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商丘多少人

‘壹’ 有谁知道“花园口决堤”历史事件，及其影响

1938年的6月9日是个晴天，至少郑州北郊的花园口是如此，新8师参谋熊先煜在他的日记里匆匆记了一笔——如同前两日接连的阴雨一样，天气本身并不能让他再有更多的关注，新8师在花园口所承担的特殊使命，才是他日记的重点。

这一天已经是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悬赏下的最后期限。就在前一天，6月8日上午，新8师政治部特地率同战地服务队到花园口工地，唱歌慰问演出，让连续劳作“一昼一夜又半日”的新8师第2团、第3团以及工兵连全体官与兵“更觉兴奋”，“毫无倦容”。演出结束不久，11点，商震再度派遣他的参谋处长魏汝霖到达花园口工地，带去他的慰问和悬赏:“如于本夜24点放水，奖法币2000元;如明日午前6时完成，则奖1000元。”

受命成为决堤监督指挥工作的负责者以来，商震虽然命令下属的第39军军长刘和鼎作为决堤工作的具体统管，但决堤最初选址——赵口接连两处决口和坑道作业的失败，加上开封失守的战况，已经使商震异常焦灼。而当众宣布悬赏之后的魏汝霖也索性不回郑州，驻守在工地上等待成功放水的消息。这个夜晚，依旧是新8师官兵在花园口这段“由小石结成、非常坚硬”的堤坝上不间断地挖掘和搬运，熊先煜现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日记里甚至还详细记录了当时简陋的工具:圆锹、十字镐、钢钎、箩筐、土箕、木杠……

6月9日上午6点，魏汝霖应该等来了第一个好消息，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把它记录在日记里:“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这意味着堤坝最坚固部分的破坏工作已经完成。果然，两个多小时之后，上午9点，魏汝霖终于等到了可以回郑州复命的完满结果——“决口工程完竣，开始放水”。作为决堤工程的实施者，熊先煜记录下了自己见证这一瞬间的心情——“情绪紧张、悲壮惨烈”，这或许是身为军人的简洁，但它所能传递出的震撼，并不为近60年的时光所阻隔，当记者站在已经修复的花园口堤坝上再次追寻这段历史，被不同的人重复得最多的词语，却依旧还是——惨烈。

当地的水利专家告诉记者，当时黄河大堤的宽度一般在30米左右，既是河堤河防，同时也是公路。所以回顾起来，熊先煜记录的新8师选择的决堤方式还是很有技巧，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河水完全可以自行流出”。“堤之中央，暂留3米宽，最后再挖”，这样可以保持东西交通的顺畅，更聪明的是，“他们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而且“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即便是如此科学的施工，新8师的官兵还是花了整整两个昼夜才完工，“可见当时黄河大堤的坚硬程度”。

第一股从决口涌出来的黄河水并不汹涌，熊先煜形容的是“起始流速甚小”。当天晚上22点，第一战区最高长官程潜发给蒋介石的密电里有更具体的描述，竣工之后“掘口宽约4米”。水情一直在被密切关注，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朱振民就发现“因水冲刷，决口扩至十余米，水势遂益猛烈，黄河主流亦渐渐南移”。下午13点左右，熊先煜描述的水势已“似万马奔腾”，“远望一片汪洋”，而决口还在“因水势之急而溃大”。

熊先煜和朱振民这一天的记忆在一个细节上似乎略有偏差，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并没有任何雨水的踪迹，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这也是熊先煜日记里对天气着以笔墨最多的一次，因为“此实利于决口之加强与阻敌机械化部队之活动，庆得天时”。不过，这样的偏差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回溯当天的情境，因为还有程潜的密电，对于6月9日的水情作了一个总结，截至晚上20点，“掘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我们依旧不难揣摩当年新8师官兵那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得到“格外嘉许”的欣喜，虽然最后放水时间已经超过了商震悬赏的“午前6时”，但商震显然并不介意，还表示新8师“劳苦功高”，“当奖两千元”。但另一方面，即便熊先煜军人逻辑中的理解，是“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预料(河水)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依旧“心则痛焉”。

“以水代兵”:蒋介石的国家抉择

与商震一样，焦灼中的蒋介石在6月9日这一天等来了期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和第一战区主力西撤结束。

下午15点，程潜首次致电，报告花园口决口后的出水情况。当晚22点，程潜再次致电
，继续汇报放水情形:“京水镇一带已成泽国，预料明晨水势可达陇海线”。第一战区主力部队按照他的部署，沿陇海线或者黄河大堤向平汉线以西撤退的行动，在这天也终于全部结束。按照这一天《申报》(香港版)上一篇文章的描述，西撤部队在撤退的时候还随之破坏或拆除了陇海铁路路轨。文章的题目是《战事激烈情况混沌，敌增援后逼近中牟》。

或许在蒋介石看来，对于这篇文章他能认同的只是“战事激烈”而非“情况混沌”，对于豫东战场上的整个战局，他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决策者。第一战区主力西撤的部署是他5月31日致电程潜的指示，这也意味着兰封会战彻底结束，以兰封会战为主体的豫东战役在某种意义上宣告失败。原本让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的兰封会战，因为军队内部之间调遣和配合出现问题，先是第88师师长龙慕韩擅自抗命，弃守兰封，后有黄杰第八军无视薛岳命令弃守商丘。结果，非但中国军队既定的由东向西包抄日军的计划不能实现，反而整个豫东门户大开，最终功败垂成，被迫西撤。20万中国军队竟然未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连蒋介石也愤而称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这封他5月28日给程潜的密件现在依旧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

对于这个西撤的命令，原本抱有很大信心和希望的第一战区各部队，多少有些茫然，主动请缨参加豫东战役的64军军长李汉魂，在自己的回忆中表达了这种疑惑:“至于我们奉令一定要在5月底以前完成陇海线上任务，既保卫、又转进，既争夺、又撤退，我们许多并肩作战的部队应当说是在局者，有时尚且捉摸不到统帅部的用意，更何况战地上的老百姓？”

他们的确不知道，5月31日夜晚，蒋介石同时作出的另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以水代兵”，决堤阻敌。根据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正式作出了决堤的决定。而此前的这个夜晚，在位居前线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驻开封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武汉中央军事统帅部之间，以电话方式已经有过秘密会谈，决堤的最终决策在这个晚上已经确定。

这个决定对蒋介石而言并不轻松，早在1935年，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抗日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中，就有利用江河阻敌的论点。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这份建议书中文译稿上，有蒋介石对于“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做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一段的五字眉批:“最后的抵抗线”。1936年7月，法肯豪森第二次提出了决黄河以阻敌的建议。两年后，最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这一艰难抉择的，是豫东战场节节失利的战况。

6月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武汉对外国记者谈目前抗战形式的时候，这样说明:“现在的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今后战事，即将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域。”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关于决堤的信号。

花园口:三易其址的最终选择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但仔细追溯起来，当蒋介石定下“以水代兵”的决堤策略之后，首选却并非花园口，而是中牟县城北边25公里的赵口，东西距离开封、郑州均不到百里。最初的决堤行动由第53军的万福麟部执行，限定6月5日夜12点之前放水。

之所以选择在赵口决堤，曾专注于花园口决堤事件研究的学者渠长根向记者分析，“一是预计到决堤后河水将沿1843年(道光23年)决堤的旧路流动，顺贾鲁河道，经过河南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太康、鹿邑和安徽太和、阜阳、颍上、霍邱、亳州等县，十天左右到达周家口，会合沙河东流入淮。二是因为这一带地势较低，出水会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因为由此而下的这条水路基本上符合当前的军事形势，日军大部盘踞在这一带，黄水一旦放出，会把日军滞留在这片土地上。“

但赵口的决堤行动进行得非常不顺利，渠长根分析这是因为“事先对黄河的水势估计过大和对黄河堤质估计过松，同时决口开始的宽度太小”。后来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作第二道决口，“起初水势迅猛，而后堤身在水力的涌动下不断颓塌阻塞，虽然多次悬赏，激励官兵加紧疏通，但是都没有奏效，又告失败。”

直到6月6日上午7点，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携参谋熊先煜一同前往赵口视察，才发现“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渠长根研究说，“从杨桥到荥泽，蒋在珍的沿河防区地形也很复杂，到底应该选在什么地方更为合适，蒋在珍与随行参谋熊先煜在从郑州返回师部所在地京水镇的途中反复讨论，认为有两个地方都可以:东边的马渡口和西边的花园口，因为它们的地形都利于出水。但是，相对而言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容易接近，时间不宽裕，花园口与赵口相距26公里，地形地势也更为有利一些。于是商定就在花园口。”这种分析也得到了当地水利专家的肯定，因为黄河的河道有“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说法，所谓“豆腐腰”，就是指河南孟津县到黄河入海口一带，意思是说黄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像豆腐一样容易被洪水冲决。花园口就恰恰处在黄河腰部的上端。但是，具体选在花园口的什么地点，还需要到现场考察。

根据熊先煜的记忆，当晚10点，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工作的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连长马应援、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当晚，在汽车内“六人同宿，坐以当卧”。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最后选定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这里是黄河弯曲的部位，易于放水，可以直接流入贾鲁河向东南去，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后注入淮河;更重要的是“利用贾鲁河道还可以防止水流无限漫延，适当减少对所经地区的危害”。熊先煜对于自己的地点选择还是相当满意的，并且在日记中并不掩饰的记录下负责施工的新8师第2团团长王松梅对他的赞赏:“吾兄此次计划，功在国家民族，减少人民损害，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决口位置，若稍向西，而不利用贾鲁河以及平汉沿线，恐尽成泽国。”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有的来不及逃脱而被洪水湮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据安庆福老人回忆说，他亲眼看见日军像湿毛狗一样大批大批地逃跑，有几个伤兵不能跑了，就被他们的同伴绑在椅子上，一个个绑得像杀猪一样结实，在麦场上放着。不一会，他们身上就被浇上汽油，然后点燃木柴往他们身上扔，呼一声，火蹿得老高，几个伤兵在椅子上哇哇大哭大叫，意思是还能为天皇效力。还看见一些日本兵都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也不知道这些被活活烧死的士兵是不是逃兵。

东史郎日记中也详细描述了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的日军状况:“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薯仔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移花接木：秘而不宣的真相

6月9日上午，花园口决堤放水之后，一封事先拟好的电报由蒋在珍迅速发往武汉，到达蒋介石的案头，电文大意是“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这一天晚上10点，程潜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更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
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事实上，受命之后的第一战区以及执行决堤任务的部队都很清楚，“作为一项非常紧急的军事措施，花园口决堤的真情一旦泄露出去，对中国民心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还会有损中国政府的形象和威信。”渠长根分析说，“所以第一战区早已经提前拟订了对外宣传的策略，首先由负责花园口决堤的新8师在决堤即将成功的时候从现场向武汉发去军情报告，称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地区激战，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然后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国家新闻中心的身份对全世界发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的讯息。”

第一战区的策略对蒋介石而言，显然正中下怀。两天之后，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以及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渠长根说，“这样一来，就为花园口决堤的对外宣传确定了基调”。6月11日上午9时，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严重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参加到对敌暴行的声讨中，并号召赈济受灾同胞。《新华日报》6月12日的电文题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和“豫东战局渐趋稳定，我敌相持白沙附近”。6月13日，《新华日报》又发出题为“犯新郑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集郑”的电文。

花园口决堤的消息迅速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一时间，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的消息都显示出，世界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的这一暴行。但日本方面始终对中国的宣传竭力进行反驳，渠长根说，“这样一来，中日之间的新闻战和一些媒体爆出的异样信息，使得人们觉得事情似乎没有如此简单。于是，一些新闻记者要求到决堤现场去参观采访，试图弄个水落石出”。

大概是预见到了消息暴露后的社会反应，6月9日，在花园口决堤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商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当记者要求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采访时，新8师又奉命编造了一套日机轰炸的材料，伪造了一个被轰炸的现场。渠长根说，“后来中宣部及中央电影制片厂人员前来花园口，拍摄敌人炸堤和我军民抢堵缺口的新闻纪录片以扩大宣传”。

“事实证明，6月9日开始逐步实施的决堤宣传策略，有效地激起了抗日前线的豫东民众的抗战热情。”渠长根说，“诚如6月11日的《申报》所言:‘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特别是在豫东地区，彭雪枫在他的《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里如此描述:“豫东皖北苏北是历史上着名的秘密结社及会门武装的发源地，倘不小心，一生冲突，他们三声号炮，村村集合，人人出动，流血惨剧就要发生。”加上这一地区在徐州会战期间已经遭受过日军的野蛮蹂躏，因此，决堤之后，面对日军的侵略，豫东民众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诸如游击队、看家队、自卫团，还有红学会、黄枪会、妙道会等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保卫家园，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名目繁多，热气腾腾”。

“更为重要的是，豫东民众的抗日参军热情被调动起来了。”渠长根说，“比如在新郑，6月11日，县人民自卫队在队长陈新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中国军队第20师袭击尉氏日军，歼敌二十多人，获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国民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白崇禧在7月24日专门致电蒋介石，指出与豫东相连的安徽北部地区:“民风强悍，从军者极众。此次受敌摧残，多起而组织武力自卫，到处游击，时有效果，且向与驻军感情融洽，数逾十万”，并且计划以“正式军队一师以上配合民众武力，以专人统一指挥，以期切实收效，则消极可截断敌之南北交通，使其疲敝，积极可牵制敌军力，使江南作战容易，且免地方丁壮被敌征用，所费甚少，其益甚大”。之后，国民党开始联络、集合这一地区分散的各抗日武装，相继组成了多路“泛区抗日挺进队”。同时，国民党军统系统在这一地区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铁杆汉奸和日伪重要人物的豫东特别行动队。

8月15日的《申报》(香港版)《豫省的民众武力》一文如此描述:“豫省民风强悍，人民体魄平均都很强健，所以本省的壮丁应征入伍是比较受人欢迎的。河南省壮丁的征调除了国家依法征调者外，还有各部自行派人招募。豫省应征的人数，截止上月底，据统计至少已征调40万人。”

黄泛之灾:黄河改道的地方烙印

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口门以下4个村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全部冲毁，荡然无存，一直到黄泛结束，这4个村庄再也没有恢复。所幸的是，决堤放水时，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

而这不过只是灾难的开始，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并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黄水出槽后在河南境内分作两股汹涌同奔。西股黄水是主流，源自花园口，至中牟入贾鲁河，南泛尉氏、扶沟、西华等县，于周口东折入颍河，然后分别注入茨河和沙河，再经安徽太和、阜阳、颍上及正阳关，最后汇归淮河。东股黄水源于赵口，由于6月中旬黄河水位上涨冲开赵口口门后形成。赵口的黄水也分为两股，一股向东南直奔朱仙镇，与花园口的泛水汇合;一股绕开封城堤北面，折向东南，至陈留又分为两支，一支沿铁底河，另一支沿惠济河，先后注入涡河，于安徽怀远汇入淮河，自淮河经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注入长江，形成合流局面，进而波及江苏北部诸县市。由决堤而来的黄河历史上的第26次改道所造成的危害，遍及3省44个县，死亡人数统计高达89万。花园口决堤也成为抗战史上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剧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豫省灾况纪实》里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黄泛区灾难图:“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

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也是中日双方沿着黄泛区边界东西对峙的开始，渠长根说，“依赖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日军被迫改变原来沿铁路线西进南下的战略”，一方面把部队从豫东尉氏、中牟、娜陵、通许、陈留、祀县等各县向东撤退，转移、集结到以商丘、徐州为中心的豫皖苏交界地带，另一方面确定了沿江淮水路西进的路线，分调多路人马围攻武汉。“战事南移到豫南、皖西、赣北、鄂东的广大湖沼山地地区，豫东战场逐渐冷却下来，武汉附近地区接着成了中日两国军队厮杀的新战场”。这样一来，从郑州斜贯东南，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相持一直延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从当地复杂的社会形势看，黄泛区形成之初，豫东地区一度成为真空地带，战局基本稳定后，日军大规模他调，留在该地区的兵力很少。“开封、商丘、淮阳敌只数百人，其他各县仅仅四五十人。连敌人的宣抚班、宪兵队等合并统计，全豫东不过有3000人的样子。”经常会用拖动一些塑料的假人假枪炮做演习。不过很快就形成了多种势力交错杂陈的局面，一方面是日军占领者及其傀儡组织和伪军，另一方面是不断回升从事游击战的中国军队，还有其他各种背景复杂、立场摇摆不定的地方势力。因此，这里“敌蹄横行，汉奸嚣张，恶猫遍地，土匪蜂起，把豫东弄成了一个极混沌极混乱极扰攘不堪的局面。一般名哲贤达，都在‘武装逃难’或者‘集体搬家’的新鲜口号之下‘西迁’了。剩下的是广大的被难群众，以及同他们在一处埋头苦干着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有少数的行政人员而已”。

当日军修筑防泛东堤的时候，过程并不顺利，渠长根分析说，“一是水势不稳，经常发生决堤而被迫延期，二是地处黄泛灾区，留下的居民多为老弱病残，难以招来足够的人力。三是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宣传鼓动下，日军对参加筑堤施工的民工也不敢施以暴行，否则，他们就会投奔抗日武装。四是日伪政权内部矛盾交织，主持施工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利欲熏心，都想从中渔利，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的情况严重，直接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和质量。五是当地处于所修大堤以内与以外的各村落之间，利益冲突明显，都不愿把自己的家园堵在堤内，加上伪政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协调有实际困难，因而施工时常被中断”。就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筑堤施工断断续续，一直到1943年才基本修成。防泛东堤的修成，约束了泛水水道，相对地控制了黄河及涡河的洪水东泛。

奇怪的是，黄泛区一度淡出了公众视野，直到1942、1943两年的河南大早和蝗灾，花园口和黄泛区才重又引起媒体的关注。之后不久，又归于沉寂。渠长根说，“在战争的逻辑以及宣传的规律上，这似乎是必然的结果”。1943年2月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王云五所写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对河南的大灾实情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尖锐地指斥重庆“隔江犹唱后庭花”，以及政府救灾及限价抬价失当。结果竟然被勒令停刊三日。临时河南省省会洛阳的《行都日报》对该文予以转载，也因此被停刊三日。同年《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进入黄泛区，用电报发回了第一篇关于灾难惨状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对于黄泛区的重新关注，也为这里的民众赢得了些许援助。

时至今日，灾难的记忆并没有被时间抹去，渠长根说，2002年5月27日，他到扶沟县做社会调查的时候，县志办的张孟庚的母亲依旧能清晰的回忆起黄河水进村的情境:“一家人没有逃走，因为父亲相信很快就会过去，为防万一，把值钱的东西搬到了村头高地，还有三四家也跟着这样搬去了。”“但黄河水越来越大、越来越猛，结果全村被淹没，连这块高地也被完全包围起来。吃完了搬来的熟食，火源也用完了，只好干吃粮食，粮食吃完了，就挖高地上的野菜吃，等到野菜也吃完了，就挖土里的老鼠等吃。无论白天晚上，谁也不敢睡觉，唯恐错过了逃走的机会。”人们没有语言，无奈的目光有时候对碰一下，连小孩子也没话可说了。几天后，果真有当地政府派出的巡逻搜救船只发现了他们。“但是船太小，人太多，离安全地方又远，关键是高地周围有很多大漩涡，船不敢靠近。船来船又走，大家一下子绝望了。又熬过了两天，找来了撑船高手才分批把他们接走。”可是，等到了安全的地方，“父亲忍受不了这些天的饥荒和心理折磨，没几天就去世了”。

‘贰’ 日本侵略者在河南的罪证

日本侵略者在对河南军事进犯的过程中，给河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当日军要发动军事进攻时，便出动大批飞机对河南城镇乡村进行狂轰滥炸；当日军占领一地时，便四处烧杀淫掠，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大量惨案。无数村庄家园被毁，无数的财产被掠夺，无数的同胞被杀戮，无数的妇女遭受蹂躏屈辱。日本侵略军在河南犯下的种种暴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1．狂轰滥炸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军事手段。每当日军对某地发动进攻的前夕，就派出大批飞机轰炸中国军队的阵地、军事目标和交通要道。日本侵略者为了制造精神恐怖，迫使中国人民屈服，还无视国际公法，对许多城镇的商业区、居民区、文化区等非军事目标进行狂轰滥炸。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线在此交汇。从1938年2月14日到3月26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日军先后出动飞机12次，161架，投弹205枚轰炸郑州，炸死炸伤864人。2月15日，《新华日报》报道郑州首次被炸的情况：昨日敌机狂炸郑州，毁房数百间，死伤五百余人。“有重轰炸机9架，分三批侵入郑州上空，滥施轰炸，投弹达60余枚。平汉、陇海两铁路铁轨及站台附近，炸毁多处，至郑端口商业区域之大同路，落弹尤多。华安饭店、五洲旅馆等处，系成灰烬”[1]。1938年5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驻马店，民众死伤1500余人，房屋被毁3000多间[2]。1938年八九两个月日军飞机连续对豫南重镇信阳城进行轰炸。《新华日报》对9月28日的轰炸进行了报道：“敌机分批袭信阳上空，在城厢内外实施轰炸，投掷轻重炸弹及燃烧弹约数百枚，致城内多处起火，民房大部被毁，东南西关及车站附近受损尤重，断墟残垣，在在皆是，信阳城已大半成为瓦砾。”[3]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日军飞机在全省炸死炸伤平民21544人。炸毁民房48353间，街道104条，工厂6座，飞机场2座，村镇4座，市场3座，天主教、基督教教堂3座，帆船22艘，火车头2个，车厢19节，黄河铁桥2次，大车15辆，汽车4辆，粮食8000公斤，农具2150付。
2．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攻中，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大量惨案。1937年11月5日，日军占领安阳城后，对小西门一带居民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安阳惨案[4]。日军用枪杀、刺刀挑、战刀砍，甚至唆使军犬将人活活咬死，1000余名同胞遇难，2000余间房屋被烧。在烧杀抢掠的同时，日军兽性大发，对搜出的妇女，从十几岁的幼女到70多岁的老妪肆意奸淫。1938年3月25日，日军攻占长垣县城后，沿街搜索，见人就杀，屠杀平民百姓1700余人，大街小巷尸体狼藉，血流成河[5]。3月29日，日军进浚县城后到处搜寻残杀百姓，把二三百名百姓关进一座房子，洒上汽油点火，二三百人全部葬身火海。日军发现南山街土洞里的约400人，就架起两挺机枪对着土洞扫射[6]。浚县城内被日军用枪杀、刀砍、割喉、挖心、军犬咬等残忍手段杀死的无辜百姓4500余名，占全城总人口四分之一。浚县城内成了“户户皆戴孝，家家有哭声”的悲惨世界[7]。1938年7月日军土肥原部队进攻尉氏县城，在护城河内一次打死老百姓2700多人，又在该县孔家村、县城南关，杀害平民27人[8]。1939年2月，日军一二二五部队侵入太康县五子李、常营寨两个村庄，杀害村民1300余人[9]。
日本侵略者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内黄县四·一二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之公墓碑记载了1941年4月12日日军对冀鲁豫边区的残酷大“扫荡”：“内黄、顿丘、高陵三县交界地区，被焚142村，毁房5万余间，死难民众4000余人，炸毁水井百数十眼，砍伐树木数10万株，民间财物被掠一空。其杀人之惨，实开人类史上所未有。如在千口以机枪集体扫射，死近千人；在杨固，填满井6眼，死千余人；薛村沙窝搜杀避难民众亦约千余人；至婴儿活被撕裂，妇女奸后剖腹，以至逼驱男女于一室，辱打之后，放火烧者，比比皆是。劫后尸体纵横，血腥遍野，断井颓垣，瓦砾焦土，完物为之无存，极目一片荒凉。”[10]1944年10月，驻商丘的日军对冀鲁豫边区进行惨无人性的疯狂“扫荡”，17日拂晓，日、伪军步、骑兵1500人，向长垣县东北30公里的小渠村实行拉网式合围，日军纵火烧死无辜群众100多人；紧接着又逼群众跳入水井中，并推倒井边的土墙，然后用石磙压住，致使100多村民活活溺死在井中。小渠惨案遇难同胞共计697人[11]。
3．日本侵略者对河南经济的抢掠和破坏。日军为实现以战养战的目地，在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1938年日本的满铁、日棉、兴中、满洲电信、华北开发会社等纷纷在河南占领区设立分支机构，掌握和控制河南的工商业。焦作的中福煤矿、安阳的六河沟煤矿、武安县的大成煤矿、辉县的华新纱厂、安阳的广益纱厂、开封的益丰、德丰、中央面粉厂、安阳的太和恒、普顺面粉厂等，日本侵略者都以“军事管理”、“委托经营”和“合作经营”等形式悉数掠夺而去，这些企业成为日本侵略者掠夺和破坏中国经济的工具。如1938年焦作煤矿落到日本兴中公司手中后，日本侵略者采取掠夺式开采方法，井下乱采乱挖，吃肥丢瘦，资源损失率达80%以上。1941年和1942年，在高压政策下，煤产量猛增到121万吨和136万吨。从1938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共在焦作盗采掠夺煤矿约692.98万吨[12]，使焦作煤田受到严重破坏。
农业也是日本经济掠夺的主要对象。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建立了土地调查委员会，对日军所需的土地随时加以圈占和没收。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把抢粮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每年的秋收、夏收季节，日、伪军都频繁进行抢粮作战；对占领区则实行变相抢掠的方式，即实行所谓“统制”，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中国农民的粮食。随着战争的发展，统制变成了强制购销，即推行所谓的“粮食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的绝大部分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收购价交售。日军所征收的农业杂税种类繁多，1939年日军在豫北、豫东占领区强迫农民缴纳的赋税竟达22种之多[13]。此外，日本在占领区还掠夺农村青壮劳动力，主要用于兵役、修路、修飞机场、挖封锁沟、修封锁墙、修工事、运送物资等，有的青年被掠到东北、朝鲜，甚至到日本服苦役。据日本学者统计，河南被抓往日本的总劳工数达4950人[14]。
日本侵略者对河南经济进行掠夺的同时，还进行野蛮的抢劫和破坏。日军铁蹄所至，许多寺院、庙宇、书院、名塔等历代名胜建筑被烧毁，粮食、牲畜、车辆、家具、衣物、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古玩字画、图书资料等被抢掠一空[15]。1938年6月2日，日军在进攻河南省会开封时，向开封的标志、宋代建筑铁塔连击62发炮弹，将铁塔中部击毁丈余长，商店、学校、住户被洗劫一空[16]。1942年至1943年，进驻安阳的日军对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大批珍贵的文物被劫往日本。日军霸占了洛阳龙门煤矿，大肆掠夺洛阳煤炭、金、银、铜、铁等物资，还盗走了龙门宾阳洞的四个菩萨头及宾阳南洞的二力士像。1944年5月，日军第一○九师团竹村联队刚本部队“扫荡”伊川县白元镇，破坏和乐中学及完小校舍130余间、教学用具337件，毁坏图书8000余册[17]。
1938年6月，日军将济源至邵原公路沿途20里内居民房屋及所产粮食、尽付之一炬，共烧房屋2万余间，粮食8万余石，火光连天，数日未熄。牛羊牲畜，亦被宰杀数万头[18]。日军在延津县野厂村杀完留在村中的百姓后，挨家挨户搜查牲口和财物，日军抢完了一切可抢的东西，又手持喷火器，点燃了全村的房屋车辆和草垛。此后，日军还不罢休，又集中所有汽车和坦克，排着横队，把村子周围1000多亩出穗小麦全部碾倒轧毁。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内黄先后烧毁11.8万多间房屋，在济源烧毁5.15万余间房屋。1944年4月1日，驻许昌市日军高山部队侵入四照、西杨、坡张、东湖、石固五个村庄，烧毁房屋234间，杀死耕牛1440头[19]。
4．日军在河南占领区肆意奸淫妇女，受害者上至年迈老妇，下至几岁幼女，轮奸致死或轮奸后被杀者难以数计，甚至连产妇都不放过。日军还在开封、信阳等地开设“慰安所”、“花乃家”，强迫许多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营妓”。这一野蛮行径使许多中国妇女受尽凌辱和摧残，不少人死于虐杀和疾病。1944年4月8日，日军侵入许昌市李庄、李楼、小店、俎庄、沈村、大任庄、大路张、宋庄，杀害村民162人，强（轮）奸李新昌女儿（12岁）、俎满仓妻子、牛焕妮（15岁）等妇女259余人。1944年4月20日，日军高山部队侵入许昌市和尚桥区湾张村，将李盘妮等10余名妇女投入水井中淹死，强奸李花等妇女100余人[20]。1945年4月，驻漯河市日军中尉西村强迫100多名妓女登记为随军妓女。又抓走民女芦秀清、高秀兰、小兰妮、吴秀荣、应保珍等100余名妇女。这些妇女全部被轮奸[21]。
5．日本侵略者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肆意杀害、虐待战俘，令战俘从事危险性和屈辱性的劳动。攻占襄县城后，日军将被俘的国民党军队38名官兵全部杀害。在宜阳，日军将350余名国民党军战俘锁在石陵乡二廊庙，用手榴弹和机枪轰炸扫射，除一人幸存外，其余全部被打死。日军在陕县温塘村将国民党军俘虏20余人全部扔进大火活活烧死；囚禁在会兴街山西会馆的国民党军官兵俘虏300多人，被日军百般凌辱后，又被当练刺杀的活靶子一一刺死，会馆外沟坡内的白骨至今尚在，成为日军侵华罪恶的见证。日军对被捕的抗日军民也进行残酷的杀戮。抗战期间，日军在洛阳西工设有战俘集中营，关押战俘最多时达4.5万名。后日军将关在郑州的1万余名中国战俘运往北平俘虏集中营，之后又从北平集中营押走1万多名战俘到日本福冈县，强迫战俘们到地下煤矿挖煤，这些战俘大部分不是病死，就是被打死、折磨死，到抗战胜利时，只剩下一小半的幸存者。1944年4月，日军第一○九师团黑须联队田野部队侵入宜阳县段村、韩沟两个村庄，杀害村民30余人、中国军队战俘200余人。1945年4月，田野部队又在石陵俘虏民夫和中国军队官兵300余人，关在二郎庙内。日军站在房顶用手榴弹、机枪将庙内的人全部打死[22]。1944年7月，驻洛阳市的日军第一○九师团军政部大江部队将被俘的中国军队官兵100余人，用汽车运至营林街全部刺死[23]。
6．日军还在河南许多地区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残忍地解剖活人，残酷地杀害中国军人和无辜平民。1938年秋，日军在豫北道清铁路两侧施放霍乱和疟疾病菌，民众染疾致死者，每村多者上百少者几十。1938年8月，日军飞机在商城县城南门外投放糜烂性毒瓦斯炸弹10余枚，民众中毒500人[24]。
当时在焦作矿区日军第一一七师团野战医院任中佐军医的田野实曾详细回忆了他们拿中国农民做解剖实验，把活生生的中国青年的五脏掏出，截去右臂和左腿的野蛮行径[25]。

‘叁’ 日本侵华战争中英勇抵抗的将领及战役

1.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11月11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冯玉祥 顾祝同 陈诚 张治中
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日双方投入了将近100万的兵力，这次战役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战前日本曾嚣张的说，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结果光在上海战场就打了三个月，虽然日本取得了胜利，但是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战日军伤亡5万余人。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2.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1日~12月13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唐生智
淞沪会战后，日军迅速进攻国民党首都南京。由于国民党军此时兵力凋零，退守绝地，被迫在12月12日匆忙突围撤退。日军进入南京后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南京大屠杀。残酷杀害中国军民30万余人。

3.太原会战 1937年9月13日~11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阎锡山 卫立煌 孙连仲 傅作义 郝梦龄（阵亡） 王靖国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后向太原进攻，此时中国守军英勇抵抗，付出了重大牺牲. 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忻口会战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下的作战行动，着名的忻口战役就是这次会战中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4.徐州会战 1938年1月4日~5月21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孙连仲 汤恩伯 张自忠 庞炳勋 王铭章（阵亡）
徐州会战包括滕县血战、临沂之战、台儿庄大捷和徐州突围4部分。川军打的滕县血战，为台儿庄布阵争取了两天时间。张自忠指挥的临沂大战，粉碎了日军两路夹击台儿庄的计划。台儿庄大战重伤了日军的2个王牌军。李宗仁搞的空城计，让日军想在徐州歼灭国民党70万主力的计划落空，日军未能消灭中国军队主力。
国名党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为此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至5个月的时间。其中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1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徐州大突围是我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笔。它使敌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灭，为我国后来长江方面的抗战保存了精锐力量，对后来长江方面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取得，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可以说，从台儿庄大捷到徐州的大突围，是蒋介石整饬军纪、扎稳阵脚之后，砍出的漂亮的两板斧。

5.兰封会战 1938年5月21日~6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程潜 薛岳 邱清泉 桂永清 宋希濂 杜聿明 龙慕韩（枪毙）
兰封会战是日军为配合徐州会战，切断徐州中国军队之西面退路和阻止第一战区军队增援徐州，和中国军队发生的一场会战。这会战演发成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兰封会战对日军来讲是败仗，如果土肥原在5月18日转向商丘，估计日军能够提前一个星期占领商丘。一个精锐的常设师团加上一个重炮旅团，将对从徐州战场后撤的中国军队造成很大威胁。而且日军第16师团和第3、13混成旅团可以全力截击后撤的中国军队，而不是去救援土肥原。
由于在这次会战中，国民党将领龙慕韩作战不力被处决，成为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的蒋介石中央嫡系将领。

6.武汉会战 1938年6月~10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陈诚 白崇禧 薛岳 张发奎 孙连仲 王耀武 张灵甫 黄维 商震 池峰城 李延年 杜聿明 关麟征 郑洞国
武汉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其中在万家岭一带，日军4个团被全歼，史称万家岭大捷。中国空军与敌激战，取得重大战果，共击落日机62架，炸毁日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作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
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行动。日军伤亡10万以上，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虽然武汉最终失守，但“武汉会战”却有着重大的意义。会战中，中国军队歼灭日军十多万人，同时大量消耗了日本财力，争取到时间把工业迁入西南和西北地区，为相持阶段作了重要的物资准备。自此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再也没有能力调动40多万大军作战略进攻性的大会战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武汉会战”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

7.随枣会战 1939年5月1日~20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汤恩伯 张自忠 李品仙 孙震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为了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湖北随枣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击毙敌军1.3万人，第五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日军未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

8.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10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罗卓英 王耀武 关麟征 杨森 张灵甫
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

9.桂南会战 1939年11月13日~1940年10月30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白崇禧 杜聿明 邱清泉 廖耀湘 郑洞国 陈明仁 戴安澜
日军侵占南宁和昆仑关之后，国民党从数百公里外急调10个精锐师，对日军发动立体化进攻，取得昆仑关大捷，迫使日军改变对广东的作战计划，造成日军在战略上的部分被动。

10.枣宜会战 1940年5月1日~6月18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陈诚 张自忠（阵亡）汤恩伯 黄琪翔 孙连仲 孙震
此次会战，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
张自忠上将殉国于南瓜店。

11.豫南会战 1941年1月25日~2月7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李宗仁 汤恩伯 孙连仲 李品仙
豫南会战是武汉周围地区防御作战中的一次战役。日军一度攻占安徽界首和太和，但在伤亡9000余人后，日军最终撤退。

12.上高会战 1941年3月15日~4月9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罗卓英 王耀武 张灵甫 韩璇
为保证南昌及其附近占领地的安全，日军发动企图消灭赣北中国军队主力的上高会战。日军在三路进攻其中两路受阻的情况下，形成一路孤军深入，被中国军队包围的日军仓皇撤退，予日军以重创，日军伤亡高达1.5万人。

13.晋南会战（中条山之战）1941年5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卫立煌 杜聿明 傅作义
此次战役日军的目的是“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的中央军”。由于中国军队疏于防守，临战又缺乏物质和精神准备，因此遭到惨败，伤亡惨重，退出中条山。此战日军伤亡9900人。

14.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10月1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杨森 赖传湘（阵亡）欧震 王耀武 王甲本 刘振三
日军为打击中国第9战区主力，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第11军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集结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和4个旅团，总兵力达12万余人.此次会战历时月余，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3万余人，击落飞机6架，击沉汽艇9艘，使其日军妄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

15.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杨森 李玉堂 方先觉 夏首勋 陈沛 孙明瑾 余程万
这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薛岳将军负责的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退却。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串，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由于第9战区部署得当、协同密切，作战得力，从而取得了此次会战的胜利。此役共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成为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

16.浙赣会战 1942年4月~7月28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顾祝同 上官云相 刘建绪 黄绍竑 汪之斌
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最后基本实现预定目标，曾经占领衢州机场，但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团师团长阵亡，日军战史记载伤亡1.7万人。

17.鄂西会战 1943年5月~6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陈诚 胡琏 王瓒绪 王敬久 冯治安 王甲本
鄂西会战历时月余，第六战区以10个军的兵力抗击了日军约5个师团兵力的进攻.
日军沿长江向上游进攻，第六战区及友邻部队夹击日军，歼灭敌军4000人。

18.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2日~12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孙连仲 王耀武 余程万 施中诚 胡琏 池峰城 张灵甫
在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以及美国驻中国基地空军也参战并取得重大战绩。集结轰炸机和驱逐机约200架，对日军飞机、舰船、地面部队展开作战，有力支援了地面作战。
中国军队依托阵地节节顽强阻击，迟滞日军进攻，给敌重大消耗.击毙日军1万余人。

19.豫中会战 1944年4月~5月25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汤恩伯 蒋鼎文 胡宗南 李家钰 何国柱 吕公良(阵亡)
豫中会战是豫湘桂会战的第一部分,日军根据“一号作战计划”，发动了以打通平汉铁路南段，消灭中国军队汤恩伯部主力为目的的“河南会战”，史称“豫中会战”。其中“许昌保卫战”成了当时这场战役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
这次会战是侵华日军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战役,日军势在必得打通大陆横贯南北的交通线。

20.长衡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 1944年5月~8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薛岳 方先觉 周庆祥 容有略 葛先才
长衡会战是豫湘桂会战的第二部分,豫中会战的同时，日军开始进攻湖南，打通粤汉铁路。国民党第10军队在衡阳进行了不可思议的长达48天的抵抗.最后因寡不敌众,衡阳失守.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日双方公布的日军在长衡会战中伤亡人数均是6万人,惊人的一致,这是八年抗战唯一的一次。

21.桂柳会战 1944年8月~12月10日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白崇禧 张发奎 韦云淞 阚维雍(阵亡) 孙元良
桂柳会战是豫湘桂会战的第三部分,日军为摧毁大西南的美军空军基地和打通大陆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交通线,发动桂柳会战。 由于蒋和桂系之间的矛盾,这次会战国民党兵力严重不足,导致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在整个会战中日军也付出了伤亡3万余的代价。

22.湘西会战 1945年4月~6月
参战的国民党主要将领:王耀武 施中诚 胡琏 李天霞 廖耀湘 韩璇
1945年4月至6月的湘西雪峰会战，是国民党军给日军最严厉的打击之一，也是中日战争的一次摊牌作战。 此战役直接给日本政府敲想了丧钟。

共产党都是小打小闹，跟很少跟日本人正面接触，都是打的伪军，就是说打的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