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写日本论

1. 日本论的读戴季陶《日本论》

日本与我们一衣带水。但是，对于这个近邻，对于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到底有多少了解？相反，自古至今，日本人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从来没有松懈过。有时，与日本的朋友在一起谈论中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我们倒常常为自己的眼界狭窄与见识短浅而羞愧，而感到可耻！正如戴季陶所说的那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所以他们对于中国有如此真切的认识。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认识尚且如此之不足，更遑论对于日本了。戴季陶曾说过，中国人对于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的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意识惯性并没有根本改变，对于日本的研究更谈不上充分，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
为了改变国人当时对于日本研究的这种意识惯性，戴季陶劝中国人“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的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的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过研究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所以，这部1928年写成的《日本论》实在是戴季陶十多年研究日本的心得。
同时，戴季陶指出，“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更深一层，戴季陶指出研究日本的正确态度，他说：
我们立脚在理论和历史两个重要的问题上面的人，我们一切的批评，只有事事根据事实，事事根据理论，我们不晓得有恩怨，不晓得有私交，不晓得有客气。我在日本有不少的至友，不少的先辈，或者可以说，我之社会生活，在日本还多过在中国罢。但是我们到得立脚在评论国事的时候，我们不能管那些，我们只有说明事实、阐发主义。
由于研究历史的关系，我读过不少有关日本历史的书。但是，没有一部书能像戴季陶的《日本论》这样既有骨架又有血肉的，这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着作。对于普通国人来说，她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是一部了解日本的最好的着作；对于研究者来讲，她是一本认识日本的入门书，而且是一本不可跨越的入门书。这就是这本书所具有的恒久价值所在。
一
如果从日本的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通取了出来，赤裸裸地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他和南洋土藩差不多。读戴季陶的《日本论》，我们首先感兴趣的就是日本的本土文化神道及其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戴季陶指出，观察日本，应当十分注意的一点，是日本接受外来文明的方式。因为，像日本这样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岛国，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其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然而，每当日本借助外来文明发展起来以后，日本本土的神道总会沉渣泛起。戴季陶指出，文明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如中古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占了优势，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了，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形成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同时，日本文化要求独立的思想也增加了，于是神权学说又重新兴起。
日本文明起源较晚，现在仍然残存的神道就是日本文明的早期形式，它具有浓厚的宗法家族色彩。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日本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学来的。从制度上看来，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统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的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时代的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实在是得益于儒家“仁爱观念”、“天下观念”和佛教众生平等思想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的结果，日本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近代亦然，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
但是，日本在接受外来文明到某个阶段之后，总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弹，本土的神道观念总会出来发生作用，这也使日本接下来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武家时代，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服了儒家与佛教思想，王道的政治理论胜不过霸道的武力。同样，我们也会看到，明治维新以后，在国家观念上，日本的神权思想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西方的民权思想并没有在政治层面取得彻底的胜利。同时，戴季陶认为：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在这种地方，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藩，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着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同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质，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与德法相比。在东方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
所以，戴季陶说，“日本的固有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但是，“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废的气象。当然，对此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戴季陶认为，日本回归本民族传统的这种自尊心，推而广之，明治维新时期，如果没有与“开国”并行的“攘夷”这种义和团精神，决不能造成日本独立的文化。
佛教本来是一种极消极避世的宗教，但是到了日本以后，佛教却顺着封建时代的人心，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这也体现了当时日本民族的进取心，因为，“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异的”。
戴季陶的《日本论》确实写得很平和，让读它的人不会血脉贲张。但是，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日本，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咄咄逼人的日本。
二
一个蓬蓬勃勃的民族是不会产生“思想上闭关自守”与“智识上的义和团”的。但是，任何的封闭与开放都是相对的，日本也不例外。近代以来，日本神道合一的政体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并且他也最终会走向一个死胡同，这就直接导致了日本走向现代国家过程的艰难曲折。
戴季陶指出，从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行的是佛教，其实日本统治阶级的宗教，却是神道。神道对于日本人的国家观念的影响至深且巨！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是从神道的信仰里产生出来的。并且，这种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起源”，“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氏族思想而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并且，这种观念，深入普通日本国民的心灵，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戴季陶引用笕克彦博士的话对此作进一步地说明：
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模范国体，无论到什么时候，决不会有人来破坏国体的。日本国体的精华，就是古来的神道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惟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现。爱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现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权。
当然，在这里，戴季陶并不是为日本的这种神权的国家观辩护，而只是说明神道之于日本国体的重要性这一历史事实。同时，戴季陶指出了基于神道国体的危险性：“这一个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统治者阶级”，“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近代日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片面的，他有选择地汲取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却没有充分吸收西方的制度文化，表现为社会的发展与制度建设的不平衡。对此，戴季陶有清楚的说明：“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
戴季陶进而指出：“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讨幕的模范。”“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够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但是，日本并没有因此有效地建立现代政党政治，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而是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由于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的，而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而且，自古以来，几百年遗传下来的奴性，决不能在短时间内能够消除得了，这样就为少数政客提供了政治投机的机会。所以，日本初期的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并且“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也一样相互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的发生的。因此，日本的政党并不具备现代民主政党的自由主义与普遍代表性质。
当然，当时的日本不是没有进行过向现代政党政治过渡的努力，板垣退助就是进行这方面努力的代表人物。早在明治维新之前，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就要联合后藤、副岛、江藤倡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武士在举兵屡败的情况下，受板垣退助的影响，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团，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但是，日本当时的政党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均不完备的情况下，不能够真正独立，也没有执掌政权的能力，而只是依靠政权与财权讨生活，为日本的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所左右。日本政党的转换，从议会开设以后，一步一步和政权接近，一步一步被军阀同化。反乎这一趋势的人，不是被压迫而倒，就是自己知难而退。因此，导致英美式的两党对立的现象固然不见于日本，法国多党分立的现象亦复不见于日本。陆军大将桂太郎虽然舍弃军事地位也做过政党政治的努力，但是却也以失败告终。
没有现代政党政治，君主立宪下的议会民主制始终不能走上轨道。
三
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本体的探求，这应该有利于与现代西方主流的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接轨。但是，看了戴季陶的《日本论》，我的这一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戴季陶指出，一个人的生活，是不能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尤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活，是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
思想不是纸上的空谈，不是儿戏，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变成信仰时，不生力量，不到与生命合为一致时，不成信仰。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后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及至完成时，又是变化将起的时代了。这样递换不已，就成社会的进化。
日本的国民，是一个信仰最热烈而真切的国民。日本人有一种把自己的身体无条件地奉给神的决心，有一种“绝对的”观念，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一种“永久”和“一切”的观念。他们能够把自我扩大，造成一种“大我的生活”，他们“物质的无常观”是立在一个很积极的“精神的常住观”的上面。并且，这些观念，不是从和尚的念经、神官的祝祷、牧师的说教里看到的，而是从社会生活的种种“相”上得来的。
“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就是归因于“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具备”这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戴季陶屡次提到“力量”、“动力”、“能力”和“信力”等这类与“力”有关的名词，这显然与他探讨问题的出发点有关。在该书的开篇，戴季陶就明确地说，他十多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他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地装置起来。
在“日本人与日本文明”部分，戴季陶指出了“外力”与“内力”的关系问题。他说：“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倘若哪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的运动，决计不会成功。即使四围的环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间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间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决不是从外面输入去的。”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他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
但是，即便如此，“内力”的养成与作用也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常常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戴季陶又指出：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表示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
没有对于本体的追求，就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基本的价值判断，只能盲目地摸索。戴季陶认为，在信仰的热切与真实方面，中国人是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反观自己，中国人只有“打算”，没有真正的信仰，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拼着必死的决心炸沉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绝没有抛却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任何效力的纯正学问，绝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
戴季陶受日本文化的影响甚深，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仰，他最后也是自杀身亡的。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 作者： 李建军

2. 日本论的介绍

《日本论》一书初版于1928年，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一本重要参考着作。即使在其成书70多年后的今天，该书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仍有一定的帮助。

3. 怎样从文化角度看待日本的民族性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由于历史风土、社会条件和文化宗教的不同，使得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国民性格、民族精神以及独特的文明形态。就日本民族而言，其性格、精神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其特有的历史风土等诸多因素。如果我们沿着历史和现实的民族性运行轨迹溯源追寻，就会发现日本这一民族的凝聚力建成的使然。

正如德国着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然存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渊源。不言而喻，日本的崛起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其背后无疑存有这种精神力量。

危机意识与进取

长期以来，一种生存危机和前途渺茫的不安感时常困扰日本人的心灵，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因为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瘠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主观上是由于日本一直处于中、印、俄三大文明古国边缘，以自身古代文明与三大文明古国比试，造成日本国民心理紧张，时常伴随一种危机意识。①早在日本文化形成期，在与发达文明交往过程中，日本人多因这种不安而产生自卑心理。

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就此指出：“从《海国兵谈》②起，已经萌生了所有的日本人，无论贵贱上下都应当防卫日本的思想。这种全民族‘防卫日本的思想’和至日本明治维新前一切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思想，以及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排外、攘夷行动③，其所表现的民族意识都是前近代民族意识，是一种自然属性居多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的重要性是保持原来的自我，维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日本民族拥有止于至善的特有精神和善于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内质心理，这促使他们不断积极进取，积极学习外部先进文化。在日本民族文化发展中，他们不忌讳承认自己的文化曾经落后，更不嫌弃自己的历史贫乏，先拜中国为师，后结欧美为友，主动走出去，虚心请回来，如饥似渴地汲取异国疆域的优秀文化，修补自身文明的鄙陋。岩仓使节团④“任务书”这样写道：“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开明之风俗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木户孝允⑤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得到的结论是：日本人“与今日美欧诸州之人决无不同，只在于学与不学而已”，因此提出抓民智，“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论》更为论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其国民性的活动半径，日本要按做‘世界公民’的要求来培养国民，教育后代。”日本引进先进文化，常常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这种精神是促使日本成功的力量源泉。

危机意识对于一个民族既是一种生命力，又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对于战后日本的崛起，日本作家户川猪佐武认为：“美国所带来的所有物质文明，都使他们(日本人)一味惊异，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们痛感大大落后了的日本与相当先进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种要超赶美国的热情和使命感。”日本在有强大压力的情由下，常把压力变成为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积极进取并超越危机，他们敢于同舟共济，身居列岛而放眼世界，哪里有他们的利益，哪里也就变成了他们的“国土”。

日本对外咄咄逼人，以其进攻获取安全。但一旦越“界”，日本独特的危机意识便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就会走向其相反的路途。以邻为壑，这样的危机意识至今仍在促使日本对邻国的快速发展而忧心忡忡。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构筑“对华包围圈”，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集团意识与和谐

日本人对群体、对集团具有一种强烈的的归属感，他们都有自己的“集团”。只有置身于这样一个集团或潮流中，将自己全部融入到集团里，日本人才会觉得找到了自我位置与价值，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日本集团意识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可耕面积稀少，地震灾害频发，日本人不得不依靠团队的力量来对抗恶劣的环境;而以种水稻为主的稻作文化圈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日本以家庭为单位横向结合的村落共同生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观念。

日本着名学者森岛通夫指出：日本所处的社会观点认为，社会并非个人竞争的场所，而是一个队与另一个队竞争的集体竞争的地方。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以及他们对公司的献身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员工之间的竞争则不被看重。这些组成了日本工业的“国家队”的公司雇员们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团结的整体去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但它并不产生个人之间的竞争，个人要在集团竞争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日本人对集团的献身精神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工作热情高涨乃至达到狂热的程度，是当代集团意识最明显的表现。

日本也崇尚极强的个性，信守“个人发达”，但这种个性往往需要与集体联系在一起，建立在集体观念之上。美国着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与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强调集体的倾向。”在日本，为了进一步强化集体意识、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内部强调“和亲一致、以和为贵、让而不争”的和谐理念，提倡奋斗，把集体作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尽量融合感情，减少摩擦，避免内耗，协作共奋，做到“使整体力量大于部分力量之和”。日本企业提倡在内部“让而不争”是为了形成一个战斗集体，但在外边则是“争而不让，争而必胜”。中根千枝认为：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中后来居上，其内在原因在于国民的服从性极强，这种意识的根源就是来自集体主义。

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牢不可破的文化心理模式，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财富，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赢得日本崛起。但日本集团主义的群体文化的负面影响也加剧了岛国日本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导致了日本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化，对于日本与国际间的正常友好交往十分不利。

等级文化与忠诚

日本社会为纵向社会结构，等级制度相当严密。由于等级文化对权威和秩序的尊重，造成等级制度下日本国民基本安分守己。在日本的家庭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领域，也都有十分严格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中根千枝强调日本等级文化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出序列;二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

只有严格遵守和维护等级制度，日本人才会感到安全，有了这种安全感日本人就会埋头于工作事业。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认为：“日本人在生活中的一个传统是寻求某个富有而有影响的庇护者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日本人渴望某个强大国家的有意义的保证，正如人们渴望雇主、政治上的良师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样。”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一直在寻求与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盟的这一等级文化思想。正如同吉田茂所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大正年间国运隆盛，主要采取了日英同盟和对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的惰性，也是遵循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日本民族国家观念极强，人际关系强调“和谐”。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稳定的等级体系，并将它演绎成为一种对忠诚的信仰。日本人会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同时按照等级来区别对待事物与他人。

战后，尽管日本人的权威意识与等级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天皇也只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但传统的等级文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在日本人看来，等级文化得惠于恩情伦理观念维持，一旦受恩于人就应对其人负有“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日本人报答天皇之恩称为“忠”，报答父母之恩称为“孝”，当“忠孝”不能两全之时，以往的日本人会先对天皇尽忠，而后杀身尽孝，在他们看来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在日本，“恩”与“忠”紧密相连，日本人将忠诚、孝顺和对长者的义务相结合，塑造了日本人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并以此来调节权威、血缘纽带和各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关系。日本人认为，沟通好感情，协调好人脉，也就弥合了社会之间的空隙，便可激发人们献身集体，报效国家的感情。

忠于公司、献身事业、与自己所在的集体共患难、忠诚报国，这已成为日本企业精神的重要内容。这种力量引导日本重建家园，振兴经济，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使日本在短期内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由于等级文化的影响，也使日本养成了常以国家位置和等级的眼光处理国际关系，常常助长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与不公平，进一步导致了国际秩序的不稳定。

大国思想与奋起

日本国际政治学泰斗高坂正尧在其《吉田茂》一书中有论：战后造就日本经济崛起的吉田茂路线只是日本实现“强国目标”的一个手段，不是不要军事，而是在特殊状况下的“韩信胯下之辱”，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唯一目标，就是让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的“一等国家”。

日本在各方面对其大国地位积极主动的追求是与其大国思想的战略密不可分的。例如日本曾在美国黑船胁迫下签订不平等条约，不得不开放门户，后到打赢日俄战争实现崛起，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先后侵入朝鲜和中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火。又如日本从二战落败后被美军占领，后又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

对于日本的两度失败而又两度崛起，美国华盛顿大学着名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认为：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奋刻苦和善于模仿等因素外，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大国思想，为实现该目的而在不断调整和变革自己，以求能达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当时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机制的文化。福泽谕吉在其名着《文明论概略》⑥中对此亦有所描述：“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西方)的新鲜事物，这好比烈火突然接触到冷水一般，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须要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骚乱，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的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越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日本的大国思想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文化密切相连。撰写于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最早汇总了流传已久的“神国”思想。据戴季陶《日本论》所写：“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日本这种国体论又通过神化“万世一系”http://www.zhao-kao.com/zk的天皇来达到表述至上的观念，使“日本人将对于种族、文化、国家的感情融为一体，对于本国及其传统文化怀有强烈的优越意识”。日本的神国思想为日本近代的崛起史提供了独特的巨大的精神储备。

近代，日本大国思想越发强烈，极力宣传扩张有理，他们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⑦、“并八纮为一宇”⑧、“世上无人类，唯有国民”，认为日本国民作为扩张之国民，最具有恰当之资格，从而畸变为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日本的这种民族主义常与一些邪恶信念紧密结合，一旦产生盲动，就会鬼使神差地爆发出可怕的野蛮行为，这种力量足以把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推向灭顶深渊。战后，日本为满足大国的面子，一再固守其耻感文化，回避正视二战中的历史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还影响到日本的对外关系以及其战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