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对华北采取什么手段

‘壹’ 华北事变时间以及大概内容

华北事变是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
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
这样，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权方针下，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熟悉形势的世界各国观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绝不会满足仅仅占据东北的现状，华北必将成为东北之续。
【历史背景】
日本侵占华北的具体谋略，使用了“华北分离”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法，则和炮制伪“满洲国”的手法如出一辙，即收买小部分汉奸，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但日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缓和国际干涉。日本法西斯的阴险狡诈不可谓不恶毒。但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得逞，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然而，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南京政府当局竟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步步撤退，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华北和中华民族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1]

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示意图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汉奸）举行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实际上是成立汉奸政权。[5] 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政府特派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当时兼任滦榆、蓟密两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这就是“冀东事变”。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策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在日军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11月26日取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着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1]
【历史评价】
华北事变表明，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虽一时得逞，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
作为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积极策划其所谓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并公开摆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势。之前，日军已在华北各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压迫中国退让，撤兵，为其开展“自治运动”创造条件。首先是谋划建立“蒙古国”，在察哈尔制造了两次张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后在1935年6月27日逼签《秦土协定》，“割让”察东6县于“满洲”，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地区，国民党党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制造河北事件，南京政府竟与之签订了臭名昭着的“何梅协定”，承诺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换平、津两市长，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并且凡是日本认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势力都“不得重新进入”。这样日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为傀儡，实施其“自治”阴谋。这无异于将河北平津拱手让与日本。这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预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极力压迫排斥的驻察哈尔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突然利用丰台事件开进北平，成为中国在华北平津的主要军事力量，给“华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军因宋不是中央嫡系认为可以利用，转而以宋为胁迫“自治”的主要对象。
但是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无援，无力独自抵抗日本，故而态度非常暧昧。日本以军事讹诈为后盾，紧锣密鼓地开展“华北五省自治”(五省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运动，企图先从它处入手最终胁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占据香河县城，并成立由汉奸组成的临时维持会。接着，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以之作为促进宋哲元“自治”的“榜样”。日军还开列“反日分子”名单，在平津大肆滥捕。同时大批日军进入关内，威胁北平、天津。一时间，华北空气极其紧张。
经过宋哲元、日本及南京政府之间紧张的三角交涉，南京政府虽也曾力争保留主权，但在妥协退让政策下，提出并得到日本的勉强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了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除了名义上隶属南京政府，实质已经成为变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
华北平津地区包括了中国北方大片地区，尤其北平是中国的历史古都，当时也是全国 的文化中心。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生死危机。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打击了南京政府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对华北政策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上则暂停了军事侵略，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交通经济入手，企图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然而，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采取了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更猛烈的骤雨，就要落下。[4]
【事变影响】
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机关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重大。
首先，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变后，日本准备把战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1936年8月，广田内阁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6] 。
其次，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此影响下发生的西安事变，反映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说明抗日救国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事变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的序幕，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华北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于1936年9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总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第四，华北事变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在对日政策上发生分歧，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
最后，华北事变加深了美英与日本的矛盾。华北事变后，日本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了华北。他们扶植汉奸、买办拼凑了许多经济机构，使华北经济日益殖民地化。日本在华北经济势力的扩张，损害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于是英美就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美英派来抵制日本。[4]
【参考资料】
[1] 操申斌, 黄延敏，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06)
[2] 田苏苏主编．《日军镜头中的侵华战争 日军、随军记者未公开影像资料》．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5：第52页
[3] 西南政法学院．《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上》．西南政法学院党史教研室，1984：第189-190页

‘贰’ 日军为什么能够长驱直入拿下华北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仅用4个月零18天就把中国的东三省全部占领了，紧接着于1932年拼凑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又发兵攻击联接关内外的要塞山海关，从此将侵略魔掌伸入关内。1933年3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所部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日军占领热河之后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口，一时间华北震动，平津告急。正在南方忙于“剿共”的蒋介石，急忙从各地抽调30万兵力，沿长城一线抵抗进犯之敌。3月5日，长城抗战打响了。西起南天门、古北口，中经罗文峪、喜峰口，东至冷口、界岭口，中国军队依托古老的长城，与日军展开了激战。防守喜峰口、罗文峪的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怕死的精神，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杀，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寇3000多人，取得了着名的喜峰口、罗文峪大捷，29军大刀队从此扬威海内外。29军也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该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最高级别的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一代抗日名将。缺乏纵深的长城防线毕竟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因为它的坚固程度不是取决于最强大的环节，而是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虽然29军防守的喜峰口、罗文峪坚如磐石，使日军未能越雷池半步，但日军从晋军防守的冷口突入长城以内，然后向中国军队侧后迁回。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后撤，长城防线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签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通过这个协定，日军把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冀东。
《塘沽协定》的签订，表面上使北方的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但平静的背后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从此，平津化为边塞，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省全部暴露在虎口之下了。《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又掀起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人为这个运动起了个“自治”的好名，而实际上就是想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6月27日，日本以“张北事件”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日方通过这个协定达到了实际控制察哈尔省北部的目的，29军大部被迫撤出察哈尔省北部地区，移驻河北。国民政府由于卖国心虚，对签署的屈辱条约秘而不宣。日本人看透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心理，借机发挥，大肆加码，中方口辩无凭，致使主权受到了比原订条款更为严重的损害。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得手后，又将目标转向了河北。他们的做法还是惯用的卑鄙套路：先制造借口，然后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逼签协定。为此，日军华北驻屯军暗中雇佣杀手，将住在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举报人胡恩溥和白逾桓枪杀，然后诬称是国民党蓝衣社干的，以此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
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
（二）将于学忠第51军撤走；
（三）将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完全取消；
（四）将国民党中央军撤离河北；
（五）禁止全国排外、排日行动。
在日方的威逼之下，国民政府一一照办。日寇预谋得逞，但仍不罢休。6月11日，日方派人携带一份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来到北平军分会，由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签字盖章后送交梅津。日方在达到目的之后，何以多此一举呢？其实，他们的企图在于以这种方式履行“协定”的签字手续，使侵略事实合法化。何应钦既不敢公开签署卖国协定，又不敢对日方有丝毫反抗，于是来了个36计走为上，慌忙离开北平逃之夭夭。日方对何应钦的心思洞若观火，于是要了一个新花招，不再坚持由何应钦在“备忘录”上签字，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日方的“灵活”姿态正合汪精卫、何应钦的心意。这种明不签、暗承认的办法，既可满足日方欲望，又可欺瞒全国民众。7月6日，何应钦签署了一份“致梅津函”，内称：“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至此，由梅津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致梅津函”组成的特殊的《何海协定》便正式达成了，河北省的大部主权从此被日寇攫取。
《秦土协定》、《何海协定》签订后，日本大大加快了“华北特殊化”的步伐。他们一面怂恿汉奸、地痞游行示威，聚众闹事，一面加紧扶持成立汉奸政权。
1935年11月，由日寇策划扶植的、以无耻汉奸殷汝耕牵头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正式出笼，辖区包括冀东22个县。现今的人们或许难以想象，当年一个受日本人操纵的伪政权就赫然存在于北平城的旁边。
12月，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上述一系列事件，史称“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继侵吞中国东三省之后，又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已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

‘叁’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主要包括两个时期，甲午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1、甲午战争

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帝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2、抗日战争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3)日本侵略者对华北采取什么手段扩展阅读：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对我国造成的伤害：

从1931年到1945年，是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卡修跃博士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与破坏是多方面的。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给中国抗战官兵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也使无数无辜的中国平民成为冤魂。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起海滨，西到重庆，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

屠刀所向，尸骨成山。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遇难的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工会日暴行，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几乎占中国2/3和国土;在时间持续上极其久长，几乎涵盖了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直其败亡的14年。

在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杀暴行中，日军用尽了能够了想象出来的所有残忍的手段。日军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多达250多种。

其中绝大多数为人类理性所无法想象。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手段，大多数也用在中国妇女和儿童的身上。

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掠夺公私财产，破坏文化遗产，开采矿藏森林资源，发行伪钞，焚毁炸毁军民用设施，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几被侵者洗劫一空。

数年来一直进行抗战时期中国损失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当时中国只有西藏、新疆两个省级行政区末直接受到战祸摧残，其余省份曾全部或部分的沦陷，或局部成为战区，许多城市、乡镇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

当然，由于战争状态下的局限，抗战损失调查不论从时间的完整上，还是从空间的覆盖上，都极不完全，”“日本侵略战争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破坏与毁灭，几乎不可能寻出准确的答案。

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严重阻碍，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它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物质、文化财产损失，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严重滞碍作用。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重的牺牲与代价。

战后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美好愿望，放弃了战争损失赔偿要求。

但是，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并不意味对我们民族所曾受到灾难与损失遗忘。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队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恶与反人道暴行。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甲午战争

网络——抗日战争

‘肆’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哪些手段掠夺沦陷区

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军事占领区大肆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其中关于经济方面的规定有：对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华北、蒙疆地区，以寻求日满缺乏的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为重点，中国要“提供特殊便利”，在其它地区，关于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国也要“提供必要的便利”；对于中国财政经济政策的确定，“日本予以必要的援助”；在贸易方面，“采用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使中国对日本的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在交通通讯等方面与日本“合作”；在农业方面，中国要“设法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这些规定是日寇既定侵华方针之一“经济提携”的具体化。

在东北，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建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垄断钢铁、轻金属、汽车、飞机、煤炭等的经营。为了战争的需要，制定了两个产业五年计划（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疯狂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在农业方面，大量掠夺粮食，实行百万户农业移民计划，圈占大量土地。

在关内，日本在沦陷区对金融、工矿业、农业等方面，进行各种形式的掠夺：

在金融方面。日伪先后在华北华中设立银行二十余家。一九三七年九月设察南银行于张家口，十一月扩大改组为蒙疆银行，它是蒙疆地区的中央银行。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北平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后在各处设立分支行三十余处，这是华北“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一九三九年五月在上海成立华兴商业银行，它是“维新政府”的中央银行。汪伪政权成立后，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取华兴而代之。这些银行除经营一般业务以外，都有发行伪钞、代理“国库”等特权。它们控制着各该地区的普通银行和地方银行。一九四○年五月在汉口设立中江实业银行。在广东设立广东省银行。日伪利用这些银行发行的大量伪钞，掠夺物资。日寇还用军用票掠夺中国的物资。

在工矿业方面。“七七”后的第一年内，敌人对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方式，在华北采用“军管理”，在华中采用“委托经营”（即由被委托的“公司”经营）。但是由于工矿遭到破坏，工人离散，资本缺乏，这种“经营”、“管理”办法归于失败，生产、运输、贸易陷于停顿状态。“以战养战”政策提出后，敌人改用“中日合作”方式。一九三八年设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两个“国策公司”，两个公司之下设立许多分公司，经营华北华中的煤铁等矿产以及盐、电力、交通、通讯等。按形式上的规定，华北开发公司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百分之四十五，日本投资百分之五十五；华中振兴公司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本投资百分之四十九。以此引诱中国资本家与日本“合作”，实际上企业经营权全归日本，大部分利润也归日本所有。

到一九四○年三月，随着汪伪政权的建立，日寇采取了更具有欺骗性的办法。敌派遣军总司令声称“将以若干财产交还给合法的原主”。但所“交还”的工厂企业，只限于“军管理”下面的单位，而这些企业的大部分早已并入“国策公司”，余下的已很有限。就是这些余下的企业也不是直接交还原主，而是交给伪政权。由伪政权与原主谈判，在原主“偿还”敌人大笔“修缮费用”后，才能收回。至于由两个“国策公司”经营或日本私人经营的较大的工厂，都不在交还之列。总之，沦陷区的工矿企业完全为敌人所直接掌握和控制。

在农业和农村方面。第一是强占土地。“七七”以后，敌人的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军粮城、茶淀两大农场的土地五万六千亩。一九四○年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圈占冀东沿海土地七万顷。敌人修筑兵营、仓库、公路、碉堡、封锁沟墙、飞机场等，更是任意侵占土地。日寇向我国移民所占的土地房屋也是从农民手中夺去的。第二是由地方伪政权征收捐税。第三是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例如，一九三八年西河美国种棉花在天津市场上每担价格为六十五元，而日伪的统一收购价格为三十八元；华北各地粮食收购价格一般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第四是日伪军直接掠夺粮食、耕畜和各种财物。敌人将粮食规定为军用物资，实行“粮食统制”，强行“征购”，实施所谓“配给”，造成普遍的饥馑和死亡。

除上述几方面，青壮年也是敌人掠夺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以前，日本侵略者仅在华北就劫走青壮年六百万人，到东北等地从事苦役劳动。到一九四四年，还有二十二万六千人被抓到日本去当苦工。

‘伍’ 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的卑鄙手法是什么

首先是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建立殖民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继而又强占热河，觊觎察哈尔、绥远、河北及北平、天津；最后则孤注一掷，向平津和整个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妄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它是有计划、有准备的预谋事件。

‘陆’ 日本在侵华过程中对中国东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日本妄图把中国东北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1932年，在中国东北实行“保甲连坐法”，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身份证，把东北人民置于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之下。为“扫荡”和镇压抗日武装，日军建立了各级“清乡委员会”，疯狂“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他们把群众赶出村庄，集中编成“集团部落”，以切断抗日武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到1938年，日本强行在东北建立的“集团部落”有12565个。在建立这些“集团部落”时，日伪当局大批破坏烧毁民房，迫害、屠杀群众。1937年至1938年2月，日伪当局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群众1.3万余人，荒芜土地2100多垧。1941年4月，日本改组了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帝国协和会”，把它同各级行政机构合为一体，加强对东北人民的恐怖统治。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建立代号为“731”部队的细菌研究所，用中国军民以及朝鲜、美国和荷兰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作细菌实验，共杀害1万余人。在华北，日本从1938年底开始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施疯狂“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法西斯统治，日本还在华北建立法西斯组织“新民学会”，它的各级组织均由伪官吏把持。1939年，“新民学会”成立了1840个分会，拥有245599名会员，到1941年9月底增至3548个分会，674057名会员。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的侵略和残暴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3500万人的重大伤亡。

‘柒’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分别采用了哪些方式搜刮我国经济资源

从时间上看，日本在侵华的不同时期，其经济掠夺具有不同特点。

日本对中国东北、华北、华中等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依据其制定的政治、经济侵略方针经过全面经济掠夺的准备阶段、全面统治和经济掠夺阶段、全面法希丝统治和疯狂开发掠夺三阶段。

在经济掠夺的各阶段，其明显的特点表现为：日本帝国主义十分重视对战略资源的掠夺，但就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而言，随着世界形势、战局和日本自身发展战略需要的变化，其经济侵略又具有不同的特点。

从“9.18”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占领区的经济掠夺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32年至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前，日本通过先后成立各种国策公司和子公司，大面积的掠夺中国的各种资源。

第二个阶段：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后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集中精力掠夺以二白（盐和棉花）、二黑（铁和煤）为代表的重要战略、军事资源，进行战争准备。

第三个阶段：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1943年上半年，日本扩大占领区至中国南方各地，企图建立从华北、华中占领区直至中国南方占领区的“日元区”，实现经济一体化。

第四个阶段：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日本对占领区经济实行全面法希丝统治，疯狂“开发”、劫掠中国战略资源。

‘捌’ 近代日本侵华的战略意图与主要步骤

日本本国资源缺乏,导致其国家发展受到限制。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发动战争,在裕仁天皇的指示下出兵东北三省号称“关东军”，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卢沟桥事变后和中国军队产生了正面冲突,之后“华北五省自治”成立所谓的“满洲国”,占领中国一半土地

‘玖’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在华北的侵略主要采取什么战略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还没摸清楚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实力，所以采用的是逐步蚕食的战略，而国民党政府的一再退让没底线，导致日本终于走上全面侵华的冒险道路。
这也给了如今的中国血的教训，一定要亮明底线，突破就是强力反击，甚至不惜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