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怎么评价牧溪

㈠ 为什么日本藏有大量的中国古代名画

为何日本能收藏这些中国古代名画？其中离不开这位日本学者9次到中国考察之功

为什么日本藏有大量中国古代名画，

或许你会想到，

可能跟列强掠夺、

古董商收购有关，

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完颜景贤 着 三虞堂书画目二卷

4 内藤湖南成为藏家的顾问

内藤湖南九次赴中国考察，

给他带来了不少收获，

除了对中国经典古代绘画的再认识，

他还写了一部《中国绘画史》，

其中收录了不少未

流入日本的中国绘画作品。

㈡ 南宋画僧牧溪《布袋和尚图》

南宋画僧牧溪纸本墨画《布袋和尚图》（复制品），尺寸：30cmX69.8cm。牧溪被誉为“日本画道之大恩人”，开禅画之先河。所绘景物淡泊、宁静、自省，有“万物静观皆自得”之感。“计白当黑”的布局极有想象空间，“于无画处皆成妙境”。对后世画家如八大山人、金农、白石老人、李苦禅等有极大影响。

    牧溪，俗姓李，佛名法常，号牧溪，四川人，大概时间为宋末元初，具体生卒年月不祥，但有资键姿锋料记载牧溪于公元1281年逝世。代表作品有《老子图》《松猿图》《远浦归帆图》《潇湘八景图》。

日本古籍《松斋梅谱》中评价牧溪的绘画“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装缀。”中国《画继补遗·卷上》载：“僧法常，自号牧溪。善作龙虎、人物、芦雁、杂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其画笔墨淋漓，颇具禅意。遗迹多流日本。其《远浦归帆图》真迹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其《松猿图》对日本禅画尤有影响。甚至被评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

      南宋画家牧溪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他擅长画山水、蔬果、和大写意破墨僧道人物，从这张《六柿图》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六个柿子随机的摆设，用在每个柿子上不同的笔墨、虚实、阴阳、粗细间的灵活运用，作品呈现出静物作品的“随处皆真”的境界。

史籍关于牧溪的记载语焉不详。元代吴大素《松斋梅谱》有关于这位画家比较多稿晌的文字描述：“僧法册吵常，蜀人，号牧溪。喜画龙虎、猿鹤、禽鸟、山水、树石、人物，不曾设色。多用蔗渣草结，又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缀。松竹梅兰石具形似，荷芦写，俱有高致。”

      牧溪的画被归为禅画的范畴，禅画不同于文人画，不拘泥于笔墨或气韵，“将生命的解脱视为最高存在意涵。一切存在现象都是生命最纯真的现实界的烙印…禅者一生随时皆处于生命的转化以及变与不变之间，时时与处处皆能展现玲珑透彻的生命样态，所有墨迹、语录都留待悟者与悟者间的机锋应对”(潘示番语)。

      但在当时的文人画领域，对牧溪的评价很低，比如元人汤垕着《画鉴》说：“近世牧溪僧法常作墨竹，粗恶无古法。” 明朱谋垔在《画史会要》中也说：“法常号牧溪，画龙虎、猿鹤、芦雁、山水、人物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饰，但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没有体会出牧溪作品的妙处，比如晚明高僧雪峤圆信的对牧溪作品有这样的一段描述：“这僧笔尖上具眼，流出威音那边，鸟鹊花卉，看者莫作眼见，亦不离眼思之。径山千指庵圆信。”

      但对牧溪最大的赏识却来自日本，当时的日本僧人把牧溪大量的作品带到了日本，现在，他的作品主要收藏在日本。牧溪传世之作《观音、猿、鹤》三联幅、《龙、虎》对幅、《蚬子和尚图》、《潇湘八景图》、《渔村夕照图》、《远浦归帆图》、《平沙落雁图》等目前都在日本收藏。当时日本幕府将收藏的中国画按照上、中、下三等归类，牧溪的画被归为上上品。

      日本着名作家川端康成曾经这还有谈到牧溪：“牧溪是中国早期的禅僧，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似乎是由于他的画多少有一些粗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几乎不受尊重。而在日本却受到极大的尊重。中国画论并不怎么推崇牧溪，这种观点当然也随着牧溪的作品一同来到了日本。虽然这样的画论进入了日本，但是日本仍然把牧溪视为最高。由此可以窥见中国与日本不同之一斑。”

㈢ 为啥牧溪的画在宋朝不受重视，在国外却被称为神作

在宋末元初时，曾有一位着名的画家名为牧溪，他一生曾绘制多幅作品，却从未被后人欣赏推崇，甚至有些人还对其进行“讽刺挖苦”。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千年之后，他的画作却在国外掀起了一阵“艺术热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牧溪老拿的哪幅画作会有如此魔力？

牧溪起于中国，却盛于东瀛，其中的原因自然值得人们回味。不过这也同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一件东西也许在甲地找不到立足之处，却可以于乙地遍地开花，而这个有趣的规律，也许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人生，毕竟成功之路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最耀眼的闪光点。

㈣ 日本博物馆里有哪十件中国国宝级文物呢

我国近代以来，屡遭列强入侵，国内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最典型的要属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当年圆明园号称万园之园，园内文物数不胜数，至今欧美一些国家的博物馆中，仍藏有不少圆明园文物。

但真要算收藏的中国文物数量，日本其实并不输欧美。毕竟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自古以来就对中华文化极其向往。清王朝闭关锁国之后，中国日渐没落，日本却逐日东升，渐渐对中国起了觊觎之心，在那几十年里，我国文物被大量秘密运往日本。

至今，流落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大约有几十万件，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质量堪称国宝！

今天就细数一下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国宝级文物！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曜变天目茶碗是宋代建窑的黑釉茶盏，为当时文人斗茶所用。因曜变天目的不可预测性，这只曜变天目茶碗为传世孤品，堪称举世无双。

㈤ 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收藏的中国文物数量最多品质最好

从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就一直跟随着中国，以中国为榜样，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并且，大量输入中国的艺术品。经过上千年时间的积累，日本现今留下了一批中国珍宝。而且，在近代的时候，由于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中国文物更是大量流失。其中，一些文物就大量流落到了日本。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日本收藏的十件中国珍宝。

第十个、五贴《菩萨处胎经》：

竺佛念于姚秦弘始年间（399～416），译出《菩萨璎珞经》、《十住断结经》、《出曜经》、《菩萨处胎经》、《中阴经》等五部，被誉为苻姚时期之译经宗师。

这套经书的历史背景十分强大，它是人们相互摘抄的最古老经卷，可能是现今仅存的西魏墨迹，价值没法评估。它是550年时陶仵虎写的，字体十分大，写法明显是北碑一派，笔意随意间又带着严谨，但是，看上去却没有丝毫造作之意，难以用言语表达它的奇妙。

这份菩萨处胎经，是唐朝的时候流入日本的，现在，藏于京都知恩院内。

㈥ 法常的人物传记

近年来，徐邦达先生、宗典先生都曾对法常生平传记作过考订。如徐先生认为《历代画史汇传》中关于法常的事迹，系据陶谷《清异录》，陶为五代宋初人，哪能为活动于宋末元初的画僧法常作传？即使根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四库提要》中所说的此书是晚宋人编辑而假托之陶氏之名以传的，似乎也还来不及为法常作传。且《清异录》所载法常为“河阳（今河南开封一带）人”，与画僧法常显然是异代同名胡戚人。《中国画家大辞典》称法常为“开封人，俗姓薛氏”，“天台山万年寺僧”，可能系据近人陈垣所辑《释氏疑年录》所载嘉兴报恩（寺）法常，亦与画僧法常无关。徐先生还认为金原省吾《支那绘画史》所载法常据云“卒于理宗嘉熙二年（1238）”，比现在收藏在日本的法常《虎》轴自识“咸淳己巳（五年，1269）牧溪”要早得多。又以上俗家姓薛、姓李的法常，都没有提到牧溪之号。所以《历代画史汇传》、《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支那绘画史》三书中所涉及的僧法常，其中事迹除引自《图绘宝鉴》的文句可用外，山衫其他部分都应排除掉，才不至于把好几个同名的僧人的传记合之为一了。徐建融先生最近在《法常禅画艺术》一书中，根据中国文献记载中的法常和日本研究中的法常资料进行排比、梳理和考订，给法常牧溪立传：僧法常，号牧溪，俗姓李，蜀人。生于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年轻时曾中举人。
兼擅绘事，受同乡前辈文人画家文同的影响。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军由陕西破蜀北，四川震动，他随难民由长江到杭州，并与马臻等世家弟子相交游。后因不满朝廷政治的腐败而出家为僧，从师径山寺住持无准师范佛鉴禅师。在这期间，法常受禅林艺风的薰陶而作《禅机散圣图》，曾得到殷济川的指授。端平二年（1235年），日僧圣一来华从无准学习佛法，与法常为同门师弟兄。淳祐元年（1241年）圣一归国时逗做腔，法常以《观音》、《松猿》、《竹鹤》三轴赠别（此三轴现还完好地保存在日本京都大德寺内），在日本画坛赢得极高评价。由于日本方面的努力，加上国内对法常绘画的贬斥，因此，法常的作品大都流到日本。宝祐四年（1256年）五十岁以后，法常住持西湖边的六通寺，目睹权臣误国、世事日非，
于咸淳五年（1269年）挺身而出，斥责贾似道。事后遭到追捕，隐姓埋名于“越丘氏家”；而禅林艺坛，从此传遍了他的死讯。直到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败绩，法常才重新露面，这时已是将近七十岁的高龄了。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法常与世长辞，享寿八十五岁，遗像在杭州长相寺中。
法常死后，日本禅僧还纷纷慕名而来，瞻仰他的法像，传承他的画艺。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默庵灵渊和可翁。传到日本的法常画迹，有相当一部分赝品可能出于默庵和可翁之手。
看来，唐宋时名为法常的僧人有过多人，历代画史着录常把他们与画僧法常相混淆，今之学者作了大量考订、梳理，企望正本清源，苦于资料匮乏，尚难说对于法常生平之谜就已全部揭开吧！

㈦ 中国流失海外的十五大极品珍稀文物都有哪些它们分别都有什么意义

中国流失海外的十五大极品珍稀文物都有哪些？它们分别都有什么意义？

十五、西汉长信宫灯，价格：92亿以上，上榜理由：历史书上处处见。西汉长信宫灯，中国汉代青铜器，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西南约1.5公里的山崖上）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wǎn]墓。宫灯灯体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似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此宫灯因曾放置于窦太后（刘胜祖母）的长信宫故名，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㈧ 历史上有哪些画僧﹖

唐代着名的画僧应首推唐代中期的道芬，他是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擅长山水、松石，常为江南等寺院创作壁画。诗人顾况有《稽山道芬上人画山水歌》

道芬的弟子法号宗偃，俗姓徐，名表仁，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他颇得道芬树石之三昧，作画时笔力奋疾，气势撼人。《历代名画记》亦有记载。
稍晚于道芬的画僧智晖，俗姓高，陕西人，为洛阳中滩浴院僧人
山水画僧还有道玠，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称他所制山水，能曲尽自然之致.
陕西同州（今大荔县）画僧法明擅长写貌，曾被唐玄宗召入禁中，为丽正殿张说等十七位学士画像，各具神态，无不毕肖，因而受到皇帝的赏识，此图亦被皇家画院珍藏。事见《历代名画记》。
活动在开封的画僧智俨、瑰师，以绘制大相国寺的佛教群像壁画而出名。智俨的《三乘因果入道位次图》，瑰师所画九门下《梵王帝释图》、东廊内壁《法华经二十八品功德变相图》，皆以人物缤纷、妙相生辉而被时人称作相国寺一绝。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其事.
晚唐的画僧较为独出机杼，如江僧，以擅长画松树出名。僖宗（八七三——八八八年在位）时，他为传经院画巨松壁画，使人观后谡谡如闻松涛之声。名士郑谷诗兴勃发，在《云台编》中有称颂江僧画艺高妙之诗。
南海（今属广东省广州市）僧人僧徽，乃以画龙见称，所绘藏首隐尾，颇得神龙不可端睨之慨。
唐代还有一些多才多艺、兼擅数科的画僧，如智瑰，《历代名画记》称他擅长山水、鬼神，所作气韵利落；又如蜀州什邡（今属四川省）人楚安，俗姓句，不但善画人物、楼阁，而且大幅、小幅，皆得其妙。如所作《明皇幸华清宫避暑图》、《吴王宴姑苏台图》，均有大型壁画与小品团扇之作；虽大小殊异，而功夫不减，被公侯交相引重，赞为妙笔。事见黄休复《益州画录》；再如京师普光寺僧明解，俗姓姚，释道宣《续高僧传》称他琴、棋、书、画俱佳，名动京城。以上种种，足缓侍高见唐代画僧之活跃。
五代十国的巨然为最着。据《宣和画谱》，他是江宁（今属江苏省南京市）人，居于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开元寺，为山水画大家董源的弟子。宋灭南唐（九七五年），他扰尺随李后主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居于开宝寺，以画艺超群而声誉鹊起。曾应邀为学士院创作《烟岚晓景图》壁画.
后蜀的山水画家惠坚，广政（九三八——九六五年）中为三学院僧，曾应成都大圣慈寺之邀绘壁画《吴王宴姑苏台图》，人物荟萃，山水秀美，气势恢宏，甚得太平气象。《益州名画录》着其事。
后蜀的令众，继之而起，亦长于佛教画像。他是四川广汉人，曾为成都兴国寺浴室院、大圣慈寺三学院、揭谛堂等处画大型壁画，以《达摩西来人物图》着称.
北宋早期的山水画僧以善作写意小景的惠崇最着。他是福建建阳人，工诗擅书，与赞宁、圆悟等有“九诗僧”之称。惠崇擅丹青，尤为出众。所画寒汀远渚、烟雨芦雁，展示了江南村野的萧疏虚旷之象，富有逸致。
宋初还有一位以画太湖石而闻名遐迩的画僧修范，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人。所绘湖石或状若云层，或皴如波澜，奇崛多变，而崚嶒玲珑，自成一格。事载邓椿《画继》。
北宋中期江阴画僧象微，则以善于画水而出名。他曾为江阴广福寺法堂楣间画水图，据《江阴新志》，所绘之水，或白浪滔天，汹涌澎湃；或微波荡漾，春水如天，皆有一种灵动不拘、随物赋形之妙，时人称作“象微水”。
北宋后期的山水画僧有和州历阳（今属安徽省和县）人德正，后迁居吴县（今属江苏省苏州市），晚年住庐山垒石庵。好游名山大川，归而绘所见作卧游，画风清雅，诗意洋溢。他兼工白描人物，有李公麟爽利之风。事见《吴县志》。
乙、人物画僧
人物画向是画僧的强项，北宋也不例外。善绘肖像的画僧，有宋初活动于京城的法相，为真宗（九九八——一○二二年在位）时人，西湖孤山隐士林逋的《林和靖诗集》有《寄辇下传神法相大师诗》，赞其画艺道：
禁寺诸供奉，如师艺学稀。
另一位画僧平上人，曾为大学者李觏画肖像，甚得神韵。李觏《盱江集》有诗谢之。
北宋诸谈察帝好请画师画御容，太宗（九七六——九九七年在位）时，京城相国寺僧无霭就应召为皇帝写真，以技高而受到太宗的褒奖。他兼工画竹，刘道醇《圣（宋）朝名画评》称他与五代画家唐希雅、董羽同为开写竹画科的先驱。
仁宗（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时，嘉禾（今浙江省嘉兴市）僧人维真，应召赴京画御容，称旨，赏赍甚厚，一时名公贵人皆以他画像为荣。事见《图画见闻志》。又据《画继》载，僧人妙善亦奉旨给皇帝画像，苏东坡有诗赠之。而据《乾道庚寅奏事录》，哲宗（一○八六——一一一○年在位）时，成都僧人表祥，俗姓苏，则在妙高台壁间为苏东坡画像，苏氏爱之，自题像云：
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
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
北宋的佛教人物画僧亦身手不凡。江阴人昙素，嘉佑（一○五六——一○六三年）时曾为江阴广福寺西庑殿后壁绘《梁武帝召张僧繇写志公变相图》，笔力遒劲，神气欲生，见者莫不惊奇不已，事载《江阴新志》。吴县人法能，善绘罗汉，有《五百罗汉图》，形态生动，各具个性。秦观将他譬为东晋大画家戴逵，事载《吴县志》。成都清凉寺僧智平，以擅长绘观音出名，曾为水陆院普贤阁画观音像，颇得慈祥威仪之旨；成都柏龄院僧人虚已，亦为水陆院普贤阁作壁画，人物之外，兼工山水；成都华阳（今属四川省成都市）画僧周纯，佛像师法李公麟，不用朱碧傅染，而以白描为之；兼长花鸟、山水，并提出书画相通之说。以上三画僧事，俱见《画继》。
丙、花鸟画僧
北宋前期的花鸟画僧以江南为盛。如与晚唐画僧同名的梦休，好用颤掣之势作花鸟竹石，多飞白墨趣，虚实相间，分外灵动，给人以美的享受；又如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居宁，所画草虫，笔力劲俊放逸，墨简而趣远，梅尧臣《宛陵先生集》有诗句评其曰：
宁心实神授，坐使群辈伏。
北宋中后期的花鸟画僧不局于江南一隅，有《画继》所载之善绘花鸟的建阳人宝觉；《图绘宝鉴》所载之善绘梅竹的筠州（今属江西省高安县）人惠公，善绘墨竹的嘉州（今属四川省嘉定市）人道臻，善绘草虫的夹江人觉心；《画史会要》所载之善绘白描荷花的长沙人希白等；而黄庭坚《山谷集》所载之善绘梅花的会稽人仲仁，则为同侪中最出色者。
仲仁居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华光寺，故号华光。他酷爱梅花之高洁，便在寺的周围遍植梅树，每逢花盛时节，乃移床于梅花之下，呤咏终日；偶见月夜窗前疏影横斜，肃然可爱，遂铺纸落墨绘梅花之形，因此画艺猛进，愈作愈高。仲仁画梅，改傅彩为水墨，甚得清雅之风，华镇对此别开生面的创举殊为欣赏，于《云溪居士集•题仲仁墨卷梅花》诗云：
世人画梅赋丹粉，山僧画梅匀水墨；
浅笼深染起高低，烟胶翻在瑶华色。
寒枝鳞皴节目老，似战高风声淅沥，
三苍两朵笔不烦，全开半函如向日。
疏点粉黄危欲动，纵扫香须轻有力，
不待孤根暖气回，分明写出春消息。
仲仁的作品流传日本，君台观藏有其作梅、竹图，见日本《君台观左右帐记》。仲仁的艺徒也很多，如江西清江人杨补之，画僧松齐、称上人等。杨补之的弟子画僧仁极，字泽翁，俗姓童，善墨梅，堪称仲仁的再传弟子，他还兼作山水竹石，有出蓝之胜，事见《图绘宝鉴》等。
丁、其他画僧
北宋画僧中还有一位画龙水的高手传古，他是四明（今浙江省宁波市）人，因居于海滨，故对波涛之势多所领悟，笔墨遒爽，善为巨龙蜿蜒之状。建隆（九六○——九六二年）间名重一时，垂老笔力益壮。皇建院有其所画龙水屏风，似有龙呤涛声，时号绝笔。据《宣和画谱》所记，仅御府收藏其作就达三十一帧之多。传古的法徒德饶、无染、岳阇黎，皆善画龙水，各臻其妙，有声于画坛。
4.南宋的画僧
甲、山水画僧
宋南渡后，政局稍安，朝廷便在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恢复画院。尔后一百余年间南方因相对无战事，经济繁荣，宗教、绘事亦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山水画僧初期以隆师为出名。其画风简率，以意取胜，郑刚中《北山文集》记其事。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时的画僧老悟，所绘江南山水颇类巨然，得平淡天真之意，《裘竹斋诗集》有句咏之。
南宋中期的山水画僧德止，号清谷，江西人，书画诗文俱精，曾为庐山寻真观左右壁作山水画，朱熹为之题诗，事见《画史会要》。
南宋后期的山水画僧以若芬影响最大，他字仲石，号玉涧，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少年出家，云游江湖四十载，山川万象，摹记于心。晚年居杭州上天竺寺，将胸臆丘壑倾诸笔端，所作奔放简括，水墨淋漓，变金碧繁丽为苍茫雄奇，骇人心目。金履祥《仁山文集》、王柏《鲁斋集》、吴师道《吴礼部集》，皆有诗咏之。若芬的画作《庐山图》、《远浦归帆图》等，今藏于日本，深受日本观众喜爱。
会稽僧人超然，为晚宋山水画家，其作之峰峦矾头，酷似郭熙，多北方雄峻之势；而水口、屋宇、林石、坡滩，多南方萧散之致，人譬之如巨然。亦画人物及竹图，见《图绘宝鉴》。
乙、人物画僧
吴兴僧人梵隆，是南宋有名的人物画家。他字茂宗，号无住，所绘佛像，以高古游丝白描取胜，笔墨闲远，颇类李公麟。宋高宗（一一二七——一一六二年在位）极喜其画，每见辄品题之，并赐庵居于禁苑附近的万松岭金地山。陆游《渭南文集》着录其事。
稍晚于梵隆的江西画僧德源，亦善绘人物，有《三寿图》，描绘老翁寿高神旺之态，给人以幸福与慈祥之感。丞相周必大《平园集》有句赠云：
香山已写丹青像，洛诵仍凭副墨传。
另一位江西画僧慧上人，为吉水南禅寺上座，曾学画于杭州，以擅长护法天王像出名，事见文天祥《文山集》。
丙、花鸟画僧
南宋前期的画僧因师，以善画花果见称，所作葡萄，晶莹鲜熟，令人生津，陈造乃作《题因师浦桃图诗》见赠，载陈氏《江湖长寿集》。剡溪（今属浙江省嵊县）画僧莹上人，以善绘梅花着名，陆游题诗称赞；客居南岳（今属湖南省衡阳市）的光上人，亦以画梅闻名，道学大师张栻为之题画，皆见《题画诗类》。
南宋后期的花鸟画僧法常独秀于众，他号牧溪，俗姓薛，四川人，住浙江天台山万年寺。富正义感，曾因抨击权相贾似道误国，而遭受迫害。法常为画僧无准的弟子，善绘猿鹤、龙虎、山水、人物等，皆随笔点墨，兼工带写而成，趣味简远，形似而神完；写生疏果尤见功力，富有天趣。吴太素《松斋梅谱》、庄肃《画继补遗》皆叙其事。无准、法常师徒之作，在南理宗（一二二五——一一二六四年在位）时即已传到日本，今东京大德寺藏有法常绘《猿图》、《观音像》等。法常的画作对日本的禅画产生巨大地影响，因此被日本列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
居住杭州西湖六通寺的萝窗，与法常画意相类，颇多禅趣，影响也远播东瀛，日本君台观藏其作，见《君台观左右帐记》。
此外尚有善画梅花的僧定，赵孟坚《梅竹谱》称其作梅花，枝粗而花工，甚得工意相济之趣；铁鉴，善画墨竹，彭蕴灿《耕砚田斋笔记》称，宋元诗人对其墨竹多所题咏；圆悟，号枯崖，福州人，住崇安开善院，与朱熹友善，所绘竹石常得朱熹称颂，事见《福州府志》。
丁、其他画僧
楼钥《攻瑰集》记杭州灵隐寺僧智融为南宋初期画僧，俗姓刑，名沚，开封人。南渡后出家，善画龙、牛等，寥寥数笔，而形神俱见。牛图尤其活泼可爱，乃以“老牛”自号。
宋代还有许多画僧，活跃于画坛。如山水画僧有四川之志坚，成都四天王院之智永，遂宁之智深，浙江杭州之真慧，佚籍之明川；人物画僧有四川峨嵋之道宏，导江（今四川省灌县）之绍祖，成都清凉寺之智平及其弟子、成都不动尊院之祖莹，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之敏行，浙江永嘉之择仁，佚籍之智什、彦深、行上座等；花鸟画僧有佚籍之真惠，杭州西湖长庆寺之惠舟等，因文献仅载其事，而未详其南、北宋之时代，故列于此，以见宋代画僧发展的兴旺。
5.元代的画僧
元代虽前后不足百年，但作为统治者的蒙古贵族因信奉藏传佛教，且倡多教并重，所以佛教长盛不衰；同时元代取消科举，许多文人不得入仕，受到民族歧视，乃转隐于禅，使佛界文化素养比以往有所加强。画僧的文人趣味亦浓烈于前代，画作写意功能得以深化，人们尤钟情于梅、兰、松、竹、葡萄等题材，借以抒写高洁之怀，花鸟画科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相对而言，其他画科就略见逊色。
甲、山水画僧
据李日华《六研斋三笔》载，元初山水画僧以“四隐僧”之一的本诚为着名。他号觉隐、凝始子、道元等，山水学巨然，疏旷自然；兼工翎毛竹石。常托古人之名作画，以避世俗求索。同时的北方画僧溥光，字玄晖，号雪庵，俗姓李，大同人，及其法弟溥圆，俱工山水，多中原雄峻气象。溥光还被赵子昂荐举入朝，赐号玄悟大师，事载陶宗仪《书史会要》。此外，陈继儒《书画史》所载之僧用，字汝舟；王逢《梧溪集》所述慈报寺长老南岳云，亦善绘山水。元末的山水画僧以顺帝（一三三三——一三六八年在位）时瑞上人为出名，所作萧散宁和，给人以出尘之思。刘伯温《刘文成公集》有赠其句云：
上人性癖耽山水，应是王维第二身。
乙、人物画僧
元代有几位专攻佛教人物的画僧，虽在国内名气不大，但其作品却因禅趣洋溢而在日本颇受欢迎，如善绘弥勒佛的谕法师，善绘文殊菩萨的雪涧，和善绘罗汉的道明，皆名播扶桑。《日本现存支那名画目录》、《君台观左右帐记》、东京大学铃木敬教授编《海外所存中国绘画图目》等书均有记录。另据蒲道源《闲居丛稿》，元代画僧樵枯子也善绘罗汉，虽不如五代贯休，但亦得其仿佛，颇多夸张之美。
除佛教人物外，元代画僧工写貌者以京口（今江苏省丹徒县）人镜塘为出名，贡师泰《玩斋集》中有诗颂其艺；长芦（今河北省沧县）人僧海，字一舟，亦工人物肖像，见《书画史》。
丙、花鸟画僧
元初杭州西湖玛璃寺僧温日观以善绘葡萄出名。他字仲言，号知归子，华亭（今属上海市松江县）人。为人正直，曾面斥盗掘南宋皇陵的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温日观好以草书法画墨葡萄，以手泼墨，然后挥毫，迅于行草，收拾散落，顷刻而就。可谓手指、毛笔合用，技艺高超，别出一格。他借葡萄以喻玄珠，表达皈依佛门、不肯阿附权贵的磊落襟怀。袁桷《清容居士集》颂其高尚气节云：
醉里蒲萄墨为骨，秋叶东西云郁勃；
裹缯急点数玄珠，不识公卿是何物。
温日观的葡萄图早就流传到日本，人们欣赏其气节、画艺，视其作如珍品。如今美国也珍藏其作，如柏克莱加州大学高居翰(James F•Cahill)教授之“景元斋”就藏有温日观的《葡萄图轴》。
居住南岳的画僧松庵上人，也好作水墨葡萄以抒志节，《傅与励诗集》有诗诵其品德。
温日观的松江同乡普明，则以画兰出名。他号雪窗，俗姓曹，居苏州承天能仁禅寺、嘉定菩提寺。普明所作，兰叶扶疏，幽香浮动，将兰花清高纯洁之象征含义，一一流露于缣素，深受僧俗的好评，以致江南一带出现“户户雪窗兰”的风俗，黄晋《金华先生文集》记录其事。他的作品及《画兰笔记法》被日本来华僧人携归，对日本画坛产生了影响。借兰抒情的画僧还有李祁《云阳集》所载之无诘，《图绘宝鉴》所载之妙圆，《书画史》所载之苏州画僧宗莹，《平湖县志》所载之道隐，邵瑛《桂隐集》所载之天台僧人枯林等。
四明画僧祖柏，字子庭，为南宋大臣史弥远的后代，入元后为僧，着有《不系舟集》，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并画松柏言志。他笔下的松柏，超然出尘，有一种卓然独立的傲骨和无畏寒暑的浩然气势，借以自喻坚贞高尚之心。顾瑛《草堂雅集》有诗赞曰：
虚舟元不系，湖海至今称；
悟得庭前柏，方为物外僧。
空空无我相，落落有谁应；
背向东山往，东山气倍增。
祖柏的松树图等，亦被日本来华僧人携归，有的至今保存完好。此外，《梧溪集》所载的东吴（今江苏省苏州市一带）画僧僧莲，也是元代画松的高手，所绘亭亭独立，伟岸雄奇。
竹子向有虚心、不易节等特征而被画家当成高风亮节的象征。元代画僧借墨竹寄托胸臆者甚多，名着者有《图绘宝鉴》所载之妙圆、智浩、允才、海云及弟子智海，《画史会要》所载之华亭人时溥，《书画史》所载之南昌人大诉，《六研斋三笔》所载之方崖等，往往笔下三梢五叶，而情趣自生。借梅表达高洁的画僧有《嘉兴府志》所载之慧梵，《松雪斋集》所载之惟尧、恢上人等。其中画僧慧梵兼工水仙，并在居处遍植梅花、水仙，用作写生与欣赏，故而落墨功夫不凡，深得其妙。
丁、其他画僧
除上述题材外，元代画僧涉猎虫、鱼、龙等画题，如慧甄作《腐瓜行蚁图》，借以讽刺一些贪官污吏如逐臭之蚁，虞集为之题诗，事见虞氏《道园学古录》；顺帝时画僧仲山，好绘游鱼，以寄托自由自在之思，刘伯温《刘文成公集》有诗称赏；而画僧性天然、绝照善绘龙，以示对护法神物之尊重，前者事见富恕《林屋山人漫稿》，后者见李存《俟庵集》。

三、唐五代宋元画僧的美术贡献

经过上述的发潜彰幽，史实不仅雄辩地说明唐五代宋元画僧的人才济济，佛教界的多才多艺。而且还向世人揭开如此真谛：随着历史的演进，画僧们不断地在美术上大显身手，对佛教文化、美术事业、中外文化交流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除去画僧对佛教文化的重要贡献（如以绘画形式去形象地弘扬佛教之伟大、佛教之善良，如以绘画去美化环境等）及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卓越成就（如以绘画交流佛教思想、记录中外僧人活动等）外，我认为画僧对美术事业的贡献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大书的：
一是画僧在绘画的各个领域，如山水、人物、花鸟、动物等画科及美术理论、美术教育上皆有成绩，发展是全面的。
二是艺术贵于创新，画僧聪颖好学，在美术发展史上亦有许多创新与建树。如：
五代山水画僧巨然，与其师董源一起，为江南山水画派的创立奠定基础，使山水画至“董巨”为之一变。
人物画僧贯休，以夸张浪漫的手法表现梵式罗汉，既使画像增添了抒情之趣，又给罗汉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从而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对后来的释像人物写意画之发展起到启蒙的作用。
北宋惠崇的山水小景，活泼多趣，如突起之异军，打破当时崇岳峻岭式与全景式山水一统画坛的局面，以诗情画意、情景相融的乡野逸致而令人耳目一新，使绘画的抒情趣味得到深化，自然界局部之美得以显现。
仲仁的梅花，变傅彩为水墨，梅花象征的清纯高洁品性，在浓淡有致的墨韵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前无古人，后有来者，推动了水墨写意画的发展。
元霭寄情于竹，成为开画竹一科的先驱。
周纯的书画相同之说，成为文人画家赵子昂“书画同源”说之嚆矢。
南宋的法常，将禅宗的悟性融入画理，以中得心源的笔触，简率而概括地将对象形象地表达出来，促使画坛摆脱物界之束缚，发挥主观能动。
元代的温日观、雪窗、柏子庭，借葡萄、兰花、松树等自喻喻人，激励气节，表达高尚之情操，深化了绘画的象征意义，拓展了绘画的表现功能，张扬了中国画的内在精神。
三是画僧对当时与后世的画坛皆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如：
唐代师道的护法诸天像、法成的菩萨像，以形神兼备而被奉为当时宫廷艺术与民间绘画匠绘制佛教人物的样本。
五代巨然的江南山水，不仅当时就有人起而效尤，而后元代高克恭、“元四家”之吴镇，明代“吴门画派”之沈周、文征明，“松江画派”之董其昌，清初“四王画派”之王时敏、王石谷等，皆奉其为南宗山水之圭臬，从中涉取技法营养。
贯休的夸张画风，对北宋梵隆的佛教人物，明末陈洪绶、清代金农之变体人像的创作，均起到不同程度的启发。
北宋惠崇的山水小景，受到苏东坡、米芾、沈周、徐渭、董其昌等历代文人画家的推许，而南宋宫廷画师马远、马麟父子，元代民间画工王崇玉等，亦师法其意，捕捉山水小景，野趣盎然。
仲仁的墨梅，经其徒杨补之的弘扬，卓然秀出，南宋赵孟坚、元人王冕、清人石涛等皆宗其艺。
居宁的逸笔草虫，在江南常州一代甚为流行，元人方君端、明人吕敬甫等皆学之弥笃，影响达数百年之久。《武阳县志》、《书画史》亦记其事。
四是画僧在中外美术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如：
北宋仲仁之墨梅、若芬之山水，南宋无准、法常师徒之花鸟、人物、动物，大多通过中日佛教界人士之交流，传入东瀛，被奉为禅画之典型。日本室町时代（一三三三——一一五七三年）的大画家可翁、默庵灵渊、大巧如拙、雪舟等扬、狩野元信等，皆被其泽，其中默庵灵渊还有“牧溪再来”的美誉，日本学者町田甲一的《日本美术史》记此史实。

四、余论：不容忽视的画僧画

唐五代宋元画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应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一是画僧的虚心好学与刻苦努力。如唐代师道之师事吴道子，五代巨源之师事董源，不二不异，殊见成就；如唐代道芬之潜心绘事，精进不懈，死而后已。
二是画僧与民间画工、宫廷画师以绘画为谋生手段的情况有所不同，而是以画为寄托，以画为乐趣，故能不受外界商品经济之干扰，能较独立地作画，抒发自己对美的追求，创造出高于生活的作品。
三是画僧在晨钟暮鼓声中生活，较失意宦海的文人士大夫画家而言，更少一层凡俗的束缚，而多一层禅思的切身体会，因能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无拘无束地表达出来，诚如六祖《坛经》所云：吹却迷妄，内外明澈，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从而能发挥“中得心源”的主观能动，不被见闻觉知所缚，将一切恶境皆变为殊胜之境，令人身心无碍，所作亦充溢出尘之思、清高之感。
四是画僧所居大多为自然环境保护较好之丛林兰若，能直接接触自然、接触乡野，较他人易获得自然天真、淡泊宁静的创作环境，外师造化。而这正是画家创造佳作所需的基本客观条件。
基于上述原因，画僧所作乃易具有较强之哲学性、文学性、自然性及艺术感悟性，从而形成简远不凡的画风，对明末清初画僧群体的艺风，产生了直接地影响。如八大、石涛的花鸟画，多法常之禅思、仲仁之墨韵；石溪、弘仁的山水画，多巨然之天真、惠崇之空灵；八大的虫鱼、无可的树石，多温日观之情绪、雪窗之含蓄，令人寻思不已。凡此种种，即可知画僧画风之渊源。
因此，在中国绘画史上，画僧不仅谱写了灿烂的篇章，而且完全可以与文人士大夫、民间画工、宫廷画师相侔，在美术家的行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㈨ 日本最顶级的艺术品

日本最顶级的艺术品——《松林图》。

1589年，已52岁高龄的丰臣秀吉喜得贵子，欣喜若狂，为其取名鹤松。然而，深受万般宠爱的鹤松，在三岁时便早夭。悲痛万分的秀吉，为其修建了被誉为“京都第一寺”的祥云寺（今积智院），汇集天下能工巧匠。

蛰伏京都的画家长谷川等伯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得到了秀吉绘制寺内金壁障画的重要委托，借此对抗雄踞画坛的“狩野派”。接到委托后，等伯带领弟子们和长子久藏来到祥云寺。描绘了《枫图》、《松与秋草图》、《松下黄蜀葵图》等作品。

作品尺寸巨大，画中松、枫等如同实物般大小。整个画面以金箔、银箔装饰背景与祥云，金碧辉煌，炫目华丽。辅以线条细腻，纷繁茂盛，自然状态自由生长的花草，成为璧障画的典范。

凭借这一系列作品，等伯在京都画坛大放异彩，加之此前雄踞京都的狩野永德在1590年去世，等伯成为超越“狩野派”的第一画师。完成祥云寺障壁画之后的几年，等伯创作了一对与此前风格完全不同的六屏巨作《松林图》，一幅寂静、深刻而又充满未知感的画作。

作品完成的时间尚不确定，估模历计是在1595年左右的郑闹桃山时代，即16世纪末，被誉为日本水墨画的巅峰之作。《松林图》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并于1952年被指定为日本国宝，被视为日本最着名的艺术品之一。

《松林图》简介：

由一对六扇屏风构成的《松林图》，以动感、有力的笔法，绘就水汽、雾气氤氲之中，若隐若现的松林。

在《松林图》中，长谷川等伯用深浅不一的墨色，描绘呈现弥漫在雾气中，错落有致的松林景致。隐藏在雾气中的松树，株株遒劲茂盛，浓墨皴擦出繁茂的松树树冠，随着整株迤逦向下，墨色层层渐变。

远景的某些枝干，仅用淡墨晕染而成，烟雨之气用墨渲染而出。贴近画作，仔细观看，只见一些黑线聚集在一起，像是信笔涂鸦；稍微后退一点距离，黑线描绘的松针清晰可见；再远一些，一望无尽的松林便跃然纸上。

画家等伯以单纯的黑白两色，勾勒出远处水气氤氲中衬托下的松林。整个画面一片朦胧，画家以极少的笔触，简练的构图，反而营造出强烈的视觉效果。雾霭随风吹拂，松林彷佛在晃动，观者甚至可以从画作中嗅到空气中的潮湿气息。

长谷川等伯尤为崇拜南宋画僧牧溪的作品，他的《竹林猿猴图》就是一幅致敬牧溪的作品。《松林图》的笔墨间，也明显有牧溪作品的影子。他吸收牧溪酣畅淋漓、不拘成法的笔墨特点，强调虚实、空间对比等特点的同时，夸大笔锋变化与墨色对比。

在略微泛黄的纸本上，蔓延开来雾气、烟云以及烟雨相交，营造一种通透感。这样的描绘方式，被认为直接来源于牧溪。《松喊码罩林图》的画面上，大片留白，与其说等伯画松树，不如说他画的是留白和空间。

画家对树与树之间空白空间的强调，胜过描绘树林本身，画作的主题，在于画家苦心经营的迷蒙雾气与空白，而非那些树。通过大量余白和对空间深度的描绘，等伯的画氤氲出富有哲理性的余韵，将观者的心灵也带到幽玄的彼岸。

日本着名设计师原研哉认为，空间才是等伯绘画的主体。通过大量余白和对空间深度的描绘，等伯的画氤氲出富有哲理性的余韵，是一个可以任由观者的灵在其中徜徉飘荡无所限制的带有神性的空间。这样的表现方式，将等伯与牧溪区别开来，成就其在日本艺术史上的地位。

㈩ 东京国立博物馆讲述茶之道 展现日本武将茶人的珍藏

在相当于中国宋代的12世纪，禅僧们将在中国学到的新式饮茶法引入日本，这种饮茶法逐渐在禅宗寺院和武士阶层等高贵的人群中间流传开来。1980年，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的“茶之艺术”展，最早将名家珍藏的茶具作为艺术品展出。时隔37年，2017年4月11日，东京国立博物馆将呈现“茶之道”特别展览，以21世纪的眼光重新审视“茶水”这一日本文化的象征。

饮茶的文化确立于8世纪末。唐代文人陆羽在最早的有关茶的网络全书《茶经》中记载了饮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茶文化虽然曾由遣唐使带到日本，但在日本，饮茶方法被中途废弃，直到12世纪时禅僧荣西再次将其引入日本。随着饮茶法逐渐在禅宗寺院和武士阶层等人群中流传开，他们使用被称为“唐物”的中国艺术品来饮茶，并用“唐物”装饰房间，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

到了16世纪（安土桃山时代），“侘茶”不仅使用“唐物”、也从随处可见的器具中选择自己所喜爱之物进行搭配，这种茶艺在千利休（注：1522-1591，日本茶道的“鼻祖”和集大成者）手中发展到顶峰。饮茶广泛普及，上自天下霸主、地方诸侯，下到市井百姓，无不热衷于此。经过在日本长年累月的发展，“饮茶”这一动作终于升华到了文化的高度。

4月11日至6月4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茶之道”特展主要展出从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握裂铅）直到近代的茶文化艺术品，展现茶文化的历史变迁。其中包括了足利义政（1436-1490）、织田信长（1534-1582）、千利休、松平不昧（1751-1818）等推动历史进程的霸主武将和茶道家所收藏的“全明星”阵容的国宝级着名茶碗。

以“茶之道”为主题将众多珍品汇聚一堂的展览，上一次还要追溯到1980年该馆的“茶之艺术”展，距今已经37年了。

油滴天目，中国·建窑，南宋时期（12-13世纪），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从釉色中浮现的金色和银色的斑纹，像油滴一样，故得名“油滴”。在今日所见的各种油滴天目中，这件茶碗是最为出类拔萃而声名卓着的。据说丰臣秀吉的外甥（后被秀吉收为养子）曾是它的主人。

青磁轮花茶碗（名：马蝗绊），中国·龙泉窑，南宋时期（12-13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据说足利义政收藏此茶碗时，因碗身出现裂痕而派人到中国寻找替代品，但工匠回答说再也无法做出如此美丽的青磁茶碗，最终只在碗上打了锔子送还给足利义政。锔子看起来像大蝗虫一样，由此得名“马蝗绊”。

灰被天目（名：虹），中国，元-明时期（14-15世纪），日本文化厅藏

据传是足利义政所收藏的唐物天目。像是被灰覆盖着的沉静的釉色，因华丽绚烂的窑变和油滴纹样而显得高贵典雅。这件茶碗名列东山御物，虽然过去评价较低，但它体现了侘茶的全新价值观，也因此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大井户茶碗（喜左卫门井户），朝鲜，朝鲜时期（16世纪），京都·孤蓬庵藏（4月28日-6月4日展出）

在朝鲜半岛的高丽茶碗中，名为“井户”的作段好品数量较多，是高丽茶碗的代表性作品。在众多“井户”中，这件茶碗尤其以强有力的雄壮姿态动人心魄。“喜左卫门”是曾经收藏此茶碗的人的名字，后来这件茶碗成为松平不昧的藏品。

青井户茶碗（柴田茶碗），朝鲜时期（16世纪），东京·根津美术馆藏

在井户茶碗中，青井户茶碗以直线状外形为清冷的釉调为特征。“柴田”正是青井户茶碗中的珍品，因织田信长向柴田胜家赠送此物而得名。近代时期，这件茶碗从平濑家流入藤田家。

黑乐茶碗（名：剥栗），长次郎（制作），安土·桃山时代（16世纪），日本文化厅藏

这件茶碗上半部分为方形、下半部分为圆形，是黑乐茶碗中的异数。在源历据传为长次郎制作的茶碗中，这件作品的特色十分鲜明，有着令人忍不住将其一直握在掌中的奇异美丽。后来，这件茶碗为爱好风雅的近代茶道家平濑露香所收藏。

志野茶碗（铭：卯花墙），美浓，安土桃山-江户时代（16-17世纪），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志野茶碗是美浓（今岐阜线东浓一带）窑中的代表性陶器。白釉中透露出的鲜红的火焰颜色，展现出茶碗的魅力。这种白釉底色与以铁锈绘制而成的纹样，看上起就像开着卯花（学名“齿叶溲疏”）的矮墙一样。在日本产的茶碗中，这一件实为着名的杰作。

将军的“唐物喜好”

日本人向来重视“关系”。不仅仅是人际关系，还包括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每个个体都不是独立的，而是在关系性之中萌生出自我意识。比如在茶道中使用曜变天目的话，用竹制的旧茶杓就会显得很奇怪，应当尽可能使用象牙的茶杓或是明代的茶台“天目台”。又或是燕子花（又名“杜若”）图屏风就应当在杜若花盛开的季节时装饰在茶室里。这就是所谓的“用具”，即便用具本身非常精美，但如果不能互相配合的话，就完全不能发挥其价值。

12世纪前后，随着由中国宋朝东传的新式饮茶法“点茶”（“抹茶”）逐渐在日本的禅宗寺院、武士阶层中广泛传播，人们四处搜罗中国的艺术品“唐物”，装饰在房间里、或是用唐物来饮茶，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至15世纪的室町时代时，足利将军家收集了最高级的唐物，并以尖锐的鉴赏眼光对唐物进行分类和品评。这种“唐物喜好”的价值观，对“茶水”文化有着重大影响。

展览的“足利将军家的茶水——唐物庄严与唐物喜好”部分，以足利将军家收集的一流名品为中心，展示了以“唐物喜好”的眼光挑选的珍贵作品。

《潇湘八景图》，描绘了洞庭湖流入潇水和湘水的胜景，其中的《远浦归帆图》上有足利义满的藏品印章“道有”，后来此画又被织田信长收藏。

远浦归帆图，牧溪画，中国南宋时期（13世纪），京都国立博物馆藏（5月9日-5月21日展出）

《庐山图》是禅僧画家玉涧的名作，他在日本受到很高评价，被认为是与牧溪齐名的中国着名画家。

庐山图，玉涧画，中国 南宋时期（13世纪），冈山县立美术馆藏（4月11日-5月7日展出）

南宋的画院画家李迪所画的花卉图精致而生动地描绘出一天之内由白变红的醉芙蓉的情态。为了适应茶室狭小的空间，这种尺寸较小的挂轴逐渐受到欢迎。

红白芙蓉图，李迪画，中国 南宋时期·庆元三年（1197），东京国立博物馆藏（5月23日-6月4日展出

青磁下芜花入，中国 南宋时期（13世纪），彩虹（Arc-en-Ciel）美术财团藏

侘茶的诞生

15世纪末期，城市平民成为新时期的社会主流，他们热衷于欣赏连歌、能乐、茶道、花道、香道，并钻研这些风雅之事。这样一来，在珠光（1423~1502）和被称作“下京茶水人”的人们中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风潮：他们不仅仅宝爱唐物，也从日常使用的茶具中选取自己喜爱的物品进行组合。这种“侘茶”的精神，由后一代的武野绍鸥（1502-1555）等人推广，逐渐深入人心。

展览的这一部分意在通过展现这一时期人们对茶道用具的价值观的变化——即由“唐物”转向“高丽物”、“和物”，来揭示萌生于时代转换时期的侘茶的艺术。

这件《唐物茶壶 铭：松花》的大壶用于保存茶叶。战国武将们特别珍爱茶壶，甚至有茶壶价值连城的说法。这件茶壶曾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历代天下霸主所收藏。

唐物茶壶（铭：松花），中国，南宋-元时期（13-14世纪），爱知县·德川美术馆藏（4月11日-5月7

一件褐釉小茶壶，本是在中国南方制成的日用品，传入日本后被当做唐物小茶壶受到珍爱。“肩冲”指的是瓶颈附近呈方角造型的茶壶。这件茶壶是着名的“肩冲”茶壶，据传由足利义政命名。

唐物肩冲茶入（铭：初花），中国，南宋-元时期（13-14世纪），德川纪念财团藏（4月11日-4月23

侘茶的完成

时至安土桃山时代，继承了侘茶精神的千利休进一步发扬茶文化，使之在上至天下霸主地方诸侯、下到平民百姓的人群中都被更加广泛地接受。千利休身为侍奉霸主丰臣秀吉的茶道家，继承了传统，不是仅仅寻找能与唐物媲美的侘茶茶具，而是制作全新的茶具，将它们组合起来，为饮茶的世界带来新鲜的空气。

展览中“利休选取的茶具”和“利休的创作”部分，以此为主题，试图接近千利休的茶文化，并介绍继承利休精神的茶道家古田织部（1544-1615）及这一时期极大发展的陶制茶具，展现出桃山时期自由奔放而茁壮有力的茶文化的魅力。

黑乐茶碗（铭：俊宽），长次郎，安土桃山时代（16世纪），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

这是黑乐茶碗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据传是乐窑创始人的陶工长次郎在千利休指导下制作的。茶碗不高、呈圆柱形的碗身坚实而富有张力，带有紧张感。

唐物尻膨茶入（铭：利休尻膨），中国，南宋-元时期（13-14世纪），东京·永清文库藏

据传这件茶碗曾在天正15年（1587）的北野大茶会上被使用过，后流入细川三斋（即细川忠兴，1563-1646）之手。

大井户茶碗（有乐井户），朝鲜，朝鲜时期（16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据传此系织田信长之弟、茶道家织田有乐所藏的大井户茶碗。这件茶碗有着悠闲而安稳的模样，深深吸引着观众。后来，茶碗经纪伊国屋左卫门等人之手而传入藤田家。

千利休像，传长谷川等伯画、古溪宗陈赞，安土桃山时代、天正11年（1583），大阪·正木美术馆藏（展出

据说桃山时期的代表性画家长谷川等伯在天正11年（1583）时描绘了62岁的千利休的肖像，利休在画中目光锐利、威风凛凛。利休参禅的导师、大德寺117世古溪宗陈题写的赞语确为真迹。

“优美之寂”的新型茶道与古典复兴

江户时期，茶文化在太平盛世再次迎来变化。小堀远州（1579-1647）等茶道家力图复兴室町时期以后的武家茶道、继承千利休精神的茶道家确立家门、以及有茶道家吸收宫廷贵族的风雅而试图创造新的茶道风潮，这些动向互相影响。展览的此部分首先以复兴武家茶道、确立了名为“优美之寂”的新型茶道风气的小堀远州所使用的茶具为中心，介绍江户时代前半期的茶文化。

然后介绍江户时代后半期的松平不昧（即松平治乡，1751-1818）的茶文化。这一时期的茶文化被认为仅剩骨架而无实体，但身为松江藩主的不昧钻研古典、收集茶具并进行品评。我们可以欣赏到经由不昧的品鉴而重新受到重视的珍品。

小堀远州，古铜象耳花入（铭：为杵），中国 明代（14-15世纪），东京·泉屋博古屋分馆藏

据传这是远州所藏的古铜花瓶，因下部体积较大而瓶颈细长、形似杵而得名。花瓶外形高雅，作为重视品格的武士阶层茶道的茶具非常合适。

野野村仁清，色绘若松图茶壶，仁清（制作），江户时代（17世纪），日本文化厅藏

这是江户初期京窑的名匠野野村仁清的作品。据说他在茶道家金森宗和手下、为天皇和宫廷贵族制作潇洒的茶具。名为“仁清黑”的黑釉，与茶碗上部的方角形状引人注目。

小堀远州，丹波耳附茶入（铭：生野），丹波，江户时期（17世纪），大阪·汤木美术馆藏

这是国窑小茶壶的代表作。丹波地区（兵库县筱山市）的工匠在小堀远州指导下制作出了更加优秀的陶制茶具。据说这件茶碗由远州亲自以丹波名胜命名，正是远州所喜爱的姿态高雅的茶碗。

松平不昧，油滴天目，中国·建窑，南宋时期（12-13世纪），九州国立博物馆藏

松平不昧将着名茶具分为“宝物”、“大名物”、“中兴名物”的不同类别并进行评价。这件茶碗据说为古田织部的藏品，在不昧记载茶具的《云州藏账》中登记为“大名物”。

三好长庆，粉引茶碗（三好粉引），朝鲜，朝鲜时期（16世纪），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这是朝鲜半岛制作的白釉碗。碗身表面好像能吹去粉末、釉没有沾上的部分则名为“火间”，两者交织呈现出独特的品格。这件茶碗因相传为战国武将三好氏所藏而得名。

从幕末到明治维新的混乱时期中，寺院和旧贵族家收藏的宝物和名品流入民间。这一时期，平濑露香（又名龟之助、龟之辅，1839-1908）、藤田香雪（又名传三郎，1841-1912）、益田钝翁（又名孝，1848-1938）、原三溪（又名富太郎，1868-1939）等着名企业家以过人眼光选出一流茶具，既重视茶道传统，又以全新价值观创造出全新的茶文化。在本次展览的最后，围绕各自在关西与东京地区闻名遐迩的四位爱好风流的人物，介绍并展出他们的茶文化与美学观念。

运营团队：净心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