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会发生什么大事

㈠ 1927~1937日本有哪些大事

*日本的参战：主要侵略者之一。
*美国的中立法案。
*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国"卢沟桥事变"）。
*日本占领印度。
*日本对美国、英国战争的战略部署。
*珍珠港事件。
*新加坡的沦陷。
*达尔文港事件。
*日本占领东南亚。

㈡ 安倍晋三被刺杀，会引发什么大事情

针对安倍晋三遇刺，下面我们来具体来说说日本将会引发什么大事情：

第一：对日当局造成压力和恐慌

前领导人被刺，肯定是言行或者政绩得到了不满，甚至国民底层对目前的政府存在的不满已经积压了许久，再加上疫情造成的各种危机，更是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才会不得已做出这么极端的行刺事件来，既是发泄心中的不满也是给当局敲响警钟。

刺杀者的动机目前尚未真正披露，嫌疑人只是说对安倍不满意、不喜欢他。但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以此推动日本当局更加强硬，从日本急于推动修改宪法就可见端倪。这对中国和东亚周边国家来说不是好事。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前有英国首相逼宫请辞，今有日本前首相遇刺，我们中国能做的就是稳坐钓鱼台，密切关注形势，妥善应对，避免误判。

㈢ 日本出什么大事了

日本最近发生地震，已经有五个人死伤。

㈣ 日本历史大事年表

约公元1世纪，日本各地有100多个小国（其中有的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这些小国逐渐得到统一。
到了公元4世纪，在关西地方建立了比较大的国家，据说最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当今天皇族的祖先。当时，日本国的范围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国。
于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国家才得以统一。所以很难对日本国诞生的确实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公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
绳文时代
从洪积世起，日本列岛上就有人类的祖先生活，日本人种及日语原型的形成则被认为是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绳文时代。当时，人们数人或十人一户居住在竖坑式草屋，以狩猎、捕捞及采集为生，构成了贫富与阶级差别的社会。
弥生时代
公元前3世纪，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由朝鲜转入九州北部。稻作技术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差别，使农村共同体趋向政治集团化。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
飞鸟时代
公元4世纪中期，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古坟广大到各个地方。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和技术传入日本的时期。4世纪，大和政权吸引了大陆的高度物质文明。到了5世纪，来自朝鲜半岛的外来人（归化人）带来了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及土木等技术。同时已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6世纪，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传入日本。
7世纪，圣德太子致力于政治革新，并以“大化革新”为契机，着手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做法仿效了隋、唐，而且此时更加积极地摄取大陆文化。至9世纪末期先后共派出10多次遣隋使和遣唐使。
奈良时代
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市以及近郊），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但是，此时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由于庄园扩大而导致公地公民制的实质上的崩溃等，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
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
平安时代
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市），试图重建律令体制。但由于公地公民制的崩溃，国家陷入了财政困难。894年派出最后一批遣唐使后便告终止，就此不在大量摄取大陆文化。
10—11世纪，藤原氏垄断政权，以庄园为经济基础，势力最为强盛。但是，由于地方政治的混乱，导致治安混乱，武士集团强大起来。到11世纪末，为对抗藤原开始实行“院政”（指日本平安时代后期上皇、法皇代理天皇执政）。于是，武士进入了中央政界。
平安时代以中国文化为特色。9世纪时受唐朝影响，密教和汉学方面的弘仁、贞观文化还十分繁荣。但是10世纪后与大陆的直接交流断绝后，便产生了日本独特的贵族文化。其代表有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10世纪初）、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11世纪初）、随笔《枕草子》（公元1000年前后）等等一批文艺作品。
镰仓时代
12世纪末，源赖朝受封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幕府，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
在文化方面，以过去的贵族文化为基础，摄取宋朝时传入日本的禅宗文化，培育了生动、写实、朴素及独特的武家文化。在宗教方面，由法然、亲鸾、日莲等着名僧人创建了镰仓佛教，获得了各阶层的信仰。12世纪传入日本的禅宗受到了关东武士的重视，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倾向。文学方面出现了以源平合战为背景小说《平家物语》（原作诞生于13世纪初），是日本古代军记物语的杰出代表。
室町时代
14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2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由于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应仁元年（1467年）一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纷纷而起，室町幕府摇摇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大名成了统治当地土地及人民的强而有力的独立政权。
在文化方面，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14世纪末期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及15世纪末期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都十分发达。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传入了枪炮和基督教。那是文化方面充满生气的时代。
战国时代（室町末期及安土、桃山时代）
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16世纪中叶，一位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出现，他就是织田信长。永禄三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安土时代”。
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身亡。织田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及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
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大败西军，建立德川政权。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
江户时代
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并费尽心计统治着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界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制系崩溃，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
庶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特色。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元禄文化是以京都、大阪等上方（日本关东地方人称京都、大阪为上方）地区为中心的武士和商人的文化。人偶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文人画等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商人文化。
明治时代
江户幕府末期，天灾不断，幕府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且幕府财政困难，使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才是日本富强之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展开了。在这场推翻幕府统治的运动中，萨摩、长州两藩武士起着重大的作用。1868年1月3日，代表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倒幕派，在有“维新三杰”之称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的领导下，成功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1868年（明治二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改名为东京。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明治初期，日本重视轻工业，19世纪90年代，生丝和棉花纺织业已经为典型工业。生丝全国出口量第一，棉花和纱代替了茶叶，出口量仅次于生丝。渐渐地，日本成了生丝和棉的出口大国。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日本的重工业在此时期发展缓慢。日本国力逐渐强大。后来在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方面称“日清战争”）及日俄战争中打败中国北洋舰队，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大正时代、昭和时代
与明治时代取得的历史性进一步相比，大正天皇被称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1912—1926年），政绩还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为脑病所困，最后被迫让权疗养，由裕仁亲王摄政。
1926年，裕仁登基，年号“昭和”，即昭和天皇。昭和时代前30年，对于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来说，是黑暗的30年。这时的日本政府致力于侵略扩张。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不久后侵占中国满洲。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不仅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这是日本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专制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开始执行“多边自主”外交。同年9月田中访华，于9月29日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宣布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趋于正常化。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病逝。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

㈤ 请讲一些最近几年来日本发生的大事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不久锦江饭店即在大世界畔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开张，掌柜的就是董竹君。开始的时候格局真是很小，只有两开间门面，不过是楼上有许多仅容一个桌面的小间。如果仅仅是一家普通的酒家开业，那在当时的上海也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可是它的老板娘董竹君却是位传奇性人物，其身世和画家潘玉良及张伯驹夫人潘素相似，颇具才华，又善交际，和上海新闻界很熟，在未开张前已被广为宣传。
许多年过去了，锦江饭店已经随着上海的发展淹没在高级饭店的丛林中，但是董竹君和她的传奇故事却仍然在这个丛林中亮出一点秀色来，不为世俗所掩盖。锦江饭店在今天或许已经归于平淡，但是董竹君仍然是上海女性自立自强的一个典范。
三个条件的婚姻
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在她13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困，父亲病重，万般无奈，只能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了300元钱，条件是将董竹君抵押在妓院里两年，但是卖唱不卖身，只陪客人清谈。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人称“小先生”或“清倌人”。小先生长大以后正式接客了，称“大先生”。
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是指豪华精致的妓院，又称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又称艺妓，懂得琴棋书画。
长三堂子这种高等的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不是老板心善，他们的目的是要等姑娘卖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这是老板的经营之道。
由于心情抑郁，幼小的董竹君从来不笑，就连照相的时候也满面愁云。客人们给她的绰号是“不笑的姑娘”。但是她有自己的长项。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逐日增加，客人不断，她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不过在那个烟花遍地、人心不古的年代，许多的客人只是慕名专门来看她。虽然不唱，但是每天上下楼不计其数，等客人走了，她也累得两腿酸麻、精疲力竭。
堂子里的红姑娘有专门的人伺候，为她们梳头打扮。董竹君身边也有一位姓孟的、颇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经常给董竹君讲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还告诉董竹君说，妓院不会放掉她这样的红姑娘，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会利用黑社会的势力，让你回不了家。多少姑娘都是被妓院榨干了血泪，年老色衰，最后流落街头。即使是从良，当有钱人家的小妾，也会因为出身青楼，在家庭里没有地位。
这位姓孟的女子还经常告诉董竹君，要尽快找一个好人，在接客以前嫁出去。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暗暗地等待机会，跳出火坑。于是她开始仔细地观察那些来堂子里的人。
可是这个地方好人太少了。偶尔会有革命党青年为避风头到这里来聚会。他们高谈阔论，使董竹君明白了不少道理，从内心佩服他们的救国志向。
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袁世凯窃取大权，暗杀了新党领袖宋教仁。大批革命党人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继续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现在上海的福州路就是当年上海红灯区的四马路，是当时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举行秘密活动最安全的地点。
当时的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是这里的常客。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以新军军官身份领兵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为实现中国内地的政治变革立下了赫赫战功。
于是，传说中才子佳人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了。在这个嘈杂的花街柳巷，夏之时与少女歌妓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面对着这个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也不禁情窦初开，心里满满的都是爱的幻想。
不久，袁世凯以3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于日本租界的旅馆，董竹君冒着危险前去看他。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刻，夏之时十分渴望来自女人的关爱。1914年春末的一个深夜，董竹君终于不顾老鸨的阻拦和其他人的劝解，毅然丢弃了所有的珠宝首饰，从堂子里逃出，投入了夏之时火热的怀抱。
有意思的是，在夏之时劝董竹君跟他一起离开这个烟花之地的时候，董竹君提出了三个条件。她说：“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做了夫妻，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买的’，那我可受不了。你一个铜板都不能花，要是花钱买，我就不跟你结婚。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会想办法跳出火坑。”
她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1.不做小老婆；
2.到了日本，要送她求学；
3.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夏管国家大事，她管家务。
夏之时没有考虑就什么都答应了。之后，他冒险留在上海。由于董竹君出身青楼，他们的结合遭到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但夏之时态度坚决。两周后，他们在松田洋行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夏之时27岁，董竹君只有15岁。董竹君化了妆梳了头，还穿了一身洁白的纱裙，夏之时也穿了笔挺的西装，打了领带－－从他们的服装也能看出当时他们思想是比较新潮的。
独木难支
结婚后没几天，董竹君就随新婚的丈夫去了日本。在樱花之国，他们兴奋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到了自由的无限美好。董竹君与夏之时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终于实现了去学校读书的愿望，并有了几位十分要好的日本同学。为尽快地适应日本的学习和生活，董竹君开始学习日文。1916年，他们的长女国琼出世了，这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了新的欢乐。董竹君相夫教女，苦中有乐，生活得十分充实。夏之时那时正从事推翻袁世凯的工作，董竹君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书。董竹君真正的文化，还有后来她的很多开明的思想，应该说都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应该说，这六年是他们婚姻当中最美满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时对妻子抛头露面稍有看法，他为董竹君请了家教，由松田先生和林惠子小姐教她文化和家政。董竹君对丈夫这一举动虽说不甚理解，但她爱丈夫，也就乐意地接受了下来。松田的授课，使董竹君学到了很多知识。她逐渐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人，怎样面对社会。因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不得不与丈夫一同回国。而此时的国内，到处是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不久，董竹君又独自带着女儿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由重庆回到了四川合江－－夏之时的老家，从此卷入了旧式大家族的复杂生活。
由于董竹君低贱的青楼出身，夏之时的家人起初对她冷眼相待。幸亏她早有准备，预先购买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分送全家上下，笼络人心，这才换来了一些笑脸。此后，董竹君凭着自己治家的才干逐渐争得了尊严与地位，夏家为此决定重办婚礼，以确立她的合法地位。在一个精心挑选的日子，夏家张灯结彩、杀鸡宰羊，董竹君带着大女儿第二次拜堂，行了结婚大礼。
1919年，夏家迁居成都。这时的夏之时突然被解除军权，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渐由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守旧的乡绅。这个辛亥革命的老将不仅对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非常生气，还对董竹君热心社会事业深感不满。董竹君那个时候很能干、很有见识，可以说比他更好一些，在社会上人们对董竹君的赞扬比对他多，夏之时下意识地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比自己能干。董竹君容忍了这一切。一方面她希望丈夫能够找回当年那种革命青年的朝气，另一方面她也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毕竟是夏之时把她从火坑里拉出来，给了她重生的机会的。
接着，夏之时开始以搓麻将和抽鸦片度日。后来，董竹君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夏之时重男轻女，竟然不允许四个女儿读书。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竟然掏出手枪来威胁董竹君，使董竹君伤心绝望至极。这样的侮辱渐渐成了家常便饭，夏家的空气也越来越令人窒息。1929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华贵和富裕，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这个离家出走的壮举轰动了成都，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纷纷大炒的热门新闻。
在上海的复兴公园，相约而来的夏之时和董竹君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协议暂时分居五年。当董竹君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谈判小屋的楼梯时，她想，假如五年之后双方谁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那么就跟他离婚。可走到一半的时候，她腿软了：假如真离婚了自己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转念又想，再不离婚的话，将来的生活就全完了，所以她又重新站起来。这样反复坐下又重新站起来之后，董竹君下定了决心，谈不好的话就和他离婚。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夏之时说了那句话：你要跟我夏之时离婚，你将来如果在上海滩站得住，能把这几个女儿养活养大的话，不要说受教育了——我在手板里煎鱼给你吃。
巾帼从来不易
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求土。离婚后的董竹君带着四个孩子苦度岁月，生活的艰辛有时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为了抚养孩子，她整天出入于当铺。夏之时仍不断写信劝说董竹君回来，甚至想出一些荒唐的谋害计划。他甚至找到上海旧社会比较有名的人物：如范少杰、戴季陶，希望他们把董竹君装在麻袋里扔到河里头。但恰恰戴季陶、范少杰这些人都很尊重董竹君，把这些计谋原原本本讲给董竹君听了。他们都批评夏之时，说他是一个糊涂蛋。
夏之时孤寂地返回四川。不久，四川的报纸登出了“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的报道，令夏之时大为光火。董竹君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远远传来的女儿国琼的大提琴声给了她无限的慰藉。生活依然窘迫，但她也仍然乐观。邻居郑德英带董竹君去拜访了朋友伍振声，伍建议董竹君办一个纱管厂。可是资金却成问题，董竹君忽然想到小时候的朋友尤宝，决计跟他一起筹资办厂。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群益纱管厂终于开工了。为了办厂，董竹君让孩子们去上寄宿学校，自己则没日没夜地苦干。然而产品销路并不好。戴季陶让董竹君去找荣德生，但是没有奏效。厂子只能勉强维持。正在这时，房东庄泉带着一批华侨前来参观，准备投资入股。一位叫陈清泉的菲律宾华侨见了董竹君，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钦佩董竹君的人格魅力，决定帮助她。
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上海各界集会游行，捐款捐物，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地处闸北的群益纱管厂被日机炸弹击中，几乎成了废墟。为了筹集资金恢复工厂，陈清泉决定带着董竹君去厦门老家筹资。却没想到因为发表抗日言论，董竹君差点被抓，幸而这场天灾，最终被她躲了过去。一天，进步学生郑浩手持一包宣传材料来到董家，不巧被租界探子跟踪。探子本来是想敲诈一笔钱就算了，却想不到这位女子死都不肯给钱。在敲诈不成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探子将董竹君投入监狱。后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她甚至搬出了自己前都督夫人的身份，才终于得以解脱。不过却因为这样，而使得本来就恼羞成怒的夏之时对她更加仇恨。
五年分居时间到了，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离婚。临分手时，夏之时与孩子们见了面。看着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亭亭玉立，夏之时感慨万分。此时，董竹君的父亲偏偏又病倒了，在弥留之际，他口中喃喃低语地念叨着他的阿媛。冥冥之中的他好像知道阿媛要转大运了。一年不到，董竹君连续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她欲哭无泪，仿佛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时柳品兴来了。他建议董竹君开家饭馆，并送上了一位义士托他带来的2000元钱。苦难到了极点，终于有了转机，董竹君从此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1935年3月，锦江川菜馆正式开业了。开业这一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就连当时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杨虎和杜月笙也前来棒场。这似乎预示着锦江川菜馆日后的成功。
陈清泉来探望董竹君，他对“锦江”的成功赞叹不已，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然而，要想在上海滩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每天，董竹君除了要应付饭店里的各种事务，还必须面对当时上海滩的各种势力。一天，黄金荣的干儿子小金荣带了一帮地痞来饭店捣乱，并砸了店堂，引发了斗殴。面对这一局面，董竹君镇定自若，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原则，亲自造访黄府，感动了黄金荣，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同时董竹君自己也亲自下厨，曾三天三夜不下灶台。她又从四川老家请来和尚师傅掌勺，并以此为契机整顿店务，使“锦江”的面貌为之一新。
“锦江”开业后，她虽然与黑社会势力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妥协，但是她却并不依附于黑社会等地方恶势力。当时上海滩的很多头面人物都对她倾慕有加，希望可以将她纳入自己帐下或者家中，她却始终不为所动，保持着自己的气节和信念。应该说，她的这种坚持是与她年轻时在日本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她在日本和进步人士的接触有很大的关系的。在后来的多年中，她同时与国民党人、日本人等巧妙周旋，并且毫不犹豫地帮助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以自己“一介女流”的身份做出了许多血性男儿才能够做出的事情。另外，她也擅长把握时局。经过了前期在生活、事业上的失败之后，她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东西使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市场的行情，同时可以在多方的利益纠纷中找到平衡点，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扑朔迷离，柳暗花明
“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郭沫若等人回国鼓动抗日。董竹君在日本时已听过郭沫若的大名，对他十分钦佩，她包下了郭沫若的一日三餐，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上海遭到日本人的轰炸，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一天，一个汉奸带着两名日本特务来“锦江”吃饭，对“锦江”的菜肴赞不绝口。他们邀董竹君到日本军部的虹口旅馆开个“锦江”分店，这使董竹君非常犯难。答应吧，自己马上就会背上汉奸的罪名，这是她所不愿意的；不答应吧，日本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难保他们不为难自己。
看来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考虑再三，董竹君决定一走了之。1940年底，她登上了前往菲律宾的海轮。董竹君打算在马尼拉开“锦江”分店，便托上海的经理张进之物色到马尼拉的人员，张进之却趁机牟取私利。
这之前到那里的两个孩子国琼、国秀的音乐演出获得成功，董竹君十分高兴。陈清泉来看望两个孩子，没想却见到了董竹君。久别重逢，二人沉浸在深深的喜悦之中。陈清泉爱上董竹君而不能自拔，他让好友桂华山劝妻子跟自己离婚，被桂华山所拒，不得已只好自己亲自去说。
陈清泉的妻子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菲律宾第二代华侨。为了捍卫自己神圣的婚姻，她徒步来到马尼拉，向董竹君摊牌，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董竹君在惊诧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她自责自己原本就不该来菲律宾。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的一切打算都化为泡影，董竹君母女被困马尼拉。远在上海的张进之知道董竹君一时无法回来，就不惜牺牲锦江饭店的利益，为自己大肆敛财。
战火中的马尼拉郊区，董竹君带着两个女儿狂奔逃命。途中遭遇菲律宾宪兵，因被怀疑为日本人，差点惨遭杀害。留在上海的国瑛在她同学和恋人胡凯的影响下，倾向进步，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然而她对胡凯说自己的母亲不属于劳动人民而大为不满。几经辗转，董竹君母女终于又逃回马尼拉。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搜捕，母女三人被迫睡在屋顶上。陈清泉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被抓进了监狱。董竹君急忙凭借当年在日本学到的日语前往监狱探望。董竹君的到来，令陈清泉倍感欣慰。他觉得来日无多，因此大胆地向董竹君敞开了心扉。情缘不到头，寸心灰未休。面对此情此景，董竹君泪如雨下。
为了生存，董竹君带国琼、国秀在马尼拉做起了小生意，以挣点差价，她们的生活倒也苦中有乐。考虑到张进之的唯利是图，为了锦江饭店的生意，董竹君决定先行回国。
1945年1月，董竹君乘坐一艘日本红十字船，历经数十个日夜的漂泊辗转，终于回到了上海。
战乱的年代，对于董竹君是个莫大的考验：一方面，要经营偌大的一个饭店；一方面，还要应付纷乱的时局，同时，她还是一个母亲，又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几个子女都很争气，除了继承董竹君的信仰和秉性之外，也各有自己的成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她的子女教育观念感兴趣了。
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听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董竹君既觉得心疼又感到高兴。她对女儿的教育是费尽心机的，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瑕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要有感情，同时还要有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 切忌任性……
如今，一代传奇女子董竹君留下她心爱的“锦江”和世上所有她爱着的人，远去了。然而，当我们细细地品读完她传奇而又丰富的世纪人生，再次步入锦江饭店时，只见川菜厅的门楣依然挺拔，当日的店徽－－竹，仍是随处可见；再次点上锦江烤鸭、银丝干贝、棒棒鸡、水煮牛肉等传统的特色菜，那鲜亮、震撼的感觉再次愉悦着我们的味蕾。而此时，更为震撼的却是我们的心灵。
竹君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伦比的锦江川菜，更为我们留下了浓郁醇厚的百味人生，那菜中的麻辣、甜、咸、酸，或许就是竹君留给我们对于人生的回味和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