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官都纪念在哪里

⑴ 腾冲一座坟墓里为什么会埋着三个双手被绑的日本军官

然而，去过国殇墓园凭吊的人，都会对一座坟墓产生疑问，就是墓园入大门右边低洼处，有一座墓碑上刻着“倭冢”的墓地，规格是一个特别的井型墓。如此庄严的地方，为何将日军埋在这里？

这是李根源的特别考虑，里面埋着三个日军守城军官，他们尸体被捆绑，面向烈士冢跪拜。据考证，“倭冢”里面三名日军，其中一名就是藏重康美。当远征军在收复腾冲时，守军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步兵第一四八联队，藏重康美担任联队长。

⑵ 近代日本在中国的墓地体现的特征

一、异域丧葬景观：居留民墓地

（一）墓区土地权。在墓地选址上，日领事官借口租界狭小，或界内不能新葬，要求另辟空间，选在界外，结果变相多占土地。根据苏杭等日租界章程，墓地所占土地，所有权属中方，日方拥有使用权，但须出资租赁。若该地界属于私人，或由中国地方官购入，转租日本人，或日领事官通过地方官介入与民协商；若该地界属于公地，则由日领事官直接与地方官洽商地价。至于墓地使用年限，未见文献记载，按《济南商端口局设立外侨茔地条规》，参照各租界地的租期，葬期以30年为限，到期起运，如有不克办理之处，可延展30年，期满不得再延长，逾期不迁或无主之坟，则任将平除。
（二）墓地面积。墓地的大小，根据当地日本人死亡情形而定。1897年苏州日租界章程最早明确了墓地的面积，即在界外的僻静空旷之地，以十亩为率。1901年，重庆日租界章程仿照苏章，也以十亩为限，倘将来不敷，随时与地方官妥商扩充。上海日本人墓地面积，据1913年的调查为13亩（包括火葬场3.4亩）。青岛的日本人墓地，占地约4亩。济南商端口局预设的外侨墓域较小，位于津浦铁路以北之堤口庄东，总共占地6亩8分1厘，为节约用地，对每座坟墓还详加规定，死者占地长1丈，宽5尺（包含立碑）；若有某国要求划出专葬之地，“则以半亩为限”，条件是该国领事应每年酌认捐款。从现有资料看，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墓地较大，如奉天的西塔墓地占地30亩，大西门外墓地则达167亩。
（三）墓地管理权。日本人墓地开设后，属外务省统辖，领事官负责具体事务，也有委诸居留民团体或寺院管理者。1874年初，上海品川领事考察欧美领事对葬事的处理特别“郑重谨慎”，日本人墓地却因管理不善，“空地上积满马粪，或是种满蔬菜和树木”，“此不仅为外国人耻笑，且关系该国政府对其人民爱护之厚薄”，于是拟定《上海墓地规则及墓门墙围办法》。规定：墓地事务由领事馆庶务课专员负责，凡官民死去时，即刻检视尸体，提具归阴证明书和医师死亡证明书；若系旅客，则附遗物认定书。领事馆负责官员须问明死者原籍、生前职业及居住地等，并检查墓地有无不合情形，定准棺柩之地，挖穴埋葬。埋葬簿登记的墓穴序号，刻于石碑表面，并留副本备查，以免混乱。至日后修补、重新深葬或转葬他处，须经领事特许。墓所设看守人（可雇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经常扫除，若有人前来吊祭，须随时开门。领事馆鉴于居留民远离乡土，“奋发锐意进取”，为奖励此等精神，从领事馆月费300元内出资维护。大藏省认为此非长久之计，决定另谋办法，拨付1150元用于墓地门墙建设。1876年东本愿寺上海别院设立后，领事馆遂将墓地移交其管理。
从日本在华早期墓地来看，上海墓地外设围墙，较为规整，其他墓地仅设简易围栏，堆土成丘，或插木牌，或立石碑，注明某某之墓，明治、大正、昭和某年立等字样，设施较为简朴。大体而言，既承袭了其国内的丧葬习俗，又因时因地有所变通，主要表现如下。
（一）火葬。日本地狭人众，贫民无条件土葬，再加上佛教信仰，19世纪中叶即盛行火葬。日本人赴华后逐渐在奉天、上海、营口、天津、青岛等地专设了火葬场。1906年，奉天居留民在十间房建造火葬场，占地4000平方米，这是日本人在华设立的最早火葬场。1907年3月，上海的日本佛教组织成立法光株式会社，在宝山筹建火葬场，场内建休憩所、薪炭仓库、棺马车及马厩等辅助设施，1911年移交居留民团管理，当年4月至次年1月共火葬97人。1910年9月，日本人在营口新市街东北设墓地，在东端建火葬场（二个炉），1925年在牛家屯新建火葬场，次年5月启用。天津火葬场初为驻屯军建于兵营南部的日租界，居留民使用甚多，军人极少（1915年1月至1917年7月，152名火葬者内军关系者仅18名），1917年9月转交居留民团，后由财团法人共益会经营。青岛火葬场原设于台东镇的本愿寺，1917年1月由青岛军政署收买管理，1916年火葬451人，1917年火葬736人，1918年火葬405人，因当地日本人非以永久长居为目的，火葬后的遗骨多归葬于国内的出生地，仅有少数人葬于当地墓地。
（二）等级。在日本，墓地按身份高低及交费多少有等级之分。此种观念，渗透至在华墓地。据上海领事馆拟定的《墓地规则》，居留民墓地分三等。上等：宽5尺、长10尺，地价洋银10元；中等：宽5尺、长7.5尺，洋银5元；下等：宽4尺、长7.5尺，洋银2元。凡欲葬于该地者，亲友须向领事馆提出申请书，交纳相应地价及规费。准备以后移送国内的尸棺，放置于高处的干燥之地，亲友要预交上等地价10元，并收取1元的规费，若两年内尚未移送，则埋葬于中等墓地，所交诸费不再归还，此种情形，要在棺柩表面写明死者的籍贯姓名，并密封严实。若死者无亲友，无法交纳地金，则埋葬于等外的隙地。此种按交费多少、分等安葬的办法为其他日本居留民墓地所仿效。1917年，青岛日本军政长官竹内赳夫发布《居留民墓地使用规则》，规定：使用墓地者由户主、遗族或关系人将坪数及等级向军政署提出申请，费用按一等、二等、三等及坪数（1坪约3.3平方米）收取。坪数在1坪以下的一等收取2元、二等1元、三等50钱；坪数在2坪以下的一等收取2元50钱、二等1元30钱、三等70钱；坪数3坪以下的一等收取3元、二等1元50钱、三等70钱。其中，一等地和二等地不得超过三坪，三等地不得超过二坪。使用者自由选择墓地的位置，按顺次连续安葬，并自行打扫、修缮墓地。墓地的使用权遗族可以继承，但不得转让。修缮、改葬或发掘时须取得许可证。贫困或无力付费者可减免使用费，住所不详及临时埋葬者使用特别区域，无人认领的坟墓则另择地域进行合葬。
（三）葬仪。1870年，日本太政官发布《服忌令》，规定父母死亡忌日50天、丈夫30天、妻子和嫡子20天。丧服分黑白两色，以白为主。在近畿等大部分地区，认为遗骸系污秽之物，应有所忌讳，而灵魂脱离死体后能够长期存在，须被祭祀于净土，由此形成“两墓制”的葬习，即在远离村落的地方建“尸”墓，以竹、木牌简单标记后，不再重视，任其自然消失；同时，又在村落附近或寺庙内建“灵”墓，用以长期参拜。根据日本的神道信仰，人死后需要供养才能成为“神”，一般以33年为期限，有的地方是50年。日本人在华葬式，按约定须选择城郊偏僻之地，无法实行“两墓制”，只得尸身与魂灵一起安葬，采“单墓制”，即遗体埋葬后，树立石碑，定期祭拜。在忌日或盂兰盆节，居留民在墓前挂起灯笼，铺上毛巾，备好酒肴，还弹起三味琴。有外国人和中国人受好奇心驱使，前往围观。
总之，中日和平时期，日本居留民死者主要葬于专有墓地，少数葬于军队墓地或外侨公墓。
二、军国主义象征：日军墓地
（一）战时葬于中国战地。甲午战前，日本政府即预料会出现大量战死者，陆军省于7月17日发布《战时陆军埋葬规则》，规定战争期间，战死者临时葬于战地。(27)甲午战争中，日军战死1132人、伤死285人、病死11894人，总数达1.3万余人。在辽东半岛及山东战地，日军先将死体火化，遗骨埋于战场，树立简易墓标。日俄战争历时19个月，据日方史载，日军死亡达8万余人。(28)1904年5月30日，陆军省颁布《打扫战场及战死者埋葬规则》，关于遗骨的处理规定：战死者分别火化，将遗骨送葬于陆海军埋葬地，但依实情，可将遗骨临时葬于战地，仅将遗发送还；遗骨临时葬于战地时，可竖木牌，或立石碑，记载某某之墓、何时战死、何日立碑等，其做法与甲午战争一致，并延至日军进攻东北时期。
（二）战后归葬陆海军埋葬地。按甲午战前的《战时陆军埋葬规则》，死者战后须归葬于陆军“指定埋葬地”，葬法采“个体主义”，一人一墓，单立木质或石质墓标，葬费由军方支付，葬后由所属部队通知遗族，遗族可申请改葬。《马关条约》签订后的1895年7月，留守日军开始发掘战地坟墓，将火葬后的遗骨、遗发全部运回，分葬于各卫戍部队的指定墓域。(29)由于允许申请改葬，许多亲族将遗骨移至家庭墓地，导致“民间墓标杂乱不堪，并有颓废不修之虞”，严重影响了“军威”。(30)1897年7月30日，陆军省军务局颁布《陆军埋葬规则》，将原来的“指定埋葬地”改为“陆军埋葬地”。规定平战两时，除非死者留有遗言，遗骨、遗发均须葬于该处（根据1896年《驻屯台湾澎湖岛军人军属之埋葬规程》，死于台湾的官兵遗体不再运回国内，而是就地安葬），将校及准士官除外，一般葬后十年须行合葬，合葬之处，设置墓标，标明姓名、官位等。葬法依信仰自由主义，不限神葬和佛葬。(31)日俄战争以后直到日军占领东北全境，由于《打扫战场及战死者埋葬规则》规定，为追悼战死者，可在旅顺等地建造收纳遗骨的“忠灵塔”，所以仅有少量尸骸被掘送还国内，大部分尸骨则仍埋于占领区。
（三）在统治区建造忠灵塔。1906年，天津驻屯军为纪念镇压义和团的战亡官兵，在大和公园立“北清事变忠魂碑”，此为日军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座纪念碑。1906年3月日俄战争胜利后，日军在旅顺白玉山建造纳骨祠，用于存放2万余名骨灰，后又在纳骨祠对面的山顶上建造了一座“表忠塔”。该塔所用石料采自乃木希典的家乡山口县，塔形宛如一支白色的蜡烛。在1907年以后的几年间，日军一一挖掘散葬于各处的遗骨，在辽阳（1907年10月，纳骨14364）、大连（1908年9月，纳骨6029）、奉天（1910年3月，纳骨34875）、安东（1910年6月，纳骨3129）等地设置了纳骨祠，加上旅顺纳骨祠，共安置8万余名骨灰。1923年10月，“南满洲纳骨祠保存会”成立，接替关东军管理各处纳骨祠。(
（四）军国主义葬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以前，战死军人根据灵肉分离的信仰及两墓制传统，除尸身葬于国内的“指定埋葬地”或“陆军埋葬地”以及东北的“纳骨祠”或“忠灵塔”外，其“灵”还要以“柱”的形式合祭于靖国神社，接受公众参拜。1879年靖国神社改建后（始建于1869年，称“东京招魂社”），经费、日常事务及祭祀活动由陆海军共管（陆军为主），成为合祭战死者的军用设施。甲午战后，祭祀对象扩大为战病死者，陆续入祭2万8千余柱。日俄战后，祭神新增8万8千余柱，并开始将战死者称为“忠灵”、“忠魂”、“英灵”、“英魂”等。该神社内无死者的骨灰或牌位，仅将姓名及资料记录于“灵玺簿”。合祭名单先由陆海军审查内定，经天皇敕许，直接升格为“神”，不需民间信仰的33年期限。祭时天皇“亲拜”，嘉许遗族。例行祭为春祭4月30日（日俄战争胜利后陆军凯旋阅兵纪念日），秋祭10月23日（海军凯旋阅兵纪念日），还有各种临时大祭。
由上可见，日军墓地与居留民迥然相异。居留民墓地的设置有条约规定，由领事馆、居留民团体或寺院管理，其葬仪以追悼死者为目的，死亡纯粹为个体事件。日俄战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高大的忠灵塔遍及东北主要都市，由“忠灵显彰会”统辖，选址完全自定，严重侵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在军国主义支配下，军人生前属于所在部队，死后归葬于一处，他不属于自己，不属于家庭，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牺牲品。
三、法西斯主义符号：墓地的复制及功能转换
（一）尸身的三墓制。指遗骨分为三部分，分别葬于中国战地、陆海军墓地及家庭墓地。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各部队已有将遗骨分成三部分的做法。(43)根据新的埋葬规则，遗骨的处理有三个环节，前线部队将遗骨送战地兵站司令部，司令部取出一部分以备葬于占领区的忠灵塔，其余则送日本国内的留守部队；留守部队取出一部分以备葬于陆海军墓地，其余则送交遗族；遗族将所剩余骨安葬于家庭墓地。(44)具体程序如下。
（二）灵魂的三墓制。指战死者之灵不仅要在靖国神社接受参拜，还要在各府县建“护国神社”、在各市町村建忠灵塔，以祭祀本地的出身者，这种从国家级→府县级→村町级的参拜，可称为灵墓的三级制。1938年4月，陆军大将铃木孝雄担任靖国神社宫司，实现了军政祭的合一。时靖国神社举行大祭，合祀战死军人军属4533柱，至此社内已有“合祀神”13万5千余柱。1939年是靖国神社建立70周年，该社邀请遗族“上京”，参加祭祀活动，并决定以后将其制度化。8月6日，在“恩赐财团军人援护会”的组织下，约1600名战死者遗儿来到靖国神社，与成为“护国之神”的父亲“见面”。(50)10月18-22日，靖国神社举行临时大祭，新祭战死者10379柱，两万多遗族奉命“上京”，受到天皇嘉许。(51)时各报大加渲染，“武士道”、“大和魂”跃然纸上，日本民众一时战意高昂，“靖国神社见”——成为广为流传的誓言。
（三）中国各地塔碑的一统化。前述中国战地兵站司令部取出的分骨，有的供置于特设的奉安所，有的临时存于神社、寺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各地日军依照陆军省颁布的《支那事变作战地塔碑建设要领》，为合祭“殉于皇战的忠死者分骨，使大日本帝国陆海军的光辉武勋永远传于后世，并为保全战迹，使之成为东亚永久和平及大陆精神的中心”，按“大日本忠灵显彰会”的“战地第一主义”，纷纷成立相应组织，有计划地建造忠灵塔、英魂碑和战迹纪念碑等设施。(55)
四、侵凌与争斗：围绕墓地的中日关系
丧葬是生与死、特别是关于死的文化习俗，各国之间存在形式上的差异，理应互相尊重或借鉴。如日俄战争以后，东北地方官按中立条款，曾严命当地民众须妥行保全日本将兵坟茔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如有凌践情事，一经查出，“严拿究办”；(7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乘机占据青岛，1922年2月4日的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日本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并移交行政权及该地域内的公产包括土地、房舍等，但考虑到青岛日本居留民的风习，并没有要求取消日本人墓地、忠魂碑、火葬场、神社等设施；(72)民国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为节约用地及公共卫生起见，希望政府明定仪式，使民间打破陋习，仿照日本人实行火葬。(73)这是一种对丧葬的科学态度。但提倡归提倡，若是由外国来逼迫实行，性质就改变了。日本人来华后，强制推行己方传统，更将中国人纳入其葬仪体制。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坚决抵制，受两国关系阶段性变化的影响，从一小块墓地到无形的精神世界，中日之间形成了一个另类战场。
和平时期，中日纷争主要在居留民墓地，如墓地管理权、墓地大小等，日本人不断要求扩大权益，中国人则寸土必争，严守主权。
（一）日本人欲取得墓地管理权。根据中日约章，日本仅取得墓地开设权，管理权属于何方，并无条约明文。各地墓地开设后，日领事官即以种种手段，欲夺取管理权，但主权所系，地方官并不退让。1915年，驻济南领事林久治郎致函山东交涉署，称该国旅居商民日见其众，请定出外侨茔地，以备使用。交涉署依据《济南商端口租建章程》，在郊外专设一块墓地，以供他国旅卒者共同寄葬，后来各国因占地多寡、征收费用、管理办法等问题彼此相持，一时未能解决。次年7月间，日本人竟先在该预设墓地内修盖烧骨房，交涉署特派员立与日领交涉，双方划定了日本人茔地所占的面积。特派员又向日领表示，将制订茔地管理及收费办法，俾资遵守。日领事官认为中方含干涉性质，未表同意。交涉署此后自拟《济南商端口局设立外侨茔地条规》，呈报北洋政府查核，并请检示成案、解释约文，以便与日领事官周旋。根据该条规，外侨墓地由商端口局管理，凡外国人拟葬该地者，由该国领事官照会商端口局，局再发给准单，并知会警察署指挥进葬。葬时不分国籍，横列挨葬，手续费5元，为茔地看守人费用。(74)此事久拖未果。但从各地交涉情形来看，管理权最终落于日方，如天津居留民团的《公设墓地条例》及《火葬场使用条例》就明确规定，凡欲在该处火葬及埋葬者均须通过租界当局同意。(75)
（二）日本人欲扩大墓地面积。日本国内，墓地狭小，但一旦确定，则不求扩大，否则即认不吉利。若墓地葬满，可将33年以上的老墓掘开，葬入新死者；若没有超过33年以上的，则从最老的坟墓掘起。日本人赴华之后，惜土观念大变，一味要求扩大墓域。南京居留民墓地及火葬场原设南门外雨花台的高座寺（约20坪，租金年银60元）。1919年，驻南京领事代理清野长太郎认为“规模太小”，与金陵道尹和交涉署交涉，提出“不限年期”租借神策门内紫竹林一带作为墓葬之地。交涉署曹豫谦调查后复称，该地界属于寺僧祖产，如有变更，取决于地方公共团体，而当地绅士多不赞同，原因是附近有家居，火化之时，与公共卫生有碍。不成后，清野又提出租借太平门外地界，又遭拒。是年9月清野转任后，居留民会与地方政府继续交涉，仍无进展。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雨花台火葬场、十余座日本人墓碑遭战乱破坏，几被夷为平地。(76)1939年9月，“维新政府”统治期间，居留民会终于取得清凉山附近20亩民地，次年重建了火葬场。(77)日本大规模侵华后，上海等地的日本人墓地及火葬场大多进行了扩建，(78)新建设施更是随处可见，如：占领南开大学后，在校园内建火葬场；(79)侵占福州后，在仓前山琉球墓附近建焚尸场。(80)
关于居留民墓地的争执，中日互有妥协，但因日方居于强势地位，结果日本人在中国的墓地最多，分布最广，所占面积最大。抗战胜利后，日本居留民返国，出于城市规划、建设等需要，上海等地的居留民墓地多被平毁。对此，日本人表示，这是受到损害的中国民众报复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可阻止”的结果。(81)
日军全面侵华期间，不仅肆意毁坏各地墓葬，更在精神上压制中国人，强令参加旨在摧毁中国人抗战意志的一系列追悼活动。诸种行径，略述如次。
（一）破坏中国陵墓。战时，许多中国墓葬毁于战火，弘扬民族精神的纪念塔碑，更是遭到日军的侵辱。1937年底日军占领北京，将中山公园孙中山奉安纪念碑的字迹磨平，另刻文纪念日本阵亡官兵，重树于卢沟桥边。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内的祭堂等建筑、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内的“一·二八”事变抗战将士纪念碑等悉遭日军毁坏；中山陵因为日军宿营，“里面完全荒废了”；孙中山塑像遭日军枪击，塑像背后还被写上“亡国之父”几个字。(82)淞沪会战后，上海日军为纪念战亡官兵，于1938年在八字桥建造战迹纪念碑，炸毁了该处的“五卅纪念碑”。(83)
（二）垄断殡葬业。在日占区，中国人时刻面临死亡威胁，并完全失去丧葬自由。九一八事变后，伪满规定殡葬业由卫生部门管理，设地方事务所和同业组合具体经营，(84)埋葬地、祭祀等一律听从日伪指定，如奉天的西营房为第一墓地、五里河为第二墓地、龙王庙为第三墓地；祭祀时间为每年的3月21日、7月15日、9月23日。(85)日占华北后，于1940年前后抛出8个城市的建设大纲，关于公共设施部分，分别指定了中国人埋葬地。时人不禁惊呼：该大纲“实其全副侵略精神之所寄”，其“用意之深密，目标之久远，包罗之广大，计划之扼要，均昭然显示于纸上”，“如其真能永久占领……而我民族尚能有生存之余地乎？”(86)
（三）强迫中国人建造忠灵塔等设施。日本侵华期间，无数中国人被抛进“万人坑”，死无葬身之所。相反，日军却广建忠灵塔等设施，并强迫中国人出资出力。1907年6月至1909年11月，旅顺日军建造表忠塔，驱使两万多中国劳工，日夜赶修，其中30多人被折磨致死。1934年4月，伪满“为收买汉奸卖国捐躯之心”，规定凡简任官、荐任官抽薪百分之一，委任官及其他官员抽薪百分之零点五，集资建造忠灵塔。(87)1940年2月，日军在南京的五台山建造神社，使用了一部分当地民工，曾在该地挖掘出2000多具惨遭日军屠杀的遗骸。(88)
（四）强迫中国人追悼“圣战亡灵”。正如日本学者所言：日军在战场上建立的忠灵塔意在表彰战死者的精神，“它超过了坟墓的含意，而具有征服他国的纪念碑的意义”。(89)日军塔碑建成后，不仅强令中国人定期参拜，平时路过还要默哀敬礼。(90)如1937年日军占领张北后，每年清明节都组织学生打扫花园广场的忠灵塔，然后集体默哀三分钟，以表示对死者的悼念。(91)奉天日伪还谱制关于忠灵塔的“市歌”，由中央放送局教唱。(92)为鼓励伪方为其卖命，“促进日支两国国民的精神结合”，日军经常举行祭奠“日中阵亡将士”活动，并强迫沦陷区民众包括妇女儿童参加。1938年4月3日，伪上海市大道政府函令各界人士包括军队、官员、民众代表，以及儒教、佛教和道教等教徒参加在玉佛寺等地举行的追悼法会，强调日中联合召开追悼法会，“不仅是为祭奠幽魂升天，更愿日中两国提携和平，发扬真诚亲善”。(93)1941年9月11日，汕头市日伪集合全市慈善机构及团体一连三天举办法事，“一面崇拜英灵，一面要安慰劫后余生的人民”，“并使全市民众，对于兴亚中日阵亡战士的英烈有深刻的认识，由深刻的认识，因而知道和平建国，是目前急切的要途”。(94)1942年12月8日，在“大东亚战争一周年”之际，“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会长汪精卫）、湖北分会（书记长伪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揆一）为“追悼英魂，并激励民众信念”，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大东亚圣战阵亡将士慰灵祭”，会场半悬“两国”国旗，中日僧侣联合诵经，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的代表“不下三四万人”。(95)1943年6月5日，日本政府在靖国神社举行山本五十六的“国葬”，汪伪不仅致电哀悼，还规定南京、上海下半旗，各地民众禁止娱乐一天。当日，伪蒙疆政府在张家口的忠灵塔前举行慰灵祭，“大批市民被逼参加”。另据德王回忆：当时死一个日本将级军官，就要举行一次慰灵祭，强令机关、团体、学校的职工和市民参加；每死一个警监以上的日本人，就得举行一次政务院葬，强令政府全体职员参加，他或院长还须亲往致祭。(96)
余论：战后历史遗留问题
战后初期，日本的军事葬仪体制基本被破坏：陆海军墓地、护国神社、忠灵塔等或焚于战火，或疏于管理，处于荒废状态；靖国神社根据1952年的《宗教法人法》，降格为独立的宗教设施。但受美国占领政策及全球战略的影响，东京审判没有追究天皇的责任，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思想仍残留于日本国民意识之中。1952年旧金山和约后，日本舆论开始为战死者鸣冤叫屈，掀起大规模的赦免战犯运动。(103)1953年，日本政府发布《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援护法》和《津贴法》，宣称各级战犯是在日本丧失主权时，由战胜国单方面判决的，与日本的国家意志无关，把死刑战犯称为“法务死”，向其遗族发放养老金和补助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开始整修陆海军墓地，在各地重建“忠灵塔”、“英魂碑”，并在民间团体的协助下，有计划地搜集残留于海外的115万遗骨。(104)1954年，日本遗族会等结成“靖国神社奉赞会”，从1956年起推行“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1958年，日本政府将第一批B、C级战犯亡灵祭入靖国神社。1978年秋，东条英机等14名A级战犯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被祭入靖国神社。(105)至今，靖国神社已陆续合祭近250万亡灵。每年4月、10月及8月15日（终战日），靖国神社仍举行大祭，是时日本政要、遗族、右翼分子等纷纷前往参拜，以靖国神社为中心的祭祀体制重新被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