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外交怎么样

❶ 指出战后初期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如何

田中角荣 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多边自主外交” （1972年7月--1974年11月）
背景
——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扩大经济活动空间，回应“日本是经济动物”的国际舆论；
——尼克松冲击波，中美关系改善的影响，日本获得了一定的外交自由度。
主要内 ① 日美基轴不变② 亚洲外交③ 新中东政策 ④ 日苏对话⑤ 中日邦交正常化
三木武夫 “等距离外交”（1974年12月-1976年12月）
背景
三木执政时期正值中日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苏联为了阻止中日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向日本施工加军事压力，同时极力宣扬日苏经济合作，并频频向日本建议缔结绕过领土悬案的日苏睦邻合作条约。
面对苏联的外交攻势，三木主张在加强日美关系、继续依靠美国核保护的同时，利用中苏矛盾，左右逢源，在中苏之间推行“等距离外交”。
后果
中日缔约谈判由于三木内阁的拖延而中断，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也因领土问题而告吹，同时引起美国的不满和批评。
‘等距离外交’是神话”。“洛克希德”案的发生，三木政权垮台。
福田赳夫 以日美协调为基础的“全方位外交” （1976年12月-1978年12月）
纠正了三木的中苏“等距离外交”，为70年代末期中美日三国在亚太地区共同抗衡苏联扩张的反霸格局的客观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内容
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并从这一立场出发，为东南亚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作为真正的朋友建立起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赖关系”；
日本从“对等合作者”的立场出发，“对于东盟及其成员国加强团结合作与坚韧性的自主努力”，给予积极合作。
以这三根支柱为核心的日本对东南亚政策被称为“福田主义”。
评估
第一次规定了日本和东盟双边关系的政治原则，确定了今后日本对东盟外交的基调，标志着日本已经开始从全球观点出发，把对东盟政策纳入了日本对外总体战略之中，并构成80年代日本推行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❷ 日本战后外交政策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战后日本外交大体分4个阶段：
①战后初期的“追随外交”。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丧失外交权。当务之急是争取美国帮助，重返国际社会。1951年9月，签订片面和约，恢复了主权国家地位。1951年和1954年同美国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和《共同防御援助条约》，驻日美军合法化，并组建日本防卫力量。1956年12月，加入联合国，此前，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②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实行“经济外交”。此时，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但国内资源稀缺，岸信介政府提出“经济外交”口号，即在美国庇护下以经济力量为手段向外发展，达到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目的。经济外交的重点是东南亚。日本通过战争赔偿、贸易、投资等向东南亚实行经济渗透。同时还不断加强与美欧的经济交流。
③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经济实力增长，推行“多边自主外交”。当时，面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石油和美元危机的冲击，美国战略收缩及调整亚洲政策，日本田中内阁改变了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走“多边自主外交”路线。具体内容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借助中国，抗衡苏联，1972年9月，中日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8年8月签订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联系，如制定了“新中东政策”，多方开展对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与合作。
④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开始“政治大国外交”。1981年5月，铃木首相访美，关于“第三次远航”的谈话是个标志，紧接着1982年中曾根内阁公开举起“要做政治大国”的旗帜。此后，历届政府都把“政治大国”当作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日本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科技立国”代替原来的“贸易立国”；增强日元的国际货币职能；扩充军费，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防卫”；坚持“西方一员”的基本立场，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稳定、发展中日关系，继续与苏联对抗，同时不放弃对话。
⑤冷战结束后开始全力推进“积极进取”外交，加快向政治大国迈进，“政治大国外交”有新发展。主要表现在：提出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利用日美政治军事同盟与国际维和行动这两个框架实现军事大国化，加强军事力量，日本军队装备是亚洲最先进的，而军事开支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法律上制定国际和平合作法，积极突破向海外派兵的禁区，并且还与美国签订《防卫合作指针》，把“日本有事”改为“日本周边有事”，为日本今后介入地区争端埋下伏笔；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为争取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做准备；调整和改善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在发展中日关系的同时，防范中国的倾向在加强，日俄关系有所突破，双方达成暂时搁置北方领土问题，加强经济合作的协议，但进展缓慢。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既有许多有利因素，又有许多不利因素，根本问题在于它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能否正确处理大国关系，能否正确对待世界人民维护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能否正确对待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历史

❸ 二战之后，日本是怎样和美国化干戈为玉帛的

其实，美日两国在二战后的亲密关系，是两国共同的政治选择，对于日本而言，这种政治形态有利于日本国内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状态成功使日本归顺，发展了民主主义，带动了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加强了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控制。

但是，从社会学上来说这种外交形态，只是纯粹的相互利用。

战后两国的态度，也是日本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选择珍珠港作为日本清算后的访问地，在此地举行了追悼仪式，美国对此，并没有否认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对于日方的这个行为也表示了认可和理解。

除此之外，两国在二战后形成同盟关系的原因还有很多，

比如说，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国内经济状况的要求，日本大和民族传统的精神追求。

（2）二战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1952年4月，日本在二战后签订的条约废除，再次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由于《旧金山条约》，美国成为了日本最强大的同盟，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通过日美贸易，1954年战后美国的经济已经全面改善。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民间对于美国的态度已经非常亲密。并且美国在日本的安全问题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这一段时期，美国对于日本来说属于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对于日本二战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❹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http://hck188.blog.163.com/blog/static/244796220051030953180/这上面有全部的复制不完

本文从外交战略目标、多边外交战略和双边外交战略三个方面探讨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展望今后十年，日本为保障本国的安全与繁荣，将在与美国结盟的同时走向“普通国家”。这意味着，日本将在美国的引导下进一步军事大国化，走向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在于，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其战略目标，既取决于它的主观努力，也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态度。在全球性外交中，日本企图充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 但力不从心，在 90 年代前半期比较重视日美欧三极合作，此后比较重视联合国。亚太地区是日本力图有所作为的重点。日美安保体制和以东亚地区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合作是重中之重。亚太地区多边安排的作用增大，势将降低日本对美依赖程度。日本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建立双边自由贸易网为基础推行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与日美安保体制并不冲突。但是，日本如果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发展高水平的经济合作，就会产生与日美安保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从长远的观点看，日本一边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一边与东亚各国发展经济合作的战略具有不可持续性。这规定着，日本可能终将面临抉择：如果在军事上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就要在经济上与亚洲保持距离；如果在经济上加强与东亚各国的合作，就要在政治 - 军事上与美国保持距离。在双边层次，今后十年日本在战略上将相对稳定：一方面，日美同盟仍将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另一方面，日本对华战略将保持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外交战略目标

1 、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就任何国家而言，在生存中求安全、在发展中求繁荣都是最基本的国家目标。日本亦不例外。 2003 年 4 月，川口顺子外相写道：“日本外交的目标是确保国家利益，即主要确保日本及其国民的安全与繁荣。”

战后日本为确保安全，作出与美国结盟的选择。在美苏冷战时期，日美安保体制是日本确保安全的基本手段。日本因而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依靠美国的保护，同时发展本国的军事力量。冷战后时期，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生结构性变化：从双管齐下变为“三管齐下”

战后日本为确保繁荣，作出优先发展经济的选择。贸易立国是日本确保繁荣的基本手段。日本重点开拓美国市场，与美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贸易立国战略发生结构性变化，海外市场重心逐渐从美国移到东亚。 1985-1995 年，日本与美加墨的进出口总额从 1008 亿美元增至 2052 亿美元，增长 203.6% ，同期日本与东亚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从 743 亿美元增至 3009 亿美元，增长 405% 。在 21 世纪前一二十年，日本面向亚洲的倾向将继续增强，从而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据估计， 2020 年日本对东盟的进出口总额可能比 1997 年增加 406.52 亿美元。 21 世纪的日本在亚洲与美国之间的选择相辅相成。换言之，日本与美国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并不妨碍它与东亚地区发展经济合作。在遥远的未来出现一个东亚经济圈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日本日益关注亚洲，有保障国家安全与繁荣的双重考虑。 21 世纪的日本以东亚为重心构筑轮幅型的双边自由贸易网，是凭借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优势和经济实力，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谋取利益。日本从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企图分三步（先与东盟、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然后与中国大陆地区、再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轮幅型自由贸易网，有谋求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权之嫌。 2002 年 11 月 28 日的《 21 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建议：“日本作为东亚的一员，应走的道路在于，加快渐渐萌芽的东亚一体化动向，担任其先锋，走向共同前进的共同体的核心国。” 鉴于法国是欧盟的核心国，有理由认为，在建立东亚经济圈的努力中，日本谋求取得类乎法国在欧洲的那种中心地位。

2 、走向“普通国家”

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论系相对于“特殊国家”论而言，是一种谋求改变日本的国家性质的战略思想。从内涵看，“普通国家”论谋求以普遍性取代特殊性，主张把在军事上自我约束的日本变成与别国毫无二致的日本。从外延看，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在广义上是个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其内容有二：内在的“普通国家”化是军事大国化；外在的“普通国家”化是行使集体自卫权。二十世纪 80 年代的“普通国家”论鼓吹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 90 年代以来的“普通国家”论主要谋求行使集体自卫权。这预示出， 21 世纪的日本可能分两步走向“普通国家”：先是行使集体自卫权；然后成为军事大国。

80 年代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鼓吹军事大国意义上的“普通国家”论。 1980 年，清水几太郎主张视日本为“普通国家”。在他看来，“建设一支与‘普通国家'日本相称的国军，不但与福利没有矛盾，反而是一切福利的保证”。 “普通国家”论者的主张遭到“特殊国家”论者的反对。在 80 年代，宫泽喜一是“特殊国家”论的代表人物。 90 年代以来日本的“普通国家”论者可分为两派：以新民族主义者为代表的一派要求大幅度改变日本的外交战略。石原慎太郎、江藤淳等人在日美同盟和亚洲之间更重视后者。小泽一郎则主张日本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以军事现实主义者为代表的另一派要求小幅度改变日本的外交战略，主张加强日美同盟，其代表人物是伊藤宪一、西原正、冈崎久彦等。在两派中，军事现实主义者居主流地位，主张日本一边与美国结盟，一边行使集体自卫权。

❺ 如何评价战后日本外交

战后的日本外交实际上是战败国的外交。也就是说作为战败国日本当时已经被剥夺了独立外交的主权，至今日本的外交都是由首席战胜国美国严格监控和指导的。日本外交因为战败而意外的走向了这样的历史途径，对于日本的国家雄心来说的确是重大的挫折，但是对日本的整体国运以及国民的切身利益而言却又是历史的万幸。

❻ 二战后，日本如何与美国化干戈为玉帛的

其实，美日两国在二战后的亲密关系，是两国共同的政治选择，对于日本而言，这种政治形态有利于日本国内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状态成功使日本归顺，发展了民主主义，带动了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加强了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控制。

但是，从社会学上来说这种外交形态，只是纯粹的相互利用。

战后两国的态度，也是日本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选择珍珠港作为日本清算后的访问地，在此地举行了追悼仪式，美国对此，并没有否认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对于日方的这个行为也表示了认可和理解。

除此之外，两国在二战后形成同盟关系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说，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国内经济状况的要求，日本大和民族传统的精神追求。

日本和美国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对立和友好，在这段关系中，美国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在强大的美国面前，日本能做的只有服从。

而美国对日本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只不过出于他对苏联和中国的牵制。在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就迅速的调整了美元兑日元，使日本陷入了经济危机。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不能只用简单的友好，或者交恶来看待，这种政治关系可是会随着利益而变化。

❼ 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

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大体经过五个个阶段

一、战后初期日本没有外交权（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
1951年9月，签订片面和约，恢复了主权国家地位。此后，奉行“追随外交”。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实行“经济外交”
即在美国庇护下以经济力量为手段向外发展，达到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目的。经济外交的重点是东南亚。日本通过战争赔偿、贸易、投资等向东南亚实行经济渗透。同时还不断加强与美欧的经济交流。

三、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经济实力增长，推行 “多边自主外交”。
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借助中国，抗衡苏联

四、1981年5月，铃木首相访美关于“第三次远航” 的谈话标志着“政治大国外交”的开始
1982年中曾根内阁公开举起“要做政治大国”的旗帜。
此后，历届政府都把“政治大国”当作 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日本作了 一系列的努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 行“科技立国”代替原来的“贸易立 国”；增强日元的国际货币职能；扩充 军费，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防 卫”；坚持“西方一员”的基本立场；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稳定、发展 中日关系，继续与苏联对抗，同时不放 弃对话。

五、 冷战结束后开始全力推进“积极进取”外交
主要表现在：提出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 界新秩序；利用日美政治军事同盟与国际维和行 动这两个框架实现军事大国化，加强军事力量， 日本军队装备是亚洲最先进的，在法律上制定国 际和平合作法，积极突破向海外派兵的禁区，并 且还与美国签订《防卫合作指针》，把“日本有 事”改为“日本周边有事”，为日本今后介入地 区争端埋下伏笔；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为争取 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做准备；调整和改 善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在发展中日关系的同 时，防范中国的倾向在加强，日俄关系有所突破， 双方达成暂时搁置北方领土问题，加强经贸合作 的协议，但进展缓慢。

❽ 二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

二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开始前和冷战时期前半段，日本奉行基于经济中心的外交战略。

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奉行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的外交路线。

第三阶段日本奉行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从维护本国自身利益出发，对自己的外交战略也进行了定位，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对外战略目标，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等体现要求自主外交的新特点。

(8)战后日本外交怎么样扩展阅读：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战后日本70 年：轨迹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在议题为“战后日本70 年：外交轨迹与走向”的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员吕耀东概括分析了战后日本外交政策三个阶段的变化。

吕耀东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日本外交同样深受内政及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一书中所言：主导战后日本的主要基本路线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中心主义和传统的国家主义三条政治外交路线。

足见外交必然是日本国内政治需要的产物。本文认为，战后日本外交有着自身特有的发展路径和特征，经历了以经济外交，改变战败国形象，通过“亲美入亚”，力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论”的“大国化”政治诉求等三大发展阶段。

吕耀东将日本战后外交路线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开始前和冷战时期前半段，日本奉行基于经济中心的外交战略。从占领期的日本外交准备来看，盟军总司令部单独占领日本后，日本大致确立了日后依托于美国的庇护，回归国际社会，发展壮大国力的“重建日本”外交战略意图。

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外交战略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发挥。战后日本积极主动发展日美关系，得到美国的宽大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日方从日美基轴路线中得到的“外交便利”是显而易见的。

五六十年代日本奉行吉田主义的经济外交。基于二战的惨败经验，日本确定了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发展战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这就叫吉田主义。吉田路线不仅使日本经济在1952年恢复到战前水平，还在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而成为西方阵营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注重经济的同时，日本的“经济中心主义”不排斥加强国际交往的外交互动。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加入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愿望，还必须获得作为常任理事国的苏联的最终同意。为了减少吉田内阁时期对美—边到政策给日本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鸠山一郎内阁于1956年实现了日苏邦交，并顺利加入联合国。

日本外务省于1957年首次发布《外交蓝皮书》，其中确认了“外交三原则”，即：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经济大国地位确立，日本外交路线变成加强自主外交，力求参与主导亚洲事务。

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进入了自主外交的探索时期，基本特点是追求自主性和外交渠道多元化。具体表现在加强自主外交以取得战略主动及扩大国际社会发言权，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提出福田主义，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外交成为缓解本国能源危机的重要手段，经济问题成为事关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政治问题。

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奉行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的外交路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确立起作为“国际国家”的政治大国理念，力求在新的国际秩序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希望成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国家，经济优先的观念转变为经济政治并重。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外交已在全球铺开，重点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把自己提升到日美欧三极中的一极，寻求欧洲对日本大国化战略的支持。

冷战后的日本的国家发展理念分为两个立场，一是继续走经济中心路线的立场，二是重视日美同盟关系，参与国际事务，走政治大国道路。

1995年8月15日，“村山谈话”承认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并道歉，尚属坚持和平主义的范畴，但是这种官方立场最后还是发生了不能信守承诺的反复，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倾向于政治大国的“正常国家论”一类理念的出现，对日本的整体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阶段日本奉行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从维护本国自身利益出发，对自己的外交战略也进行了定位，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对外战略目标。

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等体现要求自主外交的新特点。强调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