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多少汉学家

Ⅰ 求外国较着名的史学家。

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年?—前425年?），《历史》，历史之父

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年?—前40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古罗马，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年—前44年），《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罗马，李维（Livy）（前59年—17年），《罗马史》

古希腊，普鲁塔克（Plutarch）（46年?—120年?），《希腊罗马名人传》

罗马，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年?—117年?），《编年史》

英国，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179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

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886年）

德国，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德国，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年—1929年），《战争艺术史》

英国，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年—1965年），《英语民族史》

法国，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年—1956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法国，布洛赫（Marc Bloch）（1886年—1944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英国，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历史研究》

法国，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美国，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年—1991年）

德国，戈洛·曼（Golo Mann）（1909年—1994年）

美国，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1913年—2004年），《全球通史》

日本历史学家
日本, 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しらとり くらきち）,(1865～1942), 岩波书店出版10卷本《白鸟库吉全集》

日本，内藤湖南（1866—1934）

日本，桑原隲藏(1870-1931),《宋末提举市舶船西域宽叶香蒲寿庚的事迹》、《东洋史要》、《东洋史说苑》

日本, 津田左右吉（1873～1961)，《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神话时代史的研究》、《日本上古史的研究》、《上古日本的社会及思想》

日本，辻善之助（1877-1955)《日本佛教史的研究》、《增订海外交通史话》、《日本文化史》七卷、《日本佛教史》十卷。

日本，池内宏（1878～1952）《满鲜史研究》全5巻、《元寇的新研究》、《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

日本，加藤繁(1880～1946），《中国社会经济史概说》、《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田清博士序）

日本，后藤朝太郎,（1881-1945）日本着名汉学家。

日本，有高岩（1884—1968）《东洋中世史》、《元代农民之生活》

日本，中村孝也（1885～1970)《德川家康文书的研究》、《 家康的臣僚 武将篇 》、《 国史学 》

Ⅱ 日本汉学家Tsumei Michiaki(1822-1906)中文名字如何翻译

津(tsu)明(mei) 道(michi)秋(aki)
自己乱翻译的，觉得这个还可以

Ⅲ 日本汉学家关于“武王伐纣”闹了什么笑话，有什么误导

日本

所以，日本汉学家在《逸周书·卷四·世俘解》中关于数字的解释就成了一个笑话，一个误导很多人的笑话。当然，这个小毛病掩盖不了这位日本汉学家的成就，我们应该多听听他们的声音。

Ⅳ 日本汉学家丸山升和伊藤虎丸的主要研究成就，及其论着。

伊藤虎丸，1927年生于东京。1944年到中国，进旅顺工科大学预科，1947年回国，1953年考入东京教育大学东洋文学科，同年接受基督教洗礼，1957年起先后在东京教育大学和东京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硕士课程，1963年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中退以后，历任广岛大学等校讲师．副教授、教授，学校法人和平学院院长、理事长。2003年1月病逝。主要着作有《鲁迅与终末论》（龙溪书舍，1975年），《创造社研究》（亚细亚出版社，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朝日出版社，1983年）等。日文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委员．译者。

《辛亥革命与其挫折》丸山升
此文试图处理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两年间的经历。丸山升一反竹内好的判断，不认为鲁迅在北京抄古碑时期是鲁迅回心的关键，而是认为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遭遇的挫折，才是鲁迅成为鲁迅的转捩点。与竹内好认为启蒙者鲁迅（政治）包围着文学者鲁迅不同，丸山升认为革命问题（政治）才是贯穿鲁迅的核心。而对鲁迅来说，人的精神解救等鲁迅的主题其实和政治问题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开

《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
从题目来看，此文应该是论述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期间的行动及思想。但丸山升的着眼点却在鲁迅如何以主体的姿态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接受理论的同时，始终不忘记承担中国的现实。第一、二部分，即以此立论，并与日本学界对话。第三部分强调鲁迅始终认为革命必须带着现存的民众（虽然愚昧）前进。第四部分则强调鲁迅重视平凡的现实，而拒绝空谈。第四部分最精彩，反对在政治与文学的框架中阐释鲁迅（竹内好），而在思想与行动；理论与现实的框架中把握鲁迅。亦即强调鲁迅不断扎根在现实中。很明显此文针对日本学界风气发言，但中国读者来说，也有振聋发聩之效。理论固然精彩，但如果不结合中国现实，则理论的精彩也永远只是理论上的，既不能改造现实也不能解释现实。

有关两个口号问题的三篇论文
作为日本学者，在文革正在进行的时刻，以有限的资料对两个口号论争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反过来批驳文革中的中国学者的言论，这无疑让人感佩！而我也正是在这些文章中，意识到丸山升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作为今天的读者来说，丸山升花那么大的精力批驳文革言论，咋看上去会觉得他有些大题小做，因为文革在今天似乎已经无需批驳，它本身就被妖魔化，成为罪恶的渊薮。不过丸山升却从对文革的批判中，意识到在面对历史问题的时候，不能用某种理念来套在历史事实上，而是应该还原到当时的现实，在更为复杂的关系中处理历史。而他对毛泽东的态度，即把毛泽东思想视为在与同时代人共同切磋、磨砺中产生，而不是有个固定的永远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与其他异端思想作战（所谓两条路线）。这一观点今天看来并不新鲜，但丸山升能在文革初期就能加以提炼，还是让人钦佩。

《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丸山升
丸山升的论文给人感觉都像是资料考证，但内部则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他的对话对象是文革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破的方面来说，他反对用某种路线来解释30年代的文学现象，把一切文学现象阐释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从立的方面来说，则是要求研究者回到历史之中，在复杂的关系中判断当时的人、事以及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但研究界显然还不时掉入丸山升批判的逻辑中而不自知。尤其是丸山升拒绝以个人的品性或权力欲来解释事件的唯物主义态度（今天我们不断看到有类似倾向的论文），是我们要特别加以学习的。

《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丸山升
以大部分篇幅进行资料考证，但立论的核心仍是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的处理文学史上的人、事，拒绝任何先验的判断和理论。并由此“思考历史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和现实的历史发展道路的意义”。

继续对丸山升的文章做笔记显得有些繁琐。在其扎实考证的下面，我发现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操守。值得中国知识界重视的恐怕不是丸山升所考证的事实，而是他对待研究的态度。在文革最酷烈的时候，丸山升拒绝认同极左言论，坚持历史的态度看待鲁迅。而当文革结束，中国人开始以拒绝反思的态度开始反思，以相反的话语再次重复文革逻辑的时候，丸山升则指出“在现存社会主义的不少、而且是严重的弱点被暴露出来，对其批评甚至已成为流行的今天，这样做究竟有多大意义”（285页）。丸山升的态度无疑需要我们深思

Ⅳ 富冈鉄斋，史学家、汉学家、书法家、画家

富冈铁斋，字无倦，日本文人画画家。1837年出生在一个崇尚儒学的家庭，家学的渊源使他从小就受到儒家学说的熏染。在铁斋弱冠时，常潜心于王阳明的心学，同时开始研习绘画。他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文人画家必备的修养。

26岁时长崎游历，使铁斋大开了眼界。长崎是日本接受外来信息的一个港口，长崎是中国的画家和作品流入日本的落脚地。铁斋在长崎观摩了大量的明清文人画真迹，中国文人画精妙的意境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深深吸引了这个日本青年。他研究董其昌，钻研徐渭，同时还翻译校订多部汉学着作，而立之年“学者声名渐起”。学者的声名先于画家的声名，使他后来的画家身份声誉日隆。铁斋一生以学人标准要求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一名学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铁斋信奉的座右铭。为寻访史迹、地志、风俗及高士行藏，从北海道到九州，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博学多识，好收藏奇书异画，不仅是画家，还是一位汉学者。1866年铁斋31岁时，校订刊行了《孙子吴子约说》二卷，此书收有明末人何言《登坛正鸽》一书中的二篇，还有武侯心书、将传、军器图、阵式图、将略等有关军事的内容。32岁时出版了《铁斋茶谱》。此外，铁斋在33岁时校订了《草茅危言》(中井竹山着)、34岁时出版了着作《称呼私井》以及《山阳诗注》。1901至1905年期间，铁斋还出版了《人物画十八描法说》、《牧溪的事》、《十六罗汉谈》、《画论》等着述。铁斋的足迹虽未到过中国，但他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艺术能取得巨大成就，更是与学习、汲取中国绘画的精华分不开的。1861年，他26岁时在长崎逗留数月，除了与长崎派画家交往，他还接触了长崎的中国人，见到不少明清时期的中国文人画作品。青年时期曾一度与尊攘派志士交往，奔走国事。中年后少问政治，以绘画为终生追求目标。明治维新之后，开始专注研习中国文人画。其画风融日本水皿画与中国文人画为一体，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面貌。1881年以后，他在京都过着学者兼画家的生活并加入日本南画协会。1917年，他被任命为帝室技艺员。1919年，成为帝国美术院会员。

铁斋是个文人画家，声誉日隆。然而，铁斋不管世人对他的绘画评价如何之高，他总是只认为自己仅是儒者而已，并坚定地站在一个儒者的立场上去对待一切。铁斋绘画在无法中有法，也主要是由于他以儒者立场对待绘画，他需要的主要不是表现形式，因而他在技法上的追求是自由的，使用的手段是放任的。绘画是铁斋的幼学，并坚持了一生，由于他的成就，作为画家的铁斋在当时日本早已名闻遐迩。与苏东坡之缘铁斋尤其钟情于苏东坡，他和东坡两人虽相距800年，但却是同日生，这在铁斋颇为得意，为此和铁斋同时代的吴昌硕特制印“东坡同日生”相赠从未晤面的铁斋。苏东坡不仅诗文、书画为后继者称道，他的艺术理论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铁斋也为苏轼的人品、学问、才情所倾倒。

出于对苏轼的仰慕，铁斋还创作了大量以东坡为主题的作品。苏东坡是铁斋常画不厌的题材，从苏轼的逸闻趣事朋辈雅集，到苏东坡的诗意画，还有明清文人画家常画的赤壁赋图，在铁斋的笔下都有表现。铁斋存有两枚“东坡癖”和“东坡同日生”印章，以表示对苏子的钦慕喜爱之情。铁斋对于画苏东坡这样的人物，往往把人物置于画面的中心位置，人物不再是点缀而是主体，在山水环境中安排生动的人物活动情节，是铁斋山水画的一大特色。拿《东坡煎茶图》为例，苏东坡坐在浓墨涂抹的山崖下悠闲地品饮，一童子正忙于煎茶，童子的头顶上方好似从天上泻下的瀑布，在脚下形成湍急的溪流，人物居于中境偏下，东坡凤眼美髯，呼之欲出。另一幅也是取材于东坡轶事的《苏子谈癖图》，人物活动空间占去画面的一半，画中的人物被苏东坡的诙谐逗引得前仰后合，好似一幅妙趣横生的风俗画。铁斋总是在画面上的自然景物中加入人事活动，并将其放大，这种加强近景的表现，省却远景铺述的叙述方法，在减弱传统文人画追求的空寂迷茫的气氛的同时，赋予直观的亲切感。1922年，87岁的铁斋在大阪举行“东坡百图展”，出版了《东坡百图》画册。1924年89岁逝世前，他还手书了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同时他广收苏东坡有关资料，建“聚苏书寮”斋。他对苏轼研究颇深。

就现在我们能见到的铁斋以东坡居士为画题的作品，大抵都是七十多岁以后的作品。特别是晚年八十多岁以后，似乎对这类作品的创作的兴味愈来愈浓。最为铁斋倾力的是《苏东坡像》、《东坡归院图》、《前后赤壁图》等作品，另外还画有《东坡墨戏图》、《东坡谒佛印象图》、《东坡三养图》、《东坡安蔬图》、《东坡闲居图》等，把苏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囊括其中。坚持以儒家学养、文人气息贯通绘画，以书入画是铁斋一贯的绘画理念。在这些作品中，铁斋后期的书体和他晚年的绘画一样进入了“得于心、形于手”，心手相应而粲然成像的自由境界。画中的题诗有的汪洋恣肆达数百字，占据很大的画面，有意识地利用书法加大画面气势，使书法成为整个构图的一部分，以收到书画彼此呼应的画面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字明确表达，来加重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

此外，更有以东坡逸事轶闻为画题的一件册页，共收集东坡话题小品画十四件。同时，他还和吴昌硕交往密切，吴昌硕在80岁时曾为铁斋书写“曼陀罗窟”匾额。铁斋对吴昌硕非常尊敬，他常说：“余爱昌书，尤喜吴画，然所最爱者在其篆刻也”。这两位同代大画家虽交往密切，但没有见过面，彼此敬慕之情可见一斑。总的说来，铁斋早年的作品严守法度，朴拙中透出一种秀逸之气。其早年的作品，无论是书法、绘画都法度严谨，人物画得雅拙、意趣。他早年曾经模仿过日本大津绘作的《藤娘图》，学习过中国晚清画家高其佩指画技法创作的《层峦雨霁图》。从他创作的《花卉》可以看出，尽管笔触略显文弱，但已看出后期粗犷的气势，同时设色清新，不失一幅耐看的花鸟作品。《天保九如皋图》笔力虽果敢，却没有摆脱模仿和拼凑的痕迹。通过对铁斋早期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水墨画意境的探索和对勾勒、皴擦、点染等各种技法的悉心尝试。中年以后，艺术审美的追求逐渐明确，绘画语言也愈加醇厚，艺术手法更为老到。如《武陵桃源图》等，讲究构图，章法严谨。另外如七十岁左右创作的《古石长椿图》，画风秀美，用墨清润，调子很统一，表现出作者对于笔墨的精湛功力。他还有一些作品是直接师法米氏云山的。《武陵桃源图》大概从铁斋五十岁后就成了他反复来用的题材，《赢洲仙境图》则稍晚一点。后来他常常把这两个画题画成乙对轴，成为一生中的重要巨制，现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蓬莱仙境图·武陵桃源图》和宫内厅的《武陵桃源图·赢洲神境图》分别是幅面巨大的屏风和拴轴。前者是铁斋六十多岁时绘制的，这个时候铁斋艺术已日臻成熟。蓬莱仙境自然是仙山楼阁、赢氯缥缈；而武陵桃源的野瀑清溪、桃柳成行、阡陌相连、湖光山色、渔农劳作，一派地道的江南景色。画家对一山一石、一树一波，都尽心使用了各种皴法和描绘。布局得体、设色自然，这是这一时期铁斋山水画的特点。晚年则进入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尤其是铁斋80岁以后的作品更是奇倔生辣，苍秀并举，笔墨纵态而又谐趣横生。如《明州望月图》可以看出晚年的笔墨潇洒奔放又不失严谨，题诗的书法明显受到金农的影响。90岁时是铁斋心境变化巨大的几年，也是画境变化明显的几年，更是画艺突进的几年。此阶段绘画有石涛的野逸，宾虹的自由，虚谷的清爽。同时他又临摹赵孟頫的作品，如《赤壁图》。铁斋亦寻找到了自身不加修饰的率真、直接，他是在情感的波动与闲游中，在内心“隐逸”的生命过程中显现自我。《溪居清适图》（86岁）自赞道：“耳聩眼花，腕有神，挥毫犹扫砚田尘”，是来自内心深层的自信，是墨与心的共融，正如石涛云“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其笔势回旋往复，整个画面有一气呵成之感，其笔或卧或立，或平或转，或快或慢，自然而有力量，画境稍有荒漠与苍凉之感，似心中有不平。

应该说真正代表铁斋风格与境界的作品应是其在90岁时的作品。《水墨清趣图》（89岁）、《扶桑神境图》（90 岁），由强烈、躁动转向了自然平畅、悠然平和的自然之境，其经营不险、不怪、不倚，峻峰、溪涧、亭屋、松树、点景、人物、构图极其寻常，但却令人感受到了一个清新、静谧的自然仙境，正如其赞云，“静所干坤大，闲中日月长”。这里没有在漫长生活中持续追求的异国仙境，这里是若有若无的自然之境。这时的画是用铁的意志几十年的磨砺，是心斋的极致。即便是神话传说，在铁斋的笔下也被描绘得人情味十足，如《嫦娥奔月图》，放大的月宫嫦娥看着地界上的后羿，后羿酒醉而眠，两厢寂寞愁苦，使人想起李商隐“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句。铁斋的山水画构图置景并无太大的变化，多变的是画中的人物故事，不同故事中的人物才是他倾心描绘的对象。铁斋的人物画创作取材很广，举凡神佛道家、文人逸士、农夫舟子，中国的、日本的，出现于其笔下时，总带有几分耐人寻味的谐趣，甚至是漫画色彩，这谐趣，是铁斋赋予这些人物的特殊的感情色彩，又是自日本民族艺术的沃壤中生发出来的，如看他的《盆踊图》，更会自然地令人联想起他说的一段话：“顾恺之的阿堵传神，虽教着人物画要诀，可大津绘的元祖土佐又平的土俗画也是吾师。”从早期的《滕娘图》已看出人物画的功底。铁斋人物绝大部分取材于儒、佛、神三教经典教义、中国时代的风雅文人，以及日本各种民俗和劳作。因而神仙、佛祖、高士、哲人等和中国文化、历史有关的各种形象几乎都出现在他的画幅中，铁斋人物画创作始于25岁。所作《寿星老人像》一画，极似雪鹰笔法。藏子辰马考古资料馆的《白衣大士像》，可能是铁斋人物画的起点。线描虽不老到，但至少工整严谨。人物造型和章法结构有明显地学习中国人物画的痕迹，这是他从长崎等地游学归来，画业迅速长进时期的作品。不久，铁斋的人物画，由于修养的不断提高，画题不断开拓，渐渐跳出固有的常见形象的拘束，朝着自由大胆想象的方向发展，渐渐显示出铁斋画风的个性特点。另外，铁斋40几岁时所作《司马光破瓮一图》。笔墨上已开始显示无所拘束、信笔而为的作风，伺时色彩使用亦较强烈。这张画两个儿童的动作和颜面都可以说是逸笔草草而成，但上下呼应，生动的神态和眼神已跃然纸上。后来的作品《四畅图》、《湘君像》、《泥壶创始图》等有着不断的变化。到70岁以后的作品渐渐圆熟，这时铁斋人物画纵笔悠肆，或色或墨，浓妆淡抹，随心而行。这以后的《钟馗图》、《老狸沽酒图》、《东方朔捧桃图》、《三酸吸醋》、《罗汉图》等优秀作品，把铁斋人物画推向了他的顶峰，成为其画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铁斋一生之中人物画的题材虽然广泛，但与他的山水画一样，自有其喜爱的题材。应着重指出的是，铁斋绘画的品格与他在书法上追求豪放、古拙的意趣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书法笔力强劲，力透纸背，字里行间既有帖学一路的飘逸遒劲，又饱含金石碑版的雄浑朴拙。笔画中内敛与畅达并举，充满着一种坚忍朴拙而又自然天真的力量，透射出人格上的独特魅力，细品之下令人难以忘怀。另外，从他收藏和临摹的作品来看，他对中国书画的涉猎是广泛的，从出版物和展览上可以看到，董其昌、徐渭、金冬心、郑板桥的书风，黄公望、钱选、颜辉、石涛、罗聘、高其佩等画家的绘画艺术，他都认真学习过。因此，铁斋的绘画带有鲜明的明清文人画特征。铁斋一生作画勤奋，作品逾万。其绘画形式多样，题材广泛，山水、花鸟、人物都有涉猎。他的绘画一方面取材传统的日本画题材以及日本本土的山川风物，另一方面取材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形式内容，多描绘山水楼阁、圣贤仙佛、武士美人、樵子渔夫，还有梅花、水仙、牡丹、竹、荷以及果蔬等。铁斋艺术上的创造和发展，是站在东方文化立场上的创新和进步。不过令人吃惊的却是，西方现代艺术与他有着许多极其相似之点。欧美的评论家之所以曾将铁斋艺术提到与梵高、塞尚等比肩的位置，也就是指这种艺术作品中自我精神的现代感。这种现代感，不管是东方式还是西方式的，在精神实质上都可以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

铁斋把绘画当成一种生命的过程，心无挂碍，自然而然的流淌过程，在《守愚补拙图》中自赞道：“学得一分痴呆，多一分快活，余之于画，常学此意。”铁斋画面往往有“痴、奇、拙、丑”的真性。那便是“信笔无所择”，“唯随心所欲”，也即是心迹的泼洒，灵魂的表白。其画多为纵长画轴，作画时在长长的纸上横着架起一块带立脚的木板，自己坐在木板上自上而下地按顺序行笔，边画边卷，直到画完卷没。理解铁斋的画，对于日本人来说非专家莫能，而对于中国的读者，看起来却倍感亲切，理解上无大阻碍。如果说铁斋早期作品是小心的模仿，晚年的横涂竖抹则是进入无法至法的自由之境了。他是画人兼学者，身后留下大量学术和绘画着作，如今对他的研究，也已成为专学。铁斋艺术所呈现的鲜明个性、创造精神，也是中国、日本，以至世界上许多富于开拓精神的艺术大师共同具备的优良素质。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启迪着日本绘画的发展，也以东方艺术特有的魅力，影响了西方的绘画。所以无怪论者指出：富冈铁斋的艺术不仅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

铁斋这位让世界瞩目的艺术家、文人画巨匠，那是在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时代，是文人画衰退的时代，他独自远离流行与喧嚣，潜心于东方文化研究，在神、佛、儒、道的熏陶下，在对传统的继承、发展到晚年的突破，完成了率直、多彩的笔墨语言建构，被称为日本近代文人画“最后的巨匠”，他是日本的，亦属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Ⅵ 国外着名的汉学家有哪些呢

姓名 中文译名 国籍 生卒年月 研究领域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字敦伯，又字勋卿 比利时 1623-1688 西学东渐(天文历法、铸炮等)
Philippe Couplet 柏应理 比利时 1623-1693 中国经典思想译介
Michel Boym 卜弥格 波兰 1612—1659 中国动植物学、医药学、地图学等
Herbert Franke 福赫伯 德国 1914－ 中国古代史，重点是宋元史和蒙古史,兼及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和边疆民族史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汤若望，字道未 德国 1592-1666 西学东渐——天文历算
Otto Franke 奥托·福兰阁 德国 1863-1946 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出版了巨着《中国通史》。
Richard Wilhelm 卫礼贤 德国 1873—1930 翻译中国古典经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Wilhelm Grube 顾路柏(又译顾威廉) 德国 1855-1908 中国文化与文学
Wolfgang Bauer 鲍吾刚 德国 1930.2.23－1997.1.14 中国哲学史、思想史
Wolfgang Franke 傅吾康 德国 1912— 明清史；中国近代史；近代东南亚华人碑刻史籍
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Леонтиев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列昂季耶夫 俄国 1716-1786 汉语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王西里，魏西里夫) 俄国 1818.2-1900.4 佛教，中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学
Илларион Калинович Разсохин (Россохин，Рассохин) 伊拉里昂·卡利诺维奇·罗索欣 俄国 1707-1761 汉语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ио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康斯坦丁·安德列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孙琪庭，孔气，孔琪） 俄国 1821-1883 收藏，天文、气象，农业、手工业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Пичуринский) 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法号雅金夫，亚金甫） 俄国 1777.8-1853.5 汉语、中国边疆民族史地、中国传统文化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 巴维尔·伊万诺维奇·卡缅斯基 俄国 1765-1845 满学，汉语
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пов(Мао Линь) 巴维尔·斯捷巴诺维奇·波波夫（柏百福，茂陵） 俄国 1842.8-1913.12 汉语、中国政治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ф 彼得·伊万诺维奇·卡法罗夫（法号鲍乃迪，巴拉第） 俄国 1817.9-1878.12 宗教、汉语、中国边疆史地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格奥尔基耶夫斯基 俄国 1851.10-1893.7 汉语，中国古代史
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 鲍利斯·李沃维奇·里弗京（李福清） 俄罗斯 1932.9- 中国文学
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Мясников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米亚斯尼科夫 俄罗斯 1931.5- 俄罗斯汉学史，俄中关系史
Владислав Федо ович Сорокин 弗拉季斯拉夫·费德罗维奇·索罗金 俄罗斯 1927- 中国文学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希科夫（孟列夫） 俄罗斯 1926.2-2005.10 中国古典文学，敦煌写本
Леонард Сергеевич Переломов 列奥纳德·谢尔盖耶维奇·贝列罗莫夫（嵇辽拉） 俄罗斯 1928.12- 中国古代政治史，儒学
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 俄罗斯 1934.4- 中国哲学、中国政治
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 尼古拉·特拉菲莫维奇·费德林 俄罗斯 1912.10-2000.10 中国文学
Рудольф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Вяткин 鲁道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维亚特金 俄罗斯 1910.3-1998.9 中国历史
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Тихвинский 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齐赫文） 俄罗斯 1918.9- 中国近代现代史、俄中关系、苏中关系、日本近现代史
Donald Holzman 侯思孟 法国 1926- 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思想等许多方面，文学方面尤其以中国魏晋南北朝诗与乐府最为突出，同时对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Edouard Chavannes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法国 1865-1918 沙畹一生治学谨严，涉猎广泛，研究中国佛教，考察文物、碑帖，钻研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中国地理、道教、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方面。
Grosier 格鲁贤 法国
中国的历史、美术和文学。
Henri Maspero 马伯乐 法国 1883—1945 中国古代史、中国佛教史、道教史、安南语、安南史。
Jacques Gernet 谢和耐 法国 1921- 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研究
Jean Francoise Foucquet 让·弗朗索瓦·富凯 法国 1665-1741 傅圣泽在中国22—1721),可谓博览群籍,儒、道、诸子,古代经典,近人注疏,都有研究,尤其是协助白晋对《易经》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雷慕沙 法国 1788—1832 对古代中国的哲学理论、汉语语言、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领域，成就更为突出。
Joachim Bouvet 白晋 法国 1656-1730 白晋是一位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对中国《易经》的系统研究。
Joseph de Premare 马若瑟 法国 1666-1736 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
Joseph-Francois –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冯秉正 法国 1669-1748 精通满、汉语言，主要研究中国历史、文学，《中国通史》就是其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
Marcel Granet 葛兰言 法国 1884-1940 葛兰言运用社会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宗教和礼俗，而且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宗教的研究。
Nicolas Trigault 金尼阁 法国 1577-1629 涉及中国政治、历史、教育、宗教、汉语语音等方面。
Paul Demiéville 戴密微 法国 1894—1979 戴密微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兴趣广泛，在佛教、道教、敦煌学、语言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杰出成就。他从研究敦煌经卷始，继之及于禅宗、禅意诗、文人诗。尤其是评介中国古典诗歌深入细致，推动了法国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Paul Pelliot 保罗·伯希和 法国 1878—1945 伯希和精通汉、满、蒙、藏、阿拉伯、伊朗语和其他东方语言，主要研究方面为中亚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尤其是明末清初西洋文化东渐史等方面。
René Etiemble 艾田蒲 法国 1909－ 中西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
Rolf Alfred Stein 石泰安 法国 1911-1999 不仅包括西藏学，而且还包括汉学与东方学各个方面。他在西藏学研究领域中的研究涉及民间文学、宗教、语言、历史、文化、地理、民族、社会、艺术、建筑、神话和风俗等。
Stanislas Julien 儒莲(茹理安) 法国 1797-1873 研究范围很广泛，他还介绍了有关中国农业、蚕桑、陶瓷方面的汉学书籍，并把一些中国小说、戏曲等译成了法文。
车柱环 车柱环 韩国 1920- 中国古典文学及道教
Robert Hans VAN GULIK 高罗佩 荷兰 1910－1967 中国古代侦探小说创作；中国琴艺与书法；文物收藏与鉴赏
Jaroslav Prusek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捷克斯洛伐克伐克 1906-1980 普实克对汉学的研究涉猎很广，他从一般地对文学材料和文学史的研究，到对一些问题的归纳与提出，涉及到了文学最本质的东西；他能够从亚洲的主流甚至世界的主流看中国文学；他对现代文学的主体性和个性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对传统的叙事性文学的艺术性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Benjamin I. Schwartz 史华兹 美国 1916－1999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先秦思想史
Ezra Vogel 傅高义 美国 1930- 当代中国、日本
John King Fairbank 费正清 美国 1907—1991 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涉及中国政治制度、中国外交史及美国的对华政策等
Lawrence J. Lau 刘遵义 美国 1944- 经济学
Patrick Hanan 韩南 美国 1927- 中国古代文学
Paul A. Cohen 柯文 美国 1934- 中国近代史
Philip Alden Kuhn 孔飞力 美国 1933- 晚清中国近代史、海外华人移民史
Robert G. Henricks 韩禄伯 美国 1943- 中国宗教与思想文化
Samuel Wells Williams 卫三畏 美国 1812—1884 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宗教、经济、文学、文字等诸多领域）
Sarah Allan 艾兰 美国 1945- 中国神话，思想史及考古文化
TuWeiming 杜维明 美国 1940- 中国历史、哲学与儒家研究
波多野太郎 波多野太郎 日本 1912- 中国哲学、语言、文学、戏曲。
仓石武四郎 仓石武四郎 日本 1897-1975 汉语研究、汉语教育及辞典编纂
赤冢忠 赤冢忠 日本 1913- 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哲学
渡辺欣 渡边欣雄 日本 1947- 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风水学
福井康顺 福井康顺 日本 1898-1991 中国哲学思想史
荒川清秀 荒川清秀 日本 1949－ 汉语言学
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郎 日本 1904-1980 中国文学、历史
井上靖 井上靖 日本 1907-1991 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
鹿地亘 鹿地亘 日本 1903-1982 中国近现代政治、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 日本 1866-1934 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
青木正儿 青木正儿 日本 1887-1964 中国文学、中国戏曲、中国风俗
狩野直喜 狩野直喜 日本 1868-1947 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戏曲
松枝茂夫 松枝茂夫 日本 1905-1995 中国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文学翻译
藤堂明保 藤堂明保 日本 1915- 中国语学研究、汉语教育
田中谦二 田中谦二 日本 1911- 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戏曲
武内义雄 武内义雄 日本 1886—1966 中国古代哲学
新岛淳良 新岛淳良 日本 1928- 中国现代史
盐谷温 盐谷温 日本 1878-1962 中国文学、中国戏曲。
伊藤漱平 伊藤漱平 日本 1925- 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翻译与研究
竹内好 竹内好 日本 1908—1977 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
Goran Malmqvist 马悦然 瑞典 1924- 马悦然在中国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古汉语语法和音韵分析到四川方言调查，从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到当代朦胧诗的译介，他的学术研究涉猎了中国语言学与中国文学的众多领域。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高本汉 瑞典 1889—1978 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
Torbjorn Loden 罗多弼 瑞典 1947- 侧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他又专攻朱熹和戴震哲学。
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Рогачев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罗加乔夫（罗高寿） 苏联 1900.1-1981.4 中国古代文学史，汉语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阿理克） 苏联 1881.1-1951.5 中国文学（文学翻译和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化（书法、年画、古币、民俗等），汉语（研究与教学）
Francois Xavier 方济各·沙勿略 西班牙 1506-1552 沙勿略作为“教皇特使”前往东方传教，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在东方的宣教活动能使“适应”策略系统化并突出其可实施性。而沙勿略的历史功绩也就在于为“适应”策略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
Mendoza Juan Gonzalez De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 西班牙 1545-1618 中国文化史
Harold Zvi-Schifferin 哈罗德·史扶邻 以色列 1922- 史扶邻教授的专业兴趣始终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他主要通过研究孙中山来研究中国的政治、民主制度发展之路和治国的经验。
Giuseppe Castiglione 郎世宁 意大利 1688-1766 西洋绘画
Martino Martini 卫匡国 意大利 1614—1661 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
Matteo Ricci 利玛窦 意大利 1552—1610 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涉及数学、地理学、天文学、语言学等
Michele Ruggleri 罗明坚 意大利 1543-1607 传教士汉学
Paolo Santangelo 史华罗 意大利 1943- 史华罗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明清史的研究，他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明清文学史领域，但并不仅仅从经济基础研究中国，而是从“情感”变化研究入手，进入上层建筑的核心“文化”意识，力求论证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意识的变化及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
Alexander Wylie 伟烈亚力 英国 1815-1887 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与科技；将西方近代高等数学等科学知识传入中国。
Arthur David Waley 阿瑟·戴维·韦利 英国 1889-1966 中国历史文化翻译与研究
David Hawkes 戴维·霍克思 英国 1923- 中国古典文学译介
David N. Keightley 吉德炜 英国 1932- 中国古代史研究
Herbert Allen Giles 翟理思 英国 1845-1935 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研究及翻译
James Legge 理雅格 英国 1815－1897 中国历史与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经典着作的翻译
Joseph Needham 李约瑟 英国 1900—1995 中国科学文化史
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 英国 1782—1834 汉语研究及辞书编纂

Ⅶ 关于鲁迅和日本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着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着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着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Ⅷ 着名汉学家有哪些

林语堂
钱德明
前苏联着名汉学家H·T·费德林
冯秉正，
宋君荣
美国汉学家詹姆土·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
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德国汉学家顾路柏（顾威廉，Wilhelm Grube）
日本汉学家羽田亨博土
法国汉学家伯希
日本汉学家 木村英雄
日本汉学家 仓石武四郎
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
日本汉学家石井勋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
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
日本汉学家近藤西涯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
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ard Erkes）
德国汉学家卫德明
德国 汉学家弗·库恩根
德国汉学家威尔翰(Richard Wilhelm)
德国汉学家郭实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