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要保卫台湾
㈠ 1895年《马关条约》后台湾被日本侵占,日本是如何统治台湾的
1、日据台湾初期,官民的抵抗,日本的强压政策
日本占领台湾初期,台湾对日本殖民者的抵抗,还是非常激烈的。日本采取了强压的手段,随时拘捕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台民,成群地屠杀,有时数百人被聚集在一起,用机枪扫射,集体处死。这种恐怖的统治,也有强烈的震慑作用,使台民不敢再有抗日想法。
2、日本在台湾的农业建设和“国民教育”
从经济方面来说,尝试了堪称亚洲第一次的农业革命,推行的项目有:使用化肥、培育新品种、有计划地规划水利灌溉等。他们开设了新型糖厂,代替过去用牛力和人力操作的制糖方法。不过这些措施多以台湾为实验性质,一旦犯了错误,台湾百姓先吃大亏。
台湾推行现代化农业生产,无论质和量都提高了许多,而且,这些建设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一部分的城市文化被带入农村,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在日本统治期间,台湾全岛逐渐电气化,纵贯铁路修成,高雄、基隆两港开港。
在此基础上,日本带来了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给台湾铺设了一层从西方经过日本,移植到台湾的世界近代文明。无可讳言,由于台湾不过是日本的文化边陲,虽然各方面的文化资源取自日本本土,但台湾文化能达到的水平,难免先天不足,而且,很难有开拓创新的空间。
3、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
50年的日本统治,在后半段发动了“皇民化运动”,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台湾同胞,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日语。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新的日本姓氏,放弃原来的中国姓名。“皇民”必须放弃中国祭祀祖先的仪式,皈依神社的神道教。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粮食不足,实行配给制度,在台湾的日本人民,获得的一份配粮,台湾同胞能获得的大概只有一半的数量,皇民化的日本人,可以得到日本人和台湾人中间的一半。这一差别,使得许多台湾人,愿意成为皇民。为了表现他们是“皇民”,他们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还要更日本。
(1)日本为什么要保卫台湾扩展阅读
历史背景
1894年(清光绪20年),中国与日本因为朝鲜主权问题而爆发甲午战争。次年3月20日,战况呈现败象的中国,派出李鸿章为和谈代表,并以全权大臣身份赴日本广岛与日本全权大臣议和。到达之后,李鸿章要求先停战,但谈判没有结果。
最后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廷一方面承认朝鲜独立;另一方面也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予日本。
台湾割让予日本的记载为马关条约第二条之内:“第二、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屿;第三、割让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威治东经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及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间的各岛屿。
另外,第五条亦有如下之文字:日清两国政府于本约批准交换后,立即各自派遣一名以上之委员赴台湾省,实施该省之让渡事务,但需于本约批准交换后二个月内,完成上述之让渡。”因为此条约,台湾被迫进入了日本统治时期,成为日本殖民地。而该和谈经过亦史称台湾割让或乙未割台。
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方与日本任命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舰“横滨”号完成了台湾交接手续。
而台湾人民则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台湾岛上与日军展开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
另外,虽然清廷因为战争失败才割让台湾,但日本谋取台湾的武力攻占方式,中国大陆学者称之为占据。
㈡ 为什么日本侵占要台湾
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了清朝,要求二亿两白银和辽东半岛和台湾,同时要排除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因为沙俄的干预,辽东半岛被归还中国,但是台湾还是被割让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目的是称霸东亚,当时它已经吞并了琉球,再占领台湾,它就获得了针对东亚大陆的有力的据点。控制朝鲜也是类似的目的。
㈢ 台湾被日本统治的历史
清治台湾时期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日本强索台湾,中国只能将其割让给对方。从此,日本占领台湾50年之久。日本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供给粮食的基地,也是南进太平洋的前哨站。日本这50年的治理,将刚刚踏入近代的清领台湾,发展成了一个几乎完全被日本同化的殖民地。日本治理台湾的时间长度,只有清代治理台湾的四分之一;但是,日本在台湾留下的烙印,却是非常深刻。
回头看看,清领的两百年,清政府是从郑氏政权手上,接下了台湾岛屿。清朝治理台湾,官员将来台服务视为畏途,不愿久留。一拨一拨的移民进入台湾,从南到北,将台湾转化为一个闽、粤两系汉人的垦拓地区。
台湾大部分的民众从福建和广东迁移到台湾,带来的文化遗产并不丰厚。台湾的上、下阶层,在文化的发展上,并没有作过十分的努力;剩下来的,就只有在民俗宗教和戏剧歌曲方面有一些中国文化的底子,通过信仰的仪式、戏曲和说故事,传递于民间。
日据台湾初期,官民的抵抗
日本占领台湾,台湾的官民曾经有过非常短暂的抵抗。许多富豪内渡大陆,一些地方上有功名的举人秀才之辈,也都纷纷离去,回归福建原籍。台湾原本单薄的上层文化土壤,更因此流失殆尽。在这个基础上,日本用现代教育和经济建设,同化台湾的人民,其实等于是在一片空地上建筑楼台,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铲除了原有的建筑物。
不过,至少在初期,台湾对日本殖民者的抵抗,还是非常激烈的。甲午割台,乙未抗战,台湾的民众,至少死了五六万人,而日本军队也折损不下万人。
除了正式抵抗以外,还有许多日本警察以强压的手段,随时拘捕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分子。如后藤新平(1857-1929,甲午战争后任台湾民政长官、代行台湾总督。因其对中国台湾及东北的野蛮统治,可以称得上是日本侵华的罪魁之一),这个为人熟知的人物,就在1898年制定匪徒刑罚令,将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台民都当作土匪惩处,成群地屠杀,有时数百人被聚集在一起,用机枪扫射,集体处死。这种恐怖的统治,也有强烈的震慑作用,使台民不敢再有抗日想法。
日本初占台湾时候,有许多日本的政治人物认为,这个疫疠流行的热带岛屿不是日本人能够居住的。有人甚至建议,何不把台湾卖给西方国家,赚一笔现金算了。可是也有人认为,应当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为日本生产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后藤新平这一批人,就是执行第二种选择的人物,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为日本供给米粮、食糖、果蔬、建筑木材,还有硫黄和樟脑的殖民地。日本本国的农夫遂从农田释放,转化为日本建设的大军,提供了日本工业化需要的大量劳力。因此,台湾岛的建设从殖民地的功能而论,对日本在明治以后,大正时代(日本大正天皇统治时期,1912-1926)晋升为工业化国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日本在台湾的农业建设和“国民教育”
日本人在台湾的建设,从经济方面来说,尝试了堪称亚洲第一次的农业革命,推行的项目有:使用化肥、培育新品种、有计划地规划水利灌溉等。他们开设了新型糖厂,代替过去用牛力和人力操作的制糖方法。日本人拥有的几家制糖株式会社,广泛地种植甘蔗,榨制食糖,行销世界。台湾外销的农业加工品中,食糖一项的收入占了大宗。凡此建设都使得台湾的民间实受其益。不过,这些措施,颇多以台湾为实验性质,一旦犯了错误,台湾百姓先吃大亏。例如,日本当局推行一种稻米新品种,高产,却不能抗风,台湾全岛都奉命种这一品种。一次风灾,全台颗粒无收,百姓蒙受极大损失。
台湾推行现代化农业生产,无论质和量都提高了许多,而且,这些建设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糖厂外围,因为有糖厂为中心,一部分的城市文化被带入农村,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嘉南平原上,乌山头水库这个大的水利系统,是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设计的。在日本统治期间,台湾全岛逐渐电气化,纵贯铁路修成,高雄、基隆两港开港——都是有长久影响的建设。日本的农业人口迁移到台湾东部屯垦,本来几乎全无建设的台湾东部,因此也有可观的成就。
在教育方面,日本推行了“国民教育”,每一个儿童都要接受6年基础教育。在卫生方面,日本设立了卫生警察,专职监督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公共卫生。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使得一般人的生活环境变得清洁健康。日本推行现代的医疗制度,台北帝大的医学院训练了许多本省的医生。
日本殖民当局,将刚从西方学来的法律应用于台湾,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法律。当时,刑事警察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日本在台湾施行的刑罚,虽然严酷,但是基本上有法可据。
这许多建设,都是后藤新平以及他的继任者——几个文人总督和文官,在日本据有台湾后逐步开展的。他们要在台湾建设一个模范殖民地。相对于日本在朝鲜的军事统治,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日本带来了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给台湾铺设了一层从西方经过日本,移植到台湾的世界近代文明。无可讳言,由于台湾不过是日本的文化边陲,虽然各方面的文化资源取自日本本土,但台湾文化能达到的水平,难免先天不足,而且,很难有开拓创新的空间。
台湾人民做了五十年二等公民
日本治台,终究还是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台湾人民终究只是日本帝国第二等公民。日本的百姓在本土有选举权,日本却始终没有给台湾人一个民主的制度。不仅官员都是从外面派进来的,而且台湾民间也没有真正的选举议会。基层行政单位的一些代表,也并不都是选举产生的,有一大半是由官方指定。有些台湾的精英分子,是日本笼络的对象。台湾地区曾经有“绅章制度”,由殖民地当局颁给地方领袖们佩戴的徽章,表彰他们的社会地位。用这一方法,日本赢取了许多台湾地方领导阶层的拥护。
可是,日本在台湾训练当地人才有一定的限制。台北帝大主要是为在台的日本人而设。台湾人的职业选择,最多是律师和医生;文官、法官、高级技师和管理人员,都由日本人担任。日本殖民当局并不鼓励台湾人进入真正的社会领导阶层。例如,殖民当局只允许日本人的公司经营大规模的糖厂。糖厂对于提高台湾的经济生产能力,确实有贡献,然而,对它外围的农村而言,它垄断了农民选择作物的权利,也独占了当地交通和其他资源的分配。
当年日本人的糖厂,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实际上还兼具控制和管理的功能。这一类企业不会让台湾人经营,糖厂的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日本人,台湾人只不过是基层劳工而已。
台湾人能发展的,最多只是地方性的交通和农产加工企业,如运输、仓库、碾米、磨粉等地方性的小企业。其他重要的企业,日本人都不让台湾人经营。在台北帝大,台湾籍教授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教授都是从日本聘请来的学者。因此,在学术上,台湾同胞并没有机会发展到足以领导台湾文化建设的地步,也不足以领导台湾的舆论。
台湾人民争取平等的努力
台湾同胞力争身份和权利的平等,也曾经有过多次努力和抵抗。
1913年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罗福星事件、台南关帝事件、台中东势角事件、新竹事件、南投事件的合称,这五次事件相继发生于1912年、1913年间。日本人将这五次抗日事件镇压后,合并处理,称为“苗栗事件”),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又称“余清芳事件”、“噍吧哖之战”,是发生于1915年的武力抗日事件,亦是台湾日治时期诸多起事当中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同时也是台湾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抗日的重要事件,更是台湾人最后一次武装抗日)都失败了。
除了这两次规模较大的民间起义之外,1930年,原住民部落也有过“雾社事件”(指1930年10月27日台湾雾社——在今南投地区马赫坡、钵亚伦、荷戈、塔罗湾、罗多夫、斯库六个村社的高山族的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在莫纳·鲁道的领导下掀起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战士消灭日本军警百余人,戕杀日本妇孺数人,将雾社占领3天,后在日军镇压及敌族夹攻下转入深山,继续作战长达两月之久,最终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陆空军和大批武装警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毒气,压制没有现代武器的原住民。
雾社起义参与者
台湾人民努力争取应有的权利,除了武装起义,还通过议会政策的途径和舆论的鼓吹,以求获得比较公平的待遇。台湾文化协会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曾经想用请愿的方式,为台湾同胞取得参政的权利。他们也力图争取发行自己的报纸和刊物,甚至尝试组织政党,例如民众党,希望遵循现代各国民主运动的常规,争取参政的权利。20世纪20年代,台湾民权的请愿不下15次,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日本终究没有赋予台湾人民合理的平等地位。
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控制,终于使得所有想要通过和平途径,争取台湾人政治平等权和文化自主权的努力,化为泡影。
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
50年的日本统治,在后半段发动了“皇民化运动”,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台湾同胞,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日语。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新的日本姓氏,放弃原来的中国姓名。“皇民”必须放弃中国祭祀祖先的仪式,皈依神社的神道教。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之中,日本人不太敢用台湾人作战。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就大量征用台湾人参军,最初担任辅助战士的台湾军夫,还不能算真正的日本军人,后来兵源越来越不够了,才将参军的台湾人纳入日军编制。
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台湾同胞群集在庙宇的广场上,听讲中国的古事,观赏民间的歌仔戏,欣赏中国文化之中悲欢离合的故事。民间娱乐经由南管(南管指中国福建南音,为中国古代一个音乐种类)、北管(为17-20世纪,台湾与闽南地区流传广远的音乐、歌曲和戏剧表演。借用中国北方音乐戏剧元素与官话而得名的北管,与使用南方音乐元素的南管,互为呼应),怀念原乡的生活。
在日本的统治下,还有一些台湾读书人组织诗社,借吟哦古诗,尽量保持传统的文字和语言。中文的“书房”(私塾之别称)是学习文化的地方。在日本推行普及教育之时,书房还是可以和学校教育互相补充的。这些努力都说明了,日本统治台湾50年的前半段,台湾同胞还在尽力维持传统文化的命脉传承。
太平洋战争的后期,台湾同胞有一部分在南洋作战,埋骨异乡,永远不能回家。许多年轻人被征调到日本去,参加日本的国防生产工作。甚至十五六岁的青年也被征发到日本,在日本的飞机工厂做工,补充日本的劳力不足。战争期间,美军轰炸台湾,台湾的铁路、公路、港口及各种工厂设施,都遭受严重的损害。当时,日本粮食不足,台湾同胞最多只能吃日本人配给粮食的一半。
福祸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