成分的復雜性，預示了後來的世俗化、現代化改革的艱巨性。第一屆大國民議會中存在一個以地方宗教領袖(法典官)為主體的反凱末爾的「第二組」。1923年改選後的新議會中，原「第二組」成員只剩3人，但又形成了新的更有威脅性的反凱末爾派。一些地位重要的文官和將軍(包括勞夫總理、阿利·富阿德將軍、雷費特將軍等一直與凱末爾關系緊密的人)在基本的行動綱領問題上同凱末爾等人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分歧，他們主張在一個基於強有力的立法機構的政治制度之下，維護君主立憲制。允許宗教保持其原有地位，允許地方發揮比較重要的作用。在這些觀點背後是一個盡可能依照傳統習慣建設新土耳其國家的目標設想，主張漸變、進化，強調個人權利和地方主動，反對凱末爾所推行的迅速的，全面性的變革。1924年11月17日，這個反對派組成為「進步共和黨」,黨的宣言和綱領強調反對專制主義。支持這個黨的社會力量包括前同盟進步黨中思想陳舊的分子，前「第二組」分子，以及真誠的民主主義者，保守派等各種反凱末爾的成分。進步黨成立後四天，被視為自由派的費特希即代替擁護凱末爾政治主張的伊斯梅特為內閣總理，可見當時反對派力量之大。
1925年年初發生的以推翻世俗的共和國為目的的宗教反動勢力叛亂活動使形勢急劇變化。叛亂在2月份爆發，3月3日，費特希被免職，伊斯梅特再度出任總理;次日，國民會議通過一項嚴厲的「維持治安法」，賦予政府為期兩年的特別權力(後延長到1929年才撤銷)。政府採取迅速果斷的軍事行動粉碎了叛亂，6月3日，進步黨涉嫌反政府而被取締。1927年，當舉行第三屆國民議會選舉時，所有反對派力量都已銷聲匿跡了。從此以後直到1946年初，除在1930年曾冒出幾個短命的反對黨以外，土耳其共和國一直只有一個忠實於凱末爾主義的執政黨——共和人民黨。這個黨掌握著一支忠實的軍隊，建立了一個堅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證了各項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
凱末爾運動從自己的前輩那裡繼承下來一個相當發達的官僚體系，一支職業化的武裝力量，運動領導核心的頂層為文武官員所佔據。加上現實斗爭的客觀需要，應當說，其走上某種形式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是很自然的。但是，凱末爾運動最初只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在戰敗而瀕臨滅亡的帝國殘余領土上，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1923—1931年間，共和人民黨一直沒有黨綱，這反映出其理論之薄弱。實際上，共和國的權力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它在現代化進程中充分發揮統一的指揮者，組織者的作用，經過了一段艱苦的摸索和選擇過程，選擇的結果之一是，「國家主義」作為一種寬泛的集權主義政治經濟原則而被提出。
國家主義(Statism, étatisme)起源於西方，作為一種現代思潮的國家主義是與自由主義相抗衡而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伯納德·劉易斯認為，在集權的、官僚家長式的凱末爾主義政權看來，由國家來指導和管理經濟生活是統治精英所擁有權力、特權和職能的自然而明顯的延伸。但是，無論理論還是實踐，凱末爾的國家主義都是經過長期醞釀才形成的。1922年的洛桑會議廢除了使土耳其國家成為列強半殖民地的特權條約，但規定土耳其仍需承擔維持低關稅等義務到1928年底。結果是：1920—1930年間在土耳其建立的股份公司中，1/3擁有外國資本;土耳其的外貿入超長期保持在外貿總額的10%以上。盡管齊亞·格卡爾普在1923年就提出「不能坐等個人的企業精神自發地發展以實現工業化」而「必須通過國家的努力達到歐洲的工業水準。……只有國家能夠承擔在各個領域引入大規模工業的任務」。20年代土耳其共和國的經濟方針，基本上仍然是鼓勵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1929年，強制性的低關稅義務到期，土耳其馬上將關稅從13%提高到46%，但隨即開始分期償付奧斯曼債務，加上世界經濟大危機的影響，造成了土耳其的貨幣危機。種種因素合在一起，促使凱末爾政權轉變政策，走上了強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參與的道路。
1931年，凱末爾總結多年的改革經驗，概括出六項「基本的和不可改變的原則」。這些原則很快為黨綱所接受，1937年又被正式載入憲法。六項原則當中，共和主義、民族主義、民眾主義和世俗主義在20年代已人所共知，新增的兩項原則一為「改革主義」，另一項就是「國家主義」，它被視為凱末爾主義與共和人民黨的突出特徵。
應當指出，凱末爾的「國家主義」有著深刻的傳統淵源。19世紀改革推動奧斯曼國家進一步集權化，造成國家對社會的越來越多的參與，通過擴大政府的規模，將規范社會生活所有方面作為自己的權利甚至職責。直到哈米德時代，現代化和中央集權相伴隨而發展的趨勢有增無減。青年土耳其革命也不過使集權政府從蘇丹手裡轉到一批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軍官和文職官員手裡，集權主義傳統對凱末爾政權有明顯影響。這種傳統加上凱末爾革命與改革領導者的軍人、官僚背景，其緊靠政府而與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無強大聯系的職業社會化特點，種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導致國家主義的盛行。早在1923年，齊亞·格卡爾普就已提出，「土耳其人天性是國家主義者，他們期待國家在每一種新的和進步的事情上採取主動。在土耳其，社會變革是通過國家進行的，跟反動力量作斗爭保護了社會變革的也是國家。」格卡爾普關於社會高於個人的論述是凱末爾國家主義原則的來源之一。1931年提出的「國家主義」依照凱末爾的解釋：「我們所說的國家主義，在於當涉及民族總體利益國家對所有領域的干預……」凱末爾的原則和齊亞·格卡爾普的思想是一致的。兩者都不單指一種經濟政策或經濟制度，而是指國家即中央政府的全面作用。「國家主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被提出，反映了當時土耳其經濟之薄弱，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國家機器扶植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耳其現代化進程對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又一次排拒。
從蘇丹改革所強化的專制主義到凱末爾的「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說明土耳其的現代化首先需要建設一個對內能以引導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進步，對外能夠保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奧斯曼上層改革者和青年土耳其黨人都曾試圖建立這樣一個國家機器但都沒有成功，這個任務是由民族解放運動和凱末爾政權完成的。阿諾德·湯因比視凱末爾主義政權的歷史作用為「以一種『變形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 conversion)使這個民族從傳統的伊斯蘭生活方式轉向一種新生活方式」。還有的研究者提出，凱末爾主義指導下的共和人民黨政權是一種容忍有限的多元主義和政治參與的「威權主義」政權。其領導人並不想使一黨壟斷政權理想化、永久化。1930年，凱末爾曾鼓勵他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前總理費特希建立了一個反對黨即自由共和黨。共和人民黨執政期間，所有重要的政治決策，都是遵照1924年憲法關於立法、執法權屬於國家最高組織——議會的規定，通過議會來完成的。在人民黨內部，允許對重要政策持不同意見，即使對凱末爾提出的「不可改變的」原則也允許爭論;黨內沒有發生過清洗。這些都顯示出凱末爾的「威權主義」與蘇丹專制主義以及青年土耳其的寡頭政治有重大的區別。一黨執政局面長期維護，主要與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有關，說明在作為一定規模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的民族資產階級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之前，統治精英的黨尚無競爭的對手。最後，土耳其現代化領導者盼望已久的一支工商業資產階級隊伍終於在凱末爾主義時代成長起來，並且跟執政的共和人民黨展開了政權角逐。以1946年1月民主黨登記成立為標志，土耳其現代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G. 土耳其的選舉制度是大選區還是小選區
想不到在中國還有人對土耳其的選舉制度感興趣的，難得！
土耳其沒有你說的大選區，小選區的問題。土耳其是以省份來劃分選區的，但它有個10%的規定蠻有意思的，具體情況：
1、擁有550個議席的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掌有立法權，他們分別代表81個省份。議會議員每五年一任，采比例代表制選舉產生，黨派需獲得至少10%的選票才可獲得議席。獨立侯選人只須獲得其省份的10%選票便可當選。軍方的政治角色較為通俗，他們捍衛世俗主義和共和制。土耳其政黨認為，反世俗主義及分離主義者可以被取締。
2、任何政黨要想贏得議會席位，必須取得10%以上的支持率。而如果參選黨派未能達到這一標准，它贏得的議席就將全部劃給贏得大選的政黨，因此在選舉中，許多小黨派競選者會變成獨立派來參選，這就避免10%這一障礙。
H. 德國與土耳其為什麼互撕
近日，土耳其政府與多個歐洲國家「互撕」引發全球關注。事情緣起3月初，德國連續取消兩場土耳其部長級官員前來參加的為修憲公投造勢的集會。隨後的3月9日，瑞士蘇黎世地方政府宣布，由於「安全不能保障」，取消土外長恰武什奧盧原定於12日出席的在瑞土耳其人集會活動。3月11日，恰武什奧盧計劃前往荷蘭鹿特丹與當地土耳其人會面，然而荷蘭政府以「公共安全方面的原因」禁止恰武什奧盧所乘坐的航班著陸。當晚，土家庭和社會政策部長卡亞·薩揚從德國赴荷蘭，也在土耳其駐鹿特丹領事館附近被荷蘭警察攔截，並被告知他已被列為「不受歡迎的外國人」。3月12日，土農業部長原計劃參加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一場拉票活動，但集會場地的業主臨時取消了這場活動。同日，丹麥首相拉斯穆森在新聞通報中說，鑒於當前土耳其和荷蘭及德國之間的矛盾升級，建議土耳其總理耶爾德勒姆推遲訪問丹麥。3月13日，奧地利總理克恩表示，出於「公共安全」考慮，將阻止土耳其官員在奧地利為土耳其修憲公投舉行政治活動……對此，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接連炮轟德國、荷蘭等國的行為是「納粹行徑」，引發了歐洲多國和歐盟的抗議和回擊。
去年7月15日土耳其發生未遂軍事政變後，在德土耳其人很快捲入其中。7月31日，「歐洲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同盟」在科隆組織了一場有4萬人參與的大遊行，以表達對埃爾多安的支持。德國對此十分警惕，因為在德土耳其人本來就因為融入不暢而成為德國社會的一大問題，如果這些人更深地捲入母國內政，可能給德國帶來更多的麻煩。因此，德國拒絕了埃爾多安向在科隆集會的支持者發表視頻講話的要求。德國總理默克爾還呼籲土耳其裔德國公民忠於德國，要求在德土耳其人「不要將土耳其境內的沖突轉移到德國」。但是埃爾多安政府反而加強了對在德土耳其人的工作。
今年1月21日，土耳其議會通過了極具爭議的憲法改革草案。若草案在今年4月獲得公投通過，土耳其原本的議會內閣制將改革為總統制，總統的權力將大幅擴張。理論上，即使實行總統制，總統最多也只能連任一次，但是新總統制下的總統選舉定於2019年11月舉行，總統任期也將根據此次選舉結果重新開始計算。因此，如果埃爾多安能夠連續贏得選舉，他就有可能一直執政到2029年。為了確保修憲公投順利通過，正發黨高層近期進行了一系列造勢活動，而能否爭取到在德土耳其人的支持顯得十分重要。但德國方面認為，土耳其國內選民在修憲問題上分化明顯，土耳其一些反對派也流亡到了歐洲，正發黨高層此時集中訪歐拉票，很可能導致在德土耳其人因修憲問題產生內部沖突，不利於德國的安全與穩定。尤其在歐洲國家穆斯林移民問題日益嚴重且又紛紛面臨本國大選的大背景下，土耳其政治家的活動加劇了歐洲國家的擔憂，更加不敢向強硬的土耳其讓步。在此情況下，德國等歐洲多國陸續抵制土耳其政客入境。
I. 手握大權的土耳其總統為什麼要提前一年大選
一是當前經濟高增長形勢有利於提振民眾對埃爾多安的支持率。自2002年至今，土耳其現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下稱正發黨）已連續執政16年，其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在於良好的經濟政績。過去16年，土經濟保持了中高速增長，成為G20 成員國，是國際社會重要的新興國家。
亮眼的經濟成績，贏得了多數選民的支持和認可，厚植了正發黨的執政基礎。2017年，土經濟增長率達到了7.4%，是G20成員國中經濟增速最快的國家。但光鮮的經濟背後隱藏著危機，目前土經濟運行過熱，通貨膨脹率達到兩位數，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優先度高於對通貨膨脹的控制。今年3月，全球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將土耳其主權信用評級下調為垃圾級，不看好土經濟發展前景。
此外，經常賬戶赤字不斷擴大，里拉匯率跌跌不休，土經濟能否延續2017年高增速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很顯然，2018年舉行大選，埃爾多安將會享受到2017年經濟高速增長為大選帶來的選票紅利。
二是民族主義高漲為埃爾多安匯聚更多人氣。今年1月20日，土耳其聯合敘利亞反對派自由軍越境打擊庫爾德武裝人民行動軍。
經過近兩個月的戰斗，土將庫爾德武裝驅趕出敘北部的阿夫林地區，完成對阿夫林地區的實際佔領。這在土國內引起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民族主義情緒大幅上揚。尤其是在打擊庫爾德武裝問題上，土國內具有超越黨派分歧的普遍共識，推高了民族主義情緒。作為打擊庫爾德武裝軍事行動的最高軍事指揮，埃爾多安在民族主義的推動下人氣聚升，從戰場上給民眾帶來的勝利情緒很容易轉化為對埃爾多安的支持。
三是反對派難以做好參選准備。目前，土國內有四大政黨，分別是正發黨、共和人民黨、民族行動黨和人民民主黨。在2015年的議會選舉中，上述四個政黨均獲得10%以上的選票，均得以進入議會。正發黨和民族行動黨已結成支持埃爾多安的攻守聯盟，共和人民黨和人民民主黨不是政治盟友，但都站在埃爾多安的對立面，反對埃爾多安的集權行為。從選票分布看，如果正發黨單打獨斗，埃爾多安難有絕對把握獲得全國50%以上的選票。盡管有民族行動黨的選民支持，仍不足以使埃爾多安安然側榻入睡。在無徵兆的情況下，埃爾多安宣布提前大選，打共和人民黨和人民民主黨措手不及。
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這兩個政黨很難扶持起一個強有力的挑戰者，與埃爾多安進行勢均力敵的競選。況且，競選的宣傳、策略等攸關大選結果的環節尚未精心設計。倉促上陣，勢必降低反對黨總統候選人的勝選系數。
四是土耳其再次延長緊急狀態助力埃爾多安勝選。4月18日，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就延長緊急狀態進行投票，通過了政府提出的議案，將目前實施的緊急狀態自4月19日起再延長3個月。同天，埃爾多安宣布提前大選。自2016年7月軍事未遂政變後，土耳其就進入緊急狀態，其主要目的是剪除居倫運動的羽翼，鞏固正發黨執政地位。與之前的緊急狀態相較，這次與總統大選有前後關聯，6月的總統大選將在國家緊急狀態下進行。所謂緊急狀態是指當國家安全穩定受到威脅時，為恢復和維護國家的安全穩定，政府有權採取非常態行動。
按照土耳其緊急狀態法的規定，在緊急狀態下總統及其領導的內閣可以繞過議會通過新法律，並在政府認為必要時暫停某些權利和自由。可以實施宵禁，禁止或者限制集會、遊行等行為。無需通過法官授權，安全部隊可以直接搜查相關公民。政府有權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出版發行，包括平面媒體、廣播、電視電影等。在總統大選的背景下，土政府可以利用緊急狀態的規定，對國內政治異己力量的媒體、非政府組織進行清查或關閉，消除不利於正發黨和埃爾多安的雜音。在盡量控制關於埃爾多安負面消息傳播渠道的同時，埃爾多安擁有正面宣傳自己的「利器」。多甘媒體集團是土最大的媒體集團，在土擁有很強的輿論引導權。據外媒報道，埃爾多安控制著該集團多數股份，這將有利於爭取更多民眾對埃爾多安的支持。
從外界看，土耳其提前大選具有突然性、偶發性，但埃爾多安對此是經過深思熟慮設計的。此次大選意義重大，提前大選意味著提前實行總統制，讓總統實權合法化，正式開啟總統制時代。因此，埃爾多安不會追求政治賭博帶來的風險刺激，而是穩字當頭，實現本人勝選和土實行總統制的雙贏。2014年8月，埃爾多安成為土歷史上首位直選總統。今年6月，埃爾多安可能再創造新歷史，成功當選總統制下的首位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