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失败

⑴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为什么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达成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有观点认为是西方中国这样既有广阔市场又有丰富原料的国家，对日本的殖民侵略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严重，也让日本能够把握住难得的机会而走上强盛之路。但若深入检视改革历程即可发现：清廷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就社经层面而言，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一些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此外，日本人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民族主义)，结合成一股影响力远胜于传统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确立排除改革障碍的决心；加上明治维新过程中，向西方进行各方面学习（相对于洋务运动）的彻底性，并改变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最终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国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以既得利益者为首的传统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

⑵ 中国学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会失败

船大难调头，旧势力太强，根深蒂固，改革派太弱了，没有权力，日本明治维新是联系了外国势力加上几个想要改革的诸侯主才成功的。光绪没有权，军队也没有，就算袁世凯帮他，也没什么用，那时袁世凯军队也不多，北京外围的驻军还有天津的驻军可不会听他的。注定了失败

⑶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原因

1、相同点：

①性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

②目的上，都要求摆脱危机，发展资本主义。

2、不同点：

①社会背景上

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不满；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也越来越不满；农民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勾结，且力量大。

②领导力量上

日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下级武士充当了领导力量，用武力推翻幕府守旧势力，保证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

中国的守旧派势力强大，握有实权；维新派不敢发动群众，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导致改革措施无法实施。

③国际环境上

日本明治维新发生时。正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争夺殖民地高潮未到。欧美各列强一方面正忙于国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另一方面正集中兵力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戊戌变法发生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掀起了瓜分世界的高潮，中国成了列强瓜分对象，国际环境对中国改革不利。

⑷ 日本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的统治，中国的戊戌变法为何失败呢

这是由戊戌变法侵犯了一些贵族的利益，导致了国家的经济受到损伤，导致了很多的贵族不满，所以才会导致变法失败，只能说国家非常的腐朽，才接受不了这样的改革。

⑸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什么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了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与日本做了各项努力，两国所从事近代化其国家实施的诸项措施，实际上是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大竞赛，基本地影响和决定了近代很长时期内两国不同的命运。日本在此竞赛中一度获致胜利的事实，对中国而言，尤具悲剧的性质。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或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中、日两国都是命定的竞争者，我们全国上下对此应慎重持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就近代时期内决定两国近代化成败的某些关键性因素，予以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其意义实在是多方面的。对于中日近代期间自强运动一者失败一者成功的事实，究竟什么因素决定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什么因素附属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两国的地理特征
日本是个岛国，实为导致其能有效应付西方挑衅的基本因素。日本的国土狭隘，完全由一群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交通便利，消息传递容易。对西方所给予的刺激至为敏感。中国则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相差甚巨，除沿海沿江部分地区外，其他地方交通向极困难，所以，即使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乃至攻陷京城，各省的内陆仍然至为安全，绝少激动起普遍的同仇敌忾的意念。整个中国由于地理上的隔阂，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发展，都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现象。两国相比，显然，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自强运动，其所将遭到的困难，较之在日本推动同样的运动要棘手得多。
日本局处亚洲的东北一隅，为欧洲国家所谓的"东方航线"的终点。西方列强其首要侵略目标是中国，大英帝国的基石是印度，印度对华的鸦片贸易为英国在印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英国集中注意力侵略中国。日本则因地位偏僻，不甚受到注意。所以，各国对日本的冲击，实远较其对中国的冲击为温和。双方既无大规模的战争，也未进行走私的鸦片贸易，更无领土的要求。

二、 两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在对外开关前后，基本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资料，无须外求。而日本经济上离自给自足的程度，则相差甚远。而且在与西方正式通商时，中国有大量的茶叶、生丝等输往国外，以抵消西方国家之鸦片与棉织品的输入；日本则在外国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并无大量的相当物品输出以抵消其巨额的入超。因此，日本官民亟于设法利用西方的科技，以解决其迫切的经济问题。

三、 两国的社会结构
当时日本的社会是封建式的，与中古时期欧洲的社会制度相似。人民效忠的对象在"王政复古"后，从德川幕府转移到天皇，而且由天皇代表国家并直接接纳全日本人民的效忠，不会发生任何观念或理论上的困结。因此，日本官民极易接纳近代式民族主义的一些观念，并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从事"富国强民"的事业。日本社会在德川幕府封建制度的结构下，其官吏都是世袭的藩侯与武士，一般工商农人虽可入学读书，但不能出仕任官。因此，日本贵族中凡出仕任官管理民政者，常具有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做其本份内应做的事。其他人士也在其固有的职位上勤奋努力，并无僭越本份出仕任官的观念。整个社会因此形成一种"本位观念"的风气。
中国社会的中心结构是家族，其上为政府。清廷政府中最高的主宰自然是皇帝，但社会中占重要支配地位的则是各级官吏和士绅。清制，任何人如果要想做官或取得地方士绅的资格，其正规的途径是经过科举考试，而正途的科名绝非世袭可得，而均需依赖自己的努力。因此，一般有才智的人，在未得科名之前，其精力毕注于科场以借此光耀门庭。中科名之后，其努力之所在则在升官。升官即可发财，发财后，致仕返乡，购置田宅，即在地方上居于缙绅之列。所以，中国社会中有才智有志气的读书人，或者有志气且环境优越的工商农人大多数走上了科举之路。因此，整个社会流动的趋向，常常形成一种"权位本位"的风气。
"本位观念"的现实目标，常常是多做事，而"权位本位"的目标则常是多做官。在适应近代社会与从事崭新的建设方面，前者显然是有利的，后者是不利的。

四、 两国的文化背景
中国文化自成一完美的体系，几千年来，向为东亚文明唯一的中心。由于历史悠久的关系，我国对于过去传统的负担，极为沉重，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弦更张，顺利地适应新的近代欧洲式的环境。儒家思想向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结构精严，意境高超，所以中国文化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不易发现或警觉于自己文化体系中的缺失。而且，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居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实不易于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优越性的事实。
而日本对于传统的负担却至轻微。日本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文化的输入国，具有模仿其他文化的悠久传统。"大化改新"时，它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字、制度、宗教、礼仪和商工技艺等，近代它再由中国转向西方，向各方面显居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学习，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事。日本在文化上的"自卑感"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实恰成强烈的对比。

五、 两国的政制结构
如果我们要对中、日两国自强运动成败的事实，给予一个全盘性质的解释，在我们严肃考虑一些长远性的文化、社会、经济、地理等因素之后，我们更应当从两国的政制结构或主政者的个人与集团入手，始能更正确地把握到问题的关键。
第一、运动的领导中心
清代中央政制结构的最大特色，是在中央政治权力中心方面，采取绝对的君权专制，但在辅助的权力中心方面却采取权力分散制。当时的军机处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命令的权力，只有皇帝才有此权力。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一项全面推动自强新政的计划，只有在皇帝的主动下，才有可能。任何军机大臣或地方大员要想从事于此，也只有在皇帝的认同下才有可能。但在关系同光自强运动成败的三十多年间，政权实际均在慈禧太后之手，实际的皇帝同治或光绪皆为其傀儡，而她对实际社会的了解实为有限，对近代世界发展形势缺乏深入的认识。她最大的关注只在于如何保持清室的政权和其个人的权位。对于发展中国的事业，她着重的也只是想阻遏洋人的深入侵略，谈不上有何热情，更没有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的任何意识。在同光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有这样一个形式的领导中心，其在自强建设方面所表示的局限性，实在是必然的。
日本自强运动的领导中心的结构，其权力既极坚强集中，又颇富有弹性。最高领导者自然是天皇。他个人意志极坚强，又很善于运用皇室的权威。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真正的领导中心，实际上是环绕明治天皇掌握实权的一批原在京都的公卿和长州萨摩两藩的武士。这个领导中心的中坚分子，具有领导日本迈向维新的强烈愿望，再加上明治天皇在关键问题上的支持，其推动维新的措施，更为有力。
第二、运动的领袖人物
清代同光自强运动实际主持的人物，既非同治皇帝或光绪皇帝，也非慈禧太后，更不是军机处内任何大臣，而是几个主要省份的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得到清廷充分信任在所辖的省区之内，对于模仿技艺等方面，稍稍做点事情。由于他们在职位上只是地方上的总督或巡抚，是绝无权力以名副其实的统御和指挥全国性的自强措施的。
这些新政领袖中，曾国藩确有大臣的风度，肯负责，能用人，惜哉其精力早衰，以62岁的年龄而终。而且他世故极深，鉴于其平定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的事实，事事谦抑自处，纯取老庄清净无为的政策，不敢在新政建设方面，积极挺身而出作有力的领导。左宗棠见识高明，任事勇迈，本应是中国洋务运动最理想的一位领袖。但他多年在西北主持军务，与经济重心的东南地区及政治重心的京津地区隔离甚远，即使后被召返京外任两江总督，也已是69岁高龄，其精力已趋衰髦。李鸿章尽管一直从事全国性的自强建设事业，但他一直缺乏必要的权力，其虽有大学士官职，但那只不过是虚衔，实际职务仍只是地方性质的直隶总督，并兼统淮军及其后的北洋海军。以一地方官而经办非其管辖省份的新政事业，并影响着全国范围的自强建设，其困难之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李本人对于近代西方的了解，亦甚为有限，对于有清一代固有制度的改革与思想行为的革新，他不只不敢轻于尝试，甚至远未了解其重要性，完全未能高瞻远瞩采取一种长期性的逐步性的措施，以逐渐跻中国于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
但日本诸维新领袖在政府中的地位，则与曾、左、李等绝不相侔。他们都是明治政府中的中央官吏，在人数上，他们有15至20人。他们之间自初就培养出一种协力合作的精神，表现出一种共同对其国家命运精忠专一的意念。他们对于近代西方国家，大多具备直接的知识。他们或曾在美、荷就读；或留学英法；或往欧美考察访问。明治维新早期诸领袖中，在1894年前只有早死的西乡隆盛和大隈重信未曾去过外国。他们自直接间接方面所获得的有关西方的知识，实在比中国的曾、左、李等丰富。
这些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出仕时均在少壮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岩仓具视只有43岁，西乡隆盛 只有41岁，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则在35至41岁之间，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岁。他们精力旺盛，干劲充沛，对于维新诸措施应取的步骤与方向，基本上大家都一致。他们在维新之初，就共同认识到日本不只需要在器物技艺的层次上变革，在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及文化思想等方面，也同样需要从事全盘性的改革。
第三、运动的政治目标
清同光洋务运动缺乏积极而长远性的目标。中国在此期间的自强运动，名义上虽然是"自强"，但在上述缺乏领导中心与领袖人物的实际情况下，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想借此对外吓阻列强勿再对华作进一步的侵略，并维持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既成事实；对内则想稳定住太平天国及捻回起义之后中国社会的旧秩序。它缺乏一种推动社会向一个新的方向继续发展的动力，也没有一项为达到"自强"目标而拟定的全盘性计划，更从未能鼓动起全国官民爱国的热情，以全力以赴推动此运动至较高的层次。很明显，这一所谓"自强"运动无论在作用上还是在意义上，其对内的性质都远较对外的性质浓厚得多。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其政治目标则十分明显。日本维新诸领袖自始就拟定了全盘而富有长远性质的计划，以谋在控制式的政制结构之下，从事全国性的革新事业。他们很快地将其政策与近代式的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全面鼓动起日本整个民族的热情，而以争取日本国际地位的平等为其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情势下，很明显，日本的维新措施是全面性质的，并无器物技艺，制度或文化思想等层次的次第可言，而是采取三个层次全面并进的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分析清代同光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失败成功的各项决定性因素时，绝对不能单纯地从某一孤立的观点着眼。因为像这样两个国家民族在近代时期内全国适应西方新世界的过程中两国内部所发生的变动和反应，实在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互为连锁的。但是如果我们专就两国自强运动内外发展的动力为线索予以探究，我们当可发现，最直接影响其反应措置的一项密切因素，实为当时两国政制结构与政治环境两项因素。其他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甚至民族的、地理的各种因素均应置于次一层次的考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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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为何中国康有为变法会失败，而日本明治维新会失败，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主要因为： 一， 改革的国情不同 从1185年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实际统治权都被各种不同的征夷大将军所掌握，日本的天皇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明治维新前，全日本大小诸侯有三百个左右,其中最大的诸侯是德川幕府。德川幕府以天皇所封的征夷大将军为官职,挟天皇以令诸侯。所以明治维新的第一步，就是要结束这种军阀割据的状态，建立全日本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的清朝，除了其中有短暂的分裂状态，绝大多数时间一直都处于统一状态。可是戊戌变法的第一步，却是从分裂中央集权内部开始，将原本统一的国家统治集团，分裂为“后党”和“帝党”这两大政治集团，最后甚至发展到要用武装政变来彼此消灭对方。 从分裂走向统一符合正义期待和历史潮流，从统一走向分裂，则注定要失败。 二，改革前的准备不同 德川幕府末期，以下层武士阶层和地方诸侯为主的意在恢复日本天皇实际统治权的“尊王攘夷”活动风起云涌连续几十年，不但在思想上、军事上，而且在人才上、经济实力上等都为明治维新做了充分的准备。 戊戌变法从共车上书开始。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到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前后一共只有三年时间，除了在全国一些地方组织了强学会和出版了一些报纸为变法做宣传外，既无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准备，也没有思想上和人才上的准备。尤其是作为发动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也完全不具备成熟的变法思想和能力，只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激于义愤而突然产生了上书变法的冲动，对于究竟应该怎样变法等，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准备。 准备越充分的改革越容易获得成功，缺乏必要准备的改革难免失败。 三，改革的领导者不同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而且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幕府末期的血与火的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成分包括职业革命家、各诸侯的职业军人和官僚，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等。比如说坂本龙马是武士出生，眼见着许多武士为了推翻幕府被屠杀，多少次地方诸侯的反抗被镇压,他自己也一直被追杀，终于领悟到只通过盲目的暗杀行动来推翻幕府是行不通的。他通过海运知识的学习和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长期学习，逐渐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创办了从事国际贸易的“海援会”，这不但为推翻幕府培训了海军人才，还为推翻幕府积累了资金，帮助与幕府分庭抗礼的诸侯从国外秘密购买了大批先进的武器，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让不同的诸侯入股“海援会”的方式将原本分裂各自为阵的地方各大诸侯联合起来。 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只是一个脆弱无能的皇帝和几个没有丝毫从政经验的热血文人，他们既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也没有一套可行的改革方案，甚至不了解基本的国家管理的常识。 没有成熟领导者的乌合之众，是不可能让主宰数亿人命运的大国改革获得成功的。 四，改革的策略不同 围绕怎样推翻幕府的问题，一直以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非法地进行武装讨伐和暗杀，一种是合法地进行武装讨伐。所谓合法地讨伐，就是要有天皇的许可，可是天皇一直都在德川幕府的监控之下，根本不可能公开发出讨伐令。当时的日本天皇，就像当年被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所以推翻幕府的革命一直都是非法的，也一再以流血失败告终。正是在吸收了这些经验教训之后，坂本龙马提出了“大政奉还”的策略。也就是说不通过武装流血斗争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而是让德川幕府自己主动将统治权交还给天皇，然后组成新的全日本真正统一的新政府，德川幕府也像其他诸侯一样平等地参与新政府的管理。 这样一来，国家达到了统一的目的，德川幕府也避免了被消灭的命运，是一个多赢的结局。为了让德川幕府主动交出正确，各诸侯同时加强军备，以武逼和。坂本龙马提出的“大政奉还”的策略得到了各大诸侯的赞同，并且在他的联络下，展开了游说工作，最后终于在1867年迫使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主动向天皇提出辞呈，使“大政奉还”从理论变成现实。 戊戌变法基本上可以说没有策略，反而从一开始就与依然拥有强大能力的“后党”争权夺利，最后甚至想通过买通“后党”的军人来搞政变吃掉“后党”，实在是愚不可及！ 正确的策略能保证改革的成功，没有正确可行的策略即使不将改革引向失败，也往往会让改革走上弯路或误入歧途。 五，改革的方案不同 明治维新不但有“大政奉还”的高明策略，而且有具体可行简明扼要的方案，这就是坂本龙马提出的“船中八策”，其内容如下： 1， 将天下的政权奉还给朝廷，一切政令应该由朝廷来发布。 2， 朝廷要设立上下议政局，设置议员，讨论决定朝政，决定朝政的根据必须是公义。 3， 召集全国有才能的公卿、诸侯、及平民百姓中的人才，聘用他们为顾问，并赐给相应的官爵，将原来朝中有爵无能的官员辞退。 4， 外交必须经过广泛的公议之后，才能缔结新的条约。 5， 参照原来的旧法，建立一套新法大典。 6， 必须大力扩展海军。 7， 必须建立属于天皇和日本的全新陆军。 8， 根据法律，平等地与海外各国进行金银货物贸易。 从《船中八策》到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的《 五条誓文 》，主要内容基本相同，而且几十年始终如一。戊戌变法完全没有一个主要明确的改革方案，在短短的103天内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不但毫无轻重缓急之分,也让地方官无所适从,疲于奔命。 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的贯彻实施和坚持是 六，改革的重点不同 明治维新的主要工作，是从无到有，重点是建立原来没有的东西，比如具有现代民主体制的议政制、建立现代国防、对外开放引进西方的科技、开办现代教育等。做起来阻力就比较小。戊戌变法则是从旧到新，重点首先是要将原来的否定，然后另外搞一套新的，这样阻力就很大。 任何社会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关键是怎样因势利导，抓重点进行改革突破，通过点的突破来带动面的改变。 七，改革的获利者不同 明治维新的获利者是全体日本国民。正如司马辽太郎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没有“日本国”的概念，只有藩王和天皇的概念。明治维新之后，打破了国民原来的等级制度，才有了“日本国”和所有国民平等的“日本人”的概念。 以《 五条誓文 》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来说，日本在当时就开始了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 与此相比，戊戌变法虽然提出了废除科举的制度，却没有在全国同时推行义务教育，在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只兴办了一座京师大学堂。说来惭愧，直到今天，在中国也还没有完全实现全民免费的义务教育！ 戊戌变法的获利者是极少数，但却是以剥夺极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为前提，对于更广大的普通国民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获利可言。 不能使绝大多数国民获利的改革就无法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也是不能长久和成功的。 八，国民对改革的态度不同 明治维新除了遭到德川幕府的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外，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拥护和赞同，尤其是在的德川幕府的顽固派的叛乱被评定后,几乎得到了全体国民一致的支持,国家在这样的改革下迅速强盛起来,国民也从这样的改革中很快富裕起来，真正实现了民富国强。 戊戌变法除了颁布了一大堆没有来得及实施的新政，和建立起了许多书生论政的报刊社团之外，国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实惠，所以改革基本上没有得到国民的认同。 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的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九，对外国势力的态度不同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辱，也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也介入了日本国内的军方争斗的势力。比如说当时的法国是支持德川幕府的，而长州藩则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坂本龙马等有识之士正是看到了外国势力对日本的介入，担心一旦各地方藩王都通过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来展开推翻幕府的战争，那样，日本国民不但自己要展开大规模的彼此屠杀，而且在屠杀完之后，日本各藩王将更加严重地被各西方列强所控制，日本也将陷入更加分裂的状态。所以为了避免外国势力的介入，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迫使德川幕府将“大政奉还”。这一历史事实与国内某些学者所谓的明治维新是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才获得了成功的观点正好相反。 戊戌变法最后激起了“后党”的屠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光绪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搞政变，二是光绪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计划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 由此不难看出，真正企图得到外国势力帮助的，不是明治维新而是戊戌变法。明治维新的成功，正是因为摆脱了西方列强的介入。可悲的是，中国从戊戌变法直到今天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各种政治集团依赖外国势力的介入来维持和争夺自身利益的悲剧依然没有落幕！ 任何指望通过外国势力介入的改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获得了一时的胜利，也很难持久，并且会留下后患无穷的后遗症。 十，改革的时间长短不同 对于明治维新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文章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20年，有文章说，明治维新用5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2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从外交角度上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彻底废除外国强加于其的不平等条约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强大的标志的话，那么日本从1854年被迫与美国签定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68年的明治维新，然后经过持续改革，到1911年才全部废除了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从1868年到1911年是43年。 戊戌变法不但在变法前时间极短，在变法后更是只维持了103天。戊戌变法这一如此鲜明的“不可持续性”本身，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由此可见, 戊戌变法的实际价值是被中国人过分夸大了，其真正的价值我只能说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戊戌变法的失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今天，当这两次社会变革都走入历史之后，我们来分析比较其利害得失，不是为了褒贬谁，而是希望能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提供一个参考。个人觉得，中国改革真正可以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提并论的，不是戊戌变法，而应该是邓小平所领导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日本的明治维新用了5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200年时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那么中国的这次改革需要用多少年才能走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2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呢？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要点。 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均比日本大十倍以上，因此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能以两倍于日本明治维新的速度完成明治维新所完成的任务，我想是可以值得自豪的。放眼今日中国，在经济、交通、国防、城市建设、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日本明治维新所完成的任务，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在国民福利等方面都还远远没有完成日本明治维新所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在完善公民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没有完成日本明治维新的任务，我觉得是非常遗憾和羞愧的，也是应该警惕的，不管在什么历史时代，一旦公民的社会福利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任何改革都将面临极大的危机。所以，个人觉得，今日中国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尽快搬走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这三座大山。评论|2 2011-08-05 00:39春秋adam|二级在日本天皇的地位和中国皇帝的地位不一样。天皇只有一只血脉，从来都是。而中国的皇帝是风水轮流转的。对于皇帝的神化导致的皇帝这面大旗在中国和日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明治维新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同样是维新，“君子”们就知道做官下一些要这样不要那样的命令；而明治维新是建立在一定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的，相当于是资本主义团体搞军事政变。

⑺ 分析导致明治维新成功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1.中国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对力量强大，不能让维新的条例很好地执行下去。日本明治维新是在幕府倒戈之后一个新的有力的政治环境下，相关条例制度能很好的执行下去。
2日本一直是一个学习强国的小岛国，当中国这个师父不行了的时候，日本积极与外交流，了解进行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各国发展模式，然后选择地学习 西方强国，强制西化。而中国以已之矛，攻己之盾。虽然提倡学习西学，但还打着孔子的旗号。
3.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国际环境严峻。日本处于一个相对自由的国际环境。

⑻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一成一败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支持，这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明治维新外在因素：（1）良好的国际环境。当时中国等亚洲各族人民反封建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方兴未艾，牵制和削弱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日本的入侵和干涉；美国当时忙于国内的南北战争，德、意处于统一的高潮，俄国也在进行农奴制改革，同时，他们对日本的政策各怀鬼胎，没有达成一致；另外，西方列强同日本封建势力的勾结尚不深。所有这些，使明治维新发生之时有了一个宽松的环境。（2）西方科技文化的影响，加快了维新成功的步伐。早在幕府末期，日本西南地区就通过长崎港同荷兰人保持贸易关系，一些知识分子通过荷兰人的介绍，学习西方科技，了解世界的政治局势，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并提出要求模仿荷兰制度在日本实行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这些兰学家的改革主张对后来的明治维新运动起了很大影响。

内部因素：（1）最直接的原因是幕藩体制的腐败。在幕藩体制下，内部等级森严，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下层武士日益贫困化，所有这些都发展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2）决定性的原因是封建社会内部离心力量日益强大。到幕末时，参与倒幕的力量不仅有下层武士，而且一些财政状况恶化的将军和大名也加入其中。（3）根本性原因是执行了符合国情的政策。殖产兴业，充分发挥国家干涉经济的作用，使日本在短期内实现了近代化；文明开化政策，这是明治维新成功和经济发展较快的重要条件；富国强兵，这是明治维新的总目标。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所以，取得了改革的成功。戊戌变法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⑼ 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同是学习西方经验，为何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中国当时海军排世界第九，日本本来是不敢惹得，只不过慈禧用海军的钱修建了颐和园，海军装备没有更新，而日本购买了新式的炮，结果当然打不过，所以说主要还是军事上的差距。日本武士集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其实和幕府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天皇的地位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也在事实上获得了不少的政治话语权，但是这些话语权到底有多少，又使用了多少？不要过高的估量天皇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天皇作为一个个体在幕府和倒幕派眼中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相反幕府还更加要重视天皇一些，要不然孝明天皇怎么会死的那么不明不白，虽然不能肯定是倒幕派刺杀了天皇，但是孝明的死给倒幕派带来了最大的好处。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唯一留存下来的成果

那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很成功？因为日本一直不是内生文明，它一直都是通过吸收外部先进文明进行改造后为自己所用，过去是吸收中华文明为自己所用，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只不过换个学习对象，换个老师而已，它在学习上的排斥和抗拒会非常小，社会阻力也小很多，毕竟日本是学习西方，并不是自我创造超越西方，所以成功的可能性很高。

我觉得中国的原因还有清政府的和中国利益不一致。无论是东南互保还是辛亥革命的土崩瓦解，都证明了国家上下离心离德，跟日本的上下一心可谓是截然相反。清政府的最高利益也是维护满人统治，一直在为了维持统治而妥协性进步（洋务运动只为了增强军力，皇族内阁敷衍了事），这跟日本当时全国奋发向上，明治天皇励精图治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