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什么时候去了日本

⑴ 梁启超为什么要逃去日本

梁启超逃去日本，因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当时的变法者都被慈禧太后进行抓捕，然后梁启超是被孙中山的朋友营救，然后逃到了日本去。

⑵ 梁启超的生平事迹有些什么啊

1、公车上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2、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

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3、创办《时务报》

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旬刊，连史纸、石印。梁启超主笔，汪康年总经理，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翌年，梁启超去湖南，仍遥领该刊。

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梁启超愤而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排式也与前不同。

1898年7月底，光绪帝诏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拒不遵命，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同年8月17日汪康年将报名改为《昌言报》出版。

4、诗界革命

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开始试作“新诗”。谭嗣同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新思想，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

但是，他们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

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前进不大。

5、创办强学会

1895年8月，在帝党官僚首领翁同龢的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等分任正董，主持其会务。

杨锐、沈曾桐、徐世昌、袁世凯、张之洞、聂士成、汪大燮、孙家鼐、李提摩太、李佳白等数十人为会员。

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成“圣教”。

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请饬严禁。该会遂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分学务，选书，局务，报务四门。“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便违失原旨。北京强学会遭封禁，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梁启超

⑶ 梁启超逃去日本乘坐的船

1898年9月25日， 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同梁启超在塘沽登上日本军舰“大岛号”，梁启超就此乘船东渡流亡日本，10月10日抵达东京。

⑷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着《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着。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 “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着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着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 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着作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梁启超赋税思想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着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秩事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着《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着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着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年谱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戌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己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 一九00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一九0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 一九0七年光绪卅三年 丁未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已未 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已 因肾病动手术失败（实际上是一起医疗事故），于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家庭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 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着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着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着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现已离休，住在山东济南。
梁思礼（1924年－），五子，着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⑸ 梁启超是什么时候剪去辫子的百日维新时还是前还是流亡日本时具体到年份

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一生经历了两次惊险的逃难：一次是“百日维新”失败，追随康有为亡命海外；一次是潜赴广西组织军务院，领导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次逃难都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协助。1898年9月21日凌晨，不知已被出卖的梁启超，正和谭嗣同对坐床上，高谈阔论待袁世凯诛杀荣禄、光绪皇帝大权独揽后如何大展鸿图。不料忽然传来了清兵查抄南海会馆和康广仁已经被捕(康有为已于9月20日出逃)的消息，接着又有人告诉他们火车停开，城里侦探密布。他们知道大势不好，梁启超在力劝谭嗣同一起逃走不成后，只身逃入日本使馆。由于梁不谙日语，所以只能和当时的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笔谈。林权助后来写了过一本《我的七十年》，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幕：“梁马上自己写出下面文字：‘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若君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我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接下来的几天更为惊险。这时的北京街头，一片混乱，捕人的叫喊声令人毛骨悚然。日本大使馆周围更是人声嘈杂，梁启超心惊肉跳，不知何时才能逃出虎口。9月22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林权助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隐藏起来。天津是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的地盘，戒备森严。一连几天，领事馆门都有暗探监视，梁无法脱身。9月25日晚，梁启超等四人乘着夜暗，偷偷潜出领事馆上了海河上的一条日本船。不料却被清廷巡警赶上，不让该船行进。船上的日本人强行开航，26日早晨抵达塘沽，梁一行人上了一艘日本军舰。沿着河岸骑马追击的巡警因为不敢和日本军舰发生冲突，另外也没有接到上司的命令，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梁逃之夭夭。上午九点多，直隶提督聂士成赶到，得知逃犯(当时聂误把梁启超当成康有为)已经躲入军舰，顿时暴跳如雷，一定要登舰抓人，被部下苦苦劝住。不久荣禄又派人交涉，要求放人，被日本舰长一口拒绝。下午军舰启航驶返日本，梁启超才算放下心来。梁启超的第二次逃难已经是十八年后的1916年的早春时节了。当时他的学生蔡锷已经率护国军出师讨袁，战斗在四川呈胶着状态。坐镇上海的梁启超焦灼万分，忧心不已。他决定前往广西策动广西将军陆荣廷响应云南，宣布起义。日本人的耳报神真快。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就去拜访梁启超。在他的安排下，3月4日，梁启超等一行七人，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邮船离沪南下。为了防范袁世凯密探的侦察，梁启超日夜蛰伏在舱底锅炉旁一间贮存邮件的小房内。船外大雪纷飞，舱底小屋中的梁启超却挥汗如雨。只是到了深夜，“群动尽息”，他才能“窃蹑舷栏，一晌凭眺”，到甲板上透一口气。3月7日，船到香港。港英当局受袁政府的委托，立即派巡捕登船严加搜查，梁启超在船底侥幸躲过。此后两天，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都跑到舱下探望梁，态度亲切而又周到。3月12日，化装为日本人的梁启超通过一条小火轮偷渡妙义山丸上。梁一到达，妙义山丸就鼓动机轮立刻开走，一刻也不耽搁。在这条破旧肮脏的运煤船上，日本人早已为梁布置了一间干净舒适的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3月15日，船抵达越南海防附近的产煤地洪崖，为了躲避法国殖民当局的搜捕，早有一位日本商人携带两名日本妇女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启超偷偷上了他的游艇。然后他们装作游览的样子，在海上迂回曲折地漂泊了一天一夜，终于在16日夜间到达海防。横山把梁启超隐藏在自己的牧场里。在这里，梁启超又患上了一种极危险的热病，如果不是横山及时用草药救治，梁启超可能就要客死异乡了。十天之后，梁启超通过镇南关进入广西。梁启超的广西之行，历尽千辛万苦，用他自己的话说，真好比“小小一部冒险小说”。但日本人如此关心中国的事情，布置得如此细密周到，也让他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尤其是在不到一年之前，他因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刚刚和日本政府撕破脸皮。日本政府通过其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还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反驳说，难道日本人要让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还正告日本：“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日本人这么快就捐弃前嫌，这让梁启超深深地体会到日本的心机之重。因为梁启超知道，帮助他的都是外交官，没有东京的同意，他们不可能单纯出于个人的同情伸出援助之手的。其实，只要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一贯政策来看，就不难理解了日本人的行为了。日本一直把侵略中国作为自己繁荣富强的不二法门，甚至梦想“迁都北京”。所以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无论何人、何事、何因，只要客观上能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它都愿意支持。在护国战争中也是这样，日本政府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另一方面也支持护国军，目的就是想使中国的内战和分裂长期化。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在其《民族主义》一书中曾经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民族主义就是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从日本人两次帮助梁启超逃难的过程来看，日本人在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方面，确实作到了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深谋远虑！中国时下以“民族主义者”自诩的“愤青”们，在“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方面，和日本人一丝不苟的功夫比起来的确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