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怎么落入日本人手中的

1. 十大青铜器之首的毛公鼎，为何只差一步流入日本

毛公鼎（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

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00公斤。口饰重环纹一道，敞口，双立耳，三蹄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

2. 我国有哪些顶级国宝流落到了日本，分别有什么样的价值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所以两国之间的交往古来有之，而且非常密切。唐朝时期，日本就已经派使团前来中国学习，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书籍、物品带到了日本，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些古物大多成了珍贵的宝物。

再加上二战时期日本的侵华历史，这个时期我国的不少文物被日本侵略者抢去，至今仍然流落在日本。我国流失在日本的国宝级文物中，最属这4件出名，每一件的价值都差不多可达上亿美金。

1、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唐朝时期的一种镶嵌质地乐器。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一件不折不扣的神器，极其珍贵。现在的琵琶多为四弦琵琶，而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五弦琵琶，也是现存的唯一一个五弦琵琶。

从本质上讲，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乐器，四弦琵琶是''曲项''，五弦琵琶是''直项''，即五弦琵琶的琴轸和相以及琴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这与四弦琵琶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我国，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已经失传了，现在能见到的，是敦煌壁画上有飞天弹奏五弦琵琶。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也是唐朝时期流传到日本的一个宝物，它原本由日本圣武天皇收藏，在他死前，将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进献给了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至今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了，此物仍收藏于宫内厅正仓院北院。

3. 日军盗走中国一块石头100多年，并将其奉为国宝，这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宝藏的同时还留下了非常多的宝贵的历史文物。从夏商周到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其间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历史风貌，也就会造就不同风格的历史文化遗产。

经调查发现，这块石碑确实存于日本皇室内，并且日本民众十分重视这个文物的价值。除了这块石碑之外，我国还有很多文物现在依旧沦落在海外，我们还没有把它们接回祖国的怀抱。由此可见，国家落后就只能挨打，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宝藏落在他国手里，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了我们的祖国，携手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圆明园珍藏的《独钓图》，被英法联军抢走，为何流落日本，成日本博物馆镇馆之宝

独钓图是宋朝时期由马远所作，他的历史地位其实一点都不次于《清明上河图》，八国联军侵华之时被英法所夺去，后来由于英法向日本换取土地而交给了日本。

流落到了日本

大多数人其实可能不知道，这幅独钓图在被英法夺走之后去慢慢的流落到了日本，主要原因就是英法掠夺了这幅图之后，由于瓜分中国的过程之中，帝国主义列强存在着种种的土地方面的矛盾，因此日本人所占领的中国东北部的土地英法十分想要得到，于是他便拿出了这幅独钓图来与日本换取中国东北部分的一小部分的侵略土地！

5. 国宝(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历史扑朔迷离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在哪里？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不知所踪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到现在都未能如愿。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称的贾兰坡院士在内，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起的“世纪末大寻找”同样无果而终。
近日，随着北京市房山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谜的老话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北京人”也许已被毁坏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还存在世上？”面对晨报记者这样的询问，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主任杨海峰态度非常乐观，“我个人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应该不难寻找，因为现在距离失踪的时间并不长，找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据悉，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3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世，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再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
“我之所以认为它还在世，就是化石包装得相当考究。”杨海峰补充说，“即使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人看到，也不会轻易将其扔掉或毁坏。”他认为，根据中国古人类学家、最后一个见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讲述，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6层，而且由内到外相当仔细，即使装到两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也会上报的。
“我不敢，也不能随便下结论。”谈及化石的去向，88岁的胡承志态度却相当谨慎，“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推测化石的去向。”他表示，当时战争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可能保存下来，但对于几个死人骨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难说日军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对此，曾给父亲贾兰坡做了十年秘书的贾玉彰也持同样态度，表示不好对化石去向下结论。
“综合目前各种信息和线索，我认为，化石极有可能毁于战火了。”对此，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贾兰坡的学生陈淳说，“找到化石的希望应该比较渺茫。”在1998年，老师贾兰坡联合其他十余名院士发起“世纪末的大寻找”，但最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陈淳表示，从目前的资料判断，“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应该放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保险库，日军突然发动战争并占领医院，而化石根本没来得及运走，日军就在地下室将其毁掉了。另外，他还举例说，当时连协和医院的院长、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都被俘虏，连逃命都来不及，谁还能顾及化石呢。
化石埋在日坛公园
“那是1996年，有个日本老兵临死前，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称化石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这棵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谈及那次挖掘，贾玉彰回忆到，“开始大家都不信，但确实找到了那棵松树。”
1996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对埋藏区域进行了两次高密度电法、面波、多道浅层地震法的探测，并很快得出了结论，经过协商，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的协议。
“当时，专家们对于挖掘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挡，”贾玉彰说，“因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要找一找，所以没有对外声张。”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时，专家们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见有动土现象。根据这一情况，专家们经过商议，再往下挖一段，结果都是细黄砂岩。随后，再次扩大挖掘范围，仍未发现有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号上。”说起化石的去向，历史学者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据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华时，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
令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对媒体说，1996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打捞人员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我认为不大可能！”贾玉彰态度明确。他认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不过，这也是一个寻找线索。”他对晨报记者表示，“只是估计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逊总统”号上
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丢失在从北平到秦皇岛的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而“哈里逊总统”号由于受到日舰追逐，半途被击沉。
据说，1941年12月5日，带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专用列车前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
“哈里逊总统”号。当时，这艘船预定在12月8日到达秦皇岛码头。
“这艘船根本没到秦皇岛。”对此，陈淳教授坚定地表示。他说，“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港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搁浅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随后被日军击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号上
最近，浙江舟山传出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贾玉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年来从没有听说过该船，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可能。舟山当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调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头盖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军战俘的说法值得怀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营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中说，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告诉他，化石曾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
1971年10月21日，据护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执行人、美国医生费利说，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里的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
“后来，那里专门给我来过消息，说根本没有化石。”贾玉彰透露。据悉，旧时兵营已是几经易主，现属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后夷为平地改作了操场，在修大楼时连地基都挖开了，结果啥也没有。但贾玉彰表示，有一点可以确认，父亲贾兰坡也考证过，化石确实运到了该兵营。
化石在原美驻北平领事馆
据称，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教授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驻北平（北京）领事馆里。由于周国兴教授出国访问，此说暂未得到证实。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装好后，运到医院办公室就走了，此后他再也未见过。“至于以后怎么运，我并不清楚。”
据贾玉彰透露：“我父亲贾兰坡考证过，化石后来运到了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并从那里运到秦皇岛，但半路该部队被日军俘虏，化石从此不知下落。”“由此看来，化石还在美领事馆的说法也不可信。”
化石将运往美国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时刻，北京人头盖骨被发掘出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6年，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发现了三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运走前，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叹，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军队秘密押运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
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日军的反常行为
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审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我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十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一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儿给你留下了纸和笔，你写遗书吧。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那么轻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
再次发掘周口店
1949年9月，周口店的发掘者们在找寻不到化石的情况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弥补丢失的遗憾。而此时的周口店龙骨山已是长草没膝，荆棘丛生，到处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年的办公房屋荡然无存，满山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
发掘周口店的计划很快批了下来。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和技工们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来，在挖土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三颗牙齿，这是当时惟一在中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实标本。
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发掘，获得了两颗北京人牙齿和其他动物化石。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它们显然是属于同一个头骨。新发现的头骨碎片与1931年、1936年的第五号头骨的两块颞骨，拼合成一块比较完整的头盖骨。显然，它们属于同一个个体，这是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标本。

6. 国宝“北京人”，是被带到日本还是美国还是沉入海底

7. 中国流失的八大顶级文物，为何成了日本的国宝

如果要问除中国之外，哪个国家收藏中国文物最多，那答案必然是日本。日本自隋唐以来，一直以中国为文化母国，虚心学习，并大量输入各种艺术品，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时光，到现在留下了相当一批珍宝。！可你是否知道，由于众多周知的原因，中国有多达10万件文物（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其中多件还被列为“日本国宝”！

8.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被列为“日本国宝”），轴，绢本，水墨，淡设色，南宋梁楷作，纵111.3厘米、横49.7厘米，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雪景山水图》 描绘两个身着白色披风、头戴风雪帽的骑驴人穿行山谷的情景。水边两棵老树，其虬曲的枝干和稀疏的树叶，是以细致的笔法刻画出来的。画山石仿北宋范宽的笔法，以簇点画密林；而山体皴笔甚少，在以淡墨渲染的天空的映衬下，给人以白雪皑皑之感。整个画面呈现出荒凉萧瑟的氛围。在画幅左下角寒溪边缘有“梁楷”的落款。此图不失为南宋院体山水画的经典之作。

8. 国宝失踪之谜资料

A 化石将运往美国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时刻，北京人头盖骨被发掘出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6年，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发现了三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运走前，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叹，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B 美军队秘密押运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

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C 日军的反常行为

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审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我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十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一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儿给你留下了纸和笔，你写遗书吧。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那么轻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

D 再次发掘周口店

1949年9月，周口店的发掘者们在找寻不到化石的情况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弥补丢失的遗憾。而此时的周口店龙骨山已是长草没膝，荆棘丛生，到处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年的办公房屋荡然无存，满山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

发掘周口店的计划很快批了下来。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和技工们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来，在挖土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三颗牙齿，这是当时惟一在中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实标本。

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发掘，获得了两颗北京人牙齿和其他动物化石。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它们显然是属于同一个头骨。新发现的头骨碎片与1931年、1936年的第五号头骨的两块颞骨，拼合成一块比较完整的头盖骨。显然，它们属于同一个个体，这是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标本。

9. 中国国宝失踪之谜

北京人”的发现及其价值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在抗战时期不知流落何处，这是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损失之一。1945年12月4日，当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着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

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他感慨道，这是一个谜！也许不久即可解答，也许永远不能解答。战后60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关注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98年8月，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信——《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始终不能忘怀”，并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但其下落，至今仍然是个谜。为便于国人了解这一失踪事件的来龙去脉，现综合有关资料，进行追踪。

裴文中抱着经石膏加固后包裹好的头骨准备运往北京

——采自《纵横》(2004年第1期)“北京人”是中国猿人北京种的俗称，也称“直立北京人亚种”。它生存于第四纪初期，距今约有数十万年。按照形态上说，它介于现代人与猿过渡的一种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龙骨山是北京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镇的一座石灰岩小山。采石工常常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老百姓将此山称之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1918年，来华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来到龙骨山。1923年，安特生等人在发掘的化石中有一颗人类的牙齿，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然而，接下来几年的发掘，并无重要发现，安特生等人便离开了周口店。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太阳将要落山，在昏暗的烛光下，有人大叫：“这是什么？人头！”主持发掘的专家裴文中小心翼翼将这个保存完整的猿人头骨取出。裴文中当时欣喜若狂，用他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单包裹着这珍贵的头盖骨，冒着严寒，护送到北京城。当时拍照者抑止不住激动，目光集中于化石，以致照片中只留下了裴文中的半张脸。

“北京人”化石和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北京人”会使用火，对石器工具加工技术有了改善，穴居，会采集和狩猎，有相当程度的社会适应性，平均脑量1059毫升(现代人为1400毫升)，肢骨比头骨进步。它代表了“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一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便成为世界人类学的宝库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摇篮。1987年12月11日，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
鉴于中国猿人研究的重要性，当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决定，在地质调查所内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负责在周口店发掘中国猿人的工作，并在中国境内从事有脊椎动物化石及古人类化石的采集和研究。美国方面的有关人士也予以关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经费上给予资助。中方与该董事会签订合同，其中规定：研究室的经费由董事会补助；所采集的一切标本，为中国国家财产，永远保存在中国，不许运到国外，标本也包括中国猿人化石；洛克菲勒基金会推举一位人类学家，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并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中国委派一

位地质学家担任地质古生物及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任研究室副主任。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者先是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1936年起为美籍科学家魏敦瑞教授(Prof Franz Weidenreich)。魏氏又是北平协和医学校解剖系的教授。经过十数年的发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共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骨7个，下颚骨12个，牙齿数十枚，体骨10余件。这些标本都存放在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魏氏研究的时候，常常用石膏模型，不肯轻易取出真标本，也不轻易示人。七七事变后，曾两次送到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以防万一。《中央地质调查所检送“北京人”化石被美国劫走经过及有关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

“北京人”的转运及失踪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时，“北京人”化石仍留存北平协和医学校。随着战争的持久，太平洋风云日紧，美日关系恶化，中国方面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1940年12月26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函北平的裴文中，“现存协和之猿人标本以及重要石器等，似以运至西南安全地带为妥。若有特别困难不能南运，亦应设法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一俟和平恢复，再行运回。请兄转为面商关系人员决定方针，俾至必要时间，即可实行”。《尹赞勋致裴文中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致函北平协和医院院长胡顿(H.E.Houghton)和魏敦瑞，希望将“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1941年4月17日，胡顿复函翁文灏，认为“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理由是，地方当局和海关必定会直接插手检查所有这类物品的进出。这批科学物品是民国政府的财产，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由于这批标本的所有权归中华民国政府，想求助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将它们转移也不可能。即便美国官方同意转移，驻华使馆也不敢承担违反日伪政府及海关法规的责任。”胡顿及一些顾问主张存放原地，“即便将来形势恶化，这批标本也不可能受损，没有任何理由使它受损。它们没有出售价值，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不再在北京(或中国)保存而被分散在世界其他博物馆罢了”。《胡顿致翁文灏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1941年7月15日，已回到美国的魏敦瑞致函翁文灏，陈述没有将化石随身带到美国的理由：在海关发现，肯定被没收；不能让这珍贵的物品在这危险的时刻暴露在一次没有护航的航行中。“让化石原物放在它现在的位置即北京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大楼内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是明智之举”，“在可能危及化石标本的情况下，最好什么也不做”。《魏敦瑞致翁文灏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

但据裴文中战后回忆，1941年初，日美关系紧张，美国大使馆劝告美国侨民离华。魏敦瑞决定于4月份回美国，在纽约天然博物院继续研究，希望将中国猿人标本带到美国去。离开中国前，魏和裴文中曾两次到美国大使馆交涉，但因合同的限制，在得到中国政府允许之前，美方不便单独行动。

1941年8月间，翁文灏代表中国，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交涉，请他设法将中国猿人标本

由 北平协和医学校取出，运存美国，战后再运回本国。11月中旬，詹森大使致电北平，令他们照办。

据当时最后接触化石的中方人员胡承志战后报告，在珍珠港事变前，大约在十八至二十一日间，北平协和医学校总务长博文(Bowen)匆匆来到实验室，要求胡承志速将“北京人”等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到他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箱均为白木箱。”“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由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两木箱书以CadⅠ和CadⅡ。两箱内骨骼化石数为：“北京人”头骨5个，头骨片5片，牙齿约130枚，下颚骨约10个，上颚骨1个，及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约数十块；上洞史前人头骨3个，未成年头骨1个，肢体骨十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装箱完毕，胡承志“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珍珠港事变前，知道北京人装出的有胡顿校长、博文先生及息式白小姐(Miss Clair Heirschberg，彼为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秘书)”。《胡承志报告“北京人”失踪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关于“北京人”化石失踪之谜，有多种解答：“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传说该文物在秦皇岛附近遭日军截夺；在天津调包，流落美国；埋藏在北京；沉没在海中；在中国民间。现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裴文中先生与遗失事件相关人员的中英文通信，包括11封信件和7份剪报附件，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作简要的介绍，以期进一步探究真相。

关于“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等情，有资料显示，美国方面原计划由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1941年12月4日，两箱化石标本，连同美军人员的行李27箱，由火车专列从北平运天津转秦皇岛，当时由菲利军医负责接管。当天，行李在天津下卸，部分行李存巴斯特研究所，部分行李存瑞士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内。当天，在天津还为海军陆战队员举行盛大告别会。不幸的是，来接美国陆战队的哈里逊总统号船(S.S.President Harrison)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即12月8日，为日本战舰追捕，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

“北京人”的运送，当时是悄悄进行的。1942年9月10日，被日军驱散回非洲、原北平协和医学校的负责解剖和新生代方面研究的教授佛腾，在给翁文灏的信中指出，“北京人”头骨原物等“原拟随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一道送往美国。日美开战后不久，美国陆战队队员在秦皇岛当了俘虏。上面提到的化石与美国陆战队队员在一起。这个情况我们是从一位陆战队队员那里得到的，这位接受委托的队员在北京关押时恰好阑尾炎发作，在北平协和医院作手术。他瞅准机会把消息透露给大夫。从此以后，我就不知道这批物品的下落了”。佛腾

教授对其下落作了分析，“12月9日我去解剖系和魏敦瑞博士的研究室，在那里遇到一些日本军官，但没被询问。我判断日本人完全清楚这些物品的下落。但在7月份，我意外地被日本人召到北平协和医学校，问我是否知道‘北京人’在什么地方。我当然回答‘不知道’。从这次谈话中我判断，‘北京人’或许已被悄悄地运往日本了，所以并非每个对此关注的人都知道。或许它确实在秦皇岛丢失了。”

佛腾在信中还谈到日军破坏的情况，“当日本宪兵队要用洛克哈特大楼时，他们把地质调查所的物品和图书统统装上卡车运到城外空地给扔掉。这些物品很快被老百姓哄抢一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也许值几个钱。后来福格森博士还买了些上门叫卖的骨骸，……这就是您在任时曾付出巨大心血的那项研究工作的悲凉结局”。《佛腾致翁文灏函》1942年9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有研究认为，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标本损失达67箱之多。

1943年3月30日，翁文灏致函文森特，希望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帮助追查。他还指出，“我们迄今尚未公布这件事是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其实，日本人早就注意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到北平，高井要求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被获得同意。12月8日清晨，日本人侵占协和医院，立即派员到解剖系迫使管理人员将铁柜打开，检视所有一切后进行封存，并派兵守护。过了几天，日本占领协和医院的负责人田冈大尉和裴文中面谈，追问中国猿人标本存放何处，并说明保险柜中所存放的全是石膏模型。1942年8月下旬，长谷部言人和助教高井冬二再次来到北京，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开掘。高井带了一名日本宪兵，向裴文中追问中国猿人的下落。由于化石标本装运是悄悄进行的，裴文中并不知情，当然也就无从回答。

此时，在北京的日文报，以及《朝日》、《大阪每日》等报刊，在重要新闻栏内发表这样的新闻：长谷部言人发现中国猿人标本已被美国人偷去，协和解剖系保险柜内的东西是假的，是石膏制作的模型。这种贵重的东西，原不许运至国外，但美国人不讲信义，把它偷走了。也许长谷部言人等人在北平没有什么成绩，住了一个月，又回东京去了。

1943年4月，日本宪兵密探锭者繁晴(英文名Goargia)找到裴文中，明确表示受日本军部的命令，负责寻找中国猿人标本。锭者繁晴连续在3天内质询了全体有关人员。特别是博文因此被日本宪兵队囚禁了五天，追问没有结果。裴文中认为，日本军方插手此事，是因为长谷部言人在东京运动了要人，令日本军部找到“北京人”化石。军部认为锭者繁晴很能干，而让他承办此事。《裴文中关于“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

大概在1943年5月至6月间，忽然有消息说“北京人”在天津找到了，并要息式白小姐去天津辨别其真伪，但很快又让她回来了，说天津发现的东西与中国猿人无关。从那以后，直到日本投降，日本官方就再也没有提起“北京人”这件事。据此，裴文中战时就猜想，日本可能已经找到了它所想要的。

战后追寻“北京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及民间组织立即多方查找。裴文中先后于1945年8月28日、11月26日致函中央地质调查所原所长翁文灏和现任所长李春昱，称“猿人标本前曾装二大箱交美国大使馆，惟未能运出，战争即行爆发。一年后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平，拟继续研究曾找过胡顿问话未果。后日人至秦皇岛、天津及北平各处寻找，谓未找见，此后亦再无人追究……胡顿等猜疑标本或为日人得去，而故作不知”。“我请准至秦皇岛察访……请赴日调查团注意中国猿人事。”《裴文中致李春昱等人函》，1945年1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9月28日，裴文中通过红十字机构转信在美国的魏敦瑞，希望魏氏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保管委员去寻求麦克阿瑟情报参谋的合作，并在《纽约时报》发表有关中国猿人标本失踪的文章。

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寻找失踪的“北京人”，裴文中应《大公报》记者徐盈之请，撰写《“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于12月在重庆、上海、天津三地发表。1945年12月4日北平版大公报及1946年1月2日北平英文时报路透社讯，被劫持之“北京人”已在日本发现。听到消息后，翁文灏于1946年1月19日致信美国马歇尔将军，请求把“北京人”化石归还中国，并随信附上周口店文物被掠清单。然而，空欢喜一场，实际上发现并归还的是“取自周口店上洞及第一、第十五层的石器、骨器和骸骨”、“周口店发掘的照片和文件”，而“北京人”仍杳无影踪。《中国驻日代表团致盟军总部备忘录》1946年4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

中国政府指令中国驻日代表团切实追寻，教育部并派“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专家李济前往日本协助。1948年3月4日，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写道：“本局调查显示，a�1941年12月在秦皇岛及其周围驻扎的日本部队是第27师团之第15联队。由于有关材料丢失，该部队人员姓名和现在的地址不详。b�未查清该部队是否与‘北京人’化石遗失案有关。c�复原局对前华北派遣军3位参谋中村由治(Yuji Nakamura)、冢本正代(Masayo Tsukamoto)、岛贯竹三(Takeji Shimanuki)进行过询问，没有获得任

何与化石骨骸遗失案有关的情况。d�遗憾的是，根据现有情况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1948年12月6日，裴文中给李春昱写信，对寻找“北京人”茫茫而无结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弟前于李济之先生赴东京之时，曾函他，请询问高井冬二和长谷部言人，因他二人寻找之时，距遗失之时甚近，且曾询问在丰台集中营之美军陆战队官兵，更加利用日军军力寻找，当有所知。然而据李先生到平时云，美军总部以不知二人下落为辞，竟求与二人一见而不可得。现高井冬二仍在东京帝大地质系任助教，岂能以不知下落回答之”。“日方之复函，谓曾询问日军中之在秦皇岛者，彼等当不知之，即知之亦否认之。故弟认为，关键仍在东京之盟军总部。如询问高井和长谷部及当时之日宪兵‘锭者繁晴’，更为有力，且可得确实消息。”裴文中“对化石之下落推测，则为日人所得(即长谷部)，因何以彼于寻找后，即不再寻找？协和之胡顿，亦如此想法；惟博文则认为不可能。然无论如何，则询问高井等，可得第一手资料，则无疑问。高井现对人表示(现弟之一学生在彼处读书)，曾寻找数月，毫无结果。纯系搪塞之辞。我们应知者为：曾于何处、何人寻找过，所得结果如何？要他历述所找之经历，他不能否认没有找过！”裴文中最后认为，“惟找到之希望甚微，我始终认为，关键在‘盟总’”。《裴文中致李春昱函》1948年12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

那么，盟总和美国方面为何不热心呢？我们可以作些推测，本书《战后对被劫文物的查证和追索》一章，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作了分析，由于冷战局面的形成，美国要扶持日本，使之成为“东方反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这不能不影响到劫物归还政策。但也不排除化石流入美国的可能。美国科学家和陆战队员毕竟是当事人，美方人员是化石在中国遗失的最后的见证人，对化石的去向是清楚的，至少，应该知道它是在何时何地丢失的。可迄今为止美方人士没能提供化石遭劫的确切地点。为什么不调查被俘的陆战队员，也不愿中国方面会询高井？

1951年，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曾寻找过“北京人”。七十年代，寻找“北京人”又成了热门话题，有关“北京人”下落的书籍和报道不断面世。

“北京人”流落谁家

从时间上看，几乎可以排除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运抵美国途中遗失说”。因为哈里

逊总统号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该船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当然不可能将远在秦皇岛或天津的化石运出。但不排除中途藏匿的可能。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古人类学家夏皮罗出版了《“北京人”》(Peking Man)一书，他认为在天津的地下室就被掉包了。

认为“北京人”在美国的也大有人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打破中美长期敌对的坚冰，尼克松想找到“北京人”作为礼物送给中国，但没有成功。随尼克松访华的嘉纳斯悬赏5000美元寻找“北京人”，获得的线索很多，但都不是要找的标本。一女士说自己藏有“北京人”，并约定和嘉纳斯在帝国大厦102层楼见面，双方如期而至。当该女士取出照片时，嘉纳斯眼睛为之一亮，认为这简直太棒了，这正是他最想见到的！接着讨价还价，正谈话间，看到有人拍照，该女士拿着包飞跑，嘉纳斯没能追上。1993年3月8日，美国海军某部军官、历史学家布朗认为，“北京人”头骨化石可能在纽约，并在《纽约邮报》上发布消息，悬赏2�5万美元寻找“北京人”头骨化石。

“北京人”化石是否在日本呢？如果化石和美国陆战队队员确实在秦皇岛落入日军手中，那么可能性就在日本。如何理解战时日本方面的搜寻呢，一种解释是为了掩人耳目，一种解释确实不在日本手中。还有一种说法是，装中国猿人的两个箱子，当时在秦皇岛的库房中，该库房曾被日军抢劫两次，在战乱中难保这两个木箱不被日军摧毁了，而日本方面还不知道。

战后，也有人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如博文等人就持这种观点。长期研究“北京人”去向的中国学者、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李树喜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其理由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都就头盖骨失踪问题交换过意见，日本方面坚决否认在日本。”“从常理来推测，‘北京人’头盖骨之所以珍贵，主要在于其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关注的人多才有意义。假如在日本，无论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民间，都应该将它公布出来，没有秘而不宣的道理，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据李树喜所说，着名人类学家贾兰坡在世时曾说，他也不相信“北京人”头盖骨在日本。上述分析，也是有道理的。这和1941年胡顿反对将“北京人”化石运藏美国有相同之处。文物，是人类发展的见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该得到保护，共享研究成果，而不能据为一己私有。然而，现实中还不能完全做到。战时日本从中国掠夺大量文物，战后日本方面不配合、并极力阻扰劫物归还中国之事时有发生，这又如何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古生物学家周兴国到东京举办“恐龙展”，他想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情况，要面见高井冬二，可高井冬二婉拒了见面的要求，并捎来一封信，信中否定化石到过日本，而断言“由海上运到了美国”。周兴国认为，相对于美国而言，在日本的可能性更大。日本当时是侵略国，有很强的掠夺性。在二战期间，日本人曾窃取过一具在爪哇发现的梭罗人头骨化石，直到战后才被追回。毕竟，它是在日本人控制的局势下发生的。

10. 中国流落到日本的宝物有多少这些宝物有着怎样的价值

在日本中国的文物很多很多，真的数不胜数。其中中医中药是活宝，榫卯结构的建筑工程技术也是活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