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介入台海民众怎么看
①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是什么样的
荒凉和凄惨、人民被杀被歼的人间炼狱
② 日本军事介入台海问题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首先日本没有这么做的实力和胆量。双方海军实力相差不大,而且中国的攻击型柴电潜艇群数量庞大,在近海做战优势明显。日本介入台海,其海空军完全暴露在中国岸基航空兵的打击范围内。中国空军的实力绝对不是日本可比的。而且台湾问题关乎中国核心利益,是绝对不许他人干涉的,日本想干涉台湾,付出的代价绝对是他们承受不起的。其次日本没有这么做的必要。在中美业已形成经济共生体的情况下,日本在东海方面的动作就只能代表日本。而且日本的行动主要出于扰乱中国经济发展,争夺东亚及东南亚的经济整合的主导权。但美国不可能允许日本做出军事冒险的举动的,讨论日本问题,更应该看到它背后的美国人,绝不能将它们割裂开。实事求是的讲:日本只是一条狗而已,美国才是它的主人。狗是不能随便乱咬的,除非得到主人同意。
③ 警惕!日本正推演“台湾有事”,日本这么做是何居心呢
警惕!日本正推演“台湾有事”,日本这么做是何居心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
1,千年恩怨,军国梦不死,
众所周知,中国和日本有着两千多年的恩怨,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日本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在军国主义的绑架下,直接对中国展开了802多年的算计和侵略,于是当军国主义控制下日本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忌,好在中国用两千万生命消失的代价,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而那个张牙舞爪的日本军国主义,也被国际反法西斯势力将它“封印”了,于是现代的日本,是在和平宪法下运转,但是现在日本依旧是世界性的强国,它的国力水平是相当高的。
故此,当我们面对自家内政问题时,日本就要掺和一角,要知道当年初唐帝国时代的日本天皇,可就这种想法了,要知道那年尚弱的日本,都能把百济变成藩属,拉着高句丽一起,算计唐高宗啊!所以,日本在那年就这样了,今时,他们想着帮忙台湾,不是正常的吗!
④ 1895年《马关条约》后台湾被日本侵占,日本是如何统治台湾的
1、日据台湾初期,官民的抵抗,日本的强压政策
日本占领台湾初期,台湾对日本殖民者的抵抗,还是非常激烈的。日本采取了强压的手段,随时拘捕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台民,成群地屠杀,有时数百人被聚集在一起,用机枪扫射,集体处死。这种恐怖的统治,也有强烈的震慑作用,使台民不敢再有抗日想法。
2、日本在台湾的农业建设和“国民教育”
从经济方面来说,尝试了堪称亚洲第一次的农业革命,推行的项目有:使用化肥、培育新品种、有计划地规划水利灌溉等。他们开设了新型糖厂,代替过去用牛力和人力操作的制糖方法。不过这些措施多以台湾为实验性质,一旦犯了错误,台湾百姓先吃大亏。
台湾推行现代化农业生产,无论质和量都提高了许多,而且,这些建设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一部分的城市文化被带入农村,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在日本统治期间,台湾全岛逐渐电气化,纵贯铁路修成,高雄、基隆两港开港。
在此基础上,日本带来了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给台湾铺设了一层从西方经过日本,移植到台湾的世界近代文明。无可讳言,由于台湾不过是日本的文化边陲,虽然各方面的文化资源取自日本本土,但台湾文化能达到的水平,难免先天不足,而且,很难有开拓创新的空间。
3、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
50年的日本统治,在后半段发动了“皇民化运动”,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台湾同胞,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日语。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新的日本姓氏,放弃原来的中国姓名。“皇民”必须放弃中国祭祀祖先的仪式,皈依神社的神道教。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粮食不足,实行配给制度,在台湾的日本人民,获得的一份配粮,台湾同胞能获得的大概只有一半的数量,皇民化的日本人,可以得到日本人和台湾人中间的一半。这一差别,使得许多台湾人,愿意成为皇民。为了表现他们是“皇民”,他们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还要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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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1894年(清光绪20年),中国与日本因为朝鲜主权问题而爆发甲午战争。次年3月20日,战况呈现败象的中国,派出李鸿章为和谈代表,并以全权大臣身份赴日本广岛与日本全权大臣议和。到达之后,李鸿章要求先停战,但谈判没有结果。
最后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廷一方面承认朝鲜独立;另一方面也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予日本。
台湾割让予日本的记载为马关条约第二条之内:“第二、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屿;第三、割让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威治东经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及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间的各岛屿。
另外,第五条亦有如下之文字:日清两国政府于本约批准交换后,立即各自派遣一名以上之委员赴台湾省,实施该省之让渡事务,但需于本约批准交换后二个月内,完成上述之让渡。”因为此条约,台湾被迫进入了日本统治时期,成为日本殖民地。而该和谈经过亦史称台湾割让或乙未割台。
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方与日本任命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舰“横滨”号完成了台湾交接手续。
而台湾人民则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台湾岛上与日军展开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
另外,虽然清廷因为战争失败才割让台湾,但日本谋取台湾的武力攻占方式,中国大陆学者称之为占据。
⑤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在《马关条约》签订一百周年时,一些“台独”分子赶到日本马关春帆楼,公开感谢当年日本对台湾的占领。他们之所以篡改日本侵略的历史和本质,是因为他们日思夜想地要分裂祖国、争当外国的附庸。他们怀念的殖民统治,到底如何?对台湾民众来说,永远忘不了那恶梦般的年月,永远忘不了日寇在台湾实行残酷统治的历史。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悲惨的一页。
残酷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50年,派出19任总督,作为统治中国台湾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最高指挥。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间,日寇为建立“殖民地体制”,用武力镇压和控制台湾人民的反抗,军人专政,派出的军人总督有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佐久间左马太、安乐贞美、明石元等7届军人总督;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日本殖民当局以为殖民统治已经稳定,为把台湾建成“理想的殖民地”,军人体制改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内田嘉吉、伊泽多喜男、上山满之进、川村竹治、石冢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9届文职总督;1936年以后,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恢复军人总督,派出小木跻造、长谷川清、安藤利吉等3任军人总督。不论文官武将,19名总督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当地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在台湾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总督府于1896年发布了“关于施行台湾之法律”。这一文件编号为第63号法律,所以称为“六三法”。“六三法”总共6条,它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确定台湾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督的独裁权力;主要内容是镇压抗日义军和剥夺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1906年,颁布实质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两法没有根本区别,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沉重。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主要靠军队、宪兵、警察维持,更多的是靠权大无边的警察管制社会和民众。1897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制订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山泽地带的治安由军队及宪兵负责;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担当;山泽和村落之间,则由宪兵和警察共同戒备。这是一部由军队、宪兵、警察三者协力镇压统治台湾人民的殖民法。在日据时期,台湾民间吓唬孩儿有一句惯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日本警察。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后,以日本警察为主体的警察,成为伸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鬼魇,是直接屠杀台湾中国人的刽子手。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台湾成为名符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警察课、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000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2、3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为维持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满行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残酷镇压。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颁发“匪徒刑罚令”,全文8条,该“令”专门镇压台湾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据此令残杀了无数台湾同胞。在颁发“匪徒刑罚令”的同时,又实施“保甲条例”,规定保甲作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条例全文7条,规定10户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保甲另外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378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用“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当地中国人,保甲制度成为法西斯统治的基础。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国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泽鸟川写的《台湾匪志》一书中,把一切对日寇不满、反对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归入“匪”类,主张进行残酷镇压。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占领台湾后,在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台湾人民没有停止反抗。日本宣扬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的反抗没有停止,由正面抗战转为抗日游击战。就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十几天后,北部义军在这里揭竿而起。林大北,台湾宜兰人,刘永福旧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袭击日军分遣队,打响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林大北起义后,新竹胡阿锦,台北简大狮、陈秋菊,宜兰林李成,以及许绍文、江振源、陈瑞荣等义士起而响应,给予刚刚在台湾建立统治的日寇予沉重打击。北部起义一直坚持数年,在战斗中林大北、詹振、简大狮等义军首领壮烈牺牲,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在台湾抗日斗争中,涌现出无数个英雄,简大狮就是其中之一。在反割台斗争中,被称为抗日三猛士之一,他参加北部起义后,多次率军进攻台北,在宜兰金包里、堡矿溪等地坚持武装抗日斗争。1899年间在日寇的围剿下不得不退回厦门,后被清政府引渡给台湾殖民当局,1901年3月壮烈牺牲。
抗日起义遍及台湾各地。北部起义开始后不久,1896年6月14日,中部义军一千多人在云林县斗门镇东南10公里处的大坪顶集会,建号“天运”,改大坪顶为“铁国山”,公推简精华、柯铁等为“十七大王”。他们坚持斗争达6年之久。1898年林少猫等抗日义士也举起义旗。从台南大目降、潮州等地,到恒春、虎头山,转战数年,在台湾南部竖起抗日大旗,极大的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斗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殖民统治。
日寇当局也对抗日起义用尽了各种手法进行残酷镇压。1902年5月25日,日本殖民当局在这些地方举行“大扫除”运动。日本强盗为安定统治秩序,以给予官职、田产等奖励为名,将北部、中部等地区坚持斗争的林火旺、陈秋菊、卢阿爷、林少猫等38位抗日义军首领和5600多名抗日义军官兵,骗到斗六、林圮埔、土库、西螺、他里雾等地,举行“总括性归顺仪式”。当仪式第一项“官民一齐摄影”进行完毕,进行第二项“鸣炮”时,日军和宪兵对毫无戒备的上当受骗的“归顺者”开枪射击,当场把他们全部处死。仅林少猫一家,被害的亲人、亲友就达231人,其中有40名是儿童。日本殖民者真是丧尽天良。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不会甘心充当亡国奴,日寇的大屠杀没有征服台湾人民的心。1907年11月14日夜,新竹北埔月眉庄人蔡清琳,带领民众突然袭击鹅公髻、一百端、长坪、大窝等日本警察分所和大坪派出所,杀死日本巡查、警察和其他日本人一百余人;第二天,再攻北埔支厅,杀死支厅长渡边龟作等50余人。日本殖民当局从台北、台中等地调集军队、警察前往镇压,蔡清琳等9人被处死,受株连者达2000多人。此次起义在台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日本殖民当局随意屠杀当地中国人。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人,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屠杀中国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余人;在1913年12月间的“苗栗事件”中,屠杀中国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来庵起义中,屠杀中国人数万人。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中国人达60万人。这对当时最多只有500余万人的台湾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血债。
除了残酷镇压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毫无政治地位,以公务员为例。根据1944年的统计,台湾公务员总共84559人,其中中国人46955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国人占55%,事实上差别很大。任敕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简任官)的只有杜聪明1人,而且他只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并非行政官员;任奏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的荐任官)的只有27人,其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只有15人;任判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委任官)只有368人。除此以外,其余都是雇佣人员。在警察中,中国人只有六分之一,但警级没有超过“巡官”的。因此,中国人只是担任低级职位和雇佣人员,供日本人驱使而已,成为日本殖民当局“以台制台、以台治台”的工具。
疯狂掠夺
日本占领台湾,是为了把它作为掠夺的对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进行疯狂掠夺。1895年通过实施“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3年后,时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颁布“台湾地籍令”、“土地调查规划”,1901年实施“土地征收规则”,1905年实施“土地登记规则”,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总督府强占民田2700万亩,日本财团强占200多万亩,也就是说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多少中国农民破产、逃亡。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超经济的剥削。殖民当局强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夺。就土地税一项,1905年收取地税300万元,1933年高达570余万元。就粮食来说,1900年稻米年输往日本1400公吨,占当年台湾米生产总量的0.46%;到1934年,年输入日本51.5万公吨,占当年生产总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输往日本,造成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因而有“饥饿输出”之称,多少中国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成为日本掠夺的目标。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的制糖业更是成为日本掠夺的对象。殖民当局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每斤糖的价格从1921年的11.6钱,下降到1937年3.2钱;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因此人们说:“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台湾糖的命运成为日本殖民掠夺下,台湾农业、工业、加工业的缩影。在日本殖民者的眼里,台湾的即是日本的,必须无偿提供。
谈及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至今有人为日本殖民者高唱颂歌,认为日据时代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日本完全是为了在台湾建立殖民地经济。台湾的大工业都为日本资本家独占,台湾工业是替日本工业制造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台湾工业只是日本淘汰设备、技术的集结地,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中,正是日本疯狂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因此台湾成为直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
殖民同化
日本占领台湾,在搜括和掠夺之外,就是图谋永久统治台湾,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动。任何一个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开始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在初级教育阶段,重视日本籍学童,就读的是“小学校”;轻视中国儿童,就读的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则进“教育所”,两类学校相差很大,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二是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主要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1928年成立的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内,40年代日籍学生占81.8%,而中国学生则有18.9%。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奴化教育中,殖民当局规定每个中国学生必须有一个偏名,就是在名字的第二字之后加上班级数,然后再加一个“郎”字,因此李登辉就有过“李登三郎”、“李登五郎”等不沦不类的名字。后来李登辉起了一个正式的日文名字“岩里政男”,而他的兄长李登钦则更名为“岩里武则”。类似这样变中国名字为日本姓名,发生在日寇发起的“皇民化运动”时,但是收效甚微。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本占领台湾的还一个目的,是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为此它们进行了各种努力。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压制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潮,“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罪恶的“皇民化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唾弃。
“皇民化运动”开始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臭名昭着的“皇民化运动”就此开始。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产业奉公会、核心俱乐部、模国挺身队等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要想禁止一种文化,首先必须禁止相应的语言、文字。禁止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是“皇民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在“七七事变”前后,台湾花莲厅发布训令,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在台湾许多地区,规定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各种苛刻的惩罚禁令数不胜数,甚至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在学校说一句汉语罚款一钱。日本殖民当局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禁止汉文汉字,是日本文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日本殖民当局在禁止汉语汉文的同时,强行推行日语。1936年全台强制设有日语讲习所3832处,被迫参加的学生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处,学生763263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这在当时5名台湾民众中就有1人在学习日语。对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过,强行推行日语,仅1939年间就设立日语讲习所265处,设立日语普及会11处。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日语普及程度有所提高,1936年为32.9%,1940年达为51%,1944年则为71%。这是日本总督府的统计,虚假的成份很高。
“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为使台湾民众生活日本化,严禁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每逢10月27日,在台湾各地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在日本警察、官员的监督下,台湾民众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以清除流行于中国人民中间的宗教活动。
在社会习俗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春节等传统节日;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的风吕(澡盆)、便所、塌塌米,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
为减少中华民族的色彩,日寇当局下令禁演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歌谣,禁止汉文文学作品,组织演唱戏剧、青年剧、日本军歌等,“灌注大和魂”,宣扬日本精神、日本军威、国体明证、大义名分等。
日本种种统治口号的改变,目的都是为了加紧在台湾的掠夺。推行“皇民化”也是如此,日本借机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欺骗和搜刮。宣扬“臣道实践”和“奉仕”,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在产业领域组织起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榨取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括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这全是靠明征暗夺而来,成为日本维持全面战争的重要补充。
为挖掉中国人身上的中国根,从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当局又开始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1940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表示本人提出申请,只要经过知事厅长许可,即可以改变自己的姓名。事实上,改用日式姓名运动,却是靠政治高压强迫推行的。殖民当局设立更改姓名推进会,由警察胁迫改名,有一些汉奸当然求之不得,也有一些供职于殖民机构和日人公司的人,因为生存的需要也跟着改名。在殖民者的淫威下,1941年间改名的有71875人,第二年有约10万人,日本投降时,同意改名字的人也极为有限。
日本殖民当局为加速推行“皇民化运动”,对于全天候使用日语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则奖赏其为“国语(日语)家庭”,在当时紧张的物资供应下,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食物供给等优惠待遇,以从物质上进行诱拉。
日本殖民者废尽心机推出的“皇民化运动”,从来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目标。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要釜底抽薪,妄图彻底割断当地中国人的祖国情结,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不可能忘掉祖国语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用汉文、汉语。祭祀、生活习惯很多是在民间和家庭中进行的,所以真正过“皇风生活”的台湾民众几乎没有。改中国姓名为日本姓名的,只占极少数。
日本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大陆的前进基地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征集当地中国人参加日军侵略阵营。在“皇民化运动”后期,日本殖民当局则把征集当地青年参加侵略战争当作主要任务。1943年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1945年实施征兵制,由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为日本卖命而战死的中国人达3万余人。至于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更是多达207183人,这还是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实际上肯定超过此数。
参考资料:http://gb.cri.cn/3821/2005/08/29/[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