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没有佛教文化传承

⑴ 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日本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且影响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佛教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死观。

众所周知，日本四面环海，地理位置上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因此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以及一些次生灾害频繁发生，这导致日本人时常缺乏安全感，时常感到所处环境动荡不安，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以及人类的渺小。这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得日本人不得不经常面临生离死别，更能平静地接受生死。所以有时候看新闻，你会发现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民众都是习以为常并且井然有序。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应对机制与措施非常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受到这种精神的影响。

直到6世纪佛教被传入日本以后，佛家的超然思想使日本人的生死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佛教中“诸行无常”的无常感传到日本之后，被上升到一种无常观，本来无常感表达的是一种哀伤，但是无常观是一种主张、一种观念，这是这两者质的区别。无常观影响日本人时常感觉生命像花一样刚绽放就面临凋谢，人的一生短暂且充满戏剧性，坎坷不断，似梦一场，如同日语词汇中的“まぼろし”表达的一样。

所以，这种佛家的无常观使日本人更加的看淡生死，同时也让日本人更加敬畏生命。正是因为生命虚幻、短暂、时不待我这种佛家思想，使日本人更加敬重生命、生与死，让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升华。

因为无常观使日本人感到生命的短暂，所以加剧了日本人的紧迫感，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快节奏、更加勤勉，敬业。

其次，对饮食产生的影响。

佛教禁食荤腥。根据佛法，吃肉会堕入畜生道。 织田信长因为痛恨比睿寺的僧人支持他的敌人，就放火少了比睿山，还杀了三千多人，其中一项罪名就是吃肉。到公元 8世纪时，笃信佛教的嵯峨天皇首发“肉食禁令”，此后历任天皇又多次下诏禁止吃肉，在一道道禁令之下，日本贵族们都远离了肉食，养成了食素的习惯。

佛教提倡不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不衣食无着、极度拮据。应选择中道，在维持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学会知足少欲，不要纵容自己的欲望，让自己成为欲望的奴隶。虽然日本是岛国，海产丰富，但无论贵族还是武士，都不会放开了任意吃海鲜。他们正餐的荤菜一般只会有一条小鱼，或者几片腌渍的贝类。而且鱼和贝类基本上不会同时出现，一餐的荤菜只能出现一种。 这与日本人严守禅宗“不妄食”的戒喻有关，他们鄙视贪吃者。当然日本古代也没有丰富的食物供人们饕餮，所以也只能遵守这一戒喻并以此为荣。
由于佛教信众不食荤腥，寺院大多有过午不食的规定，食素菜难以抵饿，因而面食成了好选择。面食由于产量高价格低，又是素食，比蔬菜耐饿，因而僧侣众多食用面，面的制作技术以及花样也越来越丰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拉面在日本如此盛行的原因。现在的拉面被极致的发挥了日本人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做到精致美味，让全世界的人都喜爱上这样的食物。当然这也离不开现在影视业的发展与传播。《火影忍者》里面鸣人最喜欢的拉面叫“一楽ラーメン”一乐拉面，甚至被搬到了上海。

战国时期着名的大名，武田信玄，他的法宝就是刀削面。这东西很方便，作战休息时，战士们只要抽出刀，把面团一块块削到锅里煮熟了，拌着咸菜就能吃。

日本烹饪也一直以清淡为主，讲究原汁原味。其中豆腐被发展成为豆腐料理，被做到极致，利用大简若繁的料理技巧与创意征服各国人士。那种极致，淡雅、细腻，处处体现出一股禅意。

最后，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美学上。

佛教信仰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万物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而生。佛教建筑中的佛塔，如印度佛塔、其他东亚国家的佛塔以及富有日本特色的五轮塔，都体现了这样的佛学思想。五轮塔可能是日本民族以建筑的形式将深奥的佛法具象化的最好体现。

另一方面，生命短暂无常，因此方显可贵。这种观念已深植于日本造型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之中。在众多描述此类情感的词汇中，“物哀”是最为古老的一个，后来出现且直接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侘寂”一词，延续了“物哀”的审美情怀。日本的散文与诗歌中充满了表达“物哀”之感的意象，常见的有某些特定的植物，甚至用一些象征季节的颜色来隐喻生命的凋零。

像大家熟知的‘’一期一会‘’这个词，就是生命无常请珍惜的完美体现。

寺庙的建设融入了佛教精神，京都岚山西芳寺，这座禅寺庭园被公认为日本苔园的典范，庭园绕池水而建，园中弥漫着一种神秘的佛教气息。

这些充满哀伤情愫的词汇令艺术家们对于大自然的想象与描绘更加生动精微，特别是对于那些转瞬即逝的季节性主题。樱花作为日本的国花，其花期短暂，逢春绽放，充满生机与喜悦，与它短暂的花期在人们心中形成冲突，令观者体味到生命的无常。这和我们的《红楼梦》中黛玉葬花体现出的生命无常感相似。

在佛教“无常观”与禅宗思想的影响下，日本传统美意识的“物哀”“空寂”“闲寂”共同表现出日本审美观“主客统一”的精神性与虚无色彩，培养了日本人崇尚悲哀、幽玄、风雅、虚幻的审美气质。

⑵ 为什么唐代日本不向印度学习佛教要向中国学习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日本公元六世纪左右在朝鲜白江口被唐朝打败，使日本人认识到两者实力的悬殊，他们认为需要向唐朝学习先进的文化，这个先进的文化就是一揽子的，包括儒学，道学，诸子百家，佛学等等，其中佛教只是其中一种，至少在他们看来，由唐朝传入的唐文化中的佛教才是最纯粹的，所以不用向印度学习了，印度在当时是分裂的，戒日王也就维持几十年，是个松散的联盟，其后依然是分裂落后的，对比唐朝长达160年的繁荣，显然是落后的，没有道理放弃强盛的去学习落后的。
其二，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的，可能他们向印度学习过，不过在戒日王之后，印度国家分裂，民不聊生，战争频繁，何况戒日王时期南印度依然是分裂的，戒日王溺亡之后，印度佛教的教义严重被婆罗门教性力派篡改（比如现在的藏传佛教），经卷大量不存，寺院大量被性力派侵占（比如后来其实完全是以性力派内容为主修的超戒寺），这个时候想学习完整的佛法，那么也只有到唐朝就已经七八百年之久的中国了（从汉元帝算起）。

⑶ 高分求日本国与佛教密宗的关系，从文化影响上讨论

日本的密教是正纯的汉传如来密教，也就是中国现在失传1200之久历史上的唐密。

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八大宗派里的密宗（中国佛教八大宗派是唐代确立的，那时候吐蕃并非大唐国土，大唐八大宗派自然和吐蕃无关，所以论及八大宗派常有人把里面的密宗认为就是今天的藏密，其实那是大错特错的）

你们老师说的不错，因为宗祖弘法大师空海，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无论在佛教上，文化上，教育上，艺术上都对日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PS：日本忍者未必信奉密教，在日本密教仿裤传入以后，有一种本土宗教吸收密教发展的派别教修验道。忍者多属于修验道。修验道的始祖就是役小角，安倍晴明师父的祖宗。

要了解这个，就必须了解一下唐密的历史

纯正密教正式传入中国开始于唐玄宗时期。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位印度密教大师先后来到中国弘扬密法，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开元三大士”

善无畏（公元637－735年）：又译净师子，称无畏三藏，是中天竺乌荼国佛手王之子，出家后于那兰陀寺得遇达摩掬多尊者（即龙智菩萨）为其授胎藏界大法灌顶，为密教五祖。其后，善无畏三藏遵师命，携带佛经，绕道中亚，于公元716年（唐玄宗开元4年）到达唐都长安，后奉皇帝之诏翻译《大日经》于洛阳大福先寺。《大日经》为密教之根本经典，由善无畏三藏口述，其弟子一行阿阇梨记录而成。善无畏祖师传授以胎藏界（理）为主的密法，是为中国密教正式传授之始，故亦称其为汉地密教初祖。因其具备神通及对密教经典的精通与贡献，善无畏被唐玄宗尊奉为“内道场教主”，入灭后其真身奉塔于洛阳广化寺之前庭。五祖善无畏的着名弟子除一行外，尚有温古、玄超、义林、智严、喜无畏、不可思议（新罗僧）、道慈（日僧）等。

金刚智（公元663－731年）：中印度王子，十岁出家于那烂陀寺，二十岁受具足戒，广习大小乘经律论。三十一岁依止南印度龙智菩萨受教，七年承事供养，受学一切密教，受金刚界灌顶传承，为密教五祖。寻游师子国登楞伽山，闻中国佛法盛行，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由海路经锡兰、苏门答腊至广州，翌年至东都，敕迎于长安慈恩寺，寻徙荐福寺，于所住立大曼荼罗灌顶道场以大弘密法普度四众，并翻译密经，译有《金刚顶经》、《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法》等八部十一卷。后示寂于洛阳广福寺，谥灌顶国师、大弘教三藏，金刚智亦为汉地密教初祖。门弟子有不空、一行、慧超、义福、圆照等。

不空（公元705－774年）：又作不空金刚，南印度师子国人，天资聪明，幼从叔父游南海诸国，其后出家，十四岁从金刚智三藏学悉昙章，诵持梵经，深获三藏器重，尽得五部三密之法。及五祖金刚智三藏示寂，遵遗命，往印度求法，歼大宽从龙智菩萨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及大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各十万颂、五部灌顶、真言秘典、经论梵夹五百余部，并蒙指授诸尊密印、文义性相等。又遍游五印度，于天宝五年（746年）还京师，为玄宗灌顶，赐号“智藏国师”。不空三藏译出唐密的另一部根本经典《金刚顶经》。后有诏使住大兴善寺。自天宝至大历六年，译出密部之经轨，凡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密教之盛，此氏亮时为最。金刚智及不空两祖师的传授原以金刚界密法（智）为主，后善无畏与金刚智两三藏金胎互授，并分部将两部大法传授给不空祖师，六祖不空随集两部大法于一身，即“两部一具”，此即唐密的最突出特点，不同于以往印度密教的“两部分传”。不空祖师后期主要活动于西安大兴善寺，历任三代国师，他还是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建立了梵语与汉字间严密的音韵对照组织，以解释咒语实义于其弟子。

不空祖师弟子众多，杰出者有金阁寺含光、新罗慧超、青龙寺惠果、崇福寺慧朗、保寿寺元皎、觉超，世称“六哲。

惠果（746～805）唐代僧。京兆府昭应县（陕西）人，俗姓马。世称青龙阿阇梨，为密教付

法第七祖。童年入道，初从昙贞研习诸经。年十七随昙贞入内道场，于众中超迈特出，遂为不空三藏赏识，尽传其三密法要，二十岁正式出家受具足戒。复从善无畏弟子玄超受胎藏及苏悉地诸法，从不空受金刚界密法，并融会二者，建立‘金胎不二’思想。此后常应诏入内道场为代宗、公主等修法，并继不空法席，为青龙寺东塔院灌顶国师，故又称青龙和尚。历任代宗、德宗、顺宗三朝国师，倍受崇敬。师博通显密内外群经，启迪后进不遗余力，四方从学之众常多达数千人。各国入唐求法者多从师受密宗教义，曾授法予日僧空海、新罗僧惠日、悟真等，而将此宗传入日本、新罗。永贞元年示寂，世寿六十。空海奉敕撰其碑文。着有十八契印、阿阇梨大曼荼罗灌顶仪轨、大日如来剑印、金刚界、金刚名号等各一卷。其中，十八契印所说为密教修法之根本形式，为密教重要着作之一。

空海(774～835)，俗姓佐伯，密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日本赞岐国多度郡（今香川县善通寺市）人，父亲佐伯直田公，母亲阿刀氏。15岁时，跟随舅舅学《论语》、《孝经》等。18岁时，入平安京（今京都市）大学明经科，学习《书经》、《诗经》、《左传》等儒家经典，与此同时，偶然遇到一位沙门，教他读善无畏翻译的《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因而转入佛教，到四国的大泷岳、室户崎等地潜修佛法。795年于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法名空海。在入唐前就已撰着了《聋瞽指归》、《三教指归》等着作，显露出较为深厚的汉文化修养。

为了更透彻地理解汉传佛教教义，于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7月6日，作为学问僧与最澄等随第十六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一行分乘4艘船，从肥前国田蒲（今长崎）启程，入唐求法。空海当时31岁，乘坐在第一艘船上，最澄当时38岁，搭乘在第二艘船上，由于在途中遭遇暴风雨，第一艘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艘船漂泊到明州（今宁波），第三艘船重返日本九州，第四艘船下落不明。空海于次年从福州到达长安。

在长安期间，初住西明寺。随后遍访各寺高僧，从醴泉寺般若与牟尼室利学《华严经》等，又随昙贞学悉昙梵语。翌年于青龙寺东塔院从惠果受胎藏界和金刚界曼荼罗法，并受传法阿阇梨的灌顶，号“遍照金刚”，获得了密教正宗嫡传的名位和向后代传法的身份。惠果圆寂后，空海作为正统嫡传奉唐宪宗之命为三朝国师的师父惠果撰写碑文。

空海大师于大同元年（806年）返国后，先于高雄山寺造坛灌顶（弘仁元年，810年），又于高野山建立真言宗根本道场（弘仁七年），后再得赐东寺（即教王护国寺），建立灌顶道场（弘仁十四年），遂又称真言宗为东密。

所谓东密，是因为弘法大师空海最初以京都的东寺作为弘法的中心，所以史称其所传的密教为东寺密教，俗称东密。因此，东密并不是因为日本的东瀛，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东密是指东寺密教，正式的宗名为【真言宗】

今年恰好是空海大师开创的高野山开创1200年纪念。唐密在日本流传1200年，声声不息，星火相传，可叹在中国失传，惠果阿阇梨早就告诉过空海：我观此法，于震旦国因缘将尽，汝持此两部大曼荼罗，一百余部真言密法，请归日本，流布天下，增苍生福……

日僧空海曾随第17次遣唐使团留学长安，广泛涉猎密教佛学、中国文学、文字学和书法等学科。回国后，他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即“东密”，历久昌盛不衰。空海长于书法及梵文梵字为【创造日本文字平假名】作出过贡献。在唐期间，空海还从韩方明研习书法，字体仿颜真卿体，汲取其行书遒劲郁勃之精华，复经研磨锤炼，后自成一体，颇得草书之妙，赫然与嵯峨天皇、橘逸势齐名，史称日本“三书圣”。公元820年，空海着《文镜秘府论》6卷，被后人视为日本汉诗创作的指南，对普及东土汉诗的韵律知识、提高其创作水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公元828年，空海为实践孔子的“有教无类”学说，创办了日本首家国民公学——综艺种智院。它有异于为贵族同宗子弟开办的私塾，也不同于官学，而是一所综合性的不分阶层的国民教育机构。空海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贡献旷绝古今，诚如庆保胤在《然上人入唐时为母修善愿文》所说的那样：“凡入唐求法之人，自宗者弘法大师，天台者传教大师(最澄)，皆权化之人，希代之器也。”

空海虽擅长草书，但不少中日学者认为他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以汉字为依据，始造平假名”。“平者全也，其字全假汉字之草书为之，日本的假名文字确实源自汉字的草书，但是否为空海“始造”，有待进一步考证。可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平假名的形成时期，不管是“始造”还是在演进过程中有所作为，【空海大师对创造自己本民族的文字，曾经做出过贡献，是肯定无疑的。】也就是说今日的日本如果没有空海大师都可以说没有今天的日本文字。

空海还是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只不过他在佛学与书法界的盛名掩盖了文学业绩而已。其初，正值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治世，举国讴歌唐风。作为着名诗人、书法家的嵯峨天皇更是身体力行，极力倡导“文章经国”，先后命小野岑守、藤原冬嗣等人编集了《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两部汉诗集。其后，淳和天皇(823～833年在位)即位，又命良岑安世等编集了汉诗文总集《经国集》20卷(827)。空海大师能得两帝恩宠，且能与小野岑守等诸多文人达官交厚，多仰仗诗词文赋之能。今有空海大师的汉诗文集《遍照发挥性灵集》(略称《性灵集》)10卷传世。因他赋诗作文不打草稿，随作随弃，其高足真济常侍左右，深“忧兰桂压秋艾，师风不传后世”便随时收集大师书稿，辑成10卷。成书时间不详，一说完成于空海晚年，一说完成于大师圆寂的835年。但不知何时，卷8、卷9、卷10散佚。济暹(1025～1115)于承历三年(1075)仲冬上旬辑佚文，编成《续性灵集补阙抄》3卷，得以恢复10卷之数。

《性灵集》现存本收入的空海作品始于804年，止于834年，其中包括诗赋、上表、书简、碑铭、表启、愿文等，计113篇，内容涉及到日本平安初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许多方面。空海在唐期间撰写的惠果碑文、《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为藤大使与渤海王子书》等，共8篇，也见于《性灵集》(卷5)。这些对于研究日本古代与大唐、朝鲜等的文化交流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日本文学史上，《性灵集》一直被视为汉诗文中的珍品，至今有大量版本或抄本、注疏传世。其弟子真济在《性灵集》序中写道，大师“或卧烟霞而独啸，任意赋咏；或对天问以献纳，随手成章。至如《慕仙诗》：‘高山风易起，深海水难量’；又游神泉：‘高台神构非人力，池镜泓澄含日晖’，比与争宣，气质冲扬，风雅劝戒，焕乎可观。”B21现藏于高野山三宝院的抄本《性灵集私记》，亦称大师之作，“格律高，骨体备，超绝凡庸，天性灵异”。另外，《性灵集》卷4载有《为酒人内公主遗言》一篇，说明空海大师与皇族的关系不同一般，连个人私事也愿托于大师。还有《为人求官启》一文，写得情真意切，竭尽代笔之职，从中可以窥见到大师的日常生活以及不绝俗缘、乐以助人的性格。

空海大师还是位杰出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敕撰汉诗文总集《经国集》原20卷，仅现存的6卷中就载有他的诗7首，更有诗论《文镜秘府论》6卷，为中日两国人民所铭记。《半江暇笔》写道：“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数见于载籍，亦仅如晨星。独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髓脑》、皎然《诗议》等书而归，后着作《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卮言，尽在其中。

空海大师汇集各家之言，针对“调声”、“八韵”、“八阶”、“六义”、“二十九对”、“文笔十病得失”等问题，结合自身的“声字相实”、“五智庄严本自丰”的文论主张，就诗的格式、韵律、修辞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且立论多引用中国相关的诗及诗论原着。唐人及此前的这类作品在汉土多有佚失，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全赖《文镜秘府论》得以流传至今。应该说，日本的汉诗创作之所以长盛不衰，空海大师的《文镜秘府论》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与指导作用。

在空海大师的诸多业绩中，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他在中日文字交流方面所做的开拓性的工作。大师曾在大唐从昙贞和尚学梵字。昙贞也居青龙寺，与惠果大师同为不空弟子。空海后来着《梵字悉昙字释》一书，为梵文远播日本创造了条件。

今天全世界只有日本真言宗还保留发扬了古悉昙梵字，就连印度人都失传了这种文字，这种古悉昙梵文就是昔日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梵文原典里使用的文字，如果不是空海大师传到日本，这种文字恐怕绝传，如今在日本悉昙梵文之学已经不仅限于佛教，乃至在日本的很多影视作品，动漫作品中常常有梵字的出现。很多大学都有专门的课程，这都是空海大师的贡献。

天长七年(830)，空海从梁顾野王的《玉篇》中，选出约1000字，分别以隶书编排字目，上冠篆体，下注反切与释义，着就《篆隶万象名义》(又名《篆隶字书》)30卷，成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辞书。又着《声字实相义》1卷，力图从密教的角度解释、探究语言、文字的实质，成为日本第一部极富哲理的语言类着作。

当然大师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将汉传纯正的密教流传下来，使得唐密在日本兴盛不绝。

历史上，光是天皇或皇子出家学习真言密教的至少就达到30代，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第一位出家学习真言密教的天皇就是宇多天皇，他算起来是空海大师【徒弟】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对，宇多天皇是第五，没错。

总之，弘法大师和真言密教，真是在这里说不完啊，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空海大师的事迹，或者高野山等。

附录弘法大师空海御真影

⑷ 简述佛教在日本的发展

日本佛教发展了，也变质了。
从三个教主都没说谎看世界三大宗教
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分为基督教，伊其斤兰教，佛教。

这三大宗教的信徒对他们的教主:耶稣，黑犬罕莫德，和释迦莫尼的定位是根据教主们自己说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三位教主是如何定位他们自己的。

耶稣说:我是上帝的独生子.我就是神.我是真理。
黑犬罕莫德说:我是安拉的先知.天使长向我显现，降下可兰经。
释迦莫尼:我是觉悟的人，我证悟了人生的实相。

我下面的分析是建立在这三个教主都没说谎，都是讲实话的基础上进行的。

1.三个教主不同的身份

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神。黑犬罕莫德是安拉的先知，释迦莫尼是人。三个人，三个完全不同的身份:一个是神，一个是先知，一个是人。

2.三个教主所言与真理的不同关系

耶稣是真理，是真理的本体。黑犬罕莫德是传话的，是被传授真理的。释迦莫尼是证悟真理的。三个人，与真理有着三个完全不同的关系:一个是真理的本体，一个是传授真理的对象或客体，一个是证悟真理的主体。

3. 从本体，客体，主体看可靠性

如果这三大宗教是一致的，不矛盾，也不冲突的话，那真是天下太平了。因为，有三个不同的身份的人，从他们与真理的不同关系来宣说，那就是很可靠和可信的了。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啊！

这三大宗教可以说是完全的不一致的，很矛盾，也很冲突的.那么面临这样的情况，究竟那个可靠呢？

我只想客观地来看看这个问题。

只要耶稣是讲实话，那么他说他是真理，他就是真理。也就是说，他所讲的就是真理，是与真理没有距离和误差的。那么他的话就是最可靠不过了。

黑犬罕莫德是传话的，是被传授真理的。也就是说他的真理是被传授而来的，是自称为天使长的传授给他的。我们是假定，黑犬罕莫德没有说谎，也是说实话，但这个假设并不能推出那自称为天使长的也没说谎。从这点看，他所传的可信不可信？对不对？就完全依赖于那给他传授的到底是什么身份？是不是讲实话了？

释迦莫尼是证悟真理的。也就是说他的真理是从他个人证悟而来的，他是证悟的主体，而真理在他的证悟中是客体的身份。一个主体要了解和掌握客体，除非主体是站在比客体更高的位子上才有可能。好比，人能了解和掌握计算机，因人是比计算机高超的。但反过来，计算机就不可能了解和掌握人了。

所以，释迦莫尼能证悟真理的前提是，释迦莫尼要比真理高超，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证悟到真理。否则，他所证悟的就不可能是真理，若说他所证悟的真理是一点点或一部份，那么只能说他真是有限的人，真理早已经存在了，究竟是何神所创造，究竟真理是谁，释迦莫尼仍没有向世人清晰解释。

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佛教的可靠性问题就可归于，释迦莫尼有没有比真理高超？

再谈：从三个教主都没说谎看三大宗教－－－－

先前我以三个教主都没说谎为前提来看三大宗教，但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改一下前提来看？一般情况下，若要说明我的前提不真的话，你至少要给出一个反例来推翻我的前提。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反例，我自己也没证据来说明他们说谎。从目前的材料，我相信三个教主都没有说谎。

但是，我们也不妨假设不同的前提，以此来反思一下。

对黑犬罕莫德，他说:我是安拉的先知。天使长向我显现，降下可兰经。
如果他说谎，你将无法解释可兰经的来历，因黑犬罕莫德没有受过教育，不会读也不会写。我觉得是有一位自称为天使长的向他显现，教他读和写。否则，黑犬罕莫德没有能力写出可兰经。所以，黑犬罕莫德不大可能是在说谎.

对释迦莫尼，他说:我是觉悟的人，我证悟了人生的实相。
对他所说的这句话，不在于有没说谎，而是在于他证悟的究竟离实相多远多进？说没说谎，对释迦莫尼所说的话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从他离家寻道的动机来看，我不认为他有说谎的必要。佛经对他本身的记载来看，他并不是宇宙真理的创造者，更谈不上他是真理，他只是在寻找真理。

而耶稣说:我是上帝的独生子、我就是神、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首先我们要知道，历史上的这位耶稣是被公认的，人类最高道德的典范.看看一些人对他的评价:

“我信主耶稣基督，他至善无比，他的教训乃是无上的圣道。”---富兰克林

“让思想文化继续发展下去，让自然科学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发展下去，让人类的才智任意发展下去，但总不可能超越基督的道德高原，正如在四福音中所闪耀的。”----歌德

英国文学批评家马太·阿诺德(MatthewArnold)说：“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了最高的道德水准。”

英国着名经验派哲学家洛克(Locke)说：“虽然许多人关于道德方面，写了许多书，但是终不及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的道德观念的崇高。”

法国自由思想家卢梭说：“福音书之纯洁高超，使我心折。”

举世闻名的大历史学家汤恩比(Toynbee)说：“耶稣基督是最崇高之道德目标，是至圣至善的超人。”

上述名人都是独具双眼，严格治学的人，决不轻易颂扬一个人物。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评论，应具分量。

所以，倘若这位耶稣被发现说谎话，谁还会佩服他所说的甚麽伦理道德呢？谁会相信一个说谎话的人会有高尚的伦理道德体系吗？

再来，耶稣的道德品格和他愿为宣称自己为神而死，令很多的人信服他不是在说谎。耶稣的谦卑无我的爱，他和群众充满智慧的交往，在当他被卖及钉十字架，承受极大的肉体及情绪压力时所表现的惊人自制及镇静，所有都指出他接触的是现实，表示他不可能是说谎者。

特别是从耶稣对于人类社会，有极深远，极巨大，难以估量的影响来看，如果耶稣所说的不是实话的话，那么你将面临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就是:谎言如何可以这么深远地影响和造福人类？

而佛教却是少数贫穷、落后、愚昧人的个别人生追求、爱好和文化修养而已，究其科学性、生命本相等实质来追究，却已经是在时间岁月的冲刷中，在逐渐走向消亡的自然宗教产物。而对这样不是真理的产物，一个追求永生、解脱的人又怎么能盲目跟从呢？！

⑸ 中日佛教文化的对比

中国佛教思想对日本文化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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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紫华 [2001-12-3 8:50:29]

据传说佛教传入日本是公元522年（继体天皇16年）。中国南梁人司马达等人来到大和（今奈良县），在高市郡坂田原结草庵建寺，安置佛像进行礼拜。这是日本民间输入佛教的初始。但当时人们不知佛教为何物，把它看作奇异的外来神而未予理会。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是552年（钦明天皇13年）10月，百济明王进献金铜释迦佛像一尊和经论、幡盖等。天皇应大臣苏我宿祢稻目的请求，将佛像授予他并试行礼拜。正巧当时瘟疫流行，死人很多，大臣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等上奏天皇说这是国神表示的愤怒和谴责。钦明天皇便派官员把供于苏我氏家中的佛像仍入难波的堀江中，放火烧毁伽蓝。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崇佛和排佛的较量，终于在公元596年由苏我氏之子苏我马子建成了法兴寺，佛教开始在民间流行。但是皇室一直持慎重态度，一直到舒明天皇11年（公元639年）才在皇宫内建立起百济寺。可见佛教和儒学传入日本时的遭遇颇不同。儒带拆学随着汉字汉文悉蚂、国家律令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进入日本，几乎没有任何障碍，但佛教却经过了一番血与火的斗争和折腾。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民族引进某种文化、宗教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其急迫的需要和固有文化的基本特点。佛教在移植日本的初期受到抵制有几个原因：
首先，日本当时的神道思想已基本确立，任何宗教都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所以佛教受到排斥。儒学是一种先进的理性思想和文化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适宜于日本社会生活现实的需要，儒学本身不具有排他性，其崇奉的“天地君亲”也正是日本神道自身所尊崇的对象。传入日本的佛教是大乘佛教，释迦牟尼已被视为大神，同时已有较系统的神系。就其功能而言，佛陀既有创世功能又有普渡众生至西方极乐世界的救世功能，这不能说不对神道教信仰直接构成威胁。神道教正是基于天皇和皇室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来建立起神圣的统治地位的，在功能上远不及佛教的圣人无比宏大，佛教的引进有损天皇的威望。
其次，佛教宣扬的人生哲学，尤其是消极厌世和出世态度同当时日本民族的思维水平和热衷于现实的生活趣味相去甚远。我们从《古事记》和《万叶集》的诗歌所描写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情趣的乐观态度以及对死亡的悲悯心理，就可以发现这种强烈的入世要求和文化心理同佛教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是格格不入的。
再次，佛教的出世哲学宣扬出家人“六亲不认”，出家即无家，无国无家，脱离社会政治与家庭责任，不崇拜佛陀以外的任何权威，例如中国佛教就有“沙门不敬王者”之说，这对于日本传统的血缘氏族亲亲感情和伦理秩序无疑是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同时，这种观念对于天皇制度建立伊始的中央集权的历史要求无疑也是一种挑战。
基于上述原因，佛教在传入之初遭受排斥和打击是必然的。但是，日本皇室统治阶级又面临棘手的问题：为什么被日本人视为先进国家和发达文化的中国其佛教却那么兴旺发达呢？在一切皆从中国蠢陆枣引进的背景下为什么不能引进佛教呢？当时日本上层的有识之士如圣德太子也都看到东方大陆上的印度、中国、高丽、新罗、百济等国都是佛国圣土，为什么日本不能引进佛教呢？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佛教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是日本引进先进的中国文化和技术时不得回避的问题。事实上，佛教对日本的农业文化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例如佛教宣扬惩恶扬善、轮回业报、道德自我修养、明心净性等无疑也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由于相信佛教有巨大的宗教功能，如“守护国界”“护国利民”等，所以佛教的引进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更主要的是，佛教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神异的宗教，神异力量无疑对任何人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惊奇感。佛教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奇异宗教的神异力量。“所谓神异，本体上说，乃是神通的显示。表现超人能力，这是属于奇迹般的灵感的东西，而灵感又是从瞑想中获得的。通是智慧的事情，尤其是指表现为智慧的、不可思议的言辞行为……但神通本身却是瞑想的重要内容。因为，神通伴随瞑想出现在具体的实践当中。神通具有一种特殊能力，它能使人获得最高程度的自由。……这种佛教意识，正是源于这种神奇的魅力。”（注：柳田圣山：《禅与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0-42页。）印度巴利文佛经《沙门果经》就描述了修行者通过禅定方式修炼到一定程度时，“这时的修行者就可以专心于各种神通，能够体验证实它们。也就是说，一身变多身，多身变一身；有时显身，有时隐身；穿墙透壁，如若无阻；步入山岭，如在空中；出没大地，如在水中；横渡河水，如履平地；空中垫座遨游，如鸟展翅；日月有神力和大威德，全部握在手中，直抵梵天的世界”。（注：柳田圣山：《禅与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3页。）这说明神通是智慧的作用或结果，修炼者神奇本领的获得，正是禅定瞑想的结果。佛教对于有萨满教传统及神道传统的日本人来说，其神异化自然而然地也同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惊奇感。但是，日本文化对佛教的引进是有所保留的，这就必然要对其筛选和曲解，以便更加适宜日本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需要。日本民族在对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宣教和实践中，对“戒律”的歪曲和废驰是所有崇信佛教的东方国家中都没有先例?，近代日本佛教几乎取缔了佛教全部戒律，把戒律严明的佛教变成了最自由的心灵的宗教，把佛教思维的直觉性同该民族诗性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这也是日本神宗和净士宗格外发达的原因之一。
佛教传入日本大致经历了引进、融汇各宗和独立发展两个阶段。
引进和融汇时期（推古天皇一平安时期，约公元604年－835年）：公元604年（推古天皇12年）圣德太子制定了“17条宪法”（政治原则），其中第二条强调“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化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其意思说佛教是一切有生命东西的最后依托，是万化终极规范，无论何世何人，无不尊崇佛教；佛教能把极恶之人教化归善。圣德太子自己认真研习佛经，写有佛教论着《三经义疏》（《法华经》，《胜曼经》，《维摩诘经》三经之义疏）。在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时期，天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播扬佛教：如率先启用留学中国的学问僧作为高级官吏；大化元年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大量修建建佛寺，专门拨给佛寺以土地；天武天皇还下令每家必设佛堂，以至到7世纪末，日本国就有了寺院540余所之多。这种以政令形式推行佛教的结果，使佛教从民间宗教变质为国家宗教和显教，不仅使佛教进入了日本的家庭，而且使其自然地同神道教传统发生融合。在圣武天皇执政的天平年间，佛教达到了极盛。这时大量的僧人不畏生死到中国求法，不少中国的佛僧也以超越生死的气度来日本弘扬佛法。这时期从唐朝系统地传入了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和律宗，史称“奈良六宗”或“南部六宗”。中村元指出“日本佛教是在中国佛教的支配之下发展起来的。日本佛教徒总是有意识地努力使他们自己的宗教与中国佛教相一致。”（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240页。）天平时期之末，最澄和尚和空海和尚入唐求法，分别在中国的天台山和长安的青龙寺带回去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在佛教思想上，他们已不再是依样画葫芦的单纯模仿了。可以说“平安两宗”开始了佛教日本化的进程。最澄的天台宗把天台、密宗、禅宗、律宗四宗加以融合。中国天台宗在哲学上主张“三谛圆融”及“一念三千”。所谓“三谛圆融”是指从认识论上看，认为事物本质的空无、假有、非有非无其实完全一致，都能达到对事物本质圆融的认识。这是针对其他派别分别从某一方面把握事物，并把这一方面的看法视为真理的谬见而发的。所谓“一念三千”是指宇宙全体（三千）其实都在一念（个体心中）之中。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可以修炼成佛的大乘佛教主张，从而得到了信众的普遍欢迎。为了有利于天台宗的生存发展，最澄还公开地耍起了“护国爱民”的功利旗帜，把佛教原来对立的四宗竭力调和起来。?种融和和包容精神，正是日本民族传统的思维方法，适应了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需要，因而得以光大。
空海在中国长安学得密宗。密宗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色（物质）和识（心，精神）构成，因此世界万物，佛和众生都是六粗大原素和心（精神）构成。宇宙的全部活动其实都是大如来的身心活动（身密）；宇宙中所有的声音都是大如来的口密；一切精神思维活动是意密；所以全部精神与物质的运动都是在“三密”之中。密宗主张只要修炼“三密加持”即手结印契（做各种规定的手势），口诵真言（咒语），心观（形象思维）佛尊就可以使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清净，只要做到与大日如来佛之身、口、心相应即可成佛。这就把佛教的修炼过程和方法大大简化，所以容易为信众接受。此外，空海强调念咒（口密）的特异功能，着有《声字实相义》，其中宣扬文字反映实相（对象），文字替代实相的作用等。这对于早就有萨满巫术宗教传统的日本民众来说，不仅容易理解接受，而且倍感亲切。
在佛教教义方面，与最澄，空海同步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类比附会的“本地垂迹说”，这是企图把佛教日本化的一种努力。所谓“本地垂迹说”的理论认为日本神道教的诸神乃是佛在日本的化身（权现），佛为了在日本拯救众生而以神道诸神的身分出现。这种“神佛同体说”的解释既符合佛教的普渡众生思想，又抬高了神道之神的世界性地位，促成了神道理论的建设。这种神佛调和的倾向是日本民族性中容纳精神的体现，也是佛教日本化的历史的必然要求。所以今天的日本人既参拜神社也同时朝拜佛寺而没有任何不自在的感觉。
独立发展时期（镰仓时代一安士桃山时代，1184年－1600年）：佛教在全盘引进时期紧紧依附政权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以最澄、空海开始融汇各宗教义以来，日本佛教的自觉性独立性逐渐显露出来，其表现是从政教合一转化为政教并立，对政权的依赖性减小了。平安建都以后，贵族势力日益强大，贵族生活荒淫糜烂，他们要求佛教为其享乐主义服务，为其荣华富贵的生活祈祷平安。贵族不仅希冀佛教保佑现世生活的安逸，还渴望来世的幸福享乐。因此，佛教同国家利益日渐疏远，而在时尚的要求下，佛教净土宗等开始繁荣起来。日本佛教在这一时期开始显露出极鲜明的实用主义，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只要适宜现实需要，就加以利用，而远离日本社会现实需求的就弃之于旁，例如，具有相当哲理思辨性的唯识宗就从未受到日本佛教学者的青睐。这种结果必然是融汇趋势的增强，融汇的结果也就必然产生最适宜现实需要的新理论新宗派。这一时期前段，日本佛教寺庙开始脱离城市建筑到远山之中，出现了所谓“山岳佛教”。日本佛教的独立自由性在建寺地点上，在融汇各宗各派的观点上，在迎合现实需要方面都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日本佛教的本土化或民族化。
日本佛教本土化的标志是净土宗和禅宗的兴旺发达及世俗化的趋势。这里，我们重点谈谈净土宗和禅宗为什么会在日本风行以及日本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日本民族性的特点加以讨论。
净土宗又称莲宗，由中国东晋高僧惠远所创，因其在庐山东林寺所结白莲僧团而得名，是中国佛教重要的宗派，经过南北朝的孕育和发展，到唐代达到鼎盛。净土宗所研习的经典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经生论》，即所谓“三经一论”。该宗认为，通过净心修炼最终可以往生到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净土，永脱轮回。净土宗的修炼方法，除遵循佛教的一般处身原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外，最根本的是“一心念佛”，这就是所谓的“念佛三昧”。净土宗强调信众第一要信念坚定，第二要发愿，第三要实行；这“信愿行”三者在佛门中叫做“净土三资粮”。惠远施行的是佛教传统的观想念佛，所谓观想念佛也叫做观相念佛，定中念佛，指在修持禅定的过程中思念阿弥陀佛的形象和净土诸经中描写的西方极乐世界中的美妙景象。无疑，这需要相当强烈的想象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唐代净土宗的第二祖善导大和尚为了弘扬本宗，在修行方法上更简化为印度佛教早就有的“称名念佛”即口称念佛，就是要信众不断地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诵“南无阿弥陀佛”，也能在死后前往西方佛国净土。
善导所倡导的“称名念佛”方法更简单易行，更容易为日常繁忙操劳的民众所接受所施行。因此，净土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各宗派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宗。基于同样的原因，净土宗对于大多数不懂汉文，不能念诵佛经的日本民众来说无疑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对非常讲究实用功利性的日本民族来说，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同高天原一样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在平安末期净土宗在日本天台宗僧人源信的倡导下很快风行起来。不仅如此，日本各宗派在信守本派宗旨之时，在修持上也都开始采用“称名念佛”的简化方法。
中国佛教禅宗在奈良时代开始传入日本，但无大的影响。至承安初年（1171年－1174年）睿山僧觉阿入南宋，从佛海禅师学得临济宗杨歧禅归国，建宗名“达摩”。以后日本名僧荣西（1141年－1215年）两次来宋，得黄龙派虚庵禅师之传，归去后创日本“临济宗”，大力传播禅宗教义，并着有《兴禅护国论》。此后入宋的佛僧几乎全部接受禅学。宋元之交，一些南宋禅僧流亡日本，如临济宗名下的名禅师兰溪道隆就受到嵯峨天皇的礼遇，敕赐“大觉禅师”号。这样，“宋代的禅可以说象洪水一样涌进日本。”（注：柳田圣山：《禅与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6页。）室町时代广大僧众都争相诵读《临济录》和《碧岩录》、《无门关》等禅宗着作。禅宗佛学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究其原因在于禅宗的世俗性、现实性、心灵的自由性和实现人生终极目标的直截了当性。禅宗同净土宗一样适应了日本民众的文化心理，切合了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所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唐宋时期禅学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渗透、对绘画艺术创作和画论的渗透、对中国武术的渗透等，都直接影响到日本文化。禅宗尤其赢得了日本武士阶层的崇敬与欢迎。禅宗为什么在日本会对武士阶层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甚至被称为“武家佛教”呢？这大概有如下原因：
第一，佛教禅宗武术所具有的神异力量。禅宗依然是佛教中的一宗，人们信仰佛教超现实的神秘性，尤其是传说在禅定修炼中能获得超凡的神异力量，这无疑对以习武为业的日本武士们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中国佛僧习武的传统及取得的成就肯定对日本武士阶层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中国佛僧习武的历史绵长。史载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六年（446年）在平息卢小胡、盖吴起义时，就在长安一佛寺发现寺中藏有兵器，怀疑寺僧同盖吴勾结，便大怒而诛杀众僧，这说明当时寺院有习武之事。以后在隋末又有少林僧众协助秦王李世明而敕封奖谕、勒石纪功，其碑尚存。以后中国武林中就有谚语：天下功夫出少林。这说明，禅法同武术结缘很早。少林武术讲究气功、养生、炼气、意念，把印度瑜伽术同中国古代武术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传说少林武术功夫能以内气百步击倒人而不觉察；能在水面上如平地般行走；可以一指击人致死；可以练就不怕暴力击打的“铁布衫”功夫及飞檐走壁等等神异能力。这些传说中具有神异魅力的禅宗武术无疑对于内战连绵的日本武士们有极大的诱惑力。
第二，禅宗所宣扬的直截了当简便易行的修行手段，对于没有文化的日本武士阶层来说是获得神奇力量的最便捷之道。禅宗不立文字，没有繁难的汉文经典，就修炼方式来说也不讲究对佛经经典的学习，而只求以平常心在行走坐卧、谈笑风生中去领悟武术的奥秘，以随缘任运的态度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中体悟搏击技巧。这对于普通没有文化知识的日本武士来说，是获得神异力量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第三，禅宗了悟生死的超脱态度符合日本武士的尽忠心理及培养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由于各领主之间战乱频繁，因此各领主都拥有大批武士。武士信奉中国伦理的“忠”、“信”、“义”精神，但武士的忠义不是对天皇对国家，而是对供养其生存的领主。禅宗也宣扬生死轮回和灵魂不死的佛教教义，禅宗主张在顿悟中，参悟生死，达到无生无死的涅pán＠①境界。例如，中国武术典籍《少林宗法》第一篇中就写有：“参贯禅机，超脱于生死怖畏之域”的思想境界为武术的“极致所归”。在佛教教义的感染下，日本武士注重培养视死如归的无所畏惧的“无我”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国家神道的鼓励下，转化为坚韧狂热的“武士道”精神。
第四，禅宗宣扬的直观顿悟有利于培养武士的直觉力和思维敏锐性。直觉顿悟只有在精力高度集中、无我忘我的思想状态中才能得到激发。它不依赖理性与思索，而是靠训练的基本功在随缘任运的自然放达的状态中获得，中国禅宗称这种自由旷达的精神状态为“平常心”、“无住心”，日本禅宗称之为“不动智”。日本济庵宗彭在其武学名着《不动神妙录》中认为，“不动智”是武士立身之本，为拳术的关键。“不动智”不是不用智，而是指精神思想不僵固执着于某一方面，而是指精神思想前后左右、四方八面流动而“无停留处”，这也正是在任运自如中处处用心的意思。所以“无停留处之心”被日本武士尊奉为“神魂”。该书说：“心之置所，言心置何处。心置敌身之动，则心为敌身之动所取；心置敌之刀剑，则心为敌之刀剑所取；心置我刀剑，则心为我刀剑所取；心置不被砍杀之所，则心为思不被砍杀之所取；心置对人戒备，则心为对人戒备所取；盖言之，心无置所。”（注：转引自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504页。）日本流行的禅话《剑的滋味》中讲述了日本着名武士柳生又寿郎学剑于名剑手武藏的故事。柳生向武藏学剑道，武藏先让他安下心来作忠诚的仆人，树立十年学成的耐心。三年之内，每天只要他做饭、洗碗、铺床、打扫庭院、管理花园，只字不提剑的事，不许碰一下剑，目的是让他放下驰求心。之后，在柳生干活的当儿，武藏出其不意地时以木剑向他一击，使他早晚都得时刻品尝遭剑击的滋味，念念都在警觉之中，如此用心，终于悟出了个中三味，遂成为全日本最精湛的剑手。所以日本柳生派武术着作《活人剑·无刀之卷》说：“不杀人，我们以不被杀为胜。”（注：转引自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武士们极力使自己获得超常的敏锐的直觉感悟能力，即技巧以外的神异能力。这种直觉感悟力很接近心理学中的“第六感官”能力，它不是依靠思维理性获得，而是来自于职业的本能或者说是先天的敏感。
“在武家时代那一种真创的斗争社会中，坐禅、剑术、柔术，都成为斗争的精神训练的要义，而禅定可以变为军队的最高统率，创术的最高秘奥，战斗的最高策略。无论你自己说是怎样高明的禅师，要在‘战斗’和‘死’的考试上不落第，才可以算为初等及第。”（注：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从总体上说，禅宗所提倡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通过坐禅得道等，这些很适合武士克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取得了武士的信仰。如果说旧佛教是公家（皇室）佛教，那么它就是武家佛教。”（注：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6页。）
但是中国佛教的任何宗派在日本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形，这种变形正是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必然对外来文化所作出选择、扬弃、吸收的结果。日本佛教从尊崇自然人性出发，对中国佛教的种种戒律进行了全面的“废弃”，也就是以自然人性排斥佛教的禁欲主义。
日本民族传统非常尊崇人类的自然天性情欲，在伦理上和制度上从不压抑和约束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儒学家太宰春台(1680-1747)“把自然的人的感情称为真情，他列举“好恶、苦乐、忧喜之类”都作为真情。他认为：“无人无此等感情。大人小人，贵者贱者并无多少差异。又父母妻子恩爱之情，贵贱无异。此等感情皆出自人之天性至诚，绝无虚伪，故称之为真情”。“天性乃人与生俱来之本性。不待教导，无须学习，不用勉强，无思无虑，自然而然之事，皆天性之事。此即名为诚。”（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所以中村元说：“在充分满足人的欲望与感情这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日本佛教的主要倾向。整个说来，日本佛教倾向是享乐主义。例如，祈祷仪式实际上成了平安时代的贵族享受现世快乐的一个机会。‘春天就在眼前，梅花的芬芳轻轻飘来，与竹林深处传来的清香混合在一起，使人觉得好象已经身临活生生的佛陀的国度’（《源氏物语》）。对他们来说，现实世界上的一次佛教集会就已经是极乐净土了。”（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例如，日本人就把佛教追忆和崇拜祖先的盂兰盆会改变成为全民族在夏日举行的重大节日。至今，在盂兰节日中大家高高兴兴载歌载舞进行狂欢。这种自然主义直接导致了佛教戒律的废驰。唐僧鉴真曾使日本佛教确立了严格的戒律，但随着时间推移，“戒律之正法被人忽略了。中古以降，受戒已名存实亡，来自各国（日本地方设国、郡、里——引者注）的人聚集在一起只不过是在寺院的戒坛周围闲逛而已。他们对大小戒律一无所知，他们也不试图去辨别一下什么样的举止行为是违反这些戒律的……持斋持戒的人完全绝迹了。戒律的废驰在净土宗教徒中间特别盛行。‘那些专念阿弥陀佛的人说，他们玩围棋、双陆并不违背任何对他们的教导。私通和吃荤也并非往生净土的障碍。末世持戒是市中之虎。那应该为人所恐惧，为人所僧恶。一个害怕罪行和畏惧邪恶的人肯定是一个从不相信佛的人’。法然(1133-1212)所传布的净土教学说完全无视持戒与破戒之间的区别。它只强调念阿弥陀佛。‘如果一个吃鱼的人可以往生净土，那么一只猿猴就肯定可以往生净土。一个人吃不吃鱼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念阿弥陀佛的人是注定要往生净土的’……‘明治维新’以后，实际上佛教各宗都舍弃了戒律，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日本佛教以自然主义态度废驰戒律之后，佛教众僧都饮酒、聚妻、做生意、置财产，同世俗民众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尤其在两性关系上，不仅放荡而且有理论主张。例如平安时代末期出现的异端邪教立川流派就“把男女性交的阴阳之道与即身成佛的秘密教义看作一回事。这些放荡乱伦的秘密仪式从镰仓时代的初期到中期在各处流行……与立川流派同样的倾向也出现于净土教中。这种倾向的一个例证就是所谓的‘相继开会の一念义’（保证遵守一念义的那些人得救与赎罪）。这种教义宣讲如下：‘所谓一念即意为两个人一条心。男女二人合二为一，都感到愉快时，他们齐声念一遍南无阿弥陀佛；那就是一念义的意思。因此，那些仍然单身的人们，害怕他们不能往生净土，就得找到自己的伙伴’。”（注：日本《念佛名义集·净土宗全书·10》。）甚至日莲宗也认为“特别重要的法门在于两句话：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pán＠①。正当男女交会之时，吟唱南无妙法莲花经——那正合乎我们所说的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pán＠①。”（注：日本《四条金吾殿御返事》。）“德川时代的各种文艺作品显示，一些本来表示佛教各种神圣观念的词汇，竟然被用来作为暗示淫乱放荡场面的隐语。这种亵渎宗教神圣性的例子在印度和中国都是从未见过的。恐怕是日本独特的现象……这种态度使日本人认为，他们肯定自然的情欲和废弃戒律并不一定意味着舍弃道德秩序。”（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佛教对日本民族的想象力、直觉领悟力和审美思想中对意境、意象的追求，对空寂、闲寂、枯瘦、幽玄美学思想的形成，对以禅喻诗、对自然万物的有情众生的情感等都有极大的深化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无论佛教的渗透多么强烈，也不可能改变日本民族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人生态度，正是这一基本民族因素，形成了日本民族审美思想的独特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般下加木

（原载《咸宁师专学报》1998年4期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导

⑹ 日本向世界各地传播了各种本民族的文化科技；可为何惟独没有向外传播神道教

因为神道教本质上就是原始萨满教类型。不像佛教，基督教等世界型宗教，神道教并没有经枣码乎典可凳悉寻，可勉强称为神模衡道教经典的是《古事记》与《日本书记》两部古书。所以理论太差，根本没法在不同的文化传教。

⑺ 为何佛教能传到日本而道教却没法传教过去呢

因为日本本身固有的神道教，对中国道教在日本的弘传是有抵触的。

所以说佛教可以传到日本，而道教没法确定地位是由政治原因，也有不能被当地人重视反遭抵制有关。

⑻ 为什么在日本，佛教……

佛教是外销慧来宗教,神道是岩高本土宗教。
抛开政治因素，对亏枣答于一般日本人来说，佛教和神道的地位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佛教在中国是“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⑼ 举例说明儒教佛教神道教对日本文化影响

佛教。
第一是佛教很大程度上影响野衫高了神道教，所以神道教虽然是现在日本最普遍信仰的宗教（百分之55的人信仰），但是还是利塌空用了佛教的本尊（比如荼吉尼天）。
第二是儒教对日本文化的贡献已经几乎无存了，当然在某些学校还存在，但是儒教并不属于正规意义上的宗教，要知道日本很多学校都是宗教机构创办的。
你可以参考三教指归，日本空颂尺海着。

香港吉缘堂

⑽ 谁把佛教带到日本 日本的佛教

日本佛教，北传佛教之一，经唐朝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公元六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其间曾引起正反两派不同意见的争执，自此开展日本佛教史新页。日本佛教的发展、演进，可略分为：飞鸟时代（公元546年至公元645年）、奈良时代（645至781）、平安时代（782至1192）、镰仓时代（1192至1333）、室町时代（1333至1600）、江户时代（1600至1868）、明治维新之后（1868至现今）七个时期。
飞鸟时代
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归功于圣德太子的推展，在他摄政的三十年之间，下诏兴隆佛法，创建寺院，亲自宣讲佛经及着疏，遣使入唐，将自朝鲜传入中国文化的途径，改为由日本直接与隋唐文化的交流，并以佛教为国教。推古三十三年(625)，高丽沙门慧灌抵日，弘传三论，开日本三论宗之始，门下俊杰甚多，三论便成为此期佛教的主流。另道昭入唐(653)，从玄奘大师习法相，为日本法相宗的初传。综观佛教于此初传期间，得到国家的保护，唯当时社会仍多以求神的心态奉佛，尚未进入真正的慧解与行持。
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祐民。有圣武天皇热心推展佛教，兴建壮丽宏伟的东大寺，铸造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并请唐鉴真大和尚设坛授戒，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华严思想，以体现其政教合一的理念。本期佛教学风鼎盛，主要宗派有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律宗和华严等六家，即所谓“奈良六宗”。各寺大多诸宗并存，研究者也数宗并学。唯其中以华严宗受圣武天皇的重视，具有优势地位。又法相宗人才辈出，成为本期佛教思想的主流。其他方面如写经、佛教文学、美术等，也同时盛行。综观此期佛教，着重人间性、国家性，并有学术发展的特色，在教理上传承于中国，尚无新论。

平安时代
平安前期的佛教，以最澄和空海从唐朝传入的天台及真言宗最盛。最澄入唐，兼学密、禅、戒各宗，日本佛教因此具有复合性，融和而成日本特色的天台教。空海着有《辨显密二教论》，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论书。至此，日本佛教已渐脱离中国的范畴，而发展出民族化的佛教。另在最澄及空海度唐前后，许多僧侣亦同时至中土求学，即所谓“入唐八家”，也闻名古今，所学皆与密教有关。因此，平安前期的日本佛教，可称为密宗的兴隆时期。又本期佛教深受贵族们所信仰，因此贵族青年皆以出家为风尚。

平安中叶之后，贵族与武士间的矛盾严重，佛教为保护寺产，征集武士为僧兵，于是佛教僧侣涉入了日本政治漩涡，奈良六宗衰微，末法思想产生，但也因对末法的警觉，佛教开始出现新的宗派。首先出现的便是含净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上人与惠心源信为代表。因此奈良时代国家性、学术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便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

镰仓时代
平安末期经过惨烈内战后，由源赖朝于镰仓设置将军幕府，开展了镰仓幕府时代，亦拉开日本武家专政制度的序幕。在佛教方面，新兴宗派纷纷出现，奈良六宗亦有复兴之势，新旧佛教之间产生多元化的互动与影响。依发展时间先后约分三期。

第一期：1.法然(源空)提倡以称名念佛为主的净土宗；
2.荣西提倡兼融台、密、禅的临济宗；
3.慈圆中兴天台宗、贞庆中兴法相宗。

第二期：1.明惠提倡华严宗的“信满成就”论；2.亲鸾创立以信心为本的净土真宗；3.道元倡立修证一如的曹洞宗。

第三期：1.日莲提倡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为证悟之本的日莲宗；2.一遍强调以一心念佛为主的时宗。

净土宗与净土真宗两派，信仰人数最多，为日本最普遍的宗派。因此，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说是日本本国化的佛教。日本佛教在镰仓时代是一个转变时期，新的改革运动使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历史上展开新页。

室町时代

由于社会动乱之故，佛教亦由鼎盛而至衰微。唯有禅宗因武士的归仰及其“明心见性”的宗旨，所以能在战祸中一枝独秀的盛行于社会各阶层，也因此产生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花道、书道和剑道。又禅宗高僧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崇和拥护，也自然推动了“禅”的盛行。这时期最被推崇的是确立“五山文学”地位的梦窗国师与大灯国师。另外，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宗派，皆在创始人圆寂后，因思想正统之争，而逐渐分裂成许多派别，但仍受到许多农民信众的护持。室町末期，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佛教形成两种不同的形势：一是与武士联合以适应环境的真言、天台等宗；另一股力量则结合被压迫的民众，如农民及下阶层人，以争取有利形势，如净土真宗及日莲宗等即是。

江户时代

战国时代的动乱结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为使日本减少外国的压力与内部纷争，颁行“锁国政策”，以禁止耶稣教及其他容易引起动乱的活动，佛教与其他文化因而能在稳定中持续发展。德川家康是净土宗的信徒，因此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他颁布“寺院法度”，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又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由于法度的限制与寺檀的建立，寺院僧侣的生活获得了保障，但也导致佛教发展的停滞。

本期佛教有隐元隆琦禅师(1592－1673)从中国应邀至日本创黄檗宗最受瞩目。“黄檗宗”与临济、曹洞二宗并称，为日本禅宗第三大派。整体来说，本期的法度制度，是奖励学问的，然在思想方面却受到限制，因此在佛学研究上并无特殊表现。反之，江户末期，儒学与国学却积极推展，此时日本神道也应时复兴，但是受到“废佛毁寺”的影响，佛教又进入黑暗期。

明治维新至今

孝明天皇庆应三年(1867)，将大政奉还，第二年开始“明治维新”。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1868)颁布“神佛分离令”，以神道教为国教，又以种种理由，迫令僧侣沿用俗姓，甚至鼓励僧侣食肉带发娶妻。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发起“护法一揆”(团结一致)运动来反抗，才获得停止，但有日本净土真宗受其影响。至福田行诫、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驱，以世界宗教大势，评驳政府的宗教政策，又有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岛地默雷等大力宣导宗教自由立场，终于在明治二十二年通过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定，佛教至此才得以渡过困厄时期，进入新的时代。

明治二十年前后，自由研究佛学的新风气普遍展开，佛教大学的建立、经典的整理，以及佛学辞典的编纂发行等工作，更充实了日本现代佛学的内容。而在信仰方面，已经脱离中国佛教型态与观念，并且在日本文化酝酿下的佛教也已普及于民间。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更是蓬勃发展，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极为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