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会进攻武汉

❶ 日本为什么会发动侵华战争

首先，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该民族本身就有很强的危机感，宽展疆土的意识，或者至少是获得本土以外的资源的意识就十分强烈，从日本人对待金属武器，尤其是刀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

其次，当时的正处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时期，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对于建立在经济和商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更加明显，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转嫁危机，而发动战争就是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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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过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拥兵50万的东北边防总司令张学良不战而退，日军强占我国东北，在3个多月时间里占领我东北全境，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横尸遍野，使三千多万名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奴隶。

1932年1月，日制造事端，进犯上海。日军与奋起抵抗的驻上海十九路军激战33天，中国军民死伤达1.6万余人，财产损失达20亿元以上。3月，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

1933年1-5月，日军先后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并于5月31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

同年，日本成立“关东军防疫供水部”（即731细菌部队），后来扩大成一支大规模的细菌战部队。该部队用中国人进行鼠疫、霍乱、梅毒等细菌以及毒气、枪弹等的活体试验，并大量制造鼠疫、霍乱等各种细菌，用飞机播撒在中国各地，残害中国人民。

1934年5月，日军在天津南开八里台和吉林伊兰县强占民地修建机场，并动用飞机轰炸伊兰县，炸死我国民众2万余人。

9月，日军汇集5万余兵力，分25路进攻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续烧杀淫掠两个月。

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

1939年2-6月，日军相继攻占海南岛、南沙群岛和汕头等地。

7月，日军用14万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个月的9路围攻，打死打伤我民众15万余人，粮食被焚劫一空。日军还乘晋察冀边区淫雨成灾之机，决堤淹没1万多个村庄，使300万人沦为灾民。10月，日寇2万多人分12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1月，日军攻陷南宁。

12月，日本与汪精卫在沪签订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日支新兴关系调整要纲》，其主要内容为：将东北割让给日本；绥远、察哈尔、山西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由日军长期占领，中央至地方政府由日本监督；伪军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伪政府经济由日控制；一切资源由日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1940年5月，日军对重庆城进行了20多天的轰炸，死伤者无数，半个山城被炸毁。

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日军逐步把主力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动用50多万兵力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100多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再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导致我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❷ 日本鬼子为什么这么重视武汉会战

由于在太平洋上屡屡战败，海上优势尽失，日本不得不打通大陆交通线，武汉作为交通枢纽肯定会被重视。

❸ 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

1、民族个性。日本是岛国，资源缺乏，不能依靠自身资源生存，所以危机感特别强，而且这个民族特别虚伪贪婪。

2、利益驱使。清政府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之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从侵略之中尝到了甜头，侵略使得它的国力有了很大增强，所以对外扩张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日本长期的国策，尤其是日本法西斯专政建立之后，侵略者野心更加膨胀。

3、为了摆脱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把侵略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助推了日本帝国主义走上侵略道路，日本军国主义者从而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过程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当局的不抵抗，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中日军队第一次全面对抗和较量。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日本侵华战争

❹ 日本为啥侵略中国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也不是从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开始的，而是从16世纪中国的明王朝时就开始了，那就是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和侵略。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但是，拥有200万军队的统一的明王朝却丝毫没有侵略日本的欲望，倒是并未统一且内战频仍的小日本大有吞并中国的企图。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就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灭亡中国，迁都于中国，天皇居北京。”可见，地盘不大的日本野心实在大得惊人。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之所以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且距日本很近，便于日本用兵；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力衰弱，中华民族存在着重大弱点和缺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着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着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着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历史证明，对于一国家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内战的规模与程度与遭受外侮的规模与程度成正比。内部团结了，对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强硬得起来；反之，内部不团结，甚至打得不亦乐乎，两败俱伤，那么它的力量就弱，对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
我个人认为，日本在太平洋板块，亚欧版块和印度洋板块之间，地震，火山频繁，经济负担大，劳动力短缺，而中国正是一块肥肉

❺ 日本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攫取经济利益。

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借用“提携”“共荣”“防共”等口号，这些都是欺骗或借口，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经济利益。

七七事变前，日本为了攫取华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不断增兵，另一方面不断增设主导侵略的机构。如日本大藏省增设了东亚经济调查课，华北驻屯军设置了经济顾问部，满铁株式会社在华北设立了“兴中公司”。

另外，日本还通过汉奸和买办拼凑成“东亚经济协会”、“华北经济委员会”等机构。日本通过这些机构虎视眈眈，对华北经济进行肆意调查和渗透。

同时，日本打着“日中经济提携”、“双方合作”的招牌，逼迫华北当局把航空、铁路、煤炭、铁矿、港口、电力、通讯、农业、渔业等多种行业的开发权让给日本。

与此同时，日本人在驻屯军的武装支持下，以“特殊贸易”为名，在冀东大规模地走私，明目张胆地攫取巨额经济利益，严重地危害中国经济。

因为日本在华北的经济侵略侵害了英、美在华北的经济利益，受到了英、美的干预，危害了中国的经济，受到了中国政府和华北当局的抵制，所以日本无法在华北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但是，日本侵吞华北，最大限度地攫取华北经济利益是早已蓄谋的。1934年6月，伪满洲国协和会次长长阪谷希一就明确说明：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认为“满洲已经到手了，可是满洲的资源究竟不如华北。

山西的铁和煤都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一不注意，就会落入英美手中。因此，目前把华北弄到手是最要紧的，也是大好时机。”那么如何把华北弄到手呢？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动战争，用军事手段夺取对华北的统治权。只有掌握了统治权，才能掌控经济，才能为所欲为地攫取经济利益。

通过七七事变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在华北有了统治权，掌控了华北经济。随之，施展了一切掠夺手段。

1937年12月24日经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的“事变处理大纲”里关于“华北处理方针”中，明确提出，经济上以建立日满华不可分离的关系为目标，要实现日满华经济一体化。

所谓一体化，就是与满洲不一样，把华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为达到此目的，日本在经济上开始进行野蛮的直接抢夺，或者进行掠夺性的强制开发。

首先，日军所到之处，对中国的工业企业，不管是官方企业还是民资企业，实行军管理事。在管理期间，军队对企业的财产实行无偿占有和支配。

随后，将企业移交给日本的有关公司经营。当时，满铁属下的兴中公司是接受军方移交企业的大户。到1938年8月，兴中公司在华北接收了11个分公司，几乎把华北的矿业、电业、运输业、棉业全部囊括在了自己的旗下。

进入到抗战相持阶段，日本为了使华北经济持续运行，能够持续掠夺，改变用军事手段直接抢夺的方法。日本专门成立了国策会社，对一些关系经济命脉的企业，如工矿、交通运输业等，实行统治，实际上是独占；未实行统治的企业，划由日本人自由经营。

在华北的国策会社即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它于1938年10月30日成立。其成立的目的，日本人在1937年12月24日决定的“事变处理大纲”中明确表明：负责发展、经营和调整有关主要的交通运输业（包括港湾和道路）、主要通讯事业、主要的发电事业、主要矿产事业、盐业及其化学工业等。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成立后，通过所谓的“综合调整”的方法很快把原有的各类经济的经营部门统制在自己的名下，成为它的子公司。每个子公司又另有子公司，形成庞大的垄断网系。实际上，它所统治的企业远远超出了初始所表明的范围，就连消费方面也以配给组合的方式统制起来。

无论由“国策”会社强制统制的企业，还是由日本人强行占有自由经营的企业，在经营上都是采取野蛮的手段。日本经营者疯狂地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以煤业为例，他们在开采煤炭时，连巷道当作支撑的煤柱都采空，使矿工随时面临生命危险。

日本除侵吞和霸占企业外，在金融方面也进行野蛮的操控和掠夺。发行毫无储备，不兑现的纸币，依靠暴力强制华北人民使用。同时，禁止法币流通，强令老百姓用法币以低值兑换伪币。

回顾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掠夺，不难看出，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肆无忌惮地、最大限度地攫取经济利益。

(5)为什么日本人会进攻武汉扩展阅读：

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日本在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后，对占领区实施严厉的社会控制，其中不仅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统治，甚至严格限制中国民众的人身自由。这些严厉的控制政策如同沉重的枷锁，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伤害。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军对广大占领区实施“治安肃正”作战，其主要目的是扫清占领区中国的军事反抗力量。他们还建立了一些社会统治机构，如建立伪满、汪伪、蒙疆、华北等伪政权，实施“以华制华”，为其统治服务。

在各地建立伪军和数量庞大的警备队或保安队，以维护当地的所谓“治安”，防止中国民众反抗。特别是在苏浙皖汪伪统治地区，大力开展“清乡”运动，从军事上、经济上、思想上对民众严加管理和控制，限制民众的行动，防止与新四军接触。

日军规定：“实行连坐切结……如该结内藏有要匪及匪物，先未报出，后经军队、团队或署长查出，同结者与匪同罪。”

日军还建立一些伪团体，如所谓的“维持会”“新民会”“自治委员会”“宣抚班”等，借以帮助日军势力渗透到社会基层，诱惑广大民众服从日军的统治。

日军在占领区广泛实行“良民证”制度，证上不仅有持证人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职业等，有的还记载“面貌”“身材”等特征，以便于识别和加强人身控制。

日军为了改造占领区中国民众，使其顺从统治，还在广大占领区实施奴化教育政策，连小学生都被逼迫学习日语。日军还用毒品麻痹、毒害中国民众，在日军占领区鸦片毒品泛滥。

据1934年伪满民政部调查，吸食毒品者达900万人，占东北人口的1/3。东北伪满建立制度，垄断鸦片生产。“天津日租界，现为世界制造海洛因之中心……有售吸所1000家以上，制造厂200家以上”。

在日军的军事、政治高压政策下，沦陷区中国民众受尽磨难，生活在极端恶劣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中。

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面对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中国人民在艰难中坚持抗战。

在敌后，延安成为中国坚持抗战、推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中坚力量和坚强堡垒。1935年，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长征到达陕北，全力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八路军、新四军源源不断地开赴抗日战场，在华北、华中等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收复了许多失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军开展游击战争，消灭了日军大量武装力量，保护了中国民众。

伴随抗日战争的军事斗争，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地区探索实施农村改造和初步的民主政治改革。抗日根据地建立各级政府和实施以“三三制”为中心的参议会制度，实行民主普选，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实行农民耕者有其田和减租减息制度。

敌后中共军事力量吸引了大批日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支持，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人民勤劳。抗日战争爆发后，川军出川投入全国抗战，展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

同时，大批军政人员、企业职工、高等院校师生、文化界人士纷纷涌入云、贵、川等地。由于沿海各省相继沦陷，中国与海外的交通被切断，西南地区滇缅、滇越、中印公路等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大量军用物资、商品经由这些通道维持着抗战物资供应。

沿海各地内迁高校的师生，在生活和教学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辛勤地进行教学与学习，开展科学研究，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新的发展和进步。

许多着名科学家在烽火连绵的战争年代取得了卓越的科研成果，许多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激动人心的作品，激发人们奋勇抗敌。大后方人民不断组织各种战地服务团，帮助看护伤员，慰问抗日战士。

重庆作为中国战时的陪都，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军自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对其进行了长达7年的狂轰滥炸，企图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中国人民没有屈服。

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阳、西安、兰州等城市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广大人民，为支援抗战、坚持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目的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❻ 日本为什么那么支持武汉

在此次疫情的影响之下，全国范围之内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也层层暴露出来，最严重的就是各地政府在面对物资紧缺的时候，所做出的一些吃相难看的行为，使得我们感受到了在灾难面前人类的自私是多么的可怕。

但即使有这些不好的现象，也无法否认的是人间依旧有真情，人间依旧有温暖。在国外的许多国家声援中国的同时，日本身先士卒的驰援了武汉，捐出的无数的口罩和物资。这些东西对于现阶段的日本来说，也许只是一次举手之劳，但对于武汉来说却是救命的物资。

在国际性灾难面前，虽然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国家封锁了与我们国家的来往，甚至中断了贸易与各种各样的往来。但这也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办法，等到这次灾难过去以后，相信各个国家又会恢复重建各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此次日本对于我们国家所作出的这些支援，也让我们感动的同时，也更加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在灾难面前，各个国家理应相互协助走出困难，而不是落井下石。

❼ 抗战时期，日本鬼子为何要占领武汉

武汉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居天下之中，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中国连接南北的水路交通都要经过武汉

❽ 日本发动武汉会战的目的是什么

攻陷南京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迁至武汉，继续指挥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与大日本帝国陆军进行战斗。有鉴于此，大日本帝国一方面扶植汪赵铭组织南京国民政府，另一方面逆长江而上进攻武汉。

武汉作为中国版图的中心，除了是当时国民政府临时驻地之外，本身就是民国重要的重工业（包括军工）区，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是不得不守之处。因此大日本帝国发动武汉会战，冀于逼迫身在武汉的国民政府进行战略决战，一举消灭国民革命军有生力量；同时通过占领武汉控制粤汉铁路，方便陆军中国远征军攻击两广云南，一者断绝同盟国从海路经两广运抵的支援物资，二者与东南亚远征军会师。

❾ 大至讲一下日本人如何打下武汉

1938年春，随着徐州会战的进行，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又作出“秋季进行汉口作战”的决定。日本大本营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7月4日，日本大本营以华中派遣军为骨干组建了武汉战略集团，由阿部俊六任司令官，下辖2个军14个半师团，埝彦亲王和冈村宁次分任两军司令官。国民政府早就判断南京失守后日军必进攻武汉，也于1938年春提出《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制定了 “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作战方针。依照这个作战方针，国民政府军委会对兵力作了以下部署：以程潜的第一战区主力驻防于信阳以北、平汉路以西；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主力防守在武汉以北的大别山区；以陈诚为首的第九战区防守长江以南和武汉。 武汉保卫战是从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开始的。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命令华中派遣军与中国方面舰队协同，从芜湖向西沿长江两岸攻占安庆、马当、湖口诸要塞和九江，以此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阵地。6月2日，华中派遣军所属第六师团坂井支队自合肥南下俯安庆之背。6月1日，由波田重一少将率领的台湾旅团在近藤英次郎率领的海军第十一舰队护送下溯江西直取安庆。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保卫武汉计划，此地应有重兵防守。但实际上安庆至九江诸要塞和江北地区皆无重兵把守，因此这两路敌军沿途均未遭受大的抵抗，进展十分顺利。波田支队12日3时在安庆东南20公里处登陆后，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未作抵抗，即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13日早7时日军顺利攻下安庆。田波支队22日由安庆西进，连陷马当、彭泽、湖口。7月 26日再陷九江重镇。当时攻打九江的日军仅有1个台湾旅团和1个新成立的师团及部分海军。而九江地区有张发奎的第二兵团l0万重兵把守，只支持了2天，便丢掉九江。坂井支队由合肥南下后，迅速占领舒城、桐城、潜山，并沿长江北岸、大别山南之间的狭长地带向西继续前进，进攻太湖和黄梅。防守在这里的第五战区的6个军13个师，抵挡不住日军3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和3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安庆为武汉江防前哨，马当为长江锁钥，湖口乃江湖要冲，潜山则为江防外栅，这些地方的轻易丢失，就等于敞开了长江大门。因此，武汉会战的第一阶段作战，中国军队即处于极大不利地位。 日军攻占九江后，冈村宁次指挥第十一军分兵两路：其第一零六、一零一、九师团和台湾旅团循南浔铁路、瑞武公路，进攻南昌和瑞昌；其第六师团在长江北岸小池口登陆，与从太湖西进宿松之敌会合，陷黄梅，攻广济。鄂东地势南濒大江，北连大别山，无数河道由北而南，汇入长江，兼以其间遍地皆为稻田，地形又起伏纵横，形成天然的屏障，易守难攻。日军在这里遇到第五战区部队的顽强抵抗。江南的日军第一零六、一零一师团则被欧震的第四军、王敬久的第二十五军挡在九江以南的马鞍山、星子和隘口，一零六师团伤亡过半，一零一师团损失惨重，该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负伤。沿长江南岸进攻的日军台湾旅团和第九师团也经过苦战方攻占瑞昌。 因为日军在鄂东和南浔路受阻，由长江直取武汉计划遭受挫折，日本大本营决定改变进攻方向，加强进攻力量。8月22日，日本大本营向华中派遣军、中国方面舰队下达命令，要冈村宁次指挥的第十一军主力，沿长江两岸攻占武汉，而置主力于长江以南；同时，又命令稔彦亲王指挥的第二军，由大别山北麓分两路西进。8月下旬武汉保卫战进入了最紧张阶段。 8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进行了新的作战部署，在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德安、黄梅以西地区和商城以东史河两岸增加了防御力量。防守大别山北麓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5个军，依靠这里的有利地形，英勇抗击了日军的进攻，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极大的伤亡。宋希濂第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和三十四师坚守商城以东史河两岸、叶集西南的800米高地和富金山，与敌第十三师团激战8昼夜，使敌人死伤过半。防守通向麻城、沙窝、小界岭、新县的田镇南第三十军、冯安邦的第四十二军、宋希濂第七十一军，与敌第十三师团和十六师团在这里激战40天，使敌人取捷径越过大别山、迂回武汉的计划无法实现。沿固始、潢川、罗山前进之敌第十师团，同样沿途受到有力抵抗，损失巨大。其第八旅团第三十九联队，从合肥出发时约为2800人，至进到罗山仅剩800人。沿罗山西进之敌第三、第十两个师团，在信阳附近继续遭到胡宗南豫南兵团和罗卓英第五兵团的阻击。 沿长江两岸进攻的冈村宁次指挥的第十一军同样受到我军英勇抵抗。沿江北前进的敌第六师团，由黄梅向广济进攻，沿途遭到李品仙指挥的第八十四、第四十八军的正面和侧面攻击，经过8个昼夜激战，才占领广济，平均每天只前进4公里。广济的田家镇为长江上的重要镇钥，中国军队有6师之众防守在此，从9月17日战斗至9月29日，我军撤出，田家镇要塞守军共毙敌1150人，全体守军亦壮烈殉国。在长江南岸，向瑞昌西进之敌台湾旅团，遭到汤恩伯指挥的6个军的抵抗，经过8个昼夜的激战，富池口要塞才被敌占领．向德安进攻的第一零六师团在德安以西的万家岭山区被薛岳第一兵团4个军包围，经过22天激战，遭到毁灭性打击，伤亡 9000余人，被迫退守九江，放弃进攻南昌计划。 在武汉会战中，中国空军和残剩的海军继续发挥了作用。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一起，为阻止敌军溯江而上，频频出动飞机，轰炸了长江中的敌舰和芜湖、安庆、九江等地的敌机场及登陆部队。并同日机在武汉地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在武汉会战中的4个多月，共炸伤敌舰67艘，炸沉敌舰23艘，炸毁飞机16架，击落击伤敌机78架。中国海军在长江水域进行了布雷，并以鱼雷攻击敌舰和沉船堵塞航道。1938年10月24日，着名的“中山舰”在武汉上游被日机炸沉，舰长及大部官兵壮烈殉国。 虽然我军英勇抗击了敌军，使其遭到重大伤亡，但在日军优势炮火的攻击下，我军伤亡也很惨重。到10月中旬，北江的信阳，江南的阳新、黄石港均沦入敌手，日军已接近武汉。此时，再守武汉已无意义，国民政府遂决定弃守武汉三镇。1O月25日，敌占汉口。26日占武昌。27日占汉阳。武汉会战到此结束。 武汉会战中，日军参战的部队计有14个半师团，约35万人。中国参战的军队为14个集团48个军129个师，约110万人。武汉会战持续4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死伤3﹒55万人，中国军队死伤25﹒6万人，双方损失均惨重。 日本占领武汉后，在日本各地及其占领区举行了大规模祝捷大会，宣扬天皇的神威。殊不知，他虽然达到其夺取武汉的目的，其有生力量却进一步受到消耗，迫使中国屈服解决“中国事变”的目的仍未实现，相反陷入中国战争更深的“泥潭”。日军攻占武汉标志着日本战略进攻已达到顶点，中国军民抗战进入更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