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为什么去日本

1. 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以下是我整理的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 属马 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着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 文化 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国学大师辜鸿铭人物生平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 记忆力 。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着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着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着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着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 留学 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 文章 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 教育 。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

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1909年，英文着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

1913年，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见溥仪。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国学大师辜鸿铭主要成就
个人着述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 事迹 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着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英文专着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中国牛津运动 故事 》)，是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 传统文化 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邮报》(JapanWeeklyMail)、《北京日报》(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华北正报》(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报》(The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论文集Vox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着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 思维方式 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着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着《论语》(：ANewSpecialTranslation，)，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着《中庸》()，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E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 反思 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 方法 ，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鸿铭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着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着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鸿铭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对于辜鸿铭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__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着书《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学贯中西

辜鸿铭学贯中西。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推崇国学

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着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春秋大义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and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 其它 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__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__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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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是个奇才，是个怪杰。

他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赞成男人纳妾、女子缠足，连脑后的辫子也始终不肯剪去。

因此，他成了“顽固派”最生动的代名词，而淹没了他作为“文化输出”第一人，为传播中国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他是不折不扣的保皇党，骂维新变法，骂辛亥革命，骂新文化运动。

因此，他被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拍死在沙滩上，而淹没了他“控诉西方列强，为中国求正义”的火热爱国情怀。

在国内，他备受冷眼，被视为“怪物”；在国外，他却颇享盛名，被尊为大师。

1913年，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不说泰戈尔、毛姆等文豪，连芥川龙之介都听说 “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

他自称“东西南北人”，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总之，满腔热血，一张利嘴；眼界开阔，思想守旧；处处反潮流，与社会对着干。一代文化怪杰辜鸿铭，实在是很有意思。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之家。

当时的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华侨在这里地位很低，是 “二等公民” 。但是，辜鸿铭的曾祖父辜礼欢，在1786年英国人占领槟榔屿时，就被委任为当地的华人“甲必丹”（一种民族的首领和头目，协助英殖民政府处理当地华人事宜），算是跻身当地的上流社会。

到辜鸿铭时，已是这个“贵族”之家的第四代，他的生活条件自然是优裕的。

那时候东南亚的华侨，不管是农民还是商人，都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他们在南洋大多没有落地生根的打算，与内地常保持密切的联系，籍贯也往往写的是大陆祖籍。

像辜鸿铭的一个伯祖父辜安平，从小就被辜礼欢送回国内求学，后来还进士及第，曾为林则徐的部属。

辜鸿铭幼时，从他父祖辈口中听到过一些，有关中国人到马来西亚的古老而神奇的传说，也常常随父亲辜紫云往返于中国与南洋之间，在大陆和台湾不少地方小住过。

可以说，辜鸿铭从小，内心就被潜移默化地种下了祖国情结。

辜鸿铭的母亲是西洋人，因此他也遗传了西洋人的某些特征，大眼睛、高鼻子、深眼窝，个头虽不高，但聪明伶俐，他父亲的上司加朋友布朗夫妇，很是喜爱这个小孩，把他收为养子。

1867年，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把年仅十岁的辜鸿铭也一起带到了苏格兰，从此他开始了在欧洲十一年的游学生涯。

布朗是一位很有教养的牧师，也是一位大富翁。作为其养子，辜鸿铭的生活条件，以及受到的教育都很优越，与当时的英国贵族一模一样，他以此自称“假洋人”。

但这些优越的地方，并不能改变他作为黄种人，而被一些欧洲人瞧不起的事实。

刚到英国时，他遵照父亲的嘱咐穿长衫，留辫子，颇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但是很多洋人看到他的打扮，都掩饰不住惊讶和嘲笑。

有一次在饭店，他想进男厕所，却被服务员当成小姑娘，抓进女厕所方便。后来，辜鸿铭在这个女服务员的劝说下，才把辫子剪下送给了她。

生活优越又备受歧视，养成了辜鸿铭孤傲的性格，他也因而常常思念故国。

据说他在英国时，每届阴历冬至，必在房内备下酒馔，遥祭祖先。房东太太问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这些酒与菜？”他一本正经地回答：“就在你们的祖先嗅到你们所献鲜花花香味的时候。”

在欧洲十一年间，辜鸿铭接受的是一套正统、全面的欧洲式教育。

小时候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爱丁堡文法学校，学习初等课程。这个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的教授，都十分认真而彻底，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这也为辜鸿铭以后精通多种西方语言打下了基础。

后来，辜鸿铭又先后进入德国的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学习，拿下了十三个学位，涉及文、理、工、哲等各个学科。

不过，也有人提出质疑，说他的十三个学位存在夸张之嫌，但这些，咱们也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位学霸中的学霸。

据说在爱丁堡时，每个星期日，辜鸿铭都到藏书楼读书，凡遇到外间看不到的孤本秘笈，便用铅笔抄录，数年之间，竟抄书数十种。因此有时候，身边人都害怕跟他谈话，因为他说的很多书，别人听都没听过。

而且，辜鸿铭还是个语言天才，竟然学会了九种语言，其中还不包括中文、马来语及闽南话。他可以用德文背下来大部头《浮士德》，英文更是说得跟母语似的。

辜鸿铭曾说：

1878年前后，21岁的辜鸿铭返回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职。也是机缘巧合，他遇到正途经新加坡回国的 马建忠 。

马建忠生于江南文风兴盛之地，饱受传统文化浸润熏陶，后来抛弃科举之路，专门研究西学，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辜鸿铭与马建忠一见如故，长谈三日。

辜对西洋文学旁征博引，但中国文学的知识几近于零，真正读过的，只有翟理斯博士翻译的《聊斋志异》。

马建忠告诉他，《聊斋》只是纯粹的文学故事，并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建议他读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并特别推荐唐代陆贽的文集给他读。

马氏的介绍，激发了辜鸿铭了解中国文化的强大兴趣，两人会晤后的第三日，他向新加坡辅政司提出辞职，然后不等答复，就乘轮船返回槟榔屿，弃西装革履，开始留发结辫，并闭门攻读中国书籍。

辜鸿铭说：

之后，辜鸿铭回到国内，并于1884年被招揽进张之洞的幕府，从此宾主际遇，开始他长达20余年的 文襄幕府生涯 。

张之洞，慈禧太后钦点的探花，是清末洋务大臣里比较有学问的，而且为官也比较清廉，人称“香帅”，死后谥号文襄。

当时，张之洞已是名满天下的封疆大吏，但辜鸿铭在他面前极其自然潇洒，不卑不亢，对张激昂慷慨地高谈阔论，显示出才子名士的风度。

张之洞也比较有雅量，对他孤傲狷介的性格很宽容。两个人在二十余年的合作中，观点上既各有己见，又互相影响，整体上是比较融洽的。

在张之洞的幕府，辜鸿铭被委以洋文案及礼宾诸务，职责主要是张之洞的外事顾问秘书、翻译以及对外交涉等事务。

辜鸿铭外语好，学问大，见识广，而且 极擅雄辩 ，也为张之洞解决了不少棘手的涉外事务。

张之洞在两广操练新军时，用的是德军操练法，聘请了不少德国教官。张按照中外官衔，赐四、五、六品武官衔，并让他们用中国顶戴、军服，行跪拜、半跪拜等中国礼仪。

德国教官本来觉得有失体面和身份，不大愿意。结果辜鸿铭就用德文旁征博引一番，歪理正说，把几个德国人给说得服服帖帖。

以至于后来清朝遗老们撰“国史”时，欣然赞曰： 客卿改章服礼节，此为创见。

1891年，沙俄的皇储到中国游历，同行的还有其内戚希腊世子等十余人，泊船汉口，张之洞以地主之礼接待。

晴川阁宴会上，辜鸿铭以法语通译。

席间，沙俄皇储和希腊世子用俄语小声谈话说：今晚另有他约，宜节食。没想到，辜鸿铭马上用俄语说：此餐颇合健康标准。客人大惊！

后来，张之洞烟瘾上来吸鼻烟，希腊世子没见过，很惊奇，用希腊语问皇储：主人鼻吸何物？辜鸿铭听到后就跟张之洞耳语，张立即把鼻烟递给希腊世子观摩，两位客人更是惊骇。

由于辜鸿铭的翻译，宴会大为生色。临别前，沙俄皇储郑重地与辜鸿铭握手，约如至俄国，定当敬待，赠给辜一块镂刻皇冠的金表。并对张之洞称赞说：“ 各国皆无此异才。 ”

而就在与沙俄皇储谈笑风生的同一年，辜鸿铭还做了一件大事。这要从19世纪下半叶的 “反洋教斗争” 说起。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以传教为名，实行间接地掠夺与统治。

这些传教士目无中国法纪，胡作非为，强占民房、霸占土地，侮辱中国官员，毁坏中国庙宇，甚至有的借办育婴堂、孤儿院拐卖儿童……种种行为，终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起而自卫，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特有的“教案”。

1891年，长江流域发生了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

4月，扬州人民包围教堂；5月，芜湖人民焚毁教堂，包围英国领事馆；6月，武穴教案；9月，宜昌教案……迫于列强的压力，清政府派兵镇压，并最终以赔款了结。

这让辜鸿铭义愤填膺。他用英文撰写专论，分析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种种为所欲为的行动，逐项加以指责，立论公允，事实确凿，义正辞严。

要知道当时，国际舆论控制在西方列强手中，他们以强盗逻辑，歪曲教案事实，鼓动西方人民仇华情绪。

这时，一位中国人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向世界揭示真相，呼吁公平和正义，这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反响。许多西方人士直接投书，公开表示同情中国人民，辜鸿铭的名字也在西方引起关注。

后来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更是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高潮。

清政府方面，先是利用义和团义民的爱国热情，向洋人开战，之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他们又勾结帝国主义痛剿义民，并将广大义民诬蔑为“拳匪”、“乱民”。

辜鸿铭在这期间用英语写了大量的政论时评，送刊横滨《日本邮报》和西文报刊上。

这些文章中，他全面分析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向世界舆论说明真相，并强烈谴责列强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和出兵入侵中国的暴行，呼吁和平解决事端。

虽然他部分观点也有失公允，比方说他的《尊王篇》里面，为慈禧太后辩护，把责任推到康有为身上。

但是，在当时的学者中，可以说只有辜鸿铭，专力用英文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他火热的爱国热情是不可否认的。

1909年，张之洞因病去世。

这对辜鸿铭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毕竟，像他这样一个孤傲狷介，随便臧否人物的狂生，也就文襄大度能容，处处爱护，还褒扬有加。

之后，他辞去外务部职，任职于南洋公学。而这几年间，中国的形势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各地纷纷响应，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辜鸿铭却公然跳出来大骂革命党，并写信给上海《字林西报》，告诫西方报纸不要登排满文章，鼓动革命。

几年后，他任北京大学教授，又因反对学生运动而引起学生的不满，又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教职。

总之，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不管世界怎样变化，辜鸿铭始终坚定不移地“保皇”和“守旧”，一路与时代相对抗。

但他又与一般的“腐儒”、“老顽固”们不一样。辜鸿铭反对西学、新政，是建立在他对西方国家和中国文化都透彻了解的基础之上。

辜鸿铭进张之洞幕府之初，汉文水平还很低，张之洞有空便亲自指导他。他也凭着对语言文字的特别禀赋，努力自修，学问大进。

据辜氏自述，有一件事，对他有很大刺激，促使他发愤读中国典籍二十年。

他入文襄幕府之初，恰逢张之洞寿辰，许多名流前来祝寿，大儒沈曾植也来了。张之洞介绍辜鸿铭与沈曾植见面，要辜鸿铭多向沈学习。

起初，辜鸿铭向沈曾植高谈阔论西学西法，但很久沈却一言不发。辜问沈为何不说话，沈曾植十分严肃地说：“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

辜鸿铭大受刺激，自此，他“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经过二十年刻苦学习，对中国文化终于融会贯通了。

而且，系统学习中国传统的经籍后，他从儒家的学说中，找到了足以弥补现代欧洲文明不足的东西，那就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力量。

在认定了中国文化及其价值之后，辜鸿铭便矢志不移地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并向世界推销之。

在辜鸿铭以前，把《四书》等经籍翻译成外文，介绍到西方的，基本都是传教士。他们虽然西文好，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深入，无法翻译出精髓。

中国人中懂得西文的，常常热心西化，对这种“不识时务”的工作不甚关心。

只有辜鸿铭，具备了两方面的条件，而且担当起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重任。

1898年，就在康有为、梁启超红红火火搞“维新变法”的时候，辜鸿铭英译的《论语》正式刊行，之后几年，他又陆续译了《中庸》、《大学》等儒家典籍。

为了使西方人易于理解，他创造性地加以述译。因此他的译本，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在国内学界及国外汉学界也享有较高的声誉。

日本学人清水安三就认为：读辜氏译本，比读以汉语写成的原着，更易于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

而且，辜氏以其对西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年积学，在《清流传》、《春秋大义》等着作中，对中西文化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这在当时以传统的方法研究国学的学术氛围中，无疑是开拓了新的境界。

可以说，辜鸿铭作为国学家的贡献，远较他作为政治活动家大。

在把儒家重要经典翻译到西方、向西方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对西方中国学的批评这三方面所作的贡献，近代没有一个人能同辜氏比肩。

1924年，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盛情邀请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辜鸿铭欣然应允。

此事在国内引起喧哗，天津《益世报》署名镇汉的文章，把辜鸿铭比作“第二张勋”，说他“大捧日本人的臭脚”。

当然，以辜鸿铭的性格，自是不会理会别人怎样说的。事实上，他倒也不是刻意讨好日本人，而是他对日本的态度，一向比较“亲近”。

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他娶了一个美丽贤惠的日本小妾，而是因为，他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根同源。

1904年，日本和俄国两个强盗，为抢夺我东三省的利益，展开日俄战争。辜鸿铭写了一系列文章，把俄国骂得一塌糊涂，对日本却出奇地宽容。

他不但不谈日本对中国国土的践踏和瓜分，甚至还从维护东方文化的角度，肯定日本的胜利是东方文化的“胜利”，是赢得西方对东方文化尊重的“圣战”。

辜鸿铭的名字在日本广为流传，很多人把他引为知己，认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言人，是使东方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哲人。

即使在“五四”前后，排日情绪在中国高涨时，他也固执迂腐地反对学生的排日举动。

随着中国社会新思潮的风起云涌，传统文化的逐渐没落，他更是觉得，东方文化还有一丝恢复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1924年10月，辜鸿铭正式到达日本，开始在东京、大阪、神户等地，接连不断地巡回演讲，围绕的基本都是“弘扬东方文化”，“对西化的批判”，“对日本振兴东方文化寄予厚望”等，在日本掀起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

在日本讲学三年，辜鸿铭大力向日本人鼓吹东方文化，并对日本越来越明显的全盘西化，日本政府越来越严重的军国主义给予批判。

1927年，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渐恶化，辜鸿铭的听众越来越少，逐渐遭到白眼和冷落，他复兴东方文化的最后希望也落了空，终于孤零零地踏上归船，回到故土。

十三年后的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又把辜鸿铭捧了出来，他的言论被编成《辜鸿铭论集》四处流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以所谓的“大东亚文化建设”为幌子，而进行侵略战争的“有力根据”之一。

这恐怕是当初的辜鸿铭始料未及的。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的生命终于要走到尽头，他犹据病榻讲儒学，数小时后，带着未讲完的内容离开了人世。

回顾他这一生，有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气度，又脱不掉文人的幼稚；虽不合时宜的“保皇”、“守旧”，但不改其“爱国情怀”，特别是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可称之为 “文化输出”第一人 。

今天，我们穿越历史的风雨起伏，抛开功过是非，来评价辜鸿铭，或许可借用李大钊那句：“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中，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3. 近代中国名人为何偏爱娶日本妻子

这是从哪下的定论，你做过调查吗，近代中国名人太多了，怎么可能是偏爱日本妻子，中国的女子也大都有才华，又贤惠，不知道从哪里找来这么一句话

4. 在日本演讲时，辜鸿铭为何会说，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20世纪初斐声海外的辜鸿铭，堪称名副其实的民国奇人。当时世界上的一些重量级人物，都曾与他有过一定的瓜葛，列夫·托尔斯泰曾经给他写过信；泰戈尔曾经与他在思想上碰撞出火花；就连印度圣雄甘地，都赞美他是一位“可敬的中国人”。

而在国人的口中，辜鸿铭的评价变得两极分化，赞美他的人会认为他是“怪杰”，贬低他的人则认为他是“怪物”。辜鸿铭曾经在日本做演讲时，脱口而出“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中国人的辜鸿铭，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辜鸿铭老年

令人惊讶的是，过了13年以后，辜鸿铭此行的所有演讲内容，竟然被日本帝国拿出来断章取义，这些侵略者只摘取了对日本有利的言论中片言之语，他们打着“辜鸿铭热”的旗号，抹黑这位文化怪杰，并借此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最终导致辜鸿铭的许多言论被世人所误解。

5. 为啥清末怪杰辜鸿铭说：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辜鸿铭于1924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做了题为《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的演讲，而这句“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正是出自于这次演讲。如果将这句话单独列出来，显然令人愤慨，让人觉得狗屁不通，但要将其放回原文再看，则不得不承认，辜鸿铭先生说的却有几分道理。

6. 辜鸿铭为何选择在日本人办的报纸上谴责五四青年学生

巴黎和会谈判失败，是个人可以左右的吗？ 学生借此接口，暴力冲击国家官员，违法乱纪，犯罪当以法律为准绳，不可用私法，这不是暴民吗？这是民族主义，这就是赤裸裸的暴力，文革中也是这样，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学生不过是被利用了而已。

7. 辜鸿铭是谁啊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 最尊贵的中国人 ”。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汤生。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着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着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着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着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着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着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8. 辜鸿铭为什么在日本人的报纸上骂中国学生

因为当时国内报纸大多被学生们的后台……用金钱收买了，不肯登载辜先生的理性文章。
即使国内有一些报社能够理解辜先生的良苦用心，但由于惧怕学匹暴徒前来算账，也不得不婉言谢绝了辜先生的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