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储蓄率是多少

A. 日本的经济状况

实际，日本经济在衰退

近来，日本经济形势格外地引起人们的关心，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也有人认为日本的“所谓经济衰退是日本政府对外宣传上实施‘哀兵经济’的策略之一，目的是隐蔽本国经济实力，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借口”。
笔者认为，一国经济萧条或衰退，是全国性的现象，主要须依据统计数字、而不能凭“感受”作出判断。日本政府的GDP等经济统计虽然存在这样那样问题，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反映了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据日本的经济统计，1999-2000年日本经济经过短暂复苏后，于2000年10月又转为下降，进入萧条局面。2001年4至12月(即从4月1日开始的日本2001财政年度的前3个季度)，日本GDP连续3个季度呈负增长。在经济学上，当一国的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就可认定为经济陷入衰退(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衰退一般是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至少两个季度内下降1．5%。以上，同时失业率上升到6%以上)。从统计数字看日本经济确已陷入衰退局面。
尽管日本经济经过长达十年的低迷状态，又进一步陷入衰退，但无论是从日本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看，还是从日本的经济规模、国际收支、民间储蓄、外汇储备、对外债权、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等等来看，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确实很高，至少比中国要高得多，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得多。但是，经济萧条也好，衰退也好，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反映了经济现状从原有水平(静态)倒退的程度。2001年1、2、3季度日本的GDP名义值(未去掉物价变动因素)分别为513．5万亿日元、505．8万亿日元、501．8万亿日元；实际值(以1995年价格为基准)分别为539．7万亿日元、533．2万亿日元、530．3万亿日元，这说明日本的GDP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都在减少。一个国家经济是否衰退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两回事，经济发展的原有水平再高，只要它是在明显倒退，出现了经济活动全面下降的情况，就意味着经济衰退。
事实上，日本经济的实际状况比上述的实际增长率所反映的程度更严重。首先，消除价格变动因素前的名义增长率比实际增长率下降得更厉害(例如预计2001年度前者为负2．7%，后者为负1．1%；2002年度分别为负2．2%和负0．5%)，这反映出日本经济已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即持续的物价下降、需求萎缩)局面。其次，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之所以还能维持超过1%的实际年均增长率，是靠日本政府一再“注射强心针”才取得的，如果政府不是累计10次动用财政手段刺激景气，而且“景气对策”总规模高达136万亿日元，接近日本GDP的1／3(这导致日本的政府债务余额达到GDP的大约145%)，那么，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状况就会更差。再者，日本的失业率连续4个月节节上升，在2001年12月已达到5．6%，政府和民间都预测失业率还将继续上升甚至突破6%，同时如果计入“企业内失业”，日本的实际失业状况比失业率统计所反映得的更严重。
再一个问题是日本能否对外“隐蔽”其经济真相。在当今世界，由于国际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可以说几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实力都处在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之中，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当然更不例外。在日本，对经济形势进行监测的不仅有政府机构，还有一大批民间调查预测机构，如果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有意“隐蔽”真相，民间机构则不能这样做，因为把好的形势说成坏的，就会误导民间企业的投资活动，其结果这些民间预测机构就无法立足。此外，在日本国外，经合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都在监测日本经济状况。从发表的数字看，日本政府以外的机构对日本经济形势的估计和预测都比日本政府更悲观。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OECD最新预测指出，日本在30个OECD成员国中是唯一的GDP两年连续负增长的国家，唯一的名义增长率为负增长的国家，唯一的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GDP消费指数为负的国家，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在OECD成员国中最高，2002年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在OECD成员国中最高，大幅度超过一向以财政状况差而着称的意大利等等。
还有一个非常关注日本经济的人群就是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因为日本经济形势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投资决策。1998年10月9日，日经平均股价从1990年9月28日的21036．76日元跌至12879．97日元，当时的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称“目前是日本经济最黑暗的时期”。在2001年2季度日本经济发生衰退前，日经平均股价曾达到过19835日元，至2002年2月5日却跌破9500日元，比衰退前下跌了50%以上；比被称为“日本经济最黑暗的时期”的1998年10月还要低26%，也是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18年来的最低数字。显然，低迷的股市是低迷的日本经济的一面镜子。
日本经济现状当然也逃不过国际上信用评级公司的眼睛。由于日本财政状况恶化，日本国债的评级被一再调低。美国评级公司S&P于2001年2月将日本国债的信用等级从最高的“AAA”降到“AA+”，于2001年11月又将日本国债韵长期信用等级从“AA+”降为“AA”，在发达国家中与意大利并列“倒数第一”。
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特别是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政策手段几近用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出现了“走回头路”的危险倾向，即不是通过厉行结构改革，激励民间企业开拓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从而在根本上走出经济低迷，而是企望通过日元贬值，增强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并抑制进口，保护国、内比较劣势产业，以便在传统产业领域同追赶它的亚洲国家展开竞争和厮杀。日元对美元汇率在2000年10月为1美元兑108日元上下，至2002年1月已贬至132日元左右。尽管日元对美元贬值主要是市场对日美经济基础条件反差作出的反应，但日本政府并非像它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没起任何作用”。“9·11”事件后日元一时升值之际，日本银行曾多次干预，对日元汇率进行诱导，与此同时日本的外汇储备也在大幅上升(其中主要是大量抛售日元购买美国国债等)。这不能不令外界怀疑，日本政府是否已经制定或正在实施利用日元贬值挽救日本经济的策略，日本经济形势严峻是否被日本政府当作了对汇市进行干预、诱导的借口。
人们不能不但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上屡屡失策的日本政府可能又一次“失策”和“失算”。事情很清楚，对于亚洲各国来说，如果大家都发奋掀起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竞赛，必将带来“双羸”的结果；反之，如果大家都来个货币贬值竞赛，则难免落得个“共输”的结局，特别是日本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日本政府以经济衰退作为日元贬值的借口而否认其经济衰退的事实。日元贬值可能成为一种策略，但经济衰退则是事实而非策略。

B.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概况，经济增长模式，详细，越细越好！

1914年7月,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第一改善。明治初期以来的日本进出口贸易向以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的日本,刚刚结束了历入超居压闽多数,1912年逆差1.2亿日元,时45年的明治时代（1868—1912年）,步入1913年为1.4亿日元。1915年起一跃而转为大正时期（1912一1926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一直非常重视教育，1872年政府颁布了全国统一的学制，强制推行小学义务教育。1947年又进行教育改革，将义务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初中。到50年代中期，全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教育率高达94％，70年代中期又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上升，50～60年代在5％左右，70年代上升到6%～7%，1980年达到7.2％。在人才结构方面，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调整教育重点。在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作为重点；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国家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就把培养中级技术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点；70年代以后，日本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政府又把培养能自主开发新技术的高级人才和熟练运用新兴技术的中级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由于日本长期坚持“教育先行”的战略，为经济发展保证了人才资源。
日本政府利用国内外各种条件，确定了具有本碰谨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陪吵宴日本的国家干预方式和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特点，都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政府根据日本的特点，一方面采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另一方面确立“贸易立国”的战略，积极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进出口贸易，加强资本输出。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政府重视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甚至利用产业间谍来获取科技情报资料；同时在50年代实施审批制度，对引进工作加以管理和引导，以避免重复引进，节约外汇。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外汇支付能力加强，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才有所放松。日本引进技术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实际需要，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的。5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主要引进电力、钢铁、汽车、造船、机械制造等基础产业部门的传统成套设备和技术。5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60年代初开始，逐渐转向以购买专利为主来引进新兴技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实现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又以引进尖端技术为主。为了对引进技术进行吸收改造，日本企业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吸引优秀人才，在仿造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改革创新。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195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45亿美元，1960年就达到近85亿美元， 1965年又上升到166.21亿美芦银元，1970年跃升至近382亿美元。资本输出1970年累计达67.9亿美元。
长期坚持推行高积累、高投资和强化资本积累的政策，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运行机制，也是日本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容之一。高积累的基础是高剥削率、高储蓄率和低福利。战后日本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而且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相反，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日本民众的家庭储蓄率(即家庭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却是最高的，由家庭储蓄形成的投资约占社会投资总额的1/3。此外，政府也进行巨额投资，60年代政府投资占到国内投资总额的24%左右，70年代上升到约30%。私人投资和国家投资两者相加，使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1955年的17 030亿日元猛增到1985年的875 610亿日元，30年内增长50倍。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保持在1/3左右，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资本的投资效率也一直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效益的前提下，急剧增长的投资推动了日本经济迅速发展。

C. 二战后日本的发展史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美国着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第二次教育改革.这次教育改革是继明治维新后进行的又一次全面、彻底的教育改革.通过教育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级科技人员,以及适应技术革新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为日本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我们不可不知：

《财经时报》推出的《二战期间日本掠夺亚洲国家黄金揭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这一报道来源于《黄金武士》一书。

这本由美国作家西格雷夫夫妇用18年时间收集资料，追踪案件，写就而成的《黄金武士》一书中披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掠夺价值上万亿美元黄金等财宝的骇人内幕，震惊世界。

书中讲述的“山下黄金”的故事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就一直在民间流传：当日本快要投降的时候，菲律宾的一些岛屿上，一群劳工还在地下没日没夜挖着不知何用的隧道。几天之后，成吨的黄金和财宝被运往那里掩埋，永远地掩埋。当那些工人刚要爬上地面的瞬间，一声巨响，然后便是一片死寂。一切成为永久的秘密，只留下一个叫做“金百合”的传说。

“传说”与史实之间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和官方的澄清，但按书中披露，中国无疑是那场战争中受伤害最大的国家，日本所掠黄金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中国抢去的，而东北地区是在那场侵略战争中被日军占领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地区，那么，那笔惊世骇俗的“山下黄金”中究竟有多少是从东北掠走的？日本究竟掠走东北多少黄金？

连续几日，本报记者寻访国内及东北有关专家、学者，并从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和当时最着名的民间银行――边业银行入手，试图揭开日本掠夺东北黄金之谜。但所有被采访者一致表示，由于当年日本刻意掩盖这些事实，其所掠走的黄金等财宝要远远大于目前公布出来的数字。

一场疯狂的掠夺

沈阳地方志专家伯金地：东三省官银号内66万斤黄金被日军掠走

现在的工商银行沈阳分行沈河支行所用的建筑，就是百年前的东三省官银号的老宅，这幢屹立在沈阳城朝阳街长安寺巷上的老建筑前，石狮下一块石碑记载着东三省官银号的身世。

东三省官银号在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成立，鼎盛时期在全国设有分号99处，是当时东三省最大的地方银行，由东三省巡使张作霖操控，奉军六次入关都是以东三省官银号为经济后盾。张学良将军在东北主政期间，正是依靠东三省官银号整顿了东北金融秩序，稳定东北币制。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关东军每到一处首先抢占的就是交通运输线和金融机关。

当时东北地区主要的金融机构有：东三省官银号，东北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资本2000万元；边业银行，奉系军阀势力设立的，资本525万元；吉林永衡官银行，省政府的金库，资本1000万元；黑龙江省官银行，资本200万元。四银行还在沈阳设立了“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以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该四银号是东北金融界的决定力量。

“九·一八”事变次日，东北地区最大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占领，日本人如获至宝，在门口贴上“擅入者枪毙”的字样。当日晚间，日军用载重汽车将官银号内的现大洋运走。

据后来沈河支行的资料记载，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占领，库内存有的66万斤黄金和200万元银元被日军劫走。由于数字巨大，就连当时负责编写沈河支行门前石碑说明的赵建宏都对记者说，“我当时也有点儿怀疑，毕竟这个数目太大了。”此后，赵建宏也到省市档案馆查阅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权威和统一的说法。见过当年东三省官银号金库的赵建宏说，地上和地下的金库共5个，每个达300到400平方米，“那是相当大的金库，也说明当时的财力相当雄厚。”赵建宏提供，66万斤黄斤这一数字，来源于从事沈阳地方志工作的伯金地的《东三省官银号始末》，而伯金地也是货币研究专家，当时赵建宏对此数字表示怀疑时，伯金地曾斩钉截铁地表示不会错的。

与赵建宏的初始怀疑相一致的是，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编写的《沈阳历史大事本末》一书对当年日本人从东三省官银号掠走的黄金记载为16万两，而有关媒体还有16万斤的说法，可以说相差很大。

但是直到现在，曾在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过的伯金地仍坚持“66万斤黄金”这一数字，“当年也是经过多方面考证的，而且数字来源主要是《奉系军阀的官僚资本》一书”，该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对当时的记载非常详细。”“日本占领东三省官银号时，张学良没来得及运走那么多钱币，根据奉系当时的财力，这个数字也是可能的”，伯金地说，“从史料看，当时日本人把一部分黄金运回本国，另外很大一部分则转移到长春，为伪满洲国筹备资金。”

百岁原边业银行老员工孙竞寰：7000两黄金不翼而飞

今年100岁的孙竞寰老人从1927年就在沈阳从事银行工作，他先后在张作霖的边业银行、日本人的伪满洲中央银行、国民党开办的“中央银行大南门支行”工作过。“其实，这几家银行都是一家银行，就在现在的大南门”。

孙竞寰记忆力很好，“边业银行是张作霖开办的，它与官方的东三省官银号都是东北最大的银行”。

“边业银行也对外”，孙竞寰说，1927年边业银行成立他就在这里工作，是负责存放款的组长，那时他才20出头。

孙竞寰说，“九·一八”事变之前，银行每天热热闹闹，生意很好。为了巩固纸币的作用，银行从上海购买了7000两黄金，作为储蓄金。

“黄金装在7个大木箱里运来，每个箱里装1000两。”

孙竞寰说，这些黄金在日军进来前一直放在银行里，也没有被兑换。当时的纸币是银本位的，100元可以换100块现大洋，但是不能与黄金兑换。

“九·一八”事变后，这家银行被日本人控制，改名为“满洲中央银行”。孙竞寰也被调往牡丹江分行工作，直到1935年回来。

回来后他发现这笔镇店之宝7000两黄金已经不翼而飞了。作为亲历日本统治下的银行工作者孙竞寰还目睹了日本在东北建立殖民地金融体系，统一币制，使东北的金融机关和伪币成为日本金融机关和日元的附庸，以便使日本垄断集团对东北输出资本，进行掠夺服务。为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战争，伪满洲中央银行还大量积聚资本，集中投放给重要的产业部门，扩充军事工业，掠夺物资资源。

吉林学者李重：日本大肆掠夺我东北金银用于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日本为了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首先夺取东北的主要金融机构，即东北三省的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和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分行等金融机构。除黄金外，关东军还抢走了张学良存在边业银行中私有黄金七八千两和古玩字画等。有日本侵略者供认，从“四行号”中掠取的资金达1.4亿元。这些银号的附属事业投资额高达3800余万元，亦全为日军掠夺。

民间的财富也未能幸免。张氏帅府被占领。后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从帅府洗劫的张学良家产装了两火车，运到北平试图交还给张学良，张学良怒不可遏地说：“这样待我，等于羞辱我，你把我的东西拿回去！不拿，我全在火车站烧了，羞辱你。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三省，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四岛还大呢！”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14年间，在疯狂侵略中国的同时，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世界侵略史上极为罕见的掠夺与破坏。

日本为吞并东北四银号，垄断金融，控制国民经济，积极筹划设立伪满银行。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总行、支行共128个单位正式开业，“满铁”的社员被充斥到银行进行监管，从此原有四银号被撤消。

伪满中央银行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国家银行”，是地地道道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是完全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银行，是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财富的工具。伪中央银行受关东军的全面控制，它为关东军提供军费和筹集军需物资。日本银行在伪行内设有参事室，监督该行的活动，实际上伪中央银行是日本银行的特殊分支机构。

日伪统治者利用伪满中央银行，实行残酷的货币、信用受理。它参与制定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垄断货币的制造和发行，垄断东北的金融市场。

着有《伪满洲国货币研究》一文的长春学者李重说，侵华期间，日本大肆掠夺我东北金银及其他金属货币，一手收买东北所产之黄金、白银及现大洋等，再运往英美日各国，换取外汇购入战争之必需物资，资助日作战。

一项仍是空白的研究

专家称日寇掠走的黄金数量至今仍是个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卞修月，长期从事抗日战争人员及财产损失研究。他向记者表示，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是空白。辽宁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相关人员也表示，专门研究日本经济侵略造成东北财产损失的相关资料已很难查找。

二战期间日本到底从东北掠夺多少黄金？记者找到大量资料和有关专家都无从考证。

省委党校刘贵田教授说，现在已知的一个数字是，1941年日本侵略者运回国内的黄金数量为2300余万克黄金。

1937年至1940年是日本侵略者对伪满经济实行全面统制掠夺时期。日伪统治者从1937年起实施产业开发5年计划，进行全面的经济掠夺，变东北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在这个5年计划中，1937年计划开采黄金4230公斤，最终生产了3709公斤；1938年也是生产了3000多公斤。

为什么没有日本侵略者掠夺黄金的准确数字呢？“九·一八”研究会会长王建学教授认为，是日本侵略者有意销毁证据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查到的日本侵略者掠夺沈阳煤炭、钢锭、钢材、铝、液体燃料等物资的数字，也是不完整的，至于像黄金珠宝一样贵重的东西，属于绝密，只有当时的日本高层了解。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1931年前，日本掠夺的物资张作霖都能掌握。因为物资只能从大连出口，通过满铁运输。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发出经丹东走朝鲜釜山回国的通道，且日本已经控制东北，运输物资的数量以及运送什么则全由他们说了算。

王教授还表示，日本战败后还销毁了大量的文件记录，被掠走的黄金数量至今仍是个谜。估计亿

日本以技术立国，技术力是比GDP更加重要的指标。GDP可能被地震一瞬间摧垮，如果技术力还在，则经济的根本还在。如果技术力被摧毁，多大的GDP也会随风而逝。至于什么是技术力，有很多指标衡量，如国民识字率，技术工人数量，各门类专业人才，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等，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图表来表示。日本学者做学问时比较喜欢比较技术力，他们认为这才是经济的根、真正的经济。

日本和经济密切相关的有两个组织：政府有个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还有个民间组织——产经联（经团联）。产经联是由日本的大企业互相持股组成，实质上是日本政府的“政府”（关于产经联和日本政府的关系，我将在有关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章节中专门讲述）。产经联里的大企业是日本的基干企业，是日本技术的精华，是日本经济的基础和骨骼。

产经联有个铁律：如果基干工业没有发育好，即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技术，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场需求也得等待。如果谁敢破坏基干工业，求得暂时的生活改善也是对民族的犯罪。基干工业出问题，政府必须出钱修补。

产经联在1945年是如何使日本奋飞的呢？粮食不足，在产经联的操纵下，政府得给学校派免费午餐，保障教育。大量工人失业，不能使他们荒废，产经联就通过政府组织他们上山下乡去种树，还要组织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技术人员把技术储备转化为民用技术。当基干产业还不完善，即“骨骼”没有发育好的时候，技术遭遇瓶颈，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产经联则坚决压制需求，坚持把资源投入重工业。一面要组织人员攻关，同时向国外敲诈：“你如果不卖，以后就没得卖了。”产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坚决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就这么“挺”着，让基干产业的“骨骼”逐步完善，产能逐步增长。在此之前人民的消费需求只能耐心等待。就这么艰难前行，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骨骼”逐渐强壮，一飞冲天，完成由蛹化蝶。

产经联不面对普通消费者，只对整个民族，规划整个民族经济的大厦和发展方向，给其他企业提供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是它决定了这个民族是一流工业国家还是刷盘子的角色。

毛泽东指出，中国要做超一流的工业化国家，打基础和骨骼非常重要，所以倾全力发展基干工业，发展各种尖端技术，抓紧后备人才培育。整个操作手法与产经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产经联用资本，他用权威。

中国当时已经能够提供各种类型的消费品，但有技术瓶颈，产能受限制。应该逐步攻关，并向外敲诈关键技术，人民继续忍耐，让消费带着工业“骨骼”逐步完善，艰难并痛苦地由蛹化蝶。但是主流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则与这种方向背道而驰。

1991年，俄罗斯民族也开始了再出发的行程，但是抱着金山压断了脊梁，无数顶尖人才流落异国他乡。

清贫是可贵的美德，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