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魂有哪些

A. 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西南卢沟桥畔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按照蓄谋已久的计划，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侵占北平；7月30日侵占天津；8月13日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11月侵占上海；12月13日侵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军攻城掠地，铁蹄践踏了我国半壁河山，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比巨大的损失：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暴行，是人类史上所罕见的。这段中华民族悲惨苦难的历史，是不会因岁月流逝而被淡忘的。

然而，在战后50多年间，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及右翼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其为军国主义及侵略历史进行翻案的活动。以1963年9月日本《中央公论》开始连载右翼作家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更不断掀起阵阵浊浪，肆意歪曲历史，矢口否认战争罪行，公然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翻案。为纪念“七·七事变”63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为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公然篡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本文拟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核心思想及理论基础三个方面进行概述和剖析，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加深我们的认识。

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日本封建军国主义，它对内实行极权统治和统制经济，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力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一句话，军国主义是以“军事立国”并进行统治的反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则是日本武士道。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体力行者。在日本历史上，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武士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武士道，它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从而使日本具有了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传统。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教、佛教、儒学及皇国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以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及国民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旧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着名剑道家，他的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学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文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山鹿素行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他们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山鹿素行的这些神道教、儒学及皇国史观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不同，将永久不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民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个人，即将效忠对象由多元转化为一元。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的体制。同时，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以后，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将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鼓舞日本国民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倡导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日本军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大陆、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国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把自己当作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并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武士道一词也因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日军的侵略暴行联系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恶乃至仇恨。

侵略扩张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扩张思想。从日本历史来看，它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日本封建时代开疆拓土的侵略扩张思想，二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列强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的侵略扩张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思想由来已久，从传说中的首代神武天皇发布“诏敕”中，就有“八�一宇”（将五洲四海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语。更有这一帝国理想的实践者，即关于神功皇后征讨新罗（朝鲜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获全胜的神话传说。后来历代统治者均宣场神功皇后开疆拓土的战功，对她推崇有加。

16世纪末，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他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达到了空前高峰，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思想、对外侵略行动之大成。丰臣之后，日本不少思想家及统治者都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

丰臣秀吉1585年出任“关白”（摄政），总摄日本国政，1586年又任太政大臣，掌握了日本政权，为解决统一后的日本社会矛盾，同时也因为个人野心不断膨胀及霸权思想作祟，他提出并实施了对外扩张的计划和政策。据史书所载，丰臣秀吉在1578年奉织田信长之命征伐播磨国（今兵库县）时，就对织田信长说：臣“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1585年，丰臣首次明确提出“征讨中华”，并为此积极准备。1590年5月，丰臣致书朝鲜国王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中国明朝），使其四百洲尽入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当他得知1592年第一次侵朝战争初期顺利进军消息时，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但是，正当丰臣做黄粱美梦时，传来了日军在中朝联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消息，日本被迫议和撤军。1596年丰臣又撕毁停战和约，于1597年再次出兵侵朝，亦很快陷入困境。丰臣亦忧忿成疾，呜呼离世。丰臣死后，德川家康通过1600年的关原之战，确立了统治全国的地位，并于1603年建立了江户幕府，成为合法的全国统治者。和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封建主义国际秩序。

江户幕府晚期，西方近代殖民主义势力东渐，幕藩体制陷于困境，尊皇思想及攘夷论开始出现，此时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封建主义的扩张思想，不仅将其体系化、具体化，而且为其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并打出了更富有欺骗性的招牌。

日本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把日本说成是天照大神创造的神国，提高日本和天皇的地位。他还宣扬“八�一宇”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梦想征服世界，将世界各国置于日本支配之下。他的这些思想，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变为“大和民族优越论”，“国粹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舆论工具。

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的经世学派和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看到了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奴役当地人民，攫取大量财富，深为所动，因此提出了许多从日本立场出发的对外扩张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岛津齐彬等。

林子平在1785年所着的《三国通览图说》中，全面介绍朝鲜、琉球和虾夷地（北海道）的历史沿革、文物制度、风俗习惯、地理物产等情况，便于日本人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了解。1786年他又着《海国兵谈》，纵论五大洲形势，提醒国人勿忘“江户（今东京）日本桥下水，直通中国与荷兰”，勿忘日本是四周为海洋环绕，与世界联在一起的“海国”，启迪世人站在日本桥上，放眼世界风云。一部《海国兵谈》，实为海国日本武备的网络全书，论述了日本海防必做到攻守兼备，又具体提出了各项防卫措施。在经世学派中，最早论述海防论者也是林子平。海防论的总体构思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奠定了基础。他还在《海国兵谈》中露骨地表露了霸权主义思想，他希望日本能出现如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那样的“君主”，以“一统五洲”。而在推行其世界战略的基本手段方面，则主张武力对外扩张。

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着《经世秘策》一书中，主张确定世界战略的终极目标，即征服世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本多利明要求日本实行殖民“开拓制度”。他指出，“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强调“即使侵犯他国，也应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他还划定日本北攻、西侵方向，其主攻方向为堪察加、满洲（中国东北）、“山丹”（现俄国滨海疆区）和“西唐太岛”（库页岛）。他还在1801年所着的《贸易论》中宣称：“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是为君之道的秘密”，并进而将“贸易之道”概括为“战争之道”，鼓吹伺机“进攻外国并占领之”。

将经世学派思想主张充分展开、发挥的集大成者是佐藤信渊。他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首句中即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将全世界“混同”为日本郡县，使“全世界悉为皇国（日本）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皇化”全球，主宰世界。他提出“皇国”驾驭世界之策的外征论，更把武力扩张作为“皇化”世界的基本手段，将出兵海外的侵略行为美化为“奉天意，正万国之无道”，是“实行天惩”。他的这些思想和口号，被日本军国主义不断重变和鼓吹。佐藤信渊还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纲领性蓝图和路线，这就是从侵略中国东北入手，进而入关全面侵华，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的西侵与南进并行的路线。这与105年后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是一脉相通的。佐藤信渊的思想着述，在其生前影响并不太大。而在明治维新后，却倍受重视，“维新三杰”之一的明治政府早期实权派人物大久保利通发现并特别重视和提倡佐藤信渊的思想主张，从1871年（明治4年）起，连续出版了信渊的各种着述。信渊的思想体系和主张，成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内外政策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吉田松阴提出将失之于欧美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土地”。这种失之于西方者，补偿于鲜满的主张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大战略。而因为倒幕维新及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山县有朋等，皆系松阴门人，所以他的对外扩张思想直接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及近代日本的建设者。此外，松阴亦提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扩张路线，目标直指中国与东南亚，甚至是印度。

其实，松阴这种“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力图将西方殖民势力的压迫强加在邻近国家的思想主张，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当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之时，日本开明藩主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便主张侵略中国。后来“维新三杰”中之二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正是由岛津齐彬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都成为明治新政府的实权派，又都深受齐彬思想主张的影响。幕政改革派维新志士桥本左内甚至公然认为，如果不兼并中国、朝鲜等国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故“略取附近之国家，乃第一要紧之事”。

幕末经世学派代表人物是当时日本的先觉者，他们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表露得如此清晰，如此狂妄，实在令人吃惊。其实，这种思想是日本的领土野心、武士道的“征战光荣”主张的必然产物，更是在幕末特定的国际国内时代条件下，受列强西力东渐危机的冲击的结果，二者相结合，遂产生并形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系统的对外侵略思想体系。他们企图通过模仿西方殖民者对外扩张的行径，侵略和掠夺弱小国家以臻富强，进而达到参与欧美列强的殖民角逐的目的。应该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行径，无疑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贯彻实施。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提出“大陆政策”，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20世纪初，日本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完成了军国主义化。它导致日本国民经济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战争——经济军事化——更大的战争——经济更加军事化……。这部战争机器不停地运转，只有到彻底败亡才被迫停止下来，经济亦终将崩溃。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化的理论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已开始制造法西斯舆论。1919年8月，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肇始者和理论家北一辉在中国上海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大纲鼓吹动用天皇大权、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的“改造”和“积极对外开战”，夺取殖民地，称霸亚洲和世界，成为颇受帝国主义分子赞扬的法西斯纲领。同年，北一辉与另一个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等在日本组织起早期法西斯主义团体“犹存社”。此后大量形形色色的军队和民间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笼。从广田内阁开始，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财抱合”（军阀与财阀的紧密勾结）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日本建立起军国主义法西斯独裁统治。

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确立后，更极力鼓吹侵略“合理”，反侵略“有罪”，竭力宣扬“忠君爱国”、“天皇至上”，大肆掀起侵略战争狂潮。在政治军事方面，日本政府修改《国防方针》，制定《国策大纲》，加紧扩军备战。《国策大纲》声称：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实际上提出了吞并东亚太平洋区域的大规模扩张方针。接着于1936年6月，为适应扩张方针的需要，修改了《国防方针》，提出了昭和新军制计划和大肆扩军、增加军费的庞大计划，将国民经济亦逐渐纳入战争轨道。1933年3月，日本悍然宣布退出国联。当德国、意大利逐步建立法西斯统治并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之时，日本法西斯亦加速确立统治体制，并很快发展为东方战场的战争策源地。于是，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伙伴，在反共产国际的烟幕和幌子下勾结起来，1936年11月，日德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翌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开始形成。三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走上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在思想方面，则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士兵和学生强化军国主义思想教育，极力鼓吹“战争是创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军人是“国家之花”，大力灌输“八�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化的过程中，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拣来的一些糟粕，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写下的《物种起源》，是人类对生物界、动物界认识深化的里程碑，而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古姆普洛维奇、沃尔特曼等人用庸俗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将人类社会比拟为动物界，宣扬“各种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弱肉强食”及“优胜劣败”，划分民族优劣的种族主义思想。

在明治维新前后，就有曾留学西欧的一些日本启蒙思想家摄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它传入了日本。着名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日本最早的德国思想研究者，也是最早在日本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官僚学者。1882年，加藤在《人权新说》中就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对天赋人权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鼓吹“优胜劣汰”原理，胡说什么“人类绝不是生而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一的权利，人的权利只有在掌握专制大权的统治者即最大优者的保护下方能实现”。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需要，亦由于加藤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大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风靡一时，影响极大且十分深远。开始还是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后来变成露骨军国主义者的德富苏峰亦主张日本应做“世界性国家”。在甲午战争前后，他极力宣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在许多文章中都贯彻其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他认为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正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并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原来亦是平民主义者的着名史论家、评论家山路爱山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放弃了平民主义，公开声明“愿做帝国主义的信徒”，极力宣扬世界已进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时代，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正是历史的必然，“是适者的生存，是天赐的荣耀，是社会进化所生的淘汰”。连一直主张立宪主义的浮田和民也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转变成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他认为，军国主义侵略只是“民族生存竞争”的具体表现，“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生存竞争的结果”，“征服半野蛮民族或吞并自己不能独立的国家，不应视为不仁不义”。他甚至露骨地主张“只要世界上还有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存在，就不能不予以消灭”。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将日本军国主义传统文化中的形形色色货色进行改造和包装后，一古脑地塞入其庞杂的思想体系，制造和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和“生存自卫论”，鼓吹人种差异，自欺欺人地打出“种族战争论”（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战争”）、“民族解放论”（太平洋战争是“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的蛊惑性招牌，妄图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为侵略奴役亚洲人民的思想武器，实现其“皇化亚洲”、“皇化全球”的迷梦。

综上所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其来源之一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学中的封建糟粕，来源之三是皇国、神国史观，进入近现代以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所谓理论体系，因此，是十足的封建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腐朽、反动思想糟粕的大拚盘，其拚凑的内容和混乱的表述往往使人难以分类和把握其逻辑层次。但是，正是这一庞杂的精神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予以深刻的反思。

B. 请列举日本历史上着名武士

日本着名武士录真田信繁：1615年5月7日（49岁）
冲田总司：1868年5月30日（26岁）
河上彦斋：1871年（38岁）
冈田以藏：1865年5月11日（28岁）
中村半次郎：1877年9月24日（40岁）
土方岁三：1869年5月11日（35岁）
田中新兵卫：1863年5月20日（23岁）
近藤勇：1868年4月25日（34岁）
桂 小五郎：1877年5月26日（45岁）
1、真田幸村（又名真田信繁、丰臣信繁）
（1567~1615），死于1615年5月7日，终年49岁
身世：信浓豪族真田家的次男，永禄十年（1567）生于甲府，是武藤喜兵卫（即真田昌幸，其时21岁）的次子。幼名御弁丸，后改称源二郎。他的长兄是源三郎，后来的松代藩藩祖真田信幸。
生平：上田城攻防战后，信繁被从上杉家召回，作为丰臣家的人质到了大坂城。丰臣秀吉也很器重信繁的才能，授予从五位左卫门佐的官位，并赐丰臣姓，并且让他担任近侍。信繁后娶了五奉行之一的大谷吉继的女儿。庆长五年，昌幸、信繁父子则越过赤城山麓返回上田城笼城，不久后即发生关原之战，当时的信繁年仅三十四岁。当年十二月真田父子被流放到纪州居住在莲华定院，也就是世人传说的高野山麓九度山村。庆长十九年（1614）十月，丰臣向信繁送去黄金二百枚，银三十贯以及土产等物品，恳请幸村进入大坂城。此时的真田信繁，四十八岁。十月十日，信繁入大坂城并对丰臣家给自己这样一个表现的机会感激不已。庆长十九年十二月四日，冬之阵以真田势全面胜利而告终。
辞世：元和元年（1615）五月五日，大坂夏之阵爆发。五月七日，大坂方挑起了最后的决战。但是由于兵力上的差距实在太大，信繁兵尽，在茶臼山北部的安居天神附近讨死。享年四十九岁。
2、冲田总司
死于1868年5月30日，终年26岁
派别：天然理心流
身世：天保十三年，白河藩阿部正备的家臣冲田胜次郎之子冲田总司出生于江户，幼名冲田宗次郎。
生平：十岁时，跟近藤周助学习天然理心流剑术，最早获得了天然理心流的真传，后来可以说是新撰组第一高手。跟斋藤一一样，总司的剑法偏重于刺突。他的绝招名为“无明剑”。新撰组成立后任剑术教练，并兼任一番队队长
辞世：1864年6月5日，池田屋事件爆发。当新撰组正准备凯旋回邸时，总司突然吐血昏倒。庆应四年（1868年）五月二十九日夜，总司梦到一只黑猫，并在梦中将此一黑猫斩杀。次日，总司便撒手人寰，去世时只得二十六岁。
3、河上彦斋
着名漫画《浪客剑心》主角绯村剑心原型，（1834—1871，终年38岁）
派别：未知，据说与飞天御剑流相似
身世：熊本藩士，积极鼓吹尊王攘夷，坚决反对“开国论”，认为日本应该继续维持闭关锁国政策。
生平：元治元年（1864），刺杀着名的大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河上彦斋威名大振。河上彦斋因此被捕，大赦出狱后加入了长州军，并参与了着名的“禁门之变”：1864年7月19日长州真木和泉以勤王为名率兵进京，在皇宫西门被时任幕府京都守护的松平容保率部击退。而在一个月前因“池田屋事件”名扬天下的“壬生狼”新撰组也参与其中。“禁门之变”后，河上彦斋逃回长州，参加了戊辰战争。
辞世：维新之后，河上彦斋由于对开国政策不满而发表了一些反对新政府体制的言论，因而被控谋反，于明治四年（1871）被处决，享年38岁。
4、冈田以藏
（1838-1865（天保九年——庆应元年）终年二十八岁）
派别： 一刀流、镜心明智流
身世：土佐藩士。天保九年（1835）出生于土佐国土佐郡城北江之口洞带村。
生平：少年时于武市半平太道场修习一刀流剑术。安政三年（1856）九月出土佐到江户，并于桃井春藏门下学习镜心明智流剑法。以后随武市半平太遍历四国、中国、九州进行剑术修行。
冈田以藏主要“天诛”行动摘要：
文久二年八月二日，于大坂道顿堀刺杀土佐藩下横目井上佐一郎，协同者四人。
文久二年闰八月二十日，于京都三条木屋町刺杀本间精一郎。协同者田中新兵卫等数人。
同日，于京都河原町通丸太町刺杀前关白九条尚忠部下宇乡玄蕃头，协同者肥后藩堤松左卫门等四人。
文久二年闰八月三十日，于京都三条河源刺杀岛田左近手下猿之文吉，协同者清冈治之助、阿部多司马。
文久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于江州逗颤乎石部山悉宿刺杀京都町奉行渡边金三郎、大河原重三、森孙六、上田助之丞四人。协同者田中新兵卫、久坂玄瑞、寺岛忠三郎、山本喜三之进等萨摩、长州、土佐、久留米四藩藩士三十余人。
文久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于大坂难波桥附近刺杀池内大学，协同者无。
辞世：文久三年（1863）九月二十一日，党首武市半平太被捕。随之，冈田以藏自然也难逃被逮捕的命运。武市半平太怕以藏受不了酷刑而招供，于是准备用毒药杀他灭口。不料毒杀未遂，反而使得以藏对武市半平太感到十分灰心，便索性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知道的都招了出来。庆应元年（1865）闰五月十一日，武市半平太被命切腹自尽，而以藏等九人则被处以斩刑。在被处斩前，以藏留下一首辞世之句：
君が为め尽くす心は水の泡，消えにし后は澄みわたる空
（大概的意思就是，为你竭尽一生，却如水泡一样，消失在晴朗的天空中。。。¦¦¦¦¦以藏果然是文盲。。。。）
5、中村半次郎
（1838-1877（天保九年——明治十年）终年40岁）
派别： 野太刀自显流、萨摩示现流
身世：出身于萨摩鹿儿岛郊外吉野村一家下级藩士之家，年少时于西田町江夏仲左卫门道场修习野太刀自显流剑术
生平：文久二年（1862），半次郎跟随岛津久光上京，并担任中川宫朝彦亲王的护卫。维新后，中村半次郎改名为桐野利秋，并踏上仕途。历任鹿儿岛常备军大队长、近卫大队长、熊本镇台司令长官乃至陆军裁判所长，军衔至陆军少将。
辞世：明治十年（1877），西南战争爆发。中村半次郎（桐野利秋）作为指挥官出阵，并于九月二十四日在城山决战中与西乡隆盛一同战死，享年四十岁。
6、土方岁三
天保六年——明治二年（1835-1869），终年35岁
派别： 天然理心流
身世：天保六年五月五日，土方岁三出生于武州多摩郡石田村。父亲在岁三出生前就已去世。岁三五岁时，母亲亡故。岁三的姐姐嫁给了佐藤彦五郎后，便把岁三接过去一起生活。
生平：文久三年（1863年），试卫馆一派以扰乱法度为名，迫使新撰组副长新见锦切腹，并斩杀局长芹泽鸭。并由近藤勇出任局长，岁三出任副长。庆应四年（1868年）一月，戊辰战争爆发。在下总国流山一战中，幕府军再次败走。近藤勇决意投降以掩护其它新撰组队员撤退。与近藤诀别后，岁三率新撰组残部与幕臣大鸟圭介合流，参与了宇都宫、会津等地的战役及参为抵抗维新政府而成立的奥羽越列藩同盟，但均以失败告终。只好向虾夷（即北海道）继续逃奔。
辞世：明治二年（1869年），政府军攻打北海道，五月十一日，岁三单骑冲入敌阵，被步枪子弹贯穿胸部，战死，时年三十五岁。留下作品集《丰玉发句集》。岁三的辞世之句：
たとひ身は虾夷の岛根に朽ちるとも，魂は东の君やまもらん
（看不懂¦¦¦¦¦。。。按字面意思猜吧。。。）
7、田中新兵卫
（1841-1863）（天保十二年——文久三年），终年23岁
派别：野太刀示现流
身世：萨摩藩士，全名田中新兵卫雄平，鹿儿岛城下药商之子，后来成为岛津织部的侍从。
生平：文久二年（1862）七月二十日暗杀前关白九条尚忠家臣、安政大狱实行者岛田左近。一个月后，新兵卫结识了土佐藩士武市半平太并与之结为义兄弟。此后，新兵卫便与冈田以藏等一起，作为“人斩”活跃于维新的背后：
文久二年闰八月二十日，于京都三条木屋町刺杀本间精一郎。协同者冈田以藏等数人。
文久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于江州石部宿刺杀京都町奉行渡边金三郎、大河原重三、森孙六、上田助之丞四人。协同者冈田以藏、久坂玄瑞、寺岛忠三郎、山本喜三之进等萨摩、长州、土佐、久留米四藩藩士三十余人。
文久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于京都下立売千本东刺杀千种家家臣贺川肇。协同者无。
……
辞世：文久三年（1863）五月二十日，失落多时的刀鞘被人发现在兇案的现场，新兵卫切腹自尽以负其则。
8、近藤勇
天保五年——庆应四年（1834-1868），终年34岁
派别： 天然理心流
身世：天保五年十月四日，近藤勇出生于武州多摩郡上石原豪农宫川家。幼名胜五郎，后改称胜太。十六岁时成为天然理心流三代目近藤周助的养子，改名为近藤勇。
生平：文久元年八月二十七日，二十七岁的近藤勇继承天然理心流宗家，成为该流派四代目。 文久三年（1863年），率试卫馆天然理心流门人加盟进京浪士组。浪士组解散后残留京都，成为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下属，并与芹泽鸭一派共同成立“新撰组”。肃正芹泽鸭与新见锦一派后，近藤勇出任新撰组局长一职。
辞世：下总国流山一战中，为掩护其他新撰组队员及同志撤离，近藤勇向维新政府军投降，当局不许近藤勇以武士身份切腹自尽，而判其斩首。庆应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板桥平尾一里冢，近藤勇被斩于自己的爱刀“虎彻”之下，时年三十四岁。
近藤所作以赠友人的一首汉诗：
富贵利名
岂羡む可けんや
悠悠として
官路は浮沈に任す
此身更に
苦辛在るに有り
饱食暖衣は
我心に非ず
9、桂 小五郎（其实这人不算武士，看在神道无念流的份上算他一个¦¦¦¦¦¦¦）
（1833～1877），终年45岁
派别： 神道无念流
身世：天保四年（1833）六月二十六日，生于长门国萩吴服街江户屋横丁。父亲是藩医和田昌景，当时五十四岁，母亲清子是续弦，前妻的女儿已经招赘了女婿继承和田家的家业。小五郎被邻居——领一百五十石俸禄的藩士桂九郎收作养子。初名小五郎，后受藩主毛利敬亲赐名木户贯治，后来又更名准一郎。讳孝允。
生平：十七岁时，小五郎拜在吉田松阴门下学兵法，这里他迈出了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步嘉永五年，又到江户游学。在斋藤弥九郎的道场学习神道无念流，剑术高超，成为塾头。安政年间成名剑手，却一生从未出剑杀人，一生为维新奔走。
辞世：明治九年，因病辞去参议职务。十年，西南战争时，卧在病榻上的小五郎还想抱病参加征讨军，但被挽留。五月二十六日在意识混沌中死去，享年四十五岁。

C. 什么是日本武士道

一、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士治国及武士道。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是日本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武士一词，初见于721年（养老五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提到武士、武艺，并提倡和鼓励尚武精神。在平安时代（794-1191年）初期，开始出现封建庄园。发展到10世纪时，已形成和确立起庄园制。封建庄园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促使大化改新（646年）以后实行的律令制度和班田收授制度由松驰、破坏走向崩溃、瓦解，社会动荡不安。庄园的发展，更导致武士的出现和登上政治舞台。
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足利尊氏于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武家政权。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而日本武士阶级掌握中央及地方实权的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出于政治和社会生乱颤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及神权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的武士道。旧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着名剑道家，他受传统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这些在日本古典戏曲中都得到长期表演，他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战前还出版了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宫本所着《兵法三十五条》，将自己平生练功、惊险决斗体会及剑道新派别的要领、兵法奥妙均详细写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江户时代，对武橡陪歼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与旧型武士道论既相联系又相对立。
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全集被称为日本“国民梁冲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他以儒家思想论述“武士道”，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大量着作，至少有600多卷。他聚众讲学，亦是着名的兵学家，有弟子4000余人。其子的门生中有一位是后来明治维新先驱者吉田松阴的祖辈，故吉田松阴称山鹿素行为“先师”，并在松下村塾讲授素行的兵学，明治维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响。山鹿素行从传到日本的朱子学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论根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了“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扬。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这些对后世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
吉田松阴的“忠魂不灭”说，宣扬楠公（楠木正成）七生报国，永生不死，楠公之后，复生楠公，非止七度。七生原为佛教用语，指可转生七次，为永久之意。楠木正成为支持天皇中兴，欲从幕府手中夺回大权，恢复天皇统治，于1336年（建武三年）在兵库凑川（现神户市附近）与足利氏大军决战，战败后，与胞弟楠本正季用刀互相刺死，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七生报国”。后来，楠木正成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掀起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明治五年（1872年），还建立了纪念正成的凑川神社。吉田松阴在囚室墙壁上也挂出“三余读书，七生灭贼”的条幅，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则不同，将永久不灭。松阴自己亦在被处死前写下了《留魂录》；“吾躯纵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日本武家社会延续近700载，武士阶级执掌政权，故而为战争服务、崇尚征战杀伐的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始终伴随着武士及武士道。而武士，则是军国主义的身体力行者；武士道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工具。
二、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的社会大变革。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明治新政府在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资本主义化。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实是“强兵富国”，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军制，建立新的近代军队及军人精神，积极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禄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赎买方式废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级及财产特权，武士阶层也随之瓦解。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对明治政权的统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并未随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伦理的武士道。为建立近代军队，在军事制度方面，于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1878年因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而改为采取德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明治政府于1873年1月，颁布近代《征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于天皇。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以陆军省（相当于部）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救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1890年更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天皇之“忠良臣民”，从而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武士道。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学伦理为基干，受佛教禅宗及神道教的诸多影响，但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武士道的内容既有舍弃，亦有保留，更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其保留的内容有：一是以忠孝为本，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与“皇祖皇宗”的“肇国宏远”相联系，称其为近代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还有意识地宣传家族国家观，奉天皇为最高家长。在五伦五常方面，《教育敕语》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强调“尚武精神”。作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国强兵”是明治时代军事立国的路线，宣扬“尚武”乃日本“国质”的“武国论”。《军人训诫》规定“勇敢，投入战门，敢冒风险以成功名”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军人敕谕》则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声言“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之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为日本臣民”等等。三是强调奉公效忠意识，《军人训诫》将忠诚列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强调“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以忠勇为主”，“而今日之军人，纵然并无世袭，亦与武士无异。故应遵循武门之习，以忠勇为主。”《军人敕谕》也要求“军人必须尽忠节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坏此节操”，应“一心一意，恪守忠节”。《教育敕语》则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义勇奉公”。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舍弃和变化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个人，即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的效忠对象。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体制，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明治时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军人训诫》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军人”自列入军籍之初，已宣誓“拥戴皇上，忠于朝廷”，故应“尽忠节于国家”。《军人敕谕》宣称“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军人的责任在于“保证国家，维护国权”。《教育敕语》则要求日本臣民走上战场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是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变成对外侵略的日军的精神武器和精神支柱，成为侵略之道和杀人之道。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天皇在1868年发表的《宸翰》（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军人训诫》称军队“为国家之土城”，《军人敕谕》鼓吹军人在天皇统率下“保证国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尤其是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遂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武士道恶劣影响的要害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铁的历史事实无情地告诫我们，当武士道向恶、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倾斜之时，就是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遭殃之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只是带有浓厚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近代天皇制度，经济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观，社会上的武士特征，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⑧。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年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士族出身者、1.25%是旧大名出身者。不难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唯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结果，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这些人掌握权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驾驭民族，制约社会。
武士领导者完成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使武士道恶性膨胀：先是把武士道灌输给士兵，1878年以陆军省名义颁布《军人训诫》，把“三德”作为近代军人的天职，向士兵灌输“忠诚”、“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继而武士道衍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誉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等项规范，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道——“军人道”。最后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实际上《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
明治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法令使全体国民“平常要其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强调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爱护和尊敬日本的国体，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要求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
“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11不难看出“富国强兵”参照系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曾说“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一贯以皇室为中心主义统辖二者。”即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这一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界各国。”“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仅仅掌握几个书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么大事，它也绝不能使日本文化畸变，但危险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军、政界首脑。因之它不但可以转化为日本现实的思想、观念、战略，而且直接变成日本政治、生产的实践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一思想观念终于畸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穷兵黩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帜下，全体国民自动地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效命。正是因为有武士道这张温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变成极富侵略的军国主义。武士道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之魂，在为法西斯服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士道。
武士道的最大特点首先在于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为军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其根源就在于它是武士，进而是全体日本国民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时也是“死”的宗教，从军事意义上说唯有“忠”和“死”最能体现彻底奉献。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对主君的“忠”和为主献出生命来武装军队。这支军队是不要命的军队，随时准备为主君、为天皇献出生命。这支不要命的军队，既是勇猛顽强、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同时也是最粗野、残暴、毫无人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幕府时代，由武士组成；在明治维新以后，则是臣民皆兵。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利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精神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国民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当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侵华日军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正如万峰教授所说，这一切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呕、深感憎恶，便想起太阳旗加军刀，想起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有史作证：武士道的最大恶劣影响是为战争服务、助纣为虐、危害人类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武士道思想武装的军队是随时准备献身主君、献身天皇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置生死于度外的亡命之徒组成，其战斗力和破坏性都是罕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的恶劣影响暴露无遗，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只有“磬竹难书”四个字才能如实形容。武士道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精神之中，与武士道如影随形的军国主义并未彻底消失。因此，世界人民务必时刻警惕，以防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复活，危害人类和平。
总之，武士道是日本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罪恶在意识方面的劣根，武士道痼疾侵害着日本民族，毒化着国民的意识，袒护着军国主义，甚至引发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尤为令人担心，值得世人警惕！
当然，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也有应对的良策，那就是不折不扣地遵照邓小平同志的话去做。小平同志说：“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摘自《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

D. 日本着名武士有哪些

小野田宽郎，永不投降——二战最后一位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
小野田宽郎，1922年3月19日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县海南市。1939年3月到“田岛洋行”的武汉分店工作。1942年12月被征召入和歌山步兵第61联队，后分配岛步兵第218联队。1943年9月成为甲种干部候补生，1944年1月进入久留米第一种陆军预备士官学校。8月毕业后成为士官勤务见习士官。9月进入陆军中野学校二俣分校，接受游击战训练。11月毕业后被派往菲律宾。小野田被派到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小岛-卢邦岛(Lubang)，准备在美军登陆后开展游击战。
1944年12月17日，上司谷田命令23岁的小野田在卢邦岛开展一场针对美国人的游击战。他对小野田说：“我们撤退，但只是临时的。你们进山，用埋地雷、炸仓库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我禁止你自杀或者投降。三年、四年或者五年之后，我将回来。这个命令只有我才能取消。”
1945年2月28日，美军在卢邦岛登陆，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战死。小野田把剩下的人分成小组，同伍长岛田、上等兵小冢金七、一等兵赤津三人一起隐人丛林，继续顽抗。
8月15日，在盟军的联合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派出由已投降日兵充当的军使赴各岛劝降，同时撒下大量的传单。1945年10月，小野田看到了美国人发的传单，上面写道：“8月14日日本已经投降。赶快下山投降!”小野田当时将信将疑。忽然听到不远处有枪声，于是认定战争没有结束，传单在骗人，他们又藏进了丛林深处。
每天清晨，小野田带着三名士兵爬上山峰，对着旭日敬礼，并继续着他的战斗。他的策略非常清楚：他无法占领整个岛屿，但是，他可以让岛上的菲律宾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因而产生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成了整个岛屿的统治者：这正是游击战的最高目标。因而，他会突然的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有几十个农民在收成香蕉时，无端的被他们残酷的枪杀。
小野田等人保持着不断移动的战略，甚至连当地人都无法将他们捕获。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几天之后，他们就会移动。在漫长的雨季，他们就扎营，因为没有人会在雨季上山。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他们甚至将保存晒干的香蕉充当干粮，以便维持一定的热量。但是他们无法猎取太多的食物，因为枪声会暴露他的战斗位置。当雨季来临，他们得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因体温过低而死亡。
卢邦岛前副行政长官埃拉莫斯说：“小野田领我们看了他在森林中的藏身之地。那里很干净，墙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他的手下活着时，小野田经常训练他们，甚至组织诗词比赛。”小野田不知道其他小组的情况。埃拉莫斯说：“我的父亲曾同小野田打过仗。后来我当了警察，也同小野田的游击队交过手。我们在丛林中多次搜索都未能发现游击队的踪迹。为了让他们相信战争已经结束，我们散发了当时出的报纸和小野田游击队亲友的书信。事后我问小野田，你为什么不投降？他说，因为深信书信和报纸都是捏造的。”
时间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日本建起了成片的摩天大楼，日本产的电子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东京的实业家购买了美国的大公司，而小野田等人却继续在卢邦岛为天皇而战。他们喝河水，靠水果和树根充饥，幸运的是他只犯过一次扁桃体炎。晚间丛林中经常大雨倾盆，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步枪。每个月他们都要袭击一次军车，枪杀司机。
1949（1950？）年的一天，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绝望环境的煎熬，高举双手，向当地警察投降。剩下的三人彼此激励，要不断的战斗下去。隔年，他们发现赤津在山里留下许多传单，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许久，日本已经投降多年。他们还发觉赤津加入了当地的搜索队，在全岛山区展开劝降。小野田判断，这是敌军的策略，对于赤津的背叛无法认同。他下令全体退到更深的山区，以避开敌军的诱捕。
1952年, 他们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不断的在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三人念及家人，或许会软化态度出来投降。然而，小野田仍然认为这是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固执的他做出结论：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53年6月, 岛田伍长在一次行动中被当地渔民射伤大腿。虽然后来复原，但在隔年五月，岛田又在一次冲突中当场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的叫嚷说：“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始终不为所动。他们感觉到，战争还在进行，日本还在奋战，投降是莫大的耻辱，他们坚信总有一天日本的后援部队将会攻占整个岛屿，太阳旗将会随风飘扬。甚至当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这个岛屿，拿着麦克风对他喊话时，他依然认为，这不过是美军宣传人员以像他兄弟的声音来诱捕他的。游击战让他养成一种事事怀疑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深信日本人是一个宁死不屈的民族，他不能让尚在作战的日本皇军与国民失望。小野田同剩下的另一名列兵又在丛林中挖了一个从空中无法发现的地下掩体并搬了进去。
卢邦岛现任副行政长官莫利纳笑着说：“他们坚信日本人会回来。因为小野田的上司是这么说的。小野田后来也怀疑过谷田是不是把他遗忘了。有一次他有了自杀的念头，但是马上就放弃了，因为上司不准他这么做。”
每天清晨，旭日东升。小野田与小冢依然挺立，向太阳致敬。1965年，他们偷到一台收音机，听到了新闻里关于国际关系的报导，中国与日本已经不是敌对的国家。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承认世界的改变。他们依然故我，枪杀农民，烧毁稻谷。
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奉命潜伏（自称是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竟在异国的山林荒野中秘密地生活了28年。据说小野田之所以能够在山林里像原始人一样长期生存下来，是因为曾在日本陆军中野侦察学校受过有关训练。还有消息说，在南太平洋的巴纳岛仍有遗留下来的旧日本军人活动的踪迹。
1972年10月小野田在附近的村庄埋设了剩下的最后一枚地雷，因为生锈，地雷没有爆炸。1972年10月9日，菲律宾警察部队得到当地农民的报告，在卢邦岛发现了两个旧日本军人在山岗上烧稻草。菲律宾警察部队索特上士等三人连忙赶到现场，山岗上的两个日本军人立即举枪射击。在对射中，一名日本军人被击毙，另一名逃入密林中。后经查明，被警察击毙的是一等兵小冢金七，身边扔着保养良好的38式步枪，而跑掉的正是小野田宽郎。小冢身中两枪，其中一枪穿越心脏导致其当场毙命。日本投降27年后，日本士兵的死亡引起了东京的高度重视。日本马上派人到缅甸、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寻找藏在森林中的日军士兵。山里的传单更多了，除了报纸、杂志，还有小冢在日本的丧礼的消息。小野田始终不买帐。
1974年2月20日，他在山里偶然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的帐篷 （他探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小野田）。小野田缓慢的从背后接近铃木，发现铃木是一位日本人。于是，他们展开了对话。铃木告诉小野田，日本真的投降了，战争早已结束。小野田则坚持必须有指挥官的命令才会投降，并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铃木承诺会带着他的队长的命令归来。
铃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小野田的老上司谷口义美。原来谷口已经改名并成了书商。1974年3月9日，小野田发现一张铃木留下的字条，说他当年的指挥官，谷口义美少佐已经来到当地，并且附上一份完整撤退命令的影印本。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来到约定地点。干瘦的老年少尉小野田宽郎面对长官以最标准的敬礼动作，接受谷口义美少佐的指挥。而同样身穿军服的谷口对站得笔直的小野田念了投降的命令。从肩上拿下步枪，摇摇晃晃地向警察局走去。1974年3月10日清晨，身穿半旧日本军服的小野田到达卢邦岛警察局，他向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后，郑重地把步枪放到地上，说：“我是少尉小野田。我奉上级的命令向你们投降。”
小野田在30年的战斗中共打死打伤了130名菲律宾人，包括士兵、警察和平民。许多菲律宾人主张把小野田关进监狱，并绳之以法。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斡旋，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并允许已经52岁的小野田返回日本。1974年3月12日，他与铃木纪夫和谷口义美一起回到日本。
三十年之后，小野田终于回到了日本，所到之处，受到全国英雄般的热烈欢迎，成了所谓日本“英雄”精神的象征。他参加许多活动，特别是日本右翼退伍军人的活动。每当典礼开始，旧军歌被唱起时，小野会激动到流泪。他接受过无数次媒体访问，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上百个受伤与至少三十个无辜死亡的农民与破碎的家庭时，他坚决认为他没有错，他身处于作战之中，不必为这些人的死亡负责。他坚称自己是一位游击队长，不受任何一般战斗状况的约束，他必须为自己寻找活路。他脸无愧色，他意气始终高昂，他不觉得必须负担任何道德的谴责，他爱国，他是一位高傲的日本军人。他的自传成了畅销书，书名是：《绝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
归国后 日本政府本来打算给小野 100万日元的慰劳金，被小野拒绝。后来他就把这笔钱捐给靖国神社。他也拒绝了与首相和天皇的会见，首先去拜祭了岛上一起战斗过的岛田和小冢墓。
回到日本的小野田夜不能眠。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令他害怕，而喷气式飞机和电视则把他吓得心惊肉跳。1975年4月，小野田在巴西的森林中买了一个大牧场并在那里定居。
1996年5月，他又回到了卢邦岛，一位当初被他所射伤的农民，81岁的Tria，接受了74岁的小野田的拥抱。Tria说：“我已经没有了怨恨，那是许久之前发生的事了，现在提它干嘛！”但是，其它的当地人并不肯原谅这个他们口中的“罪犯般的刺客”。小野田仍以一惯的口吻说：“军人就是服从命令，在不违反国际法律的状况下，我没有责任”。但是他却捐出了一万美金给当地的学校当奖学金。
几十年来，日本少尉小野田就一直活在1944年。纵使世界已经不断的改变，他始终活在二次大战的纠缠里。当他终于回到了现代世界，面对社会的变迁时，他完全无法理解，特别无法理解日本宪法对于各类军事行动的限制。年迈的他参与各种“爱国”的活动，当旧日悠扬的日本军歌响起时，他会流下眼泪。他，企图唤起日本人对于国家的忠爱。他是一位日本军国主义的英雄。
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说：“我在小野田投降后不久同他谈了话。他好长时间没有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我们告诉他战争早在1945年已经结束时，他都惊呆了。他问：‘日本怎么会败？我干吗要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枪?’他坐在那里，失声痛哭。”
在巴西的事业成功后，小野田现在日本的拓殖大学任讲师。
根据凤凰台窦文涛主持人的讲述，
他是在接到 已经死掉的山下奉文的将令后 才投降的。
为了这个命令 也费了很大的周折，
因为小野认为虽然得到了取消任务的命令，
但并没有得到 投降的命令。为此还找到了山下奉文的秘书

E. 最后的萨摩藩武士西乡隆盛：武士之魂带来的悲剧收场

西乡隆盛，日本江户时代幕府末期大名鼎鼎的人物。 历史 上他位列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而且还是人气最高的那一个。他参与推动了王政复古政变，最终推翻了德川幕府。在那个将政权从德川家族手中夺回并且建立新政府的明治维新时期，他被称为英雄，同时也是新政府的核心之一。他所领导的明治新政府废藩置县、将土地划归农民私有、放宽了入伍的门槛，使得军队不再仅仅只对武士阶级开放、在全国开设小学推行基础教育、实行新历法、禁止人口买卖、去除了阶级限制加大了职业和人口流动、同时允许女性进入神社。现在看来，西乡隆盛是日本近代化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正是因为他推动了日本在那个时代成为了整个亚洲最早实现西化，并且在亚洲拥有了高其他邻国一等的实力和地位。
西乡隆盛在他的家乡鹿儿岛是被当成神一样的存在。可是，今天再回头来看，西乡一直被两极分化地评价。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所倡导的“敬天爱人”的理念和他实际那些上为了实现目的而采取的行为有着极大反差。

西乡隆盛出身于萨摩藩，也就是今天的鹿儿岛。在江户时代萨摩藩是一个远离幕府，相对独立的地区。在岛津家族的领导下，萨摩藩自成一派。在与西方频繁的交道中产生了独立的武士培养模式，出现了个很多优秀的倒幕派比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等人。萨摩藩的第11代藩主岛津齐彬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卓识而且心胸开广的主公。他发现在萨摩藩地方任职的西乡隆盛那年，西乡隆盛才17岁。作为地方小官的西乡，早早见到了百姓民生的疾苦，认识到了苛税对于百姓的压迫。于是他分发自己的俸禄给需要救济的农民，同时多次上书到岛津主公那里。也正是因此岛津齐彬把西乡带到了萨摩藩专门建立的集成馆。集成馆是专门吸收西方的文化来培养萨摩藩本土武士的一个地方，他们目的是富国强兵。萨摩藩的集成馆其实可以理解为我们在同一时期兴起的各路洋务运动，最终目的都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1853年，也就是西乡26岁的那一年，日本着名的黑船事件爆发。一直以来闭关锁国的日本终于认识到了西方的强大。此时，心急的幕府召集各路藩主前往江户商讨对策。岛津带着西乡一起去往江户，那是西乡第一次出门。而这一次表现让岛津齐彬意识到了西乡这个人有着强大的外交能力和决断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就在岛津着手打算开始培养西乡隆盛时，千里马遇见伯乐的运气很快就用光了，岛津齐彬英年早逝，萨摩藩的藩主变成了他的弟弟。西乡隆盛和新任的主公矛盾重重，见识过大场面的西乡认为新主公是一个乡下人，远不及岛津齐彬那样有远见，而且心胸狭窄。意见不合之下西乡很快就被流放到了南方的一个小岛上。

经历了黑船事件的震撼，萨摩藩作为和西方商船来往较多的地方率先开国。但是江户幕府却不为所动，依旧保持着闭关锁国的状态。萨摩藩和幕府渐行渐远之时，西乡隆盛出狱回到了鹿儿岛，很快他就成为了萨摩藩的最高军事首领。他和同样已经开国的长州藩形成了军事联盟，他们共同商讨要讨伐幕府以结束这样长谨迅久闭关的状态。此时德川幕府的掌门人是德川庆喜，他是一个聪明人，在凯茄意识到倒幕的气息愈发浓烈之时，很快便推行了大政奉还，号称要把德川幕府的所有权力归还到天皇手中。这显然是一步妙棋，德川庆喜试图用这种和平交权的方式来化解日本各地试图推倒幕府的决心。

但是西乡心里明祥孙此白，虽然德川幕府号称归还的权力，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地盘和军事力量仍然掌握在德川家族的手中。此时西乡隆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实行一次完整的、彻底的改变。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西乡隆盛用了最野的一招，就是挑衅。他命令手下有一个叫做相乐总三的人带人前往江户，杀人放火打劫抢掠，不断的挑动德川家族的神经。西乡认为只有通过流血和混乱才能够真正的动摇德川幕府的根基，彻底的推倒他们的势力才能够真正的终结幕府时代。为了促进时代的更迭，西乡面对已经示弱的德川幕府依然使用了这种暴力的手段。忍无可忍的德川幕府烧掉了萨摩藩邸作为报复，而这一举动正中西乡隆盛的下怀。记载中写道：当时西乡隆盛说“太好了，终于有理由开战了。”于是，戊辰战争正式打响。以西乡隆盛率领的萨摩藩为代表的各路武装开始向江户推进，一路征讨德川幕府。

此时的西乡隆盛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那一套，从拉拢农民开始。当时作为西乡先锋的相乐总三，一路上宣传着“年税减半”这一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一路上，倒幕的军队收获了大量农民的拥护。然而西乡在和同僚研究后发现年税减半这个政策并不切实可行，而且会导致政府财政的崩溃。为了安抚农民们的情绪，西乡隆盛将散布这个消息的先锋相乐总三冠上了一个伪军首领的头衔。作为从一开始就追随西乡的相乐总三，为他冲锋在前身先士卒，最后却落到了一个污名满身惨遭枉杀的地步，也颇有些卸磨杀驴的感觉。

戊辰战争的结果自然是以倒幕派胜利，德川家族被迫交权并且逃离而告终。然而此时盛名满身的西乡隆盛却选择了回家养老。没有西乡，由各地倒幕势力所组成的新政府内部腐败至极，而且派系林立。不仅没有兑现减税的诺言，反而让整个日本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政府内部混乱，四处的百姓也开始叛乱，人们甚至开始希望回到江户时代。

于是这个时候大家只好去请求西乡隆盛再度出山，平复明治新政府的种种问题。西乡隆盛回归政府时刚好是大久保利通所领导的出国考察团离开日本的时候。当时他们有过一个约定：就是在这些出国考察人的出国的期间，西乡隆盛暂时保持现状，不要推行新政。等到考察团回来之后，根据考察的结果和日本实际的情况，再推行新政。然而在大久保利通他们离开日本没多久之后，西乡隆盛便一意孤行，执意推行自己的新政。虽然西乡的政策大大的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但是这种太过于直率而且无视约定的行为让他和出国考察团的几位政府领导层人员产生了隔阂。

当时日本的外交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对待朝鲜的政策。因为日本的开国，朝鲜和日本断绝了邦交关系。但是随着此时日本国力的强大，有些内部矛盾和资源匮乏已经无法调和。日本国内出现了不需要和平恢复邦交关系，而是可以武力征讨朝鲜和台湾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武力征讨不仅可以解决底层武士臃肿的问题，还可以开发更多的资源。虽然这一思路商讨已经被提上了日程，但是此时的西乡隆盛似乎已经急不可耐了。他希望以使节的身份去朝鲜进行谈判。根据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一书中的记载：西乡隆盛希望去谈判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和平商讨，而是因为他明知事态紧急，他可以通过激怒朝鲜的方式获得开战的借口。如果他以谈判代表的身份去到朝鲜被杀害，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派兵征讨朝鲜半岛了。西乡此次视死如归，而他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开战。书中写到他说：将希冀由战之祸心外移以兴国的远略。西乡这样激进的想法，自然和政府其他的人员矛盾重重，因此他也离开了明治新政府。

在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的第二年，他47岁。当年发生了佐贺之乱，这叛乱主要是由旧的士族动。因为明治维新传统士族的势力和权利受到了削弱，因此他们希望能够恢复到原来以士族统治为主体的江户幕府体系。此时的西乡，为了收拢这些士族给他们介绍西方的思想以及改变他们旧有的传统，在家乡创立了“私学校”。然而随后随着类似的动乱接连在日本各地发生，原本是教育感化场所的私学校变成了不满士族聚集的地方。因为西乡隆盛影响力太大，就连政府那边也开始担心西乡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可能连西乡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这群学生早已经成为了政府眼中钉，而西乡本人也就成为了这个对立情绪的牺牲品。在他的士族学生反抗情绪越发高涨的时候，西乡热血又尚武本性暴露。西乡加入了士族征讨明治政府的队伍，而后西南战争爆发。但是他们还没能去到本州就停了下来。西乡隆盛选错了进攻目标，熊本城号称是日本最难攻的城，当时巨大的人数差距也预示着征讨的部队难以逾越熊本。多次进攻未果后，兵败熊本而且身体中枪的西乡也选择了通过介错的方式来结束了他50年的戎马生涯。

人生五十年，如梦亦如幻。

有生方有死，壮士何所憾。

可能是某种巧合吧，当年织田信长吟咏着这句诗感慨世事无常，现在西乡隆盛也是死在了50岁这个年纪。

西乡隆盛从小就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才华，但是他的本性似乎常常让他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太过于血气方刚，太过于强调他的武士之魂。如果西乡隆盛真的成为了一个政府的头号领导者，我们可能会更早地看到日本变成一个尚武甚至穷兵黩武的邻国。混乱是阶梯，而西乡隆盛每次都是希望通过这种混乱和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给人一种热血感，一种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决断力，但总是过于激进的策略让他最后以悲剧收场。

F. 日本着名武士都有哪些

在日本 文化 中，武士道精神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在日本的 历史 中，都出现过哪些着名的武士呢?今天就和我一起来盘点一下日本着名武士都有哪些人。

日本着名武士1.村正妖刀

镰仓未期名刀匠冈崎五郎入道正宗之弟子村正所作之刀，相传村正心术不正，又因正宗不传他炼刀的水温控制秘传而怀恨在心，就私下盗取此秘传来实作，被正宗发现后，一刀砍断了他的手腕，村正破门之后，便以打败正宗所铸之刀为目标，以此邪恶之心入刀，自此村正成为不祥的代名词。另外村正在日本进入战国时代的动荡时期，对于日本刀的需求很大。村正只生产最优秀的、可用于实战的刀。 也许是因为它太过锐利，到了江户时代就开始有“邪剑”、“妖刀”的称号，而被世人所避忌。在现存的妖刀中，以被称做“妙法村正”的最为有名。

日本着名武士2.正宗

其实，日本刀多以其铸造师命名。“正宗”的全名是--“冈崎五郎入道正宗”。

相传，初代正宗，是日本铸刀界有名的“鬼才”.因为他觉察到弟子的个性有些偏异，而一直未传授其铸刀中烧入/淬火的绝技.可不成想被该弟子偷学了.一怒之下砍断了弟子手腕并逐出师门，其弟子心有不甘，自此发誓，一定要造出超越师门的宝刀。村正系列，后来确是以其无比锋利而闻名于世.而由于“正宗”的正统，一直居于比“村正”高的地位.

日本着名武士3.长曾弥虎彻

全名长曾祢虎彻。和绝大多数日本刀一样，‘虎彻’一词不仅是刀名，也同样是该刀锻造者的名字。刀匠虎彻出生于佐和山城下，年幼时曾在关原合战之后逃难至金泽，而就是在那里，作为锻造师的虎彻开始名声大噪。此时，虎彻已近是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了。早些时候，虎彻自称“古铁”，并且各种头盔，废弃的铁钉熔化之后用来打造刀剑。据说出自虎彻之手的刀，不仅做工考究，锋利无比，在刀身的 雕刻 上也是别有匠心，是一把无论是杀人斩物，亦或是欣赏摆设都有着独特工艺的名刀。一说新撰组的局长近藤勇，其上山所佩之刀正是虎彻。而且在一些时代剧或者小说中，也常常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近藤手中的虎彻也只是赝品。其手中的刀，应该是现存价值最高的日本刀“清磨”。而后者拥有超越虎彻的高傲身价。历史上的虎彻曾改名两次，除了“虎彻”之外，还有“古铁”、“质铁”这两种称呼。

日本着名武士4.菊一文字

鎌仓时代后鸟羽上皇时期后鸟羽上皇委托备前国一文字派刀匠一文字则宗所锻的日本刀。太刀，刃长78.48CM，锋刃极长，刀身细且薄。刃身近柄部刻有代表皇家的16瓣菊花家徽(还有一说菊花纹是刻在刀柄上的)，其下又雕有横一字纹。后鸟羽上皇时御命所锻之刀，为元祖刀匠则宗所作，因为刃部刻有代表皇家的菊花纹，其下又雕上一横一字纹，故称为菊一文字，此刀至今己有七百多年历史。

日本着名武士5.三日月宗近

代表日本的五把刀， 天下 五剑之一的“三日月宗近”，是日本最早的刀工之一“三条宗近”的代表作。此刀无论是 美术 价值还是资料价值，都受到高度评价，已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

其刃长80cm，为太刀的标准长度。刀身接近手边的部位呈大幅度弯曲，根部附近的刀身幅度宽阔，接近前段急剧变窄。像这种元幅与先幅落差极大，腰反较大的形状在刀剑用语上称为“踏ん张りが强い(踏张强)”。由于“踏张”会随着重新研磨等加工逐渐消失，所以若说一把刀的踏张还很强，既表示它是一把接近制作当时的形状，保存状态良好的刀子。“踏张强”是平安时代特有的造型，就这层意义而言，三日月宗近也堪称是平安时代日本刀的代表作。

日本着名武士6.童子切

据 传说 ，在一条天皇统治时期，属于源氏家族的武士源赖光用这把刀斩杀了丹波国大江山的食人妖怪酒吞童子。这个传说就是“酒吞童子退治”。这是个有名的 故事 ，太刀“童子切”的名字的由此而得。此刀由足利义昭转移到丰臣秀吉之手，后经德川家康，家康又传于德川秀忠，秀忠的女儿胜姬嫁给越前松平忠直时作为陪嫁，长男松平光长成为改易，继子长钱作州津山复兴以来，同族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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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切腹被认为是日本武士以及日本人的独特文化，但事实上很多时候的切腹都是迫不得已，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人人称道的行为，只是江户时代才将它美化升华，因此其历史其实并不长久。切腹也被拿来揶揄日本人逃避罪责、没有勇气面对失败的懦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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