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要夺五台山
㈠ 日本侵华占领大半个中国 为什么到了山西最终过不去
主要是地形原因。山西是典型的为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高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米以上，最高点为五台山主峰叶斗峰，海拔3061.1米；最低点在垣曲县境内西阳河入黄河处，海拔仅180米。高原内部起伏不平，河谷纵横，地貌类型复杂多样。
越往西山区越多，极其不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发挥，以往日本有优势的重型炮弹，炸弹，炸在山区的效果也远远要比平原差得多。
日本人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山区地形易守难攻，革命军在暗处做为守方，日本军队在明处做为攻方，这样对日本军队而言是极其不利的。
由于山西往西的中国西北地区，地瘠民贫，位置偏僻，又缺少日本急需的石油、橡胶、煤炭等资源，日本人认为拿下意义不大，反而需要分散有限的兵力。
(1)日本人为什么要夺五台山扩展阅读：
山西：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又称“三晋”，省会太原市。东依太行山，西、南依吕梁山、黄河，北依古长城，与河北、河南、陕西、内蒙古等省区为界。柳宗元称之为“表里山河”。总面积15.67万平方公里，山区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
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
中国未被日本侵占的领土：新疆、西藏、蒙古、甘肃、宁夏、青海、陕西、西康、四川、贵州、云南大部。
㈡ 二战时日本那位指挥官打下的山西
日军进攻山西在史上统称为“太原会战”。
中方指挥官:
阎锡山，卫立煌
日方指挥官:
寺内寿一，板垣征四郎
太原会战包括有：天镇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至11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2战区部队同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省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南口张家口战役后，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一部共1500余人于1937年9月13日占领山西大同，立即以一部向丰镇(今属内蒙古)进攻，主力向雁北地区进攻。日军第5师团从河北宣化、新保安西下，连陷广灵、灵丘、浑源等晋东北城镇。9月下旬，日军统帅部命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及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共5万余人进攻山西内长城防线，企图向太原城发展进攻。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所部退守内长城的平型关、雁门关、神池一线。以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为右地区总司令，指挥3个军防守平型关东西一线；以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为左地区总司令，指挥4个军防守雁门关东西一线；以第71、第72师为预备军，位于繁峙；令第18集团军(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以第115、第120、第129师分别驰援平型关、雁门关、五台山配合作战。
战争经过:
九月五日，日军向天镇中国军队开始大规模攻击。
八月二十日，阎锡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八月二十八日，阎锡山进驻雁门关内的岭口村指挥对日作战。
八月三十日，第八路军先头部队第—一五师一部在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九月一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迎击沿平绥路西进之敌，拟在大同以东的聚乐堡地区组织大同会战；命令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一军在天镇、阳高布防，拒止西进之敌；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集结于大同城东北的聚乐堡地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集结大同以北德胜堡地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军集结于浑源、东井集间；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布防于广灵、平型关、雁门关一带。
九月三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侵入山西省天镇县永嘉堡。
九月四日，日军混成第二旅团集结于天镇以东边界的枳儿岭。
九月六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一军第二零零旅第四零零团失守盘山阵地。
九月七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一军第三九九团坚守天镇县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徐向前等到代县太和岭口与阎锡山会晤。日军越过天镇县城西进。
九月九日，日军占领阳高县城。
九月十一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日军占领天镇县城。
九月十二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向广灵县火烧岭进犯。
九月十三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占领大同。中国军队各部均向内长城城转移。日军突击广灵洗马店中国军队第七十三师防线。
九月十四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突破中国军队第七十三师洗马庄防线，师长刘奉滨受伤，广灵县城当日沦陷。第七十三师向平型关转进。由大同西进之日军独立第十五旅团占领怀仁。
九月十五日，晋绥军独立第三旅章拯宇在广灵、灵邱交界处的白旷、苟庄子一带阻敌前进。
九月十九日，国民革命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进驻繁峙县大营镇，在平型关附近部署中国军队，独立第八旅抢占平型关附近阵地。第八路军第—一五师挺进平型关东南地区。日军混成第一旅团侵占左云。
九月二十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四十二联队占领灵丘县。
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中国军队在平型关部署完毕；独立第八旅扼守平型关，高桂滋第十七军自东泡池经团城口至西河口占领阵地，第十五军自浑源西河口至应县北楼口占领阵地，第七十三师自平型关至马跑泉占领阵地。
九月二十二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向平型关、团城口发起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军第二十一联队从浑源到达羊投崖，受到中国军队阻击。
九月二十三日，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由羊投崖转至棚子沟，企图抄袭平型关侧后。日军十川支队向浑源方向进犯，以策应平型关作战。中国军队第七十一师驰援平型关。
九月二十四日，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到达东山底村，协助杨爱源指挥平型关作战。杨爱源、傅作义与第八路军第—一五师高参商定，由第七十一师配合第—一五师攻击平型关之敌。
九月二十五日，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在平型关前陷入中国军队包围圈。第八路军第—一五师集中3个步兵团在平型关前取得歼灭日军千余人的胜利。预备第二军郭宗汾部奉命从团城口出击。高桂滋第十七军撤离团城口，日军乘虚而入，郭军未能完成出击任务。日军混成第二旅团侵占浑源。混成第十五旅团侵占应县。
九月二十六日，日军第二十一联队脱离棚子沟战场，向平型关转进，以支援在平型关正面未能取得进展的第二十一旅团。在蔚县的第四十二联队主力亦于当日到达平型关正面投入战斗。预备第二军郭宗汾部受到团城口、鹞子涧、东西泡池日军的压迫，退回速回、涧头北山。傅作义受命指挥平型关中国军队作战。
九月二十七日，日军十川支队（第一联队及大泉支队）抵浑源东南洪水村，以策应平型关战斗。中国军队第六十一军进抵平型关内齐城村。
九月二十八日，阎锡山行营由太和岭口移驻繁峙县童子崖村。日军第二十一联队加入平型关正面攻击部队。日军混成第十五旅团攻占茹越口，第二零三旅旅长梁鉴堂力战殉国。独立第二旅驰援不及，日军进占铁角岭。日军混成第一旅团占领朔县（今朔州）。中国军队程继贤第四三四团在攻占鹞子涧的战斗中，全团自团长以下千余人壮烈殉国。
九月二十九日，日军占领繁峙县城。阎锡山行营转移至五台山。
九月三十日，日军混成第十五旅团占领代县。阎锡山令平型关及内长城线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并命令王靖国第十九军守崞县，姜玉贞第一九六旅守原平，以掩护中国军队在忻口布防。阎锡山行营转移至五台县。
十月一日
阎锡山回到太原。
日本统帅部以临参命第一百二十号，命令华北方面军“应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命令关东军“以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并应“为以上作战提供方便”。中国军队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奉命驰援晋北。
十月二日，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混成第一旅团占领宁武，混成第二旅团与混成第十五旅团向原平进犯。中国军队独立第八旅奉命撤离平型关阵地转移五台山。团城口方面之第六十一军和第七十一师相互掩护撤往砂河，南入五台山。
十月五日，日军对崞县和原平发起大规模攻击。中国军队第九军郝梦龄部（欠第四十七师）到达忻口。
十月八日，日军攻占崞县，第十九军守城部队伤亡惨重，团长刘良相、石成文阵亡，余部转移至崞县东南山区。
十月十日，日军侵占石家庄。日军攻占原平，守军第一九六旅大部壮烈牺牲。第二十七路军（第十四军团）总指挥冯钦哉率第二十七路军、第三军和第十七师教导团向娘子关预定阵地推进。
十月十一日，日军侵占井陉。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率残部五百余人由原平突围出城后，中弹殉国。日军在忻口防线下王庄前进阵地与中国守军接触。娘子关战役总指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到达娘子关前线。
十月十二日，日军板垣征四郎以混成第十五旅团和堤支队等右翼队，第五师团为左翼队，部署对忻口的全面攻击。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黑田重德指挥独立混成第一、第二和第十一旅团，决定攻占归绥。原定增援晋北作战之第二十六路军（第一军团）孙连仲部回援娘子关。日军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师团向娘子关发起全面进攻。
十月十三日，日军对忻口守军展开全线攻击，在中央地区强渡云中河，占领南怀化，与第九军展开激战，左翼占领阎庄，与左翼第十四军在大白水村展开激战，右翼强渡滹沱河，与右翼第十五军在东西荣华展开争夺战。中国援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相继到达忻口前线。日军占领绥远武川县。娘子关前线日军攻陷旧关，续攻雪花山。
十月十四日，日军混成第一旅团攻占归绥。中国军队反击占领南怀化东北高地之敌，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新编独立第四旅旅长于镇河相继负伤。第三十五军第二一八旅克服云中河北之弓家庄，旅长董其武负伤。第六十一军第二一七旅进抵下王庄。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第六一四团团长代理独立第五旅旅长李继程接连殉国。
十月十五日，中国军队第二一七旅与第二一八旅攻击中泥河、东泥河。日军集中坦克三十余辆、炮百余门，在空军掩护下向忻口左翼大白水阵地猛攻，守军李默庵、刘毅两师奋勇迎击，战况激烈。忻口以西之南怀化陷落。
十月十六日，忻口中国守军中央兵团对盘踞南怀化之敌发起总攻，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壮烈殉国。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接替郝梦龄指挥中央兵团各部队。郭寄峤任第九军军长，孔繁瀛任第五十四师师长。第二一八旅攻克旧河北村，歼敌炮兵一部。抵达龙泉关第九十四师及第三十八军第五二九旅奉命驰援忻口。第九十四师部署于龙王堂，第五二九旅部署于忻口中央地区。
十月十六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命令第一军以一部突破正太线中国守军阵地进入榆次，以便于第五师团攻占太原；命令第一零九师团一部列入第一军指挥，协助攻占太原。日军攻占包头。
十月十八日，日军在强大飞机、大炮掩护下争夺 204高地，一昼夜阵地易手达十三次，经猛烈格斗，日军未能占领阵地。
十月十九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川岸文三郎除以右纵队攻击娘子关外，以左纵队沿测鱼镇、石门口大道抄袭娘子关侧背。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二十四架。
十月二十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九旅团第四十一联队为主力，组成国崎支队调往上海。
十月二十二日，日军萱岛支队到达忻口战场，增援第五师团。连日来敌机轮番滥炸红沟、南怀化间中国守军阵地，并集中炮火轰击。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军队以第四十一军孙震部第一二二师经阳泉开赴马山、东四村一带。
十月二十五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左纵队攻占平定县东四村，第四十一军在东四、马山一带受创。
十月二十六日，日军攻占娘子关。
十月二十七日，日军第一零九师团第一三六联队一个大队增援忻口。中国守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撤至白羊墅，第一二四师在平定西郊与敌遭遇。
十月二十九日，日军侵占平定县城，由第一零九师团组成之昔阳支队进占九龙关。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和机械化步兵联队与第一零九师团第一三六联队另一个大队增援忻口。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移驻马首，第一军团长孙连仲撤至寿阳。日军昔阳支队（第一零九师团第三十一旅一部组成）侵入昔阳九龙关。忻口红沟血战两旬，迫敌退南怀化东麓，敌我横尸遍野，无法清埋。
十一月二日，中国军队奉命自忻口全线撤退。历时二十三天忻口战役，歼灭日军达三个联队。
十一月三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命令第五师团指挥攻取太原。日军越过忻口向南侵犯。黄绍竑命令娘子关前线中国军队向太原方向转移。
十一月四日，北路日军突破石岭关。阎锡山率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撤离太原。
十一月五日，北路日军包围太原，东路日军侵占榆次北上。阎锡山行营转移至交城。
十一月六日，日军开始围攻太原。
十一月七日，阎锡山行营转移至隰县大麦郊。
十一月八日，日军侵占太原，傅作义率第三十五军及其他守军突围向西山转移。
十一月九日，日军进占交城。
十一月十日，日军进占平遥。
十一月二十三日，阎锡山行营转移至临汾。太原会战结束。
历史意义:
太原会战历时2个月，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着的一次会战。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团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八路军在会战中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平型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忻口会战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北平-汉口）南下的作战行动。惟娘子关方面防范疏漏，被日军乘虚而入山西省会太原，虽然最后会战以失利告终，但太原会战是八年抗战中，华北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日会战。太原会战中光忻口战役就伤亡日军约两万人，创造了华北歼灭日军人数的最高纪录，从此国民革命军在华北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
㈢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怎样的深重灾难
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高峻 撰稿
日本帝国主义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疯狂的政治迫害，贪婪地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同时，为配合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还在文化领域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法西斯殖民文化，肆无忌惮地洗劫和毁灭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欠下了无法偿还的债。
（一）
日本帝国主义为永远奴役中国人民，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法西斯殖民文化，有目的地从意识形态等方面腐蚀中国人。
伪满洲国出笼伊始，日本统治集团便为其设计了“王道政治”的统治思想，声称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是近代起死回生的良药”，溥仪及其身边的遗老遗少们也把它奉作至宝。其实，“王道政治”并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统治思想，而是体现所谓“日本精神”的法西斯皇道。其中心是“必须显现天皇大御心的意义”，〔1〕其目的是“教育国民各安其分，涵养国民各安其业”，〔2〕其内容有诸如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一体”、“日满融和”、“建国精神”之类。显而易见，把“王道政治”的招牌冠在伪满洲国的头上，无非是在政权统治思想上确立以日本天皇“圣意”为宗旨的原则，即凡事要依凭日本宗主国的旨意行事，不得有丝毫怀疑和违背，这便是“日满融和”、“日满一德一心”的实质内容。
青少年学生是日寇施行奴化教育的首要对象。为把青少年的思想禁锢在“王道政治”的思想枷锁中，使之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服服贴贴地听从摆布，日寇在东北的各级学校中强制推行愚民教育，几乎不遗余力地把充满和体现法西斯皇道的货色塞进各级学校的课本中，称之“精神教育”课，恬不知耻地兜售“中国文化东来论”，宣扬什么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规定这些课的课时要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并强迫小学生每天早晨都要面朝东，分别给日本国家神道之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三鞠躬，背诵所谓《国民训》。
日寇还从强制占领区人民学日语入手， 来为加深奴化教育服务。1933年，伪满文教部在日本人的主持下开始新编中小学教材，至1935年已编成22种39本，不但规定日语为必修课，还要在学校的总课时中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学校甚至规定，中小学日语考试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不能升学，迫使学生努力学日语。此外，日伪还在社会上设立大批日语专修班、夜校，并以派遣、保送留日为诱饵，积极推行学日语。日寇深知，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强制中国人学日语，这是一项带有毁灭中华文化，泯灭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重要措施。所以这一措施的推行，都是以刺刀棍棒为后盾的，稍有异议就实行暴力镇压。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将法西斯的殖民统治思想、意识、观念、道德强加在占领区人民身上，日寇还对一切文化事业实行严厉的统制政策，新闻、出版、电影与广播诸业统由日伪当局控制，其头目均由日籍文人或汉奸学者充任，并美其名曰“官制文化”。
表现在新闻业上，除绝对禁止民众办报外，日伪创办了许多报纸。日军攻占平津后，为它狂吠多年的天津《庸报》更为蠢动，成为日伪在华北销量最大的报纸。同时，“北支派遣军报导部”及伪“治安总署”又在北平创办《武德报》作为机关报，伪“新民会”还创办了《新民报》。在上海出版《新申报》、《新中国报》。这些报纸为维护侵略者的统治服务，连篇累牍地宣传“和平反共”、“王道乐土”、“建设东亚新秩序”，当然遭到民众的抵制，销路很窄。但日伪依然可以强制“派销”或“赠阅”以及用“给奖”等方式，少则推销二三千份，多则四五万份，扩散出去，毒害人民。〔3〕
图书出版发行业也是如此。1932年3月至7月，日寇在东北强行焚毁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650万余册。凡收藏或传阅有关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着作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关内进步书刊者，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处罚，重者收监判刑，“以儆效尤”。特别是伪满统治后期，甚至连秦汉、隋唐、宋元文学也不准各学校讲授，诸如《桃花源记》、《岳阳楼记》、《师说》、《前赤壁赋》等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从此在教科书中匿迹。〔4〕其目的旨在封锁和摧残中华民族文化，禁锢中华民族文化在东北的弘扬。与此同时，日寇又大量引进日本的殖民文化，以此充填和占领文化领域里的一切阵地，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很难在这里接续和发展。据统计，1936年，日本对东北输入的书籍为58.7万册，到1941年便猛增至3440万册。1939年，输入东北的报纸为5495万余份，为中国关内输入量的10倍；杂志827万册，为关内输入量的487倍。以平均每天输入量计算，日本输入东北的书、报、 杂志数量是：报纸15万份，杂志2.2万份，书籍4.9万份。〔5〕这些数字庞大的出版物涌进东北，可以想象，日寇强制输入法西斯殖民文化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至于电影业，1937年8月在伪满洲国成立的“满洲映画协会”（即伪“满映”），当时号称是“亚洲第一”的制片厂，就是由伪满政府与东北最大的日资企业“满铁”投资建立的，直属伪满“国务院”领导。其第一任理事长是着名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的史长金壁东，而实权握在“满铁”总务科长林显藏手中。“满映”所拍影片多由日本人任导演，主要职员也多为日本人。其头号明星是有中国名字实为日本人的李香兰（即山口淑子）。如此人员构成，决定了“满映”的制片方针就是直接秉承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旨意，以电影作品宣传军国主义，鼓吹“日满亲善”、“五族协和”，为其侵略行为张目。审视其电影作品，无外乎两类，一类是直
接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所谓“启民电影”，如《北方的国境线》、《伸展的国都》等；另一类是风花雪月的所谓“娱民电影”，如《哈尔滨歌女》、《东游记》等。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评论说，这些影片“只是日本人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欺骗与耻辱。”〔6〕
对长江以南的电影业，日本则采用由汉奸出面主持，日本人退居幕后操纵的方法，有效地利用电影来为其侵略政策服务。1943年5月，为加强对电影的统制，汪伪政权发布“电影事业统筹办法”，把若干汉奸文人成立的电影公司合并组成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即伪“华影”），以实现所谓制片发行放映“三位一体的电影国策”，贯彻所谓“负担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从此，汪伪政权辖区内的电影业就由“华影”垄断。其理事长为汪伪政权宣传部长林柏生，陈公博、周佛海等任理事，汪伪宣传部驻沪办事处处长冯节任总经理，而实际控制权操纵在副理事长、日本人川喜多长政手中。“华影”在其80余部作品中，题材除了“以恋爱为中心”，以风月情场之事，在潜移默化中消蚀中国人民的斗争意识与反抗精神外，再就是赤裸裸地宣传侵略。如1944年11月推出的《春江遗恨》，以太平天国为背景，描写一个日本武士高杉晋作帮助太平军作战的故事。高杉俨然以中国人的救世主面目出现，口称日本“热爱着东亚，热爱着中国”，无耻吹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因而被日本人称为“中日电影界合作共存共荣的象征”。然而，这类影片都受到占领区民众的抵制，在宣传上收效甚微。〔7〕
（二）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基于彻底毁灭中华文化的图谋，还肆意破坏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疯狂地毁坏中国历史文化遗址和劫夺稀世文物，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屠杀”，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首先，野蛮摧毁学校和各类文化教育机构。日寇对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中国教育系统、文化系统尤其恨之入骨，曾下大力量破坏占领区的各类教学机构，其中大、中、小学受灾尤深。“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向中国大举进兵时，每到一处都要掀起一次毁灭学校的狂潮。天津失陷前，日军曾对这座名城进行了持续4个小时的轰炸，但重点不是军营，不是政府机关，而是着名的南开大学，这次轰炸把南开变成了瓦砾场。淞沪会战期间，日军曾对中国的61座城市进行轰炸，其中“特别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南京的中央大学，连续3 次遭轰炸。浙江大学是日军破坏的重要目标，为坚持办学，整个学校向西南迁移，日机竞跟踪轰炸。浙大在3年中被迫5次迁移。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同教育系统一样，受到严重破坏。1946年国民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的一份题为《1937年以来的中国教育》的档指出：抗战发生，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影响最大。战前全国图书馆有1848所，战后仅存940所，其中大部分已破烂不堪。
日本侵略带来的动荡，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也无法正常工作，许多科研机构被迫南迁至大西南、大西北，自然科学的研究基本停滞。如闻名于世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也内迁至四川，无法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科学事业却在快速发展。因此，日本的侵略，是战后中国的自然科学落后于别国的原因之一。
其次，对文化名城、历史古迹的毁灭也令人发指，日军每到一处，都要进行残酷的烧杀抢掠，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只要被日军攻掠，立即遭受火焚。无数名胜古迹毁于战火，数百处举世闻名的古建筑群，被夷为平地。其损失在世界文化史上空前绝后。在古都北京，日军的炮火轰毁了宛平古城，被誉为“马可波罗桥”的卢沟桥遭到严重损坏。京西房山有一座建于隋代的古刹云居寺，是五层院落、六进殿宇的庞大古建筑群，被日军整个摧毁。就连故宫，也成了日军操练的场所。
在古建筑如林的山西，日军战火燃遍了三晋大地。太原市郊的晋祠始建于北魏前，兴盛于北宋，日军侵犯太原时，对它进行了严重破坏。佛教名山五台山，属晋察冀根据地，这里隋唐以来的建筑鳞次栉比，但日军多次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大批古建筑被焚毁，造成了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
六朝古都南京，在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中，成为一片废墟。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夫子庙，公元前6世纪留存的石刻艺术瑰宝-陈武帝万安陵前的石麒麟，明初建造的世界第一砖石南京城墙，中山陵陵寝、寺庙、殿宇，中华门西街年代久远的清真寺，南京牛首山佛教寺院等均横遭破坏。从东北直抵广州，大批名城名胜被毁。国民政府1946年提交的《文物损失估价表》中指出，被洗动的着名历史古迹达741处。这一统计还很不全面。
再次，毁灭和劫夺稀世文物，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有组织地劫夺中国文物，许多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被劫往日本，抢不走的就毁。受损和被劫文物的确切数字，已无法彻底查清。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后曾编一本《被日劫掠文物目录》，内中列举的查有实据的被劫文物，包括古籍、字画、碑贴、古物、艺术品等共360.7万件另1870箱。内中上自史前下至两汉、唐宋元明清的珍稀文物一应俱全，其价无法估量。
日军侵占南京后，设立了专门抢劫图书文物的机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与日军事机关密切配合，对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央研究院等70多个单位进行了调查。1938年3月6日起，日军又动用
军队、特工对上述单位的图书文献进行掠夺。1986年8月17日，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青木实在日本《赤旗报》刊登的《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史屠杀”》文章，披露了这次他奉命参与的文化掠夺内情。指出参与此次掠夺的人员有特工3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动用车辆310辆次，劫夺图书、文献达88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极为珍贵，不仅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公报，还有3000余册清朝历代皇帝的《大清实录》写本。〔8〕至于南京文物的损失，仅战后初步调查所作的《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就有：书籍类，公方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53118册另1790种840部59箱；字画类，公方464件，私家7256件另6箱；碑贴，公方损失无法计算，私家3851件；古物类，公方24491件，私家2093件；仪器，公方979件另63箱，私家11种；标本，公方13414件另1165箱，私家7200件；杂件，公方648368件。中央研究院殷墟所报古籍、古物、拓片损失单未列损失详细件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标本1052箱，内有兽骨、陶片等标本954箱，其价值不可估算。此外，民间古物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三）
综观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史实，不难看出有三个显着特点：
第一，有明确的目的性。日寇在侵略中国时举起的是军事与文化的双面屠刀，他们明白，单凭军事力量是不能征服一个民族的，倘若没有文化的臣服，殖民统治是不可能成功的。文化上的征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国灭种。因此，他们在文化领域里所采取的种种侵略政策、措施，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使中国人民忘掉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忘记自己的祖国，当帝国主义的顺民。
第二，具有系统的组织性。为实现上述目标，日寇在实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过程中，煞费苦心，作了精心的筹划和组织：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推行愚民的奴化教育，在文化宣传方面实行统制政策，在攻城略地中摧毁文化教育机构，并毁灭和劫夺文化遗产。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日寇所进行的是系统的、全方位的文化侵略。
第三，极具罕见的野蛮性和疯狂性。日寇在侵华战争中丧心病狂地毁灭中国文化名城、历史古迹，贪得无厌地掠夺稀世文物，数量之巨，范围之广，手段之残酷、野蛮，充分体现出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性和疯狂性的特征。这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对中华文明最深重的一次侵略，在世界侵略史上也是罕见的。
注释：
〔1〕关东军司令部制定《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及协和会本质》。
〔2〕＠①田道弥：《满洲教育史》〔日〕，昭和10年12月。
〔3〕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4〕《吉林教育回忆》，《吉林文史资料》，第4辑。
〔5〕姜念东等着《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6页。
〔6〕〔7〕李轶：《抗战期间沦陷区的电影》，《民国春秋》1991年第3期。
〔8〕邸富生等：《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文化掠夺始末》， 《辽宁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山加鸟，左右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