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怎么看目标

㈠ 日本人的野心有多大

日本人受困于国内自然环境的恶劣（太平洋中的小岛，常年遭遇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资源缺乏，难以发展），同时因为国土狭窄容易遭遇军事打击的灭顶之灾，所以日本人一直以来都有很浓的危机感，这份危机感直接造成他们对于东亚具有强烈征服欲望，这和日本人的生存欲望息息相关。所以这一百多年来，日本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前后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不但是中国，日本还和俄罗斯打过，不过重点目标是侵占中国获取资源和生存环境。与其说日本人的野心，倒不如这是日本人强烈的求生欲望

㈡ 请了解一些日本的朋友 介绍下日本人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可能没几个日本人能回答清楚这种命题吧。
首先现代日本人没太兴趣外边的世界，结果往往没知觉到日本人的特征。这种情况应起了日本人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观多么的和其他人们不一样。
但是从外边来看的话,能看到一个关键词"世间（seken）"这词如果翻译的话社会吧。
日本人特别的怕"世间（seken）"重视"世间（seken）"好多人的人生目标是不给"世间"添麻烦。
也有人犯罪的理由是想给"世间"吃惊。
有的公司总裁倒闭了自己的公司后说‘对"世间"骚扰不好意思’之类的话。
你可能还不好明白"世间"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也没关系，这种命题不是想知道就能知道的。只要你去日本后、注意对日本人的"世间"是什么东西就行

㈢ 日本经济扩张精神和发展目标是什么

本文摘自《日本学刊》2000年第1期，作者：胡令远
系复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原题：《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与其精神指归》

日本在二战中败北之时，它所面对的是疮痍满目的饿殍焦土和虚脱般的精神家园。在新旧世纪之交的今天，回首日本民族悲剧高潮的那一幕，仍不乏作为中国人的诸多感慨。其中，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那时的日本，不也正处于中国古老哲学所谓“否极泰来”的转机之中么！造化的玄机，有时就是这么微妙。

如所周知，战后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日本更专念于经济的发展，且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与此相对应，日本人的精神年龄——麦克阿瑟曾揶揄为政治成熟度尚属幼稚期的12岁——这当然是以西方精神年轮为参照和尺度的——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从战后日本人的精神史可知，他们是一直致力于此一方面的建设的。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两方面同时陷入困境：经济的低迷、精神的迷惘，似挥之不去的阴影，给20世纪的日本划上了沉重的句号的同时，还加上大大的问号和惊叹号。而新世纪的到来，能否成为日本再次走上“否极泰来”新轮回的转机，人们有理由寄予热切的关注。作为这种判断基础之一的，恰恰正是因为呈峰谷状变化的日本更凸显了其战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利弊得失，而人们得以更透彻地了解它。

作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西方意义已为人们所认定。所以，陷于困境中的日本的教训，西方国家是没有理由不引以为警戒的。而日本的近邻国家，则由于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使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窘相立现。又由地缘和文化关系的因素，这些国家的政府承受了更大的对比压力。而一般国民则对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和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也因日本的刺激而增强。不可否认，日本经济发展的成果和道路，虽多少强弱不同，但确实是对周边国家、地区是起到了某种例示和目标作用的，有的国家至今还在日本所走过的道路上前行。因此，要避开日本的失误之处，研究日本的教训也成为必然的要求。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将更加细密、连带感将进一步增强。考虑到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早已在日本的经验教训中露出端倪，重新认识、评判日本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本文所择完的题目，或非一篇论文的容量所能涵括。这里，只是从分析肌体中采取几枚切片，聊为散论。能否有一得之见，还待方家法眼。

日本留给20世纪的重要遗产是一份沉重的思考。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20世纪，日本改变了哥伦布以来长达500年之久的世界秩序——当然这主要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日本人曾常常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国家是最早、且惟一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东方国家。因之，有关日本的特殊性的认识、日本是一个特殊国家的认识，在多种意义上不断地被强调。这种所谓的“特殊性”，除了地理、民族构成等要素外，精神层面的东西则构成其核心部分。在不断地人为操作过程中所形成的日本之精神领域的诸如神国、天皇观念等，无论在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中产生过重要作用——无论它给日本带来的是民族、国家的无限荣光，还是奇耻大辱。如一般常识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民族、国家，无论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皆是一个独特存在，即皆有自己的特殊性。而日本因较多的成功，其所谓特殊性才在内外被特别强调罢了。而与这种特殊性相关联的精神领域的东西外化后，集中构成所谓的“日本模式”、“日本文明”之核心和基底的部分。这包括除了一般东方国家所具有的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等外，日本还另蒙有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

西方文明是一种特殊文明，而非普遍文明或普世文明，这已为包括西方的学者们所指出。①近代日本的政治精英和精神先驱们经过遍历欧美的考察，得出了“西方船坚炮利的技术文明不过是西方精神文明的物质表现罢了”的结论。西方的基本价值观、价值体系及在此基础形成的社会意识、政治制度、经济伦理等，才是西方物质文明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源泉。而西方的财富和支配世界的权力等，都与此密切相关。当日本决意学习西方、在历经成功和失败，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经济成功的顶峰之时，不少日本学者将此成功的根本原因归之于日本文化，尤其是所谓日本的“特殊性”。对此，即便不少人发出“诚哉斯言”的赞同声，但同时对此心存疑惑和遗憾者也不乏其人。西方在显示了强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其精神文明的表达不仅是清晰的，也给几个世纪特别是18、19世纪的东方和世界带来广泛影响。日本除了向世人显示了其经济上的惊人发展能量、在物质文明的创造上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外，在精神层面上向世界又展现了什么呢？

为了探索日本经济巨大成功背后的精神因素，有关“日本模式”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也曾成为一时的显学。虽未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一致的结论，但大家在日本经济的成功与其文化有本质的联系这一点上的认识是没有多少分歧的。问题是：“日本模式”的世界意义如何？即便在日本经济最出风头的时代，此一问题的答案仍是暧昧的。

人们所熟知的、由日本政府的脑库——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NI-RA）自1985年始历时3年、由200多名学者合作完成的大型研究报告《90年代日本的课题》，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日本一些主要研究机关的部分学者对于90年代的世界形势，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前景的看法”。②该报告无论是在担纲契领的“序论”中，还是在其他相关的章节中，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及日本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者的意见是统一，即：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着两种引发世界恐慌的可能性——其原因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和美国债务国化这样两个危机。美国已经衰退，而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必然归于日本。对此，“序论”中明确记有：“首先，第一个课题是日本经济在国际社会中如何掌舵”。而报告第五章——“国际社会中的日本经济”，是由着名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中坚分子完成的。其中论述道：“当今，世界经济在战后以来的长期波动中，面临着危机的局面。面对这一危机挺身而出、靠一国的力量就可以扭转干坤的超级大国，现在是不存在的。从规模上看，美国仍然算是世界的超级大国，但其实力已经下降，毕竟其经济本身也自身难保。在这种状况下，为避免世界经济危机，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发达国家必须共同努力谋求改善事态。在这种形势下，发达国家中最拥有解决问题的余力的是日本。……日本此刻所处的立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代替英国成为世界最大资本输出国及债权大国的美国很有共同点。当时美国处在必须取代英国领导世界经济的立场，而美国没有那么做，结果导致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现在，为拯救世界经济危机而必须掌握领导权的日本不可重蹈覆辙”。③取美国而代之，在20世纪90年代担负起避免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责任并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日本的历史使命——这在当时是日本人的普遍看法并使他们引以为骄傲。与此相印证，在由着名学者、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梅棹忠夫担纲的该报告第一章的“日本的任务”一节中，记有如下的观点：“人们认为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一富国，日元日益抬高自己的声誉，日本处在财富势所必然地滚滚而来的状态，仿佛是处在英国和美国曾经所处的那一位置上。这种现象在每一国家的悠久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机会。今天日本幸遇这一机会，日本未来的命运将取决于如何利用这一机会。”④
于此，并非要刻意去验证史实与预言的相契与否，而事实也已告诉了人们结论如何。令人感慨的是日本人津津乐道于“财富势所必然地滚滚而来”，以世界第一富国睥睨当世，至于精神、文化层面建设的东西，除了在论述国际化的相关章节中有所触及外，并不见其有多少关注，虽然这是一部“政策研究”性质的东西。西方给人们留下了凭借经济优势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强烈印象，而日本在经济之外的精神领域的表达与发散，则始终是暧昧的、无所作为的。这也或者可以说是与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日本文化中“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因此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潜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有关。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日本的一种宿命。但精神领域的东西也是在发展变化着的，所以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前述状态的正常性，而其也就难免“经济动物”之讥讽。而且，这也并非仅具精神象征的意义，它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实践皆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的最后10年，并没有像《90年代的课题》所预测的那样赐给日本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而“彼可取而代也”的对象——原不被处于沾沾自喜、踌躇满志乃至亢奋虚幻状态中的日本人看好的美国经济却在这一时期走出低谷，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而此时的日本则在硕大的七彩泡沫嘭然鼓裂之后，发现自己陷入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中而不易自拔。且不要说挺身而出担当拯救预想可能出现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最主要角色了，即使在未尝预料到的、与日本密切相关的地区性——亚洲危机中，日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人们将此风暴广泛解释为“日本模式”的失败，并表示将与其诀别。

如前已云，日本不惟经济陷于泥淖难以自拔，政治、社会、精神诸领域也处于混乱迷惘状态。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言而喻是多方面的。其中，日本的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归的严重扭曲也不能不说是致命的一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归的严重扭曲，在其国内主要表现在：即经济增长至上主义造成的对不可重置的自然和普通劳动者的过度剥夺，使经济增长在伦理上、实践上部分地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并且带来政治上的腐败、社会道德的沦丧，以至与此深有关联的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破灭，从而将日本带进90年代的困境之中。

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加文·麦考马克教授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日本高速增长以来，日本列岛的开发速度用英语来形容的话，即使不是breakneck（折断脖子般的惊险），也是breathtading（喘不过气似的惊心）。结果是，经过30年的发展，出现了一种令人晕眩或酩酊的状况。人们很难去考虑和反省为什么要如此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会走到什么地步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60年代的社会中，人们一致认为劳动、储蓄、投资、开发和增长是为了实现体面、幸福、充实、有创造性的生活的手段。90年代问题的微妙之处，是增长和开发已不是达到目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了。”⑥特别是尽管90年代前半期受到经济不景气的打击，但改造都市的庞大计划仍继续堆积在大型建设公司的制图台上，且准备加以实施。结果首先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仅以大阪湾为例，在至90年代为止的40年中，共填海造地5600公顷，其中包括占有全海湾1.8的生态上极其珍贵的浅海域。如今，3.4的浅海域已消失。海湾东西两端只剩2%尚未被用于填海造地，因而还略带自然状态。而东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自然的海岸线了。曾经是海洋和水栖生物宝库的东京湾，现在有濒于灭绝的危机，其水域可能会成为处理工业文明的废弃物的巨大水下垃圾箱。由于无休止的开发和人口激增，东京形成了所谓热岛现象。加上汽车、空调散发的热气，钢筋水泥所保持的热气以及二氧化氮所造成的温室效应等综合影响，东京的气温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0倍的速度在升高。8月的热带夜（夜间温度不低于25℃的现象），在20年代平均为2.6天，80年代则增至13.6天。东京中心地区的气温比工业现代化以前平均上升了约4度，造成了强烈的热气公害。这仅仅是东京、大阪两地的情形。田中角荣曾提出“列岛改造论”，松下幸之助也曾提出削去日本部分山丘，建造一个相当于四国面积的第五大岛，果如此，日本环境的破坏将达到何种程度：几十年来这样做的结果，固然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也使人力和财力濒临枯竭。

日本着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不只一次谈到濑户内海的开发及、其产业状况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在那里，为了发展工业，填海造地持续了10年甚至10年以上……。这个内海的沿岸还有被日本的三个主要岛屿所包围，通过三个海峡与太平洋及东海相联结的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那里集中了日本炼钢能力的53%、炼油能力的40%、石油化学能力的35%、炼铜能力的63%以及炼铝能力的76%……这个地区的工业能力比英国同类工业能力的总和还要大。其500公里以上的海岸线现在都变成了混凝土的人工墙壁。”⑦昔日“不仅是在日本，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秀丽无比的风景胜地，同时也是国民的重要渔业资源宝库”的濑户内海，其“赤潮”出现的频度依次为：1950年4次，1970年79次，1974年则达到298次。含氮浓度由1953年的100万分之1.5提高到1972年的100万分之3.6，同一时期的含磷酸浓度由100万分之0.33提高到100万分之0.54。平均透明度则由9.3米降至6.3米。都留教授愤慨地指出，这种情况，“是几乎不顾保护环境的舒适而盲目追求高速增长的一种动物性精神的典型做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精神的堕落。

由此联想到曾在中国一度兴起的开发热中出现的对山林矿产狂伐乱采、竭泽而渔的情形。近年频发的大水灾已向我们敲响了破坏环境必然造成恶果的警钟。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加温，地方首脑为了政绩而不顾实际的急功近利思想有可能造成对环境的不必要的人为破坏，贻害后人。日本的教训，我们是应该牢牢记取的。或者有人说，中国文化中有“天人合一”，即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传统。但现实地看，这恐怕难与毛泽东所倡导的战天斗地、其乐无穷、人定胜天的思想影响相比肩，更何况有现实利益的强烈驱动呢。

对于作为表示经济增长幅度的标志之一的“GNP”，都留先生则认为它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可以用来作为表示“国民总污染”（grossnationalpollution）的代名词，并指出：“不容置疑，20年的极高增长率，是以牺牲各种各样不能交易的舒适环境为代价的，并且是使广大民众承受非货币损失的原因。尽管其他国家经常把优美的环境作为只有当收入达到相当高水平后才可以享受到的一种奢侈品，然而在日本，环境污染地区的特点总是由这些地区的穷人承受其恶果。”⑧由一味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道德精神之本质，在这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

与GNP和环境破坏、污染相关联，都留先生关于GNP指数中福利内涵的思考也是卓有见地和富于启发性的。他认为，在通常概念中，是把GNP的增长等同于经济福利的增长的。但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的日本经济以罕见的高速度增长的20年中，这个概念受到了极大的怀疑。这是因为事实告诉人们，GNP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诸多的负效应。其中，由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即为其突出例子。并且，这些后果总是使得社会中最脆弱的一环受害最深。GNP的计算方法只是充分考虑建设的一面而忽视被牺牲一面的不良后果的，而当纠正措施出现在市场上时，也会以正值计入。福利内容在本质上是具体的，当所有的商品和劳务汇总到GNP或国民收入中时，都只有单一的内涵，即其市场价值，从而所得出的这种数量上的记录并不一定能与具体的福利内容相联系。GNP的福利内涵还与社会财富的耗竭有关，生产过程中的某些资源是无法重置的，如地球的矿藏就是如此。竭泽而渔对于GNP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人们提供的是一个“牺牲花园扩大厨房”的例证。
当有关环境公害的诉讼日多、环境保护的呼声日高、环境问题日渐在全球范围内已不是什么计算费用和利益问题、而是作为人权的一部分被重视时，日本一方面加强了环保的力度，并允诺为全球的环境做出贡献。与此同时，却为了保护本国的环境而从他国大量进口木材作为工业材料，由此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精神不免引起人们的质疑，将其视为长期以来施行的国内政策的国际延伸亦无什么不妥。

都留教授似也赞成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以GNP衡量的经济增长，也许是意味着经济福利的进步”。⑨但我国在追求GNP增长速度时，还是应充分考虑其“福利内涵”的。近年我国政府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即其内容之一。日本的前车之鉴，堪可记取。

对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其经济、精神之所以陷入困境的原因，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马尔·菲尔德认为，这并非源于昔日所谓引导日本走向成功而今走向反面的“日本特殊性”，而是来自其具体的政策决定过程和全球规模的压力。⑩譬如，日本那些严重破坏环境的削山填海的巨大工程及其他公共事业为什么会得以无休止地进行呢？即使已在90年代经济低迷的泥潭中挣扎之时。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种大规模的自然改造同蔓延于日本的政治腐败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上。这即是加文教授在其所着《虚幻的乐园》中称之为“土木建筑国家的病理”中的关键性的一个病灶。

他指出：“战后的日本，……利用建设公共事业谋求私利的大型贪污体系已形成……这个体系的本质是权力再生产和利益分配，建筑只不过是附属行为而已。”？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一体系的具体运作方式，即“政府建设省向建筑公司提供建设工程的机会，这些建筑公司经常得到业务来源，无参加竞争的必要。建设项目的预算中被大搀水分，即使抽走3%以上缴政府的缴纳金后，仍留下充足的利润。……政府建设者的官员退休后，便坐上建筑公司准备好的待遇优厚的名誉位置。如政府官员想参加竞选，建筑公司便出钱支援。这样，建筑业、政府官僚、政治家三者利益分享的魔环形成了。”由始于70年代、至90年代这一结构性共谋体系被曝光，人们从而得知20亿至30亿日元的契约金额的1%和超过100亿日元的契约金额的0.5%被作为礼物送给政治家。而从公共事业的预算规模看，每年有超过3000亿日元的资金从公共事业上流入政治组织或政治家个人的腰包。这样一个政界、官僚、财界相结合的共谋之环带来了多方面的严重后果。它不仅是泡沫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最令人注目的是直接造成了90年代初的日本的政治危机。人们由此加深了对政治的不信任乃至憎恶，给政府形象、公共道德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某种社会危机，如奥姆真理教的活跃也不能说与此没有关联。公共事业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却是长期沿着这样一个魔环在运转。而在利益驱使的互动中，经济的“增长”和魔环的转速都在不断加快。本应是与公众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公共事业，竟成为某些人大肆分食鲸吞公众血汗的肮脏交易的渊薮。

日本着名经济学家伊东光晴也指出：“综观战后政治，其腐败在于土木建筑业界和政治家的关系之中。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关系，日本政治是不可能改革的。”？日本的资源状况使其将贸易立国作为国策，而迫于贸易摩擦加剧的压力，作为扩大内需的施策，或作为萧条对策的扩大公共投资，所谓“列岛改造论”、“综合开发论”，一浪高过一浪，达到了为追求增长而增长的狂迷程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另外，日本出于维持增长的需要，对效率和生产率的追求已达到近乎病态的地步，这就把普通劳动者逼入成为俎上之肉的窘境。他们成了公司的终生奴隶——尽管当时他们并不是这样意识着的。“过劳死”可以说是对公司的忠诚心超过了生理极限的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而“工蜂”、“兔子窝”等词汇所象征的工作状况及生活基本条件并未随经济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改变。战后以勤奋、好储蓄、无条件服从和几乎是禁欲式的一代公司职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奇迹是由他们创造的，而他们所付出的与得到的，其比例又是怎样的呢？经济效率至主义上的精神指归，恰恰是本末倒置的东西。自然，普通劳动者成了这种超越现实需要的经济增长主义的奴隶和牺牲品。加文·麦考马克指出，日本是世界上少有的经济至上主义主宰一切的国家，而像日本那样深感富裕之虚幻的国家也极少。当现代化的玫瑰色的梦实现时，人们对现代化的信奉反而减弱了。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日本经济增长模式的中心要素之一，是忽视社会和个人的目标，一味追求企业的目标，把扩大市场占有率作为最有价值的工作，浪费物资，将人的生活极端程式化。诺尔马·菲尔德也指出：“战后日本是为经济增长而增长的典型社会。即使不是故意的，这样的社会必然导致无视国民的福利，而且根本地阻碍了认真理解和讨论生活条件的可能性。”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一个国家的国民长期极度地忙于生产时，并且当娱乐被狂乱地追求时，怎能期待这个社会会采取应有的措施来赔偿日本在战争中制造出的外国受害者，如从军慰安妇和被强制劳动的矿山工人呢？”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努力的精神指归，无疑应该是为了建设一个富裕、合理和充满人性的社会。而离开人们真正需求的资本扩大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病因。针对日本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与此种精神指归相乖离的情况，不少学者认为，今后，日本经济较理想的发展状况是将增长保持在零增长的水平。——都留教授特别提起许多日本人久已忘怀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名言：“没有必要指出，资本与生产的静止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进步也处于静止状态。各种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仍可以和以前那样大有发展余地，当人们不再被只求生存下去的思想所主宰时，提高艺术生活（极大可能会得到提高）也就大有可为。”？而日本人更应注重与自然的和谐，把劳动人性化、生活艺术化和余暇享受化三要素综合起来，将日本的能源转向有利于自我创造和社会生活之上，从而使脱离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获得智慧和成熟。“每个人都富有的那一天或许并不那么遥远。——到那时候，我们就能去掉那些困扰了我们两百年之久的伪道德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们曾将一些最讨厌的人类品质称颂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到那时我们将能再一次珍视目的甚于手段，珍视美善甚于实用。”？——这也许就是我们对21世纪的期待。
自己从中间总结吧，我估计你是在做论文，你的题目太大了，做论文要小而有针对性，你的这个题目连中国经济研究所的所有智囊都回答不了，呵呵，望采纳，请给满意答案。谢谢！！！

㈣ 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老实说

我觉得日本人会不以为然....

因为首先我就是个中国人，我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真的不觉得惊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多倍，GDP总量现在才超过日本，而人均GDP是日本的1/10，这就是差距

中国面对日本这个对手仍然需要努力啊...

㈤ 日本的野心有多大呢

日本人一直不甘心蜗居东瀛诸岛，他们的野心很大，大到欲征服全世界。这一点早在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所呈的《田中奏折》中就有明确表述。田中义一认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朝鲜。

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有义务有责任继续对日本施加强有力的限制，严防日本右翼势力做大做强。这既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也是为自身安全负责。

㈥ 日本人的人生终极目标

哎。。。行了吧。就算气愤在心里念叨念叨就可以了。
何必呢？ 你觉得日本人能来你的帖子转一圈 仔细看完你的问题 然后给你做个诚恳的回答么？
你在骂人家的同时 人家也在骂你。

㈦ 今天一个日本人跟我聊了4个小时，说了他的规划，方针，设想…都是他的梦，最后我问他，为了达成这些目标

那就是目标还不清晰，制定目标前，先要认识自己，审视长短，然后再来确定想去哪里，明确方向后，就要规划如何去，前面的事情不清楚，后面的具体怎么做的计划肯定就没有了，也不可能清晰

㈧ 能否介绍一下日本人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关于日本人的思想

因为自己也感兴趣，于是就帮你查了查，你看看吧90年代以来，日本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常引人注目。那么，这种变化的“原型”是怎样的，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如何，未来会向什么方向演变？本文试对其加以探讨。一、战后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内涵 (一)战后价值观的确立所谓价值观，是人们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之下形成的对社会行为进行是非、善恶等意义判断的总和。笔者认为，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对国家、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对家庭的认知和态度；对自身精神和物质追求的认知和态度。尽管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等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群中间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观，但一个社会特别是在稳定时期的社会，必然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不然社会就难以保持统一、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也存在价值观的交叉和共有的可能性。 在战前的日本，绝对效忠天皇、国家，为了天皇和国家而奉公灭私甚至献身的观念一直占据日本人价值观的中心。与这种观念相互关联、并从基础上支撑之的是传统的家族观念和个人生活中的禁欲主义。但是，战败的事实证明国家执行了一条错误的与世界为敌的路线；而且，作为献身目标的天皇，也于1946年元旦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自己剥下了罩在身上的神秘面纱。这使当时的日本人一时失去了效忠的对象。另外，由于日本处于被占领之下，失去了主权。由盟军总部民政局对教科书实行检定制度，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就被删去或被涂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强调个人价值的价值观通过各种途径被介绍和灌输进来。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新旧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与交替，再加上当时人们由于缺吃少穿，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使战后初期的日本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价值混乱。然而，进入50年代，日本已度过了战后初期的艰难阶段，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渐渐步入正常轨道。这时，社会的发展开始向人们提出新的要求，即建立与社会的安定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统治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相继制定了劳动关联法案、罢工规制法等，对工人运动和罢工加以限制，使用国家机器这个手段来致力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方面也认识到，为了使企业获得长远利益和持续发展，必须保证工人对公司的忠诚，不能轻易解雇工人，从而开始实行终身雇用制。这使公司与工人的关系为之一变。由于企业与职工关系的相对固定化，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职工可以从企业等工作场所得到自己预期的东西，这大大密切了职工和企业等的关系，使过去人们对国家的忠诚转变为对工作场所等共同体的忠诚。对职工来讲，企业等工作场所已不仅是劳动的场所、获得经济来源的场所，还成为充实人生和实现人生意义的场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再加上战后新宪法、民法所规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原则的贯彻，以及西方文化的持续影响，导致了传统家族共同体的解体。同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也带来了出生率不断下降，家庭规模日渐缩小，“核家族”化迅速进展。家庭共同体的变质，促成了新型家庭观念的确立。另外，物质生活的充实、生活安定化，为人们追求和实现自身的自然欲望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狂涛巨浪的荡涤下，个人生活方面的禁欲主义已彻底成为过去，取代之的是对个人物质欲望的肯定和性意识的解放。 总之，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和提高、新宪法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持续作用和影响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重合，促成了战后日本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二)战后价值观的内涵 这样，到高速经济增长期，新型的战后价值观确立起来。概而言之，国民的价值取向从国家、天皇转向了企业等工作场所，从传统家族共同体走向了现代家庭，从禁欲主义走向了肯定物质欲望和性意识的解放。第一，“工作场所至上”。从国家共同体、天皇走向了企业等共同体，这是战后价值观最重要的变化，也是其核心内容。例如，在70、80年代关于天皇的舆论调查中，对天皇“无感情”的国民一直保持在40%以上，为各调查项目的首位，而对天皇抱有“好感”和“尊敬”的国民所占比率也不过50%左右；而且，年龄越小“无感情”的比率越大。①这说明，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的权威已大大失坠。但是，必须承认，战后日本仍是一个社会、集团志向很强的社会。调查表明，日本人的“社会志向”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水准，“社会贡献意识”也较强。②然而，具体到“社会志向”的内容，却不是志向“社会正义”等与自己相距遥远的“公”的层次，而是指向自己的身边，如企业、学校、官厅等“中间”层次。③也就是说，工作场所共同体占据了社会价值的中心。工作场所将人生价值、传统社会取向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日本人的社会价值取向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第二，“男主外，女主内”。在战前的日本，家的意识、家业延续、重视纵式的亲子关系是家族观念的基本内容。战后，由于制定了新宪法和民法，“个人的尊严和两性的本质的平等”的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再加上现代化的迅速进展，带来了家庭和家庭观念的重大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战后日本的家庭也发生了如下几点变化。首先，家庭规模缩小，新式小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家。从祖父母到孙子同居的多世代同居的家庭，到高速经济增长期变成了夫妇与孩子的单世代同居型家庭（核家族）。据统计，1965年核家族的比率为68.2%，1975年已达到74.1%。④其次，妇女地位相对提高。男女平等的原则得到逐步贯彻，法律保护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和财产继承权。再次，家庭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家族制度被废除，家庭的政治社会功能和敬神崇祖的功能大大减弱，生产功能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只具有生活消费功能和部分教育功能。于是诞生了丈夫工作、妻子在家里专心家务和养育子女的性别功能分担型家庭。也就是说，虽然战后男女平等和核家族化有很大进展，但由于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在日本的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家庭分工。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内持家，一直是战后日本人认可的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据NHK广播文化研究所1973年对“理想的家庭”所做的舆论调查，“性别功能分担”居首位（39%），以下依次为“夫唱妇随”（22%）、“家庭内合作”（21%）、“夫妇自立”（15%），说明日本人中“男主女从”的意识依然很浓。⑤另外，据日本总理府1987年所做的“关于妇女的舆论调查”，同意“男人工作、女人持家”这种意见的男性为51.7%，女姓为36.6%；不同意这种意见的男性为20.2%，女性为31.9%，对上述观点首肯的仍占多数。而且，这样的夫妻分工的家庭结构，也并没有给日本人的夫妻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总理府1982年对全国20—59岁的女性进行“关于妇女问题的国际比较调查”时，对夫妻关系感到满意的高达82.5%。⑥第三，从禁欲主义到物质欲望的肯定。在战时的日本，不仅人们的物质欲望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性风俗也受到严格取缔。但是，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得到积极肯定和极大满足，特别是性风俗的变化，令人吃惊。首先，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物质的不断丰富，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极大地刺激和扩充了日本人的物质欲望。从60年代的“三种神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到70年代的“3C”（彩电、空调、私家车），从“厨房革命”到美国消费文化的登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革命，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也不断在满足中攀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人所指出的对精神、心灵的追求不断降低和丧失的问题。另外，对性自由、性解放的肯定也在一步步扩展着。50—60年代，日本社会围绕着性道德、性描写、性生活发生了很大动摇。关于性表现的自由，象征性地表现了新宪法下权利意识增强的是“查太莱审判”。1959年，因翻译出版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翻译人和出版社遭到控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翻译者和出版社社长被判有罪。但围绕这个问题，全社会爆发了如此量刑是否侵害宪法的基本精神的争论，结果成为围绕性问题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SUP>1960年，《性生活的智慧》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到1966年卖出了152万部，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但是，价值观的变迁，也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突变。据NHK广播文化研究所的调查，在1973年，对婚前性关系认为“不可”的仍为58%，认为“订婚后可以”、“有爱情可以”和“无条件可以”的分别为15%、19%和3%。1988年上述各项的结果则分别为39%、23%、31%和4%。⑦由此可见，就是到70、80年代，日本人的性解放意识虽有上升，也并没有达到泛滥的地步。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战后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战后价值观在形成和确立之后的几十年间，也在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和美国文化之风的侵蚀，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无疑为90年代后的深刻变动打下了基础。

㈨ 日本人为什么团结

之一: 二战之后经济上的衰败与自然地理环境,而最重要是生存环境导致日本人必须学会团结一致

日本人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其生存环境造成的。日本人生活在一个四周环海、面积不大、多山的狭长岛国里，可耕地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5%左右，矿产资源贫乏，而且地处亚欧大陆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接处，饱受台风、地震、火山、海啸等自然灾害的侵袭。

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日本人只有团结起来，借助群体的力量，共同抵抗天灾，正所谓“人心齐，泰山移”。日本人的房子紧密相连、彼此支撑，就是为了抵御风灾。面对大海和贫乏的自然资源，古时候的日本人多依靠出海捕鱼为生，而这种工作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凭借团体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团结协作，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因此正是不利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日本人勇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团队精神。

之二:社会约束要求日本人绝对服从集体

自然环境的不利因素对日本人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久而久之，日本社会形成各种行为准则，用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些准则都是自发形成的，人们遵守的程度非常高，约束力也非常强。一旦某人违反了这些准则，就会受到周围人的一致指责和唾弃，甚至连自己的亲人也不例外。在日本的乡村，到了傍晚，大家都回家后，一旦发现某个人没有回来，全村的男人都会提着灯笼去找。这样的情形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日本人多么重视团队。

而在日本机场的特殊风景之中便是最好的体现:

日本的机场有四个特色。第一是夏天温度最高。机场是一个国家的大门，代表国家的形象。机场的设施如何，影响着人们对整个国家状况的判断。如果一个机场设备先进，秩序井然，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安定、繁荣；相反，如果一个机场又脏又乱，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给人以贫穷、落后的印象。因此，每个国家都会尽量让自己的机场保持最佳的环境。比如，一到夏天，世界各国的机场一般都会把温度调得很低，以便让人们感到凉爽，但是日本的机场是个例外。夏天日本机场的室内温度是相当高的，为什么？因为日本提倡节约能源。在日本人看来，节约能源是个正确的观念，全国上下都在执行，机场又怎么能浪费呢？对日本人来说，只要确定目标，不管有没有硬性规定，都会全面地、一致地实现目标。

日本机场的第二个特色是准备登机的日本人神态奇特。很多国家的人都有登机的经历，唯独日本人最紧张。在飞机场准备登机的日本人全神贯注，如临大敌一般。不仅在飞机场如此，在火车站也是一样。列车进站时，工作人员都是立定站好的，没有人敢乱动，仿佛正经历庄严神圣的时刻。

第三个特色是日本人的服务态度世界一流。如果你要向他们咨询事情，他们在回答之前就会先给你鞠好几次躬；讲话的过程中他们也会鞠躬；讲话结束后，他们还会向你鞠躬送别。鞠躬好像已经变成日本人的习惯性动作了，有人甚至说，日本人之所以腰很细，就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做腹部运动。

日本机场的第四个特色是航班准时。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准时多数情况下是指时间差不多，比如说，火车12：00到达，实际上经常会晚一两分钟。很多人时间观念不强，说是准时到达，却常常迟到，而且会找出上千个理由。而日本人则不同，说是几点几分，就是几点几分。在日本，如果预约 出租车，出租车一定准时报到，不会差一分钟。

之三:日本社会高度的一致性造就日本人工作习惯

正因为日本社会的这种高度一致性使得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不敢跳槽。跳槽在美国是平常事。美国的年轻人进入某公司后，两年得不到升迁，他就会跳槽，因为他知道在这里没有希望。但是，日本企业实行的是终身雇佣制，员工一进入公司，就会一直工作到退休。

每一个民族都有高度的约束力。中国人的高度约束力是什么？那就是中国人很现实，重功利(是现在社会经济之下形成的观念)。美国人不同，美国的学生并不喜欢读书，因为他们考大学很容易，当然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除外。美国人大学毕业后，随便找个工作就可以轻松地生活。他们认为职业没有贵贱，所以不必辛辛苦苦争取高薪工作。

中国人虽然自古以来也常说职业没有贵贱，但是心里还是有贵贱之分。所以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读名牌大学，以便将来找个“好工作”。在美国，问一个妇女，她的丈夫是做什么的，她会诚实地告诉你。而中国人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妇女在谈到自己丈夫的时候，如果她丈夫所从事的工作不能使其面上增光，她就会含含糊糊地说：他有他的事业……

中国人还有一点势利眼(这就是中国最爱面子的民族的习性之一)。美国人看到一个小孩子，只会问：“你叫什么名字?”而中国人却常问：“你爸爸是谁？”有个穷爸爸还是有个富爸爸，境遇截然不同。这种差别使得中国人从小就很争气，一定要出人头地，不然一辈子让人家看不起(正如我们在上学时候写学习档案总要填写父母身份资料,也许大家都记得)。

之四:基础教育培养日本人注重团队意识

日本人为了保持这种社会约束力，在教育方面花了很多的工夫。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服从集体。日本大多数时候天气都很冷，但是，日本的小学生都穿短裤。在大街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景象：一队小学生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如果红灯亮了，就排队等着，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蹲下。等绿灯一亮，又都站起来，动作非常整齐，根本不需要有人发号施令，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致性的行为。

可见，日本人的高度团结，是经过长期的培养所形成的，并非天生如此。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归属感是世界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