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敢带两封国书

Ⅰ 明太祖朱元璋给日本下了封国书，看看日本是怎么回复的

作者 逐浪人生

明朝初年，倭寇多次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明太祖朱元璋又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便命令礼部拟定一封国书给渣燃日本：“王居沧溟之中，传世久长，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王环海为险，限山为固。妄碰卖自尊大，肆毁邻邦，纵民为盗。上帝将假手于人，祸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与王。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嫌之源乎？”

明太祖朱元璋给日本下了封国书，看看日本是怎么回复的？

日本国不甘示弱，也回了一封极其强硬的信：“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干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

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如吵虚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

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日本国面对强大的一方，不亢不卑，这种气度和骨气，很有唐睢不辱使命的魄力！而这本来是中国春秋战国以来所积淀的民族气质，却被日本继承和发扬。除了这种气质之外，如果去掉“倭”等特殊词语，很难看出是出自日本人之手，文中所用典故、行文方式与中华无异。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等等，信中可谓是字字珠玑，常有令人击节称赞之处。日本国深得中华文化之精髓，只是不知道现在日本人回望历史的时候，会作何想法？

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国的了解，还停留在书本上，甚至电视剧里。因为近代的侵华战争，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仇恨淹没了理性看待日本。今天的日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

Ⅱ 元日之战——一场由忽必烈主动挑起的战争

忽必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之后的又一着名蒙古族领袖，带领着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悍的蒙古铁骑南征北战，最终称霸亚欧大陆，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地域最辽阔的王朝大元王朝。大元朝刚建立，他就对日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动了对日本的战争。

与其它几次中日战争不同，这场战争是中国军队漂洋过海进攻日本本土的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以侵略者的身份进行对日战争的，由于元朝时的中国是蒙古族当政 ，所以日本称这次战争为“蒙古袭来”。

【背景】

忽必烈在灭金以后，于1260年在中原即位称帝，与南宋政权分庭抗礼。

蒙古族是一个在草原上成长起来的剽悍民族，崇尚的是武力征服，建立政权后便要求周围的国家和少数民族向其臣服。中国的周边国家慑于元朝的武力，很识相的纷纷与元朝遣使通好，唯独日本是个例外，没有任何与元交好的实际行动。这是霸道惯了的忽必烈所不能容忍的。

其他国家都识时务，怎么就出了你这个例外呢？

1266年，忽必烈派遣使者在高丽官员的陪同下携带国书出访日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求日本迅速派遣使臣前来通好。

忽必烈在国书中对日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允许日本以平等国身份与中国交往，而且声明只要日本遣使通好，中国将与日本加强贸易往来互通有无，也可以给日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最后又以如果日本坚持不通好那就要对日本用兵进行恐吓。

这封国书话说的在情在理，也给足了日本面子。忽必烈认为国书一到日本必会马上遣使通好，正常的国家统治者也会顺应时势遣使通好。可是忽必烈这次错了，日本此时的统治者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根本没按正规套路出牌，对元朝国书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镰仓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国内已是军人掌权，常年习武的武将们与知尺嫌如书达理善于心计的文官不同，他们一般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此时当政的北条时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狂妄自大惯了，根本没仔细考虑与元通好的利弊，就将忽必烈的通好要求给一票否决了。忽必烈国书末尾的恐吓更是激起了北条时宗的好胜心，他心说就不与你通好，我气死你，你要敢来打我我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我还怕你不成，你瞧瞧这想法多孩子气。

就这样，忽必烈的第一次遣使通好失败了。

忽必烈不甘心，于1668年再次遣使来日本，可日本方面仍然无动于衷，给忽必烈的答复也更具讽刺意味，说根本就没听说过蒙古国还谈什么通好。

都说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往往越想得到，忽必烈此后或遣使或通过高丽或发送信件，三番五次的与日本方面沟通，能使出的方法都使了，可是日本是油盐不陵启进，均采取不予以理会的态度，反而加强了本土的防御准备抵挡元朝的进攻。

忽必烈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向来都是别人跪拜自己，今天自己主动示好却热脸贴到了日本的冷屁股。

忽必烈怒了，他认为日本小小岛国的无理伤害了大元王朝的自尊心，老虎不发威你拿我当病猫是不是，于是决定教训一下自不量力的日本。

征日战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了。

要我说忽必烈和北条时宗都是思想上很极端的人，过于争强好胜。

忽必烈的完美主义心理太强了，这在现代心理学上应该叫强迫思维。这和有洁癖的人不能容忍一点点细菌而反复洗手是一个道理。日本不通好忽必烈并不会少块肉，对元朝的发展和名誉也没什么影响，但忽必烈心理上无法承受这一所谓的污点，非用极端方法解决问题。

北条时宗更像个心智不成熟的孩子，他不去理性思考与元建交的利弊，也不去想与元朝通商的好处，而是直接赌气产生你来打我呀我还怕你不成这样的想法。

所以说日元战争是忽必烈和北条时宗两个犟种拿数万士兵的生命开的一次玩笑。

【第一次出征】

1274年，被日本的无理激怒了的忽必烈决心发动对日本本土的侵略战争，他要动手了。

对于这次战争忽必烈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打仗可不是儿戏，战略上没把日本放在眼里，但在战术上还是要重视对方的。

忽者者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船900艘，限期完工，否则严惩不贷。

高丽王知道忽必烈不是好脾气的人，不敢公开违抗他的命令，但忽必烈交给的任务实在艰巨，弄得高丽百姓怨声载道，就是起早贪黑也完成不了上面安排的任务，不敢明着理论就只能暗中玩手段了，于是高丽人在造船时偷工减料，造出的船只根本不符合出海航行的要求，这为征日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这样的船出海遇到大风浪不翻船才怪。

好在元军都是旱鸭子，不精通水战，对造船技术更是一窍不通，因此高丽王才用不合格产品瞒过了忽必烈。

高丽国造好船只后，各路军马和粮草也都已准备完毕。

10月3日，由大将忻都、刘复亨等率领的蒙汉高丽大军共计3.23万人从高丽出发远征日本。

16日，远征军逼近了日本沿海岛屿，日本虽然也加强了沿海的防御，但由于日本岛可登陆的地方太多，兵力布置分散，不可能将沿海地区都严整布防，因此日军在与元军遭遇后只能仓促应战，日军首战告败，几百武士丧生。

20日，元军在日本博多湾一带强行登陆，双方在沿海一带展开了攻防战。

日军这时使用的还是中国三国时期的战术，画面中出现的也像三国演义中的镜头。双方在排兵布阵后，日本武士队伍中冲出一个武艺高强的武士来我军阵前叫阵，大喊谁来战我，幻想在斩杀元军一名虎将后大队人马随后掩杀过来将元军一举击溃。

这个时候的中国可不是三国时期了，元军对于日军的叫阵根本不予理睬，元军将士心中暗笑，这二货，都什么年代了还玩单挑。

日本武士见挑衅不成，大怒之下率领日本武士掩杀过来，这回元军开始动了，放箭的放箭，开炮的开炮，击鼓的击鼓，一切井井有条的进行着。

日本武士虽震惊但还没有被吓傻，可是战马受不了这惊吓，它可不懂什么军纪，凭动物的本能调头逃窜，日本武士也往往在战马调头之时就已经被弓箭射中落于马下。

日军根本抵挡不住元军步炮骑箭的多兵种联合出击，与元军的战斗是一触即溃，胜败立见。

日军战败不是偶然，中日双方的战斗力有天壤之别。

先说说中国方面，在蒙古人、汉人、高丽人组成的联合大军中，蒙古军队的战斗力是最强的。

在草原上长大的蒙古汉子在军事上本身就很有天赋，一个个都是标准的军用体格，加上他们受过忽必烈严格的军事训练，因此个个骁勇善战，骑兵更是有踏平千里之势。

战术在当时来说也很先进。每次与日军对阵都是击鼓鸣金，鼓噪前进，这使日本的战马很不习惯，往往人未战马先怯，像发疯一样掉头就跑，这使得日本军队阵型大乱，给了元军很多可乘之机。

元军的弓箭很有杀伤力，射程近二百步，可以射穿日军的重甲，而且箭头上涂有剧毒，被射中后神仙也救不回来。

最让日军胆寒的是元军的火药武器铁炮，绰号震天雷，是元军攻城的常用武器，在当时是无坚不摧，那大炮的轰鸣声直接将日本武士军队吓尿了裤子。

再看日本武士军队。当时日本虽然是幕府掌权，但幕府控制的军队并不多，打仗时他还要依靠那些由庄园制发展起来的地方实力派们，日本与元军交战的部队也是地方上拼凑起来的地方武士军队。

他们几百人一队，由不同的领队人带领着来参战。这样的部队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有的武士部队很能打，但总体上说军队战斗力是弱的。

因为他们像一盘散沙一样各自为战，根本就没有凝聚力，从而也就发挥不出战斗力。武士们又崇尚一对一战法，不讲究团队合作，因此更成了散沙中的散沙，这样的部队哪里是元军的对手。

元军在作战中整体气势上是压倒日军的，可不幸的是当日战斗中元军大将刘复亨在亲临前线指挥时被日军射中，主帅受箭伤后元军气势受挫，指挥部决定撤至船上休整。

天有不测风云，谁料想元军休整当夜刮起了台风，高丽制造的不合格产品害了大家，元军200多艘船只被风浪摧毁，半数将士都出师未捷身先死。

元军将领认为这属于天灾，非人力所能制之的事情，军队也减员过半，已经无力再战。元军统帅只能下令剩余船只撤退回国，元军第一次征日战争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第二次出征】

皇帝地位虽高但毕竟只有一双眼睛一对耳朵。元军统帅回国后以入其国败其兵的捷报上报忽必烈，忽必烈信以为真并犒赏三军。

忽必烈第一次侵日其实只是想吓唬一下日本，并没有灭它的决心，他得到的是中国军队战胜的好消息，从而认为日本经过这次教训应该能变得温顺了，于是再次遣使赴日以求日本通好。

北条时宗得知元史到来后大怒，为彻底断绝忽必烈通好的念头，将元朝使团一行三十余人全部斩杀，北条时宗这么做有两个不是目的的目的，一是为了跟忽必烈斗气，二是显示自己的武家风范。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他的这种行为我们只能用目光短浅或年少轻狂来形容。他的目的达到了，他确实彻底成功的激怒了忽必烈，但同时也为他的垮台埋下了伏笔，战争是最劳民伤财的事情，他的统治就是在忽必烈二次征日后没落的。

得知日本朝廷斩杀元史后，忽必烈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在1279年灭亡南宋后，决定增派精兵强将再次远征日本。上一次如果只是吓唬一下，还没有斩尽杀绝的意思的话，这一次可是下了狠心要踏平日本岛了。

1281年，出征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元大军十四万人兵分两路杀气腾腾的奔日本列岛而去，这一次从兵力上我们就能看出忽必烈灭亡日本的决心。

七月初，两路元军在日本平户附近胜利会师，七月下旬到达了日本达鹰岛。我军先头部队和守在此地的日本水军进行了短兵相接，直到我军主力到来后日军才撤退上岛。

可是在即将大举进攻达鹰岛的七月三十日夜，不知是偶然还是命中注定，元军船只再次遭到了台风袭击。

元军将士缺乏海上知识，已经看到台风将来的预兆而不知靠岸躲避，遭到台风袭击后大部分船只沉没，元军也再一次不战自败，蒙古军的损失最为惨重，军队死伤过半，船只大多被毁。

元军统帅虽然觉得窝囊，但见失了锐气也无心再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元军收拾残余兵力仓惶撤退。由于船只大多被毁，不能全建制班师，约三万元军士兵被丢弃在日本岛上，他们遭到了日军的围剿，大部分被杀害。

第二次征日战争就这样在大自然的作怪中宣告失败，不知是元军的点子太背偶遇了台风还是船只不具备航海能力才遭此横祸？可以说两种因素都有吧。

总之两次征日战争都失败了，日本也躲过了一劫，要是没有“神风”的帮助，日本可就危险了，因为凭当时元军的实力灭亡日本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可惜历史不能被假设。

本文由周传琦申请的搜狐自媒体“趣味历史大讲堂”账号发布 2017年2月15日

Ⅲ 日本封国，怎么回事

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当地时间11月29日上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日本将禁止所有外国旅客入境。原则上停止外国人新入境。此规定11月30日生效至月底。此消息一出反对声支持声一片哗然。

日本早先在11月8号放宽入境限制，允许持短期签证的商业方面访客、留学生、技术实习生在提交疫苗接种证明和活动计划书的条件下入境。时隔几天又宣布30号全面封境，全社会一片哗然，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日本再一次封国呢。新冠病毒又变异了，比德尔塔更严重的奥密克戎毒株在南非发现之后，日本已经确诊第二例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目前奥密克戎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形势严峻。

研究人员发现变异毒株传染性更强，速度更快。南非卫生专家2日发布的一项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引发的二次感染的风险是德尔塔毒株和贝塔毒株的三倍！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因没有及时制定入境日本的人员政策，致使日本疫情大规模扩散，导致日本政府一度因为控疫不及时而遭民众批评。有报道称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吸取教训，及时作出关闭国门的决策。最大程度的控制变异毒株的传播。此项政策一推出，支持反对的声音都有，世卫组织批评日本封国“难以理解”。

此次变异毒株的出现，发展传播速度之快让很多国家都做出了反应，奥密克戎在南非被首次发现之后，最后在多个国家内都发现了变异毒株的案例。除了日本，欧洲一些国家也已经传来了要封闭机场的消息。但是也有人最封闭机场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瑞安称，通过病毒检测及入境后的隔离政策就会降低旅客传播病毒的可能性，而只看是不是本国国民来决定是否让其入境的举措是矛盾的，从公共卫生观点来说没有道理。

目前来说阻断或者减少变异毒株的传播，虽然封国是一种措施，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措施，但是这样会给经济带来创伤，也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负担。

另据日媒1日消息，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各个航空公司到12月末为止，暂停所有入境日本的国际航班，为期一个月的时间。2日，首相岸田文雄为入境防疫政策导致的混乱而道歉，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齐藤铁夫也对此表示道歉。

Ⅳ 最早小日本是怎样踏入中国的

您好，历史上是中国先踏足日本的。
秦朝时期，方士徐福带领童年童女和能工巧匠三千之众东渡日本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到达日本后由于海上风浪大无法返回，只好留住在日本，与日本当地的土着民族通婚，繁衍生息以至于今，所以从秦汉开始日本人已经有中国人的血统了，在此之前应该不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极力扩大对华侵略，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妄图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国内地。一次大战后，日本企图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侵略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伺机挑起战争。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乘机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妄图用武力灭亡中国。

Ⅳ 朱元璋为何一生痛恨日本国

朱元璋为何一生痛恨日本国

朱皇帝在诗中斥责日本国王无道，民众都是盗贼，还鄙夷地称日本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

如果给已经当上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一个问卷，问他最恨的人和最恨的国家，他会怎么填？

最恨的人：无。元顺帝、陈友谅、张士诚、韩林儿、胡惟庸、李善长，这些阻碍朱元璋登上和坐稳皇位的人都早已被一一消灭了，朱元璋的人生座右铭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最恨的国家：日本。因为同样是不顺、不恭，触了逆鳞，朱元璋却无法伸出惩罚的手。

明初，来朝的国家有日本、占城、真腊、暹罗、琉球和西洋诸国，但朱元璋最反感日本。

朱元璋的书房里挂着把日本扇子，是明军从一次剿灭倭寇战斗中缴获献上的。他以此为题写过一首《倭扇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诗中斥责日本国王无道，民众都是盗贼，还鄙夷地称日本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

光是心里鄙视也就罢了，有一次，朱元璋接见日本使者答里麻，居然遇到一件让他火冒三丈的事。

冲虚敬明初来朝贡的外国使者很多，一般使者来华先被礼部官员接到京师的会同馆住下，第二天到奉天殿等待皇帝的接见。接见时，朱元璋先问：“尔国王安否？”再问：“尔使者远来勤劳？”然后使者磕头，贡献方物，完毕。

这天接见答里麻，朱元璋一时起了兴致，多问了第三句：“尔国风俗如何？”可以想象，这纯粹是上国之君对夷狄小国的敷衍之问，不料答里麻早有准备，伸直脖子晃着脑袋吟诗作答：“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首诗明显和朱元璋的《倭扇行》唱反调，傲慢之意一目了然，因此朱元璋“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

鉴于倭寇屡次侵掠海滨郡县，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玺书声讨其罪。国书写得异常霸道，完全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散慎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联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一要其称臣，二要其取缔倭寇，三甚至还扬言要缚其国王，征服日本。

收到这封国书的并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国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实力派人物怀良亲王。

怀良亲王可不是个善男信女，铜簸箕碰上了铁扫帚。

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怀良亲王是南朝后醍醐天皇第十一皇子，头衔是征西大将军。南北两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筑后川之战中，怀良亲王亲自上阵督战，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胜。

无论身份还是性格，怀良亲王看到这封劈头盖脸训斥的国书，自然一头恼火，加上受蒙古来袭后遗症的影响，日本人对中国来使有一种警誉稿觉和鄙视的排斥心理，当场杀了使者中的五人，把杨载等两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

使臣被斩！这还得了？

坐上万乘之位后，朱元璋命令手下大将平四川、克云南、攻辽东，都是大军所至兵不血刃，可称传檄而定。受到“君臣跣足语蛙鸣”的化外小国斩使之辱，朱元璋的愤怒可想而知。估计当晚，书房里那把倭扇成齑粉矣。

怀良亲王完全重复了当年北条时宗斩杀元朝使者的一幕，但思前想后，朱元璋却不敢效仿忽必烈的天子一怒兵伐日本。

眼看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隔了一年，朱元璋再遣使臣赵秩出使日本，递交国书给怀良亲王。吸取上次“直抵其国，缚其王”的教训，这次的国书完全走怀柔的路子，大意是说：“最近几个被倭寇抓走的俘虏逃回本国，我这才知道早些时候的倭寇来犯，不是贵国王的本意，而是盗贼所为。所以我已经让海军方面暂停造战船了。果然能够革心顺命，共享太平，不是件美事吗？”

硬的不行，软着来。在这封国书中，朱元璋对日本大加安抚。不过，赵秩还是差点遭遇前任使者的下场。怀良亲王见他姓赵，怀疑他是当年元朝使臣赵良弼的后代，并且是代元朝出使，喝令左右斩杀。幸好赵秩没有慌张，耐心说明现在中国当政的是明朝而不是蒙古，自己也不是赵良弼的后代。这才打消了怀良亲王的敌意，并同意派回使入明朝献马和方物，并且送还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

此后，朱元璋从在华的日本僧人口中，了解到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大失所望：敢情一直在对牛弹琴啊。这期间，日本的大名也出动了几次贸易船，每次都因为没有正式的国书而被朱元璋赶走。

明太祖希望的日夷来朝的圣世景象依然没有出现，在一再失望之下，洪武十四年再次遣使，在指责日本国王的国书中以开战相威胁：

“……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王其审之。”

国书到达日本九州后，同样被扣在怀良亲王手中而没有到达北朝，当时北朝幕府大兵压境，南朝节节败退已处苟延残喘之中。怀良亲王这次收敛了脾气，没有斩使，只是回了一封不卑不亢的国书：

“臣闻中国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节选）

这封回书有抑有扬，强直豪壮，文采斐然，“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的豪言，实在是才子手笔，放之世界史上也应该是着名的国书。文中用典很多，我实在怀疑是中国文人手笔，不像是日本精通汉学之人能写出的。

武则天当年废中宗自立，读完才子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氏檄》后感慨：“宰相安得失此人？”但朱元璋不会这么说，因为宰相都被他杀光了。

说起来，两位宰相胡惟庸、李善长的死也和日本有关。

胡惟庸是从龙功臣，官居左丞相，位于百官之首，却被朱元璋处死，李善长受株连一起被杀。朱元璋给胡惟庸加的罪名是：秘密交结宁波卫指挥林贤，让他向日本国王借兵谋反。“日本国王”怀良竟“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包藏祸心。”

胡惟庸擅权跋扈是真的，“通倭”却是真假难辨，史学界一般视为“莫须有”，只是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一贯手段。杀掉宰相后，朱元璋顺势定下了有明一代不立宰相的祖训，说到底，还是为后世儿孙扫平障碍。

堂堂中华之主，却受到夷狄小国如此奚落。“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汉朝镇守西域的大将陈汤敢喊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而作为开国雄主，连一代天骄的蒙古人都被他赶到了漠北，日本如此无礼，朱元璋为什么不征讨？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从政治上考虑，天下初定，朱元璋深知休养生息的重要，不愿再起干戈，在祖训里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后代不要“穷兵黩武”。从战略上考虑，北方的蒙古残余才是心腹之患，日本虽然不臣，但远在大洋深处，劳师远征，胜败难料，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当然，如果朱元璋能预知他一手开创的大明江山后世屡遭倭寇侵犯，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动百战之师，不惜一切为子孙拔掉这根荆棘。

朱元璋忍下了这口恶气，不过“怒日本特甚”，从此对日本派来的朝贡一概拒绝接受，宁愿与日本老死不相往来。不过，担心后代不能像自己一样能忍，朱元璋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写入《祖训》传后世子孙。朱元璋在“日本国”旁特意添加了小字注释：“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怒日本，但持重不敢出兵，这恐怕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遗憾。

风水轮流转，转到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皇帝时，日本人突然一改傲慢不恭的死硬面目，低头哈腰请求称臣朝贡。当好大喜功的中国皇帝朱棣遭遇拜金为上的日本将军足利义满，两个国家又重新好得像蜜里调油一般。朱棣甚至夸奖道：“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不过，这一次蜜月，能延续多久呢？

先斩使，再称臣，又反目。日本和明朝的外交史上，一次次上演白云苍狗的时代闹剧。嘉靖皇帝忍无可忍：断贡！这下更惹了马蜂窝，翩翩使者不见了，头缠白布的倭寇呼啸而来！

Ⅵ 为什么日本人为什么一直保留包书皮的习惯

主要原因有二：裤握
1.保护旁纯李个人隐私、包书皮后、别人不容易知道你看的是什么书。
2.保护书籍、避免污渍和破运迟损。

Ⅶ 日本岛国与我国有何渊源

日本是一个岛国，淹没在浩瀚的太平洋中，被恶劣的自然环境围困住。骇人的地震、海啸,已经让日本一再遭受巨大的灾难。日本小地震一年1000多次,中地震10年一次,大地震50年一次.真是人间地狱.如装恶魔的铁箱.所以日本是自杀大国.更加可怕的是，日本往东距离日本列岛200公里处，即为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那海沟，这一海沟正在日本列岛一线继续扩张，日本如同站在悬崖边上，科学家发出了日本列岛滑入大海沟面临灭顶之灾的担忧。这样的日本，需要世界的同情与拯救,不要干坏事.

地理环境的困顿，自然灾害的侵袭，资源贫乏的现实，不断扭曲着日本人的性灵，让扩张性、侵略性繁殖于日本的民族劣根性之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日本这一民族劣根性的大暴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始终在徘徊，现在这一幽灵的游动渐有活跃之势，一旦让军国主义的幽灵激发起日本的民族劣根性，世界很可能无法逃避战争的风暴，而日本也注定要在世界维护正义的战争中再次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这样的日本，实属自讨作孽、自作自受。

在世界上任何一种正常的宗教和文明当中，知恩图报都是一种起码的准则。

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是吮吸着中国文化的奶头长大的，但这位被中国先人奶大的“养子”，却在一直处心积虑地琢磨如何反噬自己的“奶娘”。
从历史记载日本人的第一阶段起，就是一部恩将仇报、乃至以叛卖和凌辱恩人为乐趣的历史。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范例。
这些看起来很违背人类常理的国民性，却如此真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这也确实是对人类良知的一种折磨。但我们不妨从了解日本人的本源开始。
要了解日侍槐雹本人，就得从了解日本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开始。
可以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之一，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使它最有可能成为地球上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日本资源极端匮乏，其陆地上除了盛产木材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用的能源。日本本岛65％以上是山地，不利于农耕。在狭窄的日本岛上，只有20％的田地适合于耕作，而且每块耕地平均面积不超过2．5英亩。日本还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台风、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以及洪水暴雪，一样也没少。在日本列岛周围，每天3级以上的地震就有四次，日本国内共有活火山83座，占世界活火山总数的1/10，而且日本1/4的国土被火山喷出物覆盖着。日本国内没有大江大河，不具备产生原始文明的条件。更可怕的是，日本自古以来就属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贫瘠又狭窄的岛屿上，又必须承载着这么多的人口。如果让日本人株守孤岛，没有外援，那么，这个地方迟早就会变成一个死岛。
打开世界地图，人们很容易发现，日本位于亚洲的最东面，太平洋的西北角。在大约1.5万年前，日本列岛仍旧与亚洲大陆相连，此后，日本各地发生海进，出现了日本海，先后形成了朝鲜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等。从此，日本逐渐脱离大陆。到距今1万年前，成为今天的日本列岛。
从日本往东，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从日本往北，是荒凉的西伯利亚。从日本往南，是太平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以上三面，都决定了日本人被上帝安排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绝望境地。
可是，仁慈的造物主在它的西面，安排了一个最慷慨最仁慈的邻居，那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繁荣的文明古国——中国。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日本离中国之间的海运直线距离为450英里，越过40英里的日本海峡，通过朝鲜半岛陆路来华也不过老帆500公里。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的安排使日本处于一个绝佳的自卫地位。首先，中国人要跨海袭击日本，450英里的海运距离是一个大陆民族难以轻松逾越的。而从陆路进攻日本列岛，不但要越过崎岖的朝鲜山脉，还要准备越过日本海峡的海军，这也是冷兵器时代很难实现的。而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日本人则极为有利，当需要袭击明厅中国大陆时，浅浅的日本海峡对于人人熟悉海潮的日本人来说，如同儿戏。而一旦战争失利，撤回本土就意味着安全，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是大陆民族。当然，造物主的安排更加偏向于日本人的是，日本人一苏醒就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汉唐时代。在文明繁盛期的中国来说，关照日本人不仅不在话下，而且还被认为是一种国际义务。
中华文明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有了5000多年，从中华文明进入成熟期的汉朝开始，日本文明才在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次露出了身影。世界上用文字记载日本人历史的不是日本人自己，而是中国人。
中国的东汉时期的史书中，已经有关于倭人的记录，大约是说，在朝鲜附近的大海上，有倭人居住，那里的人身材矮小，所以称为倭人。倭，就是矮小的意思。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
从中国的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接受日本人的朝贡，最爱面子的中国人在被朝贡之后，当然回馈的是丰厚的赠礼。日本吃的粮食——水稻，日本人穿的衣服——麻布，日本人祭祀用的祭器——铜器，包括日本人后来用来砍中国人头颅使用的军刀——倭刀，都是中国人慷慨捐赠的。当时处于母系社会的日本一开始就能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打交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朝的6个世纪中，来自中国的慷慨赠礼哺育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像样的王国——大和国，这就是今天日本国的前身。此时的日本人，依然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285年，朝鲜人王仁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向大和国国王（此时的大和国的首领称为大王）献上了中国的书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习文字的最早的记录。此后，日本皇室开始正式学习汉字。
学会了文字的日本人给中国师傅反馈的第一篇文书却并不是感谢信，而是挑战书。公元607年，日本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出使隋朝，这封国书的题头词是这样写的：日出处之国之天皇致日落处之国之天子之书。中国的历史书上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按照这个版本，日本的国王觉得与中国的皇帝是平起平坐的，都是天子嘛，但日本国比中国高出一格，毕竟日本国处于日出之处，代表着上升的势头，而中国则是日落之处，代表着没落的态势。而按照日本史书的记载，日本的国王此时已经由大王改称天皇，乃是天底下最高的称谓了，而中国的皇帝则不过是个天子而已。天皇和天子，在辈分上高出好几个等级呢。这次文字的挑衅的详情不必细说了，总之，弄得隋朝皇帝很不高兴，隋炀帝发了脾气，但对日本人慷慨惯了的中国人依旧做出了高姿态——照样派遣使者回访日本，而且还派送了大量礼品和文化用品。
在第一封国书里吃了大亏的隋朝人并没有提高警惕，在圣德太子书写的第二封国书中，日本人毫不客气地把中国皇帝降了格，这封国书辟头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此时的日本国王已经毫不谦逊地以天皇自居了，但被降了格的隋朝皇帝照样宽宏大量地接受了国书，还欣然答应培养日本来的八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后来的大化改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大化改新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但利用大化改新的机会加紧***准备，以便挑战朝鲜乃至中国也是另一层实际的考虑。
大化改新的指导思想就是学习中国唐朝的政治和***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提升日本的国力。
公元645年，日本正式开始了效仿中国隋唐体制的大化改新。但是，在大化改新刚刚取得成效的公元663年，日本人就迫不及待地向自己的恩人朝鲜和恩师中国举起了倭刀。
公元663年，中国唐朝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起倾国之兵攻打新罗，意欲趁朝鲜半岛混战的机会攻入朝鲜，威胁唐朝的藩属国新罗。同年8月，日本军在朝鲜的白村江与唐朝和新罗的联军交战，日本人惨败。
白村江之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斗争，奠定了此后接近一千年的东亚政治格局，对中日双方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借鉴意义。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对自己的恩人恩将仇报的一次大表演，其来龙去脉值得仔细分析。
公元594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8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9、10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也为了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人遂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7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8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9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5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3月，日本又增兵2．3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5、6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8月13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8月17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的惨败，也促使日本退守本土，900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但是，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交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白村江之战是接受了唐朝先进文化哺育的日本人第一次对自己恩主的大规模反扑，反映了这位大唐门生的真实意图。由此可见，反噬恩主并不是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创造，而是其文化基因的固有成分。
而唐朝的外交政策再一次体现了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此后，大唐帝国不仅没有惩罚日本人，反而以更加慷慨的姿态资助日本的发展。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四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七次至第十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大化改新奠定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基础，由大化改新后确定的国家制度，在此之后，直到明治维新才发生根本性改变。由大化改新引起的白村江之战，一方面教训了日本人，弱小的日本要与中国拼高下，无异于以卵击石，只有实力才是争取国际利益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刺激了日本人，唐朝对侵朝的日本的既往不咎，使日本人意识到有机可乘，恩将仇报之矛早晚能洞穿以德报怨之盾。日本人把击破恩人的机会锁定到了下一次。
唐朝的中国人是日本人的师傅，而且长期在世界上处于最强者的位置。要证明自己的强者地位，就必须打败中国人。在日本人看来，只有击败中国唐朝，才能证明自己学成出师，也只有征服中国人，日本人的神国地位才能得到确认。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人都是把唐朝视为挑战的对象，中国被称为唐域，中国人被称为唐人。
自唐朝衰亡后，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势趋于衰弱，日本就很少再派遣遣唐使过来朝贡了，日本人的强者意识使他们只认可强者的国度，对于弱势国家，他们基本没有兴趣。
但日本人学习强者的目的当然是向昔日的强者挑战，甚至试图取而代之。
在白村江之战被打败后的日本人在此之后对唐朝更加恭顺，好像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不过，挑战大唐的意愿没有任何改变，此后的日本人，特别注意学习唐朝的***。据学者张立等考证，“日本从此特别注意对中国***技术和兵法的引进，到公元9世纪时，日本朝廷已收藏中国兵法近30种，当时中国将领案头的常见兵书已应有尽有。”
日本人一直在等待向中国挑战的机会，这个机会直到明朝万历年间终于来临了。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在国内扫荡诸侯、一统群雄后，就立即决定取道朝鲜，征发中国。丰臣秀吉在军前宣誓：“要在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此时的明王朝尽管朝政腐败，但余威尚存。在第一次侵朝战争中，丰臣秀吉的部队被明朝和朝鲜的联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打了个晕头转向，损失过半。五年过后，仍不甘心的日军再次入朝，又被中朝的联合水军击溃，再加上国内反对势力作乱，丰臣秀吉在气急败坏中病死，日本的这轮挑战无功而返。
满清入关后，清朝国力鼎盛，日本人在200年间未敢轻举妄动。但清朝道光之后，国力急转直下，终于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既让日本人看到了欧洲列强侵略的恐怖性，又让他们看到了新一轮挑战中国人的机会终于来了。明治维新后（1868年）的第三年，日本国力刚刚有所上升，国内的武士阶层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征服朝鲜（三韩）。明治六年，日军开始侵略台湾，明治八年，日本人强迫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与清朝解除册封关系，明治十二年，日本公然吞并琉球，改名冲绳县。至1895年，日本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彻底击败清朝，彻底改变了近2000年来的力量对比。

Ⅷ 朱元璋最痛恨日本为何又不攻打

城市观察者：闹市一博核心提示：但凡一个王朝初定，总是希望四夷宾服。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即位之初，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都很顺从，立刻遣使赴明称臣朝贺，日本不仅没来朝贡，反而砍了使者的脑袋。堂堂中华之主，却受到夷狄小国如此奚落，朱元璋恼羞成怒，扬言要出兵攻打日本。 朱元璋鄙视日本由来已久，他书房里挂着把日本扇子，是明军从一次剿灭倭寇战斗中缴获献上的。他以此为题写过一首《倭扇行》的诗，诗中斥责日本国王无道，民众都是盗贼，还鄙夷地称日本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有一次，朱元璋接见日本使者答里麻顺便问：“尔国风俗如何？”是乎答里麻早有准备，伸直脖子晃着脑袋吟诗作答：“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这首诗明显和朱元璋的《倭扇行》唱反调，傲慢之意一目了然，因此朱元璋“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这就是说，日本人傲慢无理，断绝朝贡，并有征讨日本之意。日本更让朱元璋恼火的事情还在后面。鉴于倭寇屡次侵掠海滨郡县，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玺书声讨其罪。国书写得异常霸道，完全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联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一要其称臣，二要其取缔倭寇，三甚至还扬言要缚其国王，征服日本。收到这封国书的并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国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实力派人物怀良亲王。怀良亲王可不是个善男信女，铜簸箕碰上了铁扫帚。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厅戚北战争时期，怀良亲弯余王是南朝后醍醐天皇第十一皇子，头衔是征西大将军。南北两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筑后川之战中，怀良亲王亲自上阵督战，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胜。无论身份还是性格，怀良亲王看到这封劈头盖脸训斥的国书，自然一头恼火，加上受蒙古来袭后遗症的影响，日本人对中国来使有一种警觉和鄙视的排斥心理，当场杀了使者中的五人，把杨载等两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使臣被斩！这还得了？眼看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隔了一年，朱元璋再遣使臣赵秩出使日本，递交国书给怀良亲王。赵秩经过一番惊险的周旋和唇枪舌剑后，终于软化了怀良亲王的立场。怀良亲王派和尚祖来捎带了大量的贡马和土特产向明朝“奉表称埋伏滚臣”，而且还送还了七十多个被倭寇抓去的中国人。朱元璋十分高兴，在皇宫设宴款待日本来使，并赏赐了大量的财物。但是朱元璋对当时的日本缺乏最起码的认识，他高估了怀良亲王的影响力，怀良亲王只是一个亲王而不是国王，他的意志并不能代表整个日本国的意志，其实当时最有势力的日本国王的想法正好与怀良亲王相反，他并不认为跟中国交好是一件多么急切而急需解决的事。敢情朱皇帝一直在对牛弹琴，中日交涉就这样再次搁浅，朱元璋希望的日夷来朝的圣世景象依然没有出现。日本当政者之所以不买朱元璋的帐，在他们看来，中国作为一支大陆力量，对外张力极其有限，从未有征服海上岛国的记录，何谈海战胜利经验？所以，他们虽承认本国实力还没有强到能战胜中国的程度，但料定大明皇帝不敢做蒙古远征军都做不到的事，朱元璋的战争威胁不过是说大话而已，所以自己也来个以牙还牙，放出“大话”—放马过来，俺不怕你！果如日本所料，尽管日本一再不敬，朱元璋仍然只是大话压人，始终不敢轻举妄动。从政治上考虑，天下初定，朱元璋深知休养生息的重要，不愿再起干戈，在祖训里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后代不要“穷兵黩武”。从战略上考虑，北方的蒙古残余才是心腹之患，日本虽然不臣，但远在大洋深处，劳师远征，胜败难料，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当然，如果朱元璋能预知他一手开创的大明江山后世屡遭倭寇侵犯，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动百战之师，不惜一切为子孙拔掉这根荆棘。怒日本，但持重不敢出兵，这恐怕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遗憾。风水轮流转，转到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皇帝时，日本人突然一改傲慢不恭的死硬面目，低头哈腰请求称臣朝贡，这当然是日本人审时度势的一贯的作派，硬得过去要硬到底，一旦硬不过去就求和称臣。当好大喜功的中国皇帝朱棣遭遇拜金为上的日本将军足利义满，两个国家又重新好得像蜜里调油一般。朱棣甚至夸奖道：“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只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争端又起。先斩使，再称臣，又反目。日本和明朝的外交史上，一次次上演白云苍狗的时代闹剧。嘉靖皇帝忍无可忍：断贡！这下更惹了马蜂窝，翩翩使者不见了，头缠白布的倭寇呼啸而来！致使明朝中后期，我国东南沿海的民众多次受到日本倭寇的骚扰。中国跟日本有着说不清的恩怨情仇——如甲午海战、马关条约、南京大屠杀……纵观中日关系，中国强大日本获利；日本强大中国遭殃！日本目前在钓鱼岛等局部敏感问题上对中国政府采取顽固的抵制态度，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是不容乐观的！

Ⅸ 忽必烈为何要打海洋战争高丽做跳板，两败于日本，无功东南亚

蒙古骑兵曾经横行欧亚大陆，于是人们日常认为蒙古人只打这种陆地机动战。但实际上，蒙古人也进行了很多海洋战争。日本、高丽，整个东南亚，都在蒙古的海上征服范围内。

这个战略的发起者是忽必烈，史称元世祖。庙号被称为“祖”，主要是他在中原之地的统治影响，当然，包括对东南亚、高丽、日本等的影响。 让忽必烈彻底入主中原的一场战役，恰恰是海战。那是中国古代少见的大海战——崖山海战。

公元 1279 年，大宋王朝到了最后的时刻，因为他们已经无路可退，整个南宋政府以及军事势力都集结在了如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崖山之上，那是两座小岛。东有崖山，西有汤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住水口，故又名崖门。当时南宋流亡政府的军事长官张世杰，认为此地可建立抗元基地，徐图复国。可惜最后的结果是，连皇帝赵昺的舰艇也被围住，陆秀夫背负皇帝跳海而亡，南宋十万多人投水而随宋灭亡。

崖山海战之后，忽必烈真正成为了中华皇帝。当时的中国，在 历史 上第一次完全被异族统一。从公元五世纪开始，到公元十二世纪，突厥人和女真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忽必烈做到了。

但在崖山海战之前，忽必烈就在为这一战做准备。 忽必烈要征服的，绝不仅档老仅是中原之地。高丽、日本、东南亚都在其中。这也是他不得不选的一步。因为虽然中国古代王朝受海上威胁远小于边塞，所以向来是轻海防，重边塞之防的。连中国诗都有边塞诗，可没有海上诗。而南宋却是“襟江带海”的，地处东南，不发展水上军事是不可能的。

忽必烈要灭南宋，第一步是要防止那些海上势力结成统一抗元战线。如果高丽、日本、南宋三者结成一个海上三角联盟，那对他的中原战略并不是件好事情。尤其当时的高丽，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都非常先进，这可是能弥补蒙古骑兵的短板的。 同时，取得这些区域的控制权，将对元的世界性贸易有很重要的影响。

于是，忽必烈很早就开始布局。

忽必烈对于高丽的征服，很取巧。主要是借着高丽的内乱，拉一边，打一边，然后形成控制，甚至把高丽变成了一个行省。

高丽在南宋时期，掌握实权的并非其建国王室的王氏，而是武臣集团。他们统治的手段就是武力征伐，跟蒙古人有点像。但当蒙古兴起之后，高丽武臣也是无法阻挡的。但他们不愿意屈服，绝不俯首称臣，三十多年间，蒙古人入侵高丽，有七次之多。直到忽必烈做了大汗之后，才将蒙古骑兵撤出高丽。

忽必烈的方法是嫁女儿。他把女儿嫁给了本来在蒙古做人质的高丽世子王禃的儿子。当然，他派兵送王禃回去，很轻易地让王禃压制了武人集团。王禃自然是俯首称臣。在此之后的历代高丽王都娶蒙古公主为后，高丽王室，也是大元的驸马，蒙古语叫“古列干”。

当时的高丽人已经全盘蒙古化，济州岛被改为了牧场，说蒙古话，穿蒙古衣服。他们随时听任大汗的支配，被召往北京，流放或免职，都是元皇帝说了算。（按：见《草原帝国》）

对于忽必烈来说，这是成功的统治。

而对于高丽王室来说，这也是很好的结果，因为如果忽必烈不支持，他们总是被武臣集团打得无容身之地。王禃在高丽王朝的庙号是“元宗”，但武臣集团想废就废，还是忽必烈出兵帮他重登王位的。

而后，王禃要求忽必烈把女儿嫁给王室，也就自然而然。从此高丽王室变成了蒙古的“黄金家族”成员——因为国王的母亲是蒙古籍，蒙古女子地位很高。

从那时起，蒙古在亚洲的战争，经常有高丽人做马前卒，比如，忽必烈征日本，就有很多高丽兵。

当日本遇上蒙古人，也经历了很多第一次。 在日本 历史 上，本土是没遭受过入侵的，因为地理环境特殊，只存在长时期的内部斗争。但忽必烈让他们见腊蠢迹识了什么叫第一次。其执政者都是北条时宗（公元 1251年-公元 1284年）.忽必烈两次下战书，北条时宗全部拒绝，拒绝的部分原因很中国化。

众所周知，中原天子本就注重称呼，日本遣隋使递交国书给隋炀帝，抬头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就不想见他们。当忽必烈给日本发出劝降书时，口气也很不客气，居高临下，将日本称作小国，日本武士首先不接受。说是为了尊严，不惜性命，也要抵抗蒙元。

元给日本的两封国书轮并，均见于《元史·日本传》，第一次是元世祖至元二年，其中说：

中间就是连哄带吓，让日本投降。最后是劝诫，如今四海一家，既然是一家人，没必要分开不通音讯，来我大元的怀抱吧，让日本皇帝好好考虑，没必要动刀兵——

这封书是由高丽王派人做向导带去的，“日本人拒而不纳”。蒙古人也不是好惹的，还抓了两个人回来（塔二郎、弥二郎），但最终，被放回去了。

两次的拒绝，导致了元对日本的两次军事行动。一次是公元 1274 年，当时南宋还没灭亡，忽必烈征发高丽船工、民夫三万五千人，建造了九百艘大战舰。当年十月，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荼丘、刘复亨为左右元帅，领大军三万，从朝鲜的合浦出发，浩浩荡荡远征日本。史称“文永之役”。

第二次是公元 1281 年，史称“弘安之役”，忽必烈派军 十四万，海陆军联合，于当年六月，在高岛和平户等岛登陆。结果是，铩羽而归，几乎全军覆没。

忽必烈征日本失败的原因大概是：

1.忽必烈用人不当。

两次征日本，忽必烈虽然在军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在人员任用上，都不是很好。蒙古兵驰骋疆场，可以大展所长，到了水上，就不怎么样。所以忽必烈用高丽兵、投降的南宋兵士来做主力。弘安之役中，蒙古兵大约是四万五千人，汉兵和高丽兵约十二万。包括蒙古兵在内，都是不想打这个仗的。莫名其妙在海湾里停了好久，一场飓风，全部淹没。

2.忽必烈不听劝谏。

高丽国王三番五次劝谏，大汗呀，日本列岛附近气候多变，波涛汹涌，不能轻易征战。最好连使者都不要派。忽必烈一边跟日本通信，劝其投降，一边不断把兵将送到海上。日本通事曹介升等告诉他：“高丽迂路导引国使，外有捷径，倘得便风，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则不敢同往；若大军进征，则愿为乡导。”

这个意见忽必烈是听了的，他说，如果是这样，那就等等。但是没过几天，他就派大军前往，结果“诸将未见敌，丧全师以还”。

他们是准备攻打日本太宰府，但是还没见到敌人，就被飓风灭了。

3.指挥系统有问题。

当时忽必烈派出的统帅有四个，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结果四个人意见完全不一样。阿剌罕和范文虎到高丽金州与忻都、茶丘会军之后，商量了一个月，没有作战计划。

大军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他们还在争吵，结果飓风就来了，范文虎等“各自择坚好船”，抛弃十余万兵士，自个逃命了。到了七日，日本人反过来迎战，除了战死的，全部掳掠而去。

这些被俘虏的人，分门别类对待，蒙古人、高丽人、北方汉人，统统杀掉。只让新近投降了蒙古的南宋兵做奴隶。——

“七日，日本人来战，尽死。余二三万为其虏去。九日，至八角岛，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阊辈是也。”

4.日本兵的兵器也很先进

当时的日本锻造技术非常强，堪称世界一流。普通刀剑，遇上他们的刀，简直是平常兵器遇上了屠龙刀倚天剑。铠甲也很强劲，以蒙古人的箭，竟然也射不穿。

从此之后，忽必烈放下了日本。忽必烈安慰自己说：“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元史·日本传》）

日本没来打大元，大元也就不惹他了，放开日本，专打交趾。

在印度地区，忽必烈也是乏善可陈。当时他针对的主要是四个国家，安南王国（东京和今越南北部），这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部分。占婆王国（今越南中部和南部），这是婆罗门教和佛教影响的印度文化。柬埔寨帝国（当时称吉篾帝国），这也是印度文化一支。缅甸帝国，也是印度文化一支。

忽必烈的操作方法一样，先恐吓，恐吓不听，派兵征伐。然而，他们已经不能有什么作为。除了在缅甸有点收获之外，其他都是无功而返。

占婆国王接到忽必烈的恐吓信吓坏了，投降了，但国内人不同意。忽必烈从海上出兵，自广州到占婆，结果被游击战争击退。在缅甸和柬埔寨，元兵都打了进去，但是缅甸人一看打不过，投降了。

《水浒传》里常有一句话——“钻到爪哇国去了”，爪哇国是东南亚古国，其境主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地方也不大。当时的爪哇国国王是在爪哇岛动不得谏义里国王，力量很弱。但忽必烈于1293 年派了一支三万人的远征军，从福建泉州的海上出发，领兵的是两个汉人，一个叫史弼，一个叫高兴，然后占领了爪哇国的首都谏义里。结果，又很快被岛上的人打了出来。

忽必烈的在高丽、日本、东南亚一带的殖民远征，都不太顺利。在海上的战争，除了崖山海战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胜利。

但忽必烈通过这种海上远征，打通了东南亚的海域交通，并将海域控制权捏在手里。让一个本来处在陆地中心（草原）的民族，融成了一个兼有陆地和海洋的超级帝国。在经济上，也因此形成了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东南海岸的贸易圈。这种经济贸易，是世界性的。

而这一系列的动作，对后世中国的版图疆域稳定，影响深远。

Ⅹ 日本靠“神风”击退蒙古大军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二〇一八年，我去日本北九州市参加主题为“蒙古来袭与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全球化”国际会议，会后参观了福冈市的“元寇史料馆”，和面向博多湾一处石块堆垒起来的墙垣，据说是当年为了阻挡蒙元军登陆。那天来到海边时，天空下着大雨，海面上风急浪高，还真有点当年蒙元军袭来的感觉。

近代以前， 日本没有遭到任何外来武力的征服； 但没有被征服， 并非没有遭到入侵。事实上，一二七四年和一二八一年，蒙元军曾声势浩荡地组成庞大的水军，两次攻打日本九州北部。蒙元军队为什要远涉重洋来攻打日本呢？自十三世纪以来，先后消灭了金国、西夏、大理、南宋，逼使高丽屈服并远征南洋的蒙元大军，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为何独独没有打下日本呢？日本人说是神风保佑了这个神国，这是真的吗？

一二六八年， 忽必烈透过被征服的高丽王朝向日本派遣使者， 并携来一份用汉字汉文书写的国书，署名是大蒙古国皇帝，书写的对象是日本国王。这时镰仓幕府早已建立，主掌实权的是北条家族，朝廷虽然还在，但已失去号令的权威。忽必烈大概是透过高丽，知晓了隔海有个名叫日本的国家，也知道以往日本与宋朝和半岛的关系。这封国书后来被东大寺的宗性和尚抄录下来， 抄本现拿颂藏于东大寺内。

忽必烈这封信写得还算客气，大意是希望日本像高丽一样向蒙古(那时元朝还没成立)称臣，彼此就可保持友好关系(“通问结好”)。国书送到朝廷，朝廷反复商议，拿不出主意，就把国书转到实际掌权的镰仓幕府，当时幕府的最高执政是北条时宗，只有十七岁，刚被推上这个位置，不知是年幼不谙政事，还是别人给他出的主意，就把这封国书搁在一边了。忽必烈的使者在九州的太宰府等了五个月，依然没有等到回覆，就黯然回去了。

忽必烈在中国大陆攻城克地，但一直惦记着日本，一连派了三次使者，传达的都是一样的意思，希望日本能够识时务，成为大蒙古帝国的属国。一路狂胜的蒙古大军没碰到强硬的对手，对岛国日本也没有领土野心，只要臣服就行了。那时日本很久没有和外国打交道了，不太了解海外局势，也不清楚蒙古帝国到底怎么回事，对于忽必烈几次派来的使者，只把他们晾在太宰府，既不允许觐见天皇，也不允许见幕府将军，显然惹怒了忽必烈。一二七一年，蒙古人已定都北京，建立大元，忽必烈决定惩罚日本。

一二七四年农历十月三日， 西历十一月九日， 由蒙古人、高丽人、被蒙古人打败的金国女真人、 *** 组成的大军约二万八千人，总指挥是蒙古大将忻都(忽必烈在高丽的代理人)，分坐九百艘小船，从高丽的合浦出发，浩浩荡荡向九州北部的博多(今福冈)进发。这支水军在海上一路顺风，十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博多湾，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太宰府(今太宰府市)，距离福冈约半小时车程。一日早晨，蒙元军队发起全面进攻，在博多湾西部一线登陆。

日本方面呢？对蒙古人的进犯多少是有些准备的，但没料想到真的打过来了。事实上，直到那时，日本历史上未曾受到异国的进犯。于是紧急调集幕府在九州的直属武士，总人数约五千人，部署在博多湾沿岸大约三十公里的阵线上。就军力而言，蒙元军队处于绝对的优势，蒙元军队的打法也让日本人很不适应。

日本传统战法是两军分别列阵，由各自一员大将橘液单独战斗，若己方大将获胜，则军队跟着将军向前冲锋追击。但蒙元的军队不玩这一套，他们是集体往前冲。更让日本人不习惯的是，蒙元军队出阵时，奋力击鼓鸣锣，真可谓锣鼓喧天，日本人所骑的马被响彻云霄的锣鼓声惊吓到，乱了阵脚，趁此之际，蒙元军迅速突破日军的防线，大批水军纷纷登陆。

在武器上，蒙元军也处于领先地位，他们使用的虽是短弓，发射距离却有二百二十公尺，而日军弓箭的发射距离只有一百公尺，显然处于劣势。再说蒙元军的箭头往往涂有毒药，即使没有射中要害部位，也会致对方于死地。然而日军还是奋力抵抗，英勇作战，只是人数上无法与蒙元军正面较量，只能且战且退。蒙元军登陆后，向前冲进了博多和箱崎，一路烧杀。日军的主要阵地被攻破，向太宰府溃逃。

令人费解的是，蒙元军没有乘胜追击，停留在沿海一带，当夜就准备撤退。据《元史》和朝鲜史书《东国通鉴》记载，蒙元军的计画就是教训日本，让他们领教蒙元的厉害，然后撤兵。或许是他们历经海上的长途跋涉，有些疲惫，无心恋战。不料撤退当晚遭遇大风，只能乘坐三十人的小木船在大浪中纷纷倾覆，很多人因而葬身鱼腹。有几艘船漂流到志贺岛，被赶来的日军发现，二百二十名左右的蒙元军官兵遭到日军斩杀消伍郑。

这场大战到此偃旗息鼓。一二七六年， 蒙古人攻破杭州， 消灭南宋， 建立庞大的蒙元帝国。忽必烈对日本似乎没有太记恨，一二七八年就许可日本商船来做生意，并在一二七九年又派了一名使者到日本，重申原来的意思，不料镰仓幕府不仅不给回音，还残酷地把使者给斩了。见派去的人一去不复返，忽必烈不知怎么回事，再派使者过去，又被日本人给斩了，总共派了八次，去了以后都杳无信讯。

这次忽必烈火了，一二八一年农历五月，分头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派去两支水军─四万东路军和十万江南水军，总共十四万大军。当时，跨洋过海的十四万军队，绝对是大军了。按照忽必烈的意思，这次不是教训，而是要踏平、长久地占领日本。

可是如此庞大的水军兵分两路，当时完全没有任何无线电联络设备，在协调和联系上肯定有很多纰漏，彼此会合的时间相差了一个多月。东路军先去攻打博多，这次日军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动员了九州北部所有的壮劳力，沿海湾垒起了一道高二公尺的长石墙，使朝鲜过来的东路军无法上岸，经过七天战斗，依然无法登陆，只得撤离，转而进攻今长崎县平户附近的鹰岛，并与江南军会合。

照理十几万大军拿下鹰岛是不在话下的， 可是不知为何， 苦苦鏖战了一个多月，始终没有攻破。或许是大陆士兵不习惯海战，海上的漂泊和颠簸让他们感到体力严重下降， 或许无论是朝鲜人还是 *** ， 都在蒙古人的逼迫下来作战， 本来就没有高昂的士气，总之战斗陷入了胶着状态，而蒙元军大部分依然待在海上的船只上。

西历八月十七日夜晚，超强台风袭击了九州西北部，四千余艘蒙元军木船在狂风巨浪中几乎一夜之间倾覆或毁坏，由主将范文虎率领的江南水军仅有一万八千人躲过一劫，劈波斩浪勉强撤回到大陆，一部分士兵留在鹰岛上，后来遭到日军的扫荡，战死在异国他乡。

后来， 日本人据此编出了一个神话， 说日本是个神国， 若有外敌入侵， 神风一定会保佑日本。蒙元军的两次进攻都被神风击溃，其实一二七四年的战役并没有台风，只有冬季的风雨而已。但这种神国神风思想，很长时期内成了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因而二战时美军进攻日本，日军就组织了一支神风特工队顽强抵抗，但依然没有挽回失败的命运。应该说，当初蒙元军遭遇的两次大风，完全是个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