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怎么进入日本的

❶ 儒学是何时传入日本的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之间便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处于汉文化辐射圈内的古代日本很早便传入了儒学。那么，儒学是什么时候、通过谁、怎样传入日本的呢?在中国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中对此却没有确切的记载，因此一般认为，对日本何时传入儒学的研究，现在只能借助于日本现存的古代史料。

据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着作《古事记》记载：“品陀和气命(应神天皇)在轻岛的明宫治理天下……百济王照古王遣阿知吉师献牡马一匹、牝马一匹……天皇又命百济国贡献贤人。于是，百济国又派遣和迩吉师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也载有：“(应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日：‘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乃征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一般认为这两则史料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即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儒学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了日本。

另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死后，本应菟道稚郎子继天皇位，但他却推让于异母兄大鹪鹩。其理由是大鹪鹩仁孝之名远闻天下，且年长于己，故应由其继天皇位。大鹪鹩则以父命难违为由，固辞不就。两人互相推让达3年之久，最后菟道稚郎子自杀以示其辞让之诚。有人认为上述二人的这种做法是在效法《论语?泰伯》所载，中国西周时期泰伯与仲雍出走，辞让君位于幼弟季历的做法，这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人思想产生影响的有力佐证。他们据此断定《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儒学始传日本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那么，确切的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相当于公元纪年的哪一年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尚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公元285年，也有人认为是公元405年，还有人认为是公元446年。

然而。问题是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王仁到日本时带去的书中有《千字文》卷。而《千字文》一书为南梁周兴嗣所作，其成书时间当于梁武帝在位年间，即公元502~549年，如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无误的话，王仁到日本的时间当在《千文字》成书后的公元6世纪。而上述几种推测中最晚的公元446年也是在《千字文》成书之前。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上述几种推测是否正确。但是，从日本现存的作于公元5世纪的金文铭文中可明显看出儒学对日本人思想的影响，这又说明早在《千字文》成书之前，最晚在公元5世纪儒学已传入了日本。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便简单地否定前引《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的可信性，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两种可能。

第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有误，即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世纪以前即《千字文》成书以前，王仁带到日本的书籍中没有《千字文》一书。那么，当我们引证上述两书的有关记载研究儒学始传日本这个问题时，就必须首先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证。

第二，《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正确无误。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世纪即《千字文》成书之后，王仁去日本时带去的书中确有《千字文》一书，有关此事的记载，并非儒学始传日本的记载，这是因为在王仁到日本前，儒学早已随着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活动而进入了日本，并对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前引《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王仁去日本的记载，充其量不过是关于日本官方首次引进儒学的记载。绝非儒学始传日本之史证。那么，传统的那种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两则史料考证儒学始传日本的研究方法及由此所得出的有关结论显然值得怀疑。

于是，有人提出儒学不是由官方经朝鲜间接传入日本的，而是通过民间交往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具体地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徐福东渡首次把儒学经典——《尚书》带到了日本。因为我国北宋着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中说：“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严令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诚然，欧阳修的诗作并非信史，且除此之外别无他证，更何况迄今为止。连是否确有徐福其人其事尚无定论，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目前尚不能肯定地说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其事，但可以肯定地说，相当于传说中徐福生活的年代，日本古代文明发生了一次空前的大飞跃，从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绳文文化时代，进入了以农耕生活为主要经济特征的弥生文化时代。其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即是这一时期有大量移民从中国大陆移居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汉文化，极有可能这一时期儒学经典便随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一起被移民们带到了日本。可见，欧阳修的说法不无道理。当然，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目前只能算是一种推论。要想解开儒学何时传入日本之谜还有待时日。

❷ 日本儒学的发展

早期日本儒学（飞鸟 、奈良、平安时代）；
早起的日本儒学主要依附于佛教之下。从圣德太子进行推古朝改革后，到孝德天皇进行“大化改新”，再到大宝元年，制定《大宝律令》，这些都是日本早期儒学治国治民的思想被日本政治所采用的标志。
作为禅宗附庸的儒学
（镰仓、室町时代）；
镰仓时代（1192-1333）中期，中国儒学的新发展——宋学传入日本。
从镰仓时代起，大量中国宋儒的经典被中国禅僧和日本僧人带来了日本。中国禅僧对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推动作用，这些禅僧，到日本后在传播禅学的同时，主要还介绍朱熹、二程和杨雄的着作和思想，促进了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南北朝和足利氏时代（室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并不要求把儒学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而仅仅是把它同神道及老庄思想一起保存下来作为从属于佛教的一种教养而已。虽然当时儒学成为了当时盛行的禅宗僧侣们的必须之一，但它还是包含在佛教当中，由此看出在这段时期，儒家思想只是佛教的一个从属品。
但也正因为佛教传播与政治挂钩，因而也容易受到了政治动荡的影响，其中对佛教鼎盛的势力产生较大影响的转变来自于日本进入下克上的战国时代。
14世纪室町时代初期，在日本的禅僧和贵族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研究和讲授儒学的日本先河。例如，研究朱子学的“五山僧侣”，他们几乎占据了当时的日本儒学。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研究儒学的上层公卿贵族学者，使这个阶段的新的儒学慢慢地深入进了宫廷。
一直到16世纪时，禅僧独占儒学的局面才被逐步打破，在“五山僧侣”之后形成了“博士公卿派”“萨南学派”“海南学派”三个研究宋儒的学派。这表明儒学不再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了，而是向着普及化的方向发展了。
到了室町时代末期，在关西、土佐等地方，儒学思想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并且成为该地区统治的思想基础。
三、儒学的全盛和日本化（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社会的最后一个封建时代。经过战国时代的混乱，德川家康建立了他的政治体制——幕藩体制。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儒家思想上升到统治地位，儒学在此阶段进入了它在日本的兴盛时期。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学者推崇儒学，尤为推崇《论语》。然而由于日本不受科举制度的束缚，对《论语》的解释比中国要自由得多。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日本出现了研究儒学的不同派别。各学派之间的学术观点各异，于是各派之间展开了学术争鸣，犹如百花齐放，争相斗艳，使学术研究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
一般把江户时代的儒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朱子学的兴盛时期；
第二时期是阳明学兴起并与朱子学相对立时期；
第三时期是古学派的崛起与朱子学相抗衡时期。
四、资本主义时代的日本儒学 。
到明治时期，日本的儒学总体上已经同中国本土儒学产生了很大不同，最重要的是，儒学被改造为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那些日本政治家们，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西周等人，宣扬的是儒学和武运的结合，尊崇孔子和敬仰天皇的结合，孔子和武士道走在了一起，神道与儒学糅合为一体。所谓“和魂汉才”，正如中国的“中体西用”一样，骨子里必须是“和魂”，儒学是用来支持“皇道”的。中国孔子的正宗传人孟子，因为有较为明显的民本思想，日本人就不大愿意提到他。

❸ 说说古代日本是怎样吸收中国先进文化的(初三历史川教版)

隋唐时期日本派遣唐使向中国学习文化，遣唐使回国后，日本经过大化改新便从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并改国名为日本。日本的茶道、花道、日本文字包括和服都是从中国传来的，就连京都的城市规划建筑也是仿制长安城的。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启示：要虚心学习和引进吸收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来促进本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我们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
第二，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发展经济文化。

[注]此为本人在江西师大读书时的作业，粗制滥造，拿出来晒一下，也不怕大家笑话，权当留下一段学生时代的追忆。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内 容 摘 要

中国与日本为近邻之邦，交往已久，但中国自古就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自己自成系统的先进文化，因而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辐射力。相比之下，日本古代文化并不发达，为求得与先进文化的一致性，便采取拿来主义，尤其表现为不遗余力吸收中国古代先进文化，特别是对隋唐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学，无所不包。结果促进日本古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跻进亚洲大国之林。另一方面，日本虽文化输出功能相对较弱，但却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也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吸收、消化和创新相结合，最终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大和文化。

关键词： 中国 日本 文化 儒学 律令制 禅文化

中日交流历史上由来已久，但中国自古代就是亚洲大国，有着悠久又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对周边各族一直产生巨大的辐射力。日本地处中国近邻，隔海想望，且自身文化与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差距，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强烈影响。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在交流中显现出差距，彼此之间便产生了不协调。当人们发现这一不协调后，便产生一系列心理反映。为求得与先进文化的一致性，便产生向先进文化的倾斜，“拿来”则是易容易引进先进文化的方法之一，不遗余力地输入先进文化也就成为必然。

中日交流中，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隋唐文化对日本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直接影响了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有些方面至今在日本仍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诚然，日本人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非一味地“拿来”，而是有其独特的特点。本文拟从大和民族如何摄取中国古代文化及其吸收特点方面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所产生的影响。

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考察

一、中国物质文明影响日本的阶段

日本形成统一的国家始于公元3世纪至4上半叶。但日本早在绳纹时代就受中国古文化的影响。如日本北九州绳纹文化晚期遗址中曾发现一个表面经过仔细磨光的陶器。日本学者贺川光认为，这是受了中国龙山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张中一认为是受了楚文化的影响[1]。日本山形县饱海郡三崎山出土过一把铜刀，从地层上看，属绳纹文化晚期，其中与中国殷商时期青铜刀形式大致相似[2]。而出土于日本绳纹文化前期精致的漆梳[3]，晚期竹木胎的漆容器和漆弓等[4]，其制作方法和施漆风格均与中国先秦时代漆器相同。

在日本绳纹文化晚期至弥生文化早期，中国大陆有大批移民至日本列岛，带去中国的先进文化。徐福东渡的传说正发生这一时期，其事迹亦可见于两国史籍。《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日本《罗山文集》记为：“徐福之来日本，在焚书坑儒之前六七年矣。”徐福入日本后，大规模推广水稻及养蚕桑织技术。此外，还有建倭国的传说，故徐福被日本居民奉为“农耕之神”、“纺织之神”，甚至被日本尊为祖宗，奉为神灵[5]。虽无法考证“倭国”是否为徐福所建。但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日本刀歌》等古籍记载来看，徐福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古代东渡日本的移民代表。公元前二、三百年前后北九州之所以出现先进的水稻耕作文化，并进一步向东发展，把水稻耕作推广到全日本，最后促成了日本原始国家的产生。其最大的原因是一大批外来移民，特别是包括徐福一行在内的中国移民的影响。

入汉以后，日本成为中国的臣属之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县海滨出土的一方金印”汉委奴国王”，即为东汉光武帝颁赐“汉委奴国王”印的原物[6]。表明日本此时已接触到汉字。公元403年，日本最早使用汉字，时值履中天皇四年八月，始设官记言诗以达四观之事。汉字的传入促进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发展。

儒学是通过文字而传入日本的，所以日本一开始就接受儒学了。据日本的史料记载，儒教传入日本为公元405年，王仁自朝鲜半岛南部北济到达日本，为应神天皇儿子老师。王仁授之《论语》，这是儒学东传的开始。尔后，儒家思想通过典籍传至日本，规模有限，但对日本影响颇深。一方面，使大和的政治思想发达起来，这在历代的诏敕上表现显着。仁德天皇在诏书中说：“君以民为本。”[7]这是引用荀子的话。表明日本君王已懂重民思想，这是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圣德太子定冠位即以德、仁、礼、信、义、智等道德项目为名称，显然是受儒学伦理思想的影响。这此提倡道德的结果，使日本自上而下养成一种孝顺谦让的美德。另外在风俗上，自儒学传入后，日本上古的娶姑姨，异母兄弟姨妹之间通婚及继母之间通婚等风俗渐减，使日本移风易俗。[8]

东汉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尔后又从中国传入日本。据史载，公元522年，南朝梁人司马达到日本后，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建造草庵置像礼拜。这是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的文献记录。其后，佛教又继续传入日本。佛教教导慈悲，可使当时日本激烈倾扎的阀族之间的斗争平息，但主要的是佛教主张只要忏悔罪过，积功积德，到一定程度便可渡脱成佛，取得永生。这对于今世受苦的广大奴隶和农民来讲，有了来世的憧憬，能给以莫大的希望和安慰。故在日本大受欢迎，全国上下信佛。圣德太子和苏我氏当政时，大兴佛教，在各处大建寺院。苏我氏建飞鸟寺，圣德太子建法隆寺和四天王寺。在建筑样式、佛像雕塑、绘画、手工艺术品等方面，深受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

二、制度文化为主的隋唐文化的大摄取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改革开始，此为日本史上一重大事件，从其改革的内容上可看出其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之深。改革主要由两方面组成：冠位十二阶的制定和十七条宪法。冠位十二阶，其外形起源于中国北朝后周，[9]冠以中国儒学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加“德”命名。至于十七条宪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思想原则上，其源流上也只能在中国求得，即以儒、佛、法等思想为其理论基础，儒为主，佛法为辅，熔东方思想于一炉，这是圣德太子效法中国文化的结果。

7世纪中期后，即日本的奈良平安前期，日本以大化革新为起点进入了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期。在对中国文化的引进上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第一个全面接受汉文化的高潮，并且吸收形式由间接变为直接，最典型的是举世闻名的遣唐使的派遣，先后共达13次之多。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文化，学习中国的法令、制度、文学、生活、建筑等，几乎无所不学。限于篇幅，这里仅从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主要方面考察其深刻影响。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大化革新后建立起来的律令制中央集权国家，国体是完全仿照唐朝的。两官八省制是仿照诏的三省六部制。《大唐律令》和《养老令》是以唐委为样板，班田的土地制度则是参照唐的均田制。与唐一样，日本亦实行租庸调法，两者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数额上有所不同而已。其次在文学方面，日本大量输入唐代书籍。从编辑于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及其他文献材料可以看出，那时日本把唐代的主要书籍几乎都收藏了，甚至有的书籍在我国业已失传，但在日本却保存下来。[10]不仅如此，他们还千方百计地积极学习写作汉文、汉诗，努力钻研汉文、汉诗的写作技巧。从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深受欢迎可见一斑。《怀风藻》被认为是日本现在最早的汉诗集，序文是六体名作。书中收入120首诗歌，其中以五言诗最多，也有七言诗，作者上自天皇、皇子，下至大臣、僧侣，风格与初唐诗相近。[11]唐诗不仅影响古代日本，现代日本亦把唐诗看成自己的古典，仅岩波书店一家就出版了唐诗二古十万册，[12]可见影响之大。再次在宗教方面，唐朝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盛行，入唐僧侣学习这些宗派并将之照样移植到日本，并且出现了许多着名高僧，空海和最澄等为其杰出代表。这里中日人民都不会忘记的是，唐朝的高僧鉴真和尚历经险阻，出生入死，东渡日本，为传播中国佛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当时日本在天文、历法、医学、教育、修史、艺术、雕刻，生活风俗等方面亦深受唐文化影响。这里不一一叙述。

三、深层精神文化的大力辐射

10世纪后，日本进入镰仓时代，是从古代国家向中世纪过渡的时期。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中国由唐进入宋元时代，文化的主人、内容和形式焕然一新。尤其是佛教方面，迎来一大转折时期。这一切刺激了日本禅僧尤其是五山僧人渡海参叩的念头，如无准师范、虎关师炼、义堂周信等名僧，他们千方百计将中国文化移植到日本，掀起了继唐之后第二次学习中国的热潮，丰富了日本文化的内容，加速了日本文化发展。以典型的文学、佛教和儒学为例：五山文学在当时日本的地位很高且具有代表性，但随中国王朝的更迭而分别受其影响。日本五山汉文学一度出现“景定咸淳的浮华”，正反映出中国宋代文化颓废风气，而南北朝室町时期的入元僧大兴偈颂运动则显然是正确的传达了中国元代的偈颂运动。安土、桃山时代，禅林文学的俗化则又是受中国明朝士大夫文学俗化的影响。[13]就宗教来说，当时日本崇兴的佛教是净士宗和禅宗。这即与中国当时的佛教信仰有关。净土教和禅宗是由日本来华僧和中国渡日僧传播而来。中国净土教的依据“三经一论”即《般舟三昧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也是日本净土教的依据。净土教在日本人民中广泛传播，所以今天在日本人生活中仍然到处可以看到净土教艺术的优雅简素的风俗。除净土宗外，后来在日本更为流行的是禅宗，禅宗原为中国所创，后传至日本。尊重现实，应顺自然，重视感性，排斥非现实的、理想的、烦琐的、豪华的东西，一切归于简素淡泊，静闲幽寂，自由自在，这是禅宗的美学思想，而且禅宗修行形式简单，主张顿悟成佛，坐禅求悟，决非偶然。日本武士们不计生死与禅宗教义“生死一如”是相通的，而且日本武士们在现实中纵情声色是直接受禅宗不主张苦行，又不念佛读经，只要直指本心，做到心地“无非”、“无乱”、“无痴”，便是“戒”、“定”、“慧”，外在行亦皆属次要的思想影响。[14]朱子学早在镰仓时期就进入了日本。1200年，一名日本武士大江宗光已读了朱熹的《中国章句》的抄本。[15]1241年，出现朱熹的《论语集注》复刻本，日僧圆尔曾于1257年向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赖讲解南宋居士硅堂着作《大明录》。《大明录》讲儒、佛、道三教一致，关于儒则尊奉宋学，[16]后来日本出现了“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就是在儒学普及于地方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镰仓室町时代的思想界，宋学势力仍居于佛教之下，未能脱离佛教而独立，但经长期流播，其影响已逐渐扩大，从而为江户时代儒学的独立与全盛打下了基础。

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后，中国文化继续深刻影响日本社会，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日本普遍吸收中国的儒学，先是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后为阳明学，也有庄子学，但影响不大，日本武士将儒学和禅宗进行融合吸收，使武士道精神最终完全角成，从而形成具有大和民族精神特色的文化。如武士道强调武士的“忠”“孝”“义”即来源于中国儒学教义。17世纪中期以后，儒学（尤其是朱子学）在武士中间逐渐转播开来，儒学在全国上下成为显学，据日本学者统计，自1630年到1871年，在各藩担任教授的1912人中，属于朱子党派的有1388人。[17]由此可见，朱子学是江户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江户时代后期，阳明学在日本居重要地位。代表人物有佐藤一斋，门下出现许多活跃于幕末政治舞台的思想家，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江户后期，“君道”、“臣道”代替只立足于个人锻炼的禅宗武士道，终于成为日本社会的唯一精神支柱，亦是深受儒学思想的渗透。

不仅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倒台后，在向西方学习口号下，儒学曾一度衰落，但明治维新成功后，朝野一致兴儒学，修孔庙，儒学又为日本社会一大精神支柱了。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之深，由日本对孔子的尊敬就可见一斑。

日本吸纳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

日本吸纳中国古代文化，并非一味地“拿来”，生吞活剥，而是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既吸收又消化创新的自觉性

古代日本始终清醒地正视自身文化的贫乏，渴望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来丰富自己。奈良时，日本对中国隋唐文化以整个国家规模进行全方位的吸收，但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时，具有很强的消化创新能力。如在律令上，唐制重律为“十恶”，而日本则减少为“八虐”，唐代设六部，日本则设八省。在语言方面，日本巧妙地运用汉字意义，制造出好像固有名词那样的语条，来宛转表达用意，使汉字成为自己语言的记录符号，并使汉字词语成为自己的语言有机组成部分。又如在文学方面，逐渐将自己传统的文学加进去，如《源氏物语》就是反映日本人生活的一部杰出作品。另外在佛教思想上，日本的佛教以镇护国家为宗旨，如禅宗带有极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又主张神佛同体，形式简化，这些为以后的武士道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又如在儒学中，中国的儒学以孝为五伦之首，强调忠孝难两全，而日本的儒学中却主张以“忠”为五伦之首，力主忠孝两全。[18]后来“君道”“臣道”代替武士道成为武士的唯一精神支柱，而忠孝仁爱不一定要按宗疏和等级分别对待。因此在日本出现超家庭的集团，这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儒学思想虽也重视对统治者的效忠，但对家庭的效忠往往超过对统治者的效忠。同时中国人学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目的主要为修心养性，而日本则上升到治国平天下之高度。此外，日本的儒学和佛教甚至和传统的神道结合起来，即儒佛调和，神儒调和，这是儒学日本化的另一特征。在服装上，唐服的引进，经改造后，成为日本的“和服”。

二、混杂性和兼容性

日本的文字，可以说是外来文化的综合。日本人借用汉字的整体写法，发明了平假名，又借用汉字的部首（偏旁或部首）发明了片假名。今日日语中，除汉语外，包含着数十种语言的大量外来语。在信仰上，日本人既敬日本的神，又敬中国和印度的神。在节日上，日本既过日本的节，又过中国的节。在住宅上，“日本间”、“中国间”和“洋间”并行不悖。这些均反映了日本外来文化的混杂性和兼容性。

三、民族性和实用性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时，强调把日本固有精神和中国学问融合起来，即所谓的“和魂汉才”思想。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采取的是以实际主义为标准来进行选择的。虽然宗良时代的日本几乎“全盘唐化”，但仍应看到，日本并没有把唐朝一切制度都输入进来，而是有效取舍。如科举制和宦官制，[19]日本从未实行。又如效法宋明时的社会礼信，却不学妇女缠足习俗，主要是因为这些不符合日本的政治社会需要和文化条件。再如从中国引进的唐乐，后逐渐按日本风格改变了形式，并缩小规模，被称为雅乐。还有以中国的茶创建日本的茶道，日本武士吸收中国的儒学和禅宗创建武士道。对待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不仅学习儒家经典和政治制度，也注意对中国的法律、天文、医学、算术、修史编纂、建筑等实用技艺的学习，反映出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一些方面一直影响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如儒学和佛学，甚至在今日的日本仍可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痕迹。如在日本谚语中，经常用《论语》和佛学用语来打比方，比如“读《论语》而不解《论语》”（意同中国的“死读书”）、“对狗讲《论语》”（意同中国的“对牛弹琴”）、“对释迦讲经”（意同中国的“孔子门前卖文章”）、“三人凑起来抵得文殊菩萨的智慧”（意同中国的“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反映出《论语》和佛学在日本的深远影响。[20]另一方面，日本虽是一个文化功能输出较弱的国家，但却善于吸纳外来的先进文化并加以消化创新，最终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和民族文化。当前，除极少数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以外，一般日本人都承认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化这个事实。如日本现在推销面条的广告里说，“面条是具有四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人教给我们的”。[21]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